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

时事政治是思想政治课的一个亮点，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时政演讲通过了解关于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信息资源，充分展现了学生的时代感，是学生积累知识的主要方式，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因此，在课前让学生演讲时事政治，能使学生养成了解时事信息的良好习惯及严谨的学习态度，教师还可以在课上增加法律快报这一环节，为学生的时政演讲增添信息来源。如教师在宣传法制专题教育“珍惜生命，遵纪守法”时，可以列举震惊中外的“10•5”湄公河惨案，其中4名罪犯于2013年3月1日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死刑。自公安部颁布“醉驾入刑”刑法规定至2013年5月1日，已经有两年时间，在这段期间酒后开车、醉酒驾驶或因其导致交通事故的案例相比往年下降很多，教师可以利用此事例向学生讲述酒后开车造成的伤害性。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家为此成立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至2013年6月28日已经有20年的时间，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应进行传承和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同时，可以指定法制教育相关的时政要闻作为学生演讲的题目，通过学生口述这些事件，不仅让学生更深入了解时政事件中的法律知识，而且锻炼了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的能力。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2

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教师的教学预设。他合上教材和备课本，微笑着说:谁有新买的报纸，请读一读恒大夺冠的新闻吧!于是一个学生自告奋勇读起来:北京时间11月9日，在亚冠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坐镇天河体育场1∶1战平韩国球队首尔FC。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恒大最终力压对手捧杯，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问鼎亚冠冠军。恒大夺冠是一座丰碑的开始。天河以精彩纷呈的竞技，海纳百川的胸怀，定格在中国足球史上。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对“恒大夺冠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启示”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资深球迷为骨干，其他球迷随时插入、众口纷纭的局面。临下课时，教师说，我来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吧:恒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中取得了飞跃的进步，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化经营、职业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遭遇的假球黑哨、国家队成绩低迷、俱乐部经营不善等难题，并不能说明职业化、市场化失灵，恰恰是改革还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们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一样，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轻松的话题，激烈的讨论，在分享中国足球跨越进步的喜悦的同时，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

二、时事政治课也要抓住时机，进行思想认识的系统整合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3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是对立论依据之五的进一步申述。作者申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孙权崇尚法术，与儒学朝臣有思想分歧；二是孙权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儒学朝臣代表人物进行了排斥与镇压。《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是从孙权的继承人孙亮、孙休推行宗室政治，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儒学朝臣的冲突加剧，再进一步说明孙吴政权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并未因皇帝的更换而发生变化。

《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研究的重点为外交事件引起的君臣冲突。《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研究的重点在内政方面的“ 校事”制度所引发的君臣冲突。《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则是对于选立太子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拔接班人问题所引发的“ 二宫构争”事件所作的重点研究。《附：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虽然是人物研究，而实际上是对上述孙权立嗣问题考论的一段追溯与补充。

《张昭政治地位的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的原因》，对江北流寓人士代表人物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对他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与孙权的分歧，对其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他的文化性格及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都作了较全面的分析。《附：孙坚吴夫人事迹考》。作者将此篇作为前文的附篇，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 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 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是“她说服张昭等人”，最终按照孙权、周瑜的意见，决定“不送质”。

《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分析了江东世族代表人物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描述了顾雍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的为政作风与政治实践，进而揭示了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此文不是对陆逊与陆氏家族的全面评价，只是重点探索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陆逊为将之深层政治原因与意义；二是陆逊与孙权之间政治观念的差异及其冲突。

《论诸葛瑾、诸葛恪父子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局的影响―――以孙吴后期政局变化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考察分析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琅邪诸葛氏之南徙及其家族门第问题；二是诸葛瑾之谨慎及其与孙权之关系；三是诸葛恪兄弟的轻脱戏弄之事及其文化意义；四是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五是建兴年间诸葛恪主持的政治改革、北伐及其失败原因。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此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士人品格；二是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附：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对前文的补充与延伸。由于全公主是步夫人之女，她“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在孙权晚年及孙亮统治时期，她又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对孙吴后期的政局影响颇大。此书的最后部分是有关孙吴学术文化的专题研究，计四篇。按上述顺序继续编号，《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论述这些士人的学术文化素养及其学术著述与教育诸方面的业绩。《附：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侧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治的关系；二是广陵人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贡献。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4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5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实践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理论、学科和实践效果，对其价值和情感等方面缺少认可与支持。还有部分人不赞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具有独立性与科学性等，单纯的认为政治教育是知识的汇集，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对教育理论性的认可程度不足[1]。也有的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指导功能较差，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果没有认同，觉得思想工作较为形式化，缺少实际意义。在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认同危机，并且主要以隐蔽形式的出现[2]。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欠缺学科与实践认同的问题；在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如果学校不予以真实有效的支持，学生、家庭和社会等不配合，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在我国盲目扩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所以人们会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偏见。

此外，宏观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的“三观”影响甚大，如果他们缺少相应的自觉，就难以避免产生认同危机，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概述

对于自觉而言，其属于哲学范畴，主要指的是主体内在的发现以及外在创新时自我意识的解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学科理论形态所表现的特色、特质和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自觉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将从事该研究的基本素质予以真实反映，以认识层面为出发点，对政治教育展开描述，通过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活动中，进而为教育本身有了基础的认知[3]。通常情况下，自觉具有着反思的特质，是人理性能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将事物本身作为前提，进而表现为自我的认知。总而言之，自觉是人所应当具备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思维等。通过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人员的自觉，能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性质有充分的认知，可以表现其从业人员的品位和旨趣等特点。

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结的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价值认知的自觉性。价值认知的自觉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实践等重要价值有了自觉意识。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说教，也不是开展无用的活动，而是将人的精神领域作为主要对象，对思想与行为的转化规律加以揭示。第二，主体性自觉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主要强调的是对主体自觉的认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国比较有特色的学科，所有要从国情出发，从时展出发去体现主体性自觉。第三，文化传承自觉性[4]。在政治教育实践期间，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大众文化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觉培养的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的培养和提升，需从以下内外两方面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专业精神。通常情况下，受到外部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主体的伦理观显得尤为重要，从业者具备了怎么样的品质，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实际效果息息相关。为了确保从业者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更加忠诚与热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要对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有深刻的认知，在对学科的认知上存在的错误思想，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科学的观念认真回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尽最大努力提升其科学化的水平，从而增强对学科的认同程度。

第二，强调研究意识。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进行培养过程中，需要通过书写中国故事为主要途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依据，尤其是针对区域性民族遗存的原生态文化，需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索[5]。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方面来看，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导致该问题产生达到主要原因是在理论研究的比较空泛。为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自觉能够有效培养，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展开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层次更深，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发展或者是规律性特征等要予以研究。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部化的研究，可以对其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内部化比较直接的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机理特征等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向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选题、观点等很多环节，进而有利于将原生态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其也是构建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成果加以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体中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解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最为本质的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比较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研究。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时，我们应当将学术研究看成是比较主要的事业，这对取得更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有很重要的意义。还要认识到，在对思想行为的转化规律进行科学解释时，需要将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内在的机制中，因为，如果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心理上的缘起，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帮助与指导，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四、结束语

目前，在认同危机的语境中，工具理性超过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尽人意，因而需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业者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不仅需要体现专业素养，更要有研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专业化的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方兴.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学术论坛，2013，36（1）：205-210.

[2] 章宗艳.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前沿，2013（16）：54-55.

[3] 鲁全信，李虹.大学生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169-170，204.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6

时事政治；初中政治；课堂教学

一、时事政治在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符合新课改的要求新课改之前，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不高原因有两点：一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二是政治教学课程枯燥、乏味，其内具有抽象性。然而在新课改后，初中政治教学将时事政治引入课堂，能够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1]。

2.符合素质教育的需求时事政治是德育的关键，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各项素质。学生通过正确的认识社会事件、持续的关注时事政治，可以促进学生思想的转变。另外，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及时的对各类社会事件进行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信息的提取、加工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符合市场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极其容易出现思想不正的现象，而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成长阶段，思想并不成熟，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很容易出现拜金主义等思想。因此，就必须给初中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教师将时事政治事件引入政治课堂并进行分析，有利于促进学生反思，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时事政治在教学中应用的现状

大部分学校对时事政治教学引入初中政治教学中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学校反对将其引入政治教学中，主要是顾及到学生不能深入的了解时事政治，由于学生思想不成熟，因而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并且引入政治课堂的时事政治，只是简单的告诉学生事情发生的时间及内容，而没对其做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有些学校只是为了应付中考，而让学生死记硬背时事政治，而由于老师没有对其进行讲解，使得学生很难理解其深层意义；另外，在一些农村中学，由于信息不畅，政治课堂上老师不关心或者无法关心发生的社会事件，从而使得时事政治不能引入初中政治课堂[2]。

三、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应用的策略

1.注重时事政治的教育性和时效性政治理论能够促进对时事政治的理解，而时事政治又能够诠释政治理论。因此，初中的政治教师应该具备关心时事政治的良好素质，在生活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对新近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了解，例如，电视、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类的APP等。教师可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向学生们讲述所获取的时事政治信息，以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兴趣，从而促使学生关注时事政治。

2.指引学生对时事政治的评论由于初中生知识面较窄、能力有限，不能深入的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评论，而且也不了解一些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内容，极其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的风气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初中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时事政治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指导，使学生通过小组之间相互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深入了解事件的缘由，分析事件的好坏，从而做出相应的判断。与此同时，教师也应积极的参与讨论中，尊重学生的观点，扩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让学生能够积极大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对于学生错误、荒诞的评论，教师应该予以引导并指正，从而促使学生关心时事政治，提高学生政治学习的水平[3]。

3.将时事政治与教学的各环节有机结合教师将时事政治与政治教学的各个环节相结合，以提高政治教学的质量。一方面，教师应该选择合适的时事政治事件，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与分析，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依据所学的政治理论来分析时事政治，培养学生关心社会事件的良好习惯；另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后收集时事政治信息，并在课堂上与大家分享，久而久之，在这种环境之下，学生都会被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能够提高学生运用政治理论来分析时事政治事件的水平，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虽然能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但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教师在引入时事政治到课堂的时候，既要注重时事政治的教育性和时效性，又要指引学生对时事政治进行正确的评论，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阚玉柱.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求知导刊，2015，02:20.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010-04

用网络时代或网络社会来指称今天这个社会现状是否合适还有待于论证，但网络已经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却是不争的事实。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了解社会、表达意愿的主要途径。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手机网民规模为4.20亿。“网络春晚”、“网络直通车”、“网络明星”、“什锦八宝”等等已经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网络空间中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关注成为重要内容。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场信息变革已经不仅局限于网络技术本身，更多地影响到了信息传播路径、文化传播手段和政治参与方式。由事件及人物引起的网络争论成为网络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且网络政治文化在其传播方式上又增加了网络特性和网民个体伦理特性。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个体伦理化趋势

1.网络政治的现实参与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011年的十大公民社会事件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地参与社会建设。参与的方式是以个人的身份和个体的权利为主，网络评论特别热烈，参与度也大大增强，公民权利意识进一步明确。政府面对频发的公共事件而采取紧急应对行为正在成为常态，这也加大了公共政策出台的强度和速度。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等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在公共事件出现时，尤其在矛盾激化后，如果政府采取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有效的网络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采取行政手段简单化处置的方式，就使社会冲突的解决在基层管理中得到解决。通过网络平台使事件的合理解决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影响，也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冲突管理提供了成功样本。

网络空间的政治讨论已经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网民人数的剧增和参与事件讨论的政治针对性的增强，网络在信息传递、舆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已经不可低估，网民的政治参与和高层政治互动影响着现实政治的抉择；通过深度研究会发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更多意愿表述还是体现个体身份、个体权利和个体感受，参与的方式是单独面对网络的信息作出反应，很少经过讨论后再发表意见。仅凭单向度的理解来表达个人意愿，大多也是大概浏览之后即发表议论，缺乏一定的实证，但在其他个体眼中就成为真实的或大家认为如此；其实，当网络信息进入网民视野中时，就已经带有公众性，好像代表了卢梭认为的“众意”，即“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网民更多将网络信息误当作公意，或至少当作众意来理解，其实可能这条信息只有很少的个别人在阅读，而发表相关言论者也未必就是“局外人”，能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或一定的视野来表述个体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参与只是个体的一厢情愿的道白，就犹如一个租房信息，并没有评价租房是好还是不好的意味，结果可能引来的是对租房及现在房屋价格等的联想式讨论，“每个人感触到一种新环境、新信息，都会习惯性地将它们归类到已存在于自己头脑里的许许多多关于事物的描述、评价性信念的‘分捡箱’里。”也就是说，网络参与或网络讨论的政治属性并不具有代表性，其并非众意或公意的表达，而只成为了个人情绪发泄的场所，网络表达的内容和方式在考量着网民个体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良知。

2.网络政治参与的个体化分析

生存条件发生着巨大变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在不断变换着个体对外界的认知和判断，“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以往受到挤压的文化欲求强烈地表现出来。对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来说，高雅文化距离实际生活较远，他们更多地关注细腻的生活实感、市井常谈、闺房碎语，不避琐碎，喜爱离奇，在每一次文化‘投入’之中宣泄一下平时郁结心头的种种劳顿与烦恼的生活感受，暂时放松一下生活的重负和社会竞争的压力。”普通民众，只要具有上网的能力，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发言的渠道，有机会对各个层面的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样的意见和诉求只要具有较高普遍性，或具有较高的认同，它就会成为网上热捧的对象，就可能获得较广泛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就有可能对现实的立法、决策产生影响。

网络表达言论的个体化，表面上看似乎是个人意愿的自由表白，实现了公众对事件或事态的无限制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发泄积怨，减少隐性的冲突有一定好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某一个人的情绪性言论可能会影响并不知情的他人，可能殃及本无涉的其他人，这时网络的个体化表达不仅只是倾诉，更可能是传播和影响，尤其针对社会事件和公众人物更具一种导向性的传播功能；在这样的氛围里，网络政治言论和其文化特征成为一种互主体或主体间性的表达，不只是你说我听的单向度的表达，更需要参与者加以分辨后再作表述。而这恰恰是网络政治参与者所缺乏的。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个体生活化、表达平面化表征

1.网络政治的生活化表达

网络政治的生活化是指网络政治非现实政治，其更多体现的是街头巷尾的议论，更多关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及其影响因素。这种对现实信息通过网络的表达常常体现参与者的潜在意图或想法，常常引发的是事外的联想和争论，也就是说这种表达背后往往有着更深的个体现实根源。而决非就事论事。又由于网络表达更多是只言片语。无法说清背后的更多现实根源，从而以结语或断语来界定或表达其情绪或感受，这样生活化的网络政治更多是在貌似大家参与讨论中形成的结论，其实大多数是在自言自语，只说着自己的或自己认同的话语，针对的是公共事务，其实更多是私人意见的缠绕。这种生活化的表述缺乏理论的归纳。也常常经不起深入推敲。表现了参与人的生活感悟或“读后感”式的情绪诉求。“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中，如果有人要给他人制造麻烦，他们可以在千里之外，用一种难以发现的方式这样做。，没有谁的腿被折断，没有谁受到肉体伤害，但任何人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连接，就可以破坏他人的安宁，并给他人的事业造成真正的伤害。”与其说网络强势走人我们的生活，不如说，我们生活在网络之中，而谈论的话题也无法脱离其现实生活，其无论是用如何隐匿的方式来表达其观点，难以摆脱现实生活对其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活化更表现为网络表达中的主题或内容的生活化，内容主要包含着个体的吃穿住行等并非直接关联他人的因素。也不理采他人是否回应，只是生活体悟或情感接续，特别希望得到网友的互动或回复，多数还是自言自语式的表白，“公共”话语空间的草根性特征是明显的，甚至常常出现一些常识或知识性错误观点；但这“看不见的人群”或“看得见的声音”对现实生活起着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同时，网民更多将网络平台看作是网络协商的途径，协商模式将互联网看做是对公民协商的公共领域的扩张方式，但带有强烈的情绪；网络空间的媒体话题是被网民用自身的思维和眼光修正和重构，其带有明显的地域化、生活化的倾向。

2.网络政治文化的平面化指向

网络政治参与更多体现其平面化特征，而缺乏深度的、立体化的政治诉求，“网上论坛充满了自我表达和独自，而缺乏‘倾听’、回应和对话。”网络虽然为讨论者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手段：搜索、拷贝、与粘贴。但事实上，“许多发言者都不提供实际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通常把自以为的权威作为论证的基础。很少有发言者给出特定的参考材料。如书籍、文章或报告。”网络表达以个人喜好和视角来进行，缺乏深度，使得网络讨论呈现出群龙无首、群雄并起的话语陈述，缺乏可信度’及说服力，逐渐成为随意性、可有可无的个人表达，此时个体的伦理向度的表征就体现无疑，其可信程度由个体道德素养和个体自律来实现和保证。网络政治表达的平面化趋势呼唤网络参与个体的真诚与道德考量。

网络政治所表达言语行为缺乏责任意识。网络系统中有部分是做作之言，因为只有标新立异才能引起关注与轰动，没有人会有耐心看你讲完去之后再辩解其真假对错。网络政治文化所表达的肤浅意识和只顾眼前利益的无根漂浮，很容易将其与德勒兹游牧政治哲学追求相关联。其所追求的块茎、平面化在这里有所体现和表达。在网络空间游荡的个体犹如驰骋在一个个跌宕起伏的高原的游牧灵魂，其缺乏了社会制度、法律的约束力，这种无根表达的随意和无序只受个体情感、个体伦理的彰显和制约，缺乏深度的平面化既是其追求的目标，但同时也是制约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三、网络政治文化的舆论导向

网络政治虽然不是现实政治的直接参与，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网络表达或网络平台对现实政治产生不小的影响。这种在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的、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关于政治权力、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为内容的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直接影响了现实政治法律的抉择。

从乌坎事件、郭美美风波、温州动车事件和小悦悦事件等的民间表现，既显示出社会对于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更彰显问责政府的权利的觉醒，也认可了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的必要性。借助网络平台传达个体的理性诉求，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1.网络政治舆论的道德化倾向

政治舆论是一种公众态度的表达。而非单个人意见的倾诉，也就是说政治舆论是指对政治事件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言论和态度表达，李普曼认为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经常感觉到，舆论对公众事务的评价。相当程度上不是理性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诸如善恶、美丑、是非等等，比如传统的风俗、民风等也可以看作是舆论的形式。而网络政治舆论更展示了个人在现实及虚拟空间中的愿望表达，这种表达有其理性成分，但更多侧重于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因素和成分，表达的个体化特征愈加明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在网络中较为普遍，由于害怕被孤立，个人在他人持有不同观点的时候往往不敢说话，他们宁愿选择与意见一致的人交往。此时，对事件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就更多通过试探才得以知晓是否与自己的观点一致，在自我意识减少的同时，就掉进了自己营造的虚假的天地之中，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存在，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人们只喜欢阅读完全同意的东西，也只在乎与自己判断相近的观点。对网络信息的认同更具有个体的道德判断属性。更满足了心想事成的个体追求，舆论的个体化选择直接变为自认为的大众的声音，其结论势必有着强烈的个体道德倾向。

2.网络政治舆论的公共危机与个体表达

网络政治舆论除了个体对公务事件的现实表达外，还体现为对公共条件的现实忧虑和个体反思。从自私的角度来理解，网络政治舆论的动力源还是个体对生存境遇的现实困惑的破解企图，一个人对远离自己的信息的处理相当冷漠，对信息的关注是有选择性的，个体常常将公众意愿误以为个人意愿请求，或将网络中的个体追问以为是公众舆论。

网络信息传递的速度惊人，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查看到各种信息。而同时更想知道政府对其处理的结果或态度。从而有助于其进一步判断事态的变化，然而现实并没有如此迅捷的反应，这样就留下了个体判断和关注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有机会发表其观点（跟对错没关系），网络政治舆论正是填补了这个信息空档，而每个与事件相关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想通过网络了解各种信息，此时它就不只是个体的意见表达，已经代表了一种姿态或一个团体的意见，甚至会对事件的最终处理形成一定影响。网络政治舆论从事件发生到最后的反思始终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关注的姿态。所以其呼吁提升公共事件应对能力的同时。又对事件的深度思考提供了平台。这样看来，网络政治文化有网民知情的善意追求特性，但同时又体现了网络政治文化的无根和随意性特征，这种文化样式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方式还是有较大的不同，似乎摆脱了惯常的文化束缚，个体的道德水准和认识水平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会逐步得到提高。

四、网络政治文化的个体伦理向度

1.以美德为准则的个体生命力的展现成为网络政治文化最鲜明特征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8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9

学生对于时事政治都有较浓的兴趣。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比较间接、抽象；而时事政治资源的内容比较直接、具体，是鲜活的，贴近学生生活的。对于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强的中学生来说，接受时事政治资源相对容易。发生的国内外时事政治身边出现的鲜活事例是上好思想政治课、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宝贵素材。时事政治形势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把时事政治政治教育纳入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视野之内，使之真正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教学中引用时事政治政治，析理论理，事理交融，有利于学生积极探索，掌握理论知识，锻炼分析能力，提高思想觉悟，既增强说服力，又活跃课堂气氛，不但使学生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还能激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看报纸、电视，了解国家大事的学习兴趣。

通过多种教学途径、形式、方法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培养他们对思想政治课的喜爱之情，唤起他们对政治学科的浓厚兴趣。这样，既拓宽学生的视野，又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2.强化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掌握，有利于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学习效率。

当代高中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强烈的参与意识促使他们关心时事政治，参与社会生活，因而充分利用时事政治课程资源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中的抽象理论知识。时事政治材料与教材理论之间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要理解基本理论，就必须从具体材料出发，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同时将时事政治材料引进课堂，化解了教学难点，培养了学生联系实际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克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不善于把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的弊病。

实例分析：

新闻背景：2012年，一个又一个“最美”震撼着我们。“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90后”，一个个鲜活的事例让文明的春雨滋润每一片空间，愿道德的和风吹遍每颗心灵。利用这些“最美的人”的先进事迹涤荡学生心灵，同时也可以运用《文化生活》中的“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些理论知识进行实例分析；结合《生活与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价值观的相关知识分析这些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这样的事例既形象又使学生容易理解接受教材内容，在教学中把时事政治新闻等有关内容引入课堂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拓宽学生的事业，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以致用。

优化整合时事政治资源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掌握和拓展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如中日“”争端、中菲“南海问题”，我国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变化，是由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利益是决定性因素。这样有助于学生准确认识抽象概念，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拥护党的领导，把理论教学与时事政治政治热点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

二、运用时事政治课程资源的特点，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有效性

1.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过程性，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时代的发展，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适时地引用典型生动或意义深远、振奋人心的时事政治材料，创设一个与时事政治相关的教学情境。

如：“神九”飞天会“天宫”载人航天启新程、香港回归十五年紫荆花开更鲜艳等。

2.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时效性，发展教材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高中政治教材阐述部分内容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教师要及时捕捉时事政治热点资源，挖掘鲜活的时事政治资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例如，当前的欧债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国家的经济政策等时事政治，可以很有效地融入高一的《经济生活》教学中，这样，利用时事政治资源的时效性，使学生既能用教材知识阐释时事政治热点，又能依托具体的时事政治热点，理解教材抽象的原理，既能发展教材中相对滞后的内容，使教材内容鲜活起来，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3.运用时事政治资源的生活性，以热点问题为背景，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

教师作为新课程实施的主体，应当尽可能地进行“二次创作”，将思想政治课内容与时事政治教育联系起来，引领学生由对自身的关注，拓展到对社会和时代的关注。时事政治教育紧贴时代的脉搏，突出国内国际重大的热点问题，其内容正是每天发生在学生身边“活生生”的事例，是成长中的高中生最感兴趣的问题。将学生感兴趣的诸如美国总统竞选、残酷的中东局势、日本政局变幻等时事政治热点有效地融入课堂教学，是贯彻落实“回归生活”原则和要求的重要体现。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学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今天学生对什么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最感兴趣”，并以此作为教学的起点。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0

主要从事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地方政府管理的研究。出版主要著作《台湾政治风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主体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分卷主编（2009版）。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问题研究。代表作《对“发展问题”再思考》（企业家，1996年第16期）；《亨廷顿的政治发与政治稳定思想述评》（江汉论坛，1997年第4期）；《当代中国反腐败的理论原点与反腐败的对策思路》（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亚洲研究》，1997年）；《从入世谈我国政府职能模式重塑》（《论WTO与政府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代表作《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刘天旭 张星久）；《农村宗族问题与村级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农村为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儒家思想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价值。代表作《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介绍）；《从人的观念看中西政治法律传统的差异》（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兼论“儒家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4期）；《文化传统差异看中西政治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楚天名家讲坛》，武汉出版社，2007年）。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代表作《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自主性分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关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卷2000年3期转载）；《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14期论点摘编）。

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代表作《论合法性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天命观与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以儒家为中心》（武汉大学《人文论丛》2005年卷）；《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学海，2011年第2期）。

三、主要学术观点和贡献

所主编的《台湾政治风云》是大陆较早系统全面介绍台湾政治发展的著作；《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尝试着突破以往历史、官制史的视野，注意增加政治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在体例和理论性、学科性方面都有新颖可观之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等则运用政治学的知识和眼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对上一代中国人在政治智慧方面的得失、在对政治问题思考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1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205-06

自从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支持、同仁努力以及社会形势需求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少社会成员甚至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以及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疑惑或质疑，引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活动的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一门学问？能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用？这些基本问题成为缠绕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度与实践效果。

一、认同危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问题意识

自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地遭遇人们对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缺少知识、价值以及情感上的认可、支持与接受。譬如，有人或是不认同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门知识的“大杂烩”，算不上独立的学科；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差，甚至不是理论；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作用效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假大空”、“没有用”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以隐秘、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具体表现为：

第一，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学科评价机制标准的“移位”是分不开的。在告别了“知识即美德”那种神圣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经济利益成为学科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一门学科的认同度与这门学科是否面向市场、获取经济价值紧密相关。在“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统一化的度量衡，货币也变成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语言”。以人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获得社会甚至高校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的高扬将原本富含价值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挤兑”，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精神蕴含被现代性的价值标尺所“漂逝”。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化趣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使命、学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具备的引领精神功能及崇高、神圣的气质在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过程中被荡涤的“烟消云散”。由于缺少十足的学科与实践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不支持、学生不配合、社会不理解的合力作用下变得弱化、低效。思想政治教育俨然成为纯粹而又机械的知识教条，似乎成了“不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从应然的生态来说，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源于实践需求，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旨在解决的理论课题：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又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有效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有义务审慎地厘清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于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还是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同感和喜爱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人们的接受程度和热情很大程度源自于理论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精湛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最后说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亟需具备相应的知识、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经院化的理论研究难以生产出有效的、实用的理论产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要么世俗化，要么精深化，“社会上不受欢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套没有用；学术也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时政语言，缺乏知识，更不要说学术含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所生产出的“科研成果”距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工作常常混乱、无序、低效。

第三，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思想工作，其基本精神为正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正义的工作，它高举正义的旗帜，从正义出发，为着正义的目标而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过程，就是为正义而奋斗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规范建制，增加师资投入，在人力、财力以及物力上大力地投入和保障。近年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独立化建制，在部属“211”层次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200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制中升格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专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硕士点达到200多个，博士点6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与巨大的外部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未形成充足的学科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还缺乏学科和学术的自信，尽管有学科平台，但多数成员主要还在从事非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或重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外的学科那里，以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学科，缺乏学术，而其他学科才是学科，才是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遭人非议，认为“不管用”，“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以深刻的、隐秘的形式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当中，弥散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系统结构。缺乏足够的认同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萎靡”状态的根由。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化解之道，但更为主要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事业者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系统、认真的了解，并未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认知，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有的自觉。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基本蕴含

自觉，本属于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或实践形态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自知之明”，反映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工作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它是从认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描述，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作出的认识。“自觉”具有“反思”的特质，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事物以自身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自我刻画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认知思维和认知能力，他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特色，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旨趣、品位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特点、品质等。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知之明”。笔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主体性以及文化性三个维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结构：

1 价值认知自觉。价值认知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实践的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们简单地认定的“官方说教”，也不是他人肆意贴上“无用”标签的活动。它以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的思想作为对象，旨在揭示人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是其本质，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文化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人才的渠道，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规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化的人才培育通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神圣性的事业，其价值在于科学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规律，意识形态嵌入社会的内在机制，人们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缘起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理论阐释以及有益的理论指导。价值认知自觉不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内在的认同与热爱。

2 主体性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认知，它解决的是“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实际，继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言说着“中国故事”。主体性自觉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是多元思潮竞相争斗话语权、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是获致中国研究的自主性、指认中国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问是全球化时代追问主体自主性的表现。当下的中国，在大国崛起步伐加剧的浪潮中以崭新的姿态、强劲的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势如破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与地位。与之相应，中国的崛起激发着中国学术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表达。在西方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笼罩中国的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贡献出自身的理论创建和知识表达，体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和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增进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认知与它作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使人们更加认清自身的使命，以中国的话语、中国风格诉说着“中国故事”，表达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中国气派”。

3 文化传承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实践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上所发挥作用的自觉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情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文化的存在物，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对象，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征的基本面相。“价值与规范的传授与认同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便是文化沟通与运作的过程”。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一系列有益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都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要素。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如孝道、仁爱），教育观念（如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如道德教化）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承载体，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极力地发扬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担负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使命与重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尊重、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其加以转化、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自觉的实践要求。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自我认知”。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认知的理性认识阶段，已不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进行简单的、直观化的描述，而是上升为内在的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所产生的主观认知，成为团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程度与行动活力的内在“精神纽带”。可以说，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进行准确的认知定位。无法准确地认识到其各项活动的价值与使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活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育之途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自知之明”。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觉也必然从这一群体入手，提升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自觉性。具体而言：

第一，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灵魂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品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性、正义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韦伯式的“天职”观念，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忠诚与热爱，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地践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认识到这项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想，投入热情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能够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说清楚、讲明白，澄清他人对这门学科的误解，解决人们对于这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不解或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应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科学回答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质疑，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同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而不是“靠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应当成为每个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的伦理操守。

第二，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形成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观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上升至学理的范畴，再加以充分地研究，寻找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应当培养解读与回应中国社会的能力，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叙事”。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意识，进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提高其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能力，从精神交往、价值传导、文化交流等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与多断面的剖析。尤其是要对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作出描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的基本特征。用自身独特话语或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叙述、解读以及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从自身的立场对其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表现，它建立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作出详尽的解释与回应。

时事与政治论文篇13

十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新的历史进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研究者和教育者，要提高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应不辱使命、不负众望，正确处理教学与研究中的关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政治自觉性与学术自由性的关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政治与学术具有密切关系，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区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应合理处理政治自觉性和学术自由性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坚持政治的自觉性，就是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坚持学术的自由性，就是要自由地表达学术思想、自由地研究理论、自由地探索真理。坚持政治的自觉性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学术的自由性、坚持思想自由、追求理论自由、捍卫真理自由。坚持学术的自由性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政治的自觉性、坚持政治信仰、追求政治理想、实现政治目标。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把政治和学术等同起来，既不能用政治代替学术，也不能把政治和学术割裂开来，过分强调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不讲政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不能把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来对待，也不能把学术探讨中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去处理。

虽然科学无，但政治有立场。在有关国家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在一般学术问题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自由讨论，自由发表见解，但对于比较敏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量内部讨论，不要在课堂上对学生大肆渲染，自由发表言论，避免引起误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坚持政治自觉性和学术自由性的同时，要勇于坚持批判精神，批判错误的政治倾向、错误的政治观点，也要批判错误的学术理论、错误的学术诱导。

二、文化继承性与理论创新性的关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②。“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先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理论创新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要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用理论的最新成果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理论创新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在坚持前提下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只有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坚持”，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个别判断，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继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中，应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文化精神中的相通性以及文化发展中的相融性，结合时展的需求，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新内涵，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

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的结果。没有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今天这样充满生机的景象。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核心，与时俱进是关键，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不解放思想，创新就无从谈起；不实事求是，创新必误人歧途；不与时俱进，创新会半途而废；不科学发展，创新就失去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紧跟时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才能真正继承传统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态度求真性与作风务实性的关系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研究、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也肩负着传播和发展先进文化、抵制和改造落后文化的神圣使命。在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应在求真务实上当先锋、做表率，表现出态度的求真性与作风的务实性。

求真是务实的前提，务实必须求真。在授课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想将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必须以求真的态度对待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以务实的作风选择教学案例。求真，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务实，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精心选择教学案例，做到事件真实、契合事实、反映现实、作用夯实。

务实是求真的目的，求真必须务实。马克思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曾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求真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教师以务实的作风对待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四、动机明确性与效果良好性的关系

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做任何事情，既要具有明确的动机，又要达到良好的效果。我党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学会做人、服务社会。对于这一动机和目的，每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必须十分明白，不能有半点含糊和动摇。

动机是效果的目的，效果是动机的结果。对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端正动机和明确目的是第一位的。现在，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学校口碑不佳、影响不良，问题多是出在他们的动机目的上。有的见钱眼开，有的文过饰非，有的不求上进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形象损害极大，必须认真加以克服。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必须在端正目的动机的基础上，解决好途径和方法问题，力求达到良好的效果。要在认识世界上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就必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在传承文明上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就必须不断学习先进文化，夯实学术功底；要在创新理论上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要在教书育人上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就必须学正为师、身正为范，把做人、做事和做学问有机地统一起来；要在服务社会上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就必须努力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弘扬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不断增强服务本领。

五、现实调查性与思想研究性的关系

“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的。每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或在调查现实的实践中不断探究新思想，或在调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只有在调查的基础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才能花力气、下苦功去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理论。

调查与研究，是形成真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调查阶段，形成感性认识，研究阶段，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二者相辅相成，在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目前，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调查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研究、轻调查，甚至只研究、不调查。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不把现实调查和思想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或者脱离实际，或者空谈思想，都不能对现实起到指导作用，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难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六、科学研究性与科学普及性的关系

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正确处理科研与科普的辩证关系，自觉地承担起科研与科普的双重职责。

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作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将它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在我国，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教育和科普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成为文化生产力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只有被学生所掌握，才会化为物质力量去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从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

为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普及工作卓有成效，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其中，思想政治建设更为重要。因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一切工作的进步都应以思想进步为基础，都应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环节。二是要大力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利用大众传媒传播学术成果、宣传科学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传媒在宣传和普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理论和科研成果方面，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如果教师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就难以将深奥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学生就不能掌握、理解所学的知识；如果教师没有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不能用准确、清晰的文字和语词来传递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学生就难以接受教育，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七、教育治学性与道德修身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