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篇1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全球变化论文篇2

面对气候变化的空前挑战和纷繁复杂的市场情况，如何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式，已成为中国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及政策制定机构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了世界保险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方法，以资借鉴。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2007年初，TICC陆续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使气候变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告指出，近50年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可能性，从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66％提高到2007年第四次评估的90％以上，进一步从科学上确认了人为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数十亿人将受到影响，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世界不安甚至恐慌情绪日益浓厚，舆论声称“气候变化是人类21世纪最大的挑战”。

保险业与气候变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被作为检测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IPCC报告用专章描述保险与气候变化的联系，认为保险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金融服务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从实体经济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管理机制。在保险服务可得和保费可支付的情况下，保险也是消费者长期福利和发展的保证。通过气象灾害损失数据的计算，保险提供了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观察窗口，同时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也决定了保险同时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保险业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保险业影响巨大。保险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2006年全球保费收入逾4万亿美元，是石油工业的3倍，按国家收入排序将排在第3的位置。保险业还是现代社会经济金融的支柱之一。保险业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保险业具有风险管理的天然优势，保险业在帮助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历史责任。保险政策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可再生能源相关的保险产品使更多的公司和投资者参与到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和快速增长的碳排放贸易项目中来。就像保险业在减轻建筑火灾和地震中被证明发挥了领导作用，人们寄希望于今天保险业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以及深入的前瞻性的思考和创造出使气候变化影响最小化的方案。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影响非常大。气候变化直接导致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飓风和暴雨。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森林抚育、水资源管理、沿海地区、生态系统都会产生较大危害。气候变化对保险服务的可得性和可支付能力都有负面影响，潜伏着放慢保险业发展并且把更多负担转嫁给政府机构和个人的风险，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的险种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保险能够更好地应付不确定性。

二、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状况

(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关注气候变化

伊万·米尔斯(EvanMills2007)的研究表明，保险公司正在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挑战。就美国而言，与3年前美国保险公司几乎都对气候变化不感兴趣的状况相比，当前已经出现的气候变化相关新保险品种的飞速发展非常令人惊讶。调查表明，美国保险公司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68％，美国以外的保险公司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从2003年的50％上升到2007年的84％。世界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经历了2006年的低潮，2007年又迅速升温的过程。2007年保险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把气候变化作为机遇而不仅仅是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开始回应气候变暖，而不仅仅是从出现了较多飓风灾害使金融风险增大的沿海区域保险市场撤退。Ceres的主席MtnayS.Lubber认为，减轻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损失的新产品快速增加，有助于导致气候变暖的污染物的减少。当然，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当前保险公司的反应还微不足道，需要更多的保险公司，尤其是美国的保险公司应当行动起来。

事实上，目前随着气候变化及天气损失的增加，保险领域已经发出了成百上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倡议。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产品在一些保险公司也是新的保费增长点，风能、绿色建筑、碳贸易及其他气候变化回应领域的保险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工业文明史上最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创造更多更有效的新产品。

(二)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开始不同程度关注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保险经营主体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保险经营主体主要有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经纪人和人等。保险精算模型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如RMS公司建立了第一个cat预测模型；保险经纪公司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如MMC公司制定了气候变化白皮书，与客户签订相关合约，开发新产品。再保险公司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通用再保险公司都采取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拥有3万亿资产的投资公司INCR加入到碳排放披露(cDP)计划中来，INCR致信全球3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要求公司提供更好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Mercer调查显示，58％的机构投资者认为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的经济条款，或预期至少在5年内会变得更加重要。

政府部门和消费者也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强烈支撑政府采取管制政策，世界经济论坛把气候变化列为头号商业挑战。国际社会日益频繁的多边或双边活动，如达沃斯论坛、G8+5峰会、中外领导人会晤、APEC峰会，都把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甚至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美国召集世界主要经济体首脑会议，专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气候变化新的任务执行力量。事实上，只有当股东、客户以及商业伙伴都在关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初级保险公司才会真正具有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压力。

(三)不断涌现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新产品

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2007年年会上的一个报告宣称已经出现了数百个新的保险合约，包括绿色建筑信用、发展中国家的干旱保护、激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贸易等等。伊万·米尔斯调查了26个国家190家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以及保险组织的成千上万种产品、服务和其他活动，从中甄别出422种涵盖了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创新产品，包括能效、绿色建筑设计、碳排放贸易、风能、生物燃料和可持续性导向的保险活动。这422种保险有40％是由美国公司发明的。这些行动在经济中能耗强度最大的那些部门中都有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例如，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另外诸如驾驶即付费的保险政策以及鼓励混合动力汽车可以享受9折或更多优惠这样的政策，将大大减少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建筑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有保险支持的绿色建筑行动可以减少50％能源消耗及排放。比较成功的保险例子包括，伦敦的WillisHoldings公司投入了一项新产品来弥补风电厂的生产不足的问题，以支撑风电这种绿色电力的生产。AXA公司为风电场提供了范围全面广泛的保险，2006年该项目产生了1400万美元的保费收入。列克星敦保险公司(AIG的成员公司之一)在2007年秋季也引入了该险种，此外，该公司还改良了绿色险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绿色家庭财产险，同时还提供绿色公司建筑财产险。菲尔曼基金2006年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适合绿色商业建筑的保险产品，2007年已经扩展到50个州。

由于认识到减少驾驶意味着降低车祸风险和减少能耗，世界范围内已经由19家保险公司提供了“现驾现付(PAYD，Pay—as—you—drive)”保险品种。监测表明，PAYD能够减少10％～15％的总里程数。法国AGF保险公司20％的新客户选择了PAYD险种。日本的Japan’sSompoInsurance公司为325万驾驶低排放汽车的保险客户的保费优惠折扣。日本TokioMarineandNichido公司与623万保险客户签约，为顾客选用低排放和低里程的车提供保费折扣，占其车险客户总数的48％。

尽管与几年前保险公司几乎都对气候变化不感兴趣的状况相比，当前的态势已经较好了，但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工业史上最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创造更多的新产品。

三、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动

(一)非盈利公共机构推动了研究和信息的传播

诸如Ceres，Lloyd，IAIS，IPCC这样的机构都为保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信息传播贡献了大量的力量，为公众、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成效的项目，如碳排放披露项目(cDP)。CDP项目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其目的是就气候变化给股东价值以及商业运作带来的意义，在股东和公司之间建立长久的关系。该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在高质量信息的支持下进行对话，由此对气候变化作出合理的反应。CDP为资产管理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协调秘书处，该秘书处将代表这些机构投资者寻找有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并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2007年为2400家)那里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数据。7年来，CDP已经成为碳排放披露方法和过程的黄金标准。CDP的网站收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而包括本文所使用的一些保险公司与气候变化的信息都是该项目提供的。CDP将其信息请求以及从公司那里获得的反应公布于众，从而充分利用其数据和过程，帮助决策者、咨询师、会计师和营销者加快行动。

(二)保险公司的主要行动调查统计

保险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主要集中在以下10个方面，理解气候变化问题、推动损失预防措施、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影响公共政策、碳风险揭露、创新保险险种、案例推广、推动损失预防措施、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碳风险控制和补偿的、为客户的改进提供资金。其中，39％的公司选择了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公共政策行动，35％的公司选择了创新保险险种行动，33％的公司选择了案例推广行动，26％的公司选择了推动损失预防措施行动，13％的公司将会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12％的公司会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11％的公司表示将进一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同意进行碳风险揭露，4％的公司已经开始为客户的改进提供资金。这个结果表明，大多数保险公司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在等待观望最佳的机会，真正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仍然比较少。

(三)顶尖保险机构的对策

1AIG公司。美国国际集团(MG)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是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AIG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业务，公司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巴黎、瑞士及东京的股票市场均有上市。2005年，MG成为第一个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美国保险公司，并且加入了Ceres气候变化投资者网络，致力于在整个保险行业传播气候变化知识，推动美国每个保险公司理解、适应和改善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事实上，保险业作为最先迅速对气候变化做出实质性应对措施的行业，MG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2瑞士再保险公司。不仅AIG不断新的气候变化政策，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投入大量精力，不仅支持游说美国通过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法案，还在其董(监)事及高级人员责任险的高级客户群体中开展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调查，甚至直接参与和资助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调查。瑞士再保险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正在推出微型保险，用于那些过去不存在保险活动的发展中国家。瑞士再保险公司2007开发了一个气候变化适应项目——项目使用气候模型和卫星数据来确定何时为肯尼亚、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干旱而食物短缺的农村提供承诺的援助。瑞士再保险公司也为印度的32万小农提供与气候相关的保险产品。

3Marsh保险经纪公司。世界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Marsh正致力于机构客户关于气候风险的需求，开发出了新的产品和服务。

4Lloyd倡议。国际保险业历史悠久和最有影响的保险组织劳合社发出号召呼吁全球保险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四、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方向

1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投资者与保险公司都同样处于气候变化风险中。保险公司应该认真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对全球固定资产价值的影响，这将会产生保险可靠性降低的情况，因为财产价值倾向于受新的消息的严重影响。针对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政策机构有责任去应对这样的自然风险和运营风险。保险公司应该积极响应号召，无论是公共组织或是私人组织，采取行动监测损失发展趋势、改进巨灾模型、削减气候变化诱因、准备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变化论文篇3

由于本轮金融危机已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导致全球范围内工业用气量和发电用气量的减少，2009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很有可能出现50年来的首次下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6月末的《天然气市场报告（2009）》，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天然气需求下滑了4%，这种趋势在2009年极有可能会持续下去。 新形势下的LNG 在全球天然气需求下跌的大背景下，2009年上半年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呈现两大贸易特征：一是呈现“供大于求”的趋势；二是LNG零售化的趋势开始显现。 需求下降是使市场呈现“供大于求”趋势的主要原因。根据Platts和Poten&Partners提供的市场数据，与2008年同期相比，亚洲和欧洲两个主要LNG进口地区的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传统三强，2009年前五个月的月平均LNG进口量与2008年同比下降10%。欧洲最大的LNG进口国西班牙，2009年上半年的下降幅度也达到10%。 LNG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也可以从2009年7月欧美诸国天然气库存量数据得到证明。7月美国的天然气库存量比2008年同期高出24%，比5年平均库存水平高18%；加拿大比2008年同期高14%；英国比2008年同期高15%；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库存水平已经分别达到83%和91%。 需求下降促使LNG市场开始走向“零售化”。由于目前各国天然气终端市场需求的疲弱，签有长期合同的需求方大多使用合同中“下浮宽限量”条款，减少履约合同提取量。客户方的需求下降，迫使LNG供应方不得不进入现货市场，采取在欧美现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零售”富余量，以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数据显示，由于亚洲国家天然气需求的下降，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LNG项目（“西北大陆架项目”）的现货贸易在2009年增加了7-14%。2008年该项目的现货贸易量只是其贸易总量的1%，2009年这一比例则将会达到8-15%。西北大陆架项目2009年的现货客户跨越大西洋盆地和太平洋盆地，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印度、科威特、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市场预测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液化天然气的市场状况究竟如何，目前尚难判断清楚。但可以肯定地是，什么时候实体经济走好，什么时候LNG供需又会出现供应不足的局面。 首先，“全球化”和“零售化”会是大趋势。正是由于未来市场状况的未知性，在合同有效期、合同量、价格和目的地等条款上保持较强的“灵活度”，可能是未来2-3年内LNG买卖双方都愿意的。在这个背景下，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全球化”和“零售化”将会成为一种大趋势。 液化天然气贸易“全球化”和“零售化”的趋势，从2008年的贸易数据上就可以初见端倪。首先，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数据，2008年LNG贸易每航次的平均航距为7129公里，较2007年增加13.3%。平均航距的提高，就是贸易“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其次，2008年由大西洋地区转运至太平洋地区的LNG量达到1481万吨，比2007年增加了53.8%。这种转运的形式就呈现出全球贸易“零售化”的趋势。 美国市场未来LNG的需求将会成为液化天然气贸易“全球化”和“零售化”的催化剂。由于国内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长足发展，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EIA）在《2009年能源展望》中大大调低了对LNG进口的预期。该报告预测，2030年的LNG进口量只占美国天然气总体供应量的3%（约合1678万吨）。 其次，现行贸易定价机制阻碍LNG成为全球性大宗商品。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亚洲、欧洲和美国已经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LNG贸易定价模式。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买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无法进口管道天然气，所以其签署的LNG贸易合同价格只是与现货油价挂钩；由于欧洲长期合约管道天然气价格大多与燃料油价格挂钩，其LNG合约价格就是与天然气现货价格和燃料油价格挂钩；美国的贸易价格则是直接与其天然气现货价格挂钩。 在现行贸易定价机制的影响下，目前亚洲的液化天然气交货价格已远远高于欧美的现货价格。这种地区性差价，从来没有在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如原油、钢材等）中发生过。因此，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定价机制是LNG成为全球性大宗商品的基础。但

全球变化论文篇4

近100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幅度已经超出了地球本身自然变动的范围，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气候变化问题目前已成为全球环境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气候与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最新进展 近百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明显升高，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不断上升，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积雪面积逐渐缩减，反映了全球变暖的趋势。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0.56～0.92]℃。20世纪后半叶北半球平均温度，很可能比近500年中任何一个50年时段的平均温度都高，并且可能至少在最近1300年中是最高的。 近50年全球的大部分增暖，很可能归因于人类活动。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自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增加。人类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对气候产生影响这一结论的可信度更高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与未来趋势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与环境也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未来随着温室气体的增加，中国同全球一样，温度将会继续上升，降水也会发生变化。 近100年来中国年地表平均气温明显增加，升温幅度约为0.5～0.8℃。2006年中国气温继续升高，全国年平均气温为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冬季平均气温为1951年以来仅次于1998年的次高值。 中国区域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预估结果表明，未来20～100年，在不同排放情景下，中国地表气温增加明显，降水量也呈增加趋势，但降水变化的时空变率较大。北方降水日数增加，南方大雨日数增加，局部强降水事件可能增加。 未来中国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出现变化，中国地区的日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升高，冬季极冷期可能缩短，夏季的炎热期可能延长，极端高温、热浪、干旱等愈发频繁。气候变化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2006年，中国出现了多项破历史纪录的极端气候事件，如四川重庆等地发生了百年一遇的严重高温干旱，1951年以来最强台风“桑美”登陆浙江，北方地区出现严重干旱，北京地区一夜之间降下33万吨沙尘等。气候变暖背景下，少雨干旱地区森林火险等级升高，东北地区发生了继1987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 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业损失加大。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10%左右，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下降为主。 气候变化导致中国水资源问题日益严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北方部分河流发生断流，地下水资源锐减。预计未来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可能会加剧，特别是在干旱年份，华北、西北等地区的缺水状况会更为严重。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有关重大工程可能产生一定影响，重大工程安全运行的风险加大。如，气候变化可能增加长江流域上游降水，引发三峡库区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青藏高原气温有可能变暖，青藏铁路沿线多年冻土会进一步退化，将可能影响某些地段铁路路基的稳定性。 另外，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的多个方面，如近50年来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湖泊面积减小、水位下降，湿地减少，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整体扩展，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红树林和珊瑚礁等海洋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等。 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

全球变化论文篇5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学者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问题,并不断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60年代主要有索罗金的全球趋同论、阿隆的国际社会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70、80年代又出现了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90年代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了新的发展外,又形成了更具有全球化研究针对性的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和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优势。

二、社会学中的文化视角

提到社会学中的文化视角,就必须要提到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与其他一些学者一起,从社会学角度共同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简要地勾勒出了近六百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基本特点和目前状况。罗伯逊不同意抽象化、简单化地解释全球化现象,他强调,全球化进程是在相对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状态下进行的,它有其自己的自主性和逻辑性,它的发展将随着进程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全球化问题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更应该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多维的方式,并超越“世界政治”或“世界经济”的单一模式来说明全球化。

三、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必须置于当今全球化的现实框架、现实背景之中。为此,我们又不得不对颇具分歧的全球化现象做出阐释。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交往的序幕。500年后的今天,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全球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作用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1.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给民族文化带来了挑战,其形成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①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②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③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网络技术、网络传播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领域与范围,另一方面,与民族文化也产生一些冲突,带来一些挑战。

2.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体现“世界性”。

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四、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及中国戏剧

当我们的艺术欣赏范围和审美趣味迅速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拥有了世界视野,而全球化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让我们能够与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同类分享各种各样的艺术。

然而,世界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并不是样样都让人们兴奋。我们会发现,因为深受全球化的影响,世界文化、世界各国人民的审美趣味正变得越来越趋同,越来越相似。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娱乐在丰富的背后变得无比单调。换言之,当我们似乎越来越获得了世界视野,尤其是当我们是借助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获得世界视野时,我们其实是在同时失去世界的丰富性,至少在失去文化表达的丰富性。而且,全球化来势汹汹,似乎难以抵挡。以中国为例,二十几年前各大剧院人山人海,人们以那么高的热情去欣赏各种门类的戏剧演出,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剧院的生意就开始凋零,曾经在几百上千年里为中国各阶层普遍爱好的戏剧,忽然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从港台和欧美传播进来的各种各样的流行艺术。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戏剧面临整体上的困境,渐渐地,去剧院欣赏一场传统戏剧演出不仅不再是正常的娱乐和艺术活动,甚至变得有可能让旁人感到怪异。整个社会的主流美学趣味,不再像以往那样支持它的存在与发展,这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欣赏选择。这样的现象当然与全球化有关,它不是源于普通民众审美爱好自然的变化,与以往的时代民众审美趣味经常出现的各种变化不是一回事,在它的背后,是西方发达的文化工业无形在起着作用。

一个美学趣味完全受制于文化工业的文化体系是可悲的。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一个“文化全球化”世界的文化应该是丰富的,这个世界上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视角。假如在美学上丧失了丰富性,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文化表达方式及对艺术与文化娱乐的爱好都变得同一,那么世界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沙漠――只有一种颜色的沙漠,不管它是何种色彩都不是绚丽的。人类文化本身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不同的群体在各自的生存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及多种多样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的发展进程经常需要不同文化圈的互相激发,一种文化所蕴含着的某些生活与思想、情感内容可能会激起其它相关文化圈的灵感,并给后者注入活力。因此,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对于人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的整体中,艺术以及戏剧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往往因其拥有不同形态与风格的艺术而体现出差异,人类艺术的丰富性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艺术是人类表达与交流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时,艺术还是文化最重要与最核心的载体之一,戏剧尤其如此。我们知道戏剧活动对于人类的过往曾经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启示价值更是无法估量。更不用说中国的戏剧传统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剧种组成、剧种悠久的历史与完整的音乐、表演和剧目体系,在文化形态上均具有特殊的价值。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间地形、地貌与气象条件等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且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族群的大迁徙以及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如此复杂的经历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都有可能通过戏剧,以及与戏剧相关的仪式活动积淀下来,它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而言实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因此,在经济的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现实而严峻的冲击的今天,传承和保护中国戏剧的丰富性,就是保护与推动人类文化多样性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

全球化使中国戏剧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这是有史以来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现象。文化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化手段解决,保护和推动文化表达的多样性的远大目标,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文化自身的力量才能最终实现。要保护与继承丰富的、多元化构成的中国戏剧,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全球化的批判、抗议乃至抵制,更重要的是要靠我们共同的文化职责感与民众的文化自觉。我们需要做的是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戏剧的内在价值,在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引导下,恢复传统戏剧的经典地位与核心价值,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将中国戏剧带入民族文化的主流行列中来。保护与推动人类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目前所找到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路径。我们已经因全球化获得了世界视野,现在,则应该用这种世界视野认知我们的生活与艺术的意义。面临全球化这一特殊背景,重新认知中国戏剧的价值与意义,把中国戏剧看成是世界文化大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戏剧的现实与未来,正是我们当今一代文化传承者应该持有的立场。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人类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中国戏剧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同时保有自身独特的光芒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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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论文篇6

无论是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还是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普通大众，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身处其间的人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当前国际关系正经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变化。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似正使曾经极为稳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遭到销蚀，人们对于新国际体系的想象和认识都得到了拓宽，而敏感的学者更试图用新的理论模型描绘出这种变化。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最后几章中提出：尽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仍在继续，但20世纪后期，国际体系实际已经在经历着一种结构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是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固然，结构本身的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变化极为困难，然而国家的身份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会由无数变化构成。虽然每一次变化都不足以彻底改变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但每一次变化却能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国家会逐渐形成集体身份，从而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则试图从中国式的“共存逻辑”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等资源中进行发掘，从而提出国际关系演变的另一条路径，“国际社会共生论”由此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国际社会的新“共生性”特征：就客观而言，国家社会的形成虽以国家的共生为基础，但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逻辑，并非真正的共生；新兴的共生关系则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

本文从中国学者的“国际社会共生论”思路出发，以全球治理为切入口，用变迁、结构和话语等社会学概念具体探讨国际社会相应发生的种种变化。本文中的“变迁”代表国际关系中较为明显的新现象，“结构”指的是国家为了应付这些新现象出现的相应的结构上的转变，“话语”则代表了与之相应的口号或话语策略等。本文从这三个分析角度出发，希望增加对共生型国际社会的理解，探讨“国际社会共生论”的价值以及中国学者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做的新贡献。

一、变迁：全球性问题凸显国际社会新型共生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变迁”？国际社会同其他类型的社会一样，从一个基本形态向另一个基本形态的转变将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夕完成。比如，要认定～个社会由农业社会完全转变为工业社会，需要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确认，例如生产水平、消费水平、识字率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指标。但哪怕某些指标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辨识出这些指标的存在本身也极有意义。例如，在观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时，人们为何要对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大书特书，当然还是因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思考国际社会的转型问题时，在某些指标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我们能够确认指标本身的存在，注意到某些方向性变化（即便它们当时极其微小）对观察国际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样重要。

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化、非地域化、全球化等带来的种种变迁有目共睹。例如，全球生产和销售、全球货币和金融、当代全球通讯、全球社会生态和全球意识的发展扩展了国家对于安全的界定，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安全观念已经涉及了生态保护、金融稳定、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对各国政策、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体系造成深刻影响的当属各种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即全球经济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生态问题等带来的种种挑战和痛苦。近年来，“全球治理”这一话题愈加炙手可热，更说明这些全球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不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些甚至越来越严重。以下为若干最为明显和严重的全球性危机：

第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一种新兴现象，随着超地域交易和电子交易的产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工具的种类、金融市场的数量、金融工具投资规模及交易额得到极大增长。然后，一系列的货币波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崩溃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稳定带来了毁灭性动荡。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广泛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措施，通过增加相关统计数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全球银行业的监督、增加全球证券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稳定性等手段，来解决这种全球性的金融风险。然而将近20年过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愈加恶化。目前的金融危机，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并席卷全球，美国、欧盟和日本全部深陷债务危机，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大受影响。

第二，生态环境危机在当代各国的安全问题中占有突出地位。全球化带来的相关技术使人类在开发自然资源造福自身上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但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污染，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生态危机。贸易、工业的发展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大气和海洋变得岌岌可危，全球消费品的快速消费造成了大量无法降解的固体垃圾，而工业化时代则让许多重要资源迅速耗尽，使各国深陷能源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无数官方和商业机构、民众团体等已经开始把目光聚焦于环境问题上。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不久之前日本福岛核泄漏的发生和随之引发的一系列的公众恐慌更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全球化的深入给和平带来致命威胁。一方面，全球化有利于战争的防止与和平的维持。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全球市场和全球通讯网络（这两者都会因为军事冒险而遭受致命打击），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无疑降低了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还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让珍贵的和平变得极为脆弱。例如，全球化可能会在环境破坏、贫困加剧、失业、文化毁灭、认同瓦解和社会分化等方面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衍生出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这样的消极力量。而全球通信网络、交通运输网络等则有可能给恐怖主义集团和跨国犯罪集团的武装暴力行为提供便利条件，让人们珍视的和平面临各种威胁。

以上仅列举了当今几种严重的全球问题，还远远未能涵盖人类当前面临的所有全球性危机。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提出“国际社会的共生性”这一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对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深刻认识，而且还昭示了一种新型国际社会秩序的到来，更提供了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解决思路。正如金应忠所言，新的共生观和安全观将“启迪人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社会高度共生性”，并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总而言之，新的共生观、安全观可以对新时代国际关系中“各类矛盾、冲突”的处理有所帮助。

二、结构：问题与治理调整国际社会旧有共生关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Blau）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分布其上）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如果说社会结构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那么，国际社会的结构就是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内部或者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那样，各国家间存在着劳动分工和权力等级的分化，一些国家只供应自然资源，一些国家则主要生产工业品，一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一些国家在这些实力上面是如此弱小，以至于不得不置身于他国的羽翼之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分化正是当时国际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

社会结构有多种成分，社会功能正通过这些成分而得到实现。社会结构包括角色、地位等要素，它对人有制约作用，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模式、心理状态等。与之相应地，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也会影响国家的结构，并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回答“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考虑“结构”这一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全球问题的出现和全球治理的需求所代表的变迁造成的国家和机构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转换必须要在结构层面加以理解。

正如一般社会结构一样，国际社会的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但这并不是说，国际社会的结构如一块铁板无法打破。如果把国际社会的结构以一个多维空间来理解，也许无政府状态等基本的空间向度还未改变，但组成这个空间的各行为体内部和行为体之间显然已经发生了明显而重要的位移。这些位移如果持续发展，整个空间的变形甚至崩坏并不难想象。

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全球化从许多方面重新造就了国家：民族国家被全球化逐渐掏空，其中心功能开始变得有名无实，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和超国家治理机构使民族国家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国家在简单地“消亡”，反而，国家正在经历的是在不同的时空、社会维度上不同形式的转换一一许多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和权力已经流失在更低或更高一级的国家机构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前这些机构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就是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全球化情景下某些物质条件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地域地理：电话信号、无线电广播、卫星遥感和互联网的数据传送等绝不会在海关检查口之前停下；全球组织和全球公司跨越边界进行活动，国家也无法对它们行使绝对权力；电子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2.0时代的社交媒体）更是脱离了国家对语言的规范，对教育乃至内容的审查制度。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内部或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因此，民族国家功能和权力的逐渐流散给国际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既影响了国家自身的行动，又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内部而言，各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能常常进行跨政府合作，从而实现了行为体内部结构的重组。例如，各国卫生部门可能协同地对付某种流行疾病，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也可能联合彼此与其他的多边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就国际层面而言，民族国家权利的这种流散带来了国际市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数量及影响力之增加等变化，实现了行为体之间关联与互动结构的改变。

这些结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家角色和行为的变化，“国际社会共生论”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相应的新角色和新行为。共生论提出，在以前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首要关注点是“权力”或者“权力的制衡”，特别是霸权大国对权力更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在当今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稳定，不得不首先关注国内居民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居民社会福利保障性、物价指数变动的稳定率等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良好状态不仅依赖国内的发展，更需要借助与其他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发展。

三、话语：共生论转换全球治理视角

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文化就是社会。不但那些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是人类文化的体现，甚至人的某些本能（如吃饭、睡觉等）也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发展成为文化行为。就国际政治而言，其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但这种广义的文化，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本文将侧重于文化的狭义表达，即文化可以包括所有存在于人头脑中及人与人关系中的信息，但不包括被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具体到国际社会，本文讨论的文化包括所有存在于国家自身，以及国与国关系中的信息，但并不包括国际社会结构本身。这种“文化”，不但关联于我们前文所讨论的“变迁”和“结构”等国际社会中物质性社会事实，更是它们所对应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而研究国际社会的文化，则需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因为话语无疑是文化的重要表达媒介之一。因此，我们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全球治理”和“共生论”等话语，目的是为了更加灵活而又准确地感知国际关系中发生的种种真实变化。

同时，我们也关注“话语”作为框架（frame）的功能。“框架分析”最先是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提出“框架分析”这一视角的社会学家认为，所谓框架，指的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和标记周遭事物的解读范式。从功能上而言，框架一方面既代表了人们对他们所身处世界和所面对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人们在进行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时提出的某些口号，既代表了他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也代表他们认为应该前进的方向。就国际关系而言，通过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话语谱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轨迹，更能一窥其未来前进的方向。本文认为，“全球治理”和“共生论”不仅仅代表了国际社会遭遇的形态变迁和结构转移，同时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话语，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个意义上对它们进行讨论。

第一，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治理”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流行话语本身就体现了人们（以及国家）对自己身处世界认识和定位的根本变化。“全球治理”体现了以往的人们所不具备的世界秩序观，它强调“全球性”，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国际性”，真正体现了一种对整体的关怀感。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所谓“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泾渭分明，但全球治理论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试图探讨如何把全球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整体秩序当做一个集体的存在来共同治理。

第二，“全球治理”作为话语还体现了人们对自己所遭遇问题之解决方案的革新。这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中管理性质的深刻变化一一如果说最初国际管理的范围主要在于管辖战争，那么如今治理的范围已经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等多层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话语不但阐明了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同时整合了这些变化以及其存在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更广为让人接受的政治概念，桥接了已经存在和正在发展的各种矛盾，因而能够成为主导的变革构框（framing）。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话语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让它们变得合理，并能成为政治行动方向的起点。

第三，“国际社会共生论”作为话语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更为明确地定位了当前的世界和形势，优化了解决之道。正如苏长和所言，当前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既出现了许多包容式改进的积极因素，也活跃着不少零和式的消极力量，中国提出的共生性秩序观、包容性政策与实践值得国际社会重视，它们应该并能够成为一种国际规范，得以在国际社会扩散和实践。

第四，“全球治理”与“共生论”相结合将更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也更能成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在全球治理概念中，国家尤其是大国“垄断”或“操纵”人类事务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公民运动等）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合作、协商甚至冲突），而这样的多中心的相互作用本来就应该明确和增加更多的和谐共生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对抗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对抗冲突的因子，实现国际关系的进化。

结语

石之瑜曾这样总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风格：儒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政治思想特征直接促使中国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将不干预主义（non-interventionism）作为处理国际事务和进行全球治理时的指导原则。通过这种不干预主义，中国精英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主张，即所有民族国家提高自身自主治理能力是通向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而中国在进行全球治理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国内问题以避免对全球治理的消极影响。由此，石之瑜指出，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如此的内省，以致于中国对如何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发挥权威性力量进行的是一种含蓄的呼吁和表达，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而非积极主动的。但是，石之瑜的这一判断，如果不说是错误的话，至少也是为时过早和过于片面的。

首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不光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的新课题。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如何参与构建一个新型的国际秩序等问题，都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学者正在思考的新问题。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本身就有一个转变角色，慢慢学习并摸索的过程。所以，就此断言中国的回应比较被动尚嫌过早。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探讨国际问题时，往往过分依赖西方的知识框架，这种依赖可能会导致思路上的束缚，而要摆脱这些思维定势，摆脱对西方知识的过分依赖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对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尚未完全明朗的种种变化，西方学者尚且还在探讨、追问与思考的过程中，受他们框架所限的中国学者表现得较为含蓄，也可以理解。

全球变化论文篇7

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由于产业革命完成后工业生产日益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逐步走向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20世纪90年代，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往迅猛加强。人类跨入新世纪，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波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为我们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全球化成为当下我们所在世界的最时髦的知识语境。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推进，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也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带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编织着一幅更为复杂和广阔的现实图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二、全球化带给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1. 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无限生机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死亡论”曾喧嚣一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全球化更加凸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当今的全球化仍然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90年代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性贫富差别的拉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在全球生产领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领域无政府发展的恶果。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要素或许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一些解决“线索”，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原因及解决方案，《资本论》的热销及“回归马克思”的思潮就足以证明这一现象。可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没有过时，相反经济全球化还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力量和勃勃生机。不仅如此，当今的全球化还在人类的实践、“人化世界”、历史辩证法、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所有这些都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生长点。

2. 文化多元化丰富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各国的思想文化都在多元化中并存，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量涌现。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例子以及言语形式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课程的内容；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些“主义”扬言的所谓要“补充”和“修改”马克思主义，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激励我们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对这些“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进行批判吸收，并且对它们提出的问题及挑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3. 信息载体多样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及方法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信息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本教材、信件、报纸及广播等，而是出现了集文本、声音、图像及信息于一体的网络新载体。与传统信息载体相比，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而诞生的现代传媒工具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使人们的思想能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中得到升华，从而也使教育手段更加直观形象和现代。网络技术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和方法，为其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其理论内容不再枯燥而变得易于青年学生接受，大大提升了其教育效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当，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思想等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1. 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

全球化的趋势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一方面，使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随着外来文化与西方思潮在大学校园的涌入、传播，近现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潮与形形的西方价值观念，部分有其合理与进步性，但其消极和不合理的方面，也容易被人们不断地崇尚和偶像化，极易侵蚀部分大学生，导致迷离和困惑，将逐渐消解穷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流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西方通过文化渗透的手段，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将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西方从来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指望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渗透，在青年思想上打开缺口，首先使他们在精神上解除武装，降低和破坏社会主义信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进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一枝独秀外其余国家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先进和落后的对比使得当代大学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心理排斥。

2. 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化意识的挑战

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各个民族国家不断加强合作的发展阶段，是民族国家从狭隘的地域性生存发展到普遍交往的高级阶段。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与利益。尤其是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上述这一切，使以培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巨大挑战。

3. 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的道德理想教育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道德操行的规范，对当代大学生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为各种文化的广泛迅速传播提供了载体和渠道，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使文化的独立性遭到削弱，经济上的优势衍生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强权衍生文化上的强权。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逐渐呈现出来强势的特征这使得一部分大学生产生“西方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兴趣点主要聚焦于外来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的甚至拒绝接受中华文化，出现文化上的自卑和崇洋现象。这种潜移默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危机，文化价值观念出现动摇，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热爱程度削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被消解，进而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造成严重的渗透和侵蚀，这就势必会给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教育带来更大困难，使培养大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的教育目标难以达到。

全球变化论文篇8

从广义上说，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全球性的社会变迁，也就是人类史变为“世界史”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人们很容易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世界化（cosmopolitan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等等。认真考察，这些标签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意义并非这些标签所能涵盖。

考察全球化当然需要注意不同的领域。例如，经济全球化是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最直接的领域，因为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同国家都难以避免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都卷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经济资本配置的结构。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形态跨国组织的出现和兴起。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全球性问题。人们的全球性活动超越了经济，进入政治领域，并逐渐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学意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对民族―国家权力的限制，在处理诸多国际性、全球性的问题中，原本属于民族―国家职责或责任范围的事务逐渐可以由国际性的组织来协商、行动和解决。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力量结构。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全球政治格局力量结构的改变，作为一种力量，全球化自身会形成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文化。传统上，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在不同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基础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具有世界性的一些观念和价值。然而，即便如此，不同传统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遇到很多问题。当下世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同传统的文化如何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文化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文化霸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运行规则主要由西方、特别是由美国主宰。由经济规则出发，许多西方人自然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合适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他们经济的迅猛发展。于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甚至就是美国化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理论上，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一元论，它是要将一切文化变成自身单一的形式，变得和自身一样的单一，换言之，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文化同质化的强制过程。它不尊重其他文化，不接受作为他者的其他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唯我论。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地域的人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滋养。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威胁，是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种扼杀，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危害。

其次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似乎效果非常。但在文化领域，全球化却呈现全然不同的景象。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普遍的文化；不同文化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建构起来的；我们需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然而，我们发现，文化相对主义往往不是强势文化的立场，而是相对弱势的文化的立场。从文化策略上说，这是弱势文化维护自身权益的理论依据，是对单一文化中心主义、对诸如美国文化中心主义、或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抵制和否定。然而，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样也会把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形成的文化关系固定化。本质上，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二元论。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非常明显，经济领域全球化正在逐渐走向经济一体化。但在文化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人主张文化霸权主义，有人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但也有人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是，它不主张某一种文化具有至上的地位。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在轴心时代之后发展的各种文化传统，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存在和发展理由；人类的需求充满差异，文化所提供的需求满足也充满差异；人类无法依赖某一种文化来满足全人类的需求。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它不认为不同文化彼此无关。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尽管不同的文化具有质的差别，但它们并不是不可沟通的，彼此也不是不可相互学习的。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不同文化彼此独立存在，而非由某一个文化取代；彼此不是相互孤立分离，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对话和互益，并在现实中不断转化和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关系

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宗教必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人类进入了“历史的终结”阶段，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对峙，民主成了最后的神话，人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进的内在动力。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不同意福山的看法。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消失了，取而代之，文明之间的关系将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他将全球的不同文明划为若干板块，这些板块基本上是基于构成的。

全球化带来了时空关系的压缩和扩张，不同宗教、不同信仰面临着更加频繁的相遇、相撞、甚至对峙。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诸多因素，主要涉及利益、信仰态度、认识论、宇宙论等等。

在利益问题上，宗教往往服从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但很多时候，宗教并不涉及利益问题，利益属于国家民族、政党群体、机构、个人等等。当然，在当今处境下，人类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宗教卷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现象的增多也很自然。我们自然需要对宗教卷入利益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然而，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利益问题。

在信仰态度上，由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总体来说，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排他论。排他论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理，才是道路，才有真正的得救或解脱，而其他宗教中没有真理，不是道路，没有得救或解脱。二是兼容论。兼容论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最后的真理，才是最后的道路，才是最终的得救或解脱，其他宗教中有真理之光，也是道路，但没有得救或解脱。其他者若要得救，最终需要走向自己的宗教道路，认识自己的宗教真理。三是多元论。根据多元论，轴心时代之后的各大宗教传统都是同等有效的得救或解脱之道。四是比较论。根据比较论，不同宗教是不同的系统，彼此是不同的他者，彼此不能相互取代，而应当相互学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很难坚持排他论、兼容论的宗教态度。如果我们坚持诸如排他论之类的宗教态度，就意味着反全球化，意味着宗教之间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和谐相处。全球化和多元论具有相合性，全球化和比较论也具有相合性。当今，排他论和兼容论的宗教态度需要发生转变，我们至少需要坚持多元论和比较论态度中相对合理的部分，并继续不断更新发展。

在认识论上，不同宗教自然有着不同传统的认识方式和内容。犹太教有犹太教的认识方式，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认识方式，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认识方式，儒教有儒教的认识方式，道教有道教的认识方式，佛教有佛教的认识方式，印度教有印度教的认识方式。当然，在诸如西方一神教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认识方式，而在非有神论的宗教中也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方式。我们需要充分保持诸宗教不同的认识方式。对于信仰的探索，需要不同的道路。全球化并不阻碍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讨信仰。相反，全球化提供了认识方法上相互借鉴的机会。

不同宗教有着各自不同的宇宙观，我们无法将它们的宇宙观视为同一。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视为假的，也不能把它们全部视为真的。我们需要有新的认识方式。如果不同宗教一定要坚持各自的宇宙观，它们又都处于同一处境，那么它们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面对彼此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人们会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全球化处境下，一些神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考虑人类共同的宇宙故事，换言之，他们正在尝试探索和表达不同的宗教共同具有的宏大故事，并试图基于这个共同的宏大故事展开我们人类的信仰生活。

不过，如果寻求到了，或者形成了共同的宇宙故事，会不会导致宗教的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出现某些方面的同质化现象。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全球化是同质化的力量之源。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现实地看。一味地肯定差异和独特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合理的现实态度是，共同的宇宙故事是开放的，“同质化”的宗教不可能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假设，也不可能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结果，因为在构成上，开放的宇宙故事既不能被还原成统一性，也不能被还原成多样性，开放的宇宙故事将始终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认识宇宙的“真理”的统合。

宗教对话与宗教共同体

面对众多的利益问题，众多的宇宙论、认识论、宗教态度和生活方式，我们是否有可能进行整合？是否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和谐相处？是否有可能在差异性中实现一和多的内在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困境。传统上，不同宗教是不同的社会―信仰实体。不同宗教是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传统的信仰共同体是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转化。到了现当代，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不得不相遇、相触，不得不面对相互抵触的不同宣称。历史上文明冲突的部分原因就来自间的差异和相互抵触的真理宣称。

当下，全球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我们需要理解信仰相遇的真正意义和作用。面对着诸如社会共业、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道德衰弱等等，全球的人们都在渴望超越不同宗教的真善美。全球化下的信仰相遇，全球化下信仰共同体的相遇，为我们实践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拯救的际遇和方式。

宗教对话的意义。在信仰相遇、信仰共同体相遇的过程中，促进和平、追求真善美的方式就是宗教对话。宗教对话已经成为当今处理宗教关系的中道。

最初的宗教对话显然是出于宗教之间的问题而发生的。对话本身也经历了从比较简单、原始、边缘到复杂、高级和中心的发展。不同宗教在宗教对话中所表现的态度也表达了宗教关系的自身发展。我们可以从独白的对话关系、对白的对话关系、辩证的对话关系发展到对话的对话关系（雷蒙・潘尼卡），从社会学层的、哲学层的宗教对话发展到神学或灵性层的宗教对话，从宗派主义的对话发展到超宗派或非宗派或普世主义的宗教对话，从只关心宗教本身的宗教对话发展到关注人类命运以及采取切实行动的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的新形式。要让宗教对话在全球化下具有时代性、有效性，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对话氛围、新的对话形式。这样的工作似乎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尝试了，即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主要宗教传统的宗教界人士以及部分知名学者汇聚一起，彼此表达各自的信仰，探讨相处的新思路，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世界宗教共同体雏形。

但事实上，在1893年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之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宗教之间的冲突依然不断发生。直到100年之后的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人们似乎再次看到了世界宗教共同体之光。大家意识到，面对共同的地球，面对世界的种种问题，我们人类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行动底线，那就是全球伦理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会议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之后，世界宗教议会就成了一个固定的制度，组成了世界宗教议会委员会这一固定的组织，推进宗教之间的沟通、对话与合作。当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共同体还远没有形成。

宗教共同体与中华文明

现在我们把视角放到中国自身之上。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经济上的崛起要求我们在文化上也要崛起。没有文化软实力，经济大国是无法持久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的文化传承性受到破坏，我们的文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危机。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当代中国遇到了文化的危机、遇到了信仰的危机。尽管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之道，但至今效果不佳。我们需要自我反省。

中华文明的核心构成是儒教、道教和佛教，离开它们，中华文明不复存在。尽管当下我们中华文明并不局限于这三教文明，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这三教文明是我们的文明之根。中华文明的复兴、崛起以及对世界文明发挥作用，无法离开这三教文明。

传统上，中国儒道佛文明是三教彼此关联在一起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一个准宗教共同体文明。今天，我们继续发挥这个准宗教共同体的作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觉地发展这一准宗教共同体。

基于儒道佛的中华文明宗教共同体是一个内在多元化的共同体。它在历史上主要由儒教、道教和佛教来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同时发展。它不仅吸收伊斯兰教，也吸收天主教和新教，还吸收印度教等等。原则上，在中华文明的宗教共同体中“无物遗漏”。这个共同体不会把不同宗教变成同一种宗教，不会持有宗教霸权主义的态度，也不主张宗教相对主义。在这个宗教共同体中，不同宗教之间可以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共同体意识下的和平和和谐，也就是全球意识下的和平和和谐。

关于这个宗教共同体的建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一种传统性的模式，即，“政教学”联合的模式。这一共同体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各个宗教自身的介入，需要学者的参与。“政教学”三界结合、互动，这一共同体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自觉建构的文明体。中华文明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自发的创造过程，也是一个主动的、自主的创造过程。在这个主动、自主创造的宗教共同体中，宗教之间和谐相处，彼此协作，为不同人群提供精神滋养，为全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

宗教共同体与全球灵性

我们看到，宗教共同体可以为社会和个人提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服务之一就是灵性。全球化背景下，灵性在建构开放的宇宙故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中的灵性。灵性一词很难定义。大致来说，灵性是指个人在各种关系中达到的最佳精神状态，这些状态多和信仰有关，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完整觉知。传统上，每一个宗教都会宣称自己拥有独立的、完整的、完美的灵性修持系统，也充满了灵性之人。确实，犹太教有犹太教的灵性，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灵性，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灵性，印度教有印度教的灵性，佛教有佛教的灵性，儒教有儒教的灵性，道教也有道教的灵性，甚至我们也谈论一些原始宗教的灵性。

历史上看，在每一个宗教中都有人达到非常高的灵性境界，他们也常常被认为是那些宗教中的圣者或神秘主义者，成为很多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不过，我们要看到，每个宗教的灵性发展都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灵修的实践和境界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将每一种灵性的方法和实践加以绝对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灵性发展和实践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时空条件的改变、灵性资源的分享、教育条件的改善、不同宗教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得对灵性需要有新的认识，其中主要涉及：诸宗教间的灵性、单一宗教在和其他宗教相遇中的灵性、诸宗教灵性相遇中的互益和转化、跨宗教灵性之可能性、全球灵性的可能表达等等。

全球灵性的建构与实践。诸宗教间的灵性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还相当缺乏。然而，全球化的到来，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建构，逼迫我们不得不提出、不得不讨论宗教间的灵性问题。同样，诸如跨宗教灵性之可能性、全球灵性等都需要我们去理解和诠释。这里，我们重点谈一谈全球灵性（Global Spirituality）。①

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宗教能独立探讨全球灵性，因为全球灵性是基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信仰的相互交融，并在全球化的推进下，为全球人类提供一种全新的灵性发展的愿景。它不取代具体诸宗教的灵性，也不是诸宗教灵性的合并统一，更不是诸宗教灵性的妥协之物，而是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在诸多信仰资源的滋养下，在新的生命体验中，在化解全球危机的过程中，为全部个体生命提供一种滋养的全新的灵性可能。

要实践全球灵性，不可脱离具体的诸宗教。全球灵性更需要一个相互关联的宗教共同体的环境。在宗教共同体中，不同宗教已经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关联体，有了共同的视角和渴望，全球灵性就有可能发生和发展。

从全球灵性产生的条件上看，全球灵性以全球化的、数字化的地球为背景，以多元的灵性资源为基础，以信仰间垂直维度的灵性探索为前提，并以整体主义为视角。全球灵性不是对传统宗教灵性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提升和发展。全球灵性和诸宗教的灵性并不对立，全球灵性离不开具体宗教，但是并不被具体宗教所局限。在一个跨文化、跨信仰、跨传统的时代，全球灵性始终是关联和关系，也始终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内核。

灵性探索中的中华文明。如今，我们还无法提供一套完整的全球灵性的原则、观念、实践和亲证的手段。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宗教视角为全球灵性的发展做出贡献。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等等都有各自的特征，都可以提供服务世界的全球灵性资源，都可以提供全球灵性的多元化的范式。从中华文明来看，儒道佛已经有它独特的资源服务于全球灵性，特别是儒道佛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方面。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儒道佛可以成为三个并不相互对立的社会实体，而是三个相互包容、相互受益、相互协同的灵性实体。不少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彼此受益。在历史上，人们注意到诸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那种强烈的对峙和冲突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儒道佛中几乎不存在。中国传统儒道佛处理彼此关系的艺术对于促进全球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儒道佛可以继续发展，更自觉地形成中华文明的宗教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宗教的和谐做出榜样。

全球变化论文篇9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提出人类行为对地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的观点之时，也有研究人员对全球变暖的因果关系以及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后果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是一种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出现的周期现象。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气候专家林森于2007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指出科学界对地球是否存在变暖并没有统一看法。他在演说中甚至批评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者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加拿大的首位气候学博士蒂莫西也持有同样观点，认为地球变暖还得不到有力的科学数据的支撑。他的观点体现在其所写的“全球变暖：有硬数据支持吗?”一文中。

英国研究人员詹姆斯・拉夫洛克则提出了盖亚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并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而进化。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自地球形成以来太阳光照增加了30％，可化学性质并不稳定的地球大气层仍然基本保持不变。

综合所有与主流学界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的观点可以表示为：地球气候本身就存在周期性的变化。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极冰盖持续缩小，但这可能是因为地球在向下一个冰期过渡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因为过去的研究发现，因太阳活动规律性变化导致过历史上4次冰期，而每一次的过渡期都存在升温现象。例如，17世纪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期，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的上升不过是这次小冰期的结束。

而且，造成地球温度上升的因素很多，包括太阳的活动甚至宇宙射线的变化等，需要认清人类活动是否真的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有些科学家还认为，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大自然的变化。2007年3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还播出了纪录片《全球变暖大骗局》，通过对多名气象学家的采访，认为地球变暖并非人类活动所致，太阳活动才有可能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最近，美国S0弗雷德・辛格和丹尼斯・T・艾沃利的新著《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又被翻译成中文引介到中国，作者把上述研究人员否定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的观点系统化、全面化，甚至理论化了。听听这些不同于主流学界的观点也许对人类并非没有益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非主流的声音不认同主流的观点，但也与主流的声音有一致的地方：人类要有所作为去保护地球生态。那么，这些非主流观点的证据何在?

1500年的周期和太阳活动

否定全球变暖以及全球变暖是人类造成的重要证据有很多，包括地球的气候变化规律和太阳活动。

有证据表明，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次要角色，如果追溯有100万年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温和、适度的全球变暖只是1500年(加减500年)气候周期中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来自1984年丹麦的威利・丹斯加德教授与瑞士的汉斯・奥斯切格教授的研究。

他们首次公布了格陵兰岛冰芯的氧同位素研究内容。这些冰芯提供了一套地球25万年气候变化的历史档案。研究人员比较了氧18和氧16同位索的比值，这种比值可以用来显示降雪时的气温。本来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找到冰期史上著名的9万年冰期和间冰期的证据。但是他们却发现，在冰期和间冰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温和的气候周期。这一周期大约每隔2550年发生一次，但后来很快又评估为1500年(加减500年)。

此后，丹斯加德和奥斯切格又找到了大量证明1500年周期的证据。苏联于1957年12月6日在南极建立了东方站，位于南极大陆东部的冰川。1987年东方站取出的冰芯显示了过去40万年里存在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通过对广布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马尾藻海和阿拉伯海等海域中的海底沉积物研究，也证实存在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从北半球的爱尔兰和德国，到南半球的南非和新西兰，均发现有溶洞石笋证据，证实了现代暖期、小冰期、中世纪暖期、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的早期)、罗马暖期以及罗马暖期来临之前未被命名的冷期等气候变化周期。

由于发现了地球气候变化的1500年周期，丹斯加德、奥斯切格和法国极地技术研究所负责人克劳德・洛里斯三人共同获得1996年的泰勒环境成就奖(国际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正是这三名科学家的发现为政府及公众科学认识现代气候变暖提供了证据支持，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

根据这个发现，无论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偏高还是偏低，气候变化总是粗略地按着时间表周期性地出现。而根据1500年周期，在过去15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温和的气候温暖期，而且这一温暖期将持续几百年时间。所以，现在人类面临的地球变暖是一种正常的周期现象。正因如此，难道担忧地球变暖我们就得放弃使用化肥、汽车和空调吗?难道担心全球变暖，就得放弃在20世纪已经取得的先进科学技术吗?而这些科学技术曾使人类的寿命整整延长了30年。

当然，与1500年周期相关的证据是太阳活动影响气候，如太阳黑子的辐射。古海洋学家杰勒德・邦德在2001年11月16日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份报告阐明，在过去的1.2万年里，北大西洋北部气候随着太阳活动的消长已经发生了9次冷暖更替。一些科学家认为，杰勒德・邦德等人的数据十分充分且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样的假说：从上一个冰河时代以来，包括17世纪的小冰期，太阳活动主导着地球大约1500年的气候波动周期。

反驳温室效应理论

按照非主流科研，人员的观点，全球变暖不仅与人类无关，而且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温室效应理论也漏洞百出。

例如，根据温室效应理论，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将吸收更多的地球自身的热辐射，致使底层大气气温变暖，并最终导致地球表面气温上升。但是，自1940年以来，尽管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地球的气温也只是稍微地变暖。所以，这提示，人类活动产生的

温室效应必定是非常小的，以至于它几乎威胁不到地球或人类。主要的事实还来自于下面一些研究。

地球卫星和高空气球气象数据证实，在低层大气并没有因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获得额外的热量。人们很难知道高度易变的地球表面的变暖到底有多快，但它变暖确实比二氧化碳聚集区的低层大气要来得快。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二氧化碳并非导致气候变化的首要气候变化因素。

同时，南极冰芯还告诉人们，地球的气温与二氧化碳水平的关系可追溯到过去的3个冰期和全球暖期。然而，二氧化碳一直是一个滞后的气候指示器。在其浓度上升了800年后，气温才会变暖。这个证据也有力证明，二氧化碳并不是最近气候变暖的驱动力。

的确，苏联的南极东方站分析了分离出的百年冰芯材料，证明气温与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大关系，即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温也上升，反之亦然。因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人都据此预测到一个十分温和的未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将持续上升一段时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对苏联东方站数据进行更短时间(10年而非数百年)的分析却发现了另一种情况。来自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休伯图斯・费舍尔和他的研究小组在1999年第283期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道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滞后于气温变化的时间为400～1000年。换句话说，二氧化碳变化与气温升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颠倒过来，是由于气温变化引起了二氧化碳升高，而非二氧化碳升高引起气候变暖。

费舍尔的研究小组还证明，当海洋和大气变暖时，海洋便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这会促使陆地上更多的树木和植物生长。树木和植物吸收了二氧化碳，便将它纳入更多和更大的根系和树干，以及在茂密的草原下吸收更多的土壤碳。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尼古拉斯・卡莱对南极冰芯中的氩同位素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滞后于气温升高的时间间隔应当是200～800年。他的结论是：这证实了在冰川消融时期，二氧化碳并非驱动气候系统的原始驱动力。

其他论点和论据

还有其他大量的事实说明，人类历史上的冷暖交替是有自身规律的，而且地球也忠实地记录了过去气候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人类不必对全球变暖的种种预言有所担心和恐慌，例如，海平面将上升、洪水和毁灭相伴；数百万野生动物将永远消失；气候变暖将导致饥荒、干旱和数百万人将死于气候变暖等等。而且，有的研究人员认为，为免于全球气候变暖后果的《京都议定书》将以失败而告终。

《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的作者称，写作此书是建立在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并非臆测和假说。但是，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主流学界的理论和观点，而是要弄清“地球变暖的原因以及变暖的幅度”。而且作者也指出，尽管有许多科学家认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可能会有危险的观点，但也有相当多的气候学家对建立在计算机气候模型上的温室效应理论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模型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气候状况。

全球变化论文篇10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全球变化论文篇1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全球变化论文篇12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全球变化论文篇13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