第六章 儿童的成长：防止自卑情结如果一个儿童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走路，只要他学会了正常行走，那么，他就不至于形成影响他后来生活的自卑情结。不过，我们知道，一个心理发展本来很正常的儿童总是会受到行动不便的强烈影响。他认为自己处境不幸，甚至可能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并进而影响他将来的行动，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身体功能的先前缺陷早已消失。许多得过佝偻病的儿童，即使在痊愈之后，我们仍然会看到这个疾病留下的痕迹：罗圈腿或笨拙，支气管炎，头部畸形，脊骨弯曲，膝盖肿大，关节无力，体态不良，等等。这些儿童在患病期间形成的失败感和由这种失败感而产生的悲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在病愈之后，仍然继续保持了下来。看到小伙伴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轻松和熟练，这些儿童会感到一种压抑的自卑感。他们低估自己，要么对自己丧失信心，很少努力以获得进步；要么不顾身体上的缺陷，绝望地追赶那些比他们更为幸运的伙伴。显然，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力来正确判断自己的处境。

儿童的发展既不是天赋决定的，也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的；儿童自己对外在现实以及他与外在现实的关系的看法才决定了儿童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儿童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和能力并不占主导地位，同样，我们从成人的角度对儿童的评价和看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儿童的视角来看待他的处境，以他的错误判断来理解他们。我们不要期望儿童行为不会出错，不要期望他们会按照成人健康的理智而行动，而是要认识到，儿童在理解自身的处境时会犯错误。的确，我们应该记住，如果儿童不犯错误，儿童教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儿童的错误是天生注定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教育他，或改善他。如果我们相信儿童性格是天生的，我们就不能够、也不应该做教育儿童的工作。

常言道，健康的灵魂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这也未必尽是如此。健康的灵魂也可以寓于有缺陷的身体之中，只要这个儿童能够克服身体的缺陷，勇敢地面对生活。另一方面，健康的身体也会拥有不健康的灵魂，如果这个儿童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事件，并由此对自己的能力产生错误理解的话。任何一个挫败，都会促使他认为自己无能。这是因为他对困难特别敏感，并把任何障碍都视为他缺乏力量和毅力的证明。

有些儿童除了运动障碍外，还有语言障碍。儿童学习说话和走路经常同时进行。不过，说话能力和行走能力之间毫无联系；它们取决于儿童的教育和家庭环境。有些儿童本来不应该出现说话困难，可是，由于家庭忽视了帮助他们，他们便出现了说话障碍。毫无疑问，那些既不耳聋、说话器官也没有缺陷的儿童，到一定的年龄就能学会说话。可是，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视觉极为发达的情况下，儿童说话会延迟。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父母过分宠爱孩子，总是在孩子开口之前，代替他们说出一切，这样也会阻碍孩子表达自我的尝试。这样的孩子需要很长时间才学会说话，我们曾经甚至以为他们耳聋。这种孩子一旦学会说话，他们就乐于说话，并经常会成为能言善辩者，甚至演说家。作曲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直到4岁还不会说，到8岁时，也只能说极少量的话。她是一个古怪、特别内向的孩子，她喜欢呆在厨房消磨时光。我们可以推断出，没有人关注她。她的父亲认为，“奇怪的是，这一如此明显的精神上的不协调，却是她那异常和谐的一生的开始。”克拉拉•舒曼的情况就是一个过度补偿的例子。 第六章 儿童的成长：防止自卑情结如果一个儿童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走路，只要他学会了正常行走，那么，他就不至于形成影响他后来生活的自卑情结。不过，我们知道，一个心理发展本来很正常的儿童总是会受到行动不便的强烈影响。他认为自己处境不幸，甚至可能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并进而影响他将来的行动，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身体功能的先前缺陷早已消失。许多得过佝偻病的儿童，即使在痊愈之后，我们仍然会看到这个疾病留下的痕迹：罗圈腿或笨拙，支气管炎，头部畸形，脊骨弯曲，膝盖肿大，关节无力，体态不良，等等。这些儿童在患病期间形成的失败感和由这种失败感而产生的悲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在病愈之后，仍然继续保持了下来。看到小伙伴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轻松和熟练，这些儿童会感到一种压抑的自卑感。他们低估自己，要么对自己丧失信心，很少努力以获得进步；要么不顾身体上的缺陷，绝望地追赶那些比他们更为幸运的伙伴。显然，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力来正确判断自己的处境。

儿童的发展既不是天赋决定的，也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的；儿童自己对外在现实以及他与外在现实的关系的看法才决定了儿童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儿童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和能力并不占主导地位，同样，我们从成人的角度对儿童的评价和看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儿童的视角来看待他的处境，以他的错误判断来理解他们。我们不要期望儿童行为不会出错，不要期望他们会按照成人健康的理智而行动，而是要认识到，儿童在理解自身的处境时会犯错误。的确，我们应该记住，如果儿童不犯错误，儿童教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儿童的错误是天生注定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教育他，或改善他。如果我们相信儿童性格是天生的，我们就不能够、也不应该做教育儿童的工作。

常言道，健康的灵魂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这也未必尽是如此。健康的灵魂也可以寓于有缺陷的身体之中，只要这个儿童能够克服身体的缺陷，勇敢地面对生活。另一方面，健康的身体也会拥有不健康的灵魂，如果这个儿童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事件，并由此对自己的能力产生错误理解的话。任何一个挫败，都会促使他认为自己无能。这是因为他对困难特别敏感，并把任何障碍都视为他缺乏力量和毅力的证明。

有些儿童除了运动障碍外，还有语言障碍。儿童学习说话和走路经常同时进行。不过，说话能力和行走能力之间毫无联系；它们取决于儿童的教育和家庭环境。有些儿童本来不应该出现说话困难，可是，由于家庭忽视了帮助他们，他们便出现了说话障碍。毫无疑问，那些既不耳聋、说话器官也没有缺陷的儿童，到一定的年龄就能学会说话。可是，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视觉极为发达的情况下，儿童说话会延迟。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父母过分宠爱孩子，总是在孩子开口之前，代替他们说出一切，这样也会阻碍孩子表达自我的尝试。这样的孩子需要很长时间才学会说话，我们曾经甚至以为他们耳聋。这种孩子一旦学会说话，他们就乐于说话，并经常会成为能言善辩者，甚至演说家。作曲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直到4岁还不会说，到8岁时，也只能说极少量的话。她是一个古怪、特别内向的孩子，她喜欢呆在厨房消磨时光。我们可以推断出，没有人关注她。她的父亲认为，“奇怪的是，这一如此明显的精神上的不协调，却是她那异常和谐的一生的开始。”克拉拉•舒曼的情况就是一个过度补偿的例子。

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聋哑儿童应该获得特别的训练和教育，因为事实越来越证明，耳聋的例子并不多。不管他的听觉存在多大的缺陷，他都应该得到较大可能的治疗和促进。罗斯托克的大卫•卡茨教授就曾证明，他如何成功地把那些被认为是缺乏音乐听觉的人，引向了能够欣赏音乐和声音之美的道路。

通常，有些孩子的绝大多数功课都很好，但却在某一科目上比如数学遭遇到了挫折。这甚至令人怀疑他们有点智障。那些算术不好的儿童很可能曾经被某一主题唬住了，便不再在这方面下工夫，从而丧失了信心。有些家庭，特别是少数艺术家家庭，常常以不懂计算为荣。另外，还有这样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即男孩比女孩更擅长数学。我们会发现，妇女中也有很多的数学家和统计学专家。女学生们经常听到“男孩比女孩更精于计算”，她们自然就会对算术和数学丧失信心。

我们把一个孩子是否会运用数学视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数学是少数几个给人以安全感的学科之一。数学是一种把我们周围混乱的世界用数字稳定下来的思想操作。具有强烈不安全感的人通常都拙于计算。

其他的学科也是这样。写作就是把只有内在意识才能知道的声音话语固定在纸上，从而给予写作者一种安全感。画家就是用线条和色彩把流逝的光学印象挽留下来。体操和舞蹈表示达到了一种身体安全感，而且由于这种对身体有把握的控制，也多少给精神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也许这就是很多教育者热心体操的原因吧。

儿童在学习游泳方面有困难，这是自卑感的一个明显表现。如果一个儿童轻松地学会了游泳，那么，这也是他克服其他困难的一个好兆头。相反，一个学习游泳有困难的儿童会表现出对自己和他的游泳教师丧失信心。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先前学习游泳困难的儿童，却成为一名游泳健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儿童对当初的困难过于敏感，耿耿于怀，一旦学会了游泳，便受此激励，追求游泳方面的完善目标，于是常常会成为游泳高手。

了解儿童是只对一个人亲密还是和多个人联系紧密，这很重要。孩子通常和他母亲的关系最为亲密，否则，他会和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建立这种联系。这种能力每个儿童都有，除非他是弱智或白痴。如果一个儿童由他母亲养育长大，却依恋家里的另一个成员，那么，寻找其中的原因就很重要。显然，任何儿童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注意力投向母亲一个人，因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儿童的兴趣和信任扩展到他的同伴那里。祖父母在儿童的成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常常会溺爱儿童。因为老人通常都担心自己不再有用，便产生了过于强烈的自卑感，要么过于吹毛求疵，要么心软和善。他们为了使自己在儿童眼里重要，从不拒绝他们的任何要求。那些经常在祖父母家中受到溺爱的儿童便不再想回家，因为家里的纪律和约束要更多一些。回家之后，这些孩子会抱怨家里不如祖父母家舒畅。我们这里提到祖父母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是为了提醒那些研究某一特定儿童的生活风格的教育者，不要忽视这一重要事实。

第十四章 对父母的教育前面已经多次指出，这本书是为家长和教师而作。他们会从书中对儿童心理生活的新的洞见中获益。在上章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太多关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是在父母帮助下还是在教师支持下进行的，只要孩子能获得正确的教育。这里的教育当然是指学校课程之外的教育，即不是指学科教学，而是指最为重要的人格发展。当今，虽然父母和教师都对教育工作有所贡献，父母纠正学校教育的不足，教师则矫治家庭教育的缺陷，但在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大城市孩子的教育责任主要是由教师承担。父母对新的观念没有教师敏感，因为教师的职业兴趣就是孩子的教育。个体心理学把孩子为明天作好准备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学校和教师的改变上，尽管家长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必然会与家长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教师纠正性的教育工作就是以家长教育的某种失败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教师的教育就是对家长的指控，而且家长大多也这样认为。教师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与家长的关系呢？

下面就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种探讨当然是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因为教师需要把与家长打交道视为一种心理问题。如果家长看到这种探讨，请不要生气，这里没有冒犯的意思，这种探讨只适用那些不够明智的家长，这种家长已经形成了一种教师不得不面对的大众现象。

许多教师认为，和问题儿童的父母打交道要比与问题儿童本人打交道更加困难。这种事实表明，教师需要运用一定的策略来和这些家长打交道。教师必须有这样一个概念，即家长并不需要为其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毛病负责。毕竟，他们不是富有技巧的专业教育者，通常也只有按照传统来指导和管理孩子。当他们因为自己孩子的问题而被召唤到学校时，他们常感到像是被指控的罪犯。这种情绪也反映他们心里的内疚，因而需要教师富有策略地对待它。教师应该尽力把家长的这种情绪转变为友好、坦率，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者，使他们理解自己的善意。

我们绝不应该责备家长，即使这样做有充足理由。如果我们能和父母达成一种协议，改变他们的态度，使他们能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行事，那么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成就。直接指出他们过去行为中的错误，这于事无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使他们采取新的方法。居高临下地告诉他这儿做错了，那儿也做错了，只会冒犯他们，使他们不愿意和我们合作。通常，孩子变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家长通常也会认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中忽视了什么，但千万不要让他们感到我们也这样认为；我们绝不应该而教条地和他们谈话。即使是向他们提建议，也不应该用的口吻，而是尝试用“可能”、“也许”或“你也许可以这样尝试一下”，等等。即使我们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儿、如何纠正，我们也不要贸然提出，让他们觉得我们似乎是在强迫他们。这并不是说每个教师都懂这些策略，也不是说它们一下子就可以掌握的。有趣的是，富兰克林曾在自己的自传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

一个公谊会教派的朋友曾好心地告诉我，我被普遍认为是为人骄傲，这种骄傲经常表现在谈话之中，表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仅满足于自己正确，而且还有点咄咄逼人和飞扬跋扈。他还举出数例来证明我的骄傲。于是，我决定尽力改正这种毛病或愚蠢品性，当然我的毛病并不止这一个。于是，我便在自己的道德清单上加上了谦卑一条，我指的是广义上的谦卑。

我不敢吹嘘自己真的已经具有了谦卑的美德，但我已经有了谦卑的样子。我给自己定下规矩，绝不直接对抗别人的观点，也绝不直接肯定自己的看法。我们甚至逼迫自己认可我们圈子的古老信条，在表达一个确定的观点时避免使用“肯定”、“当然”、“我认可”或“毫无疑问”等字眼，而是要使用“我认为”、“我的理解是”、“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或“目前在我看来”。当有人提出一个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时，我不是直接与他对抗，避免当场指出他观点中的荒谬之处，而是回答说“他的观点在有些情况下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我看来，目前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等等。我很快就发现我这种变化的益处。我和他人的对话更加愉快了。我以这种谦卑方式提出的观点，也更容易让别人接受，反对的意见也少了；即使自己错了，也不会太过羞愧；如果自己碰巧正确，我也更容易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而站到我这一边。

我刚开始采取这种谦卑的为人方式时，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自然倾向。不过，习惯成自然。或许这也是为什么50年来无人听到我说一句教条式的话语的原因。我早年提议建立新制度或改造旧制度时，曾对民众产生重大影响；后来我成为议员时，也曾对议会产生很大影响，均受益于这种谦卑习惯(当然我更得益于我的正直)。实际上，我是一个拙劣演说者，更不擅长雄辩，我在遣词造句时，也颇感犹豫，表达也不是很。不过，我的观点一般还是得到了认同。

实际上，骄傲是人的自然情感中最难制服的。尽管我们掩盖它，和它搏斗，打倒它，阻止它，克制它，它却总是不肯灭亡，并随时会抬头露面，发荣滋长；我们会在历史中经常看到它。甚至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克服了骄傲，我们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现在的谦卑而骄傲。

当然，这些话并不适合所有的生活情境。我们既不能作此期望，也不能作此要求。不过，富兰克林的话还是向我们表明，这种咄咄逼人、力图致人于死地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是多么的无效。生活中没有适合所有情境的基本规律。每个规则一旦超出自身的限度，就会突然无效。确实，生活中有些情境是需要措辞激烈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教师和已经体会到羞辱，并将因为自己的问题孩子而进一步感受羞辱的忧心忡忡的家长之间的情况，如果我们考虑到没有家长的合作我们将什么也办不到，那么，显然为了帮助这个孩子，我们必然要采取富兰克林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去证明谁正确或显示自己的优越，就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出一个帮助孩子的有效方法，当然，这会遇到很多困难。许多父母听不进任何建议。他们会感到吃惊、愤怒、不耐烦，甚至会表现出敌意，因为教师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置于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境地。这种家长有时会无视自己孩子的毛病，闭眼现实。但他们现在却要被迫睁开自己的眼睛。自然，整个情形并不令人愉快，因此，可以想象，当教师仓促或太过急切地和家长谈论孩子的问题时，他们自然没有可能赢得家长的支持。许多家长走的更远。他们对教师大发脾气，显示出一副不容接近的样子。这时，好向家长表明，教师的教育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协助；好使他们情绪安静，能够友好地与教师谈话。我们不要忘记，家长太受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方法所局限，自然很难一下子解脱出来。

例如，如果一个家长已经习惯了用严厉的言词和表情来摧毁孩子的自信，那么，他自然很难在10年之后突然改换成一种友好、仁爱的态度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位父亲突然改换了一种态度，他的孩子开始也并不认为这种变化是真实的和真诚的。他会认为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他要很长时间才会相信父亲的这种态度转变。这种情况对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有一位中学校长曾不断地指责和批评自己的儿子，几乎使他濒于崩溃。这位校长在和我们的谈话中也意识到这点；他回家以后，对自己的孩子了一通刻薄的教育演说。不过，由于孩子太懒散，他又丧失了耐心，发起火来。一旦孩子做出父亲不喜欢的举动，父亲就会对他发火，并尖刻地加以批评。如果对一个自认为是教育者的校长都尚且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对于那些从小就浸染在应该用皮鞭去惩罚孩子所犯的每个错误的教条中的普通家长，不难想象其改变之难了。和孩子家长谈话时，教师应该运用一切圆滑和富有技巧的手段和辞令。

我们不要忘记，伴随皮鞭的儿童教育在底层社会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来自这些阶层的孩子在学校接受矫治谈话之后，还有家长的皮鞭在家里等他。一想到我们的教育努力经常因家长的皮鞭而付之东流时，我们就会感到悲哀。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经常要为自己的同一个错误受到两次惩罚，而我们认为，一次就足够了。

我们知道，这种双重惩罚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假如一个孩子必须把自己不佳的成绩单带回给父母，他就会担心被鞭打，害怕把成绩单给父母看，同时也担心学校的惩罚，于是，便逃学或伪造父母签字。我们可不要轻视或小看这些事情。我们要联系他的环境来考虑孩子的问题。我们要自问：如果我们一意孤行，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对孩子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我们能确信我们的所为会对孩子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吗？孩子能承受加之于其上的负担吗？他能够富有建设性地学习到什么吗？

我们知道，孩子和成人对困难的反应差异巨大。对孩子进行再教育，我们要认真、谨慎，在我们重塑他们的生活模式之前，我们要理性地探讨其可能的结果。只有那些对孩子的教育和再教育进行过深思熟虑和客观判断的人，才能更为明确地把握自己教育努力的效果。实践和勇气是教育工作的基本要素，就像另一不可动摇的信念也是其基本要素一样，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总能找到挽救儿童的办法。首先，我们要遵循一个古老而很有见地的法则，即越早越好。那些习惯把人视为一个整体，并把它的毛病视为其整体的一个部分的人，将比那些习惯根据机械的、僵死的模式来对待孩子的毛病的人，更能理解和认识孩子，例如，后者在孩子没有做家庭作业的时候，总是会立即给家长写信予以告知。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对儿童的教育不断有新观念、新方法和新理解的时代。科学正在破除陈旧的教育习俗和传统。这些新知识把教师的责任置于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更加理解儿童的问题，赋予他们更多的能力去帮助孩子。重要的是要记住，单个的行为如果脱离了整体的人格就没有意义，我们只有联系整个人格，才能对它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