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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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实用13篇

时间：2023-08-30 16:31:13

全球环境治理篇1

一、双重性的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当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必然面临的一个无法逃避的严峻考验，环境问题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公民都必然面临的关涉自己切身利益的真实挑战，环境问题是我们整个人类都必然面临的一个牵涉人种生死存亡的无法回避的磨难。然而我们在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上却很难达成共识。在世界这个大家庭里，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地球村，但是每一个成员都有着浓厚的搭便车心理，加之利益的分化，每一个成员都故意宣称自己的权利，忽视自己的义务。我们依赖平等的国家去处理环境问题，各国进行博弈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囚徒困境”。下面我就从全球性与区域性两个方面来分析环境问题：

首先，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主要是指其最终的影响具有全球性，人们根本无法为环境问题的影响划定一条明晰的界限以阻止其影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从各地排放的污水最终流到了哪？毫无疑问到达的终点是各大洋，除非河水断流。但是如果河水断流的话那么大洋也难逃干涸的命运。也正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下游”，我们喝的、用的也必将是从“上游”顺势而来的污水、毒水。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各地烟囱中排放的废气最终飘向了哪？毫无疑问飘向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球的上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把废气阻止在某一固定天空，除非你能阻止风的流动或者造一块足够高和足够宽的挡板。但是没有了风的流动我们大家就只能窒息而亡，也没有什么技术可以造出这一块足够高和足够宽的挡板。所以在环境问题上大家都宣称自己处于“下风向”，承受着“上风向”的惩罚。环境问题无边界，环境问题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给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带来了严峻挑战，因为它给宣称权利和逃避责任的人或国家提供了一个逃避责任机会。

其次，环境问题的区域性主要是其最初影响具有区域性，最初承受环境破坏恶果的人肯定是某一地区的特定人群。如果某一城市建设大批空气污染严重的企业，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首当其冲的一般都是自己本市的居民。因为污染的扩散需要一个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污染迅速地转嫁到其他地区和国家。如果在某一河流边要建一大型造纸厂或印染厂，那么深受其害的一定是这条河流边的居民。任何人都很难把污染的河水引向他处，毒害别人。环境问题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区域性的，这个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环境问题的治理是很有利用空间的。环境问题的区域性也就为我们明确地划分了责任范围和有利于我们凝聚部分群体的力量。责任意味着义务，力量可以转化为强力。组织化的力量可以迫使义务被得到执行。这样我们就有利于区域环境的治理，通过区域环境的治理从而保证全球环境的改善是一条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环境问题是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环境问题可以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原生环境问题是指由于自然力的原因导致，而次生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所致。但是两者往往很难截然分开。环境问题的产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生态环境的早期破坏、近代城市的环境污染和当代威胁生存的环境问题。当代环境问题的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征兆，目前这些征兆集中在酸雨、臭氧层破坏和全球变暖三大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上。我们目前就处于第三阶段，如何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成了人类的当前重大课题。

二、单一性的应对之策

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依靠一方强制一方得以解决；第二种是诉诸更高的共同权威；第三种是双方自愿协商解决。

当我们用第一种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时，意味着一方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到能强制另一方执行其决定。关于环境问题是否存在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主要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世界各国在国际法层面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自，对内是最高的，对外是独立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无法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发展中国家更是无法强迫发达国家执行环境保护义务。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们可以诉诸武力强迫某国执行环境保护义务，这里我想提醒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核大国，即使是很弱小的国家我们也无法强迫其执行，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恐怖主义进行反抗。恐怖主义和核威胁导致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实施武力胁迫。当然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毕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制裁也许可以迫使其就范。但是经济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双重的，你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给你带来的坏处可能还更多，甚至领导人还有可能遭到民众的反对而被迫下台。很明显第一种解决方法基本起不了作用。诉诸更高的共同权威是我们常用的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环境问题上我们共同的权威是什么呢？我们是联合国！但是联合国是更高的权威吗？我们不敢轻易下结论，在形式上它可能是大家公认的更高权威，但是在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是更高的权威，因为其组成单位的民主国家的具有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最高性。在这个悖论下，很明显它不是更高的权威。另外，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看，它实际上也不是更高的权威。虽然各种环境保护的政策由联合国制定，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它严重依赖于各民主国家的贯彻执行，而且由于联合国没有保证政策执行的后盾，那么民主国家也就不一定会执行或者说不一定或按你的要求去执行。第三种方法是双方自愿协商解决。这种方法就是目前主要采取的方法，也是一种迫于无赖取其次的方法。不断地召开各种有关环境问题的会议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能就如何解决环境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并希望各国主动自愿地执行会议的一致决定。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各方就必须都有所让步而不能提出过分的要求，而且要主动执行一致的决定。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很大程度上只能寄希望于第三种解决方法了，但是第二种方法应该是最文明的但不一定有效，而第一种方法则虽不很文明但是最有效的。

在当今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努力地追求文明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文明可能也仅仅是我们的理解，有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可能效率会优于文明。不过事实上可以利用这三种方式创造一种复合的解决方式，即首先借助协商的手段，达成某一共同权威，从而强迫各方执行这个共同权威的决定。这其实具有了复合共和主义的治理思想，利用复合共和主义进行环境治理无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三、复合共和的民族国家和世界公民

奥斯特罗姆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阐述了复合共和的一些主要思想，复合共和制不仅可以用来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可以用来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执行最终依赖于我们每一个拥有的民族国家，解决环境问题希望最终寄托在我们每一个地球上的人。

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既可以说弱化了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可以说强化了我们国家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对于加快解决环境问题意义不大。我们民族国家要联合起来解决环境问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步，发达国家必须提供资金和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没有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他们很难贯彻环境保护的义务。没有了资金技术的帮助他们首先就可能是没有能力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一个只能背五十斤重量的小孩，你让他背一百斤，那么他最终只能待在原地或被压死。另外，从意愿上来说，我们很难让一个饥饿的人捐出他仅有的半块面包。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有所让步，必须主动地承担力所能及的治理责任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能背五十斤的话，就应该主动地承担自己这五十斤的责任，而不能只背二十五斤，更不能想背就背几斤。已经果腹了就应该将自己的面包分点给他人。只有大家都互相让一点，全球环境治理才会有希望的曙光。退一步，碧水蓝天，忍一时，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最先是我们公众推动的，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们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有义务优先于权利的世界公民身份认同。自由主义的泛滥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遭到很多的批评，对权利的过分强调导致我们忽视了自己的责任，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应不对人别人进行诽谤。发展经济的自由难道就可以对别人的生存权进行危害吗？在当今的社会我们更应该强调义务的优先性，复兴共和主义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每一个人都履行了自己该尽的义务或者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那么对共同体来说并不会带来危害，相反是给更多的人带来利益。环境问题的区域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主动积极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做贡献，为了我们将来都能生存在地球上大家一起行动，我们需要的是一荣俱荣而非一损俱损。目前我们还有选择发展还是生存的权利，等到我们没有了生存的选择权时，后悔恐怕为时已晚。亡羊补牢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角度来看，传统的认同某一国家或种族的身份是不利于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对全球的忠诚高于对国家的忠诚无可厚非。认同某种身份就意味着在认同某种权利和义务，认同世界公民身份就意味这认同世界公民的义务，世界公民的第一项义务就是环境保护义务。认同世界公民身份就意味着认同世界公民的权利，世界公民的第一项权利应该就是生存权。

这个时代带给我们众多利益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义务。对等的权利和义务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才是社会的常态。利用复合共和主义的思想去进行全球化的环境治理，我们就必须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民族国家毫无疑问就成了我们的多中心的一部分，作为世界公民的个人也可以作为我们多中心的一个最小部分。这个多中心的治理体制明显是具有层级性的，构建一个清晰的复合共和的多中心体系治理体系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正是这一体系的基础。

四、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现实博弈

复合共和主义的治理思想的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对美德的预设。基于复合共和主义进行环境治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和挑战。环境问题不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环境问题牵涉到各国的利益博弈。

一边是发展，一边是环境。这两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的重要性都是不同的。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付出眼前的沉重代价。这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在事实面前我们经常显得脆弱无比。那么在这个发展权与生存权的博弈中，发达国家强调的明显是生存权，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明显是发展权。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而发展中国家还未发展。这样各方就必然各自寻找攻击对方的策略以用来为自己逃避责任寻找借口。发达国家现在以共同的责任、发展带来的未来的责任、新兴主要经济体发展的当前责任来宣称我们大家都应该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以有区别的责任、道义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宣称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问题，我们如果一直这样争论下去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

全球环境治理篇2

在厘清全球治理的问题本质之后，可以明确全球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试图建立有约束力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协议，来避免全球环境陷于日益恶化的局面。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判断标准，全球环境几乎属于纯公共产品。此外，它还是一个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好的环境则令其四周都受益，反则受害。事实上，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对称，维持环境的成本则相对集中，而环境的受益者则比较分散。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表面上看存在着大量的供给者参与供给，其实任何参与者都不太可能成为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参与者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不会提高，都倾向选择“不贡献”策略，期望其他参与者的有所贡献进而能坐享其成。“搭便车”的心理与“囚徒困境”的结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参与者追求的合作解。因此，改变外在的激励条件，实现个体理性和激励相容的有效结合是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途径。

一、全球环境：一个公共产品

全球环境的保护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集体行动最初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走进现代经济学的视野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时至今日，集体行动问题已经成为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体理的研究与讨论，总是绕不开集体行动问题，更确切地讲是绕不开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根本问题。

（一）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人”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会对行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对参与行动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从心理活动到参与行为必须经过一个动员的过程。奥尔森在阐述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就指出在大集团这种“潜在集团”中，成员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但是，奥尔森否定了经济激励标榜为“唯一激励”的可能。根据性质和作用的不同，“选择性激励”可以划分为“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并且指出“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他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然而，在奥尔森看来，这种社会激励只有在小的集团才起作用。

“搭便车”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集体收益是一个公共产品。在公共品的供给博弈中，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会导致合作无法实现，造成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局面。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对搭便车的行为进行惩罚，是维持合作的有效途径。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惩罚是有成本的，它又会诱发二阶困境中搭便车行为，造成惩罚机制的瓦解，这种情形被称为二阶困境。以此类推，二阶困境解决了还存在三阶困境等等。如何化解这一困境，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叶航（2012）基于多行为主体随机演化博弈分析，认为在不改变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即使合作者在初始人群中的比例大到100%，他们最终都将被适应度更高的搭便车者所取代。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引入惩罚机制，背叛者仍然可以破坏合作，直至惩罚者建立的合作系统陷入崩溃。只有在公共产品具有高回报条件下，惩罚行为才可以获得稳定的演化趋势，而稳定的惩罚机制能有效地应对背叛者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保证合作的持续性。

显然，代价惩罚是促进博弈进程中合作产生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公共产品的高回报也是维持合作的必要条件。针对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的研究，大多都能推出在一次性或者在重复博弈中参与人达到合作均衡，也能发现参与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水平远远高于被预测的“零贡献”。但是在广泛变化的实验条件和现实观察中，一旦重复该实验，公共物品的合作水平就会不断地趋于下降。于是，高水平合作的持续性成为制约集体行动的又一大问题。

除了独立考察惩罚与奖励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或者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惩罚与奖励之外，兼具惩罚和奖励的机制设计对合作演化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龙等（2014）的研究再度肯定机制设计中奖励对于社会合作演化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单纯地奖励并不能抵御背叛者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讲，惩罚与奖励一样也是必须的，适中的惩罚奖励比例能够促进最高程度的合作实现。事实上，一阶、二阶搭便车困境中的解决，会产生更高阶搭便车问题。于是，韦倩、姜树广（2013）在社会合作的动力研究中，将视角从物质利益转向社会成员的道德约束。根据大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来说明人类天然具有合作的禀赋，正是这一先天禀赋使得社会秩序能够维持。

（二）集体行动中的“理性国家”

在讨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问题时，庞（2012）认为由于国家异质性特征的存在，霸权国家试图通过渐进方式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在合作中对待“搭便车”的现象呈现出包容态度，以此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合作的队伍，随着成员加入公共产品的成本降低，包容开放的态度一直持续到成本可以分摊的阶段。而全球公共产品是一种对于人类以及不同代际之间可以从中受益或者免于受损的最终产品、服务（或中间产品、服务）。由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供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全球性问题是事关全人类的发展与福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然而，问题的解决远超出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的能力承受范围，只有依靠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客观上，每一个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利益攸关程度不同，造成它们愿意承担的治理成本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于是，在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特别是涉及成本分摊的议题时，不同国家就在是否“搭便车”等问题表现出各异的理性选择。对于类似“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国际社会并不是一味地批评与打击，更多的是通过适当的激励来实现合作与分担的目标。

在缺少世界政府的状态下，超越各个国家之上的统一行动无法形成与实现。全球治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作为世界政府缺位情况下的替代品。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被迫转向寻求能够进行自我实施的制度或规则建立。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各国对于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有着不同的需求。即使对于同一产品，它们的偏好程度也是有差异的。

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各方通过平等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识。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进而凝聚力量直到形成规模优势，凭借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治理成本。在制度安排的初始阶段就设计出“选择性激励”等方式来减少搭便车行为，提高各个行为体进行贡献的意愿。可见，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的个体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基于个体加总而获得的治理意愿与能力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成为集体行动博弈之后的均衡解，进入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如果其他国家的选择保持不改变，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改变自身的策略选择。

（三）集体行动的博弈均衡

根据成本―收益的基本思想，一国参与治理行动则意味着它通过参与获得的受益不小于其支付的成本。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即使不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可以消费该产品，因此各方有着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具体到全球环境治理，除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外，还表现出较大的外部性，即不付出成本也可以坐享其他成员的成果。

如果一国决定采取进入策略，即放弃搭便车的机会主义选择，它必须在领导者和跟随者这两种身份之间进行选择。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者和跟随者在行动的净收益上有所差异。当然，领导者由于其优势地位的存在，其获益的绝对值可能较大，但是考虑到其可能付出的成本也较其他成员较高，净收益不少于跟随者在集体行动中的净收益。当一国在治理的集体行动中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贡献相等时，它就达到在此行动的最优状态，不再进行新的投入行动。当一国发现不履行在集体行动中的承诺将获取更大的收益，而外在的约束和惩罚无法施加的情况下，倾向于拒绝履行义务。这可能成为集体行动的巨大道德风险。

二、全球环境治理博弈

集体行动弈的问题并不是都可以转化为囚徒困境博弈，另一些博弈模型，如“斗鸡”博弈（chicken game）、“鹰鸽”博弈（hawk-dove game）、雪堆博弈（snowdrift game）就可以更好地描述关于合作的一些情况。从本质上看，在解释合作产生的问题上，雪堆博弈优于囚徒博弈。通常，基于囚徒博弈的合作分析，只能求助于改变外在条件促使参与者从背叛策略转向合作策略，从而形成合作的均衡博弈结局。

斗鸡博弈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众多竞争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囚徒困境中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背叛，背叛），而斗鸡博弈中双方都试图选择背叛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双方真正同时选择背叛时将产生最差的结果。严格开来，斗鸡博弈中没有最优策略，在对方选择背叛时，自己最优的选择时合作；在对方选择合作时，个体的最优选择是背叛。于是，该博弈就出现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合作，背叛）和（背叛，合作）。有些学者习惯将“鹰鸽博弈”混同于“斗鸡博弈”，原因两个模型的均衡解比较类似，都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鹰，鸽）和（鸽，鹰）。然而，从参与者的特征上看，斗鸡博弈中是两个个体具同质性特征；而“鹰鸽博弈”中的两个不同个体明显呈现异质性特征。

勿庸置疑，无论从人类社会还是生物界，都存在着大量的合作现象。在基于不完全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下，博弈中个体采取策略的收益可对应于该生物种群中某种类型个体的适应度，并且决定该类型个体的生存能力。最终，个体策略决定该类型个体在长期演化中的命运，生存还是灭亡的结局。从现实的解释力来看，雪堆博弈比囚徒困境更适合阐述合作的涌现性。合作者对公共产品的贡献通常会被背叛者利用，然而公共产品最直接的收益还是属于合作者的。更多的时候，合作者的贡献是在除非自己贡献否则公共产品贡献的可能性为零，且成本在自身可以承受的最大成本范围之内。

囚徒困境博弈的设计理念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设计的机制就是诱导参与人选择坦白，博弈的支付矩阵能够保证相互背叛的均衡解出现。理解囚徒困境出现的关键就在于，支付函数的设计满足了博弈规则制定者的目标。这一设计可以忽略参与者本身的道德因素，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被引导选择坦白来维护自身利益，或者至少不被加重惩罚。在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时，必须考虑机制设计的目标，才能理解均衡解的出现对于实现设计目标是否有效这一重要问题。如果，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释合作的产生，首先从改变博弈的支付矩阵开始，通过严谨的机制设计来保证合作的出现以及长期的维持。

“雪堆博弈”与“鹰鸽博弈”、“小鸡博弈”一同成为描述合作产生的基本博弈模型。“雪堆博弈”的基本模型是两人对称博弈，它的含义在于说明通过合作可以使双方共同受益，但是也有试图彼此欺骗的冲动和可能，但最终的选择还是取决于对方的选择，背叛与合作同时存在。一个人选择背叛还是合作，主要取决于对方的选择。雪堆博弈可以描述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两个人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他们相向行驶。不料，道路却被一个巨大的雪堆所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铲除雪堆才能使道路通畅，两人才能顺利通行回到家中。然而，铲雪是需要花费代价的，道路通畅的好处是无法排他的。假设，铲雪的成本是固定的，表示为C。铲雪的收益也是固定的，表示为R。负责铲雪的人是合作者，坐享其成者是搭便车者，也就是背叛者。事实上，一个人铲雪，成本由个人负担，收益是两个人分享。于是，背叛者收益是R，而合作者的收益是R-C，对于个人而言背叛的冲动是时刻存在的。但是相互背叛的结果是两人都无法回家，此时收益为0。相互合作一起铲雪的情况下，个人收益是R-C/2。权衡收益的大小，得知R>R-C/2>R-C>0。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个人在对方选择合作的情况下，最优选择是背叛；但是在对方选择背叛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合作是最优策略。在比较R>R-C>0的情况下，雪堆博弈的均衡保证了合作者的出现，避免了双方背叛结果的出现。雪堆模型与囚徒困境区别在于，遇到背叛者时合作者的收益高于双方相互背叛的收益。于是，相互背叛不会成为双方的占优策略。这样的机制设计保证了合作在系统中不会消亡。合作者与背叛者共存的结果，显然优于相互背叛的结局产生。本质上，它依然是在刻画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合作者即使在遭遇背叛时，依然会选择合作策略。

三、全球环境治理的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根本无法扭转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倘若，各国在国际协议的框架内各自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共同措施才有可能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在艰难中前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是在雪堆博弈中的两个“人”。气候变化就是那个挡在路中间的“雪球”。

回到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京都议定书》就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了具体的指标，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但是这一进程始终没有突破。在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各国还是因为分歧过大导致并未签署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更有甚者，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履约的缔约方国家。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迟迟无法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丝毫没有减少。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为南北合作的沟通和对话贡献了自身最大的力量。中国、巴西、印度与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表达了自身的愿望与诉求，更表达了支持大会达成一份全面、均衡、且有约束力的协议的决心。由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决定了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责任与担当，基础四国强调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原则，并不会削弱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反而可以提高集体行动的合作动力。但是，发达国家也应该不折不扣地履行责任与义务，必须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支持等方面的承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摒弃前嫌开始积极合作。从本次巴黎协议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公共供给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而发达国家也一改以往颐指气使的态度，双方都认识到在全球问题的解决道路上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成功。发达国家显然无法独自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本，除此之外，环境治理的过程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配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不顾环境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破坏环境的代价与维持环境的成本都是无法承受的。

正如雪堆博弈中的两个人，在面对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只有选择合作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合作的收益远远大于选择背叛，合作的理性之光驱散了自私的本能。发达国家成员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参与数量在群体之中较少；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成员经济实力较弱，但是参与数量较多；综合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当。双方可以看作是全球环境治理中两大参与主体，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是挡在路途之中的障碍，解除这一问题和威胁选择合作优于相互背叛。

除非存在外部强制性有约束力的实施规则，否则为降低集体风险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普遍的看法是，制定一个强制性实施的全球协议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途径。全球协议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只要各国领导人就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本分摊等关键问题以及行动规则达成一致，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就向前迈了一大步。

于是，历史见证了《巴黎协定》的诞生。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次大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成为第一份由全体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力图为2020年后的全球性行动做出制度性安排。本次达成的《巴黎协定》共有29项条款，涵盖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损害、资金、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多项内容。

根据协定，各方同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将努力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之内。为了实现目标，各方认为发达国家应继续带头来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虽未对其减排目标提出绝对值要求，但“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变化尽可能实现目标。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还是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控制碳排放量的增长。

协议设定了初期减排目标，但这并不足以支持长远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协定要求各方在此后4年内重新评估各自的减排目标，以便能够适时地进行调整。协定在透明度方面也做出规定，要求各方报告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减排进展，并且赋予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行动上享有适度的“弹性”。根据协定，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将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就曾提出的“2020年后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提议作为底线，各方最迟在2025年前提出新的资金支持目标。

全球环境治理博弈从“囚徒困境”到“雪堆博弈”的转变，关键在于各国采取国内气候行动和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动机转变。环境的外部性是巨大的，各个自身的环境好坏不仅与自身的努力相关，也与其他国家的努力有关，但是均不努力的结果一定是深受其害。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逻辑就在于，气候变化对全球及各国的利益均会造成重大影响。但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不应是限制和损害一方的利益和发展，只有各国福利水平的共同改善，才会促进合作的更好开展。此外，环境治理的关键还是发展，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和突破。

参考文献：

[1]Kümmerli， Rolf， Caroline Colliard， Nicolas Fiechter， et al，“Human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e-

mmas： comparing the Snowdrift game with the Prisoner’s Dilemma”，Proc. R. Soc. B，2007（274）： 2965―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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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航.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J]. 经济研究，2012（8）：13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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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韦倩，姜树广.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J]. 经济研究，2013（11）：140―151

全球环境治理篇3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2015年洞察报告》将‘水危机’列为全球性关注的第一大问题。未来10年，水资源短缺是世界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在联合国制定的后2015进程里，水资源问题也将成为单独的目标。”蒲高文表示，水环境的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

蒲高文认为，水是重要的供应链资源，不论企业或任何社会组织，都在产品或服务中使用水资源，中国政府还通过实行阶梯水价的方式，避免水资源使用浪费。此外，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则发起“CEO水资源纲领”，呼吁企业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水环境治理的行动中。

以行动落实水治理

为应对全球水资源危机，联合国在2000年制定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时，应使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人口比例比1990年减少一半。2003年，联合国宣布从2005年至2015年为“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在2015年行动十年结束之前，实现关于水和与水相关问题的一系列国际承诺。

“过去10年来，国际社会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目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副院长李风亭表示，中国目前已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饮用水和卫生方面的目标。当前中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主动改善水环境问题，并提出了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一系列目标。

2015年4月，国务院正式《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将是今后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水十条”将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诸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并启动严格问责制。

“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对水治理工作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对水质量、循环水用量、废水排放量的控制与管理方面，政府应该作为水资源保护的组织和倡导者。”蒲高文表示，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体现了中国政府治理水环境的努力。

“水十条”释放投资空间

“近年来APP（中国）一直在主动完善自身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并对节水设备和水资源循环利用设备进行持续性技术升级，因此目前APP（中国）废水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等指标一直低于国家限定标准。我们非常愿意与业界同仁分享相关的有益经验，从而推进整个行业的‘节水’‘减排’。”APP（中国）负责人表示，水资源向来都是APP（中国）环境管理的重点。

全球环境治理篇4

一、绿色和平国际的兴起、发展

1971 年 9 月 15 日， 12 名怀揣着同一个梦想的有识之士乘着一艘破旧小渔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前往位于美国阿拉斯加的阿姆奇特卡岛，目的是要对美国在那里进行的核爆试验进行阻挠。半旧的小渔船上悬挂着一条横幅――“绿色和平”，这几个大字格外显眼。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尽管美国海岸警卫队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阻拦并对船上人员实行扣押，致使他们未能如愿到达目的地，但他们的行为仍然得到了媒体及大众的认可。第二年，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在阿姆奇特卡岛上进行核爆试验，后来这一岛屿成为自然保护区。在历经 40 多年的发展后，绿色和平国际已然成为世界上具有非凡影响力的环境保护组织，他们继往开来，秉承创始人勇敢奋斗的精神，坚定用实际行动保护地球环境的立场。

20 世纪 70 年代，绿色和平国际在反对核试验、拯救鲸鱼、阻止猎捕海豹等方面的抗议活动为它赢得了公众支持，也带来了滚滚财源。到 1982 年，绿色和平国际的年预算便达到了 1100 万美元[1]。

1985 年，绿色和平国际迎来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该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被炸，原因是绿色和平国际接二连三地干扰法国的地下核爆试验。恼羞成怒的法国密特朗政府派遣特工秘密潜入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怀特玛塔湾，炸毁了“彩虹勇士号”，船上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拉遇害，这件事令世界哗然。真相大白后，法国政府不得不道歉，并向它赔偿 1300 万美元。此事件的发生使绿色和平国际享有了世界性声誉，人们对它们表示同情并且支持，这更加坚定了绿色和平国际保护地球环境的决心。接下来的几年，绿色和平国际开始迅速发展壮大，最鼎盛时期曾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500 多万成员。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该组织的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仍不影响它作为全球最大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之一的地位。

如今，绿色和平国际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拥有超过三百万名支持者，专职工作人员约 1000 多名。绿色和平国际为了保持自身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只接受来自普通民众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赠款，而拒绝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拨款或企业的赞助。

二、绿色和平国际的活动领域

绿色和平国际开展活动大致在以下 6 大领域：气候变化领域、森林保护领域、海洋保护领域、生态农业领域、有毒化学物质领域及核领域。①

1.气候变化领域

绿色和平国际关注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和臭氧层保护等问题。呼吁到2020年，发达国家将碳排放量与1990年时相比减少40%，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将其碳排放量的增长减缓15%-30%。

2.森林保护领域

保护森林不仅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且也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权益，它是阻止气候变化最快和最有效的方式。绿色和平国际发起至 2020 年，全球森林零砍伐率的倡议活动。

3.海洋保护领域

绿色和平国际致力于海洋保护事业，建议政府专章规定设立40% 的海洋保护区。以确保这一海域的生物资源及矿产资源得到保护不被开发。

4.生态农业领域

遗传基因工程，掌控着人类的食品，过度依赖于对杀虫剂和除草剂使用的控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绿色和平国际积极推动生态农业，认为它是安全、可操作并且是可行的。同时呼吁，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让我们共同支持生态农业。

5.有毒化学物质领域

环境中的有毒化学物质威胁着我们的河流、湖泊、空气、陆地、海洋并最终危害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绿色和平国际致力于阻止有毒化学物对环境的污染。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化学物质的行为，调查取证后进行揭露批评；呼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企业放弃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用最安全环保的生产材料代替含有潜在危害的化学物质，承担环保责任以及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6.核领域

绿色和平国际一直不懈地为终止核能而奋斗，因为对于环境和人类来说它是毁灭性的威胁。关闭现存的所有核设施是唯一解决核扩散的方法，绿色和平国际反对一切核事物，包括核武器、核能，坚决主张消除一切核威胁。认为通过国际社会及地方国家政府、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等多方之间的协调与持续努力，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无核化的世界。

三、绿色和平国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绿色和平国际的宗旨是：保证地球的非化学化，禁止有毒废物和不道德技术交易；保护地球生物物种多样性；使人类免受核武器、核试验、核能及核废物所带来的威胁；减少臭氧层损耗及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原始森林。

绿色和平国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

1.宣传环保知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保行动

在环境治理方面，绿色和平国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宣传当下环境所存在的问题，如发行刊物、组织环境论坛、发动环保活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等。努力促使公民大众的环保意识提高，号召人们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活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对公众有关环保知识宣传及教育方面，绿色和平国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是它所发挥的最基本作用。

2.利用专业化信息与知识影响国际环境决策的制定

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长期性的过程，不仅如此，环境问题还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主体的专业化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环境知识和信息，更要具有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专业技能，同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发展动态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唯有如此，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采取最有效的环境治理方法和手段。绿色和平国际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它拥有众多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大量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的环保志愿者。他们长期从事环境问题方面的调查研究，具备成熟且有效的环境治理手段以及掌握着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另外两大主体――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监测与规划统筹机制的问题，所以在治理环境和制定环境政策时必然产生分歧。此时，绿色和平国际便可以通过游说、咨询等方式提出专业化的政策建议，以供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参考，进而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如今，绿色和平国际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环境会议上，其环保理念也常在有关环境的重要文件中体现。

3.对国家和企业在履行国际环境条约上起监督作用

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通常存在这样的现象，在制定了某项国际环境条约后，一些国家和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先进技术和专业化指导不得不中途放弃，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另外，当前国际社会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主要依靠各国政府的国家报告来判定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情况，致使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情况令人失望。如何改善这种状况的一再发生，绿色和平国际在发挥监督作用方面有独到之处。它们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环保技术和专业化的科学指导，帮助那些缺乏履约能力的国家和企业得以正常履行条约义务，弥补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缺失。

4.维护环境正义的作用

受到全球环境恶化伤害最大的是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弱势群体――广大民众。因此，绿色和平国际将反映弱势群体的呼声，维护他们的环境权益视为已任。1984 年 12 月，联合碳化公司在位于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发生毒气泄露事件，灾难发生后，联合碳化公司竭力逃避责任。历经长达 5 年的法律诉讼后，最终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支付四亿七千万美元的赔款。这笔款项总数看似庞大，但每个受害人实际仅能拿到 370-533 美元。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害者的健康每况愈下，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另外，联合碳化公司废弃的工厂中遗留大量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正在污染着该区域的饮用水却无人问津。针对上述情况，本着人人有生活在健康清洁的环境中的权利为原则的绿色和平组织在印度和世界各地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呼吁世界各国关注受害者的命运，要求责任者对受害者提代经济补偿。2002 年，在博帕尔事件发生 18 周年之际，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组织了由印度摄影大师拉格胡・莱（Raghu Rai）拍摄的博帕尔灾难作品展。该摄影展于 2002 年底在中国举行，反响巨大。绿色和平组织通过此次活动，意在向国际社会反映博帕尔居民的如下要求：给予博帕尔生还者长期医疗设施及康复服务；对博帕尔受害者做出经济赔偿；将涉及博帕尔灾难的罪犯绳之以法；陶氏化学公司必须清理博帕尔受污染现；保障博帕尔社区有清洁安全的饮用水；国际公约有效约束企业对工业事故负刑事和赔偿责任。①

5、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绿色和平国际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发达的、可以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得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之间、以及与其他环境非政府组织之间沟通与联络更加方便快捷。其一，绿色和平国际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将先进的环保技术、环境问题的最新发展情况及自身所追求的环保价值理念等传递出去，使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到有关环境的专业信息与技术。其二，绿色和平国际在普通民众与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等多方之间的沟通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在几方之间进行协调、斡旋，保证各方之间的信息流通准确而顺畅，将民众的呼声传递给政府，又使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在基层得以有效实施。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甚至有学者认为绿色和平国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最重要贡献便在于此。

参考文献：

[1]孙茹.绿色和平组织[J].国际资料信息，2002（9）.

[2]王杰，张海滨，张志洲.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全球环境治理篇5

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际形势剧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发生变化。当时国际社会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在1992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初步阐明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价值。实际上该理论在提出后的前十年内，基本属于沉寂状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作用，令学者们重拾这一理论，并且中国学者也不断对其进行解读。

首先，对全球治理内涵的界定是研究全球治理的基础。就目前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众说纷纭，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和一致的定义。俞可平教授在《全球治理引论》中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概言之，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公共管理方式。俞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全球治理的主体(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正式的国际组织，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全球的跨国性问题: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基本人权、跨国犯罪、国际经济等)、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者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凌驾于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水平之上的普世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蔡拓认为，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含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他指出“全球治理本身是一种权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和合法性不能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加以解释，它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1]

以上可以看做是对全球治理持肯定态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在全球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学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下国际形势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但是这一理论构想的社会太过理想化。唐贤兴认为“治理概念的提出和全球治理的时间，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赋予它‘革命性变革的评价’，未免过于天真。”、[2]“全球治理理论设计的国际社会太过理想化，一是忽视了强权政治对他人进行统治的残酷事实，而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排斥了国家作为主要调节者的作用。”[3]他还指出，“全球治理的种种理论不过是隐藏在理想主义外衣下的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和欧洲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的话语中暴露无遗。”[4]陈绍峰等认为全球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全球治理问题的兴起只是表明了国家间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这并不是全球治理的充分条件；行为体利益的分散性和现存体系的严重不对称性导致各行为体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主权国家不同程度上对全球治理的抵制；国际权威的丧失；市民社会的孱弱等都是全球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的难题。”[5]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的定义和态度具有多样性，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过程中的国家地位和作用以及围绕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和全球合作上。然而，这些定义没能揭示出规则与制度的基础、影响治理模式类型的行为体、概念的演进属性等，定义不乏简单和模糊。[6]

近些年来国内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包含对价值的研究、环境治理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以及公共危机、法律、合作等方面的研究等等，在这里仅对前三方面进行代表观点的阐述。

张劲松教授从中西方价值的共存与冲突方面做了探讨。在共存方面，他从我国主流价值与西方多主体多重价值的共存、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价值观的共存、与跨国公司文化价值的共存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他指出全球化过程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加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价值观，并已成为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游戏规则。同时西方主流价值观中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价值观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因此在学习西方进步价值观的过程中，中西方主流价值观将有一个长期共存的过程。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和信息优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冲突方面，仍然是从国家、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三大全球治理的主体方面加以论证。在价值冲突方面作者认为，政治上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向资本主义做政治上的让步；经济上我国以弱势地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文化上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等都使这种冲突不断加剧。他提出确立全球共同价值观、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实现价值的互动的措施来消解价值观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孙辉在环境治理的困境方面作了研究。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阶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阶段（现阶段人类所处阶段）和未来共同体主义阶段。他认为目前环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当前国际环境的治理结构、技术的异化和环保科技的引进扩展、人口问题、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从国际社会无政府性质和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出发转嫁环境污染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分歧。他指出要树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建立“新的共同体”的新的环境伦理观念，使人类社会对待环境的根本理念发生变化，摆脱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在新的环境伦理观念的视野下，全球治理分三个阶段进行：环境伦理启蒙阶段、全球环境治理的国内阶段、最终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阶段。最后阶段中他提到，“‘具有共同利益的世界社会或者共同体’不再是‘一种理念、神话’而是世界真正成一个整体，形成人类共同利益观；各国把环境的全球治理作为本国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妥协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经济、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决定应该承担的责任；国际制度建设顺利发展、国际法成为调节各国环境国际治理行为的主要依据。”[7]

全球治理是一种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出现的世界秩序观。王丽娟认为，“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功能，在很多方面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向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让渡部分职能。即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步取代国家的部分职能或是丰富与调整民族国家的职能，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8]不可否认地，非政府组织确实是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鉴于其在立场上、信誉上以及自身关注的事件角度上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也面临着不少困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和中立性有待商榷、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资信度有待上升、非政府组织关注全球利益范围的狭隘性以及其监督机制的缺失。在参与治理的途径方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叶江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组织跨国活动是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是重要手段、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全球治理是有效方式。由于非政府组织采取的这些方法，加强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且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9]

综上所述，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也获得一定成果。但就其研究本身来说，深度和广度不够，视角和方法比较局限，范围和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扩展，很多具体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研究。例如，关于全球治理概念的研究，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的研究以及在寻求出路时的具体路径的研究等等。全球治理研究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地持之以恒和不懈努力。

注释：

[1]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1.

[2]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3]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4]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5]蓝剑平，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

[6]Eric K. Leonard , The Onse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HGATE,2005,p.167.

[7]孙辉：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当代世界，2010.3.

[8]王丽娟，刘忠平：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2009.5

[9]叶江，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J].国际观察，2008.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2]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1:94-106

[3]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26-30.

[4]蓝剑平.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70-74.

[5] Eric K.Leonard, The Onse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HGATE,2005,p.167.

[6]张劲松.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冲突及其消解[J].学海，2008.4:65-71.

全球环境治理篇6

本文依据全球治理的理论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并对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结构特征及未来挑战进行了分析。从制度层面看，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议题关联、法律关联、规范关联、治理模式关联、行为体关联以及机构关联六个方面。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结构呈现三大特点：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正在迅速形成之中；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依然松散和脆弱，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资金和外交技巧等方面的优势使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主导权。环境与卫生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来自价值观的不同，也可能来自对环境、卫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同。未来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环境与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与国家安全考量等诸多挑战。

关键词全球卫生；环境；关联性；政策响应；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02

基金项目：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三——“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研究”子课题“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1406010102）

作者简介：董亮，男（1982年—），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政治。E-mail：firefly1218@163.com

通讯作者：张海滨。E-mail：zhanghb@pku.edu.cn

在科学研究上，环境恶化与人类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已被充分证明。［1］伴随着环境与卫生之间关联性的科学认知日益丰富，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在制度层面的关联性也日益凸显。换言之，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与卫生问题，以制度构建为中心的全球响应已经启动。那么，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在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关联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全球环境与卫生的治理结构有何特点？未来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哪些挑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

1 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以制度为中心

全球治理理论是冷战结束后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联合国改革等议题的关系。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主体、对象和效果。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即“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和相互关联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2］它包括以下三种表现形式：正式的政府间或跨国性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惯例。其中，国际机制是指“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汇聚着行为体预期的一系列默示和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3］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五要素基本上都属于国际制度的范畴。据此考察全球环境与卫生之间在制度层面的关联性，可以发现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议题关联、法律关联、规范关联、治理模式关联、行为体关联以及机构关联六个方面。

1.1 议题关联

在全球层面，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联合国大会三大国际机构将环境与卫生两大议题在工作议程上日益紧密结合起来。

（1）WHO。WHO对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并超出了这些国家自身的控制能力， WHO于1993年专门对环境健康进行了定义，强调环境健康是指“在理论与实践中，评估、校正、控制和预防这些潜在的环境因素对当代和后代的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4］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相关报告中指出，环境健康问题的解决需要环境管理部门的支持，并提出了国际环境机构与相关国际卫生机构加强合作的建议。［5］2008年，WHO将气候变化与卫生问题列入大会决议，并十分关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关于环境与卫生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会要求WHO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气候变化和卫生工作计划，以支持各国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小岛国的卫生系统，加强评估和监测气候变化带来的卫生脆弱性、风险和影响；维护人类尤其是最脆弱群体的健康。该计划在2009年获得了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2008年至今，WHO日益重视环境与气候议题，在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威胁上表现出领导力及强烈兴趣，并为维护人群健康、避免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技术指导和试行方法。［6］2014年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大会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共健康的重要威胁，但却往往被边缘化。只有在联合国系统内外重视气候与健康的关系，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7］随后，2014年8月召开了WHO卫生与气候会议，旨在增进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并维护健康，确定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卫生利益及支持采取可促进健康的气候变化政策等。

目前，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WHO的热点议题。这表明卫生领域已充分意识到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具体而言，在伙伴关系上，WHO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的合作，确保卫生在气候变化议程中得到适当体现；协调审查关于气候变化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依据，并制定全球研究议程。协助各国评估其卫生系统方面的脆弱性。［8］此外，WHO还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域统一行动。［9］

（2）联合国环境署。2015年2月UNEP执行主任Achim Steiner表示，必须关注环境变化对健康的长期影响。［10］近年来，UNEP日益将环境与卫生置于重要的议程上。2014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UNEA）高度关注环境与卫生议题。UNEA关于空气污染的决议将加强环境署在交通行业排放、室内空气污染、化学品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等领域已经开展的项目，如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清洁燃料和车辆合作伙伴关系。［11］决议积极鼓励各国政府为相关行业制定标准和政策、减少污染物排放及控制空气污染给健康、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全球不断增长的化学品生产、贸易和利用方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化学品管理负担，大会提出健全的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管理是可持续发展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首届大会便将空气污染问题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大量援引WHO的研究，使得环境与卫生的关联备受瞩目。

（3）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的最高审议机构，有权讨论联合国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并向成员国和安理会提出建议。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大会开始注意到环境与污染的关联性，并决定于1972年举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从此拉开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序幕。200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环境与卫生目标成为总体发展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联合国大会还将2008年定为国际卫生环境年。201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了《我们憧憬的未来》，将环境和卫生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谈判中，环境和卫生目标也被列为相互联系的关键内容。

联合国大会、WHO和UNEP对环境与卫生间的关联性日益重视，使得三者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内将环境和卫生议题不断融为一体。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从问题领域关联上看，环境问题与健康密不可分。这一点已经通过科学研究得到证实，无论是来自WHO的报告，还是UNEA和IPCC的报告都对二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广泛研究。二是三大国际组织的呼应是联合国系统内协调与合作的一种体现，并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最后，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二者在各自领域面临相似的治理困境与机遇。由此可见，环境与卫生两个领域的密切关联和互动并非偶然。

1.2 法律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条约将卫生、健康因素作为立法依据纳入条约的序言或具体条款之中，一些国际卫生公约也将环境因素作为卫生立法的重要依据（表1）。这反映出环境与卫生问题在全球立法层面日益紧密的关联性。然而，从现有条约的具体内容来看，环境与卫生之间的关联性仍然缺乏具体、量化的约束性指标和规定。

1.3 规范关联：人权与安全

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还体现在二者日益融入到人权和安全等一些国际规范之中。从环境与人权层面看，2011年4月12日，人权理事会16/11决议要求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采取行动，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2］2012年，“里约+20”确认了通往可持续未来之路。这条道路通往一个为所有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清洁能源、更加安全和更体面生活标准的未来，这是建立一个“我们期望的未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里约+20”旨在就平衡和整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全球计划达成政治共识。在“里约+20”峰会的筹备阶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敦促国际社会将人权置于“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绿色经济”的讨论之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致函所有会员国，回顾《里约宣言》20年前所做出的承诺——将人类以及他们的权利、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置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13］

从卫生与人权层面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健康权是指一项包容广泛的权利，它不仅包括及时适当的保健，还包括获得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如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安全充足的食物、营养和住房、健康的工作和环境条件、健康相关的教育和信息等。其中，基本决定因素是充足的卫生设备和安全的饮用水、适足的住房。健康权已被《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等重要文件采纳。［14］由此可见，由于环境权与卫生权都属于基本人权，环境、卫生与人权之间关系密切，必须给予二者同等的重视。因此，环境与卫生的协同治理也是人权实现的重要基础。

从环境与安全的层面看，全球性的生态失衡直接关系到全球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在扩散滋生病毒的同时，正在削弱许多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与公共健康威胁的能力，大大增加了国际冲突的风险。

从卫生与安全的层面看，卫生对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疾病的传播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和福祉。

（2）疾病大流行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威胁国家稳定。虽然疾病可能不是唯一原因，但其可能成为引爆点。（3）大规模疫情也可以导致经济衰退，生产效率降低，人才流失以及由于缺乏商业信心而减少投资。［15］

因此，环境与卫生的国际合作和有效治理对于提升国际治理体系、消弭国际冲突具有重要作用。

1.4 治理模式关联

这里所说的治理模式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模式正在向全球环境治理模式靠拢。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卫生治理兴起，这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兴起大致同期，也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相一致。［16］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全球卫生治理与环境治理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表2）。

尽管当代全球卫生与环境治理均复杂而凌乱，但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规则制定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在规则制定上使用了过多的软法。当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国际立法与规范的学习上，WHO已开始参考和学习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际环境立法的做法。如2003年5月，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是针对烟草的第一个全球性多边协议，也是WHO主动制定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提出了广泛禁止烟草广告、提高价格和税收、在烟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标签以及除了其他烟草控制战略以外的避免人们被动接受烟草的措施。作为第一个全球卫生条约，此公约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国际环境立法的模式。

1.5 行为体关联

在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联合国环境署是全球最重要的环境机构，WHO是全球最重要的卫生机构。它们在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作用举足轻重。两大机构在环境与卫生的相关信息共享方面配合默契。如在2014年的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署重点关注空气污染，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空气污染致死的相关证据，呼吁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空气污染问题。除了二者之外，联合国大会、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及各国卫生机构和组织都是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重要参与者。［18］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的治理及倡议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了多个环境与健康相关的项目，关注领域涵盖从水源、卫生与清洁到传染病的防治。［19］由于资金雄厚，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地区以及非洲贫困人口的卫生和环境状况。与此同时，还有全球气候与卫生联盟（The Global Climate and Health Alliance）的倡议网络，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卫生的影响。它由17个卫生与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构成，主要进行领导力建设、卫生和气候倡议、政策与研究、参与及信息分享等工作。［20］总体而言，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已吸引了国际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不同行为体的广泛参与。

1.6 机构关联

从机构建设上强化环境与卫生的联系是环境与卫生关联性日益密切的一个重要表现。WHO在这方面姿态积极，设立了公共卫生与环境司。2014年8月，为了理解和管理与气候相关的健康风险，应对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的疾病负担，在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GFCS）的支持下，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r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和WHO组建气候与健康办公室，其主要任务为增强意识，提高能力，为气象专家与卫生专家建立联系，使其积极合作，共同开展气候适应及风险管理等工作。［21］此外，WHO鼓励该组织以及卫生机构和人员参与主要的气候论坛，强调在气候议程中卫生问题的重要性，推动决策者提供适当的健康保障。目前，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都有意识地推动各自领域内的有关环境与卫生的制度建设。虽然正式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但这种治理趋势已经日趋明显。

2 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的治理结构及特点

图1展示了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的治理结构，其特点包括：

一是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正在迅速形成之中。由于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日益增强，在全球、国家、区域和次国家层次，围绕环境与卫生的政策响应和制度建设都在不同程度的开展，但还不够有力和充分。图1用虚线标识了三个层次的治理现状。

二是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依然松散和脆弱，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相比，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缺乏一个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机制，联合国大会、环境署和WHO在国际层次上扮演主要角色，但它们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和安排。因此，目前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显得比较杂乱无章，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法律支撑，随意性较大。

三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资金和外交技巧等方面的优势使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主导权。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但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在议程设定和重大决策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迅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中，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气候变化与卫生联盟等大多来自发达国家。

3 环境与卫生之间的潜在冲突

前文的分析表明，保护环境和保护健康理论上是相互协调和支持的统一体。但现实中二者仍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这种潜在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相关的规范和理念，最终反映到国际立法之中。首先，冲突可能来自环境伦理和卫生伦理之间的冲突。目前，全球大多数的环境倡议组织和环境运动受到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规范与伦理的影响。因此，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环境与卫生的内在冲突已经显现，如疟疾的防控。疟疾由疟原虫引起，通过受感染蚊子的叮咬传播。在世界许多地区，疟原虫已经对一些疟疾药物具有耐药性。［22］目前，全世界有33亿人面临感染疟疾的危险。平均每分钟有一名儿童因疟疾而死亡。世界卫生大会在2007年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呼吁到2015年将全球疟疾负担减少75％。

1962年，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露了DDT等农药的危害。该书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而且也震撼了全球民众，为全球的环境运动提供了动力。卡森还列举了其他有害的农药，许多这类化学杀虫剂都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其降解速度缓慢，危害持久。20世纪60—70年代，正当一些发展中国家打算使用DDT应对疟疾时，由于担心环境风险而停止使用。但之后疟疾大面积爆发，仅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 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DDT，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降至50%以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在疟疾防控上，卡森的影响间接造成了6 000万人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恶魔之一。［23］197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将DDT列为可能致癌物。1995年，UNEP将DDT列入到禁止或限制使用的化学品名单上。

2006年9月15日，WHO修改了实行多年的防治策略，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来防止疟疾流行。WHO认为使用DDT所带来的公共健康效应大于任何环境风险。［24］但是，有不少非政府环境组织对此持保留态度。2001年签署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旨在全面禁止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全球迁移特性的POPs类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在疾病防治方面，该公约没有规定停止使用DDT的日期，但是公约缔约国每3年必须递交一份DDT使用情况的报告。作为千年发展目标六——防控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的一部分，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环境与卫生领域就需要更多地协调规范、标准与相关国际法的制定。

其次，冲突可能来自对环境、卫生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如2015年1月WHO执行委员会在讨论“空气污染与健康”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强烈反对相关决议的通过。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认为一旦形成决议，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2015年年底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而影响这些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最后，谈判无果而终。

4 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

目前，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治理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环境与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与国家安全考量。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卫生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20世纪下半叶，有关一些国家未能上报本国疾病爆发的指控举不胜举。有些国家担心，如果公开疾病爆发信息，就会招致其他国家对其货物和公民的禁运；就全球卫生伙伴关系来说，各种机制相互独立运作，缺乏一个协调系统提高总体的卫生水平，也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在一些涉及重要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议题上，科学在决策与治理中可能被边缘化，卫生及环境治理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战场。

二是环境与卫生的标准制定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随着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日益显著，环境与卫生的相关国际组织在污染标准制定与立法方面，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间的利益冲突。WHO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司长玛利亚·内拉（Maria Neira）指出，对环境进行适当监测和管理会大幅降低罹患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及肺癌的风险。［25］许多国家没有空气质量规制，而即便有的话，国家标准和执行情况也大不相同。然而，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必然引起争议。因为新的标准会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国内政治，并且会带来国际、国内双重的舆论压力。因此，未来所制定的环境与卫生相关标准和协议可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利益冲突，WHO的领导力受到一定的考验。

三是国内治理的部门与政策之间的割裂。如针对空气污染问题，WHO倡导将卫生统计与空气污染水平和来源数据挂钩；加强对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结果的监测；阐明在最严重污染行业中采取的政策干预措施可能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以确定最有益健康的干预措施；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卫生外交活动；确定研究重点和制定实施对污染行业的有效干预措施；广泛宣传最有益健康的部门政策，并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合作，实现有效沟通。众所周知，环境与卫生在国家治理层面分属不同部门的职责。当前，在国家层面，这种治理割裂现象亦十分突出。WHO倡导的上述做法涉及一国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协调和共同考量，难度很大。因此，国内的这种割裂必然影响国际决策的达成。［26］

四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与现存治理体制的矛盾。近年来，环境与卫生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反映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卫生伙伴关系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权力过大，与WHO的关系协调成为一个难题。如无国界医生、乐施会和红十字会等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在卫生治理中影响很大。富有的私人基金会，尤其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特中心等，具有资金和政治双重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改变有关卫生治理中的议程排序。同样，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遇到相同的问题，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更为杂乱。在治理体系中，谁来主导未来的治理，成为影响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是卫生与环境治理方面约束性法律的缺失。在疾病出现时，涉及到各国和医疗部门应如何采取行动。而国际卫生规则是以准则或建议的形式出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不具有硬法的效力，一些国家不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WHO只能通过“点名批评”方式进行威慑。并行的决策问题领域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监管的潜在冲突也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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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篇7

在全球治理委员会呼吁全体人类共同信守的核心价值中，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相互的尊重、爱心和正直。”［7］根据环境伦理学的主张，对生命的尊重不仅包括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同时也应该包括对地球生命力的尊重;对正义的尊重不仅包括对人类内部正义的尊重，同时也应该包括对物种之间正义的尊重。由此看来，国际环境治理除了遵循国际政治原则以外，还需要遵循两条环境伦理原则:维持地球生命力原则和环境正义原则。

第一，尊重自然、维持地球生命力原则。早在1923年，利奥波德就对地球的生命力做过形象的描述:“把土壤、高山、河流、大气圈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器官的零部件，或者动作协调的器官整体。……我们尊重它们，不仅在于把它们视为人类有用的工具，而应视为一种活着的存在。”［8］由生态系统构成的生命之网是脆弱的，如果人类把地球看成僵死的资源进行不合理的开发，或者忽视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持作用而仅仅依据人类的资源需求进行治理，就可能无助于地球生命力的维持甚至可能对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生物界产生破坏性作用。尊重自然、维持地球共同体的生命力要求确立全球环境意识，培养地球家园意识，因此在国际环境治理实践中应遵守共同合作的环境伦理规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球生态危机当中单独全身而退，所以保护全球环境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只有采取合作与互助的方式进行环境治理，才能维持地球的生命力，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基础。面对国际环境治理的共同责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国际间的广泛合作，同舟共济，而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尊重自然、维持地球共同体的生命力的环境伦理原则还要求我们既要明智而谨慎地利用自然资源，又要尊重地球生态过程，按照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和内在关系行事。在国际环境治理过程中，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要求的具体规范就是遵循“风险预防原则”，即“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定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9］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宣言》等国际公约中的类似规定，体现了贯彻风险预防，维持地球生命力的环境伦理原则的努力。

第二，环境正义原则。作为环境政治概念，国际环境治理要求改造既有的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作为环境伦理概念，国际环境治理需要坚持环境正义原则。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环境伦理关系，所有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都必须考虑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资源秉赋、环境状况、生态特征、人口数量、生态承受能力、现有生产技术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等，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治理手段来承担自己的环境责任。

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以来破坏自然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当今主要全球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就应该承担起国际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具体说来，就是要履行在各种国际环境保护协议、公约、法规中的承诺，并根据自己国家在经济发展、军事活动、科学实验等活动中所利用的资源数量，在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生态问题上的实际影响，按照科学评估所得出的维护全球环境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资金、技术和生态恢复的环境责任。因而，环境正义原则要求各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治理中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具体环境伦理规范，明确发达国家对当代人类环境问题负有的主要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认清自己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并抵制国际间的污染输出和危机转嫁。

真正的国际环境治理无疑是一个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动态过程。它不断追求实现更能代表全球公民的共同环境利益，更能担当国际环境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环境正义和环境安全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当前，国际环境治理应当遵循的环境伦理的重点，仍在于坚持与贯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原则”、“不损害他国环境与各国管辖之外环境的原则”等，而反对限制国际环境正义与环境安全实现的、追求少数国家或地区的局部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行为，例如，气候干涉主义、垃圾殖民主义、环境霸权主义等。

环境伦理推动国际环境治理的“路线图”

从环境伦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开始，环境伦理的理念和原则对各国家、国际组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致看来，环境伦理推动国际环境治理发展的“路线图”应该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环境伦理通过环境运动催生了一批国际环保组织的建立阶段。虽然在处理国际环境问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国家，但是国际组织在各种国际环境领域中开始崭露头角，而且借助环境问题的道德制高点，其参与力度和影响日益明显。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出现了许多针对国际环境问题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全球环境基金会等等。此外，一些并非针对环境目的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强调环境伦理，它们对国际环境问题也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第二阶段，是环境伦理理念、意识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以及民众间传播普及的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一些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出现，传统伦理在国际环境治理中显示出乏力和困难，而环境伦理的先锋之作《寂静的春天》恰逢其时地出版，所以国际组织开始转向环境伦理学寻求理论和智力支持，并大力宣传推广。专门针对国际环境问题为目的成立的国际组织对促进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和新兴环境伦理的关注，使环境伦理理念和意识尤其是维持地球生命力原则、环境正义原则进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决策议程。

第三阶段，是环境伦理规范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化阶段。环境伦理需要借助制度化的强制力量，才能使环境伦理学不至于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只是以浪漫的方式来争论动物的权利，来抒发自己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来提倡荒野体验，来抽象地谈人类与自然物的平等关系”［10］，而真正将环境伦理学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国际社会认识到制度化是环境伦理得以实践的重要途径。所以，环境条约开始大量达成。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已制定270多项国际环境条约。这些环境伦理的具体规范渗入国际环境规约的所有议题领域，对于在国际环境治理实践中落实环境伦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阶段，是环境伦理规范和制度推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在国际环境治理过程中共同自觉践行的阶段。各国遵守国际环境公约等制度、践行环境伦理，而不是使环境伦理成为一纸空文。相关国际组织会在国际贸易等活动中，对产品执行严格的环境标准，而且环境标准越来越严格，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甚至环境保护成为国家进行经济决策的一个必然考虑的因素。此外，环境伦理要求通过国际组织的调研或监督来推动环境公约的落实。如1973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职能就包括审查世界环境状况，促进环境科技情报的交流和审查国内国际环境政策对环境的影响。这样，使各国逐步接受环境伦理的理念并将其作为行动自觉的基础。最终，世界各国聚合成一个真正的整体，形成人类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同的整体利益观念。

中国的行动

秉持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中国从派团出席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采取了积极的国内国际行动:

首先，中国在国内大力研究和传播环境伦理，积极解决国内环境问题。1972年启动了国内环保事业，2004年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同时，结合中国复杂的周边地缘环境，中国政府相继启动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集中开展跨境生态安全和相关国际环境伦理研究。2008年又开始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中国政府推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型周边外交战略和共建“和谐世界”的新型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正成为国家环境伦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环境治理篇8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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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 p pojman, 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m）. ja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1994.

全球环境治理篇9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

全球环境治理篇10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全球环境治理篇11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