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研究生论文篇1

“项目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展示了现代教育“以能力为本”的价值取向，使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目前“项目教学法”在德国已经普及，国内学者对国外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最新动态已基本能及时了解。但结合中国高校研究生教学的实际，对引进的理论与方法加以改造和调整，建立并完善符合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需要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尚在初级阶段。

三、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

农业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紧随农业科学前沿，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教学过程中应该紧密结合生产实际，以解决农业生产中和毕业论文研究中的问题为目的，开展相关课程的教学与学习。原有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教师按教材或专题讲授、学生进行综述性汇报和讨论等方式进行的，而这些基本偏重于理论，缺少实践。由于学校和导师为了取得较高的排名和研究成果，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内容过于狭窄或专业化，许多研究内容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实际，对其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是不利的。因此，依据农科类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教学方式和内容的改革，将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在产学研结合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把科研和生产实际的内容引入教学过程，不仅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也是教育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教学中的实施方案

本论文以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为例，简要介绍了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实施方案。第一，对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进行了分析，将整体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项目，如生防菌的筛选与复筛、生防菌拮抗机制的测定、生防菌发酵工艺的研究、生防菌剂的应用研究等几个项目，包含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教学大纲的关键内容。第二，由于研究生数量较少，学生以3~5人为1组，以抽签的形式选择相应的项目。第三，学生在网络平台及图书馆的期刊网上查找资料，然后分工合作进行理论基础学习、实验方案的制订及实验方法的学习。第四，学生将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验方案制成多媒体课件进行汇报，其他同学和教师进行论证和必要的指导。第五，学生分组按实验方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有教师进行咨询与指导。第六，学生将实验过程及结果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进行汇报，教师和学生给予评价。

五、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研究生专业课程选课人数少，分组存在困难农科类研究生专业课选课人员较少。目前，农科类研究生课程选课从2人到30人不等。如果人数较少，以项目教学法进行课程改革就难以分组进行，组数较少，也完成不了整体的教学要求。因此，以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的课程，应该规定其平均每年选课人数达到10名以上才可以进行，这样至少3人以上为1组，才能满足教学需求。

（二）部分研究生课程分解成项目难，不易操作农科类的研究生课程类型和内容不同，有些课程不易分解完整的项目，即使可分解也较难操作。因此，有些课程不适合开展项目教学法，如各学科的研究生班讨论、高级植物病理学和作物高产理论等课程。能够实施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应该是应用性和操作性比较强的专业课程，有些基础性和理论性特别强的课程，则不能在课程中实施项目教学法。因此，应该有选择性的进行项目教学法的改革。

（三）增加了教学经费研究生课程开展项目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部分不需要额外的经费，但在项目形式操作过程中，学生按组进行项目操作，原来可能教师开展3~5个正常实验就可结束课程，而项目教学法，学生分组操作，可能1个组就得把原来3~5个甚至更多的实验整合在一起去完成1个项目，因此需要的实验经费要比正常的教学多出几倍。如果学校不给予额外费用，将无法开展项目教学法。由于经费问题，建议一个学科仅开设1~2门项目教学法的课程，给予特别资金支持，一方面避免开设课程过多，学生准备时间长，增加学生负担，二是少而精达到最佳的上课效果。

（四）教学方式灵活，不适合常规教学管理项目教学法主要是开放式教学，学生查找资料，整理和制作汇报材料，是不需要进入课堂的，而进行讲授和项目操作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项目某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和开放实验室的时间来协调。如果不能根据正常的上课时数来进行，就无法达到学校常规教学的要求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于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学校应该给予特别的政策和考核方法，促进健康良性的发展和完善。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2

一、调查说明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为有条件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河北省内本科高校的贫困大学生。调查内容涉及在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的情况；对就业前景的预测和就业期望；影响调查对象就业的因素；政府和高校对调查对象就业的支持情况。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从河北省高校内的在校贫困生中随机抽取农村贫困大学生80名，共发出调查问卷80份，收回调查问卷8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3份，有效率达到91%。

二、问卷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贫困生校内勤工助学和校外兼职的机会少，成本高、风险大。

面对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都希望能在校内勤工俭学或在校外兼职解决一部分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对于校内勤工俭学，根据我们的调查，43.84%的贫困生偶尔参加校内勤工俭学，34.25%的人是有就参加，没有就不参加，仅有8.22%选择的是总是参加从未中断过，从不参加的占到13.7%，这说明在高校中勤工俭学的机会很少，大部分贫困生不能通过校内勤工俭学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这必然促使他们选择在校外兼职，校外兼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家教或者促销等，与所学专业关系不大，收入比较低，还要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即使是这样兼职的机会也不多，并且校外兼职的风险比较大，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讲没有必要的劳动保障。因此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都没有解决贫困生的生活问题。

（二）农村贫困大学生普遍感到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就业期望值普遍偏高。

农村贫困生与普通同学相比把就业看得更为重要，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要求他们更早的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还有很多农村贫困生在毕业后还要偿还学费或者助学贷款，因此面对将来的就业形势87.67%的农村贫困大学生认为形势较严峻，甚至非常困难。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尽管就业压力很大，但是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还很高，对于将来的就业单位，80.83%的人希望在将来能到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10.96%的人选择自主创业，6.85%的人选择建设新农村，这说明，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部分农村贫困生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仍然希望找到收入高、环境好的工作，不愿意选择自主创新和到农村工作，严峻的就业形势和高的就业期望值相互矛盾，导致农村贫困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两难境地，使他们的就业更加困难。

（三）学校和政府对贫困生就业关注不够，没有相关的就业指导，就业方式单一。

高校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仅仅考虑到了贫困生的就学问题，主要是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现状是贫困生除了感到就学压力大之外，就业的压力更大。在就业的媒介手段上，只有12.33%的贫困生除了利用招聘会外，还利用人才网站和人才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对于学校现行的就业指导机制，只有52.06%的贫困生认为对就业有帮助，对于政府对贫困生就业的支持，86.31%的贫困生认为政府有必要建立农村贫困生就业扶持机制，这些数据表明，学校和政府现行的就业指导方式单一，就业渠道狭窄，没有针对贫困生专门的就业指导，没有使用现代化的媒介手段帮助贫困生就业，因此在现阶段，帮助贫困生就业是摆在高校和政府面前的新课题，高校和政府应该从就业渠道和就业路子上下功夫，对贫困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三、构建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就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建立以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

1．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给予更多的就业优惠政策

我国政府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关注不够，而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更是空白，因此应该把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应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力度。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制定一系列的就业优惠政策，例如设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从其它经费中拨款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也可以由政府规定高校将学费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还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费由教育系统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劳动保障部门适当减免。政府还可以开展农村贫困优秀毕业生的推荐活动，也可以召开农村贫困生的专场招聘会，通过报纸电视等传媒手段进行宣传公布，以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广泛的支持。

2．吸引慈善机构和民间团体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只体现在就学上，而没有对就业关注，除了解决就学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吸引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利用本身社会支持的优势，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解决就业问题。如一些企业除了对农村贫困生就学进行物质上的资助外，可以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农村贫困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企业工作，使企业节省了劳动成本，同时贫困生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还得到了锻炼，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基础。或在就业时慈善团体和企业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为他们介绍工作，帮助他们开拓就业渠道。政府应该在社会中广泛宣传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事迹，树立这样的典型，使社会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引起重视。

（二）拓宽学校资助渠道，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实现就学及就业

1．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专门的就业指导

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指导，高校要引起重视，设立专门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机构。首先，要建立农村贫困大学生档案，时刻关注他们的就业情况；其次，优先向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招聘信息，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努力使他们早日就业；再次，帮助农村贫困毕业生分析职业及专业的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求职技能和技巧的训练，包括求职材料的制作、面试技巧、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等等；最后，对未及时就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定期对他们开展心理咨询、网络咨询和等形式施以援助。

2．通过减免贷款和学费的方式，鼓励农村大学贫困生到西部和基层就业

高校应该针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制定适当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倾斜政策，减轻他们的就业负担。对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给予一定的鼓励，对于拖欠学校学费的贫困生，可以采取减免一定数额学费的方式，对于不能按时归还贷款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可以采取延长贷款期限、减免贷款本金的方式，还可以增加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工资水平，使他们能在毕业的最初几年获得高工资，便于他们及时归还贷款。还可以设立农村贫困大学生“三支”专项奖励基金，激励更多的贫困学生参加支教、支农、支医“三支“服务活动。

3．与社会团体和企业联合，建立订单式培养的就业模式

解决高校农村贫困生就业问题可以采用订单式培养的渠道，农村贫困生在高校毕业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本身的竞争力不强等因素，使农村贫困生在就业时处于劣势，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可以在校期间对农村贫困生进行有针对的培养，发挥他们的特长，弥补他们的不足，以使他们在就业时能够和普通同学没有差距，并可以发挥自己来自落后地区能吃苦的优点，顺利实现就业。

（三）树立自强不息的信念，通过努力实现就学和就业

1．自主创业，拓宽就业渠道

对高校贫困生就业的资助急需高校和政府建立有关的政策支持，而贫困生也应该想办法找路子，不能养成“等、要、靠”的习惯，应该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就业，在就业渠道方面，不能单一的依靠学校和招聘会，要学会利用人才市场、网上招聘等新型的就业媒体，拓宽就业渠道，在就业方式上，改变过去的就业观念，不能只盯着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铁饭碗”，而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就业方式，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或毕业后自主创业等方式。

2．降低就业期望值，积极到基层锻炼

当前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前景不容乐观，而大部分贫困生的就业期望值都很高，都希望到工资待遇高、经济条件好的大城市工作，这与严峻的就业形势相矛盾，因此贫困生在就业时应该降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不能单单选择经济条件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大城市，而应该把眼光放宽一些，改变精英教育阶段就业的观念，择业时应当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摆正心态,合理定位,降低就业期望值。树立到基层单位、到生产第一线建功立业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许传新王平.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社会，2002.7

[2]莫军成陈默.高校贫困生就业问题探析.前沿，2007.3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3

1除草剂药害的症状与危害

药害是指在农田化学除草过程中，由于除草剂的作用，导致作物受害。从整株来看，主要表现为植株矮缩、畸形、丛生；从根系上看，主要是根系生长受抑制，根尖膨大，根短而粗，无次生根或很少，无根毛；从茎上看，主要是茎缩短、变粗、弯曲、脆弱易折断；从叶片上看，皱缩、卷曲、失绿、变黄、干枯；从芽上看，生长点坏死或畸形，导致生长停滞；从花上看，萼片、花瓣、雄蕊、雌蕊数增多或减少，形状异常，花而不实，由此造成减产，甚至死苗绝产。其种类有以下4种：一是对当茬作物产生药害；二是对敏感作物产生药害；三是对下茬作物产生药害；四是“二次药害”。

2除草剂药害产生的主要原因

2.1用药不对路

除草剂具有很强的专一性和选择性，其防除对象有一定的范围，一旦用错就会产主药害。如2，4-D丁酯主要是在麦田使用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如果错用于棉花、瓜菜等，就会产生药害。如果把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或克芜踪错误地当成选择性除草剂使用，喷到作物上，也会产生药害。

2.2用药时间不当

除草剂的适用期是很严格的，有些除草剂只能是播种前或播后苗前使用，苗后使用就会产生药害。有的除草剂需在苗期使用，在苗较大时用就会产生药害。如麦田除草剂用在春天防除杂草，必须在小麦苗期至拔节前使用，小麦拔节后再用就会发生药害；玉米田使用的2，4-D丁酯，用晚了就会产生药害。

2.3随意加大用药量

除草剂的使用量是有规定的，任意加大用药量也会造成药害。当前农民在购买和使用除草剂时，为了保证除草效果，随意加大用药量，这势必造成一定的药害。

2.4环境不适

除草剂的使用是有一定环境条件要求的。如果把除草剂用于砂性土地，则很容易产生药害，特别是水溶性大、移动性强的除草剂。在温度过高或低温时作物抗逆性差，此时使用除草剂也易造成药害。不同作物品种对除草剂敏感性也有差异，敏感性强的品种也容易产生药害。在大豆田应用甲草胺、异丙甲草胺以及乙草胺时，喷药后如遇低温、多雨、寡照、土壤过湿等，会使大豆幼苗受害，严重时还会出现死苗现象。

2.5土壤残留

在土壤中持效期长、残留时间久的除草剂易对轮作中敏感的后茬作物造成伤害。如玉米田施用西马津或阿特拉津，对后茬大豆、甜菜、小麦等作物有药害；大豆田施用广灭灵、普施特、氟乐灵、氟磺胺草醚，对后茬小麦、玉米有药害；小麦田施用绿黄隆，对后茬甜菜有药害。此种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易于发生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2.6药械性能或清洗不彻底

如多喷头喷雾器流量不一致、喷雾不均、喷幅连接带重叠、喷嘴后滴等，造成局部喷液量过多，使作物受害。用过除草剂的喷雾器，没经彻底清洗，又喷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往往致使敏感作物发生“二次药害”。

2.7雾滴挥发与漂移

高挥发性除草剂，如短侧链苯氧羧酸类、二硝基苯胺类、硫代氨基甲酸酯类、苯甲酸类等除草剂，在喷洒过程中，<100μm的药液雾滴极易挥发与漂移，致使邻近被污染的敏感作物及树木受害。而且，喷雾器压力愈大，雾滴愈细，愈容易漂移。在这几类除草剂中，特别是短侧链苯氧羧酸酯类的2，4-D丁酯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地面喷洒时，其雾滴可漂移1000～2000m。禾大壮在地面喷洒时，雾滴可漂移500m以上。

2.8混用不当

不同除草剂品种间以及除草剂与杀虫剂、杀菌剂等其他农药混用不当，也易造成药害。如酯类除草剂与磷酸酯类杀虫剂混用，会严重伤害棉花幼苗，敌稗与2，4-D丁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及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混用，能使水稻受害等。此类药害，往往是由于混用后产生的加成效应或干扰与抑制作物体内对除草剂的解毒系统所造成的。

2.9除草剂质量差

除草剂质量差，含有一些对作物有害的物质或杂质，也会发生药害。

2.10除草剂降解产生有毒物质

在通气不良的稻田土壤中，过量或多次施用杀草丹会形成脱氯杀草丹，严重抑制水稻生育，造成水稻矮化。

3避免产生药害的有效措施

3.1做好喷药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根据作物种类和防除对象，购买对路除草剂，依据标鉴上的说明，弄清药剂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含量和使用量；其次，搞好药械检修，做好试运转，进行清水模拟试喷，计算好喷幅，行走速度和1喷雾器（1桶）水应喷的面积；再次，准确丈量土地面积，按实测面积计算药量，防止药量过大或不足。

3.2严格掌握用药适期

根据除草剂的性能，播前土壤处理，播后苗前、苗期茎叶处理都必须掌握好用药适期，如播前施药要在播种前7d左右喷洒混土，播后苗前应在播种后3d内喷药，茎叶处理要在苗期进行。

3.3严格掌握用药量

用药量要根据杂草密度、大小以及气候条件等确定用药量，特别是一些高效除草剂，必须严格控制用药量，防止发生药害。

3.4农田化除作业区要远离敏感作物田

要根据除草剂的性能、对某种作物的敏感度确定间隔距离（至少500m以上），避免除草剂飘移到敏感作物上发生药害。

3.5选择适宜环境条件用药

要根据土壤温度、湿度、土壤质地、整地状况等正确选择施药，在大风天和炎热中午禁止用药。砂性土壤应适当减少用量或不用。

3.6搞好药剂稀释

使用除草剂最好采用二次稀释法，即先把原药用少量水稀释搅拌均匀，然后再按稀释倍数加足水量，喷药时做到均匀周到。

3.7用药器械要彻底清洗干净

喷过除草剂的喷雾器械要认真彻底清洗干净，改喷杀虫剂或杀菌剂前要用清水试喷，确定无药害时再用。除草剂和杀虫剂不宜混喷。

3.8注意除草剂的合理轮用

因为连年使用同一种长效除草剂有累积作用，容易造成杂草产主抗药性或产生药害，影响下茬作物，要合理轮用不同的除草剂。

3.9要熟悉除草剂的药性

使用灭生性除草剂时，要在喷雾器喷头上加戴防护罩，定向喷雾，避免将药液喷到作物上，发生药害。

3.10搞好药剂试验

在推广使用新的除草剂之前，要搞好田间试验，检验除草剂的除草效果和对农作物的安全性，防止发生药害。

4除草剂药害补救方法

一些农民由于缺乏除草剂使用知识和经验，有的甚至用1个喷雾器喷用多种除草剂，因此导致除草剂药害农作物的严重后果。一旦农作物受害，应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减轻或避免损失。

4.1迅速用清水反复冲洗

喷除草剂过量或邻近作物的敏感叶片遭受药害时，要立即用干净的喷雾器装入清水，对准受药害植株喷洒3～5次，可清除或减少作物上除草剂的残留量。对于一些遇碱性物质易分解失效的除草剂，可用0.2%的生石灰或0.2%的碳酸钠清水稀释液喷洗作物，效果较好。对药害连片的田块，除进行叶面喷水冲洗外，还应足量灌水，促使根系大量吸水，以降低作物体内药物浓度，缓解药害。对于施药过量的田块，应及早灌排洗田，将大量药物随水排出田外，能有效减轻药害。

4.2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用1500倍液云大－120用量为375～450mL/hm2，或用225mL/hm2的1000倍植物动力2003；500倍或绿风95，在上午露水干后或傍晚用喷雾器喷在作物叶片的正反面上，可收到“起死回生”的效果。针对药害性质，应用与其性质相反的药物中和缓解。如小麦、水稻喷施2，4－D丁酯过量时，可喷施20mg/kg的赤霉素稀释液，用量为600～750kg/hm2，喷后7d，茎叶生长即恢复正常，比未喷施赤霉素的增产10%以上。

4.3追施速效肥料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4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5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6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熟悉农村发展情况，并能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农村发展，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该专业学位有以下特点:

1.1职业性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的基本属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其他学位类型的本质特征。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必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才具有生命力。

1.2实践性

实践性是专业学位的重要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具有从事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专业知识外，更具有解决农业科研、生产、管理一线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1.3研究性

研究性是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是应用型研究生，但是作为高层次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如文献查阅、试验开展、论文撰写等基本科研素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具备研究能力，其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必然不强。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2.1招生方面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2009年是从参加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而来，2010年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标准录取”的方式招生。对于大多数农科院校而言招生比较困难，在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有缺口的情况下要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就更困难。因此，近2年招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部分是从学术型研究生中成绩靠后的学生中调剂而来，部分是本科基础较差的应届生。相对学术型硕士生来说，生源质量和学生基础都稍逊一筹。保证生源质量是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步。可以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应届生报考。

2.1.1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学费和生活补助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学费可以比自筹学术型研究生低。这样可以吸引一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深造的优秀本科生报考。

2.1.2 增加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名额，选拔优秀应届生直接攻读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

2.1.3进行正面的宣传来提高社会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认知度。目前农科学术型研究生的就业处于低谷，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刚招生2年，就业去向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后的招生，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加强正面宣传，提高农业推广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以促进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招生。

2.2培养方面

2.2.1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在职推广硕士不同，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没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大部分来自于应届本科生，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采取与在职推广硕士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培养应该以职业为导向，把他们对职业的要求融入培养的全过程。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师资方面与学术性研究生应有所不同，要突出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2.2.2课程设置要求。研究生课程设置是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总体设定和安排，是人才培养活动及其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和体现教育思想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部分，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核心[2]。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虑到生源主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其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相联系。因此，课程设置应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应该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需设置”，并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特点。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2年。因此，课程设置不能像学术型研究生那样细化。注重应用型课程，相应减少纯理论性课程的设置，满足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需要。

2.2.3教学实践环节。教学模式能否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2年，而对于农科类而言，试验的周期较长，结合这一点在教学方面可以采取案例分析和现场讲授等方法，让学生从感性上有一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将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考虑到全日制推广硕士学制较短和社会认可度低，很多导师对这类研究生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采取“双导师”制[3]，也就是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素质、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等研究生基本素质层次的培养;校外导师负责研究生的选题、研究等实践应用能力层次的锻炼。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授课方式应结合其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采用案例式、专题讲座等授课方式，结合学科前沿、国内外最新形势，把农业实践理论和实际问题引入课堂教学中[4]。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充分的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一年。为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学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等。

2.2.4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该来源于校外导师的课题或校内导师的横向课题，必需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规划设计等形式，也可以采取澳大利亚一些高校的做法，学位论文不一定要进行答辩，如果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申请论文答辩，其余的学生学位论文只要导师和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即可按照规定授予学位。

3参考文献

[1] 廖湘阳.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与保证的专项[R].全国第七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2008.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7

1.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生源特点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主要来源于高等农林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均从参加2009年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录取。2010年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初试科目按照与学术型研究生招生“科目对应、分值相等、内容区别”的原则设置，单独进行招生，但也有部分从参加学术型研究生考试的考生中调剂录取。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与以在职人员为主、通过参加全国GCT联考入学的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有很大的区别。总体来说，他们在知识结构、外语能力等方面优于在职的农业推广硕士，但在实践经验上则较为欠缺。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毕业后既可从事与农业推广相关的职业，也可进一步报考博士深造，因此，在课程体系中既要考虑实践性，也要兼顾一定的理论基础。

1.3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现行培养模式是三年制，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学制也是3年，但因为以在职人员为主，集中学习的时间较短且较为灵活。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制为2年，因此，其培养不能照搬学术型硕士和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模式。由于课程学习时间缩短，而且需要加强实践环节，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压减课程数目和学时。然而，就目前缩短硕士研究生学制的实践而言，二年制硕士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仍有“赶课”的现象，同时学制缩短后，每个研究生能够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学位论文的完成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3]。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及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指导委员会《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精神，结合以上对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特点分析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可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2.1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要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的提高为核心，要做到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课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课、外国语、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该部分设10个学分；（2）领域主干课，根据农业推广硕士的不同领域如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机械化、作物、植物保护等，每个领域设置4～6门专业课程，其中包括1门案例研究课程，该部分设8～10个学分；（3）选修课，根据各领域的培养目标及学校的条件开设，选修课包括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知识产权、信息检索等方面的课程，可选2门课程，该部分设4个学分；（4）实践教学，要求原则上不少于1年的实践教学，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该部分设6个学分。此外，每个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等必修环节。

2.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教学方式

目前，在研究生教学上，传统的灌输教学方式仍然存在。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强调应用性，重点在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在教学上相应要求教学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课堂教学要把讲授与讨论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加强案例研究、模拟训练或现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学校的实验条件，给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开设相关的实验课程，提高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课程学习结束后必须进行考核，课程考核可采用闭卷、开卷、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等方式进行。加强第二课堂教学，如组织研究生参加学术讲座、“三下乡”等，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开阔视野，培养团队精神。

2.3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在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学生将来从事职业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大部分来源于应届本科毕业生，实践经验较少，因此研究生在学期间，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年，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4]。入学后第1年，以学校实验室和导师工作室为平台，熟悉仪器设备及相关的实验技能。可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或开设第二课堂的方式，让研究生有较多的途径了解、接触科研，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入学后第2年，在研究生基本完成课程学习及具备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验能力的基础上，安排研究生学生进入各生产企业、联合培养基地、产学研基地、研究所、实验中心等结合学位论文开展实践教学。办学单位要提供和保障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开展实践的条件，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可吸纳和利用社会资源，合作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此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结报告。要对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定负责人，实行全过程的管理、指导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2.4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及评审答辩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和生态环境建设。强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性，决不是要放弃对它的学术要求，学术是学位的本质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定位在“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上的，作为“高层次人才”，自然应当有一定的学术要求[5]。论文要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体现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要能反映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等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和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等。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至少应有2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最好有一位是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评阅通过后才能参加答辩。答辩委员会应由3～5位专家组成，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导师可以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通过答辩，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可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3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及教材建设

3.1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建设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实行的是“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的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主要是从学校内部相关领域中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指导能力强、研究成果丰富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中选任，负责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指导学位论文，对研究生进行管理等工作。校外导师则主要是从基层或企业从事与农业推广相关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中选聘。校外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教学、项目研究、参与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由于我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起步较晚，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经验离专业学位教育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加强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专业学位教育中一项迫切的任务。各培养单位要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办法，建立教师评价激励机制。要提高专业学位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加强在职培训，支持教师到国内外参加有关课程的培训和研讨，鼓励专业学位教师申报横向课题，到相关的产学研基地挂职，以提高实践经验。聘请政府、生产部门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人员参与教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3.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教材建设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8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论-文-网]

参考文献:

[1]徐勇, 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 6) .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2. 费孝通, 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 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 马戎, 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9

就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的本体论研究而言，需要解决以下一些主要问题:①什么是农村英语课堂教学?②农村英语课堂教学发展的特点是什么?③影响农村初级中学学生英语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国外外语教学理论的引进、消化和应用，针对我国特定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中的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1］根据查阅到的文献，目前国内针对如何在农村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英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几乎没有，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和影响农村中学学生英语成绩提高的因素分析上。

1．2实践论研究

从农村英语课堂教学实践论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需求分析，教材的编写及评价，教师的教学观，教学评价。

1．2．1需求分析

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的需求分析主要分析在我国农村特定的环境下对合适的教材、合格的教师、正确的教学观和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就这一点而言，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我国农村英语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加以阐述的。如:陈莹莹的《河南省农村初中英语教学现状》(2004);熊惠平《新课标下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2010);吴金萍的《农村中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10);刘晓贵《农村中学英语课堂教学环境优化研究》(2010年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农村英语教师教学观主要体现在作者的文章里，缺乏专门关于教师教学观的研究。

1．2．2教材的编写与评价

教材的编写是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部分要研究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教材的功能、教材的形式、教材与教师、教材的评价，等等。国外对英语教材评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如:①哈钦森和沃特斯(Hulchingson＆Wasters)(1989)认为评估的内容应主要包括: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成本等［3］。②坎宁斯沃斯(CunningsWorth)(1995)认为教材评价的标准除了要考虑教学目的、教学对象、教师的教学方法等因素外，还应该充分考虑以下因素:教学目标，教学环境，教师。而且他又进一步将教学对象(学生)这一因素细化为:学生年龄、水平、期望、动机、兴趣;现有的学习资源;喜欢的学习风格。他不仅仅强调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而且还强调教师在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动性，所使用的教材与大纲的差异程度，教师是否可以对教材进行改编和补充。［4］③汤姆林森(Tomlinson)(1998)尤其重视评估教材是否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认为:教材应该形式新颖，题材多样，版式引人入胜，内容及安排使学生不感到紧张，能鼓励学生树立信心;要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能够促进学生多投入学习;应该让学生多接触真实的语言，多为学生提供语言实践的机会，达到交际的目的;应该考虑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情感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并能鼓励智力、审美和情感的介入以激发大脑左右半球协调工作;还应该提供学习成果反馈的机会等。［5］将三位学者所设计的英语教材评价标准综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好的英语教材首先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教学目的以及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其次要考虑所使用教材的适用性，即是否能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是否适合当地的教学环境，教师是否能恰当地使用各种教学方法，是否能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增进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智力，是否能提高学生的情商等;再次，一本好的教材还要考虑经济因素，即是否能达到节约的目的。国内关于农村英语教材的研究很少，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农村中学英语教材”为题名，在搭配为“模糊”的条件下仅仅搜到4篇文章。分别是包志烟的《立足农村中学实际合理利用英语教材》(2009);袁选选的《也谈农村职业中学英语教师、教材和教法的问题》(2007);钱新谊的《新英语教材与农村中学》(2005);杨倩《关于农村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制定及配套教材的编写问题》(1999)。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师如何教、教师如何利用教材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等方面。加上其他有关英语教材的研究，总的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侧重对现有教材的评价，涉及农村教材编写内容的研究大都比较宽泛，可操作性不强。如:周雪林《浅谈外语教材评估标准》(1996)、程晓堂《英语教材分析和设计》(2002)。②涉及农村中学英语教材编写的更是凤毛羚角。如，刘道义只是在《浅议英语教材的评价标准》(2004)中谈到:“一套优秀的英语教材，要符合四个基本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符合各地教改实际。教材编写不能仅面向城市、而应当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异”。③缺乏农村中学英语教师对于教材适用性较为系统全面的反馈。

1．2．3教师的教学观

教师的教学观，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教师对于教学内涵、教学模式和教学控制方式等因素的总体认识、理念与看法，是教学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对教学本质与过程的基本看法。教学观与教学行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彼此决定关系，更不是单纯平行的线性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教学观是教师思考教学问题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既包括教师对教学问题的现实认识，也包括教师对教学问题的前瞻性价值判断和结果选择。而教学行为是指教师教的行为，即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达成教学目标而采取的教学活动方式。［6］语言教学观是人们对语言教学活动的本质的认识、理解及所持的相应观点和态度。任何一个语言教师的教学活动都体现出一定的语言观和相应的语言教学观。［7］我们认为教师的教学观体现在具体的教学行为中，具体的教学行为既可以反映一个教师的教学观，又可以进一步促进教学观的形成和改变。目前国外对具体学科教师的教学观研究还较少，国内对语言学科教师教学观的研究更少。以建构主义教育思想为核心理念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过该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初中英语教师应该养成什么样的教学观。课程标准基本要求如下:①课程总体目标，从以单一英语学科教育为目标向以全人教育为目标的转变，从升学教育向终生教育转变。②教学内容，从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传授向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转变，特别强调英语交际能力的养成。③教学模式与方法，从以英语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体验，强调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尽量在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中进行交际。④课程评价，从一次性的终结性考试向终结性与形成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转变，并且更加关注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进步。⑤教育技术上，从简单的黑板粉笔向多媒体教育技术的转变，特别要重视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开发与有效利用。［8］由此可见，一个合格的农村英语教师不仅要具备英语基础学科知识，了解交际语言教学法，还要具备教育学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否则就达不到《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建构主义理论角度出发来研究英语教师的教学观，他们从反对传统的英语教师输灌、学生被动接受行为主义机械教学观的立场出发，认为建构主义的英语教学观可以解读为:以人为本，学生主体教学观;凸现环境，情景脉络教学观;勇于探究，问题本位教学观;对话协商，合作学习教学观;综合评定，多维发展教学观。［9－10］

1．2．4课堂教学

关于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的研究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①农村英语课堂教学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②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的目的是什么?③农村英语课堂教学在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上应该、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④教学方法。这几个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课堂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英语课堂教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教师“教”的方法上，鲜见研究学生应该怎么学的方法;在对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的特殊性上，大都是从缺乏语言环境、硬件、师资方面着眼等，缺乏具体有力的论证，更缺乏实证研究;对农村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上，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建议的较多，缺乏理论探讨和支撑;鲜见对于农村英语课堂教学目的的探讨，目的不明确必然会失去方向，必定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总的来看，现有的文献对于农村初级中学英语课堂教学的研究，大多是对具体教学方法的探讨，计算机技术怎么应用于英语课堂教学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对此缺乏系统全面地、有理论支撑的研究。

2方法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语言学界、外语教学界开始探讨方法论。与西方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悠久历史相比，中国的方法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纵观15年以来对于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①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定性研究居多，以问题、思考、分析、建议或对策、经验总结和观察为主。如:皮平凡《农村中学英语教学发展的障碍与对策》，高美玲《农村中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罗哲《农村中学英语学困生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案例分析很少，缺乏行动研究;定量的方法主要以调查研究为主，如:梁琼琳《昭通市农村中学英语教师素质状况调查报告》(2011)，熊惠平、李堉华《新课标下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2010)，曹金梅、贾萍《河北省农村中学英语教师素质状况调查报告》(2009)等。②由于研究方法过于单一，造成现有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大量的零散研究造成许多重复、无用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论文题目的文字表述中涉及农村英语教学问题及对策的论文就有60篇左右，这充分说明重复研究的严重性。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10

1.2可行性

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国内已有许多销售教学实验软件的公司，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单位专门提供实证研究所需的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生态经济学、土地管理学等数据库，而且以上软件及数据库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得到广泛运用。经济与管理学院已着手加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实证研究方法也成为日常研究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平台的规范建设提供了前期准备。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实证研究水平高的相关院校建立了相互交流关系，为实证研究创新平台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思路与内容

2.1项目建设思路

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围绕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和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依托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和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等平台，积极改善教学研究条件，丰富教学研究资源；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及其相关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对项目任务进行明确分工，院内组织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边建设，边完善，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经济实用、功能齐全的集专业实验室和专业数据库及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等于一体的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

2.2项目建设内容与预期目标

2.2.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实证研究的基础是对调研方法和数据分析的掌握。一是在学院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原有实验平台上，补充购置相关统计与计量分析实验软件包，便于更好地实现数据统计分析、统计作图、建模分析、预测与模拟等功能，使研究生在熟悉实地调研方法和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和运用最新研究方法分析问题，提高研究生的实证研究技能。二是结合新疆（兵团）农业发展实际，引入土地整理规划、农村调查与计量分析、农业政策分析、农产品期货等方面的实验课程，购置相关软件包，根据本学科各类研究生的需要适时开设，满足分类培养的要求。通过实验室建设，进一步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经过对各类实验软件及程序学习与应用，提高研究生实地调查、数据处理、定量分析及政策评价等方面的技能，尤其是进一步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实践能力。

2.2.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数据库建设。一是在现有相关文献数据的基础上，建议大学图书馆或与其合作购置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外文文献数据库，方便研究生随时下载、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掌握国外最新研究动态，为其论文选题、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支撑，推进研究的创新性。二是购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统计与案例数据库，为研究生的论文撰写提供充分的论据，推进实证研究的开展。如购置国家农业经济与政策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以及反映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瓜果、蔬菜、畜禽等特色农产品信息的网站账号等。通过专业数据库建设，逐步丰富农林经济管理各类专业文献、数据资源，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从创新性、规范性、论据充分性等方面提高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和水平，增强本学科研究生培养在区内外影响力。

2.2.3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一是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通过与校、院图书馆合作，组织人员全面收集新疆（兵团）“三农”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在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数据库建设方法与软件，打造特色文献数据库。二是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统计数据库购置。加强与新疆（兵团）统计局的沟通、协调和合作，设法购置统计局农村（场）固定观察点数据，或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借助其调研力量或合作调研，获取本学科研究所需微观层面数据，支撑研究生实证研究。三是新疆（兵团）农村（场）固定观察点建设。整合学院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及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的力量，依托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多方筹集经费，通过在全疆（兵团）范围内合理选择样本村（连），着力建设本学科的农村（场）固定观察点。通过组织本专业教师、研究生和绿洲三农学社成员定期赴各点调研，收集和整理统计数据，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统计数据库。在满足本学科师生实证研究需要的同时，适时进行商业化运营，以此使特色专业数据库建设迈入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自我良性发展。通过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推进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尤其是微观组织层面数据资源调查、收集与整理，在培养研究生实地调研、数据整理与分析等技能的同时，促进研究生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开展研究，进一步凸显学科培养特色，提升本学科在国内的地位。

3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预期效益

通过3～5年努力，可以初步搭建起集专业实验室、专业数据库及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等于一体的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实地研究平台，进一步改善教学研究条件，丰富教学研究资源，着力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及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本学科培养特色和优势，提升本学科在区内外的影响力。

3.1将成为本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训练的重要平台

有利于研究生掌握和运用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增加实证研究尤其是实地调研方法在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比重，提升博士研究和学术性硕士研究的学术功底和科研水平，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及动手操作能力，提高毕业论文和公开质量，最终提高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2将为本专业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及实践能力提高创造条件

有利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以适应本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研究生培养对师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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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高峰，且每次回流规模呈递增趋势。现阶段大量农民工返乡，一方面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加重了农业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回到家乡后社会角色的失调，有可能演变成心理疾病，导致过激行为，滋事生非，宣泄对社会的不满，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综述：

1 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

返乡农民工，在社会流动层面属于农民工回流现象。在回流原因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进行多角度的理论概括，主要体现在：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拉尼斯・费景汉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乔根森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理论、托达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的托达罗模型、E・G・雷文斯的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新转移经济理论。在众多理论中，中国学者在分析农民工回流问题时较多的认可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托达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的托达罗模型。除此之外，中国学者也对“农民工回流”这一特殊现象成因，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在宏观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农民工所面对的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制度、产业和区域发展政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角度展开研究；在微观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农民工的家庭结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经济理性和主体失范等角度展开研究（王志浩，2007）。

在回流现状分析方面，主要体现在回流过程和回流后的现状上，而以国内学者研究为主。回流过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回流类型和回流特点上，从回流类型来看，有学者从回流成因的角度分析，认为主要包括四种类型，即自然返乡型、就业失败型、疲劳厌倦型和个人发展型（赵菲菲和王永发，2006）。从回流特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在数量上初具规模，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一股“回流潮”；在质量上呈现优势，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外出劳动力（李晓亮和申覃，2005）。在已有的研究中，回流后的现状主要研究回流农民工创业问题、回流后的乡村适应性、回流后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回流后的思想状况以及回流后的日常生活。其中，回流农民工的创业问题是研究的重点。

2 农民工的角色研究

2.1 角色概念和理论

角色概念自从被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Mead）首次应用于社会学以来，经过社会学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角色理论（陈卫平，1994）。功能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是为设定和解释稳定社会体系中占有社会地位的人的共同而规范性的期待。象征互动角色理论认为角色可以反映规范、态度、脉络要求、协商以及正如行为者所了解的进化的情境定义。组织角色理论认为与认同的社会位置相一致，由规范性期待所产生，反映非正式群体的压力。而认知角色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角色期待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注意力一项集中于在产生期待的社会条件、衡量期待的技术以及期待对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B.J.Biddle，1986）。研究角色理论的文章浩如烟海，但是这些研究正如J・H・特纳所指出：角色理论只是提供了对期望、自我、角色扮演能力与角色扮演如何对这些分析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类的一个方法，概念的运用只限于不同的现象分类。

2.2 农民工角色认知

社会对农民具有较为明确的角色期待，而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所给予的角色期待更多。“农民工”是先于社会期望而问世的非正式角色，是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会随着社会期望的逐渐清晰而发展为社会所认可的正式角色（班娟，2007）。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农民工的角色认知研究主要是分析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的角色认知状况。学者揭光钊、廖皇朱（2008）认为农民工在环境变化过程中接受来自区域文化、制度文化、职业文化、身份文化四方面的文化冲突，影响农民工的角色认知。另外，有些学者在城市化、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的角色转化进行了思考，重点是转化的阻碍因素的探究。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变就是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转变的过程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资格市民化”；另一方面是是“素质市民化”（马雪松，2007）。从市民化的阻碍角度来看，刘传江教授指出广大的农民工要实现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层面上的市民化，需要穿越障碍更多、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针对这些阻碍因素，不同学者也构建了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系统。李良进、风笑天（2003）提出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街道、社会为纽带，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依托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

3 研究述评

返乡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回流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实践情况探析农民工返乡成因、返乡呈现的特点和返乡后的路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角度分析。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更多是在市民化、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农民工返乡对市民化、城市化的影响等。而很少的从农村建设、农民培养的角度，特别是从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培养的视角研究农民工返乡现象。同时，关于农民工的角色认知，在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背景下，学者较多的关注农民工在由农村到城市环境转变过程中的角色认知，而对于经历环境由城市到农村转变的角色认知情况，社会给予的关注较少。

参考文献

[1] 班娟.农民工社会角色置换现状及困境分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38-40.

[2] 陈卫平.角色认知的概念与功能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1994（1）：106-111.

[3] J・H・特纳.社会学理论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61-370.

[4] 揭光钊，廖皇朱.文化冲突视角下农民工的角色认同[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12）：345-346.

[5] 李良进，风笑天.试论城市[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12-16.

[6] 李晓亮，申覃.回流民工：农村宝贵的人力资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5（11）：16-17.

[7] 马雪松.论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9-33.

[8] 王志浩.中国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博士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2008.

[9] 赵菲菲，王永发.农民工双向流动对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影响[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443-445.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12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 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 6) .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2. 费孝通， 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 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 马戎， 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农学研究生论文篇13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 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 6) .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2. 费孝通, 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 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 马戎, 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