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大会发言稿篇1
我是来自08（五）初教3班的徐稳， 今天，我感到特别高兴，也感到特别温暖。自从去年5月被确立为入党积极分子以来，我在这个团结务实、温暖友爱的集体里，亲身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团结奋斗的快乐。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认真按照党员的标准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对工作和学习精益求精。为了便于党组织对自己的考察，我将自己一年来的情况向组织作以下汇报：
我目前担任班上的班长和系宿管委员会纪保部干事一职。在10至12年之间曾获得校一等奖学金和校三好学生光荣称号，以及校 “优秀团干”荣誉称号等。也正是自己所担任的这些职务和获得的这些荣誉称号，让我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
在学习上：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及各种文化知识，戒骄戒躁，踏踏实实，这是我做为一名学生党员对自己的起码要求，有句话叫做“不知足而常乐”，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满足已有的成绩，要不断突破。 在工作中：要热情、认真、积极，因为只有保持一颗热情上进的心，不畏困难与挫折，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在以往工作中的努力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这不仅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也是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激励 。
在思想上：加强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思想修养，积极参加校举办的党课学习，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生活上： 关心同学，当同学生病的时候我会主动去帮助他们。当别人有困难，我会尽我所能主动帮助他们，多与同学保持联系，辅导员老师通知下来的消息我会尽快告诉他们，并按老师的要求完成好。
最后，坚持学习，做到持之以恒，谨记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先使自己思想上做到入党，对照党员的标准找出自己的差距，以高度的自觉性，正确的认识自己，严于剖析自己，坚定信心，执着追求，使自己更加进步。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2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从身边小事做起，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入党时，党组织给我提出了工作方法需进一步改进，学习成绩有待进一步提高。预备期内，我以此为动力，努力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履行党员义务的自觉性，发挥了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上任劳任怨，注意协调各方关系，听取多种意见，工作分工力求合理，计划力求详尽，组织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学习上，我端正了学习目的，努力钻研专业知识，各门功课成绩优良，获得了xx等奖学金及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3
在学习方面大概就这么多吧，其他呢，我这个人大概一直很闷吧，因为没有什么幽默感，在与人交往方面，还是缺乏自信的，平时就喜欢写点东西自娱自乐，与人沟通相处不够主动，这一点还要多像邹邦文，荣全稳同志学习。不过总的来说，我也算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吧。上次听从邹邦文提出的意见我这一年来也注重身体锻炼了，虽然不打篮球，踢足球，但经常会跟一些同学去打羽毛球，这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也会去跑跑步，总之是又提高的啦。另外，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到了大三，压力很大，也觉得自己和社会国家更近了，从前很少关注国家大事，喜欢一些娱乐八卦，但现在经常听中央台广播，看看报纸，确实感觉充实了许多，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党员，作为一个大学生还是应该关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为只有国家强大了，地位提高了，自己的强大才更有价值。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4
口译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口头交流。通过口头表达，它能快速而准确的将一门语言（源语言）转换为另一门语言（目标语言）。口译是一种通过消除语言障碍使双方讲话者在存在文化语言差异的情况下得以进行交流的语言工具。
口译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会议，新闻会，商务谈判和学术论坛等场合。而其中最常见的当属交替传译（以下简称交传）和同声传译（以下简称同传）。在交传中，译员需等待讲话者停下（停止源语言输出）时，依靠当场所记笔记，用目标语完整而清晰的传递出讲话者的意思。而同声传译则是利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以口头的形式和以与讲话者几乎同步的速度，确切而完善地重新表述出来的翻译实践。译出语与源语言几乎同步以保证讲演的完整性和流畅性。
在同传中，译员几乎同步将讲话者输出的信息（源语言）翻译为相应的工作语言（目标语言）。这个过程对“同步”的要求则是同时“听”（听懂源语言）和“说”（说出目标语）。
然而，值得注意以上所用“几乎”一词。事实上，“同声传译”这一表达法本身就欠准确，因为“同声”意味着译员在听到源语言的同时就应该开始进行翻译。而在实际操作中，译员从听到源语信息到将其转译为目标语之间有且必须有一定间隔。因为对源语信息的理解以及对目标语的表达都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段时间，讲话者继续其讲演，译员则在加工源语言输出目标语的同时对讲话者的下一个意群进行输入加工。这段间隔被称之为“dacalage”，起源于法语，意为时间差。在能力范围之内，时间差越长，译员吸收的源语言信息越多，越有利于译出语的准确性。
在国际会议及其他场合中，译员并非随时能在工作前拿到相关稿子，这就要求译员集中精力尽可能从讲演中听得更多信息。这种情况即本文所讲的“脱稿同传”。而更多时候，译员能够在事前拿到跟会议主题相关的资料，如讲演稿，或其他会议材料（讲话者名单，日程安排等）。我们称之为“带稿同传”。视觉输入效果对译员的发挥起到很大的作用，从而影响其翻译的最终成果。
众所周知，国际会议中同声传译长期扮演着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会议日程安排紧张的场合中，同传以其瞬时转换不同语言的优势倍受青睐。在现今的同传市场，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在同传中直接接受视觉信息输入对于翻译质量至关重要。这也就意味着译员应该掌握讲演相关的资料。事实上，同传中视觉信息输入一直以来是准确性的强力保障。而在实际场合中，特别是在某些不太正式的场合，译员却往往无法在事前拿到相应的稿子。本文就讲话者以读稿形式发言为场景，以英语为源语言，汉语为目标语，浅析带稿同传和脱稿同传的不同效果。
通常情况下，带稿和脱稿同传还可以细分为几种不同情况，如下图：
讲话者译员方式
1带稿脱稿针对一般发言进行脱稿同传
2读稿脱稿针对正式发言稿进行脱稿同传
3读稿（无自由发挥）带稿根据发言者语速进行视译
4读稿（有自由发挥）带稿翻译同时需注意发言内容的更改
5逐字读稿带稿读事先翻译好的稿子
前两类口译形式属于脱稿同传。其中第一种源语言输出相对口语化，第二种虽由口语传递，但形式却趋于书面化，后者所涵盖的语言信息明显多于前者，并由于很少出现停顿，语速更快。因此，针对正式文稿的脱稿同传对于译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第三种和第四种同属带稿同传，其却别在于：如果讲话者只是照稿念，译员就口译根据其语速做相应是视译，而如果讲话者自由发挥，译员则必须仔细听，随时准备转换为脱稿翻译。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假设。在实际情况中，我们很多时候无从得知讲话者只是照稿念还是会有自由发挥。因此，在做同传的时候，译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集中精力听。
最后一种情况在政治会议里较为常见，这是由政治话题的敏感性决定的。不同政治立场的讲话者都须谨慎措辞，用语的细微差别都可能代表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这类场合都会事先备好发言稿并由译员提前翻译，以免在会上出错。例如，联合国许多大会中，成员国都会将发言稿译成不同的工作语言，再由译员现场读出。
以上五种是会议口译中最常见的形式，相对而言，脱稿同传比带稿同传更具挑战性。一方面，如果发言者自由发挥，译员很难预测他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发言者也有可能大量使用破碎的口语化句子，更增口译难度。另一方面，如果源语言是条理清楚的书面语形式，在脱稿的情况下，要跟上发言者的语速又是另一挑战。
综上所述，同声传译中，带稿对译员来说，任务相对简单。其影响因素包括发言者语速，以及其自由发挥的程度。译员必须仔细把握时间――大概落后于发言者3个字左右。如果跟得太紧，译员会掉进两种语言转换难的境地；而落后太多，便容易漏掉一些信息。同时，译员必须全程仔细聆听，以防发言者突然脱离讲稿。
参考文献：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5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但是,直至现今我们对《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文本结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1]尤其是其创作史,涉及到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马克思主义最初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等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问题的由来
《宣言》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间,由马克思一人在布鲁塞尔写作和完成。这个史实曾经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宣言》的创作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从开始动笔到定稿,中间仅仅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一段历史是不是就可以当作《宣言》的“创作史”呢?
如果“就事论事”,这么说乍看上去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因为在1847年11月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工人们的“委托”[2]去写作这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后,马克思在第二年(1848年)的1月就向同盟交出了《宣言》的手稿。很明显,在这一个月内,马克思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宣言》,也的确,在此期间,马克思没有更多其它的著作和手稿为后人所发现。
然而,《宣言》的诞生远非它的实际写作过程这么“清晰明朗”。《宣言》中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哲学创新、理论斗争和实践探索、经验总结所逐渐形成的,这也就说明了《宣言》为什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什么具有非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同盟的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宣言》中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精神实质就已经“完成”了,只是历史将这次会议定格在了1847年11月,于是,《宣言》本身的写作也就放在了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假如同盟开会的日期推迟几个月,那么,《宣言》的“创作史”就会延至1848年的其它几个月。显然,把《宣言》的创作史认定为“一个月”的推论是不严谨和草率的,《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使得人们对它的创作史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要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场景中去考察《宣言》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1]206的。
熟知马克思主义学科史的人都知道,关于《宣言》创作史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特别是苏联和东德的学者,他们对《宣言》的兴趣绝不只是在于《宣言》这部著作本身,而是更愿意去探讨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正义者同盟、青年黑格尔派、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解释清楚《宣言》创作史中的细枝末节,并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突出变革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光辉形象和至高地位。总的来说,苏联、东德的学者把《宣言》的创作史看作由三个大的研究对象所组成:
一是《宣言》自身。即:《宣言》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的?换句话说,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宣言》的内容组成、篇章结构、核心思想、基本原则从雏形、完善到完成之间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动过程和发展阶段?讲得更明白一些,《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它的“第一份草稿”,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横空出世”的?二是《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宣言》的作者,他们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天赋、资质和能力优势来承担这个伟大的工人运动纲领的写作工程?同盟为何要选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的确是最适合革命形势、历史要求和同盟情况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理论和同盟的实践作出渐进的靠近和结合呢?三是正义者同盟。《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按此逻辑,《宣言》绝不是同盟纲领的“独苗”,在它之前同盟曾经有过多个纲领,只是这些纲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同盟的遗弃。那么,同盟的纲领为何迟迟不能敲定?正义者同盟在选定自己的纲领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动和演化?这些因素对《宣言》的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这三个大的研究对象给人们展示了《宣言》创作史的复杂性。不用说,从中可以引出很多问题,就拿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进程来说,即便是想要说清楚他们和莫泽斯•赫斯这类人物在整个《宣言》创作史中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难怪为什么苏联、东德的学者已经写出了如此之多的《宣言》创作史研究成果,却仍然为《宣言》创作史中诸多问题的悬而未决而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和看法,那就是《宣言》的创作史究竟要从何时开始算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答《宣言》创作史内涵的关键,一旦在时间界定方面没有定论,那么,研究《宣言》创作史就失去了“出发点”和“起跑线”。如前所述,《宣言》的创作史绝不单指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这一个月的“成稿”时间,主要涉及三个大的问题(分别对应于上述“三大研究对象”):首先,第一份能称得上是《宣言》的“草稿”的文件,或是说著作究竟是何时所写?其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宣言》的思想是如何为它的撰写人所拥有和掌握的?最后,作为同盟纲领的《宣言》究竟有几份“纲领前身”?
在界定《宣言》创作史的开端这个环节上,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纳入第二和第三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同盟的纲领”,《宣言》和它的草稿毫无疑问都能跻身其中。这就是说,《宣言》的创作史要么始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成之日,要么开始于同盟为制定它的纲领而作出第一个尝试的日期。当然,这两个日期理论上讲完全有“重合”的可能,不过根据传统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应该是在1844年10月左右,他们分别凭借《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而实现了“两个转变”。相比正义者同盟在1838年就指定魏特林制定纲领(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这两个时间点是不可能重合了。《宣言》创作史开始时期的答案必然要从第二和第三问题出发去探求。
进一步归纳,可以把《宣言》分别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同盟纲领”,以此找出它的创作史的开始日期。其实,人们也是普遍以此来做界定的努力的。比如,巴加图利亚明确地将《宣言》的创作划分为“创作前史”和“创作史”,并把“创作前史”第一个阶段的起始时期限定在1842年,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那年向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是否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目前还有争议。一般来说,1842年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没有产生,巴加图利亚这么论述也只能是他的一家之言),因此,《宣言》的创作也就“启动”了。[1]206洪特辨析说,1845年,正义者同盟伦敦讨论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盟的立场明显偏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这很可能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所施加的思想影响。“1845年夏秋,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3]34所以,《宣言》的创作应该是在1845年开始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试图将其学说和同盟运动进行结合,这就为《宣言》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显而易见,这是根据《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所得出的判断。而我国学者聂锦芳认为,《宣言》的创作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也就是说,这部工人运动的“圣经”的“创作工程”需从1844年魏特林写完那“20条”后算起,[1]209-212毕竟“20条”也是为同盟的纲领所作,理应成为《宣言》的“前身”之一。这种观点则又是把《宣言》“作为同盟纲领”所作出的合理推论。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究竟哪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呢?
二、《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开始
上面两种界定方法似乎各执一词,其实,它们还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如将《宣言》创作史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宣言》自身、《宣言》的作者、同盟的纲领三大研究对象一样,人们无论从其中的哪一个方面出发,都不得不考虑其它两个方面。实际上,在《宣言》的整个创作史中,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始终是交合和重叠在一起的。洪特曾经直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针对当时正义者同盟内部思想斗争,为争取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种直接的理论回应。因为当时同盟中有不少人热衷于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和蔓延播下种子,而泛爱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在根本上是有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既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又是他们争取同盟的现实需要。同样,同盟在1845年伦敦讨论会后发生了“不知不觉”[4]的转变,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显然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作出的“思想建设”工作密不可分。虽然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说法,1845年同盟思想的进展似乎是无意识产生的,但早有人估计他和马克思对同盟的“干预”和“影响”是这类事件的真实原因。洪特甚至还猜测,同《形态》的“历史使命”一样,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著作也不是只作为恩格斯的“作品”问世的,它们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同盟的领导人传达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观点,并在此环节中实现对同盟“思想上的改组”。“恩格斯……自1843年以来就熟识了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他大概会将他几星期前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给他们送上几本。”[3]25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年间(1842-1848)发生如此之大的进步和转变,即使不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因素对他们的启发和感染考虑在内,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成长也是不可思议的。恩格斯在1842年、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同工人阶级亲身接触,并于1843年注意到了同盟,在这个时候,科学共产主义和同盟运动的融合就出现了实际的可能。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确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了下去,这与同盟千辛万苦寻找纲领的撰写者的过程不谋而合,《宣言》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一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企图单从同盟角度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说清楚《宣言》创作史的做法都将是自寻烦恼的,因为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宣言》的创作史是说不通的;同样,离开为同盟制定纲领的真实目的,说明《宣言》的创作史也必将是一条死胡同。《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同盟活动第一次“碰面”的那一时刻。
所以,巴加图利亚的“1842年开端说”就不能成立了。一方面,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参与到同盟的活动中去,也没有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同盟宣传和表达他们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还都是各自独立的工作者,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还不能算作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了,但是此时的他们所转向的也只是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是一种依据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将黑格尔、鲍威尔、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相“糅合”所得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与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哲学共产主义”不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运动潜力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人类社会的将来诉诸于思辨、逻辑的自我运动,或者说,诉诸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相较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便是唯心史观,从根子上讲,“哲学共产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试想一下,这种共产主义怎能当作《宣言》创作的一个起点呢?《宣言》带给工人阶级的是科学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创作起点一定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历史中的首次发端。巴加图利亚将1842年至1846年称作“《宣言》创作以前的经过史”[1]206,这种类似于“创作前史”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在笼统的意义上,《宣言》的创作开始于1842年。
《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魏特林写出“20条”开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魏特林的“20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共产主义”。魏特林一上来就讨论“善恶”的问题,这就为此后的十几条讨论定下了平均社会主义的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不是什么人的“善恶”,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很可惜,魏特林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以为工人阶级需要的是“共产主义”,其实工人阶级不是需要“共产主义”,而是需要“科学的共产主义”(这里的论述受到了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的极大启发)。而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给予。所以说,《宣言》的创作不能从“20条”写出时开始算起,因为“20条”和《宣言》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开始对同盟的思想建设作出贡献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是,1843年10月-1844年8月这段时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段,因为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哪怕仅仅是萌芽式的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事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通过独立的创作已经开始把目光聚集到“无产阶级”身上,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革命的进程必将是由无产阶级来主导的科学结论。不难理解,这种视角转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紧密来往,同时,对B.鲍威尔等人的“倒戈”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为他们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是根源于施泰因《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施泰因的书应该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造成一些影响,但施泰因却在这本著作中深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宫”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决定未来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了,这与施泰因的观点相差甚远。施泰因的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歌颂赞扬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原因,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作用被人们有意地夸大了)。
不过,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和历史作用,就一定能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的思想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分吗?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共产主义和形形的空想共产主义之间最为根本的差异就在于,革命的主体究竟是谁?无论是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魏特林的平均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无视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要么把他们认定为只是需要别人去怜悯和同情的劳苦大众,要么把他们视为“群氓”――一个不但不能推动历史反而阻碍历史进展的群体。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人类的未来彻底交给无产阶级。这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他们是“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4]213的主体。只有在声势浩大、代表世界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下,才能“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4]10。也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才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4]474。无产阶级在理论中的“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首次完成的,而共产主义也在此时褪去了其长久以来的“空想外衣”,第一次享有了“科学”的意蕴和色彩。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3年呢?不要忽略了《宣言》是作为同盟的纲领出现的这一因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并不代表它和同盟的结合,必须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此思想影响同盟的历史节点。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同盟“伦敦讨论会”的前后极大地用科学共产主义“干涉”了这个工人组织团体。照此说来,《宣言》的创作史是要从1845年开始算起的。可是,洪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考证出了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把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同同盟巴黎的相关领导人讨论过了,却仍然坚持“1845年的划时代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钻研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性,并延续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主张,将无产阶级指认为剔除“劳动异化”、“回归人的真正本质”的历史主体。虽然这些结论带有较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但这的确也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假如这些结论真的为同盟的领导人所聆听,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同盟,即《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是1844年了。洪特申述1845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影响更大自有他的道理,毕竟“伦敦讨论会”是载入史册的同盟内部交流会,但要是根据本文上面的论述,科学共产主义一旦和同盟思想结合,《宣言》的创作史就开始了。因此,《宣言》的创作史“启动”于1844年,不是1845年,更不是1842年。为了更为充分和全面地论证这个观点,现把洪特一书中关于1844年马克思同同盟巴黎领导人接触的陈述专门引证如下:
“无疑,马克思在1844年与巴黎的同盟领导人详尽地议论了这些问题(指上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相关结论――本文作者注),同样也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勒卢、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谈了这些问题。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着同盟理论和纲领的发展;在诸如纲领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马克思绝不会拘谨观望。”[3]48
三、《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
《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指的就是“《宣言》到底有几份草稿”这个问题。最一般的看法是《宣言》总共有三个稿本:一是恩格斯于1847年6月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二是恩格斯写于同年10月至11月的《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三是马克思定稿的《宣言》。这三个稿本都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草案》的创作背景是同盟的一大,与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同盟需要制定一个纲领的草案,分发给各地的同盟区部和分部进行讨论,以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内容。于是,恩格斯就主笔(关于恩格斯是否就是《草案》的作者,学术界大部分人是认可的,但是也有人质疑,认为《草案》中过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证明恩格斯并非是这份文件的作者,至少不是它的主要作者。虽然说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论证材料,但就《草案》的根本性质来讲,“革命的教义问答”还是对其最为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草案》中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同盟成员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得最为纯熟,并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将《草案》的科学性质展现出来。《草案》之所以仍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环节上会带有旧思想的痕迹和性质,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对当时同盟中的一些成员妥协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最起码是《草案》主要、核心的作者)写作了《草案》。在经过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同盟还是无法取得统一的意见和认识,并且有人还写出其它的信条之类的作品,企图以此取代恩格斯所写的《草案》。恩格斯为了捍卫《草案》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在同盟的内部会议上严厉批驳了诸如莫泽斯•赫斯等人的“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5],并在会后为了克服《草案》中遗留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重新起草了一份更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则的同盟纲领草案:《原理》。
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份《宣言》的稿本进行了充分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三份文件在内容组成、逻辑结构、章节(问答)安排、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现象,尤其是《草案》和《原理》之间、《原理》和《宣言》之间,每一份文件的“前身”几乎都是为其之后的文件设计好了写作框架和规定好了论证范围。为此,巴加图利亚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表格[1]213,以向人们展示这三个稿本间的内在关联:
如上表所现,《草案》的第7-1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13个问答,同时,也就是《宣言》第一章的“第一草稿”;《草案》的第13-2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4―23个问答,同时,也是《宣言》第二章的“第一草稿”;《原理》加写的第24条和第25条,到后来被马克思转写和补充成了《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68年《草案》被发现之时人们会欣喜若狂,因为《草案》有效解开了《原理》中多处“保留原案”的“文献疑案”,使得人们能够找出《宣言》的最初草稿,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文献资料。
但是,像巴加图利亚这样的学者同时还认为《宣言》的创作史要远远早于《草案》的写作日期。这里面还有新的问题:既然《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4年,那么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草案》的草稿,抑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呢?对此问题的深究曾让很多学者煞费苦心。比如,巴加图利亚等苏联学者几乎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之后的全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作了《宣言》“草稿的草稿”,因为其中的思想都集中在《宣言》中得到了显现。“……《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在其实际起草前几年就完全酝酿成熟了。”[1]207
如果真是如此,《宣言》自身的文献价值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先不说《宣言》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地、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6]的一部著作,就单说《宣言》作为同盟历史上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唯一的一份最为经典、最为原始、最为精辟的活动纲领,其它的著作就是根本无法替代的。《宣言》独一无二的特性要求它的“草稿”选定标准必须是建立在和同盟纲领制定的工作、计划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并不是说《宣言》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要其中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当作《宣言》的“草稿”,或是所谓“草稿的草稿”。只有那些既代表了一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立场,又同时是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写成的著作、文件、文章或是通告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也就是说,《宣言》“草稿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紧扣“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因素,另一方面要抓住同盟的实际活动这个关键环节。巴加图利亚等人所说的《宣言》“创作前史”中的很多文献和魏特林的“20条”,因为都不全部具备上述的“两个方面”,所以就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甚至可以说,连“草稿的草稿”都不是。不管怎样,《草案》(它的“草稿”被称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作为《宣言》第一份完整系统的写作草案是没有争议的。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宣言》到底有没有除了《草案》和《原理》之外的“草稿”呢?难道说在1844年-1848年这段时间内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既是“有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的文件了吗?对此疑问的回答初看上去并不困难,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同盟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分别发出的两份通告,也就是著名的“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是《草案》的“草稿”。理由十分充分:这两份公告都强调同盟的内部团结问题;都提醒了同盟成员必须警惕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要求对其坚决不进行妥协;都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见解;都发出了三个问题,征求同盟各区部、支部的意见,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做准备。如果要按照上述的“两个方面”来判断的话,这两份公告无疑算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可是,在此,本文还是要对这两份公告的“草稿身份”保留一点意见。这两份公告并不像传统的“三个稿本”那样有着相对一致的章节对照和内容安排,更别说逻辑线索了。从两份公告的大致内容上看,显然公告的主要目的是为同盟的所有成员提示形势、作出指导、把握方向、分派任务、提出要求,其中并无多少理论和行动原则的阐述,只是这两份公告中各自提出的“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在随后的“三个稿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接近小资产阶级或激进资产阶级是否适宜?如果适宜,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它最容易、最正确?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是否有可能?是否适宜?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第三个问题:我们对社会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态度是什么?同所有的社会党派实行普遍的联合是否适宜、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确地做到这一点?”[7]328-329“二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实行共有共享制?”[7]343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确实已经涵盖了《草案》中所叙述的大部分领域,“二月公告”的三个问题也都是制定纲领这个工作中的要害关节,尤其是它的第三个问题更是“三个稿本”的论述主题,但是它们都是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称它们为《草案》的“草稿”(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有些勉为其难,但如果把它们称作《宣言》(或是《草案》)写作的六条“提纲”,则是非常贴切的。
《宣言》创作史的“开始时间问题”和“草稿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史学视角下考察《宣言》的创作史问题的。虽然说《宣言》创作史的开端不等于《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诞生,但结合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同盟的实际来研究问题,则是探讨这个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则。
参考文献:
[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3]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6
一、校正的简述
我国的图书编校工作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可查的，是在距今2800多年的西周王时代。校正，古代称为“校勘”或者“校雠”，它是出版编辑过程里的一个重要工序，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
二、书稿中出现的错误
在书稿中出现的错误，可分为“无心之误”及“有心之误”。现代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指出：“余以元本及诸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凡得谬误一万三千余条，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据此，可得知：“无心之误”是指作者、编者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其错误明显，易被发现；“有心之误”是指作者、编者错写或校正者、编辑主观臆断造成的错误，不明显，似是而非或者有争议，不易被发现。
三、校正在书稿中的功能以及实际中的运用
针对书稿中出现的以上两类错误，校雠学界的专家提出校正的两个基本功能：校异同和校是非。最先由清代校雠家段玉裁提出。什么是校异同？段玉裁说：“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什么是校是非？段玉裁说：“定本子之是非。”“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由此可见，“校异同”针对的是文字材料中的“无心之误”，解决的方法是将不同抄本或刻本加以对照，找到他们的相异之处，“择善而从之”。而“校是非”针对的是不容易发现的“有心之误”，主要是指原稿本身的错误和编校者漏改或改不误为误的。
传统校正是指19世纪末期铅字排版时代的校正，现代校正是指20世纪90年代时期电子排版时代的校正。在铅字排版时代，作者把纸质稿件交给出版社，编辑加工整理后，交印刷厂排版，编校工作者将印厂打出的样稿同原稿对照，依照原稿修改样稿，保证将原稿准确无误地转换成印刷稿件及其在出版过程中不被损害、破坏。此时校对的基本功能是“校异同”，校正工作者主要采取对校法（折校、点校、读校），准确地再现原稿，以原稿为唯一依据(或标准)来核对校样，分辨二者的异同：同则不改，异则以原稿为准对校样订正。校样与原稿相异，是图文排版过程中出现差错而造成的。原稿与校样的异同，包括语言文字、版面格式、思想内容方面等的异同。通过校异同功能的发挥，将校样与原稿对照，发现校样与原稿不一样的地方，按照原稿的样子修改校样，消灭排版过程中产生的差错，将校样与原稿之间的差异转换为相同，使得校样与原稿一模一样，就使出版物质量有了基本的保证，所以校异同又称作“机械校”“死校”。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普及、深化、提高,电脑排版制片逐渐取代了铅字排版，作者交给编辑的是磁盘，编辑在磁盘打印稿上加工，排版人员在磁盘稿上修改再进行版式转换，打印出来校样。校样上可能出现的差错有：作者录入和写作时产生的差错、编辑错改、排版人员修改磁盘稿时的错改漏改、版式转换过程可能发生的内容丢失和错乱。这些错误除了后两类错误可以用核红、对校方法发现外，其余均以是非形式存在于校样。校对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在没有原稿的情况下进行校对，通过是非判断发现差错。校对对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凸显了，这成为现代校对的基本特征。这时，“校是非”成为校对的主要功能，校对者不能只对原稿负责，而是要发现原稿本身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正，使得稿件达到出版要求。此时，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校对方法，同时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广博的知识积累、相当的思想政治水平并且借助其他权威资料来判断原稿中的是非，确认其“是”就通过，确认其“非”就提出质疑，请编辑解决。所以，校是非又称作“活校”，是一种层次更高、难度更大的校对功能。现代校对的校是非功能，有五方面的任务：(1)发现、改正常见错别字；(2)发现、改正违反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等使用的国家规范标准的错误；(3)发现、改正违反语法规则、逻辑规律的错误；(4)发现、改正事实性、知识性和政治性的错误；(5)做好版面格式规范统一的工作。总之，凡是非录排造成的、用机械比照发现不了的差错，都属于“校是非”的范畴。目前，出版社大多使用黑马校对软件配合人工进行校是非的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在校对工作中，改正原稿错漏时要保持作者的创作思路，尊重作者的写作风格，将编辑的工作加以完善。只有既校异同，又校是非，才能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从而使书稿具备印刷出版的条件。做好校对工作，既是每个校对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出版界提高图书质量，服务好读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校异同和校是非是校对工作中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两大环节。前者是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完善，二者共同服务于作品，服务于读者，相辅相成，统一于校对整体工作之中。为了提高图书质量，作为一名称职的校对人员，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把错误找出来并请编辑进行修正。
四、结束语
其实，校异同与校是非本质上都是文字编辑工作，二者往往是同时进行的，相互间具有渗透融合性。校对工作在客观上监督检查了作者、编辑、排版人员的各项工作，不能只对原稿负责，而是应成为编辑工作的延续，努力协助编辑把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所以，校对工作者应该本着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认真校好每篇稿件，这样才不辜负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读者对我们的希望，从而尽量将所有差错消灭在出版之前，以此保证出版物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2】陈垣：校勘学释例 中华书局 2004
【3】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
【4】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 2004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7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的病情在这年六月加重，七月，中央决定对丧事预作准备，指定专人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本文作者周启才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参加了讣告和悼词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讨论这两件文稿和治丧事宜的会议，亲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 突如其来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落座。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地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们转身急匆匆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们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竟不约而同失声哭起来。不一会，汪东兴秘书打来电话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怎么写？多长时间内写出来才能保证中央使用？经过讨论，我们感到中央要我们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已经明确，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让思想情绪赶快稳定下来。我们先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悼词文稿没有沿用以往惯例写毛主席曲折、光辉的革命简历。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我专用的保险柜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有较强震感。为了保证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秘书局工作人员于当天搬出了办公楼，在楼南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办公。我保管的讣告和悼词文稿，装在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部位，直到恢复正常办公，又封存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江青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清晨五时十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汪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二千五百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悼词文稿的讨论过程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对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四人帮”的捣乱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会后，我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我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三点半宣布结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8
从线性接口到流动性的接口，改变了文本的特性，以及读者阅读的习惯。基于编辑工作为出版工作的核心环节，编辑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出版的素质。在数字出版时代，对编辑职能的要求远大于传统出版，为了适应新形势出版的要求，有必要对编辑流程的新特点、新规律加以分析研究，寻找应对这些新变化的对策。为了应对数字出版的趋势，加速数字出版人才的培育，并确立其专业范畴、职能等，是我国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刻不容缓的议题。
语言以英语能力逐渐成熟，应用领域扩大，虽有错误，但无碍沟通，相当于大学非英语主修系所毕业为主，次要为中文，另外某些公司会对日语、韩语等有所要求。
在产业不断提升，迈向数字化的同时，数字化的工作形态一直在进行。因此，计算机化的办公室系统已经成为大多数必要的条件，其中以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为主，排版软件为辅。除此之外，部分美编或编辑则会另外要求其他应用软件的专长，如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Dreamweaver等包括绘图和网页相关的制作；少数要求程序方面的专长，如VB、JAVA等计算机程系语言甚至是专业工程程序语言。普遍对于打字速度都有一定的要求，集中在中打或英打20～50字这个范围内。
文编主要以外向性和谨慎负责性为主要人格特质需求，情绪稳定性为次要需求；而美编则为开放经验性为主要人格特质需求，其他人格特质为辅。
（二）需求状况思考
一是编辑人才需求现况。从数据来看，从事虚拟世界的编辑相关的职缺还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与数字出版尚未蓬勃化发展有关。二是编辑能力的需求。数字化的工作形态一直在进行，办公室应用方面的计算机专长已经成为大多数必备的条件，然而企业必须了解数字化并不是单单只有计算机化，还必须从E化与M化的潮流中找出一条适合生存的道路。三是从当前现状中可以发现，细心、负责、善沟通、具有协调能力已经成为必备条件。因此，数字出版编辑职业有效发展特别需要外语的能力、有关电子信息方面的能力和自我本身的磨炼。
（一）转型内容
一是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职能的转型。由纸本出版过渡到数字出版，从设想、企划开始到完稿、发行。在骨干的部分，编辑仍处理改稿、审稿、校对等内容编辑工作，但由于数字化、多载体以及与产业价值网各端点角色与职务链接的关系，已使编辑工作产生质变。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将由出版的前端延伸到出版的整个过程，包括市场营销（营销）、读者分析、信息反馈、数据处理、项目控管等，出版编辑的职能不断往产业链的下游拓深。因此，编辑力再进化，赋予编辑职能新内涵，将使编辑转型与提效。
二是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具备的职能。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具备4个主要功能：基本、内容、营销、管理；14项次要功能：基本知识、基本技术、企划设想、选辑素材、审查稿件、稿件加工、排版设计、校对样稿、载体运用、发行营销、读者市场、市场反馈、数据管理、项目管理。
三是建立数字出版产业编辑人才的职能地图。数字出版产业编辑人才之职能地图，包括4项主要功能、14次要功能，其职能内涵分述如下： （1）基本职能包括：1）基本知识，了解基本词语文法以及合法授权的重要性。2）基本技术，了解基础工具数据撷取搜寻引擎及档案格式。（2）内容职能包括：1）企划设想，选题企划设想邀稿及撰写出版计划书。2）选辑素材，取得合法素材并配合脚本整理图文音视讯。3）审查稿件，审查稿件的正确性、适当性、合法性和价值性。4）稿件加工，修改错误精练词语使稿件流畅及具有逻辑性。5）排版设计，设计上符合使用者接口原理及规格并运用图文音视讯。6）校对样稿，校对数字内容正确性配置清晰度及发现疑问。（3）营销职能包括：1）载体运用，运用不同规格及接口载体并依照其特性规划合适内容。2）发行营销，依据消费心理设想平面和数字文案以及营销活动。3）读者市场，运用平台了解读者并从使用者角度思考版面风格和呈现。4）市场反馈，主动了解和评估市场并能快速响应读者需求。（4）管理职能包括：1）数据管理，运用数字组件并规划数据再利用开发其知识。2）项目管理，建立机制掌握进度分工和管理数字出版项目流程。
（二）转型措施
就数字出版产业而言，可将这些概念用于审视编辑能力，有助于数字出版业界筛选进用员工。作为企业用人和培训的参考，确保符合业界需求的毕业生方能进入职场，避免造成产业和学界的落差，并据以编订培训课程，依据需求量身打造合适的课程。
就学校教育而言，可将这些概念用于审视数字出版编辑相关课程、规划课程，并可反馈到教学计划中，确保课程在业界的基准下进行，以及检测学生是否具备基本职能。学生也可通过职能地图审视学习状况，以规划未来进入职场所需的训练及学习，作为改进教学和订定课程的参考，使学生学习符合业界需求的教学内容，促成人才培育产学相互衔接。
就政府机关而言，应鼓励学界从事数字出版编辑职能研究，以发现更多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可了解数字出版人力资源的能量，进行应试科目和方式等必要的规划、调整，以及建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为发展出版领域国家资格架构奠定基础，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就产官学的整合而言，建议产官学定期对话与交流，期望在短中长期的扎实规划，将在职人才与在校学生予以适当的培训，以满足与应对数字出版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石雄.刍议数字出版对编辑职业素养的新要求[J].中国编辑，2011（02）.
[2] 石雄.数字出版对编辑的技术要求[J].科技与出版，2011（05）.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9
一、电话会话身份认证的特殊性
电话会话不同于普通会话，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除了有语音上的交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感官上的交流。而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认证至少是通过观察对方的外貌特征得到的（Schegloff，1976）[6]，有对话、表情、手势、眼神等各种方式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正因为电话会话的身份认证是一个单一性靠语言交流的过程，会话本身就是身份认证的唯一来源。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有序列的文本，只要是有序列机构，一定有具体的话轮组成，“而话轮是由具体的语言成分构成，其中就包括词汇”（于国栋，2010）[7]。所以研究电话会话的身份认证，离不开词汇、话轮和序列。
那么对于电话会话来说，身份认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诺顿（Norton，2000）[8]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是存在于和外界的关系之中的。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他所具有的特殊性构建了他自己的身份。约瑟夫（Joseph，2004）[9]指出一个人身份相对存在于有等级分类的社会网中间。正因为电话会话的身份认证是通过双方语言的交流来辨别一个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同时也属于一类人，所以可以通过MCD来对身份认证进行分类。
（一）词汇选择
施各洛夫（Schegloff，1967）提出身份认证包括自我认证，即用直接的话语显代自己的身份。在电话会话中，一般会选择这样的词汇来表明身份“这里是……”（this is…），“我的名字是……”（my name is …），“我是……”（I am…）。
我：[哦]，不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是这个一个学生，就是想向你们报刊投稿
杂：哦，对对对，那您就直接投到邮箱就可以了
在这段会话中，打电话的人直接交代了他是一个学生，学生对于他的身份而言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对话的社会关系网络里，他只需要交代他是一个学生，对方就可以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投稿来打这个电话的。这个电话就是直接型的身份认证过程。在中国，一般都是打电话的人需要向接听者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既然他有必要打这个电话，一定是他需要通过接听者帮助他解决什么问题，那接听者需要知道打电话人的身份后，才能有的放矢的帮助他解决问题。但是在国外，通常情况是打电话的人拨通电话后，接听者自报家门，而不是等着对方先说出身份。
A：Allo
B：Did I wake you
A：who’s it
B：Nancy（Schegloff & Sacks，1973）[10]
施各洛夫（Schegloff，1968）[11]分析到出现这样一开始自报家门的原因在于人们把电话铃声当成了一种召唤（summon），所以当接电话的人一接电话时就说出自己的身份，看对方有什么要求。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电话会话里也有，但是大多出现在机构对话等正式的电话会话中，因为大多数的公司或者单位作为服务者在接电话时自报家门，是一种专业的表现。例如：
7505：
杂：[师范学报]
我：[您好]，请问是*吗？
杂：恩
当然，不是只有打电话的人需要给出身份，接电话的人也需要被确认身份，所以电话会话的开头一般是确认对方的身份，一来确认电话是否打对单位或者个人，二来作为接下来对话的铺陈。例如：
7507：
我：喂，您好，请问是*吗？
杂：（2s）啊，是的，您好
几乎所有的转写材料中，开头都是询问对方身份。提问—回答是典型的相邻对（adjacency pair）。胡壮麟（1994）[12]先生将相邻对称为邻近配对：人们在对话交流中通常采用一问一答，或成双成对的形式。因为该项目的所有电话均是打给杂志社询问联系方式的，所以核对对方的准确身份是打电话的人要做的第一步。这里所选择的的词汇是“您好，请问是……吗？”。选择这样的词汇是由于两者的亲疏程度决定了只能是礼貌客气的开头。正因为身份认证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Schegloff，1976），这个关系建立的亲疏程度直接决定了电话会话的内容发展。
（二）.序列结构
表明自己的身份可以直接表达，即显性身份，也可以间接表达，即隐性身份。即便是打电话的人不说明自己的身份，只要接电话的人还在继续对话，在他的内心你是属于某一个定位的身份，否则他会停止对话。在本项目中向杂志社询问联系方式的时候，成功的共计23个，均为运用了隐性身份。那这23个电话会话的序列结构有什么共性呢？
1、都提出了“确认网上公布的邮箱”。对方听到这句话后，至少知道了打电话人的目的在于确认邮箱，那么身份范围就可以缩小在需要杂志社邮箱的人群里。
2、7531、7536、7542、7544都因为打电话的人询问了投稿类型，对方至少又可以把身份
确认的范围缩小到投稿者。其中7544就直接表达出了接电话的人对于打电话人身份的确认。
7544：
我：喂，您好，请问是*吧？
杂：是的
我：是这样的，我想确认一下你们网上公布的邮箱和邮编是不是可用的
杂：恩
……
我：这边接收的投稿类型是不是大众医学啊，医药保健方面的啊？
杂：没有啊
我：那主要是
杂：药学[方面的]
……
杂：投稿记得要有投稿证明啊
我：哦，好，行
听话者通过“网上公布的邮箱”和“投稿类型”的提问将打电话的人定位成投稿者，“投稿记得要有投稿证明”这句话表明了这一点。
7566：
我：喂，您好，请问是*吗？
杂：对
我：哦，你们网上公布的这个*这个邮箱可用吗？
杂：邮箱可用啊，但是你说的我听了好像不对
……
杂：那个投稿现在不用电子信箱了，都用投稿系统
我：恩，行，谢谢您嘞
“那个投稿现在不用电子信箱了，都用投稿系统”这句话更加能够反映在整个序列中，接听者对于打电话人身份的逐步定位，因为如果一开始接听者就定位打电话的人为投稿者，那么他没有必要跟打电话的人说明电子信箱的事情，当打电话的人得到邮箱后说了“谢谢”，接电话的人正式定义他为投稿者，所以补充说明了得到邮箱也没用，都用投稿系统接受稿件了。那么“谢谢”这个感谢语在这个序列中，不仅是感谢的作用，还起到了终结对话的作用。而接听者正是感觉到了“谢谢”终结对话的作用，才立马告诉打电话的人最重要的信息。
（三）话轮转化
话轮转化的非固定性。萨克斯，施各洛夫和杰弗逊（1974）[13]曾论述到话轮转化的顺序和长度是变化的，而非固定的。根据斯滕斯特伦（Stenstrom，1994）[14]的观点，话轮转化基本上可分为三个过程：开始发话（taking the turn），持续发话（holding the turn）和放弃发话（yielding the turn）。那我们就通过话轮转化的三个过程来研究话轮转化的非固定性。
7662：
我：喂，您好，请问是这个*自然科学版本吧？
杂：恩，对
我：哦，想问一下你们网上公布的邮箱*可不可以用啊
杂：网上？啥时候公布，我们没公布啊，这是我的个人邮箱啊
我：这是个人邮箱啊（笑）
杂：你在哪儿看到的，我怎么老是啊，哪个网站上公布的我的个人邮箱啊？
我：（大笑）好像是在这个维普吧
杂：维普怎么把我的个人邮箱公布上去了，你，你，你投到我们学报的系统就行
我：哦，谢谢
这段对话中，原本的序列都是跟其他对话一样，问好——确认邮箱，发话后持续发话，但是当打电话的人说明“网上公布的邮箱”后，接电话者一听跟事实不符合，立马打断了原有的序列，开始抢夺话轮，询问邮箱地址的来源，原发话者只得放弃发话。
7555
我：喂，您好，请问是*吗？
杂：您说
我：我想确认一下你们网上公布的这个邮箱是不是可用的（2s）
杂：谁的邮箱，你的还是我们的
我：你的，*
杂：能用啊，我们天天收邮件啊
我：哦，好好，因为我要确认一下邮箱可用，然后再发邮件
杂：我们那，你是要投稿还是什么
我：不是，我就是确认一下邮箱而已
杂：哦
该对话也打破了原有的序列，在打电话的人再次发话确认邮箱时，对方并未接过此话轮，而是开启了新的话轮，问打电话的人“谁的邮箱”，在打电话者确认完邮箱后，准备结束对话时，对方又开启了新的话轮，问要邮箱的目的“你是要投稿还是什么”。所以，一般情况而言，打电话的人掌握了对话的第一个话题（Schegloff，1968），萨克斯，施各洛夫和杰弗逊（1974）同样论述过第一个开始话题的人掌握主动权。无论是打电话的人或者接电话的人，如果当他们想要掌握对话的方向和主动权时，就会争抢话轮，导致原发话人放弃话轮，所以话轮转化是不固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话轮转化中，身份认证也随之变化。
二、身份认证的询问方式
身份的获得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获得的是对方告诉你了，无需询问；间接获得就是需要在整个对话中通过一个或者多个话轮转化来完成，这种询问和回答的方式被定义为召唤——回应序列（summons-answer sequence）（Schegloff，1968）。那么具体有哪些询问身份的方式呢？我们将从词汇选择和话轮转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你哪里？”“你哪里”这个问题有几个预设，第一：对方问的是具体的地域；第二：对方问的是所在的单位。所在单位问题后面谈论，这里重点谈论地域问题。一个人所在的地域对于一个人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们所在的地域是变化的。我们经常在确认身份时填个人信息，会有出生地、户籍所在地、长居地等，这些都定位了我们的身份。在中国，相互认识的一个必问问题就是“你哪里人”，可见中国人定位一个人身份时，地域所处的位置是很重的。
（二）“哪个单位？”既然被询问了单位，那么双方作为机构的身份来进行的对话，我们称之为“机构性对话”。茱和海瑞提格（Heritage，1992）[15]认为言谈应对的机构性并不是由会话行为所发生的场合决定的。相反，对某个会话行为来说，不管它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只要该会话行为的内容涉及到了会话参与者的机构身份，那么这个会话行为就是机构性谈话。所以机构确认身份时，不一定是要确认打电话的个人身份，更多的是确认打电话的个人所代表的的机构的身份。
（三）“投稿还是什么？”或者“你是要投稿是吧？”或者“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的人一定是带着目的打电话的，那问打电话的人有何目的就可以确认对方的身份。
7535
……
我：是这样的，我想确认一下你们这边的邮箱是不是sjrza
杂：你哪里
我：哦，这边是武汉
杂：有什么事情
我：我就是想要你们的邮箱地址，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邮箱地址就想确认一下[这个是]
杂：[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要这个邮箱有什么用
我：主要是投稿用
……
这段对话中，同样是问好——确认邮箱的序列，但是打电话的人抛出了确认邮箱的话轮，接电话的人不接受，抢夺话轮，始终掌握主动权。在这个插入序列（insert sequence）中，询问身份用了两个话轮，第一个问“你哪里”，第二个问“有什么事情”。当打电话的目的明确后，对方定义打电话的人是投稿者，进行了后面的对话。
（四）“文科还是理科？”很多杂志社文理科的版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对方确认打电话的人是投稿者或者预设打电话的人是投稿者以后，询问对方“文科还是理科”，是进一步划分投稿者类型的做法。有的对话就是接电话者预设对方是投稿者，所以一开始就询问文理科的问题；有的对话是接电话的人通过几轮话轮后确认对方是投稿者，所以到结束部分才询问文理科。
三、小结
身份认证是一个对方认证我方的过程，但是由于电话会话纯语言交流的特殊性，对方的身份认证同时离不开我方的身份塑造。显性身份的塑造或者隐性身份的塑造都是在会话本身过程中形成的，对方确认身份也是在会话过程中认证的，不像陌生人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提前做好了身份认证的准备后直接开始对话。正因为会话本身对于电话会话的重要意义，所以研究其词汇选择、序列结构和话轮转化成为了身份认证的重要途径。身份塑造的序列结构可有直接型和间接型，身份确认的问题往往都是发生在话轮转化点（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s）上，所以抢占话轮成为了掌握身份认证的主动权问题。
身份的定义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对话时，所需要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便同类型的对话会有身份认证的共性，但是也免不了特性的存在，更加避免不了不同类型的对话在身份认证上序列结构的区别。但是本研究通过一类型询问杂志社联系方式的电话会话的序列结构和话轮转化的分析，为其他类型的电话会话甚至是无面对面交流的语音会话、网络会话提供了研究方向上的参考。（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Sacks H.Lectures on Conversation[M]/ /Gail Jefferson.Introduction by Emanuel Schegloff.Oxford：Blackwell，Vol 2，1992.
[2] Schegloff E A.Overlapping Talk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J].Language in Society，2000（29）：1-63.
[3] Jefferson G.Error Correction as an Interactional Resource[J].Language in Society，1974（2）：181-199.
[4] Sacks H.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bility of Conversational Data for Doing Sociology[M].Free Press，New York，1972a.
Sacks H.On the Analyzability of Stories by Children[M].Holt，Rine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72b.
[5] Schegloff E A.A Tutorial on 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7（39）：462-482.
[6] Schegloff E A.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in Telephone Conversation Openings[M].Irvington Publishers，1976.
[7] 于国栋.机构性谈话的会话分析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27）.
[8] Norton B.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Gender，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M].Harlow，England：Pearson Education，2000
[9] Joseph J E.Language and Identity：National，Ethnic，Religious[M].Palgrave Macmillan，2004.
[10] Schegloff E A，Sacks H.Opening up Closings[J].Semiotica，1973（8）：314
[11] Schegloff E A.Sequencing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M].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1968.
[12]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10
我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多年，又在巴黎法中友协主席团主持工作，面对心中这个询问，我无法袖手旁观。于是我登门拜访了住在巴黎西郊凡尔赛的达马侯爵。那是一座雅致的别墅，客厅与走廊悬挂的大幅油画显示着主人的高贵文化身份。达马侯爵是一位思维极其敏捷的外交分析专家，我们谈论历史、谈论东西方文化融合、谈论《奥林匹克宣言》的意义。我告诉他2008年北京奥运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诚恳地希望他把全球传播《奥林匹克宣言》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中国人民。我对达马侯爵强调：“只有中国人民能够最广泛地传播《奥林匹克宣言》，也只有中国人民能够最深刻地理解《奥林匹克宣言》!”
达马侯爵经过再三考虑同意了这个提议，赞成《奥林匹克宣言》从北京传向世界。将近6年，我和朋友们鼓励着达马侯爵，而达马侯爵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年，手稿复制品在中国开始巡展；中国奥运年第一天，奥运宣言全文在中国首发。在这个过程中，支持的机构单位有法中友协、法国妇联、中国驻法大使馆、法国驻华大使馆、上海政协、北京侨办、中国侨联、北京侨联、北京对外友协、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等等。许许多多热爱奥林匹克的中国人和法国人付出了心血，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名字，只是希望参与其中，能为传播奥林匹克贡献一份力量让他们感到无比快乐，在奥运历史中留下足迹使他们备感光荣。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11
在播音中的“内在语”，是指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播音中不便、不能或没有完全表露的意思。播音员、主持人可以在播音中利用“内在语”把稿件变成自己的话，调动运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找到恰当的表达语气。内在语对播音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揭示语句本质和语言链条。
语句本质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情感。在播音实践中，播音员、主持人在对全面理解稿件文字含义的同时，根据语言环境准确把握语句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即内在语。
稿件文字表面的意思，即语句的表层含义，与其深层含义存在同向同质和非同向同质的区别。有的即使基本上同向同质，但语义上也有细微差别。就多数和整体而言，稿件语句文字的表层意思和内在深层含义是同向同质的。有些则不同，需要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参照语句文字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具体语言环境，准确把握语句目的和确定内在语。
所谓语言链条，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稿件文字句、段、层次构成了全篇整体。文章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部分通过短语或关联词表示出来，部分则没有明显的文字标识。通过补设潜在的短语和关联词，播音员、主持人把文字语句间逻辑关系揭示出来，搞清句子，段落、层次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获得转折、并列、让步、递进、因果、分合、因果、假设等逻辑感受，理解文章前后衔接、上下呼应的转承关系。尤其是那些语句不通顺的地方，段落和层次转接生硬的地方，可用内在语衔接、过渡、铺垫和转换。需要赋予语言以动作感、形象感使叙事、状物、议论、抒情更具色彩和感染力的地方，以及需要与受众交流并唤起他们注意、引发他们回味和思考的地方等等，都可以获得恰当、自然和贴切的语气，把稿件和节目播得文气顺畅，衔接、转换自然，增强有声语言表现力。
二、内在语的基本类型
（一）发语性内在语。发语性内在语，指播音员、主持人在语句、层次、段落、稿件、节目起始处之前，用适当的词语作开头，把它在心里播出来，并与稿件原开头的词语自然衔接，把其“带发”出来。它的作用是帮助播音员、主持人把播好开头。比如在呼台号之前加发语性内在语：（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濮阳人民广播电台！）。
（二）寓意性内在语。寓意性内在语，指稿件文字的“言外之意”，是蕴藏在语言深处的潜在意义，是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提炼出来的语句的和目的。特别是那些在意向、色彩或程度、分寸上与文字表面非截然对立而差别细微的语句本质。对它的把握，除了参照上下文语言环境之外，还要结合作者的创作特点、习惯用语，文章的主题思想、写作目的、创作背景，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身份、心理、语言特点及所处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去分析。有时甚至需要从全篇整体去把握。
（三）关联性内在语。关联性内在语，指语句之间存在的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关系。也就是那些体现语句逻辑关系和语法意义的隐含性关联词和关联词短语。一般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或之间。既可用隐含的“虽然” 、“但是” 、“因为”、“所以”、“如果”、“而且”、“结果”、“那么”之类的关联词，也可以用简洁的短语使上下文自然衔接起来，过渡好上下句、前后段。
运用关联性内在语可使前后句、上下文语言链条衔接更加自然、顺畅和符合逻辑，使语意和语言目的的表达更加准确。可以说，它是播音有声语言的链条向播出目的定向推进的路标，是播音员、主持人表达语气起承转合的重要依据，是播音有声语言所表达的稿件文字、语句富于内在逻辑力量的关键所在。
（四）提示性内在语。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句语气衔接的间题。它是播音员、主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所赋予稿件的，内容更加灵活多样、丰富多彩。
在语句间，特别是一些语气不顺畅、上下句过度生硬、语境不好贯通的地方，恰当的使用提示性内在语，可以较为柔和的过度到下一句，使语气连贯、自然。
如果说，关联性内在语重在使语句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那么提示性内在语则更重在使表达语气富于灵动的活力。
有些播音员、主持人为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创作思维，施展创作个性，会使用提醒关注、表现情态、感叹强调、设问呼应、展示过程等具有提示性的内在语，从而使表达更加地丰富。
（五）回味性内在语。回味性内在语，是在稿件文字段落、层次和全文结尾处设置相应词语，可以起到提示主持人、播音员语气转变的作用，包含回味、思考、想象、憧憬等意味，给人以意犹未尽、无限遐想的感觉。
它的形式有：寓意式回味，用内在语把前句的深刻寓意体现出来，并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反问式回味，用在结尾处对前句语意或全篇结论有肯定和强调意义，并对前句句尾语势所表现的色彩有引申、指向和推送作用；意境式回味，营造某种意境和氛围，引人有所思、有所感、有所憧憬、有所遐想；线索式回味，有些稿件中，在一些段落、层次和全文结尾处重复出现相同的句子，对这种线索式出现的句子，应结合上下文和主题，设计相应的回味性内在语，找到恰当的语气，以达到调动受众的想象，深化主题，加深印象。
（六）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语句表面含义与深层意义的对比或对立关系。语句深层内在含义与文字表层意义相对立的叫对立型反语内在语。通过反问来表达确定意思的内在语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利用语音或语义的关系，使语句同时兼顾两种事物的内在语叫双关型反语内在语。
三、正确认识和掌握内在语的内部技巧
通过对下面所选语言材料、稿件进行内在语分析、挖掘乃至表达练习，可以对内在语内部技巧的认识和掌握有所帮助。练习的选编原则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12
《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的编辑出版，在我国字词典编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认识在提高，研究在深入，科技在发展，对它进行修订，是时代的要求，是出版人对读者负责任的体现。
一、修订深入凸显遗憾
随着修订工作的逐步深入，逐渐发现第一版留下了不少遗憾。包括全书的各个方面。如：将清代《说文解字斟诠》作者钱坫误成饯玷；晋代有的标晋，有的分东、西晋；元关汉卿《刘夫人庆赏武侯宴》应为《武侯宴》；《楚辞・惜誓》当作《楚辞・贾谊(惜誓)》；《风俗通・姓氏篇》当删“篇”；清《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恭记》作者黄仲则当为黄景仁(标名不标字)；等等。其中既有原发性的，即作者方面的，版本不一的，也有继发性的，即编辑工作方面的，而这是大量的。
究其原因，大致有：书稿出自众手――数百人参加编写；掌握标准不一――对编写细则理解有差异；处理无本可依――编写细则没有举例而自行处理；编写中的疏忽――因注意力放在其他问题上而顾此失彼；书稿内容涉及面广――处理有遗漏；资料使用版本不太统一――地处两省多市，资料版本各异；篇幅大――涉及5万多个字头，1500多万字；编辑条件所限――计算机尚未普及，无法进行逐条查改；整卷书不是同时推出――由于当时对工作的要求，每卷齐稿处理完后即印刷上市，后来发现需处理的专项，但前卷已出版，无法补救；编写时有关文字形、音的处理和国家新标准之间有差异……
二、旨在准确规范
贵在协调照应
需要专项处理的问题，既有政策性问题、政治性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有成套的知识性问题、引书体例问题、字头相关义项的注音问题、联绵词的前后字落实问题，等等，既有原则问题，又有具体问题，有的虽然是很小的问题，但还是不能放过。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相关照应问题、协调问题，均与书的质量密切相关。无论是释义还是注音，无论是笔型还是标点，只要在使用中出现了差异、不一致，就会影响书的质量，就会给读者带来疑惑和不便，工具书的作用就会受到影响。
作为国家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作为饱含参与编纂、修订的几百位专家学者几十年心血的书稿，改正其硬伤，弥补其遗憾缺陷，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方面的新标准、研究领域的新成果，使其准确规范、协调照应，更完善、更好地服务读者，就成了我们编辑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这一宗旨和心愿，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有限的时间内，倾注心血，精心打磨，力图让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大型语言文字工具书成为精品。
三、立项多层次、多角度
针对第一版存在的问题和修订步骤，前期，我们安排了资料收集、注音、古文字、综合处理、繁简字互列、地名、相关照应、插图、版式等，安排专人逐卷进行专项检查和处理。随着修订工作的进展，感觉到某些方面还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于是，项目在不断增加，不断细化。如，不列目字的清理、释义中成套知识相关字的协调照应、引书格式、语言规范、科技名词术语、数字计量单位、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民族、宗教等被列入了专项，从横向、纵向、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序列监控把关，严防死守，希望能让《大字典》更严谨、更完善。
四、量大烦琐
缺一不可
对于大型工具书的编辑来说，专项工作是一项应该细说而非戏说又不得不说的工作。细，细得让自己烦，更让别人烦；说着显哕唆，做着也细碎。《大字典》的专项处理，粗略统计了一下，有800多项。这些项目按涉及范围分，有大、中、小之别。
大的，如注音，涉及每一个字头，即6万多字的数倍；如《说文解字》字形，起码涉及9300多字；如引书格式，涉及几百种书(如出现超出原规定引书格式之外的书种的某一种书的多种引法，在确定统一的格式前要先到资料室查实了，如有问题，还须查核其他版本，况且资料的查核还不是手到擒来)，需查每一个字头，还不能用简单的替换方法解决，有时在同一种书上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该项又要推倒再来，颇有费时费工、得不偿失之感。
中等的，如民族(56个)、节气(24个)、某个年代编的县志。
小的，如某个联绵词的落实、某个非全同繁简关系字的某一义项的注音、某一字形出处用字的与众不同、某一数字的字体异常等。
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以下的专项上：
注音先由专人审订，意见返回后，由专职编辑过录到正在运行中的该份校样上；后续工作中，又安排专人检查：相关字注音、非全同繁简字注音、有儿化音字的注音、多音字音项序号。
古文字专人分工审读，检查形体与字头的一致、解形与字头的一致性、出处的准确性、失去甲骨文风格的形体――标出并替换、《说文解字》部首表现形式相近的核实处理等。
部首
旧笔形改新笔形，按国标排，并交叉检查。
正文字头排序按新的国标数笔画、笔顺、排序(某些主副部首要分别排列)，交叉检查多次。
繁简互列
凡是《简化字总表》上的简化字均列在相应繁体字的后边，其他的简化字不能列在后边，只能以类推简化字的身份作为字头出现，标明关系，这就要进行逐一的核实清理，编写归位。
新收字收集新收字(3次)，时间长而繁杂，程序是：确定范围、收集资料、感觉、查证、制卡、、审定、编写、审定、归部、数笔画、插入稿内。
清理不列目字不列目字，指出现在原稿中其他地方而本稿字头中所无者。发现后，找资料，编写，复印留底(进入原稿)，复印件插入到校稿上或进行其他处理。
成稿的宇头为做检字表，再次分工将全部字头进行核对并交叉检查(因这项工作只有等正文定稿后才能进行)，发现重者，两相对比斟酌，删其一或取其优合并，然后对笔画和音序检字表进行相应处理。
通读稿件 正文5000多页从头到尾通读3次；读一次，发现的问题如涉及同类，则需处理，再返照排改一次，重新校对，期间如有新的资料还要处理；如此多次，时间拉得很长。
统一体例 体例的不统一，原因很多。例如引书格式，来源于原稿的不统一(有的同一种书出现三四种引法)，有悖于编写细则规定的引书格式；有的成套知识的相关字释义不协调；有的同一个人标注的朝代有异；有的由于不同人的修改、综合处理，对发现的问题缺少沟通，各行其是……所以，每次接到主编、编委对书稿的意见，每当领导检查书稿发现问题，每当书稿被送出去请专家、老
师审定返回，每一校次校对出的问题，每逢读者来信提到的问题，都要仔细翻看，看哪些地方我们处理得不妥，哪些问题没看出来，哪些问题涉及同类情况需要一并处理，都要逐条记下来，并根据本书编写细则有关文件、国家新的规定、专家的意见，确定专项。这部分工作量很大，仅引书格式一项，粗略统计前后有近700种书，每一种书都要查，有的不止一次，从朝代名、作者名、书名、篇名、章节名、标题名，到引文内容、标点、专名号，都会涉及。只能根据现有版本实际，确定同一种书的引书格式。其他如：宗教(潜在数)、环保(潜在数)、动物保护(潜在数)、残疾人(潜在数)、天文、作者朝代(无数)等，均要一一落实，确定如何处理，形成文字，复印给相关人员，然后用电脑的“查找”功能对全部正文进行逐项查找处理。问题是陆续出现的，专项项目随时都可以立项，但只要立了项，就要落实到每一卷正在运转的当前校次上。所以，经常是后面的卷次发现了问题，需要全面处理，就把正文的所有前校稿全部检查一次。如果这卷挪不过来，就要用前校样查出并记下来，再过录到返回的当前校次上。由于校稿使用人员多、反复使用，以致有的卷角破损，只能在背面用不干胶补上继续使用。
处理新的研究专著中涉及的《大字典》问题 《大字典》出版多年，不断有针对它的研究著作出现，而且汉语言研究蓬勃兴起，涉及《大字典》的内容也不少，都要请专人阅读，把对书稿的修改意见直接写在流转外的校样(前校样，为了不影响其他项目的处理)上，交回后先与流转中的校样核对，再将修改处复印剪下贴到流转中的校稿上，又有专人检查是否有遗漏，再请领导审定。这项工作每次涉及内容都不同，来了就做，时间不固定，以致多次出现刚刚决定要收口了又来新意见而改变主意的事。
处理读者意见 这是经常性的工作，有信必回，可采纳者做成卡片，经编辑处理后过录到校稿上。
复查所有前校样 为了减少失误，确保编辑、校对工作的准确性，将字典正文的所有前校样，多的7份，少的6份，找专人就改出问题过目一次，看有无不妥，有无遗漏之处，由于校样太多，只好用汽车运至看稿老师家。
检查序号 包括音项序号、义项序号、非全同繁简关系字有关义项的序号等。
读清样 1次，发现有问题，推版，涉及范围还要重出纸样，再读一遍，不敢丝毫掉以轻心。
插图 为了使图达到最准确、最好、最具表现力，风格、大小一致，多次和作者沟通，推倒重来，费了不少精力。
版式 大到正文和零件的协调，小到包括音项与释义内容的版式，音义未详字的版式，专名号，引号，段首标点，中圆点，冒号，序号阴阳码，括号，字距，行距，地脚内容，图表的大小、位置、与文字距离等都是版式处理的对象，全稿正文近5800页，逐项检查，至少通查了8遍。
页码 书稿近5800页，每卷有500多页，每一次书稿返照排部交接时要逐页清点，因内容的变动牵涉到推版，也要检查，故而次数众多。
检字表 字头、页码逐一和正文核对，看笔画笔顺页码是否正确，如有改动，还要将相关字和相关检字表一并改正，看音序检字表的多音字音项所在页码是否与字头一致、同音字笔画多少的顺序是否有误、声母音节是否遗漏。
替换模糊校样 因经手人太多且时间长而致使校样文字模糊，校稿破损，为了保证清样完整，蒙片有据可依，质量有保证，派人对清样逐页检查，抽出不可用者重出再校后入清样。
蒙片 片子的检查，采取蒙校的办法，字字核，行行对，发现问题，重出片再蒙校。
尽管已是处处设防，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稍不注意，还是会有让你吓得热血上涌、汗不敢出的事情出现。
做《音序检字表》检查页码时，因为时间紧，音序检字表涉及字头多，字序无规律，只能从页码找字头，做起来慢。鉴于此，只好将清样、检字表分开，让多人参与检查。开做时，要求各位参与者：多音字音项的页码均应与字头所在页码相同，落实者字头画勾。本以为万无一失，但工作完后一检查，有差错，且不是一两个。反思一下，因为查找本身就比较难――既要记住该字头，又要记住该页码，好不容易查到后一看字头是对的，马上画勾，忙中出错、顾此失彼的事就难免了。为了保证质量，不功亏一篑，只好再查。于是就又增加一个专项检查：逐页查找与字头不在同一页码的多音字情况。翻着校样逐一过目，果然收获不小，让人汗颜，更让人庆幸――好在复查了!尽管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有检查一项，但这项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工序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都不能少!
五、系统工程 科学管理
一部工具书，特别是大型工具书，需要进行的编辑工作犹如巨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孰先孰后，如果考虑不周，就会给后面的工作、进度带来影响：或须补上某一程序，或另增许多工作量。
大型工具书稿，需要处理的专项多、涉及人员多、专项需处理在同一校次的稿子上(目的是使各卷各项目同时前进；需处理的专项、各卷进度都应记录在案)，但有时――稿子周转不过来。如何既不影响工作、影响进度，又不停工待稿?科学调配、周转就是唯一的选择了。一是复印周转不过来的该卷，如字形、音序检字(卷7、卷8等)送交看稿的老师进行处理；二是嘱其用统一规定的本卷次该用的颜色笔处理，所动之处标上自己姓的汉语拼音首字的声母(知道是哪一校和是谁的意见)；三是待该专项结束返回后再将老师的处理意见过录(或复印处理后剪贴)到那份流转中的校稿上；四是派人检查该工作是否有误。
为了使做同一工序的人有序不乱，动有所据，处理一致，组织者的细致到位是应该的。无论是审稿意见还是校对出的问题，无论是专家意见还是读者来信，只要是发现有可能涉及全稿的问题，都要随手记下，集中起来，归入《大字典看清样注意事项》或《大字典校对注意事项》表，在下一次审稿或校对时发给本次审稿(校对)每一位相关人员，或手写在稿袋上，以便共同遵守，使书稿在相关问题的处理和返稿时间上一致。
面对八卷正文、多位审稿者、多次审读，为了避免同一部分稿子同一个人看忽略某些问题，更为了让多位老师从不同角度不同眼光审视稿子，多发现一些问题，在分配稿子时就错位分配，交错着看，并记录在案，不致遗忘。这样，可以多角度、多机会、严把关、少出错。每一道工序完后，都要交专人检查、交叉检查，力争把错误降到最低。
六、仰仗科学提高效益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给我们的专项工作带来福音。它的查找功能像无形的搜索犬，带你找寻你想要找的，帮你实现你想要做的，使我们的专项工作简便快捷，准确性增强，遗漏减少。
假如面对的是纸质的稿件，要想检查、处理、统一、协调，不管是按音序编排还是按部首编排，抑或是按类编排，翻动起来都很费时、费事。如果完全用人的双眼去盯、去寻，既要逐行逐字去找，又要记住要找的内容，经常是顾此失彼，忙得晕头转向，有遗漏不说，处理者肯定两眼模糊，视物不清，肩颈僵直，苦不堪言。今天，我们的稿子改为激光照排，输入了电脑，使用查找功能就方便多了。只要你输入要统一问题中的关键字词或符号进行查找，它就能找出要找的字词供你处理。如果带有版式，又是同一个文件，就更方便了。
转正大会发言稿篇13
无独有偶，6月30日，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发生火灾。当天深夜，当地有关部门选择由北方网独家新闻通稿。在这条仅有170字的简讯中称：“……截至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现场正在清理，初步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次日在天津日报、今晚报和每日新报的版面上，均未出现与此火灾相关的图文。由此，引发网民、一些新闻人的不断追问，同时也致使“烧死300多人”的谣言开始酝酿、发酵。尽管当地在7月4日、9日又通稿予以澄清，并表示处置了一些造谣者，但仍将一个本应由商场负责的火灾事故演化为对一座城市、对政府的巨大信任危机。
为什么舆论掌控者“树欲静”，而来自互联网四面八方的“风”却“不止”，且愈演愈烈？哲学家罗素说过：“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意味着加强，而且是以最变态的方式加强。”传统的“以静制动，以时间换平安”的舆论掌控做法已渐失灵。因为舆论上的后发，就意味着你把事件的描述权、评论权拱手相让，就等于放弃了舆论主导权。
舆论引导者必须看到、并且要研究和把握互联网时代民意聚合方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过去的“宣讲式”引导已让位于“对话式”引导，舆论的话语场下移，话筒不再由精英掌控向大众任意宣讲，而是向普通民众分散。以前由主流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正在转移，正变为由大众和主流媒体一起建构。具体说，就是主流网站、主流传统媒体等“宏内容”，由网民利用论坛、微博等互动平台“微内容”。
网络舆论，是一个自我结构、自我发展、按自己的规律运行的自组织，其中某个不确定微粒的偶然跳跃，都会引发一场舆论的哗变。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能够点燃舆论的导火索。而“微内容”，更多属于情绪性舆论，很容易激活，尤其是触发负面情绪。
蝴蝶效应同样适用于网络舆论。如果不留意并且及时应对那些可能引发危机的“微小蝴蝶”，就只能在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中疲于奔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