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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论文:依法行政论文-浅谈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中央确立的跨世纪治国方略。如果说依法行政是实施这一方略的核心，那么依法行政的关健是依程序法办事。人们一般认为，法律活动的程序性是指立法和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而行政活动程序性是被排斥在外的。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行政程序已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行政程序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如何？如何通过健全行政程序的途径来严格依法行政？本文试对此作粗浅的探讨。

一、重实体轻程序是当前影响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因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成绩斐然，但它相对于我国经济、民事和刑事等方面的法制建设仍比较落后。这种落后最重要的表现就是：

（1）立法上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后程序轻事前、事中程序。我国行政立法多只注重解决行政前的实体问题，如行政机关的权限、职责，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条件、标准等；而忽视对相应程序上的规范，如对行政的方式、步骤、时限，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等，在有关立法中很少规定。在现有行政程序规范中，多只是涉及监督和救济，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而很少规定事前、事中的程序，如行政公开、事前听取相对人意见、向相对人说明理由、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举行听证等。

（2）程序概念意识淡薄。不少人认为依法行政只是依照实体法办事，甚至片面认为行政执法只是依照法定职权，对法定程序无关紧要；违反法定职权才是违法，违反法定程序不算违法。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依法行政，阻碍国家法治进程。

——造成有法难依，有法不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制定了不少法律。可以说，一个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我国的法律执行得不是很好，人民群众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反映强烈，不依法行政的现象普遍存在。其原因之一就是不重视行政程序法，可操作性差。以至有法难依，有法不依，法律虚置。

——有碍公民行使正当权利。依法行政不仅是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也是对公民的要求。由于行政程序的不健全，法律上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实体权利，但难以实现。而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没有很好履行。然而程序规范的不完善使得公民在行使权利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对行政机关答复时间没明确规定，使公民不知何时实现其权利；对办理条件不作界定，使公民不知怎样实现其权利。由此可见，公民只有在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权利才是的，才能更好依法行政。

——影响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难以实现法律正义。依法行政是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表现，由于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是管理者，相对一方是被管理者，行政机关这种法定地位具有我命令你服从的特权性质。在这种强弱不平衡的情况下，保护的重点只能是公民个人，这是正义观念的起码要求。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行政程序（其作用就是控制和约束强大的行政权），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监控，因此对行政行为还算不上真正有效监督，各种不依法行政、滥用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法律正义的实现。例如，对各种“三乱”现象，从中央到地方虽然一再进行专项治理，但还没有得到有效根治，其原因之一是程序监督不够力度，再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虽然是我国较为完善的行政程序法，但它多只注重保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对权力制约、防止行政权滥用和保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却有所忽视。如为保持处罚裁决和处罚执行的效率，规定了一系列有关的程序，包括规定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当场处罚等，然而另一方面该法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进行行政处罚行使调查权、取证权、裁决权、强制执权等都没有规定相应完善的制约程序，如调查权与裁决权分离、调查取证应出示相应的证件等。由此而经常出现公安人员滥用职权、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

二、依法行政的关键是依法定程序办事

法治的基本原则主要就是程序规则，法治的关键是程序问题，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程序办事。在当代要特别强调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按照预设的程序规则行为。

1、健全行政程序是落实依法行政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包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两大部分。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制定了不少法律，无法可依的局面大为改观，当务之急是在加强立法的同时，要花大力气使已有的法律得到实施、遵守，即做到依法行政。如何寻找这一途径？健全行政程序是必然选择。因为：其一，实体不能取代程序。行政程序，是由行政行为的方式和步骤；按一定时限和顺序构成的行为过程，它包括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空间，指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和形式；时间，指行政行为各步骤的时间及其相互间的顺序。如果没有程序，实体规定就等于零，是写在纸上的无法操作的空规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程序也就没有实体，正如没有形式也就没有内容一样。我们所颁布的大量的实体法，要使之得到落实，就必须健全程序尤其是行政程序。因为我国有80％以上的法律由行政机关来执行，建立健全行政程序尤其重要。其二、对法律价值的评价，不能仅从实体内容本身去评判，而更应从程序方面去判断。法律的价值只有在实施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评价。其三、一切实体上的弊端都必须最终在程序上得到解决。例如，法律赋予税务官员一定的减免税实体权力，是必

要的，但它又可能给税务官员带来贪污受贿等弊端。要克服这些弊端不能靠削减其实体权力来解决，而必须要运用程序上的规范来解决，例如公开减免税条件，监督审批环节等。由此可说，行政程序法是一部行政操作法，程序的完成过程就是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过程。

2、健全行政程序是提高行政水平的关键。在行政管理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这对矛盾中，行政机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能否依法行政是主要的。如何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是现代管理的根本要求。行政程序是科学管理的方式和步骤的法制化，是科学性与法律性的统一。设置合理、科学的程序，将大大提高行政效率，保障行政行为的公正和正确。当然，行政程序法只是行政行为重要的法律，并不是要求所有行政程序都由法律规定。非普遍性行政行为可由一定范围适用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而且行政程序具有明显的条件导向性，即当具备一定条件时，依行政程序势必会得出一定的结论。因此，行政权力如果依严格的要件进行，一般应视为合理的，这样不仅使行政决定具有合法性、相对稳定性，而且强化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的服从感、认同感，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3、行政程序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由于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复杂、多变的，法律规定总是有限的，不能包涵、括尽一切，因而法律为行政机关赋予羁束裁量权的同时，也赋予自由裁量权，使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针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包括行政滥用职权的有效监控，便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这需要立足于制订科学的行政程序。行政程序一旦成为法律规范，就与法律的实体权利义务一样，形成程序权利义务，从而对行政行为起到监督制约作用。这种作用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防止滥用权力。行政职权具有法定性和有限性的特点，程序规范则是维护这一特点的有力武器。每一种程序是对权力范围、权力行使方法、行使对象的界定，超出该范围或不按规定行使权力即属违法。例如，《身份证条例》规定公安人员在检查居民身份证时，必须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这是表明身份的程序。由于这一法律规定，被检查身份证的公民就取得了程序权利，有权要求公安人员出示工作证件；公安人员承担了程序义务，必须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如果公安人员侵犯公民的程序权利，同样是违法行为。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对此提起诉讼，程序违法是构成具体行政为被撤销的理由，从而对公安人员依法行使权力实行有效监督。二是防止行政机关失职。行政机关在享有某一职权的同时，就承担了合法行使职权的义务即职责，行政机关不能放弃职权，否则就是失职。通过制订行政程序，可使行政机关受到严格的监督，不致于失职。例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公民申请许可证或执照的行为必须在一个月内答复，公民就有权力要求该行政机关在一个月内答复的程序权利，该机关就承担了一个月答复的程序义务。如果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擅自放弃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时，上级行政机关或权力机关将追究其失职的责任；公民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健全行政程序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行政程序一方面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规则，行政权力尤其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被限定按事先设计好的公正合理程序进行，起到防止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行政程序又为公民提供了程序权利。一般来说，行政程序对行政机关来说是义务性的，而对行政相对人来说则是权利性的。例如听证程序就是使当事人拥有听证权，可以申辩和质证，并有得到通知权、申请回避权、委托人权等。行政相对人通过这些程序权利来保障实体权利，从而保持了行政与相对人权利的大体平衡，公民更好依法办事。

三、健全行政程序制度，落实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重在程序办事，因此落实依法行政必须树立重视行政的民主程序意识，尤其是行政人员要带头遵守行政程序，国家要加强行政程序立法，各级行政机关要重视程序制度建设，要根据行政事项的性质、内容设定一系列具体、适当的程序制度，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当前应看重健全和执行以下行政程序制度：

1、职能分离制度。为了加强权力制约，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滥用权力、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必须将行政机关内部的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于不同的机关或不同的工作人员掌握和行使。例如我国《行政法》就规定了两种职能分离制度：一是办案与决定处罚相分离；二是罚款决定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关相分离。由于罚款这一行政处罚具有特殊性，极易导致各种形式的腐败，因此该法规定，除个别情形外，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交纳罚款。同时罚款必须全部上交国库，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私分和截留。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这一领域内的腐败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行政决定的公正、。

2、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离制度。设定行政程序不仅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要提高行政效率，即行政程序的严格程度取决于行政行为影响到的相对人的权益和行政程序本身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要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规定严格程序不同的行政程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对一些影响当事人利益较少的行政行为可设定简易程序，以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应付庞大复杂的行政管理。当然简易程序下转第32页　上接第47页　简便，可以当场作出决定，但执法者也必须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决定书。

而正式严格的行政程序一般手续繁琐、费用较高，国家所付出的较当事人受到保护的利益更大。因此对影响当事人利益较大的行政行为才应设定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应有严格的调查、质证、抗辩、决定、送达等规定。普遍程序与简易程序要相互分离，按不同条件分别适用。

3、说明理由制度。说明理由是指行政机关作出涉及相对人权益的决定、裁决、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权益不利影响的/！/决定、裁决，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根据（法律、法规根据或政策根据）和理由（事实证据和有关分析说明等）。说明理由不仅是政治文明的要求，而且有利于相对人更好地理解相应的行政行为，从而使相对人更好地理解相应的行政行为，从而减少行政机关执行公务的困难和阻力，以提高行政效率，保障法律和政策的顺利实施，落实依法行政。

4、不单方接触制度。行政机关某一行政事项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人作出行政决定或行政裁决，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包括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在家接待一方当事人的求见等）和听取其陈述，接收其证据。不单方接触也包括行政处罚裁决机构就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不能在被处罚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行政机构或工作人员私下商量，交换意见和讨论处罚内容。

5、听证制度。听证就是当面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申述、建议，接

收其提供的证据和有关材料，并根据需要组织当事人辩论、质证，行政机关在充分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和权衡各种意见后再作出行政决定。

6、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制度之一，它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行政决策、行政决定以及行政机关据以作出相应决定的有关材料、行政统计资料、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制度、办事程序及手续等。所有这些资料，凡事涉及相对人权利和义务并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和复制。行政分开制度是行政的手段，公民行使依法权利，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条件，它可以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加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调动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同时还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中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例如目前政府公开发行的《政报》、公开办事制度等都是这一制度的体现。

除了上述几项重要制度外，现行行政程序的其他制度如时效制度、实行公务公开制度、回避制度、复议制度等等，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只要结合实际来制定健全这些制度，依法行政就可以更好地落到实处。

行政论文:后现代公共行政论文

一、现代语境下的公共行政价值悖论

20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后现代思潮的迅猛发展，行政环境日益错综复杂，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对于身处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来说，仍然执着于现代价值的结局则必定是陷入到价值危机与悖论之中。一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对公共行政合法性基础的危及。现代公共行政学者趋向于在研究过程中提出具有原则性或普世性的确定准则及抽象性的理论，希望它们可以指导所有政府的运作，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现代价值体系在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上强调的是对原则、与基础的追逐，倡导追求性、确定性与单一性的现代公共行政价值观。但其实，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是一个多元的概念，政府的行政价值取向亦是颇为复杂。在各种相互矛盾甚至形成冲突的价值取向之间，现代公共行政价值观无法达成平衡，进而会危及到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基础。二是对效率与公平等基本行政价值的不同理解与争论。以机械化、程序化、形式化等工具手段为取向的效率价值在早期公共行政研究中不断取得主导地位，但在其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却不断暴露出其缺陷，即对以平等、正义、民主和自由为目标的公平价值的损害。这两种价值作为矛盾统一体相互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其作用孰大孰小的激烈争论。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发展便是一直围绕这两者而进行。也正是基于对基本行政价值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将公共行政学划分为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三大历史阶段，但在阐述每一个分期的价值内容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仍纠缠不清，使这些基本理论流于感性认识的浅薄状态。现代语境下的公共行政重视的是对回应性的效率、公平等工具性价值的追逐，强调以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等线性的理论模型和现代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因而容易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陷入系列价值悖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是摆脱了现代性统领下的工具性价值的一种升华，它以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即对公共行政方式的需要和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作为思考的逻辑起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性价值为自身追寻的价值视角。后现代公共行政追求的是目的性价值，以前瞻性的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进步为终极目标。

二、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的内容

具体而言，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及时，形而下的人性观。形而上的人性论认为个体理所当然地具备“理性”、“非我群（we-relation）意识”，在公共行政活动当中，个体的行为动机是理性自利，行为模式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人与人之间一般处于全然独立的状态，个体与他人和群体间的互动则以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为基础，且无须考虑个体对于社会的道德责任。这种对人性的误读压制了人性的其它特质，容易导致公共行政的单一化与黑白化。“后工业化社会的中心是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gamebetweenperson）”。因此，在后现代时代背景下，形而上的人性假定开始丧失解释力，凸显出越来越多的矛盾之处。形而下的人性观则认为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还原的人性论，因为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多样性与具体性的特点，因此，考察人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具体的、集体性的人类关系的基础上”。形而下的人性观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的基石。第二，多元化参与的共同体价值取向。现代主义强调中心性和一元性，实施的是集中化统治和权力一元化独占的态势。而在后现代社会，以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基础的共同体取向逐渐替代了国家主义取向的地位，小型技术与小型组织倍受欢迎，各种不同于政府的分散化组织急速增加，社会、市场、第三部门等开始分享政府权力，政府行政权力日益分割或分化，形成了多元化参与的局面。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多元共生性，国家不再仅仅服从于某一特殊利益，政府权力日益相对化，并通过对立面之间的互参性与差异性来互相阐释彼此的意义。后现代社会中的分散强调的是社会各个不同组织的自主与民主，它以共同体所有成员较大限度的参与为起点，不仅提倡要努力实现地方与基层民主，而且主张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也实现民主，以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共赢为落脚点，是一种是分散化的小民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将生产和经济理性置于社会需求及社会规范的控制下”，于是，“人们成为了一切重要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参与者与执行者”。第三，从公共领域转向公共能量场。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理论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它是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构成，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直接与政治权力相抵抗并且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社会生活领域，它是一个充满公共意义并作为政治中介的理想的小型共同体。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断相互重叠，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也逐渐消失，公共领域于是就此瓦解。取代其的概念便是公共能量场（publicenergyfield）。它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后现代公共行政认为，“场”指的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而“情境”则是需求方的范畴。后现代公共行政认为现实中的公共需求具备个性化、复杂多样2的特点，很难将其抽象为同一的本质，所以提倡应从本质的抽象还原到现象的具体，这与现代公共行政通过决定论的逻辑来概括抽象的本质的做法刚好相反。所以，“公共能量场”便是指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或目前。除“情境”外，公共能量场还涉及“语境”这一要素。现实中政府的政策、行为及公共产品均只在特定语境下才具有意义，这便要求公共行政的注意力必须指向特定语境，即具体的、真实的、生动的实践。同时，公共行政主体表现出来的意向性也使其行为越来越切合情境，其话语也越来越针对特定对象与事务。

三、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影响下未来政府的特征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是未来政府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观点的影响下，未来的政府将具备下述特征：一是虚拟政府。“虚拟”作为一个网络世界是公民和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进行沟通的平台。虚拟政府不仅指政府上网工程，它是政府职能转换与机制、体制创新以及管理服务方式方法创新的产物，是指政府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方式从现实走向虚拟网络。虚拟政府不仅要求政府的各种机构在网上处理公共事务，而且要在数字平台上构建政府的各种机构，政府各个部门和服务对象的各种交流也将在网上进行，公民与社会组织利用网络，将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参与到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去。虚拟政府是政府与工作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将大幅度地促进政治民主和民主行政的发展．其目的不单是满足传统公共价值中效率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建构起一个公民和政府平等对话的平台，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事务对话机制，促进公民和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虚拟政府与电子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电子政府中，政府在政务中仍旧起着体制性的主导作用，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则是极力拒绝“行政”的一种公共行政，它是将“持续的对话”而非“行政”作为政治的实现形式，而且它不再主要强调政府和公民的对话，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了公民自治。虚拟政府就是达到这一目的好的对话平台。网络形式是不同于市场和等级形式的第三种类型的社会结构。虚拟政府理念的提出，迎合了信息时代政府对后现代社会背景下公共决策信息瞬息万变的要求，也符合政府从等级向网络化、主义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二是绿色政府。现代性的GDP政府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较大化。为满足与回应公民日益膨胀的物质需求，以破坏式的发展做为公共行政的目标，因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不仅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危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容易引发生态危机。公共行政不能只注重经济、政治职能的运用与发挥，还要强化环境保护等社会职能的运用发挥。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观倡导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新型的绿色政府理念。绿色政府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改变了该价值观只注重物质需要及对物质享受的无限追求的一面，转向注重精神需要与创造力发展的需要。它否定以效用或使用价值来衡量客体价值的片面性，改变了工业文化下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浪费性消耗方式。绿色政府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及以其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途径。绿色政府的理念不仅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并努力追求后二种效益的和谐统一。绿色政府关注的价值是主客体相互满足需要和促进主客体关系和谐的能力或创造力。三是前瞻政府。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建立在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之上，也就是当公民有了公共服务的需要时，政府通过效率或者公平的方式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这种公共行政模式依靠的是事先制定的规则和理性来行事，这在预防行政决策失误发生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对人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却是很大的束缚。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背景下，操纵式的科层制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为了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特征，政府必须通过取消控制，分散权力及采用灵活管理，努力建立多元决策中心等措施来建立使命驱动的前瞻政府。前瞻性政府抛弃了官僚行政中公共行政承担被动角色的特点，积极主动地对外界刺激、社会变化及公民需求做出反应，相应采取社会行动，以便超前性地应对及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前瞻性政府摒弃了过程取向的控制机制，摆脱了公共部门众多规章制度的束缚，消除了政府管理实质以外的其他附着物。前瞻性政府依靠公务员的责任心与自我驱动去从事新的创造性工作，面对复杂性社会的需求担当起更多责任，使政府能较大限度地释放出潜在的能量及创造力，以新的工作方式更好地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作者：刘慧琼单位：广东行政学院行政学系

行政论文:企业问责公共行政论文

一、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辨异

2．福利国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标准评价公共行政行为福利国家由英国W·坦普尔在《公民与教徒》中用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与“权力国家”。福利国家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关键内容是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理念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削抵沿着资本财富增长逻辑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福利国家有三种模式:自由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自由的福利国家仍然关注限制国家行动的边界，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权利的平衡，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谋求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待遇水平。虽然各国对实践福利国家理念有差异，但也存有基本共识，那就是国家应该矫正市场失灵，维持社会公正、平等。福利国家理念对公共行政直接渗透的后果就是给付行政时代的盛行。给付行政突破了传统以“合法性”标准评价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框架，但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机关如何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正确、适当的服务。基于上述转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裁量权“合理性”审查范围。在大陆法系德国，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主要适用“三阶理论”，即比例原则，通过必要性、妥当性、法益相称性三个标准予以权衡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由于对如何正面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存有判断上的分歧，转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过不合理性的认定来确定合理的行政行为，凡是不属于不合理的，就是合理的。具体而言，不合理包括两个层次，一般不合理和实质不合理，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关考虑和不考虑相关因素，以及行政行为发动动机不纯正;实质不合理则指Wednesbury不合理，Wednesbury不合理为英国格林法官创设，是指明显荒谬的，极其违反逻辑或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

3、公共行政应当从过去的价值中立转变为考虑公共行政的价值和信仰问题;现代公共行政关注的重点应当包括政府的伦理、诚信、责任等问题;有效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在主动与参与的民众意识的系统中加以界定的。显然，在上述理论看来，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务的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经受到了社会及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市场化、多元主义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和官方用来解释公权力的运作，并且被视为有效制度设计之理论依据，但是，面对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变化的公共行政服务需求，市场化、多元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注释公共行政的理论依据。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说，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或者说在维护现有的服务水准下我们如何花费最少(强调效率)而在现代社会，民众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务除了要求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和民众对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提出了这一更具正义性的价值新要求，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务范式的变迁。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史中，著名的西瓦(沃尔多)之争中，西蒙主张用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理论，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沃尔多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关注价值问题，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理论。“效率显然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终极问题应该是“为何而效率”(Efficientforwhat)”。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关怀。

4.企业问责以岗位责任为基准判断职业行为的正当性“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也包括非国家行政，非国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即私人企业、组织、团体的执行、管理活动”。企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现代企业是典型的营利法人，财富增长是其首要目的。现代企业在逐利过程会进行许多重要的活动，“现代管理学之父”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企业活动之一，它与技术、商业、财务、保安、会计等活动一样，应集中处理，并且与企业的一般活动应当分开，独立执行。正因为如此，管理专业才得以发生。但是，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着重表现的管理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类。由于企业治理在法律范畴上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企业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人，他们时刻关注的都是企业和自身的财产增减，其行为动机和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核心因素也当然是经济诱因，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在本质上要经常考虑的也是财产权利(行为成本)。以财富较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私行政中表现出几大特征:对目标进行清晰的陈述;对目标的实践路径以效率为导向严格审查;以岗位责任为行为标准测量绩效产出;强调经济诱因;着重结果而非程序。所以，在企业私行政管理活动中，判断职业行为是否正当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的，因为岗位责任是被分解了的企业目标，是达致企业目标的不能脱漏的环节。岗位责任是否恰当、正确的履行也是测度职业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答案。

二、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差异比较

1.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伦理责任和必要的说明解释责任。作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要有确保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部控制机制，即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另一部分为内部责任控制机制，如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公共行政问责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律、自制行为。企业问责强调行政岗位自律，更强调非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岗位责任。企业问责是指除代表国家公权力及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之外，企业内部对企业在岗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因不适当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当作为或者不作为，贻误工作，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企业管理活动中引入问责制，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实现整体性目标，是十分有益的。及时，企业可以利用“问责制”这支“铁手腕”，切实改变在岗人员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第二，可以使企业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透明。以清晰陈述的岗位责任作为判断工作人员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责任的随意性，无边无际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业文化养成。通过建立企业问责制，无论是厂长经理，还是普通职工，都会更加兢兢业业，努力避免失误的发生、损失的发生、亏损的发生。企业问责虽然也强调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问责，但更强调对企业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因为岗位责任是分解了的企业目标，企业的绩效增长的关键依托点是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责任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强调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将使普通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化，形成职工“组织化”的伦理人格。普通职工融入追求社群主义、团队精神的氛围之中，其形成的忠诚、责任意识有利于消除职工作为个体经济人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企业常态的问责机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戒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更在于预防、教育一般职工。从而在普通职工中也形成“有纪律的思考”和“有责任的思考”慎独慎微的常态思维习惯。

2．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前提不同企业问责是典型的绩效问责，它强调的是“有为”、“增收”，企业建立问责机制属于标杆管理的一个环节，标杆是组织体基于行业特点、外部原因综合考量后期盼的业绩水准。而公共行政问责虽然也强调要提高绩效，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务的特殊性，就决定公共行政服务在进行时，除了要考量效率(较大多数人的较大幸福)之外，还要考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前提不一样。企业问责的实质前提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员工在面对顾客或者消费者时，因为某些行为不当而导致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或不满意，从而基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财产减少而启动的问责。而行政问责的实质前提则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为某些行为导致社会或者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是损害了社会或者民众的合法利益，或是有损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启动问责。所以，及时，公共行政问责的发动动机较多是因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损他);企业问责更多是因为职工职业行为损害了企业自身的成长业绩。第二，企业问责中的被问责行为评价标准非常明确、清晰，即岗位责任;公共行政中被问责的行为有时可能仅仅是依据模糊的伦理性、道义性标准。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个别职员属于公众人物，其在非公务期间的私人行为可能严重失当而被问责，但企业问责在所不问。综上，公共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远远低于企业问责标准。

3．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问责依据有差异企业的问责机制是一种企业的自治行为，属于同体问责，其没有资格去建构一种异体问责机制，异体问责机制只能是法定主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构。作为企业自治的同体问责，其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违法责任”、“违纪责任”的管理机制。它以“岗位责任”作为基点，通过问责制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力量，发挥其对企业的整合和调节功能。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所依据的规范不同，对于规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规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企业问责更加强调合理性，即只要问责依据的规范没有违法法律规定即可。而行政问责则不同，合法性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又必须要强调问责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即行政问责的合理合法。因为二者在提供服务时，它的自由度和范围有着巨大差别。行政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职责上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因为政府必须保障服务提供的稳定性。而企业在提供服务则没有严格的规定，企业通常是鼓励尽可能创新服务。一方面，因为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单一，在创新服务方式时有较强承受失败结果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旦在某一单一服务对象上的创新服务得到成功，其所能带来的绩效增长将远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险更敢于结合企业与市场变化制订新规范。

三、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1.烟草公司政企一体的特点“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在我国具有独立的特点。及时，烟草公司兼容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企业生产两种功能，它是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为保持国家对烟草这一特殊商品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有别于一般行政部门和一般企业法人的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构。烟草公司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法》的授权取得烟草专卖管理权，行使烟草专卖的一般公共管理权限，同时，作为烟草生产性企业，其又致力于追求企业的绩效增长，所以烟草公司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公共行政与生产企业的一体性。第二，在烟草公司，行使烟草专卖公共管理权限的机构虽然与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机构相分离，但岗位职位固定了，人员却未固定，保持着流动的灵活性，这就是经常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增加了对烟草公司管理行为的辨识程序与困难，同时也可能导致烟草公司人员利用这种身份移位规避法律责任。

2.“局司合一”情形下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烟草系统实行“局司合一”，公司既是企业实体，也根据法律授权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享有公共行政管理职权。这种组织特征决定了问责机制必须根据不同的管理事项采用不同的问责价值取向:作为企业实体，其面对的是“顾客”，采用绩效问责标准，绩效问责的焦点在于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作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公权力享有者，其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其首要标准采用合法性问责标准，合法性问责关注相对人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严格保障。不管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如何流动，如果关涉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且属于执行烟草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只要该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或者行政行为不合理、或者行政管理行为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就能对该类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启动问责。对于烟草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只有在公司人员的职业行为没有正确、适当履行岗位责任时，才能启动问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启动问责的起点要比私行政启动问责低得多。也正是如此，执行烟草专卖公共管理行为的公司职员除了要履行好企业岗位责任之外，更要以公共行政行为标准纯洁自己的行为。

作者：向彦高长富单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烟草专卖局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论文:政治性社会性公共行政论文

一、社会自治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趋向

1.理论上看，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但随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社会将拥有许多自我管理的职能。这种自我管理体现在社会通过国家的社会性功能对自身事务进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据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失对其自身的行为结果负责，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自治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我们日常说到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社会中介与福利组织、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大量民营私营企业的兴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会自治”不单单是部分社会成员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内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个社会的自治状态，它所表现出的是社会公众或全员运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理性化手段自觉、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运作和管理中来，为实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进行的效能化治理状态。实际上，这种全员化的社会自治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必然体现。而最终如何走向社会自治需要的是国家作为推动公共行政执行的载体，为满足公共价值的实现所产生的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较大化的发挥其社会性功能。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看，最终走向社会自治其主要的表现是：由于社会属性的存在，国家对其内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主体地位将最终被广义的社会所取代，而且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形式将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美好未来。这样，对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将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也是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为实现全员化的社会自治状态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国选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会”却没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养，“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无法有效施行。社会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公众生活得以继续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的持续化发展，势必会形成政府积极行政与社会寻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

2.在公共行政价值的体系框架内，社会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走向自治的能力与需求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社会）的利益及需求拥有越高的被满足程度，就表示着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国家）面向公众所提供的服务程度越高，那么，在国家与社会二者共生的相互关系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对地也就越微弱。这一问题表现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理念中来看，就是伴随着社会公众自主性空间在对公共事务的执掌方面的日趋扩大，公共行政运行的实际空间则日渐缩57小的一种变化模式。而从实现社会自治这一公共行政的价值趋向来分析，社会自治化程度越高则政府规模缩小的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在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引导的充分化社会自治的行为领域中，政府的实践与行为空间就会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这些领域。反过来分析，当政府自动放弃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某一领域的行为权力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获得了这一领域内的行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会变小，同时社会也会变大，并使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具有了可能性。从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关系来看，社会自治的雏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组织（NGO）的兴起与发展。其根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内部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等，人们普遍不满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运作，而产生的要求政府进行全新层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会化，或称为公共管理市场化。”

3.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现和广范围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摊着过去只属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内容。而且，公共管理社会化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着当代政府对自身职能进行不断调整以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必然趋势。由此，各国政府其统治职能的日渐衰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对社会自治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习惯还不能适应非政府组织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这是受一定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因此，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对于社会自治的价值趋向与发展要求来看，首先是要明确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是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确定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分又统一的和谐状态；其次是对社会舆论的确立，因为在一个充分自治的社会当中，会伴随着社会公众对文化的共享状态，这也是社会力量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结语

因此，全员化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将是普遍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以发展公共生活的必然趋向。综上，正义的价值观无疑是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实践模式之灵魂所在。公共行政价值实现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以合乎正义的行为方式催生出全员化的社会自治模式是在中国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的合理性选择。

作者：赵桐朱迁袁佳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行政论文:社会性公共行政论文

一、合乎正义：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目标

对正义及其价值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所共同持有的目标。正义的本质要求在于应得权利的实现，在人类文化与文明、各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可能产生冲突的领域，维护正义的价值应当作为优先的价值选择。以实现广泛的社会正义为视角，政府行政的基本宗旨，应是公平的分配社会范围内的可分配资源并注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而私人领域以及私人间形成的公共领域，关涉到如下几个基本层面的正义问题：其一是要求普遍培养公民的私人美德，以满足正义制度的实际操作要求；其二是私人关系之间应能体系出公平对待的要求；其三是个人行为应符合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共同追求的正义的公平要求。由此，公共行政实践以及社会个人行为的正义与否，无疑成为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关键所在。正义不仅是社会进步与制度发展的内核灵魂，也是公民社会得以实现的普适价值之一。实际上，正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成员均要受到公平的对待，从伦理道德层面而言，是人人得其应得，它要求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尊重并且平等的对待各自应得的权利。但我们如果看待正义问题仅仅是从政治哲学等狭窄的视角进入，那么势必会认为公民自身的行为、观念与正义及正义制度的建设没有必要的联系，二者不存在统一性，但实质上这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公民自身也需要以公平、正义的行为实践来约束自己。因此，正义作为公民之间实现权利和承担义务责任的一种正向关系，它不仅仅是以恩惠或赐予的形式体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更是每一个公民所以极力遵循的普世性准则，因此，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需要将广泛社会范围内的普遍正义作为根本目标。目前，要实现公共行政价值，最本质的要求是要实现正义制度的建设，要突出对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突出对公平与效率之统一的追求，进而保障传统价值观与正义及公平之间的协调一致。具体说来，在未来公共行政的正义制度建设方面，需要与现有的意识形态更加一致，表现如下：其一，在利益实现方面，要重视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并坚持社会利益与个人价值、权利保障以及对个人自由选择的促进相结合。在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不相冲突的领域，提倡社会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当在某些领域内，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了冲突，则应以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需求的满足为前提。其二，在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上，需要明确与正确理解“和谐”的本质要求，即是指不同特征性的合作与协调。意指要坚持社会核心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即和谐不能建立在破坏或违背社会核心价值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的建立要更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三，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正义制度在效率上的要求，如果违背了正义原则，则会顾此失彼，最终导致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之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空想。，正义的原则要求保障公民自身权利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广义利益的实现，以达到人性的完善这一公共行政价值的另一终极目标，这就要求社会成员在各自领域内提升其公民意识和民主素质，保障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公平对待，从而有效地满足个人利益，实现广泛化的利益取问，并以此来推动和促成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最终使公共行政值得以生成。

二、社会自治：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趋向

理论上看，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但随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社会将拥有许多自我管理的职能。这种自我管理体现在社会通过国家的社会性功能对自身事务进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据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失对其自身的行为结果负责，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自治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我们日常说到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社会中介与福利组织、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大量民营私营企业的兴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会自治”不单单是部分社会成员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内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个社会的自治状态，它所表现出的是社会公众或全员运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理性化手段自觉、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运作和管理中来，为实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进行的效能化治理状态。实际上，这种全员化的社会自治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必然体现。而最终如何走向社会自治需要的是国家作为推动公共行政执行的载体，为满足公共价值的实现所产生的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较大化的发挥其社会性功能。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看，最终走向社会自治其主要的表现是：由于社会属性的存在，国家对其内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主体地位将最终被广义的社会所取代，而且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形式将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美好未来。这样，对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将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也是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为实现全员化的社会自治状态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国选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会”却没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养，“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无法有效施行。社会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公众生活得以继续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的持续化发展，势必会形成政府积极行政与社会寻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在公共行政价值的体系框架内，社会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走向自治的能力与需求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社会）的利益及需求拥有越高的被满足程度，就表示着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国家）面向公众所提供的服务程度越高，那么，在国家与社会二者共生的相互关系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对地也就越微弱。这一问题表现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理念中来看，就是伴随着社会公众自主性空间在对公共事务的执掌方面的日趋扩大，公共行政运行的实际空间则日渐缩小的一种变化模式。而从实现社会自治这一公共行政的价值趋向来分析，社会自治化程度越高则政府规模缩小的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在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引导的充分化社会自治的行为领域中，政府的实践与行为空间就会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这些领域。反过来分析，当政府自动放弃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某一领域的行为权力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获得了这一领域内的行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会变小，同时社会也会变大，并使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具有了可能性。从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关系来看，社会自治的雏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组织（NGO）的兴起与发展。其根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内部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等，人们普遍不满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运作，而产生的要求政府进行全新层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会化，或称为公共管理市场化。”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现和广范围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摊着过去只属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内容。而且，公共管理社会化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着当代政府对自身职能进行不断调整以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必然趋势。

三、总结

各国政府其统治职能的日渐衰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对社会自治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习惯还不能适应非政府组织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这是受一定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因此，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对于社会自治的价值趋向与发展要求来看，首先是要明确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是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确定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分又统一的和谐状态；其次是对社会舆论的确立，因为在一个充分自治的社会当中，会伴随着社会公众对文化的共享状态，这也是社会力量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全员化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将是普遍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以发展公共生活的必然趋向。综上，正义的价值观无疑是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实践模式之灵魂所在。公共行政价值实现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以合乎正义的行为方式催生出全员化的社会自治模式是在中国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的合理性选择。

作者：赵桐朱迁袁佳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行政论文:代际公平公共行政论文

一、公共行政中的公平问题

公平的基本含义是正当，合乎道义或合乎情理。公平是人类长期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价值，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来说，公平观念随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它是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个体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集中反映。究其实质，也就是个体的利益冲突问题。关于公共行政中的公平的含义，弗雷德里克森给出了具体的解释，他认为，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包含对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指的是行政公正，也就是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能够公平地行使权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即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因此，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强调的是政府应当平等地向社会提供相关服务，公共管理者在决策与组织推行过程中必须承担起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责任与义务。公共行政中的公平提倡公共行政管理进行相应的变革，认为对公众的要求应当做出及时的积极回应，而不是以满足行政组织自身的需要为目的。公共行政中的公平还强调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应更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以便更为有效地解决相关问题。概括而言，倡导公共行政的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与社会福利转向社会中缺乏政治及经济资源支持并处于劣势的个体。公共行政中的公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修辞和口号，而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机会、成本和利益分配上的更加平等。公共行政中的公平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指分部化的公平。分部公平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来说非常重要。所有类型的层级制采用的均是分部公平的概念。公共服务一般来说是以分部化为基础进行提供，并且主要通过分部的组织层级体系来进行。分部公平提倡的是在相同种类的个体间实施同等对待，不同种类的个体之间则处以不同的对待，亦即在不平等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民选的官员，还是任命的公共官员，在公共政策的每一领域都实践着分部化公平。第二称为集团公平。分部化的公平是属于个人层次上的公平，集团公平要求的则是群体之间或者次群体之间要保障公平。例如，要求妇女与男性之间同工同酬，体现的便是集团公平和同工同酬的分部公平。第三是机会的公平。主要包括预期公平与手段公平两种。假设两个人获得某项工作的可能性相同，两人得到该工作的机会也平等，这就是预期机会公平。如果两人因为具备相同的天分和资格，所以他们得到工作的机会是平等的，这便是手段机会公平。亚里士多德关于平等个体应受公平对待的观点，便是以手段为基础的机会公平的例子。不过在现实当中，纯粹的预期公平鲜有存在。而在手段公平中，机会是由公平的规则决定。机会公平是对所有人来说，某个时代中特定的个体所重视的天分都有得到开发的公平机会。公共行政中公平的领域可以用实际分配的财物、服务或利益为划分标准。对这一公平领域的界定可宽可窄，具体受以公共机构的资源为基础的分配及以申请人对平等的要求为基础的诉求两者的制约。公平的领域总是在不断转移、聚合或分散。对于诸如工资、工作、投资等一些领域来说，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控制，而另外一些领域则主要受政府控制。通常来看，那些由政府控制的领域追求的是公平，目的是努力纠正由市场所带来的不公平，或是由往届政府的政策而导致的不公平。政府提出的补偿性不公平，目的是为了抵消分配领域之外但又属于更广泛权利要求之内的不公平，比如失业保障、儿童抚恤及食品券等方面。公平地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义务对于公共行政而言意味深长。它强化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宗旨之一的地位。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公正性和正义性。社会公平已经成为公共行动的标准。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的协调，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在公共行政中发扬公平正义的精神，努力平衡效率、经济和公平的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改善和解决问题，或在执行政策时使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对服务分配进行判断时都应当致力于实践社会公平、公正、平等，并将其作为指导自身行动的指南。

二、公共行政中的代际

公平公共行政中的公平问题不仅应着眼于当代，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后代的利益公平即代际公平问题。无论是从伦理，还是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们都一致赞同代际正义、平等和公正。正如罗尔斯所说，不同代的人应该与同代的人一样，彼此间承当义务和责任。许多政策问题均涉及公平和平等概念，这些问题既涉及目前一代人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性，又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公平问题，即代际问题。代际公平指在场的现世代的个体与不在场的未来世代的个体之间的公平，其实质是一种有关利益或者负担在现在和未来世代之间的分配正义问题。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家罗尔斯从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从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代际正义的可能性。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及时原则也即个体最基本的原则是自由平等;第二个原则包括公平的机会平等及差别原则。只有同时具备这两大原则，社会才拥有较大程度上的公平与正义。原初状态下的个体具有理性反思且选择平衡和谐的原则的能力，他们倾向选择正义储存原则。原初状态下的个体其实处于一种无知之幕的状态之中。无知之幕能够确保各代平等参与，赋予不在场的各代人以权利和尊严，同时限制在场的各代人的利己选择。罗尔斯认为，代际公平便是在该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中所选择的标准。在无知之幕指导下，个体可能且应选择差别原则及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用以指挥自身的道德与伦理判断。这样，代际公平就成为可能。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将后代的公平视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领域，该观点可追溯至最古老的伦理和道德宣言，当代许多思想家也提出应关注后代的利益。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的逻辑是以集团为基础。后代作为一个集团，也是权利主张的一个适当领域，而且是现世资源分配的一个合适的领域，差别之处就在于这些权利观点是由现代人代表后代人而提出。现世代的人既享受利益，同时又得承担成本；近期后代也是如此，尽管其享受的利益超过其成本。如果资本的投资比较明智，远期后代也将受益，而其所承担的责任仅仅是支付维持的成本。代际公平问题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每一代人不仅有义务保持文化和文明成果，完好无损地维持已经建立的正义制度，而且还要为其后代积累资本。例如，目前天然资源快速耗竭、不少物种的生存受到威胁、环境污染遍布全球，由此而倡导的环保运动的主要动力便是为后代保护地球资源。如今，我们对有害废弃物、农药的过度使用、掠夺性开采、地下水枯竭及其他生态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了解及其对后代可能产生影响的如实估算，都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这些政策问题既是现世的问题，又是代际之间的问题时，便会努力寻求找到在某种程度上对双方均最为有利的结果，尽力采用及实施有利于代际社会公平的政策，也就是制定的那些政策对后代不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不会导致代际不公平的产生。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考虑后代人的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一种责任，也是公共行政精神的体现。因此，无论是环境资源还是道德和伦理责任方面，还是政策体制方面来说，我们都要为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承担责任，留给后代的均不应该是更糟，而必须是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得更好。影响后代的大多数分配问题来源于私人市场交易，而在该交易中，后代的利益被严重损害。因而，缺乏代际公平其实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应当通过公共政策来对市场进行干预，实行有利于后代利益的管制，尽可能地运用现有所有资源达到效果。依据公共行政的精神，考虑后代人的利益，维持代际公平是公共行政的一种责任。

作者：刘慧琼单位：广东行政学院

行政论文:管理机制工商行政论文

一、企业信用的市场诉求与管理机制

（一）市场诉求

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机会主义假设信息均匀分布、交易双方相互对称，并且每一次交易都能做到计算，那么，信用就不是市场所必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商品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搜寻品”，即在购买过程中消费者就可以确定其质量，而是只能等到试用一段时间才能知悉其质量，即“经验品”,有的甚至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仍不能确定商品的质量，即“信任品”。更甚者，在交易前，买家充其量只能对商品进行所谓的“代表性”考察。而这种考核结果会导致卖家有意或者无意地为改进“代表性”而忽视甚至降低商品的质量。正是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和信息不对称，交易就变得“复杂”起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和信息不对称时，交易主体的“不老实”行为，即市场机会主义。逆向选择是在签约或交易之前，由于信息分布不均和不对称，导致交易者无法获取市场真实信息放弃“正确”而选择“错误”，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道德风险是在契约签订之后，在履约过程中交易主体不按照约定的条款或者在条款并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尽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行事。依据交易双方信息不和不对称所发生的内容和时间两个维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隐藏知识的逆向选择，即在签约前由于信息拥有不均和不对称而放弃“正确”选择“错误”现象；二是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选择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的并给其带来损失的行为；三是隐藏知识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不向委托人报告不能直接观测的并给其带来损失的契约未穷尽的或发生变化的信息，甚至与“客户”共谋，共同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二）信用自我管理机制

重复博弈、声誉机制和合作机制

1.重复博弈

该定理认为，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会出现对双方均有利的合作均衡。在经典“信任博弈”例子中，博弈者A和B，如果A会选择一开始就不信任，双方都获得0收益，如果A选择信任，可能受损，也可能获益，在此情况下，B为了获得利益可能会采取可置信的保障，比如进行抵押，与A签订一个强制合约，使得违约的惩罚金超过B欺骗的租金等。另一个解决途径就是增加交易次数。只要未来的合作交易贴现不低于即期违约的租金，则交易双方的信用关系就会产生。

2.声誉机制

四位经济学家（Kreps，Milgrom，RobertandWilsons）将不信息引入重复博弈，建立了声誉模型，即著名KMRW定理。定理的解释是，每一个参与人尽管在选择合作时可能会面临被对手出卖的风险，但是如果不合作则暴露了自己的类型，从而失去长期合作收益的可能（如果对方是合作类型的话）。因此，如果博弈重复次数足够多的话，出于对未来收益的考虑，每一个参与人都会尽量树立自己合作的良好声誉（即使本质上是非合作类型的），以获得对手同样的回报。3.合作机制。有学者提出的合作机制演化研究认为，凡是具有善良性和宽容性的个体合作性较强。“针锋相对”的个体则集中了善良和宽容的特征，善良性防止他陷入非合作的麻烦中，对对方背叛的报复则保障了对方背叛行为的谨慎性；宽容性则有助于在对方背叛后重新开始合作，而简单清晰的规则更易于被人理解，从而导出长期的合作。另有学者提出了集体稳定策略，即假设存在一个全部采取某一个特定策略的群体和一个采用不同策略的变异个体。如果这个变异个体能得到比群体中的个体更多的收益，则这个变异策略就能入侵这个群体。而如果一个群体的策略是不能被入侵的，则就是一个集体稳定的策略。信任与合作的战略只有在长期的交互关系中才能成为集体稳定策略。

（三）信用外部管理机制

双边信用管理机制、第三方信用管理机制和匿名社会的非人格信用管理机制

1.双边信用管理机制

有学者在对中世纪热那亚商人远程贸易研究中发现，在热那亚商业社会，商人一般会让人其地中海沿岸的远程贸易，若商诚实履行贸易，则获得合作剩余，而若选择欺骗，则商人损失了的货物，但终止关系。热那亚商人普遍会支付较高的佣金或工资，使得人对未来继续合作的预期收入贴现超过了其背叛所得，因此，远程贸易制度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往来中得到普遍推广，商人间长期交易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建立“双边声誉机制”。据学者考证，热那亚的商业人一般为贫穷和低收入阶层人群，优厚的佣金使得他们可以经过若干时间的诚实而上升到中收入阶层，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构成了社会纵向的紧密结合和“文化信任”的形成。

2.第三方信用管理机制

第三方信用管理机制就是一种俱乐部制度，或者说是一个多边互惠体系。体系外具有排他性，尽管俱乐部体制对于成员没有强制的约束，但是一旦发现成员的背叛行为，将使得俱乐部所有成员迅速知晓而将其排除在整个俱乐部之外，停止与这个成员交易。这种俱乐部“放逐”行为能保障俱乐部仲裁结果的有效实施。这些俱乐部组织形式的第三方信用保障机制能使成员间保持信息高度流通，从而大幅度降低交易的信息不对称。

3.匿名社会的非人格信用管理机制

熟人间或俱乐部式的信用保障的根本点在于长期稳定的交易，因此，交易秩序必须封闭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之内。而在现代匿名社会中，非稳定交易是常态，信息不和不对称尤为突出，外部性普遍存在。在存在外部性的世界里，容易产生“公共地悲剧”，即个体利用自身信息与行为优势占有公共领域的剩余；“搭便车”，即个体不付出成本只获取集体收益；“囚徒困境”，即在信息不对称博弈中，参与人的自利行为会导致非合作的“纳什均衡”等现象，以及签约人对合约签订后的可执行性和执行结果的机会主义预期，执行过程的难以监督会导致签约人行为的扭曲。因此，用于熟人社会的信用机制不能解决匿名社会里的所有市场外部性问题，信用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人格的制度与法律框架。专家系统、正式制度、司法系统都是匿名社会非人格化的信用管理机制。

（四）政府信用管理机制

降低信息成本和改变信用预期从广义上理解，正式制度、司法系统都属于政府信用管理的范畴，而狭义的政府信用管理主要是针对市场信用问题政府进行直接干预，即政府信用管制。西方学者认为需要政府信用管制是因为：一是消费者虽然可以通过诸如民事法庭判决获得补偿，但不足以弥补损失，社会总成本高于政府管制代价。二是消费者不可能轻易地对搜索到的信息作出评价，而犯错误的代价很高，如某种药物的潜在效力与安全，某一特定的航线安全性。三是市场供给方不能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而政府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降低得到信息成本的规模效益。政府信用监管的基本原理是在企业信用双方（或各方）博弈矩阵中嵌入政府博弈变量，以第三方或者以博弈对手身份参与博弈，并以尽可能低的政府成本改变企业间一般信用博弈的参与者预期，从而减少信用风险发生。有学者认为：及时，如果政府拥有更多的企业信用信息并对外公布，将有利于消除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逆向选择”。第二，如果政府对企业失信行为处罚力度足够大，企业将消除失信的动机，从而克服“道德风险”。第三，如果政府能提高发现企业失信的能力，企业失信的概率将降低。第四，如果企业失信收益越高，其失信概率越大，政府对其监管的力度也应加大。第五，如果加大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企业信用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将有利于降低企业失信概率。

二、工商行政管理企业信用监管的工作重点

工商部门是负责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政府管理部门，承担着市场主体准入资格认定、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职责。随着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信用与信用监管地位日益显现。工商部门作为政府市场监管主要部门，信用监管贯穿整个工商行政管理监管领域和监管过程，其监管重点包括：

（一）不断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从建设法治信用出发

不断完善《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工商部门在企业信用监管中的内容和责任，将企业信用监管纳入法治轨道，从制度上保障企业信用管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提高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的地位与，从而引导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改变信用成本预期，减少市场机会主义发生，为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创造条件。

（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功能进一步完善与政府其他部门

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对接的信息互联互通渠道，提升数据交换质量，提高数据交换效率，尽快将企业经济户口数据库提升为企业信用信息公共数据库。开展企业公示信息科学研究，探索企业信用数据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提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政府企业信用信息的性，充分发挥企业信用信息的规模效应，扩大企业信用信息的社会应用，较大限度地缓解市场信用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充分发挥企业信用自我管理约束机制指导企业、行业组织建立信用管理组织

健全信用管理体系，注重企业声誉或信誉，开展信用自我评价、行业评价活动，主动维护企业或行业整体信誉。积极培育企业信用服务组织，积极开展企业信用调查服务（专项服务）和第三方企业信用评价活动，定期区域市场信用评价指数；制定企业信用奖励政策，积极探索企业信用积分制度以及信用资产管理制度，赋予诚实守信企业更多的信用资产。

（四）积极探索政府信用监管和行政执法方法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等现代科学技术

研究政府企业信用监管方法、路径和载体。不断完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信用黑名单制度、信用违法抄告制度、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管的信用监管方法和工具，逐步提升政府企业信用监管的绩效水平。密切注视企业信用发展方向，建立企业信用预警机制，实施企业信用动态监管。

作者：汪基强单位：浙江省市场监管研究中心

行政论文:市场监管工商行政论文

一、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近两年来，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进入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期。商事制度改革、职能划转、体制调整等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不可避免地对原有的监管执法体制、机制和工作模式产生冲击，对推进法治工商建设、维护监管执法统一提出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商事制度改革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提出新要求

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市场主体活力大大激发，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改革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但与改革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通过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改革深入开展。一是进一步细化、完善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有关配套制度。二是加紧推进“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一方面，根据市场监管实际，会同有关部门梳理前置变后置的许可事项，提出修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建议；另一方面，针对监管职责不清等问题，推进厘清部门监管职责，细化落实“谁审批、谁监管”和行业归口管理原则，合理划分监管法律责任。三是按照“严管”的要求，加强市场监管。一方面，完善登记后续监管措施，建立健全行业监管、属地监管、综合监管相协调的市场监管机制；另一方面，亟须加紧制订完善信用公示、信息共享、信用约束、社会共治等方面的法规规章，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信用监管，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监管效应，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分级管理领导体制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提出新课题按照中央要求，陕西、山东、安徽、浙江等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已完成领导体制分级管理，广东、江西等地正在实施分级管理。分级管理有利于地方政府统一调度协调执法力量，也有利于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开展执法协作，提升执法效能。但分级管理之后，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工作也会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新问题：一是如何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管理手段，确保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执法工作的组织指挥、协调督办、业务指导力度，保持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三是如何加强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保障力度。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部分地区出于经济压力，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保障和支持力度较之垂管前有所下降，例如，有的地方分级管理后的人均业务经费不到省以下垂管时期的1/4，需要研究解决如何保障执法队伍建设、执法设备更新、信息化建设等问题。有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探索根据车改政策要求，保障办案用车的相关办法。四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部分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承担的非职能工作显著增加，如市容整治、招商引资、卫生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使基层执法力量更显不足。

（三）部分省市机构合并使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面临新挑战2013年以来，安徽、浙江、天津、深圳等省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在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基层机构合并改革，吉林、辽宁、上海等地也正在推进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各地合并情况并不统一，有的地方工商、质监、食药三家合并，有的地方工商、食药两家合并；有的省级局以下合并，有的地市局以下合并，有的只有县级局合并等。执法机构合并有利于地方政府整合有限的执法力量和执法资源，切实承担起对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责任，但同时也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一是基层执法的压力和风险增大。部分地方由于质监、食药几乎没有基层派出机构，机构合并后的市场监管所多是以基层工商所为基础建立的，基层所执法人员编制没有增加或者增加较少，但承担的业务量却大幅增加。此外，部分执法工作，如食品药品监管、特种设备监管等，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基层执法力量既难以承担繁重的监管工作，也难以很快适应新的监管业务，监管执法压力和风险显著增加。二是基层执法的重点转移。因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特种设备）等工作受到领导重视、社会关注度较高，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而打击商标侵权，治理违法广告，反不正当竞争等行政执法工作没有硬性指标，因此，部分地区的监管执法重点开始向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监管倾斜，这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日常监管有一定影响。三是行政执法证、制服、执法文书和执法程序尚不统一。执法机构合并之前，工商、质监、食药均有独立的执法证、制服、执法文书和执法程序。基层机构合并之后，部分地方统一了执法证以及执法文书，部分地方正在探索统一执法程序，多数地方还是根据办理案件的类型分别适用办案程序，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

二、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

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又要分清轻重缓解、突出重点。当前，解决好法治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加强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工作

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基础，必须按党中央的要求，不断加以完善。一是保持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开放性、动态性、发展性。经过全系统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基本形成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执法实践的不断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必然出现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需要应时而动，与有关立法机关积极协调，通过立改废释保障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下一步，总局法规司将积极配合人大法工委做好《广告法》修订审议工作，做好《广告法》配套规章制定工作；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修改工作；积极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进程；积极配合有关司局做好《禁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调研工作。二是做好立法协调工作。将按时保质保量办理好立法协调文件；积极参加国务院法制办、有关部委（单位）和有关业务司局组织召开的立法协调会议；立足职能，着眼大局，在法治原则和工商实践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加强与各业务司局、国务院法制办有关司局、有关部门法制机构立法工作层面的日常沟通，营造内和外顺的工作环境。三是坚持科学、民主立法。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中的积极作用。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立法调研制度、专家论证制度、立法后评估制度等已被证实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听取法制基层联系点代表基层的意见建议，有效发挥基层联系点在立法中的作用。探索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

（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推动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也在于实施。我们将认真领会这一精神，按照张茅同志在总局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工作。一是依法履行职能。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精神，根据商事制度改革、职能划转等新情况，及时梳理执法依据，明确职能权限，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二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障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深化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执法体制改革。严格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管理办法》，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认真贯彻落实总局、公安部、较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四是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抓好《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推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五是加强执法监督。尽快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加强对普遍性执法问题的监督力度，加强个案监督中的纠错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性和有效性。在做好案件核审、听证、复议、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监督制度落实的基础上，研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的新思路、新措施、新方式，保障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着力对复议中带有普遍性的热点难点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开展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引导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对本机关的案卷、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案卷开展定期评查，科学评估案件质量，及时发现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主动防范行政执法风险。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营造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是法律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但拥护和信仰不会自发产生，须依赖富有成效的法治宣传教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己任，着力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强宪法意识、加强宪法实施、树立宪法。将每年的12月4日即国家宪法日所在的12月及时周（即12月1日至6日）定为全系统宪法宣传周，在全系统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二是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管理办法》，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三是创新普法宣传手段，建立常态化的普法教育机制。按照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拟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系统法制专家型人才库制度。四是加强法治队伍建设，为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举办全系统法制工作基层联系点培训班，争取用2年时间，将180个基层联系点分管法制负责人和法制机构负责人轮训一遍。五是积极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法制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为总法律顾问、法制机构工作人员为主体、部分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障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六是强化基层法治建设。完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基层法制工作联系点制度，重视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健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作者：姜天波单位：国家工商总局法规司司长

行政论文:行政服务公共行政论文

1调研对象简介及调研方法

1.1调研对象简介

该区县一级行政服务中心面积3864m2，拥有行政审批、信息咨询、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服务，目前共有30家单位进驻，设办事窗口168个，包含进出境办理业务、国税局等具体窗口设置。

1.2影响行政服务中心人员荷载的主要因素

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在正式实施调研之前，笔者到现场与该行政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大厅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了解了历史数据，并对现场的出入口进行了统计以便制定周密的调研方案。影响行政服务中心人员荷载的因素有:(1)行政服务中心的级别，由于具体工作被区县或地市一级行政服务中心分担，因此直辖市、省一级的行政服务中心，人员往往相对较小。(2)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范围，具备出入境业务、工商业务时，人员荷载会激增，其他窗口的人流量则较低。(3)周期性特点较强。在1年中，春季(3月份)办理出入境的人数、年底(11月份)工商税务办理的人数都会形成年高峰期;在一周中，由于各单位工作的安排，一般在周一、周五会形成周高峰期;在1天中，由于交通的因素，在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左右会形成日高峰期。

1.3人员荷载调研方法

目前，虽然有一些可以用于人员调研的自动计数设备及软件，但是由于行政服务中心建筑的特殊性，以及设备自身的缺陷，在调研中仍旧采用常规的方法进行。获得建筑物人员荷载，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调研时，为了提高调研的精度，同时采用了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将整个调研团队分成两个小队:一队为固定岗位，设置在所有的出入口，包括首层的主出入口，以及其他各楼层的楼梯口、扶梯口、电梯口，每个人持两个计数器分别清点进出人数，每隔5min记录一次数据，关键位置设两人计数，结果按照平均值处理;另一队为流动岗，每半点、整点统一清点区内人数，人员密集的出入境区同时设置3～4人划区统计，每次清点持续约5min。

2调研数据

2.1现场照片可见，各区域的人员荷载差别较大，一些区域摩肩接踵，而另一些区域则门可罗雀。

2.2人员荷载统计数据

为采用出入差值法、经过数据处理后，所获得的政务服务中心全天累积进出人数的曲线。曲线清晰地展示了:大部分时间流出曲线略低于流入曲线，差值就是滞留于区域内的人员;流出曲线滞后于流入曲线达到稳定段，滞后的时间可看作人员的停留时间。注意，由于中午存在午休，需要关门、清场，因此曲线的中午段存在一个平台期。

2.3人均占地面积

为分区域的人均占地面积对时间的波动曲线。3层出入境区域的人均占地面积值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其换算出的人员荷载值或者人员密度值也将远大于其他区域。另外，图中可以看到上午自10点开始、下午自13点30分开始，各区域人数逐步达到峰值。

3调研结论

在以往的人员荷载调研中，往往以得出所研究对象的人员密度值作为调研的目标。但是通过调研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政务中心类建筑，人员的密度值大小并不能正确反映出其人员荷载的高低。来窗口办事的人员，一般会选择就近的区域等候办理。等候区的大小，并非根据窗口的办事人员多少划定，而是根据行政服务中心公共大厅的建筑面积、布局情况确定。例如，某区级行政服务大厅，将发改委、园林局、住建委、规划分局、城管局、环保局、国土分局、工商、临时、消防等窗口设置在3层某房间内，其中等候区面积87m2、仅设置一排等候座椅，其密度能够达到0.27人/m2(人均占地面积3.7m2)，但是本行政服务中心4层大厅面积达到404m2、密度仅0.097人/m2(人均占地面积10.4m2)。实际上，这两个区级政务中心的这一区域设置的窗口类似，人员荷载均较低，但是由于其房间面积差了3.6倍，人员密度(人均占地面积)差了将近3倍。有鉴于此，应当寻找一个能够客观反映人员荷载的指标。鉴于各行政服务中心的面积条件有较大不同，因此该指标不应包括面积指标;来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人，目标非常明确，均会在目标窗口附近等候，因此该指标应当体现窗口的吸引力。综合上述考虑，笔者提出一个表征人员荷载的指标———窗口瞬时吸引人数，本项目各层、各区域的窗口瞬时吸引人数指标。在各种窗口类型中，出入境属于吸引力特别强的窗口，因此将出入境区域单独进行统计，在本行政服务中心里出入境区每个窗口的瞬时吸引人数达到23.6人;工商业务办理窗口，也是属于吸引力相对较强的窗口，也单独进行了统计，其每个窗口的瞬时吸引人数达到4.8人;其他区域的窗口，则属于吸引力较低的窗口，每个窗口的瞬时吸引人数从4.4～1.7人。

4结束语

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是一种新出现的特殊的类型的公共建筑，与办公建筑存在着显著差别，在进行建筑设计时没有合适的规范可以依据。笔者通过实际调研现有投入运行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人员荷载，找到其规律性，以提出可供建筑设计所依据的指标。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不同的窗口属性，对人流的吸引力有显著差别，因此应当依据窗口的属性不同而分别给予适当的等候区域、设计疏散宽度。人员荷载值是消防设计的一项重要基础参数，不同的建筑物有着不同的指标参数。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建筑形式会不断涌现，原有规范总是会呈现难以涵盖的情况。这就要求消防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踏踏实实地进行一些基础的调研工作，为规范的完善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

作者：雷海英肖泽南禹洪单位：北京市消防总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北京建筑大学电信学院

行政论文:公民公共行政论文

一、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推动力

1、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公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有政府来调拨和统筹，“服从组织安排”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公民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也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法规也较为关注。于此同时，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基础。此外，健全的法制环境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制环境也不断完善，公民的权利与利益也受到法律的保护。

2、政治现代化提出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需求

政治现代化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其本质就是国家权力的化和公民参与的扩大化。从民主角度看，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公共行政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公民也会向政府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以期公共行政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而从法制角度看，公民在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法令时，也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力和利益，这其中也包括对公共行政施加影响，以使各项政策能够对自己有利。可以看出，政治现代化也提出了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要求。

3、部分公民思想意识的崛起激发了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想法

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为我们的社会输送了很多社会精英。因此，社会中成员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些成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变得比较先进、开放与民主，因此便提出了主动参与公共行政的意愿，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开辟一种新的参与方式。

二、公共行政中公民的参与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逐步进入了民主社会，接受民主政府的领导。在民主政府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公民参与公共行政事业是一种被动参与，公民在公共行政的关系中处于一种劣势的地位。现如今，公民的主动参与成为了公共行政中必要的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公民的这种主动参与便有了不一样的内涵。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政府及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并没有真正为公民提供适当参与的空间，从而使得目前的公民参与只是一种形式或是间接的参与，而没有变成公民的实质权利，公民也没有真正享受到主人翁一般的待遇。公共行政中公民真正的参与过程应该是由公民与行政人员一起投入公共行政事业当中，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在团体与私人利益之外的共同合作、协调发展的过程，公民与公共行政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行政人员与公民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参与状态，公共行政人员应该改变以往的行政管理者思想，要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尽心尽力为公民做好服务工作。而公民也应该改变以往被领导、被管理的心态，在对待一些公共行政工作上要主动参与其中，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重新思考行政人员和公民这二者的基本角色及彼此间的关系，才可能进行有效的公民参与，从而促进公共行政事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三、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两种模式之间的比较纵观

公共行政发展中，公民参与其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参与，另一种是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是一种真实参与的过程，是一种基于公民个人意愿的深入而持续的参与行政的过程，以便通过公民对一些行政决策或者行政服务的参与了解，发表个人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可以影响某种行政行为或政策情境。在以往的一些行政学研究中就曾经假设过：公共行政与界定形成社群及社群中的公民角色与地位，具有最直接的关联性。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学科的最初目的，就在于帮助协调统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行政部门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公民如何参与公共行政管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因此，在开展公共行政的过程中，由于公共行政人员和公民对于自身的权益认识不清，所以才导致了公共行政一些角色、权益的错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公共行政的服务理念也逐渐增强了。于是，公民开始逐渐地转变自己的思想，希望能够直接参与进公共行政过程之中，也希望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反映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也需要有足够充足的时间去进行相关信息的了解。而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行政人员的职责逐渐由以前的领导者变成了服务者。他们的职责变成了帮助、协调民众认识问题真相、在作出一些决策时，通过开展听证会等方式，以维护民众的权益为前提，与民众共同做出决定。事后，对于一些决策的制定、落实情况，也需要公民对其进行反馈，以利于公共行政单位下次的决策更加明智。从以上对于行政人员与公民之间职能、关系的转变，我们了解到，这两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是合作的伙伴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才更能促进公共行政事业的发展。但在二者协调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质疑。比如：政府较之以前在决策的过程中增加了公民参与的程序，会不会因此而增加行政人员的负担，增加公共行政事业单位的开支。答案是否定的。不仅不会增加负担，反而会使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公民也会生活得更加有尊严。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参与中，公民只是一个倾听者，没有判断权，也没有决策权，对于的决定公民也无权进行干涉，无权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在直接参与模式中，公民改变了以往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只是作出判断还要直接参与决策的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增加行政人员的负担，事实上反而分担了行政人员的繁琐工作，也使得公共政策的质量变得更高，从而最终获得双赢的局面。这样一种直接参与的模式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决策程序，决策的结果是真正具有公共意义的，是符合普通公民极大的意愿的。行政人员在上述这两种直接和间接参与模式中，实际上均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行政人员连接着公民与行政组织，并对这两者进行组织协调。但这两种模式较大的不同在于，传统的间接参与模式是由先前已经存在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程序来决定的，这都是根据除公民以外，其他因素来决定的，因而不具有公共效益，公民也无法参与其中。相对而言，直接参与的模式是直接由公民与行政人员一起来组织议题，了解议题内容，分析如何解决等问题，公共行政组织提供给公民有效的广泛的参与空间。

四、实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途径

公民参与公共行政，不是单方面因素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政府与公民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社会氛围的营造才能实现。因此，为实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就需要从政府、公民、社会等方面进行思考，研究出有效的途径来提高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从而使整个社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1、政府推动公民参与公共行政

政府在转变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政府的参与将会有效推动公民参与公共行政。这其中，包括：

（1）由以效率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复杂化，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无法满足要求，出现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且对行政效率的片面追求也破坏了社会公平，且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为促进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政府需要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的需求和利益为根本点，重视对公民权利的维护。

（2）由追求部门利益向追求公共利益转变。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实际也是公民与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合作的过程，而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和信心是建立在政府关注公共利益这一前提下的。只有满足这一前提，公民才有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公共行政中。

（3）逐步完善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制度。目前，我国的各项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推进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必须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即，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建立必要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公民参与的范围、内容、方式等，并对可能发生的例外情况进行约束和控制，做到有法可依，用法律来规范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此外，还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渠道和政策，以保障信息透明。

（4）提高公共服务部门员工对于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在公共行政部门中也会存在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一直处于那种先前的行政程序之中，所以他们的思维也开始变得固化了。对于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变得一脸漠然。这时便需要提高这些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使他们了解公民的参与式管理不仅不会对他们造成负担，反而会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是一种更为开放合理的公共行政治理方式，在这种方式的指导下，它会使单位更加注重人性的价值。

（5）充分发挥官员的积极作用。对于公民参与公共行政事业，在一些大中城市，公民的参与意识比较强，而在一些基层，公民的这种意识便相对缺乏。这时便需要这些官员对公民进行很好的解释和积极地引导，使他们了解自身的权益，提高他们公共行政的参与度。相信有官员的介入，公民在这方面的意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6）通过多种形式来提高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参与度。公共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公民在网上网下的投票、民主对话、座谈会等新型形式实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调动公民行政参与的积极性。

2、通过公民自身的努力来推动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公民作为

公共行政另外一个主体，对于参与公共行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公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努力推进公民参与公共行政：

（1）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在这方面，公民可以通过社区工作来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在参与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公民会去关心、参与社区范围内的公共管理，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参与意识，并逐步内化成为公民的责任。

（2）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在这方面，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来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将公民由社区关系扩大到社会环境中，并促使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利于公民提高对组织运作的认识，并逐步提高公民参与的能力。

（3）培育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通过培育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教育，逐步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等，以有效引导公民主动参与公共行政。

3、社会需要营造公民主动参与公共行政相关的社会氛围

在社会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需要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有利于激发公民参与度的活动，也可以组织相关的志愿者和服务小分队对这样的理念进行宣传指导，并进行相关方面耐心细致的指导。在当今民主化的社会中，公共行政与公民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公共行政事业的开展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决策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反过来，通过公民参与的公共行政也会因公民的意见和建议而进行相关方面的调整，从而制定出更加有利于公民的决策，促进社会更加健康的发展。

作者：韩晓旭单位：湘潭大学

行政论文:宪政主义公共行政论文

一、反理性主义的兴起

作为宪政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公共行政学的宪政主义途径是指“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将经济价值和人本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该途径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中间经过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库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将宪政主义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杰斐逊的宪政思想主要包含在《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选集》等书稿里，他主张“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另外，杰斐逊考虑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权力膨胀，提出要通过三权分立、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监督、依法行政来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些都奠定了美国公共行政宪政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宪政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宪政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宪政思想。作为公共行政学宪政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宪政主义的较高水平。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主权、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宪政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宪政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二、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

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参见图1），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三、结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选择。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王连伟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行政论文:市场经济公共行政论文

一、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推动力

1、市场经济发展

提供了根本动力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公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有政府来调拨和统筹，“服从组织安排”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公民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也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法规也较为关注。于此同时，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基础。此外，健全的法制环境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制环境也不断完善，公民的权利与利益也受到法律的保护。

2、政治现代化

提出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需求政治现代化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其本质就是国家权力的化和公民参与的扩大化。从民主角度看，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公共行政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公民也会向政府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以期公共行政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利益。而从法制角度看，公民在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法令时，也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力和利益，这其中也包括对公共行政施加影响，以使各项政策能够对自己有利。可以看出，政治现代化也提出了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要求。

3、部分公民思想意识的崛起

激发了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想法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为我们的社会输送了很多社会精英。因此，社会中成员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些成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变得比较先进、开放与民主，因此便提出了主动参与公共行政的意愿，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开辟一种新的参与方式。

二、公共行政中公民的参与

三、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两种模式之间的比较纵观

四、实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途径

1、政府推动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政府在转变

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政府的参与将会有效推动公民参与公共行政。这其中，包括：（1）由以效率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复杂化，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无法满足要求，出现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且对行政效率的片面追求也破坏了社会公平，且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为促进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政府需要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的需求和利益为根本点，重视对公民权利的维护。（2）由追求部门利益向追求公共利益转变。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实际也是公民与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合作的过程，而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和信心是建立在政府关注公共利益这一前提下的。只有满足这一前提，公民才有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公共行政中。（3）逐步完善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制度。目前，我国的各项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推进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必须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即，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建立必要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公民参与的范围、内容、方式等，并对可能发生的例外情况进行约束和控制，做到有法可依，用法律来规范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此外，还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渠道和政策，以保障信息透明。（4）提高公共服务部门员工对于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在公共行政部门中也会存在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一直处于那种先前的行政程序之中，所以他们的思维也开始变得固化了。对于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变得一脸漠然。这时便需要提高这些员工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使他们了解公民的参与式管理不仅不会对他们造成负担，反而会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是一种更为开放合理的公共行政治理方式，在这种方式的指导下，它会使单位更加注重人性的价值。（5）充分发挥官员的积极作用。对于公民参与公共行政事业，在一些大中城市，公民的参与意识比较强，而在一些基层，公民的这种意识便相对缺乏。这时便需要这些官员对公民进行很好的解释和积极地引导，使他们了解自身的权益，提高他们公共行政的参与度。相信有官员的介入，公民在这方面的意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6）通过多种形式来提高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参与度。公共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公民在网上网下的投票、民主对话、座谈会等新型形式实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调动公民行政参与的积极性。

2、通过公民自身的努力来推动公民参与

公共行政公民作为公共行政另外一个主体，对于参与公共行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公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努力推进公民参与公共行政：（1）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在这方面，公民可以通过社区工作来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在参与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公民会去关心、参与社区范围内的公共管理，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参与意识，并逐步内化成为公民的责任。（2）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在这方面，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来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将公民由社区关系扩大到社会环境中，并促使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利于公民提高对组织运作的认识，并逐步提高公民参与的能力。（3）培育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通过培育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教育，逐步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等，以有效引导公民主动参与公共行政。

3、社会需要营造公民主动参与

公共行政相关的社会氛围在社会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需要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有利于激发公民参与度的活动，也可以组织相关的志愿者和服务小分队对这样的理念进行宣传指导，并进行相关方面耐心细致的指导。在当今民主化的社会中，公共行政与公民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公共行政事业的开展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决策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反过来，通过公民参与的公共行政也会因公民的意见和建议而进行相关方面的调整，从而制定出更加有利于公民的决策，促进社会更加健康的发展。

作者：韩晓旭单位：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

行政论文:人员荷载公共行政论文

1调研对象简介及调研方法

1.1调研对象简介

该区县一级行政服务中心面积3864m2，拥有行政审批、信息咨询、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服务，目前共有30家单位进驻，设办事窗口168个，包含进出境办理业务。

1.2影响行政服务中心人员荷载的主要因素

1.3人员荷载调研方法

目前，虽然有一些可以用于人员调研的自动计数设备及软件，但是由于行政服务中心建筑的特殊性，以及设备自身的缺陷，在调研中仍旧采用常规的方法进行。获得建筑物人员荷载，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调研时，为了提高调研的精度，同时采用了上述两种方法进行。将整个调研团队分成两个小队:一队为固定岗位，设置在所有的出入口，包括首层的主出入口，以及其他各楼层的楼梯口、扶梯口、电梯口，每个人持两个计数器分别清点进出人数，每隔5min记录一次数据，关键位置设两人计数，结果按照平均值处理;另一队为流动岗，每半点、整点统一清点区内人数，人员密集的出入境区同时设置3～4人划区统计，每次清点持续约5min。

2调研数据

2.1现场照片

现场照片可见，各区域的人员荷载差别较大，一些区域摩肩接踵，而另一些区域则门可罗雀。

2.2人员荷载统计数据

2.3人均占地面积

3调研结论

在以往的人员荷载调研中，往往以得出所研究对象的人员密度值作为调研的目标。但是通过调研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政务中心类建筑，人员的密度值大小并不能正确反映出其人员荷载的高低。来窗口办事的人员，一般会选择就近的区域等候办理。等候区的大小，并非根据窗口的办事人员多少划定，而是根据行政服务中心公共大厅的建筑面积、布局情况确定。例如，某区级行政服务大厅，将发改委、园林局、住建委、规划分局、城管局、环保局、国土分局、工商、临时、消防等窗口设置在3层某房间内，其中等候区面积87m2、仅设置一排等候座椅，其密度能够达到0.27人/m2(人均占地面积3.7m2)，但是本行政服务中心4层大厅面积达到404m2、密度仅0.097人/m2(人均占地面积10.4m2)。实际上，这两个区级政务中心的这一区域设置的窗口类似，人员荷载均较低，但是由于其房间面积差了3.6倍，人员密度(人均占地面积)差了将近3倍。有鉴于此，应当寻找一个能够客观反映人员荷载的指标。鉴于各行政服务中心的面积条件有较大不同，因此该指标不应包括面积指标;来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人，目标非常明确，均会在目标窗口附近等候，因此该指标应当体现窗口的吸引力。综合上述考虑，笔者提出一个表征人员荷载的指标———窗口瞬时吸引人数，本项目各层、各区域的窗口瞬时吸引人数指标参。在各种窗口类型中，出入境属于吸引力特别强的窗口，因此将出入境区域单独进行统计，在本行政服务中心里出入境区每个窗口的瞬时吸引人数达到23.6人;工商业务办理窗口，也是属于吸引力相对较强的窗口，也单独进行了统计，其每个窗口的瞬时吸引人数达到4.8人;其他区域的窗口，则属于吸引力较低的窗口，每个窗口的瞬时吸引人数从4.4～1.7人。

4结束语

作者：雷海英肖泽南禹洪单位：北京市消防总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行政论文:社会建构主义公共行政论文

一、理性主义的滥觞

作为管理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途径指“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主张把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政府管理领域，以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套理念、方法与模式”。它最早萌芽于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的集权型公共行政思想，形成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发展于行为主义与技治主义合流时期，到新公共管理阶段达到鼎盛时期。理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思潮往往与经验主义相对，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的一种能力。社会科学中理性与其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思有所差别，它主要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正是对理性主义在理论上的过分推崇和实践中的盲目遵从，使得公共行政学走向了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的道路，即管理主义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行政学科最初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创立公共行政学时就主张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将政治与行政分开来抵制政党分肥制对行政领域的侵蚀。古德诺更为直接地将政治定义为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只负责国家意志的执行。科学、效率、效益和技术合理性等价值成为一个高效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行为准则。马克斯•韦伯创立的分层节制、集权统一、上下负责的官僚制更是将“政治—行政”二分法运用到实践中去，排除了价值因素而强调非人格化的纯粹理性。随后，泰勒、怀特、魏劳比、古利克等管理学家和行政学者也纷纷将一些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从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些行政学者将行为主义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主张通过研究行政行为来观察和认识行政现象，公共行政学由此进入到技术宰制一切的技治时期。西蒙在《行政行为》一书中提出了理性行政模型，尝试着建立起一套以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组织理论。他把理性简单地等同于效率，认为理性的行为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意义重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

面对全球化竞争、政府财政赤字、民众怨言、私营部门的示范性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挑战，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传统官僚体制日益僵化和缺乏适应力。一场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以生产力和效率为驱动，主张学习和借鉴私营部门先进管理技术和方法，全力打造企业家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从撒切尔改革、施罗德改革、里根改革，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公司化改革，逐渐形成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念。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公共选择理论是理性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结合，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政府部门都是理性经济的，都按照一套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逻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加选择地将私营部门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运用到公共部门，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新泰勒主义”，这些日后备受诟病。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管理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总体看来，作为公共行政学科中的一股重要思潮，管理主义途径自始至终都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理性，到新公共管理学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公共行政学科先后经历了从脱离政治学科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再到发展壮大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学科。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导向，使得公共行政学自形成以来就忽视了公平、正义、平等、公共性等社会基本伦理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公共行政学区别于其他私营部门管理和保持学科内外部自我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概括说来，管理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只是处于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和“有理性而无价值”的公共行政学科初始探索时期。

二、反理性主义的兴起

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宪政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宪政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宪政思想。作为公共行政学宪政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宪政主义的较高水平。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主权、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宪政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宪政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三、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

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四、结语

作者：王连伟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行政论文:烟草系统公共行政论文

一、中国传统官吏考核制度的启迪

①朝廷对官吏的考察分为肯定奖赏与否定惩罚两方面。对京官的肯定奖赏考核方法如下。京察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对于如何确定等级，朝廷定有四格，及时格曰守，第二格曰才;第三格曰政;第四格曰年。及时格“守”的标准有三:有清、有谨、有平;第二格“才”标准有二:有长，有平;第三格“政”的标准是有平、有勤;第四格“年”的标准包括有青、有壮、有康。守清、才长、政勤、年或青或壮或健为称职，列为一等;守谨、才长、政平或政勤、才平、年或青或壮或健为勤职，列为二等。守谨、才平、政平，或者才长、政勤、守平为供职，列为三等。清朝对官吏的问责惩处以“六法”为规范标准。“凡入于六法者，则劾”。六法，一曰不谨，二曰疲软无为，三曰浮躁，四曰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不谨者、疲软无为者革职，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年老，有疾者休致。当然，清代也非常强调其他法律责任与绩效问责的的分界，“凡官，贪者、酷者则特参，不入于六法”。亦即，对于官吏触犯刑律的不法行为，不适用“六法”作为问责惩处的依据。清代官吏肯定奖赏及问责惩戒考核制度之基本指导思想重在“有功、有为”，其与现代公共行政问责的评价标准有差异，但与现代企业的岗位绩效问责指导思想切合甚近。

二、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辨异

(一)公共行政行为被问责的基本标准变迁

1．秩序行政理念下以“合法性”作为公共行政问责尺度行政是面向未来以目标为导向一系列的塑造活动，其呈现为管理、协调、自律、监督等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与动态行为。基于国家公共权力及社会组织以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身份差异，行政分为公共行政、社会行政、私行政三种类型。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高权性、单方性、强制性为典型特征，传统公共行政行为正当与否判断之较高标准在于“合法性”。行政行为之“合法性”的内涵兼具“正当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技术标准，“正当性”是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正当性”也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名词，它至少与选民同意及符合社会规律两个变量正相关。“合法律性”是公共行政的特别强调的一个指标，也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旨在追求法律对行政的控制，无法律即无行政使法律“直接地将国会的特定组织决定呈现出来，以及间接地创设可以持续产生民主正当性的行政结构。”②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法教义学立场恪守的基本原则，其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形成稳定、法律致力追求的秩序形态具有重要作用。但片面强调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古典经济学崇拜市场至上的一个极端，只是打造有限政府、守夜政府的理论武器，单纯以“合法律性”作为评价、规制公共行政行为的尺度，对于创造一个有活力、担当的大政府还是有所欠缺的。2．福利国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标准评价公共行政行为福利国家由英国W•坦普尔在《公民与教徒》中用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与“权力国家”。福利国家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关键内容是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理念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削抵沿着资本财富增长逻辑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福利国家有三种模式:自由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自由的福利国家仍然关注限制国家行动的边界，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权利的平衡，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谋求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待遇水平。虽然各国对实践福利国家理念有差异，但也存有基本共识，那就是国家应该矫正市场失灵，维持社会公正、平等。福利国家理念对公共行政直接渗透的后果就是给付行政时代的盛行。给付行政突破了传统以“合法性”标准评价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框架，但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机关如何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正确、适当的服务。基于上述转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裁量权“合理性”审查范围。在大陆法系德国，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主要适用“三阶理论”，即比例原则，通过必要性、妥当性、法益相称性三个标准予以权衡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由于对如何正面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存有判断上的分歧，转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过不合理性的认定来确定合理的行政行为，凡是不属于不合理的，就是合理的。具体而言，不合理包括两个层次，一般不合理和实质不合理，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关考虑和不考虑相关因素，以及行政行为发动动机不纯正;实质不合理则指Wednesbury不合理，Wednesbury不合理为英国格林法官创设，是指明显荒谬的，极其违反逻辑或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3．新公共行政理念下强调公共行政行为的规范价值新公共行政认为应当建立受益者导向的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的正当性是建立在满足相对人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公共行政的存在目的除了要关注和促进一般公共利益的实现之外，同时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简言之，公共行政就是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根据弗雷里德克森教授和马苪尼教授的观点，新时期的公共行政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公共行政的研究重点应当从传统的强调重视行政机关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的议题和政策的建议;2、公共行政应当从单纯的重视效率和经济因素转变为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公共行政应当从过去的价值中立转变为考虑公共行政的价值和信仰问题;4、现代公共行政关注的重点应当包括政府的伦理、诚信、责任等问题;5、有效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在主动与参与的民众意识的系统中加以界定的。③显然，在上述理论看来，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务的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经受到了社会及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市场化、多元主义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和官方用来解释公权力的运作，并且被视为有效制度设计之理论依据，但是，面对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变化的公共行政服务需求，市场化、多元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注释公共行政的理论依据。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说，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或者说在维护现有的服务水准下我们如何花费最少(强调效率)④而在现代社会，民众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务除了要求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和民众对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提出了这一更具正义性的价值新要求，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务范式的变迁。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史中，著名的西———瓦(沃尔多)之争中，西蒙主张用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理论，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沃尔多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关注价值问题，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理论。“效率显然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终极问题应该是“为何而效率”(Efficientforwhat)”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关怀。

(二)企业问责以岗位责任为基准判断职业行为的正当性

“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也包括非国家行政，非国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即私人企业、组织、团体的执行、管理活动”。⑥企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现代企业是典型的营利法人，财富增长是其首要目的。现代企业在逐利过程会进行许多重要的活动，“现代管理学之父”———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企业活动之一，它与技术、商业、财务、保安、会计等活动一样，应集中处理，并且与企业的一般活动应当分开，独立执行。⑦正因为如此，管理专业才得以发生。但是，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着重表现的管理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类。由于企业治理在法律范畴上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企业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人，他们时刻关注的都是企业和自身的财产增减，其行为动机和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核心因素也当然是经济诱因，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在本质上要经常考虑的也是财产权利(行为成本)。⑧以财富较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私行政中表现出几大特征:对目标进行清晰的陈述;对目标的实践路径以效率为导向严格审查;以岗位责任为行为标准测量绩效产出;强调经济诱因;着重结果而非程序。所以，在企业私行政管理活动中，判断职业行为是否正当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的，因为岗位责任是被分解了的企业目标，是达致企业目标的不能脱漏的环节。岗位责任是否恰当、正确的履行也是测度职业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答案。

(三)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差异比较

1．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指向对象不同

(1)公共行政问责是一种行政系统内部自律机制。什么是问责?《联合国反腐公约》表述“问责制”适用“account-ability”一词，其形容词形式为“accountable”。《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第九版)对“accountable”的解释是:“responsible，requoredtoaccountforone＇sconduct，”意思是指“在法律或者道义上应负责任的，被要求对其性能更为负责任的”。⑨可见问责就是指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欧文．E．休斯认为:“责任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以其他人或者其他团体名义行动的人要对该其他人或者团体回报并对他们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委托人———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执行任务并向委托人回报他们的完成情况。”⑩根据利益博弈理论，在等级制关系中或者在委托关系中必须建立一定类型的责任机制，以确保被授权人的行为最终符合授权人的期望。公共行政问责是打造责任政府的基本手段。责任政府，是指政府只有在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法的政府。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11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责任政府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责任政府的理念要求现代政府必须做到:1．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尽可能加以满足;2．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3．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伦理责任和必要的说明解释责任。作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要有确保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部控制机制，即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另一部分为内部责任控制机制，如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公共行政问责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律、自制行为。(2)企业问责强调行政岗位自律，更强调非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岗位责任。企业问责是指除代表国家公权力及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之外，企业内部对企业在岗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因不适当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当作为或者不作为，贻误工作，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企业管理活动中引入问责制，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实现整体性目标，是十分有益的。及时，企业可以利用“问责制”这支“铁手腕”，切实改变在岗人员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第二，可以使企业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透明。以清晰陈述的岗位责任作为判断工作人员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责任的随意性，无边无际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业文化养成。通过建立企业问责制，无论是厂长经理，还是普通职工，都会更加兢兢业业，努力避免失误的发生、损失的发生、亏损的发生。企业问责虽然也强调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问责，但更强调对企业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因为岗位责任是分解了的企业目标，企业的绩效增长的关键依托点是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责任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强调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将使普通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化，形成职工“组织化”的伦理人格。普通职工融入追求社群主义、团队精神的氛围之中，其形成的忠诚、责任意识有利于消除职工作为个体经济人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企业常态的问责机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戒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更在于预防、教育一般职工。从而在普通职工中也形成“有纪律的思考”和“有责任的思考”慎独慎微的常态思维习惯。

2．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前提不同

企业问责是典型的绩效问责，它强调的是“有为”、“增收”，企业建立问责机制属于标杆管理的一个环节，标杆是组织体基于行业特点、外部原因综合考量后期盼的业绩水准。而公共行政问责虽然也强调要提高绩效，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务的特殊性，就决定公共行政服务在进行时，除了要考量效率(较大多数人的较大幸福)之外，还要考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前提不一样。企业问责的实质前提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员工在面对顾客或者消费者时，因为某些行为不当而导致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或不满意，从而基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财产减少而启动的问责。而行政问责的实质前提则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为某些行为导致社会或者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是损害了社会或者民众的合法利益，或是有损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启动问责。所以，及时，公共行政问责的发动动机较多是因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损他);企业问责更多是因为职工职业行为损害了企业自身的成长业绩。第二，企业问责中的被问责行为评价标准非常明确、清晰，即岗位责任;公共行政中被问责的行为有时可能仅仅是依据模糊的伦理性、道义性标准。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个别职员属于公众人物，其在非公务期间的私人行为可能严重失当而被问责，但企业问责在所不问。综上，公共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远远低于企业问责标准。

3．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问责依据有差异

企业的问责机制是一种企业的自治行为，属于同体问责，其没有资格去建构一种异体问责机制，异体问责机制只能是法定主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构。作为企业自治的同体问责，其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违法责任”、“违纪责任”的管理机制。它以“岗位责任”作为基点，通过问责制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力量，发挥其对企业的整合和调节功能。正因为如此，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所依据的规范不同，对于规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规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企业问责更加强调合理性，即只要问责依据的规范没有违法法律规定即可。而行政问责则不同，合法性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又必须要强调问责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即行政问责的合理合法。因为二者在提供服务时，它的自由度和范围有着巨大差别。行政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职责上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因为政府必须保障服务提供的稳定性。而企业在提供服务则没有严格的规定，企业通常是鼓励尽可能创新服务。一方面，因为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单一，在创新服务方式时有较强承受失败结果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旦在某一单一服务对象上的创新服务得到成功，其所能带来的绩效增长将远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险更敢于结合企业与市场变化制订新规范。

三、“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一)烟草公司政企一体的特点

“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在我国具有独立的特点。及时，烟草公司兼容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企业生产两种功能，它是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为保持国家对烟草这一特殊商品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有别于一般行政部门和一般企业法人的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构。烟草公司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法》的授权取得烟草专卖管理权，行使烟草专卖的一般公共管理权限，同时，作为烟草生产性企业，其又致力于追求企业的绩效增长，所以烟草公司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公共行政与生产企业的一体性。第二，在烟草公司，行使烟草专卖公共管理权限的机构虽然与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机构相分离，但岗位职位固定了，人员却未固定，保持着流动的灵活性，这就是经常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增加了对烟草公司管理行为的辨识程序与困难，同时也可能导致烟草公司人员利用这种身份移位规避法律责任。

(二)“局司合一”情形下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烟草系统实行“局司合一”，公司既是企业实体，也根据法律授权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享有公共行政管理职权。这种组织特征决定了问责机制必须根据不同的管理事项采用不同的问责价值取向:作为企业实体，其面对的是“顾客”，采用绩效问责标准，绩效问责的焦点在于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作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公权力享有者，其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其首要标准采用合法性问责标准，合法性问责关注相对人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严格保障。不管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如何流动，如果关涉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且属于执行烟草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只要该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或者行政行为不合理、或者行政管理行为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就能对该类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启动问责。对于烟草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只有在公司人员的职业行为没有正确、适当履行岗位责任时，才能启动问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启动问责的起点要比私行政启动问责低得多。也正是如此，执行烟草专卖公共管理行为的公司职员除了要履行好企业岗位责任之外，更要以公共行政行为标准纯洁自己的行为。

作者:向彦高长富单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烟草专卖局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论文:价值理念公共行政论文

任何时代的公共行政都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的指导和规范下展开的，公共行政也不可能“价值中立”。那么，当代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主要有哪些?西方传统行政学曾以“效率”为主要价值理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的“社会公平”也是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理念，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又进一步将“公共性”、“公共利益”、“民主”、“法治”等追加为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理念。我国公共行政学界近年来对公共行政价值理念问题也颇为关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2年在湖南湘潭召开的“第八届行政哲学研讨会”的主题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行政价值”。与会学者中有人强调“正义是公共行政应然的、核心的价值”［1］，“当代公共行政伦理基本的价值理念”有“公共责任、公平正义、公共效率、社会和谐、自律宽容等。”［2］这些认识和概括无疑揭示了当代公共行政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但似乎还不够系统完整，解说也不够充分。笔者认为，当代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公共利益、公平正义、行政效率、民主法治等五个方面，并作如下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一、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原则和尺度，一切决策和行动都以尊重人、善待人、成就人为前提。以人为本的“人”这个概念主要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本”则主要是相对于“末”而言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说，与“神”或“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提出以人为本，主要是为了反对或防止人们在决策或行动中，因为“神”或因为“物”而轻视人、蔑视人，而将人异化为工具。我们也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所谓的“人”，是指“每一个人”，而不是指某个人或少数人，不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人”;是发展的人，而不是片面的、“单向度”的人。人的生存与发展无疑离不开世界万物，物的有无成废、物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常常决定人的生死祸福。因此，人不能不重视物，甚至因此而崇拜物。人对物的重视乃至于一定程度的崇拜，都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如果因为对物的重视和崇拜而忘却了人本身，而将人置于次要、从属、屈服的地位，而将人手段化、工具化，就不正常、不合理了，就应该反对了，就应该强调“以人为本”。这也就是说，物很重要，但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以物与人相比较，则人为本，物为末。“神”是由人创造、设想出来的，神并不存在。人因为对其所经验到的许多现象无法确切解释，或无法有效控制，所以设想有“神”。“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而使人所面临的难题可以寄希望于神的帮助而获得解决。因此，相信“神”，对人而言是一种安慰，可以使人们在困难、痛苦中看到希望，树立信心，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同时，也因为相信“神”而为人的行为树立了一个监督主体，使人不敢恣意妄为，不敢为非作歹，从而为人的利益福祉增添了一份保障。这也就是说，“神”的“存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神”毕竟是由人设想出来的，而并非真实存在，因此，“神”的作用和意义其实又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人们将自身的命运托付给“神”，成为“神”的奴仆，则本末倒置了，是不明智、不理性的，是有害的、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它对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指导和规范意义。但它尤其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最重要的(或首要的)价值理念，因为公共行政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涉及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利害祸福。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行政“目中无人”，轻视人、蔑视人，则所有人都将遭受煎熬。也因为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更多地要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公共行政主体更容易在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中迷失方向，所以更应该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即曾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论语》也曾记载，孔子从朝廷回来，得知马棚失火，只问了“伤人呼?”不问马(《论语•乡党》)。说明孔子实际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西方近代史上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更是强调以人为本，要求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较高目标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有“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曾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3］411，“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世界于是成为“庸人的世界”，成为“政治动物的世界”［3］410，419。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作了继承性阐释。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及时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而“以人为本”也正式明确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

二、公共利益

“以人为本”实质上也是以人的利益为本，即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无非为了实现人的利益，亦即为了创造、获得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条件和资源。公共行政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就必然以实现人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但是，公共行政不可能、不必要、也不应该以人的全方面的利益为目标，而只可能、只需要、只应该以其中的“公共利益”为目标。所以，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仅次于“以人为本”的重要价值理念。所谓公共利益，即具有公共性的利益，亦即满足人的公共需要的事物、条件和资源，或者说，满足人的需要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事物、条件和资源。公共利益是人的利益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为“私人利益”。人的利益之所以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分，一方面与人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事物、条件、资源的存在形式即物性有关。人是群居的、社会性的动物，但同时又以独立的个体的形式而存在。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且有一种自利的倾向，有一种满足自身需要、欲望和目的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最终表现为对外在对象(即事物、条件、资源)的改造和占有。但也正是在对外在对象的改造和占有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或者独立占有的不可能性，意识到了联合起来的群体力量的优势以及以群体形式占有的合理性，因此，独立的个体选择了群居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形成了，人类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社会性”本质，但其社会性本质并不因此而否定、而掩盖、而消解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相反，人的社会性本质总是以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为前提和基础。这样，人的社会性与人的个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结成了一幅“对子”，它们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它们之所以矛盾冲突，或者相互依存都是因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人们结成了社会;因为“私人利益”，处身于社会中的人们又千方百计地寻求独立和自由。这也就是说，因为人有社会性和个体性，也就必然有或者说必须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没有公共利益不能实现人的社会性，没有私人利益则不能实现人的个体性。事物、条件、资源的存在形式即物性主要是就物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特征而言的。所谓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是指“物”被人消费时是否因分享者人数的增加而明显减少人均消费的份额，或者是否因分享者人数的增加而导致成本的增长。是，则该物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否，则该物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的物品。所谓排他性与非排他性，是指物被人消费时能否将其他试图分享该物的人排除在外，或者是否因排除其他分享者而花费巨大成本。能不花费巨大成本而将试图分享者排除在外，则该物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否则该物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物品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特征是由经济学家们归纳出来的，他们发现公共物品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而私人物品则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区分是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相对应的，物品和利益都是指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二者是同一的，所以，公共物品即公共利益，私人物品即私人利益。这也就是说，公共利益之所以是公共利益是因为它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是一种公共物品，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而私人利益之所以是私人利益则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是一种私人物品，是一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人性和物性实际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映照的，没有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区别，物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没有物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不同，则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区分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正是因为有人性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区分和物性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这两方面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的存在，所以，人类不得不将其利益区分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公共利益之所以是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理念，这是因为公共利益只能够通过公共行政的途径实现，而公共行政也正是因为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没有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将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关于公共利益只能通过公共行政的途径实现这一问题，英国哲学家休谟(1771—1776年)在其《人性论》(1739—1740年)一书中即有讨论和回答。休谟从人的自利性出发，证明个人不可能解决公共利益的提供问题。他举例说，两个邻人可能同意在共有的草地上排水，因为他们容易了解彼此的意图，也会理解到自己不参加的直接后果是放弃整个计划，但是谁也不能指望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在“共有的草地”上采取这样的一致行动。因为人人都倾向于找借口逃避出钱出力，都希望别人来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政治社会能对这种缺憾予以补救，在政府的管理下，“桥梁建筑了，海港开辟了，城墙修筑了，运河挖掘了，舰队装备了，军队训练了。”［4］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表达了与休谟类似的思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年)中，对为什么必须由政府提供某些服务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他举了灯塔的例子来说明，他认为像灯塔这样的物品，个人不可能主动建造，原因在于，这类物品的建造者和提供者很难对使用者收费，以补偿建造费用并有所获利。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由政府采用收税的办法建造或提供。也就是说，对于收费困难的物品或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穆勒所谓“收费困难的物品或服务”，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亦即公共利益。正式提出并严格定义“公共物品”概念的当代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P．萨缪尔森，他于1954年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归纳了公共物品在消费中的两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同时强调，公共物品要求“集体行动”，而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场”提供。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定义公共物品时也强调公共物品不可能由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积极性。”［5］关于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为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这一问题，恩格斯曾有过讨论和说明。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在所有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能，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6］恩格斯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家权力萌芽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共同利益“一开始就存在着”。因为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所以需要有“维护共同利益的工作”即公共管理(行政)。而公共管理的工作不可能“由个别成员来担当”，需要有一个类似于政府的公共组织来担当。有公共组织就需要有公共权力，这种原始社会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就成为国家权力的萌芽。这也就是说，公共组织、公共权力、公共事务以及公共行政都起源于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必要。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再次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需要的角度，论述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的起源。他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个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权力———公共权力，即国家。”［7］在人类社会中，先表现为习惯后成为法律的“共同规则”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因为人类在“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中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产生了对于共同规则的需要。而共同规则的产生不仅必然产生维护共同规则的“公共权力”，而且必然产生一种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以及公共管理的行为和过程。

三、行政效率

所谓行政效率，是指行政管理的成果、效益与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和消耗的各种资源的比值。体现行政效率的因素有两个:(1)行政管理的成果、效益，即行政产出;(2)行政管理工作投入和消耗的各种资源，即行政成本。行政效率的高低与行政产出成正比，与行政成本成反比。行政效率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意味着要以较低的行政成本获得较高的行政产出。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必然讲求效率，因为只有高效率，才能更充分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公共行政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无疑也应该讲究行政效率，因为支撑行政组织和行政行为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等，都是有限的，只有以较高的行政效率才能更充分地实现公共利益。所以，行政效率无疑是公共行政的极重要的价值理念。(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即提出“提高政府效率”的主张［8］，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威尔逊之后，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各自的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都始终以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为基本宗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管理实践以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将行政效率奉为最重要的目标和尺度。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建设中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效率理念深入人心。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甚至将“效率”置于“公平”之前，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乃至于广大人民深刻认识到效率的重要意义。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改革所强调的“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以及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也都体现了我们对于行政效率的追求。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公共)行政效率?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1．行政效率是由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创造的。行政产出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工作的结果，而行政成本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消耗的各种资源。因此，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无疑是影响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行政组织结构合理，行政人员素质优良是确保行政高效率的前提条件。行政组织结构合理，主要体现在机构设置、权责划分、工作流程、行为规范等方面，行政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业务能力、道德修养、身体健康等方面。行政效率低往往是因为行政组织结构不合理，如机构庞大、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纪律制度不健全、工作流程繁琐混乱等;因为行政人员素质偏低，如贪污受贿、铺张浪费、自由散漫、不学无术等。2．行政效率是对公众而言的，它不是盲目的，行政产出不是越多越好，行政投入也不是越少越好。行政产出必须符合公众的需要，能满足公众的需要，让公众感到满意，才有意义，才有效率可言。而行政投入则应根据必要的、合理的、公众期望的行政产出而定。关于公众的需要我们又应当注意:(1)不是所有的公众需要都要求通过公共行政的途径满足，只有“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公共物品)才要求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提供满足，私人需要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2)公共需要不是的、一成不变的，而往往因时间、地域、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公共需要的满足有一个合理的“度”，适度即好，而过犹不及。这也就是说，行政产出必须以公共需要为目标，以公共需要的适度满足为尺度，行政产出不符合公共需要、行政产出不足与行政产出有余都将导致行政的低效率。3．行政产出即行政管理的成果和效益，不能短期化和片面化，因为行政行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当我们核算行政效率时，不仅要考虑直接的、眼前的成果和效益，还要考虑行政行为带来的长远的、间接的成果和效益;不仅要考虑行政行为的积极的、正面的成果和效益，还要考虑其消极成果和负面效应。只有这样，我们的行政效率理念才是深刻而的，才是接近真理的。

四、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社会和谐、人际和睦，无疑以公平正义为重要条件。而公平正义的创造和维持离不开公共，离不开公共行政。如果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及其公共行政不能倡导公平正义、不能奉行公平正义、不能主持公平正义，国家和社会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公共行政要做到“以人为本”，要以较高的“行政效率”实现“公共利益”，也必须倡导、奉行、主持公平正义。正如2006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和谐，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公共行政也必须以公平正义为目的和尺度，公平正义是公共行政价值理念中的重要内容。公平正义，即公平和正义，与所谓公正、公道也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运作过程中平等、合理地对权利与义务、利益与损害进行分配、交换(包括回报与报复)的理念与行为。公平正义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只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才有所谓公平正义问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与他人交往、与他人合作，从而必然与他人划分或交换利益，或者分担损失，或者必须回报他人的帮助、恩惠，甚至要报复他人有意、无意的伤害。这是因为，一方面财富是相对匮乏的，另一方面人性中存在自利的倾向，人的慷慨是有限的。所以，在人的世界里存在利害关系，存在“恩怨情仇”。这是社会生活所不能摆脱的，但又必须“摆平”。如果不能有效地“摆平”，则可能导致社会的离散和痛苦。如何“摆平”?只有依靠“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在摆平利害关系以及恩怨情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平等与合理。所谓平等，即:(1)在人际交往中，尊重、尊敬他人，承认他人为人，承认他人与自己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尊严;(2)在利益交换中，以等量的价值相交换，以等量的损失、伤害相偿还;(3)在社会分配中，一视同仁，给每个人以同样的权利与义务，或等量的利益与损失。所谓合理，即合乎理性，合乎客观规律，亦即合乎真理。客观规律是人们行为所不能违背的，但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真正认识客观规律。感觉、情绪等非理性因素还不足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所以，人们崇尚理性，为人处事讲究“合理”。摆平利害关系、“恩怨情仇”最重要的原则是平等，没有平等决不可能有公平正义。但一味的平等、的平等并不一定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好的结果，而不平等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人类公平正义的理念和行为中也允许有“不平等”的存在。但不平等只是“例外”的情况，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它的存在必须“合理”。人类有关公平正义的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同时代人们所主张的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可以说，所有的公平正义观都具有“平等”与“合理”的内涵，都无非要求用平等、合理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西方古希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约前427年—347年)曾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9］7对于什么是“恰如其分的报答”，柏拉图进一步解释说:“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9］8“假使朋友真是好人，当待之以善，假如敌人真是坏人，当待之以恶，这才算是正义。”［9］13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讨论公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交换或回报行为时曾明确说:是具有均等、相等、平等、比例性质的那种回报或交换行为［10］。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曾担任过罗马皇帝的查士丁尼(约483年—565年)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11］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正义在于在各种活动之间规定一种适当的比例，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各人。他说:“神由于实施管理和指导，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各人”［12］139，“公理或正义全在于某一内在活动与另一内在活动之间按照某种平等关系能有适当的比例”［12］138。显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理解的公平正义都以“平等”、“合理”为其显著特征。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所理解和定义的正义也充分凸显了平等与合理的特征。罗尔斯将正义概括为两个基本原则:“及时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13］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中的及时个原则被称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原则中的及时方面被称为“差别原则”，第二方面被称为“机会公平原则”。罗尔斯强调及时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机会公平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并且坚持各种职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在这样做以后还不得不对有些利益或价值进行不平等分配的话，则要求这种不平等分配能够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这也就是说，罗尔斯“正义”的基调是平等，同时承认和允许不平等的存在，但不平等必须合理，即有利于每一个人尤其是最少受惠者。我国传统思想中不乏公平正义观念，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追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守和执中”的和谐意识，等等。而这些观念中，也同样呈现出“平等”与“合理”的特征。

五、民主法治

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要以较高的效率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众)服务。但是，行政组织以及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极有可能偏离“以人为本”、“公共利益”、“行政效率”和“公平正义”的要求，极有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公共权力)侵害公民权利，谋取私利，为个人服务、为少数人服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然要求公共行政行为，尤其是重大的行政决策行为，必须充分尊重公众意志，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必须置于代表公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下。因此，民主法治是公共行政价值理念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念。所谓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它本质上是指一种统治或管理的方式，是指人民或者说公民实际掌握着对自己的事务以及公共事务的抉择权。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价值理念，强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公民的自由、保护公民的根本利益，强调公民对政治、对行政的监督和参与，反对政府的专制独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主的具体内涵又有所不同。民主(Democracy)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文中，意思是指“民众统治”或“民众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社会中存在过，主要体现为一种由全体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按其大多数人的意志治理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规定，公民大会为城邦的较高权力机关，并设有议会和民众法庭等。曾在雅典城邦当政的大政治家伯利克里称自己的制度是一种“民主政治”。他说:“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让一个人优先于他人而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因为他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对国家有所贡献，他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①。近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民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洛克、卢梭等理性主义启蒙学者，以自然法为基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民主进行了思辨性阐释。他们认为，民主如同自由、平等、博爱、幸福一样，是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的自然本质的价值目标，同时又是实现其他价值目标的政治条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民主体现为人民主权，体现为政府的合法性以获得公民同意为基础，人民享有各种神圣不可剥夺的天赋自然权利。杰弗逊、密尔等政治理论家，则注重于把民主规定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形态，即代议制或间接民主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中，人民以多数人同意为原则，选举出代表组成政府，由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即由“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的控制权。”［14］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民主”的解释趋于多样化。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种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有的学者把它规定为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了人民有权按期更换治理国家的官员，从而使人口中的较大多数能够通过把政治职位给某个竞争者的办法来影响重大的决策。还有学者把民主定义为一种政治方法或程序:“民主方法是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获得作出决定的权力。”［15］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曾经指出，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并说:“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16］281“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出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16］316后来，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在对“哥达纲领”进行批判的时候，都更为明确地表述了他关于民主是人民当权的观点。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的实现，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其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所谓法治，即依法而治，亦即常言的“依法治国”或“以法治国”。也就是说，国家管理或公共管理，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必须奉行宪法和法律精神，宪法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并得到普遍的遵从。民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民主必然以法治为途径，法治是民主的体现。所以，法治与民主一样是行政的重要价值理念。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西方，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时期。亚里士多德及时次系统地提出了法治学说，他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7］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人民主权”、“三权分立”以及“人权保障”等思想，使西方法治精神体系得以完整确立。关于法治的含义，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一书中认为，法治实际上构成了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它意味着:(1)人民非依法定程序，并由普通法院证明其违法，否则不能遭受财产或人身方面的不利处罚。法治的要义是防止“人治政府”拥有“极武断”和“极强夺”的权力。(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每一个英国人不论地位或阶级，均在普通法律之下，均受普通法院的管辖。(3)英宪是英国各法院由涉及私人权利的个案判决所得之结果，即英国宪法是法院保障人权的结果而非保障人权的来源。英国行政法的创始人威廉•韦德在其后来成为英国行政法学的经典之作的《行政法》中认为，“法治”概念包含以下四层含义:(1)任何事件都必须依法而行;(2)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3)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4)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18］我国法学学者梁治平在《新波斯人信札》一书中指出:“法治”是指在治国方式上奉行“以法治国”的准则，它意味着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在法治社会里，只有法才最有，一切机构和个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必须依宪法和法律进行统治，所有国家机关和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政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国防、环境以及对外关系，都要依据法治精神和法律规定去做。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必须依法追究，给予惩处。同时，法治原则不仅确认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要求建立使人格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不仅依法制止行政权的滥用，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仅要确保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而且要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执法公平，严格依法办事。我们认为，所谓法治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以宪法和法律为较高。法治不仅意味着普通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要求政府组织和行政人员只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2)公共权力须积极关注和回应民众的需要，保障和促进民众的利益。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共权力的目的不再仅限于对社会的管理控制，还意味着其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必须采取积极的姿态，主动了解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积极征求民众的意愿，并对这些需求、意愿进行回应和满足。(3)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所谓人权，是指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公民的基本人权主要是指公民在生命、人身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意味着，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进行明确，将其设立为公共管理的理想和目标;另一方面，则要界定公共管理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避免公共权力(行政权力)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作者:汪辉勇单位:东莞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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