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城市化和我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

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现象的增多和南方地区泥雨现象的出现,不少人开始将山羊视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据说:山羊不仅吃草,而且还会用蹄子将草根从土中刨出来吃掉,这就造成了西部地区植被的破坏和草原沙化现象的产生,最终结局必然是形成沙尘暴和泥雨等环境恶化问题。因此,要想阻止草原沙漠化,就应该尽快将山羊“斩尽杀绝”!例如,内蒙古伊克昭盟的8个旗市,大多数旗市都制定了针对山羊的“禁牧令”,一些旗甚至下定决心,要在三年内把山羊消灭干净。而且据有关媒体报道,至2000年10月份为止,伊克昭盟至少有60万只山羊被消灭掉了。本文将证明我国西部地区草原沙化以及沙尘暴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受利益趋使而对草原这一“公共资源”实施了过度放牧与使用。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特别是在保持我国土地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减少或转移牧区人口,而非简单地减少山羊的放牧数量。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中国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品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法律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经济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自然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企业组织所拥有;二是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

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养羊数为Q*,那么该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与数量推导。例如,目前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 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

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及时,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

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发展“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农村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问题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目前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较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 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及时,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企业”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较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官僚主义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总之,减少西部牧区人口的重要途径在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发达地区或大中小各类城市转移,毕竟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维护广大西部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由西部草原沙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我们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问题。目前,西部地区对“西部大开发”有着极大的热情,然而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地方将“开发重点”放在资金和项目的引进上或放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上。实际上,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本身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投资成本将是非常高昂的,其效益也将比东部地区差得多。按投资的经济效益以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等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绝不能简单地放在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上,而应该放在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上。具体说,西部地区应该通过实施“一增一减”的政策措施来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谓“增”是指要增加西部地区的各项制度变革和观念创新。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受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所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制度安排与观念意识方面的差异才是关键与根本。从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加快私营经济的发展应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大开发的重点,政府应通过加大自身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来努力降低私营企业主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所谓“减”是指要减少西部一些地区的人口数量,特别要减少牧区的人口数量。可以预料,在维持现有土地制度和不减少(或不转移)西部草原地区人口的情况下,基于生存、发展以及东西部地区竞争等方面的压力,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甚至粗放式利用必然难以彻底避免。而一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点仍放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那么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研究:西部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明确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内涵和功能，在分析西部地区城市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部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主要对策。

论文关键词：西部大开发；生态城市；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化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必然趋势。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历程。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城市病”问题：

城市用地紧张，建筑密度过大，住宅极端缺乏，交通堵塞，能源供应不足，三废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负面效应使自然环境恶化，生态被破坏，甚至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健康。西部大开发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怎样遵循生态经济原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效益统一的现代化城市。

l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功能

1．1概念

生态城市(EcopolisorEcoville)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于1987年提出的一种理想城模式，是指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一类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即高效和谐的人类栖境。

1．2内涵

生态城市的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及时个层次是自然地理层，这是城市人类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生态位的趋势、开拓、竞争和平衡的过程，最终达到地尽其能、物尽其用；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功能层，重在调查城市的组织机构和功能，改善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增强城市有机体的共生能力；第三个层次是文化意识层，旨在增强人的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变自发为自为。这三个层次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境组装成了一个有强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系统。

人们自觉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通过不断理性化的行为和规范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平衡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实现当前与长远动态空间和谐统一、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便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出发点。

1．3功能

城市生态系统有3种功能：一是产业功能，主要体现为产业生态(industrialecology)，包括产业及流通、消费活动中资源、产品及废物的代谢规律和耦合方法，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正面影响；二是生活功能，主要体现为人居生态(builtecology)，包括按生态学原理将城市住宅、交通、基础设施及消费过程与自然生态系统融为一体，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的人居环境，并较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三是还原功能，保障城乡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平衡发展，即一方面必须具备消除和缓冲自身发展给自然造成不良影响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自然界发生不良变化时，能尽快使其恢复到良好状态，包括自然净化和人工调节两类还原功能。

2西部地区城市现状特点

由于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导致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体现在几个方面：

(1)数量少：东部地区在全国14％的国土面积上多达300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4．59％；中部地区在29％的国土面积上有247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37％；西部地区在57％的国土面积上仅有120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l8．1％。

(2)规模小：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以中小城市占多的地域分布特征。在全国34个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仅有7个：大城市更是仅有1个，只占到全国47个大城市的2．13％；中小城市有l12，占全国同等城市的37％左右，更占据了西部城市总数的94．17％。

(3)类型单一：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有着显著的沿矿产资源带、边境心岸带、交通要道带形成的中小城市带，主要是资源型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

3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城市面临的问题

(1)缺乏劳力与智力资源：西部地区总人口约29334万，其中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和科研人员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研机构和科研成果数量也处于低水平。

(2)经济十分落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的经济发展是非常落后的，1979-1995年间东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l2．8％，而西部地区仅有8．7％。从1998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对比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3)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西北地区虽地处黄河中上游，却因水资源利用粗放、浪费严重而出现严重干旱缺水；二是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开发力度加大使西部地区的植被持续减少，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令人担忧；三是风蚀沙化严重，荒漠化加剧。

(4)矛盾重重：经济开发和资源供给能力的矛盾；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人口增长的社会需求和城市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有限承载力的矛盾，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等等。

4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

4．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1)政府必须把城市生态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实行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加强生态观念，提高生态意识，确立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总体布局和土地利用布局。

(2)高层次的优化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由二三一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结构转化，工业产业由粗放型污染向三高三少转化，积极推进清洁生产方式，兼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生态涵养三方面需求，合理配置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因地制宣地确定城市生产、家居、商贸、运输、文卫等各种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

(3)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强化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职能，诱导和促进环保产业走市场化道路，积极推进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提高城市总体设施水平。对关系城市生态环保和治理的大型基础设施，必须全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统一布置。

(4)建立完善的城市环保监测、监控管理系统。一切新建、扩建、改建的企业，防止污染的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三同时”管理)。在项目审批、投资安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程序上严格把关，切实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公务员之家

4．2建设可持续的城市绿化

实施城市大环境绿化，建设城市绿地系统。将城市林业和园林融为一体，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形成包含公园、街头绿地、生态墙、行道树、疏林草坪、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花圃、果园、菜地等多方位立体生态系统工程。绿色廊道深入城市腹地，净化市内空气，改良城市小气候，美化城市环境。坚持生态原理与美学原理相结合，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并重，形成“未见城，先见林”，“城在林中央”的绿化景观。

4．3充分依据西部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

合理利用开发西部地区的各类矿产资源，形成沿矿产资源带、边境口岸带和交通要道带的中小城市：二是引进一批高效、实用、先进的生态示范技术，广揽人才，在制度上保障科技人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任务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实行倾斜的设市标准，鼓励和支持加快西部地区生态城市化进程，建成一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定超前性的典型生态城市，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生态城市化。

4．4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提高市民生态环境意识

要培养西部地区各级领导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同时在城市居民中普及提高生态意识，倡导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克服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短期性、盲目性、主观性行为，从根本上提高城市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这也是城市生态系统调整最紧迫最重要的环节。

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研究

摘 要：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但是，西部地区有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投入不足，立法也不完善。这些都对西部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所以，要实现西部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在尊重环境的前提下实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西部开发；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西部大开发是21世纪党中央提出的一项经济发展重大战略决策，旨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进行西部大开发。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中国西部的生态环境特别脆弱，突出表现在森林生态功能衰退，水生态系统失调，草地资源退化，荒漠化速度加快，湿地湖泊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三化”(沙化、退化、盐渍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植被覆盖率下降，资源管理疏松等方面。所以要进行开发和发展，就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进行，在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要充分提高个人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调动大家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

一、中国西部环境的现状

1.水资源污染严重及短缺

位于西部的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是西部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着荒漠、半荒漠、干旱草原三个自然带，自古以来就是放牧民族的牧场，虽然山川十分秀美，但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加上近几年来工业发展的需要，黄河流域的水源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再者，西部地区常年缺水干旱，农业用水也短缺，要想解决西部水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节约用水。

2.土地沙漠化严重

西部重度沙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重度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98.91%,中度沙漠化占全国的94.32%,轻度沙漠化占全国的80.03%。我国沙漠化的重点地区主要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地区、腾格里沙漠等12个地区,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土地沙化的表现主要有：一是林地退化。据统计,我国每年有3000万亩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二是草地退化。我国草地资源退化面积约占可利用草场总面积的1/3,目前仍以每年2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草地退化比例较高的是宁夏、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西部省区。西北地区近年发生的沙尘暴,与青藏高原草甸退化、西北地区草原荒漠化不无关系。三是水土流失。目前,西部地区40%以上的土地已经出现水土流失,其中黄土高原最为严重,水土流失面积比例大约占1/3,水土流失使得土地蓄水保水能力减弱,土地贫瘠化加剧。

3.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差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认识都不够，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上，人们不懂得循环再利用，也不知道节约用水，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人们思想上也不够重视，加之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在财政上，政府给予的支持也不够。这些都使得环保从源头上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国家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可以进行激励机制，一旦政策深入人心，人们的意识自会主导他们的行为。

4.立法不完善

西部地区的立法很不完善，长期以来都遵守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现在随着保护环境的口号越喊越强，人们才开始重视环保，而且只有在法律的强制作用下才能解决某些问题，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不管是国家还是各级政府都应在法律的要求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预防为主，保护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环境脆弱追其主要原因还是资金短缺，人们都吃不饱穿不暖，怎么会考虑环境的代价呢，只能是一味地向“钱”看，追求利润较大化，等经济发展得差不多了再回过头来治理环境，可殊不知，那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法律的强制作用在这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它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面临威胁的环境。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既要满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需求,又要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需求,是一种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互统一的战略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包括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协调性和发展的公平性。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发展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物质条件,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内在动力。我们既要保障在优先保护环境的条件下积极发展经济，又要保障经济的良好运转，因为只有经济基础作为保障，我们的环境才能得到顺利的保护。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发展，实现经济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效益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在这期间，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西部地区发展的道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竞争就是人才，所以应当引进高级知识分子，国家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到西部建设的伟大宏图当中，而且在这个就业难的时代，有志青年更应该将自己的毕生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加上国家的科技投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部将又回到山川秀美的时代。在环境管理中采取各种预防性环境管理手段或措施，对一切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从根本上预先防止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生。

2.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保护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和体现,也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而且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外部环境。总之，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都不能脱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可持续发展主要强调的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由于人类的活动,不断地向自然界无偿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生长的速度,以及大量的向自然界排放废物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这些都引发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不断地出现洪涝、地震、泥石流等恶性自然灾害。这引起了人类对环境恶化的反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人都应该重视和参与生态建设。

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调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发展经济就必须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搞经济建设,也不能不考虑经济发展而孤立地搞生态建设。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所以一切的关键还是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区别又联系，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三、低碳经济在生态保护中的地位

中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低碳经济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中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不仅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低碳经济其实指的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是近几年来科学界和环保界人士炒得最热的一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庞大的能源消费导致总量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西部来说，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然举措，低碳经济的就是要利用可以再生的资源，去保护环境，例如电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核能等节能性新能源。目前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可是这也造成了环境的负担，不仅有害物质不断排放到大气中，而且使得本来就脆弱的环境和人口压力大的城市变得更加拥挤不堪。这就要求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控制，比如说：在路途不远的情况下鼓励以步行和自行车代替汽车出行，也可推行城市自行车租借系统；鼓励大中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如地铁系统,这些是低碳交通的标志；限制购买私家车，如进行单双号限行。这样不仅减轻了交通压力，也减少了排放尾气，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对于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低碳经济的地位也是日趋明显的，发展低碳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奇闻怪事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一、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十几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支持农业生产系统的环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耕地面积锐减，土壤肥力下降，自然灾害频繁，土地退化日益严重；尤其是长期不合理使用农药化学品所造成的水体、土壤、大气污染，使农产品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已不容忽视。

生态环境，就是自然界里动植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有关整体，包括水、土壤、森林、气候等各种自然资源因素。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农业上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高效、农民增收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能提高绿色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而且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生态农业是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缺一不可。

二、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 多种污染破坏农业生态环境

1.乡镇企业“三废”污染农村生态环境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南沿海很多企业纷纷转战西部，西部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乡镇企业大部分在农村， 而且布局不合理，对农业的污染过程主要是工业“三废”进入土壤和植物系统，造成农作物减产，土壤破坏。在“三废”的污染影响下，农产品有毒物质含量偏高，对人体危害严重，致使我国出口的粮食价格偏低或根本不被接受。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污染物处理率低或根本不处理而直接排放。农村环境污染己成为西方国家设置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我国农业整体经济效益偏低的主要原因。据调查，中国5.5万km河段有23.7%的水质不符合灌溉要求，4.3%的河段严重污染，鱼虾绝迹，大面积农田受重金属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

2.化肥、农药形成新的污染源

施用化肥农药，已成为我国农民提高农产品的重要途径。据统计，2007年，我国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t（折纯量），按播种面积计算，达40t/km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设置的22.5 t/km2安全上限，而且化肥流失量约占使用量的40%左右；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t，而且每年仍以10%的速度在递增，其中只有约1/3能接触到目标害虫，剩余的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和大气中。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甚至使地下水和空气污染，也使全国9.3万km2的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据陕西省土肥所对小麦、玉米、大豆进行三氯乙醛的危害试验结果显示，磷肥中三氯乙醛含量在450mg/kg时，3种作物受害加剧，中毒症状明显，出苗率降低。

3.禽畜粪便污染不可小觑

养殖业的迅猛发展造成了禽畜粪便无法全部用作农家肥，排入河中又造成了新的污染。各地的禽畜粪便使得水源、河流、海域、湖泊等污染事故屡屡发生，成为当今农村环境一大污染公害。

（二） 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水资源匮乏，生态平衡恢复乏力

干旱、半干旱的气候，使西部地区降水稀少，水资源不足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生态和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纵贯西部地区的重要河流――黄河是西部地区重要的水资源，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从1972年到1998年的27年间就有21年发生断流，断流更加剧了下游河道泥沙淤积，每年从三门峡输入黄河的泥沙16亿吨，破坏了生态平衡。水资源匮乏，农业生产因缺乏灌溉用水遭受巨大损失。

2. 植被稀少，土地荒漠化严重

长期以来，人们对植被在生态环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牧区超载放牧，草场退化；对森林乱砍滥伐，植被稀少，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土地荒漠化严重。据国家林业局公布，2011年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173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18%；内蒙古沙漠化面积达到65万km2，占全国沙化面积的25%；西部沙源增多，土地沙漠化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1500 km2，扩展到3300 km2。

3. 水土流失严重，土壤退化

据有关部门测量，由于长期不合理地开垦利用，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94亿km2，占国土总面积的20.29%，而且每年还在以10000km2的速度递增；西部水土流失面积104.5万km2，水土流失率15.5%，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58%。由于水土流失，全国每年地表土流失量达50亿t以上，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剥去1cm厚的肥土层。土壤退化，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相当于4000多万t的化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总之，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保护人类有限的生态资源。

三、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树立以绿色GDP衡量农业经济增长的理念

各级政府要树立以绿色GDP衡量农业经济增长的理念，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立环保型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把生态环境保护质量、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和人民群众对环境的满意度作为标准，将环境破坏的修复投入占农业产出的比例纳入考核体系；对西部地区来说，要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规划，尽快建立生态农业发展机制，以推动绿色农业发展规划的实施；而对广大农民来说，要加大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宣传教育力度，崇尚自然和绿色文化，杜绝“白色污染”，努力形成自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机制和社会氛围。

（二）大力宣传生态农业知识

生态农业本身科技含量高，它不仅需要人们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而且需要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指导，才能使生态农业充分利用好当地的各种资源。西部边远地区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农业技术人员占农村人口不到0.04%，对于发展生态农业的知识了解甚少，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有关生态农业知识。尤其加强对有机农产品的宣传力度，及生态农业对于食品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让大家真正意识到只有发展生态农业，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农业整体经济效益。

（三）建立激励机制，为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保障

由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多数项目，在短期内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市场无法进行有效调控。因此，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法律及必要的行政等手段，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如：为巩固长江、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以及西北部风沙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成果，解决退耕农户的生活困难和长远生计问题，应在退耕还林政策到期后，对退耕农户继续给予直接补助；建立专项资金，用于西部风沙源治理区退耕农户的基本口粮田建设、生态移民以及补植补造；在西部四大牧区退牧还草，治理退化草地；进一步健全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多渠道筹集森林、草原、水土保持等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等。通过这些决策调动地方和农民参与生态建设与保护的积极性，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四）科学规划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制度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将实现生态农业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农业生产发展规划。合理分区，确定生产区和禁止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二是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建立农业生态环境定位监测网点，定期进行检测与评价，并将检测结果及时向有关单位和责任人通报；三是认真执行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五）加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己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一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二是要加大乡镇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严禁污染生态环境项目引进，控制新的污染源；三是强化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综合治理，推广畜禽养殖业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鼓励建设养殖业和种植业紧密结合的生态工程，积极发展农村沼气，使畜禽粪便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同时加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保护；四是通过采用生物防治病虫害和增加农家肥、种植绿肥等办法，减少对土地、水源的污染，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综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对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