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六百年

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最早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接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如今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此后称为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在中国最为辉煌的“盛世”。这期间，昆曲北上，逐渐取代了北曲，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陆庭《昆剧演出史稿》说，“明神宗万历一朝五十年中”(1573-1620)，苏州、南京和扬州是昆曲的三个中心。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明中叶，扬州便流行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而魏良辅改造后的昆山腔逐渐显示它的婉转流丽，加之梁辰鱼的《浣纱记》横空出世，昆山腔成为主流已成定势。扬州的文人“一见钟情”，无论得势或者失意，往往在昆曲中浸淫。

昆曲的流传，必定要和本土文化融合。昆曲到了温州，就“吃野草”，成为“草昆”；到郴州到四川，就“吃辣椒”，成为湘昆、川昆；到北京，“吼西北风”，成为北昆……昆曲(所谓“大曲”)到扬州，就和扬州的民歌小调(所谓“小唱”)结合，汲取营养，成为“扬昆”。至今活跃在昆曲中的扬州白，便是一个明显的见证。

明亡清始，饱受屠城之祸的扬州，因据南北水运要冲，经济命脉的独特优势使之迅速恢复元气，盐商巨贾渐次聚集扬州。他们附庸风雅，一掷千金，或者高薪聘请曲师教唱，以显其地位尊贵，或者蓄养家班，其阵容之强大，几乎囊括所有的大腕明星。

盐商的兴起和文人的喜好，使得昆曲在扬州迅速发展。扬州所辖泰州、高邮，也出现了许多昆曲家班。家班首推俞锦泉家女昆部，“粉白黛绿不知数”，“俞君声伎甲江南！”“千秋风雅”，“彻夜娇歌”(冒襄语)。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而且“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

文人士大夫和盐商的推崇，使得民间的昆曲清唱成为“时尚”。天启、崇祯年间，扬州妓女和“秦淮八艳”差不多，也以习唱昆曲为身价，市民们亦以歌曲为荣耀，还在关帝庙、熙春台“斗曲”，其情其景，和苏州虎丘曲会类似。

扬州的昆曲，在郑板桥《扬州》一诗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还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后期重要人物达观和尚与汤显祖心有灵犀，汤翁的佛号“寸虚”就是达观所赐。《玉茗堂集》中有两首诗留下汤翁在泰州的足迹。

孔尚任和泰州更是难分难解，《桃花扇》之修改、首演与完善，都在泰州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印证陆庭关于扬州为全国昆曲三个“中心”之一的说法。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场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可见，时人对昆曲的追捧，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要疯狂！

明万历年间温州人姜准所著《歧海琐谈》说：“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勿为少辍。如府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

清人劳大与《瓯江逸记》说：“温州向多倡家……其俗好演戏。或于街市，或于寺庙庵观，妇女如云，搭台纵观，终日不倦。”

明万历初，有吴县人朱裳到郴州游幕，连他家的“苍头”都会唱昆曲，冬天下雪，他约了同僚好友，在离郴州不远的万花岩山洞口大唱昆曲。

湖南人在外地做官，也把昆曲带回家。清同治年间，陈士杰任江苏按察使回乡，多次邀请江浙昆曲艺人到桂阳演戏。

在桂阳八个民间宗祠戏台题壁上，发现上演的剧目就有一百四十六个，其中不同剧目一百一十九个！1974年，临武县香花公社甘溪坪大队的草台上，发现有用化妆粉写的“宣统二年，胜昆文秀班在此连演十六天”的记载。甘溪坪是个只有一百多户的村庄，昆曲戏班能演十六天，可见昆曲深入民众的程度。

乾隆二十一年(1756)8月17日，山西各地秀才到太原省试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曲子大会”，与会者“几五百人”。在比较偏远的省份，众多秀才汇聚一起唱曲，可见昆曲的影响范围之广。

“东”风西渐，俗登庙堂。一时间，皇帝老儿也都上了瘾，康熙对做昆笛用的竹子都亲自过问，可见其喜欢、重视到了何等地步！康熙五下江南，两次有昆曲供奉，直至迷到“岂可一日少闲”？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十大寿，皇太后六十岁、八十岁生日庆典，都调集大批南方伶人进京演出，其规模其声势，可谓空前绝后。乾隆六下江南，初次巡幸，“因喜昆曲，回銮日，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在景山内垣的住处有一百多间，人称“苏州巷”，足见皇帝喜好之极，皇家梨园之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公贵族、豪门内府、文人雅士，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皆以欣赏昆曲为荣。

随之，一大批职业昆班如雨后春笋出现，苏州一带就有数千“专业”演员！他们大多在专业的戏班，也有在“家班”，多靠演出昆曲为业。这样的戏班、家班，北京、天津、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直至湖南、广西、山西……星罗棋布。演出多，“明星”多，捧场的、追星的不计其数，大画家大书法家文徵明，可以一个月不洗脚不沐浴，却对昆曲痴迷，往往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是个典型的“昆虫”！

来自歌剧之乡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不仅惊叹于中国的经济殷实富裕，而且亲身感受了昆曲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地位。他写道：“这个民族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正是在这样丰厚的土壤中，产生了一大批戏剧作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昆曲剧本。沈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无疑，昆曲辉煌的二百年间，最为杰出的人物是汤显祖。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与关汉卿、王实甫等巨擘相比肩的伟大剧作家，而从文学、美学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说，则与同时期的莎士比亚遥相对应，堪称东西方的双璧。

汤显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成百上千的剧作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他是千万昆曲迷所呼唤出来的大作家，也是中国封建体制下逼酿出来的愤世嫉俗追求爱情自由和精神释放的叛逆英雄。

昆曲最为兴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仅在苏州就有大小四十七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演出。“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句昆曲唱段)。昆曲的盛行，已经到了不分朝代不分民族不分贵贱的地步。《红楼梦》里有多次演剧活动的描写，绝大多数是昆曲。特别是康熙年间，《长生殿》和《桃花扇》的演出，京城朝野和富商云集的扬州争相观看，其轰动性的效应，绝不亚于当今任何一次明星大腕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