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南方建筑论文篇1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2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南方建筑论文篇2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参考文献
[1]郑宏飞，张瀚.地域建筑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思考———以重庆地区为例[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2，04（15）：35~37.
[2]钱锡栋，周俊.现代建筑的地域文化性实践———以象山商会大厦建筑设计为例[J].浙江建筑，2012，07（21）：10~12+16.
南方建筑论文篇3
我国拥有的诸多南海岛屿，如2012年伴随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的撤销而同时建立的新行政区———三沙市。三沙市是中国位置最南、面积最大（包括海域面积）、陆地面积最小及人口最少的地级市，是全国继浙江舟山市之后第二个以群岛设市的地级行政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个地级市之一，位于南中国海，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政府驻地位于西沙永兴岛。三沙市管辖范围为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伴随三沙市的建立，在南海岛屿的建筑建设数量在不断的增加，目前主要建筑的着眼点在于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与基本的国家形象宣示，对于结合当地文化、地域特点以及多角度、立体化的体现国家形象存在较大的加强提升空间。目前在南海岛屿已完工的建筑当中，例如三沙市的一些政府机关部门建筑，不乏很多具有典型欧美建筑特点的外观设计。这些风格的建筑在我国内陆地区其实并不少见，但当在地处边疆地区以及出现归属被邻国曲解的时候，这类地区的事件、新闻、影像，会大量的被国内外各类媒体以各种形式传播。这种情况下，现实中的建筑外观所体现的装饰风格就会必然对受众起到潜移默化的认知性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其风格特征能够具有代表所属国家的民族风格，并进而体现所属地域的国家形象传播效应。从环境设计的角度看，实现在三沙等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中，实际设计应用环节下的理论与方法的使用价值与指导意义，应该通过结合建筑外观设计与地域文化的手段与方法，为当地政府机构等具备国家形象的建筑设计中巧妙的融入国家形象，形成可行的设计理论与方法，提升国家形象在实际建筑载体上的传播力度。回顾历史，学界关于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中的国家形象应用研究，分散在传统的乡土建筑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传播领域、建筑与环境关系领域。我国古代专题记录南海岛屿建筑的书籍文献匮乏，能够对本课题有启发作用的古建筑研究文献如：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钟晓青的《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钟晓青中国古代建筑史论文集》。乡土建筑研究方面的文献如：陈志华，李秋香著《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李晓峰著《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都提出了独到的民族特色建筑外观设计风格的应用方法。目前国内研究相关领域多集中在新闻传播或国际问题研究，一些专家学者对关于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传播、南海海权与我国国家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宏观的战略层面与政治学角度研究国家形象与传播。而从艺术学视角，与国家形象静态、固体化、立体化传播相结合的研究较为少见，尤其是以建筑外观设计作为与国家形象结合的交叉点，较少有对类似问题进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从独立的以海岛岛屿为环境载体对建筑外观设计形态进行分析的近期研究，论文“辽南海岛民居气候适应性研究———以大连市獐子岛为例”，提出了气候环境对于岛屿建筑的重要影响。目前国外与之研究相关资料较为缺乏且多集中于LawrenceJ.Vale的研究。他认为（出处）建筑环境是反应国家力量和民族认同的中心要素，并总结城市建设与建筑是为政府意识服务的。无论何时，政府领导人、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都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嵌入城市文化中，并想要创造文化和政治相关联的城市建筑结构。另一位作者ChristineM.E.Guth在他研究日本1868-1945年时期艺术，建筑和国家意志的文章中也指出当时的明治政府也曾通过艺术和建筑领域的相关措施来强化自己的和领导地位，而日本奈良与京都的城市建设面貌深受当时明治政府改造国民审美观念和宗教传统的措施影响；矗立于东京皇宫门口的楠木正楠武士铜像至今都是代表政府希望国民忠于皇权的象征。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古时或战后时期的城市建设，未涉及当今新形势下的社会环境现状。综上所述，关于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中的国家形象应用研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对其从建筑外观设计角度与国家形象元素进行结合研究的成果尤显不足。作为南海宣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外观设计不仅反映了地域性特征、民族装饰特征、民族存在状况、民俗特征等，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南海岛屿建筑发生、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料。
（一）南海岛屿建筑设计与环境
海南岛屿建筑的气候适应性造就了独特的建筑形式。好的建筑基础是要适应环境，尤其不能忽略的是环境特征、民族地域特色特征。同样的，中国传统少数民族的环境适应性造就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分地域的代表了民族存在，进而体现我国的国家形象宣示。中国南海岛屿少数民族建筑由于其独到的因地制宜，适应自然的设计原则与理念，应该成为我国南部沿海省份的国家形象承载于建筑外观设计中的应用原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民居因其环境适应性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对这种地域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将成为我国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体现国家形象的应用趋势。另外，南海岛屿的建筑装饰材料亦可以就地取材。南海岛屿所归属管辖的海南省，自身就具有特点极为鲜明的热带装饰材质、材料。既具有典型的热带地域特征，符合岛屿建筑外观装饰所需的气候适应性，防潮、耐腐等性能优良，同时也可成为南海岛屿建筑材料的重要本土化来源。这种从材料上配合建筑装饰设计风格的结合，会更加突显南海岛屿与海南省的血脉相连，并可以从设计风格到材料应用，完整性的宣示国家民族的专属形象特征。
（二）岛屿建筑设计与民族
南海岛屿环境具有国内独一无二的热带岛屿环境特征。在建筑外观设计中，无论从材料到工艺均有着显著的地域性要求。南海岛屿建筑同时又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装饰特征，南海诸岛唯一的少数民族为黎族，也是海南主要的少数民族、海南的原住民，其自身千百年来形成的特色建筑装饰元素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在邻国对我国南海诸岛颇多争议的背景下，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更应体现国家形象的传达。而国家形象的强化，不仅是国旗、国徽的简单应用，更应与本国民族特点相结合。民族形象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家在特定地域内的鲜明的国家存在与宣示，即是将南海岛屿环境因素、南海岛屿特色民族装饰元素、国家形象特征，进行三位一体的结合研究，才能形成带有鲜明本国民族地域特征以及区域性国家形象的建筑外观设计理论与实际可应用性设计方案，从而使之合理自然的与国家形象相融合，传递出更为鲜明、独特的国家信息。
三、相关性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一）相关性研究的主要问题
1.南海岛屿环境中的建筑外观设计所受的地域性条件限制与影响研究南海岛屿属于热带气候下的岛屿地域环境，与我国其它地域下岛屿环境区别明显。在南海岛屿进行建筑建设与外观设计需考虑更多的与本地气候、环境相适应的材料与工艺，尤其在建筑外观设计中，造型设计与材料、工艺的协调与搭配在南海岛屿更显重要。因此这一方面是该领域研究的第一个主要环节。同时，对于不同岛屿的土壤特征、密度，潮汐情况、空气湿度等环境问题进行收集与分析，研发本土化的可耐性建筑装饰材料，并能够在解决质量需求的前提下，最大化的体现材料美学下的国家意志审美标准，即将材料运用的方式与方法变成国家形象宣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2.南海岛屿环境下的建筑外观设计与所处的地域环境特色元素的结合性研究南海岛屿地处我国最南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海南黎族作为海南与南海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千百年来最主要的原住民，其建筑特征与装饰元素、符号成为我国在这一区域鲜明的民族特色代表，将海南黎族建筑装饰特色元素、符号与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造型相结合，更能凸显我国地域性民族特征，强调国家特征。例如黎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装饰符号大力神纹，其自身本就具备极为抽象、简洁的图形美，稍加修饰后，将其设计应用为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的装饰图样，其装饰效果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在其平面形式的基础上非常便捷的就可以进行立面化处理，成为建筑外观装饰结构造型的特色来源，能够呈现出优美独特的立体化装饰造型，尤其是应用到栏杆或立柱的装饰造型中，更加彰显出浓郁的民族地域装饰风格。这种形式也明显区别于南海邻国的建筑装饰特点，具有我国鲜明的地域装饰特征。3.国家形象在南海岛屿环境中建筑外观设计的应用方法研究基于目前邻国对我国的南海岛屿质疑的现状，强化我国南海建筑中对国家形象的宣示与传播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因此研究将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结合国家形象特征成为设计方法研究的主要环节。如海南黎族的船型屋，从建筑体量上说既有一人多高的小型民居，也有两层以上的杆栏式船型屋，总体特征上在屋顶都有着显著的相同点，类似一艘倒扣的船体，而材料上选择的是海南当地的长条形茅草，再结合筛选过的树枝，经过有序的编织后形成了一个兼具实用性与美学特征的独特建筑外观样式。这种海岛建筑风格也同时具备着我国岭南杆栏式建筑的诸多特征，因此，将其融入到南海建筑外观装饰设计风格当中，势必能够令建筑外观形式差异化最大程度的体现，也同时成为代表我国形象、彰显建筑所在地域归属的又一力证。4.国家形象在地域性环境下与建筑外观设计的结合方法研究结合前三个主要研究环节，拟将南海地域环境因素，即环境中的地势、地形、气候环境、建筑装饰材料与工艺，与南海岛屿民族即黎族建筑装饰特征，与国家形象特征，进行三位一体的结合性设计理论研究，并形成较为可行的设计理论与设计应用方案。
（二）研究重点
结合以上论述，对南海岛屿建筑风格与国家形象进行适度结合，必须对以下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1.完整的收集、整理南海岛屿的诸多环境信息。如地形、地貌，以及适应南海岛屿气候条件下的建筑装饰材料研究；需要对南海岛屿实际环境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南海岛屿现存环境中的人为建筑情况进行记录；对建筑装饰材料的耐腐、耐潮、抗风雨等特性进行分析，发掘当地适应环境需要的建筑装饰材料；对属性特点进行分析，进行不同材质铺贴后的质量与美学效果观测。2.收录南海岛屿内的黎族建筑装饰特征元素，与海南省内的黎族建筑装饰特征进行比对研究。分析南海岛屿居住的黎族建筑装饰元素独特性与代表造型、元素，与适应南海岛屿建筑外观设计的造型进行结合性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逐步推进实际设计方案的绘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的通过设计实践验证理论的可行新与效果，同时进行设计图纸分析与评估、修正。3.对国家形象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尤其是对国家形象与南海岛屿建筑造型设计的结合进行理论研究与设计分析。重点在于画龙点睛之处，即建筑结构或主体形象上与国家形象造型结合的设计手法，并通过电脑三维技术进行建筑外观设计的应用尝试，与专业领域内的专家进行沟通，不断进行外观形象设计的修改，使之在具有浓郁地域民族装饰特征的基础上突显国家形象效果。4.对南海岛屿环境因素、南海民族建筑装饰元素、国家形象特征三者进行结合后与建筑外观设计进行结合，最终得出具有能够宣示国家形象、体现南海少数民族特色、适应南海地域条件的建筑外观设计理论与方案，即综合运用以上研究成果进行最终方案的设计应用。
南方建筑论文篇4
我们在大街上可以看见很多建筑都是似曾相识，相同的建筑表现手法被滥用，没有独特建筑韵味。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我们应该从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特色文化。要想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只有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研究自己的传统建筑文化并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中国的建筑必须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建筑文化、建筑传统、建筑创新进行交流和比较，才能有突破和创新。皖南民居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研究皖南民居最终目的是如何认识和继承传统文化，只有将人类的传统文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才能具有深厚的创新基础，才能在实践中持续不断的创新。
一 中国建筑的现状
（一）自身发展现状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建筑文化。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旧民居像丢垃圾一样被废弃，以旧城改造为借口，大面积的拆除旧民居，中国原有传统特色的民居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与欧洲齐名的名城和乡村小镇的旧式民居已经渐渐消失，一味地推崇新式建筑，取消中国传统建筑中值得学习的东西和地方特色。当人们对旧式建筑进行拆除后，又开始对旧式民居怀念，人们运用一切科技手段对一些传统现存的旧式建筑进行包装和设计，一些旧式建筑拆除后又重新建造，建筑没有合理的规划，一些新建的新民居套上一些一味的复古、仿古，追求飞檐翘角的平庸摹仿，乱施装新，显得杂乱而平庸，这些拆除又重新建设建筑，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形式上缺乏文化意蕴，更谈不上在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
（二）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建筑史上，建筑的样式虽然长期拥有其自身的东方特色，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今天的一些建筑业，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其设计理念可谓贫乏之至，一味刻意模仿所谓“欧美风格”，什么拜占庭风格，歌特式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营销概念，从外观上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但是还很不纯粹，包括建筑造型、细部设计等都显得较为粗糙，有的直接将国外的设计图纸拿过来拷贝，体现了国内建筑行业想象力、创造力的匮乏。
西方现代建筑理论有现代主义建筑、多样并存多元共生理论、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结构主义建筑理论等，这些建筑理论对国际建筑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发展速度较慢，中国建筑界与国际上的差距非常巨大，国外建筑师及其作品进入中国，从设计思路、建筑观念及运作机制上产生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新的设计观念、设计元素、设计方法进入了中国市场，给中国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但我们不能如盲目追求，否则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将会流失。
二 皖南古民居特点
皖南民居，指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清末（1911年）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居、祠堂、书院、牌坊、楼台亭阁水系等民用建筑群体。这些星罗棋布地散落着的许多古村落就是以徽商资本为经济基础，宗族观念为社会基础，及微文化熏陶下造就的具有典型地方文化特色地村落，优美的自然风情和个性鲜明的居住形态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仍然保持着原始面貌。尤其是在黟县一批古民居村落，全县有715个自然村落，尚存明代民居30余幢，清代民居3590余幢，明代祠堂3幢，清代祠堂118幢。
皖南民居有着独特建筑艺术魅力，它依山傍水，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环境和大自然的特点，因地制宜，运用大自然的不同的地形，造成高低错落，空灵通透地特色建筑群，利用地形的落差来制造水系，水系的出现可以解决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也为防止火灾接近了水源。皖南民居的马头墙、天井以及链接巷弄的街道，都是具有传统色调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使皖南民居有空间的层次感和韵律感。
除了建筑艺术还有装饰艺术，这主要表现在砖雕、木雕、石雕，甚至，把三者融为一体与木柱、梁结构巧妙的综合运用，形成一种技艺独特、气韵生动、自成一体的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这种砖雕、木雕、石雕形式使皖南古建筑群发出璀璨的光芒，深深吸引着现代人不断的思考。
三 如何将皖南古民居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当今的中国建筑师处境可以说较为尴尬，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境地。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暂时相对落后，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同于西方，因而一时间建立不了能体现现代精神的“先进”设计思想，只能追随西方建筑师的作法。一方面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建筑出现后现代主义建筑热潮，使国内建筑界争相效仿，于是中国设计师们也就跟随西方建筑后现代主义建筑热潮，在中国设计出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这些不过是一味模仿和抄袭国外的建筑式样，对国外的建筑翻版或复制。在这样的环境下无疑会产生一大批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四不像”建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处于不利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探得本源而治理，创造出自己的建筑理论，将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一）生态上
皖南传统民居技术思想中贯彻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风水理论。皖南民居的水系以及天井就体现出其生态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皖南民居建筑发展延续的原因之一，我们现代建筑中应该从皖南民居中吸取这种发展机制，使现代建筑能与外界环境得到协调。改造自然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另外对自然资源要少费多用，包括节约土地，在能源和材料的选择上，贯彻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循环使用以及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等原则。减少排放和妥善处理有害废弃物（包括固体垃圾、污水、有害气体）以及减少光污染、声污染等等。以建筑设计为着眼点，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阴，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方式，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以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让有建筑与外在环境相适合、协调、平衡的发展，保持持续性、和谐性。
（二）技术上
皖南的传统民居建筑中体现出传统民居的发展特点，体现出生态的适应性，对技术的可持续性。皖南民居减少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使用，充分利用日照采光和自然通风等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一些防火、防腐、防潮、防虫等工艺技术使皖南传统的木质结构得以保存，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体现的皖南人民的聪明才智，这些人民的才智还表现在：利用一些当地的建筑材料对老建筑进行修复和建设，这些材料的使用使这些传统建筑的生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这种传统的木质结构较为灵活，便于统一制作、装卸维修和重复利用，当地的人们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和不同人们的需要，对建筑空间的设计与处理也是较为灵活的。现代建筑也应从中学到防火、防腐、防潮、防虫和一些维修技术等工艺，这可以使现代建筑的木质结构能够保存较长时间。
皖南民居是底层建筑，现代建筑中要考虑到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层高特点，利用高层建筑的裙房和主楼的进退部分作为皖南特色的体现平台，灵活搭配坡屋顶和马头墙符号，房顶可以由于采用“人”字坡式屋顶，这样比西式别墅“丁”字坡顶要节省许多。
（三）艺术上
皖南民居对村落选址的地形、地貌、流水、风向都有严格的要求，现代建筑中也应从中学到皖南古民居的布局经验。现代建筑中还可以继承东方理念以中轴线对称布局，雍容大观，伦理分明，又切合现代人居新观念，采光、通风、保温、动线流畅，诸多方面均达到人性化设计标准，艺术装饰上可局部石雕砖刻、天井格局，如厢房“小姐窗”，东西莲花门可简化为玻璃门，可用二层玻璃夹木雕、铁花防尘，或直接改用刻花玻璃。卧室窗下均设空调机出风座，风口以黔石镂雕保持皖南民居遗风。在建筑物的主入口和进人部位采用“三雕”（砖雕、石雕、木雕）装饰，使人感受到皖南建筑的氛围。皖南民居体积一般都不是很大，而现代建筑一般较大，这就要考虑体积大小的问题，现代建筑一般体量较大，有较长的连续性墙面，可通过线条分割、墙面凸凹等多做方法化大为“小”。现代建筑的色彩一般较为丰富，而皖南传统民居色彩则较为淡雅，以黑白灰为主，现代建筑就要色彩力求统一、清新、明快。这是我们要积极探寻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城市建设之间的结合点。
我们从以上从生态环境、技术手段、艺术手段的运用可以看出皖南民居使包含了很多建筑手法，而现代建筑也应同时使用一些传统技术手段来达到自然条件和自身风格的并存，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既然我们有了这么好的皖南建筑文化，那么如何继承传统与创新呢？这就要我们避免伪历史、民俗的建筑在商业的利益下兴建，合理运用皖南传统元素，避免不完善的建筑市场对建筑继承与创新的冲击，要我们在设计理念上做细致的推敲。
四 皖南古民居传统元素的继承与创新
现在的中国建筑吸取皖南传统元素之后，也吸取西方现代的生活理念，中西融合之后，发挥各自的结构特点，使现代建筑具有传统的语言也可以有新的尝试。
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皖南的建筑一直保持着其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我们可以将皖南建筑中有特色的建筑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在现代建筑中表现出传统的形状、色调、质感、线条、纹样，或是将传统的元素将其抽象为符号，局部运用于创作中去，减少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合理处理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强调建筑的协调统一性、整体性，避免建筑元素间相互脱节。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运用，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促使每个元素都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现代建筑实用、经济、美观。
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弘扬皖南建筑风格，传承皖南建筑文化精髓，是发展中国自主建筑的新起点。皖南人民用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创造出这份伟大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这份遗产在地方特色上为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他不仅仅是皖南人民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更是世界人民的。
南方建筑论文篇5
引言
中国古代对四季更替所产生严寒酷暑的深刻认识，建立二十四节气，把握太阳、风、雨、雪等自然因子的基本活动规律，并将其与山川地貌产生联系，在建筑上充分利用日照、采光、通风等规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区域的南方与黄河流域的北方各自从选址、营造和活动三方面着手都营造了冬暖夏凉的建筑。
一、选址
选址是冬暖夏凉建筑营造的首要文化内容，以气候因素为主导，综合考虑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等环境因素。
1、基址的地质条件要稳定。稳定的基址，土的密度大，延展范围广，不易泛潮，建筑室内空气湿度小，不易造成冬天阴冷，夏天闷热。
2、就江河湖海等水面来说，北方建筑讲究远离水面，南方建筑则讲究亲近水面。风水认为，位是吉地，在南方是显而易见的。
3、就山峦岗阜等高地来说，北方地区讲究将建筑建在“山之阳”，即山的南边，而南方地区更看重能否获得从高地倾泄而下的清凉空气。
如果在聚落的择址上符合以上三点，则被称为“大吉之地”。因此，就择址的范围而言，南方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无论在稻田水间，还是山川河谷，民居散落各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北方的聚落则更为集中。
二、适应气候条件
对日照、风向、降水善加利用是南北方建筑空间基本文化。
1、日照
太阳辐射能提高环境温度，寒冷地区趋之，炎热地区避之，从而影响建筑的朝向、布局、立面、色彩、材料及树木选择、室内布置等。
①朝向
对日照的取舍决定了建筑的朝向。北方地区，为获得充足的日照，建筑多南向，其次为东向、西向。而在南方地区，为避开阳光直接照射，高大树木、现状建筑等环境因素往往起决定作用。
②布局
日照影响着建筑的四至、围墙、庭院及辅助建筑。
在北方地区，为获得充分的日照，多采取南院北房的布局，其次为西院东房及东院西房，宅院前、后、左、右多巷道、且宽，布局散乱。在南方地区，为避开日照，院落的南、东、西侧多布置建筑、高大围墙，宅院之间的巷道很窄，能省则省，布局紧凑。
③立面
北方地区主要建筑特别明显，立面平直，而南方地区建筑之间主次不明显，立面多凹凸，雨蓬出檐较深。换句话说，形体简单的硬山建筑更适合北方地区，而形体较为复杂的悬山、歇山建筑更适合南方地区。
④色彩
由于建筑与人的长期相互影响，寒冷地区看到如棉絮似的枯草、抵御寒风的老墙、遮挡风霜的陈瓦，在心理上能使人感到温暖的，而在炎热地区看到同样的材料，因其能隔热避光，同样也使人感到凉爽，这可以从昼夜温差较大的极冷极热的高原地区建筑得到验证。
⑤树木
繁茂的树木不仅能遮挡阳光还能吸收阳光，具有降温作用。因此，为得到充足的光照，北方地区讲究栽植落叶树种；为减少光照，南方地区倾向于四季常青。
⑥材料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材料的可选择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不外乎土、石等当地的自然材料及其制品，而这些材料的热导率较大，性能较差，保温隔热的重要办法就是增加围护结构的厚度，缩小建筑体量以减少传热面积，从而减少热量的传递。
⑦室内
阳光通过建筑的洞口影响室内的布置。在北方地区，靠阳光那侧的内墙多与阳光平行，建筑内部空间分隔时多用横墙；在南方地区，由于门窗总是位于大雨蓬的阴影里，室内分割就自由得多。
2、风力
各地风向千差万别，有的地区具有明显的主导风向。因此，北方抵御寒风散热、南方迎风纳凉就成了营造冬暖夏凉建筑的一个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建筑的朝向、布局、立面、材料、以及植被、室内布置等。
①朝向
在北方地区，避开风向的建筑，其朝向都是合理的，无论是建筑还是围墙的出入口；而在南方地区，一切有利于迎风纳凉的开口都是合理的，无论是建筑还是巷道的出入口。事实是，北方地区很少有建筑及围墙向北开口的，而南方地区则由环境因素决定。
②布局
在北方，将主要建筑设置在北端，靠其高大厚实的外墙来抵御寒风、风影内的辅助建筑设在南侧就成为平面的基本布局。因背风面多回旋风，常沿宅院设防风墙，东北地区有名的“土围子”即是。而在南方，为迎风纳凉，将建筑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是最理想的。因此，经常会看到在广阔的稻田水间散落着一座座建筑，那种认为体现中国人内敛性格的围墙在炎热地区却难觅踪迹。
③立面
北方立面密实，门窗洞口少、小；而南方则通透，门窗洞口多、大。
④树木
在北方地区，树木的作用在于形成防风林；在南方地区，树木靠蒸发能明显降低环境的温度。
⑤材料
在北方，需要增加围护结构的厚度；在南方为隔绝室外的热空气，同样如此，或者，为了将室内的热量传导到室外，建筑多单薄或通透。
⑥室内
当室内空间分隔的时候，布置一些横墙，在北方地区，可以阻挡由门洞进入室内的冷风，而在南方地区，则不易影响穿堂风的形成。
3、降水
北方地区台阶低，屋顶坡度大，建筑出檐小；而南方地区台阶高，屋顶坡度小，建筑出檐大。
三、空间活动
在北方，适当的增加活动，而在南方，适当的减少活动，可提高对建筑空间的舒适感受。
结论：
冬暖夏凉为南北确立了一系列适应气候的建筑文化，这些文化以建筑的形式出现，它们包括大至聚落的自然环境、功能、形态，小至宅院的布局、建筑的基本构成。这些文化在我国的南北方广泛传播，在历史的长河里积淀成为特色鲜明的地域建筑文化。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六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3]（明）王君荣.图解阳宅十书
基金项目：本文为新乡学院科技创新基金项目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1399020093。
南方建筑论文篇6
一、河南传统民居主要分类
河南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概括来说是地势西高东低，降水南多北少，气温南暖北寒。[2]李红光，刘宇清在他们研究论文（《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探讨》）中有提到过从地形、地貌、气候，经济发展和交通联系等条件来划分，河南全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域：①中北部湿润平原区域：此区域位居核心，交通异常便利，经济在近代是河南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们认为民居特色最河南化的区域。②豫西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干燥，文化深厚，经济和交通不算发达，内部差异大。③豫西南盆地：位于省域边缘地带，盆地意识和现象突出，建筑规模质量有限，呈现小富即安的稳定状态。④豫东平原：由于人口密度高，水旱灾害频繁，生存压力大，建筑规模和质量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⑤豫南丘陵水网地带：由于人口密度不高，植被好，水源丰沛，建筑比较灵活，类型上与湖北、皖中较接近，遗存民居绝对数量不算多，规模也不算很大，但对水乡和湿润气候有所反映，整体上还1有北方建筑的方正和厚实。[3]
二、河南明清时期民居建筑布局特色研究
李红光，刘宇清认为由于河南民居特色不是非常浓郁，通常被认为是北方汉族民居普遍的存在形式，而且从遗存上也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从目前能看到的教科书和各种资料上，除对豫西窟洞有所提及，对河南民居基本上没有反映，也没有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册介绍河南民居情况的专著。[4]
管仲在《管子・乘马》①一书中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句话反映出古人建造村落时十分重视选址和建筑的定位以及对土地的合理使用，城市的规划和建造不必强求形式上的整齐，而应当充分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及地形条件等，各个功能分区上也应当注重因地制宜，以便充分发掘自然条件的潜力，做到天人合一，更好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环境。[5]
左满常在他的《河南民居》一书中提到，河南民居院落的平面布置形式呈现这样的特点，但大致可归纳为4种基本形式，即四合院、三合院、窑房院和大别山区的前后排房院，通过院落把单体建筑组合起来。首先它具有良好的居住功能。其次是庭院具有良好的小气候调适作用。三是其具有良好的自防、护卫功能。[6]
左满常和张献梅认为，院落的组合方式首先是纵深组合，前面一个四合院，后面一个三合院，即组成一座二进四合院。这种组合形式的简化往往是受宅基地长度所限，不得以而为之，不过也成了河南民居的一种固定组合形制，在河南范围内广泛分布。另外一种组合形式是纵深式，单独的院落纵深一般不超过两重院，再深则狭长比例严重失调，应用不便，因此院落需需要纵横向同时发展，以便于更好地组织空间，同时也便于使用。[7]
三、明清时期河南民居建筑空间虚实关系研究
老子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不是虚无，而是无中存有”。[8]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哲学思想对传统民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虚实”这一概念源自于哲学中的“有无”思想。老子在讨论“有”与“无”的关系时就以建筑为例，他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无、虚的窗户成就了建筑的实和有用性，“虚”与“实”是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的，这就是所谓的“虚实相生”。[9]
吴建，付庆相在其著作《建筑中虚实空间的营造》中写道，“关于建筑艺术的空间美和实虚空间的联系，早在计成《园冶》中就有论述：“深奥曲折，通前达后”，“相间得宜，错缩为妙”，“砖墙留夹，可通不断之房廊；板壁常空，隐出别壶之天地。亭台影罅，楼阁虚邻”。[10]
贾宁在《体味空间意境――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研究》中提到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是框架体的木结构，从空间角度来看是无；根据不同需要加以墙体分隔，使空间形成了有，从而形成了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以及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以房屋围绕着院子，大面积的门窗隔扇向院内开敞，通透中的相互关联，虚实之间使建筑与自然之间互相融合，实现了“人、建筑、环境”三者的互动和交融。[11]
四、自己的研究观点
《黄帝宅经》里写道“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开地”。建筑是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衍生出的产物，它的变化发展也要与人息息相关，和谐相融。研究河南传统民居建筑，是能够将传统中原建筑文化和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相结合，建造出更加适合本土的现代建筑.贝聿铭说：“建筑必须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 就好比是一棵树，必须源于土壤之中”。[12]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语言在特定的地方起着独特的作用， 只有充分挖掘并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 中国的现代建筑文化才能真正在世界面前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贾宁.中国传统民居中的虚与实.[J].山西建筑，2006，32（24）：14-15
[2]王芳.中原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形态分析.[J].河南理工大学，2006
[3]李红光，刘宇清.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初探.[J]中国民建博览会：134-139
[4]李红光，刘宇清.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初探.[J]中国民建博览会：134-139
[5]曹琦.河南传统民居空间形态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1，6：49
[6]左满常，白宪臣.河南民居[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7]张献梅，左满常.河南民居院落平面布局特征.[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35）：15474-15476
[8]贾宁.中国传统民居中的虚与实.[J].山西建筑，2006，32（24）：14-15
[9]吴健，付庆向. 建筑中虚实空间的营造.[J].山西建筑，2005，31（09）：34-35
南方建筑论文篇7
其次，就图书内容的呈现方式而言，本书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正如作者所言，通过多年来查阅史料和实地调研，掌握了大量来源多样的第一手资料。仅以书中所配图片为例，除了今人拍摄的不少照片外，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本书所采用的建筑老照片，有的来源于民国档案，有的来源于民国时期的图书、期刊，还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明信片、地图等。在建筑案例分析时，往往又根据叙述内容的差别选取不同类型的图片，如在宏观论述建筑布局和风格时，多采用设计效果图和鸟瞰图，做全景式的解读；而在具体介绍某一建筑的建筑特征和艺术造型时，又多采用设计立面图和特写图，做局部或微观的展示。
南方建筑论文篇8
澳大利亚高校建筑学专业传承了英联邦国家的教育体系，课程内容丰富，教学模式灵活多变，并且非常重视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性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是澳大利亚8所五星级大学之一，建筑学专业颇有名气，其中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著名建筑师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 )就毕业并现任教于这所学校。本文主要针对建筑学本科课程教学进行探讨。
一、建筑学本科课程设置
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本科学制为3年，完成本科学位需要修满144个学分，每学期需修学分为24。以一所国内三类本科院校为例，建筑学本科学制为5年, 完成本科学位需要修满230.5个学分，每学期需修学分平均为23。从图表1中可以看出，国内三类本科高校建筑学专业学习要比新南威尔士大学多出2年时间。为了完成建筑学本科学业，国内三类本科高校的建筑学专业学生们要比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专业多修1/2的学分，并且在大学阶段课程学时间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2倍以上。其中，每学期的课程学习时间就超出新南威尔士大学接近1倍。另外，图表2列举出了两类高校的课程比重情况，我们可以从列表中发现，虽然两类院校中必修课与选修课在学分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均达到3:1，但是国内三类本科院校需要完成的建筑学课程数量比新南威尔士大学多出许多，必修课比新南威尔士大学多出1倍，而选修课多出近4倍。每学期国内三类本科院校建筑学专业学生会比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学生多上1倍数量的课程。因此不难推断出国内三类本科高校建筑学学生们大量的时间将会运用在课堂学习上，而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我支配。
图表1，建筑学本科毕业所需信息对比图表
图表2，建筑学本科课程比重
二、课程教学模式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建筑学教学模式与我国高校不同，更强调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性。老师们在课堂中更多的是给予学生们概念性的引导而不是直接为学生们提供解决方案，善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国内高校建筑学课程一样，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课程也分为设计类课程与理论课程。
1、设计类课程
新南威尔士大学3学年里每个学期都有设计课程（Design Studio），总共6门设计课。与我国本科院校建筑学设计课程不同的是，前者每门设计课程所教授的设计课题并不是固定的，6门设计课并不是分别让学生们设计6种不同功能的建筑体，而是从大一到大三通过6门设计课由浅入深的培养学生们系统的设计方法。通过导师在各个设计阶段阶段性的培训，学生将会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善的设计体系。这套体系使学生能够清晰理性的去处理各种类型的设计项目（图1）。
图1，设计课程（Design Studio）
2、理论课程
澳大利亚高校的课程非常强调教师与学生的课堂互动性，理论课也不例外。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是由一名主讲老师（lecturer）与几名助理教师（tutor）共同完成的。每门理论课程都分为大班授课（lecture）与小班讨论课（tutorial）两种教学模式。大班授课由主讲老师讲授，每周4个学时2个小时课程，大约200学生（图2）。小班讨论课会将大班的学生们分为多个小组，每个小组20人左右，由一个助理教师辅导，每周2个学时1个小时的课程。这样的理论课分班教学模式非常有助于学生们对知识点的高效涉猎与吸收。大班授课中学生们先将理论知识归纳总结，并于每周小班讨论课中与助理教师进行充分讨论。每周的讨论课每位学生都有机会与助理教师进行充分接触与交流，助理教师也非常善于将比较生硬的理论知识转变为趣味性的话题或问题供学生们思考与探讨，提高学生们对理论知识点的涉猎积极性与效率（图3）。
图2，大班授课（Lecture）
图3， 小班讨论(Tutorial)
相比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理论课程，国内三类本科院校的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相对单一，教学模式延续传统的大班授课模式，这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性课堂教学方式相对枯燥，尽管很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努力提高课堂的教学互动性，但是由于大班课堂学生数量众多，课堂互动性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因此，这种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模式无法有效提高知识的涉猎与吸收效率。
三、学习方式
南方建筑论文篇9
一、民居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
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其地域风俗文化、社会风情关系紧密，特别是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来说，在儒学礼制、易学风水、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其建筑选址、结构、布局、定向及装饰风格上都具有地域性特色。以江西明清古民居研究来看，其民居营造风水与其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如居住制度、地域家庭关系、风水文化、巫文化等思想的体现。同时，在传统风水理论下，江西古民居建筑选址、村镇结构布局、住宅的营建等也受到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庐陵渼陂村进行古民居建筑文化调查中发现，渼陂村镇结构上体现了儒商合一的布局理念，并在民居建筑样式上，融入了书院、宗族礼法、儒商文化，以及近代红色文化等思想。有学者通过对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多维化古民居群落的研究发现，其民居营造理念多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可见，对于民居建筑地域性特征，与其历史文化、地域关系、环境、行为等都有关联性。
二、民居建筑的装饰性研究
江西民居建筑的研究，以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明清古民居建筑特征来看，赣东北地区具有显著的徽派风格，赣南地区与客家建筑模式相近，赣西具有显著的赣湘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江西的民居地域性特征，与其周边省份的建筑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交融性。因此在民居建筑装饰性上，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以江西天井民居结构为例，无论是平面布局、建筑材料选择、建筑雕刻、内部构造、外墙装饰等，都具有南方合院型特征。学者在对流坑村雕塑、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中发现，其艺术构思与设计特征与当地民俗文化审美具有较大关系，还有江西明清木雕装饰艺术，从其起源、象征意义、结构样式、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九江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形式、图案纹饰、构成要素、选材及文化寓意等方面，都与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风俗习惯存在直接关系。学者对赣东北地区民居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发现，其徽派建筑特色中的雕饰艺术，既有江西徽式民居特色，又有徽派民居雕饰特征，两者在构件、雕饰、纹线上也具有异同点。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吉祥纹饰的研究发现，客家思想与族群记忆，对赣南传统民居的建筑吉祥纹饰影响较大，特别是从艺术表现、文化意义、审美特征等方面，多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写实性、教化性特征。
三、民居建筑形态与地域环境的融合
从民居建筑形态来看，既有居住形态，又有社会形态。所谓居住形态多指传统民居的结构、选址、布局、内外空间、建筑形式等内容，社会形态多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风俗、自然环境等有关。由于传统民居聚落具有较强的空间结构与意象特征，其地域性表现形态较为多样。如江西婺源、庐陵、赣南客家等地域民居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好，其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较为突出。在江西宗族聚落研究中，其传统民居聚落结构受到“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影响，在建筑形态表现上多采用“横巷式”布局，体现其显著的宗族结构关系。庐陵地区的流坑村，其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也是江西典型民居代表。从流坑村民居建筑形态研究中发现，流坑村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体现，特别是对风水理论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民居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巧妙渗透易学思想，在结构型制上具有理性的秩序性。同样，对于庐陵地区的钓源村，其村落选址、布局、排水系统、环境改造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风水理论特色，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建筑材料选择上，以其当地的资源特色来构建村落整体建筑布局，对于现代村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江西婺源作为地域性民居形态的典型特色之一，在体现村落人文特征与环境融合上，其村落空间的整体性、意象性、环境场域性等特征，在其公共建筑、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中更显特色。如书院、桥亭、祠堂等民居建筑，既有美学特征、又有哲学特色，还兼具风水学、环境心理学意义。婺源的民居形态结构与江浙地区的滨水聚落空间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体现了婺源地区临水而居的风俗，另一方面与江浙地区枕水而居的风俗也有关系。可见，江西古村落民居空间布局与形态研究，对于探究古村落建造机制，特别是从古村落景观生态融合上来洞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赣南客家民居形态具有原始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建筑特征、设计理念、构造制式，以及民居建筑空间功能划分来看，其主体特色是对“自然的顺从”。有学者提出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型制与室内装饰风格，一方面体现了赣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从增强防御性建筑特色上，体现出对闽西建筑的借鉴。由于赣南客家民居、聚落形态与其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在体现客家建筑特色过程中，将赣南客家的传统民居文化与地域性土著文化进行了融合。如安义县罗田村古村落选址、建筑风格、聚落布局、排水系统等更具艺术文化价值。
四、民居建筑与营造设计方法的融合
民居建筑在建造与设计上具有自身规律性，特别是传统工匠在技艺传承上以师徒方式为主，其经验及营造技艺多为失传。因此，通过对一些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抢救性保护与改造，在挖掘传统营造技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上，为梳理和归纳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设计方法创造条件。如通过对渼陂村、湴塘、钓源等村落民居建筑特色及地域文化的挖掘，从选址、定位、地基开挖、打石脚、行墙、献架、出水、内外装饰等方面来研究民居营造技术，为促进传统民居聚落空间的科学管理，制定全面的保护措施奠定基础。随着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不断深入，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挖掘，需要从村落保护与民居遗产抢救中，明确科学的开发与保护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对传统民居形态、形制、结构等方面的保护，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实践技艺、设计理念挖掘中，总结建造规律，为创造民族民居特色、地域民居特色，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住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南方建筑论文篇10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建筑就开始传入岭南地区，这使得岭南建筑的西化比中国其他地区起步时间都要早。作为当时重要的对外开放地区，广东是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碰撞与交流最早、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并于20世纪20-30年代最终建立起职业建筑师以商业为纽带的近代建筑生产关系和富有地域性、时代性的近代建筑体系。纵观广东地区的近代岭南建筑，其发展过程呈现为两个层次和四类建筑风格的脉络特征。
1 两个层次
1.1 传统建筑工匠的建筑活动
从近代营建的骑楼到西关大屋，再到开平碉楼、梅州围垅屋、潮汕侨乡建筑，绝大部分都是传统建筑工匠的杰作，极少有职业建筑师的参与，这些建筑部分地融合外来建筑要素，呈现出富有地域特征的多样化建筑风格。但是整体上依然从属于岭南传统建筑体系，这是由传统建筑工匠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建筑动机决定的，并不因外来建筑形式符号使用数量的多寡和规模的大小而改变。其中，外来建筑形式符号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上，丰富了岭南传统建筑的形式要素，却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建筑文化结构。这反映出当时开放、灵活的社会心态，是岭南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同时也具有一定猎奇性和盲目性，传统建筑工匠对岭南传统建筑的继承和再发展与职业建筑师的深层次设计文化追求有着本质差异。另外，鸦片战争前，传统建筑工匠在西式建筑的建造中也充当了土木工程师的角色，从广州传统的十三行商馆区的“中构番楼”最先接触到西方建筑技术，到19世纪末的沙面建筑，第一代岭南土木工程师才从传统建筑工匠主导的传统建筑业中分离出来。
1.2 职业建筑师的建筑活动
在近代岭南建筑西化的过程中，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是第一批非职业的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建筑活动范围限于澳门和广州的外国人聚集区，建筑类型主要有教会、商行和洋人住宅建筑，例如圣保罗学院教堂前壁是澳门唯一残存至今的17世纪初期天主教教会建筑，其设计者是传教士卡鲁洛·斯皮诺拉神父。鸦片战争后，大批的西方职业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进入岭南地区从事建筑活动，建筑活动范围扩大到香港、汕头、惠州、江门等地区，建筑类型涉及政府、学校和医疗等建筑，代表人物有丹备（William Danby）、帕内尔（Arthur William Purnell）、伯捷（Charles Souders Paget）、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等。在20世纪初，美国职业建筑师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了专业考察，并率先提出“中国古典复兴”式设计。岭南地区的华人土木工程师和职业建筑师相继出现后，全面进入各种城市建筑领域，逐渐成为近代岭南建筑的主导者，代表人物有林护、林秉伦、黎巨川、谭胜、杨锡宗、林克明、陈荣枝等。虽然这一群体的建筑活动时间较为短暂，只有十多年时间，对农村建筑涉猎较少，但是发展了以复兴传统建筑文化为主要诉求的主动式探索民族新建筑的社会思潮，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显得难能可贵，在岭南建筑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2 四类建筑风格
2.1 中国传统建筑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传统岭南建筑风格，20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建筑主导着岭南地区建筑的话语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渐消失趋势。保存至今的典型中国传统建筑有广州的陈家祠（原称陈氏书院）、梅州的张弼士故居和潮州的己略黄公祠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岭南传统建筑是1894年竣工的广州陈家祠，该祠规模宏大，集岭南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
2.2 中国传统复兴建筑
中国传统复兴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为主要元素，力图在近代建筑中复兴传统建筑文化，探索新民族建筑设计风格，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建筑师推动此建筑风格的形成，其中，美国建筑师墨菲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中国近代建筑先驱人物吕彦直在1918-1921年担任他的助手，其设计理念和手法深受墨菲影响，而林克明、杨锡宗等建筑师的作品也深受影响。这类建筑在广州有许多，建造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最初的30余年间，例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林克明设计的市府合署、黄玉瑜设计的岭南大学女生宿舍等。
2.3 西方建筑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种风格的正统西方建筑系统传入广东地区，加速了近代岭南建筑西化的进程，提升了岭南地区建筑工程技术水平，还影响了岭南建筑的审美取向。这类建筑可细分为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新折衷主义式、券廊式和新装饰主义式等，其代表建筑分别有广州石室圣心教堂、粤海关大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广东省财政厅大楼、沙面大街48号大楼和广东省银行汕头支行大楼。
2.4 中西合璧建筑
从早期十三行商馆区的中构番楼到岭南学堂部分建筑、广州骑楼和开平碉楼等侨乡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和西方建筑形式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建筑风貌，体现了近代岭南建筑西化的发展趋势。自16世纪到1945年以来，中西合璧建筑最为最丰富多样，是岭南民间建筑的重要建筑风格类型。其代表建筑有梅州的万秋楼、潮汕的陈慈黉旧居和开平立园等。
3 结语
随着西方建筑文化的输入，到20世纪30年代，广东地区的岭南建筑初步建立近代建筑生产关系，形成近代岭南建筑体系，突破了岭南传统建筑体系的局限性，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其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多层次，民间阶层和精英阶层对外来建筑文化的接受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二是建筑风格多样，体现了岭南社会的开放兼容性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 彭长歆著.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南方建筑论文篇11
（一）水。江南水乡因水而生，所谓“无水不成吴越，无桥不显水”，可见水是江南水城、水镇、水村、水路、水巷形成的最根本的物质条件。水是江南古镇的灵魂，纵横交错的河道是江南古镇的动脉。水的存在形成了江南独有的水网空间，传承着水乡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没有水就没有水乡文化，因此，水是构成江南水乡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最基本的元素。
（二）桥。江南水乡，河多桥多。桥作为水陆交通联系的纽带，既是主要的水陆通道，又是江南水乡独具魅力的形态要素。桥的平面布局因河道、地势、位置、功能而异，有直的、斜的，形态不拘一格，力求方便实用。桥作为生活的中心，在桥上建庙、建屋、建亭、建廊，使得桥的功能和形式千变万化。家家邻水枕河，户户近桥通舟，江南的桥不仅是古镇的一道别致的美景，更多的时候它承载了江南的历史、江南的风俗以及江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三）街巷。江南水乡素有“流水周于舍下”“车从门前入，船从后院出”的场景描述。河岸、水景构成江南古村镇建筑景观环境的主体脉络。因水成市、因水成街，水街相依，水路与陆路交织，交通与生活合一，水巷和街巷构成了江南水乡城镇整体空间系统的骨架。街巷与水巷的主要交汇点是各式桥梁，水陆交通的节点多为休闲广场式的重要集聚场所。可见，街巷是江南水乡建筑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人们文化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民居建筑。江南水乡建筑以其特有的水环境为依托，不仅在建筑本体的结构形制上精美绝仑，而且从多方面显现出清新淡雅的江南韵味。江南地区文化底蕴浓厚、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建筑受封建伦理、儒学传统、风水习俗的影响，在空间布局上尽量发挥地域优势，最大限度地体现天人合一的亲自然营造理念，形成了高低错落、秩序井然的建筑群体风貌，创造出了质朴典雅的独特建筑风格。
1.建筑布局
（1）由单条河道形成的带状古镇，这种城镇一般规模较小，建筑整体布局由一条河道呈线性延展，如江西婺源李坑。（2）由十字形河道形成交叉式星形城镇，规模较前者略大，城镇布局多是四方延展态势，并具有纵横交错的水运交通条件，如南浔。（3）由网状河道形成的团形城镇，此种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江南水乡古镇平面布局形态，其规模较大，建筑布局也较为丰满完整，多为商业繁荣、经济发达、人流集中的中心聚集区，如江苏周庄、同里，浙江乌镇、西塘。
2.建筑特点
（1）结构：以传统的硬山式样为主，多为穿斗与抬梁混合式构架。一般中部的构架（正贴）为抬梁式，山面的构架（边贴）为穿斗式。基础采用石材，墙体一般采用空斗墙。（2）高度：建筑层数一般以一两层为主，偶尔也有多层者。（3）色彩：建筑整体风格多为灰白色（无彩色），素有粉墙黛瓦之称，色彩面貌相对朴素淡雅。（4）用材：建筑用材多以地方性优质木材为主，不拘泥于一种选材形式，并有“才分八等”之选材、用材标准。斗拱的用材等级较高，梁柱则次之。建筑主体结构采用木结构，围护结构采用砖石结构。
江南水乡建筑无论从外在的表层形态，还是蕴涵于建筑内部的深层文化，都着力诠释中国传统营造学与古代哲学的高度统一，并蕴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历史文化韵味。
二、江南水乡名镇品读
（一）梦境水乡，烟雨西塘
西塘古镇地处江、浙、沪三市交界处，属于浙江嘉兴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就有“吴根越角”之称。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在唐宋年间就建成大量村落，人们沿河营造房屋，依水聚居生活；南宋时期村落规模基本形成，并逐步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荣；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里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清代中期徽商东进，将徽派建筑文化带到太湖流域，出现许多带有风火墙的建筑，并在民间营造活动中，将原来徽派建筑中平直的墙体改造成马头形，衍生出了“马头墙”。
西塘素以弄多、街多、廊多而闻名，古镇中最著名的风景线是一道长达千米、造型古朴的廊棚。西塘的廊棚多为沿湖河营建的砖木结构建筑，黛瓦盖顶、青石铺路，木构架结构配以休闲长凳，既可驻足观景又可遮风避雨。连续性的沿河式轴向布局在烟雨中依稀可见，使人心情愉悦。此外，西塘的河埠、高阶沿、观音兜也从不同层面上构成了西塘建筑形制与景观布局的诸多特点。
西塘是儒商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交接点，其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人才辈出，无论是建筑形态还是水岸景观布局，无一不显现出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美丽乡村，生态婺源
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山区，东临浙江衢州市，南通上饶，西接景德镇，北临黄山，古为文风鼎盛之所，今为皖、浙、赣三省交通要地。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婺源因“地当婺水之源”而得名婺源，隶属安徽歙州。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婺源基本上隶属于安徽徽州。虽然在1949年5月1日以后划归江西至今，但由于长期历史文化的积淀，这片地区无论是村庄的选址布局还是民间建筑形制，无论是生产生活习惯还是民俗民风，都带有明显的徽派风格特征。
转贴于
婺源，山清水秀，素有“八分半山一分天，半分水陆和庄园”之称，是典型的江南古镇。当年徽商营造的村落与壮美的自然景观相交融，形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山水画卷，著名的古村落李坑就是婺源乡村的典型代表。婺源的村落布局讲求背山面水，李坑村落的选址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四周群山环绕，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村外两条山溪在村中汇合为一条小河，河流两岸粉墙黛瓦的古建筑鳞次栉比，布局有序，形态优美。河上建有石、木、砖各种桥梁数十座，形成了便捷的人流交通路径。另有“两涧清流”“柳碣飞琼”“双桥叠锁”的景致在其中。秀美的山光水色与古朴的民居建筑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构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风景画。李坑村的民居沿村中溪流为主轴线布局，溪流的自然走向与两岸的古建筑混成一体，形成了“沿溪而息、大吉大利”的水岸建筑景观。其古民居形制与其他徽派民居建筑一样，为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结构，屋面灰色筒瓦、硬山顶、马头墙，整体色彩以黑白灰为主，体现出古朴淡雅的视觉美感。
（三）生态之源，水韵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黔县西北角。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汪氏六十六世祖汪彦济历经二十年建成十三间楼，定名弘村。清乾隆二年（1737年）改名宏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汪氏七十六世祖汪思齐、胡重夫妇率族人挖水圳，引来西溪水，掘月沼，建村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汪氏后人历时三年，于村南掘成20247平方米的南湖，形成了集生活饮水、农田灌溉、防火浣汲、游览赏景于一体的古生态水系景观。
宏村古民居建筑布局堪称徽派民居的精品之作。古镇以月沼为村心，形态雅致的古建筑绕水环峙，建筑与水景构成了虚实得当、形影相随的视觉效果。月沼如明镜，镜中见景、古意盎然、景色别致。宏村的南湖横跨东西，环堤古树，水绕古宅，石桥小径，风荷月影，诗画意浓，可谓是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有机融合。
宏村的建筑与街市更能反映出徽州民居的极致特色，其中承志堂、南湖书院、三立堂亦是建筑中的精品。宏村的古建筑多为两层，偶尔也有三层楼。结构以明三间为主，最大创新设计在于其“廊步三间”的设置。宏村的古建筑尤为重视大门口门楼的营造，古人云：“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因此，“千斤门楼四两屋”的说法造就了宏村古建筑各色精美绝伦的建筑门楼。宏村的古巷纵横交错、曲折迷离，幽深狭长的石巷与两侧高耸的马头墙形成了空间尺度上的对比，显现出古巷森严的空间层次感。宏村古建筑中最具特色和神秘感的就是天井，大小天井，通风采光、日易月移、秋霜雨雪，皆得益于“天人合一”之灵气的天井。水枧接雨水，四水归明塘，暗沟排水、通风、采光、理水均达到精致绝美的水平。另外，宏村古建筑的三雕艺术更是中国古建筑艺术中的奇葩。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悠长的情结、朴实无华的民风，一并诠释出宏村的特定文化内涵和巧夺天工的技艺，并使人叹为观止，赏心悦目。
江南古镇建筑在长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与其特定的地域性特征相适应的建筑形态，并烙上了深深的历史文化印记。无论是建筑总体布局还是建筑本体形态、细部装饰，无论是水岸景观的营造还是商业街巷的形成，无不体现出江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道法自然的传统哲学思想。
结语
江南古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是人类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水、桥、民居、街巷构成了江南水乡特色鲜明的水岸建筑文化景观，并以较为完整的纵向连续性，展现出各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情形和经济体制、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等社会状况。从历史学、营造学、文化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是极具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另外，对江南古镇水岸建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解决好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让传统文化景观在现代社会得到积极的延续，这对人类整体文化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文化厅2010年度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名称：《哈尔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0B043）
参考文献
[1]阮仪三，李浈，林林.江南古镇历史建筑与历史环境的保护[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2]秦俭，龚美玲.婺源乡村[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3]汪森强.走进老房子[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
南方建筑论文篇1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3月8日正式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2011年)》中公布,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建筑学同列为我国110个一级学科之列。由此,我国著名建筑教育家吴良镛先生提出的以风景园林、建筑学、城市规划三位一体,大容量、多层次、多学科综合的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得到确立。其中,风景园林学科地位的提升,突出反映了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的生态文明建设方针进一步得到落实。学科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需求,解决和满足这些矛盾和需求,首先需要通过学科教育才能实现。2009年,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在原有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基础上申报开设了5年制工科景观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专业,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地方性院校,如何依托并整合地方教育的现有资源条件,立足人居环境科学的整体,面向地方社会发展建设的现实问题和需求,办出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风景园林教育,无疑是当前地方风景园林教育需要深入的问题。本文以昆明理工大学景观学人才培养模式为例,探讨风景园林教育特色的构建思路和具体方法。
1 依托并整合地方景观学教育的现有资源条件,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
1.1 充分依托并整合现有资源条件
风景园林是一个综合性、交叉性学科,需要多学科的融合和支撑,其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复合型的。长期以来国内大学专业分工过细,造成教育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以及学科专业沟通融合不够。相对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条件相对落后。风景园林教育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向内依托和整合现有的资源条件,向外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促进分散的教育资源重新优化组合,拓宽高校教育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空间,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促成学科融合已成为实现风景园林专业教育目标的重要基础。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把景观学专业开设在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的建筑学系下,原有相对独立、设施较好的教学楼和各种教学、办公、实验用房、教学实验设备实现资源共享,大幅度节约了办学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避免重复建设。另外,初步构建起城市规划、建筑学和景观学三位一体的人居环境大科学的整体框架,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
1.2 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
云南独特的地域特点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面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为景观学专业教育对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国际合作进行科研与教学,与国外著名的建筑院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拓展了师生的学术视野。近年来,先后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德国乌德堡大学、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并聘请外国专家教授直接对本科生授课或指导毕业设计,还与欧盟和东盟专家共同进行了历史城市研究。近期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德国亚琛应用技术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进行了联合教学与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重视与省内设计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办学,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建筑师、规划师为客座教授,参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指导毕业设计并参与毕业设计评阅答辩；选择省内有影响的设计机构,建立稳定的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安排学生实践环节的教学提供参观场地和实习条件；设立企业专项奖学金,奖励专业学习出色的学生。
2 立足人居环境科学的整体的教学思路
199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文章,指出要创造一个促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环境,避免高浪费、低效益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并建议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来研究整体性问题。1993年8月,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组织的学部委员报告会上,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通过对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的论述,针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和速度空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空前矛盾和问题,提出了“人居环境学”这一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系统,即建立和发展以环境和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为基点,研究从建筑到城镇的人工与自然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学科群,强调从单一学科走向广义的、综合的学科,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整体论方法论。
就整体而言,风景园林、建筑学、城市规划是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导专业,风景园林的教育实践需要立足于这个整体来考虑。云南省高校中的风景园林专业和与之相近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农林、城市规划和艺术设计的背景下进行办学,目前还没有一所高校在建筑学及城市规划专业背景下创办景观学专业,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与云南省内其他创办风景园林专业的高校相比,具有人居环境科学主导专业的整体基础,立足原有较为完善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学体制,立足人居环境科学的整体框架,构建景观学教育体系是其教育特色之一。
2.1 构建整体互动的专业教学体系
教学计划强调以设计课为核心,建构整体、有机的教学体系。参照建筑学专业,景观学专业将学生五年的学习分为“2+2+1”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训练”阶段(此阶段与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学基本相同,夯实建筑学学科的基础)；第二阶段为“深化拓展”阶段(此阶段与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分化,强调景观学的专业性)；第三阶段为“综合提高”阶段(此阶段与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又有联合,构筑景观学学科的整体性)。每一个阶段都努力在各课程的纵向和横向上建立有机的关系。
2.2 强化以设计基本素质培养为核心的设计能力训练
教学融入大量的“形态创造”训练和对美学观念的培养,又强调对景观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分析训练,在低年级设计课中强调徒手表现与模型制作等；在一至五年级均设置了相关的调研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对人居环境的认知与分析。
2.3 以地域研究为导向构筑特色课程模块
构建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课程体系以增加学生今后服务西部、服务云南的适应性,比如：古建筑测绘实习与云南地区建筑环境的结合,在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中增加“云南民族建筑与环境”的内容,并开设“云南乡土建筑概论”、“云南乡土景观概论”、“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云南自然与人文概论”、“历史城镇保护与开发”等课程,注意在主干设计课及毕业设计选题方向中结合云南的地理、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进行设计命题和指导,如：三年级上学期结合建筑学专业的“山地建筑设计”和“乡土建筑设计”进行“山地景观设计”和“乡土景观设计”的课程设计；三年级下学期结合城市规划专业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进行“城市住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四年级结合建筑学专业的“城市设计”课程设计进行“城市景观设计”,强化学生对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的分析研究能力训练。
2.4 强化理论教学与社会认知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环节
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和工程训练,如根据景观学专业特点在二年级、三年级的短学期中安排“城市景观认知调查”、“景观专题调查”等以加强对课程教学全过程方法上的引导,通过实际调研促使学生将特定理念、创意与实践方法、手段紧密结合,在提高动手能力时,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巧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城市规划专业特点在二年级、三年级的短学期中分别安排了“城市认知调查”和“城市专题调查”以加强对课程教学全过程方法上的引导,在短学期安排中强化实习的各个环节。
2.5 动态适应学科发展趋势,优化更新教学内容
根据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及时地补充和完善教学内容。如将对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建筑学学科前沿与研究方法》必修课开设成为面向全系本科生的“开放课”,内容涉及哲学、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节能技术、历史文脉延续等与城市、建筑、景观相关的热点问题,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空间,进一步拓宽了学科的涵盖面,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
2.6 关注学科之间的相关知识支撑,增加选修课涵盖面
如建筑学专业在2001年评估之后的两次较大的教学计划调整修编中,增加了城市设计、景观理论、概念设计、建筑城市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地理信息系统、社区开发建设、城市社会学、历史城镇保护与开发、城市研究专题、城市发展史等多门选修课等内容,使学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也使专业课程在纵向与横向街接及相互联系上更加有机,促成了景观学和建筑学的相互依托和融合。
3 面向地方社会发展建设的现实问题和需求
云南省景观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多样且底蕴深厚；但城镇化进程与城乡人居环境发展较之于沿海和内地地区相对缓慢,其人居环境发展显现出的相关问题与内地和沿海地区有极大的不同,如：城乡差别问题、生态保护问题、文化传承问题、乡土景观现代化问题等。在有限的资源及办学环境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云南地域特色,紧密结合西部地区与云南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积极探索科学的富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小城镇景观、乡土景观及旅游区景观研究特色,有效弥补西部教育资源不足的劣势,强化本土地域多元建筑文化的科学研究,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办学模式,逐步形成较为鲜明的“坚持地方特色、强调学科交叉,融教师科研成果于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办学特色。
目前昆明理工大学在景观学专业的教学、科研特色方向有以下几类(见下表),这些特色方向也可结合建筑学、城市规划的课程来共同进行。
4 结 论
特色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地方风景园林教育特色的构建是建立在时展的总体背景和地方社会现实条件下的,风景园林专业教育特色的形成,需要依托和整合好地方教育的现有资源条件,立足人居环境科学的整体,面向地方社会发展建设的现实问题和需求,其中,把握好时代性和地方性是其特色建设的重心。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N］.人民日报,1990-08-14.
南方建筑论文篇13
徽州建筑第一次走进建筑史学的视野是在1952年12月，时年55岁的刘敦桢先生第一次走进徽州，对歙县西溪南乡古建筑进行考察，发现一批明代祠堂、民居和牌坊，随后撰写、发表了《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由此，徽州建筑得以进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殿堂，对于徽州建筑来说，这次历史机遇的到来可归因于营造学社在建国之初分流为南北两宗学术流派，即以清华大学为基地的北方学术流派和以东南大学为阵地的东南大学学术流派。营造学社的两位主力学者梁思成和刘敦桢一南一北，率队开展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之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范围以1938年为时间结点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活动圈，1930年到1937年间，以中原及华北地区为研究区域，“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率领下，从1932年起到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在华北地区137个县市，调查了古建筑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有1898张。”②仅从这一系列的数据足以可见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但是这一组数字与徽州和徽州建筑并无关系。1938年到1945年间，因抗战爆发，营造学社随西南联大前往西南后方，期间梁思成和刘敦桢在西南地区开展野外实地调查和研究，足迹遍布云南、四川、贵州、陕西、西康等省市。这次，地处江南的徽州因为不属于抗战期间学术撤退的区域，徽州建筑再次与营造学社失之交臂。营造学社解体之后，刘敦桢于东南大学组织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南方学派开展工作，之前一直不为营造学社重视的长江中下游的建筑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概括地说来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研究了江南古典园林；二是研究了南方传统民居。”③这个时期，刘敦桢团队的学术足迹活跃于上海、苏州、扬州等南京周边地区，徽州也在其列，由此，徽州建筑开始亮相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大舞台。
刘敦桢先生考察徽州建筑的翌年，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合写的论文《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发表于《建筑学报》，在该文中有如此记述：“最近在安徽歙县发现许多私家的第宅，厅堂用巨大的楠木柱，规模宏大。”④在梁氏浩繁的建筑研究文献中，如此寥寥数语是笔者读到的唯一提及徽州建筑的内容，而其语境是对明代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评述。在《中国建筑史》中涉及明清民居建筑时，梁思成粗略提到：“长江以南各省，东自江浙，西至川黔，南及闽越，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征。”⑤对于徽州建筑在南方建筑系统中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形制特点等个性特征，梁氏终其一生没能进入，这对于梁思成的学术体系和徽州建筑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以刘敦桢首次考察徽州建筑为起点，徽州建筑走进中国建筑史学家族，其研究重镇在东南大学刘敦桢的学术团队。1957年，东南大学学者张仲一等出版的《徽州明代住宅》是第一部研究徽州建筑的专著。随后，关于徽州建筑的研究除了有零星学术文章面世(如考古学专家殷涤非的《皖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胡悦谦的《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等)，并未出现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因历史原因，第一轮徽州建筑研究匆匆落幕。令人费解的是，刘敦桢先生作为学界发现徽州建筑的第一人，在其后续研究中徽州建筑却悄然退场，在1980年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在述及明清建筑装饰时提到：“安徽歙县住宅的装修和彩画也以精丽见称。”⑥全书仅此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徽州建筑。
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家族中，徽州建筑研究的主力始终是东南大学刘敦桢创始的团队，由刘敦桢——张仲一——潘谷西的传承线条延续至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他们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徽州建筑受到关注的程度日益提高，如新世纪之初，在罗哲文、王振复主编的《中国建筑文化大观》中，徽州民居得以与黄土窑洞、北京四合院、福建民居等相提并论，徽州棠越牌坊也作为明清牌坊建筑的代表在书中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在社会学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徽学研究得以勃兴，灿烂的徽州文化吸引着多个领域的学者奔向这片文化的热土，尤其是徽州地区旅游热的推波助澜，徽州建筑的造物图景及其思想文化价值，已然成为徽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篇章。由此，在徽学研究的框架中，徽州建筑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并派生出建筑技术、装饰、风水等专题研究方向，如张永春先生的《徽州建筑》便是代表之一。
二、徽州建筑的时空之境
学界对徽州建筑的时空界定更侧重于徽州建筑与徽州文化共生相融的 深层关联，即徽州建筑并非徽州地区地理范围意义上的全部建筑，而是指向徽州文化发展进程中，发端于宋代、历经元代，成熟于明清时期的具有鲜明地域文化气质的“徽风”建筑。“徽州建筑，既应符合地理意义上‘徽州的建筑’，也应当是文化学意义上，呈现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风貌的‘徽风’建筑。”⑦
当代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曾说道：“历史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加以推演的。因为历史是一种文化的结晶。”⑧但梁思成受西方史学“生物模式”叙事风格的影响，在其《中国建筑史》中针对中国建筑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作这样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力之一大动力。”⑨隋、唐时期，“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⑩元、明、清时期，“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措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廛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11)当代学者赖德霖和巫鸿都认为梁式的建筑分期理论参照了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分期，“林徽因在1934年为梁思成《清式营造法例》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把中国建筑史概念化为‘始期’、‘成熟’和‘退化’三个阶段。”(12)即便是以文化史或艺术史的维度来考察建筑所包蕴的人文精神，汉唐气象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两宋时期因思想、经济等领域的“转型”结点也受到重视，明开始则逐渐式微，时至清代，则视为封建历史的终结。显而易见，将明清徽州建筑纳入中国建筑史的分期轨迹之间，其时代链条上的弱势地位再次将徽州建筑推向边缘。
在传统文化史观看来，中华文明的主脉在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宋以降，政治与文化、经济中心开始南移，长江流域和江南逐渐取得历史中心的位置。正因如此，营造学社初期明确将学术活动范围定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华北地区。梁思成1940年发表的《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到过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研究过两千余处遗址。”(13)他们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布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华北地区，而徽州不在其列。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在于是时日本侵略者对北方建筑严重破坏，营造学社的带有抢救式研究的紧迫感奔走在华北的古建筑之间。
中国营造学社最初的10年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等基础工作一直被认为是这个学术组织成就最为辉煌的十年，这个团队没能造访地处江南的徽州，除了中国南方地区在传统文化史观中的弱势地位之外，地处深山的徽州地区山垠阻隔，通行不便也是其因之一。徽州地区因四面环山，兵燹鲜至，大量地面建筑实物免遭历朝战火的损毁，但同时也因舟车不便，让建筑史学的专家学者难以进驻其中。更何况在交通和通讯极为落后的年代，有限的文化与信息交流渠道终归让徽州建筑藏诸深山无人识。
三、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旨趣所向
传统史学研究偏重于宏观，处于历史意识中心的多是帝王将相、战争和政治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该史学传统投射到建筑史研究的范畴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官府建筑和宗教建筑，前者关乎官式做法，后者则指向神秘的神灵体系，在外观风格上，两者都同享巨大的物质形体以营造“崇高”的视觉特征。如被誉为“中国建筑两部文法课本”(梁思成语)之一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关于大殿、厅堂、箭楼、角楼等工程做法是该古籍的主要内容，梁思成认为是“清管式建筑之准绳”。受此研究旨趣的影响，大型宫殿、府邸、坛庙、佛塔、寺庙宫观、陵墓等建筑类型率先受到早期学者们的青睐。梁思成在1954年为油印本《中国建筑史》作前言时曾说：“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的积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14)因为处于特定历史时期表明阶级立场的需要，梁氏此番言论固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道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起步阶段的主导研究旨趣。
徽州建筑生成于乡野之间，是典型的民间建筑，其功能主要是满足庶民百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古民居、祠堂、牌坊被称为徽州古建筑“三绝”，除此之外，书院、桥梁、亭榭等也是构成徽州建筑的主要内容，虽然徽州地区存有一定数量的古塔建筑，但少有佛塔，多为风水塔(如歙县的岩寺塔，立意是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当墨，祈求岩寺文运昌盛)。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徽州地域与历史文化等原因，封建儒家伦理观念构成徽州社会群体的共同精神向度，虽然道、释二家思想偶有显现，但长期牢固占据徽人精神空间的是程朱理学与宗法观念，由此直接影响徽州地区的建筑造物行为，因而在徽州建筑的结构内容中，除了徽州民居之外，寄托精神诉求的祠堂与牌坊建筑类型远远多于寺观建筑。显然，徽州建筑因其建筑类型与官府建筑的宏大气象和宗教建筑的神秘指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段时间内不为中国建筑史涉足是理所当然的境遇。
建筑史学研究中可资利用的史料通常为古建实物遗存、文献和图像。针对远古时期建筑实物难以遗留的窘境，通过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通往古时建筑的主要途径，如通过《长安志》对汉代都城长安建筑的读解。此外，借助艺术史学研究中图像志方法接近古建筑已被学者们视为一种新兴研究模式。明清徽州建筑群的数量和完好程度在全国罕见，因而是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建筑的鲜活资料，如果徽州建筑群遗存没能为学界所关注，借助文献和图像的通道走近徽州建筑更不可能，因为徽州地域时空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隔千里，即便偶有传世文献，也多被视为下里巴人。朱永春先生在其著作《徽州建筑》的开篇即说道：“宋人罗愿《新安志》中，对徽州初期建筑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它可追溯到南朝梁大同元年(535)歙县永丰乡的向杲院，至于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徽州建筑的记述，则更丰富翔实，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建筑足以看作徽州建筑的滥觞。”(15)更何况在徽州古典文献总体不受重视的境况之下，其中所包含的零散建筑记述也退之一隅。除了古建筑实物、 文献与图像之外，考古发现对建筑史学研究的价值颇为重要，与徽州同处同一地域文化圈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和相距仅百公里的繁昌缪墩先后发现干阑式建筑遗址，学界便不费周折地将徽州建筑的源头与此两处建筑遗踪相联系。
徽州建筑所处时空的不利因素使其为中国建筑史学所忽略，在此不妨作一简单对比，具有千年学术研究历史的武梁祠，作为汉代的一处建筑遗址，虽然武梁祠的学术研究重在艺术图像领域，但其能够成为学界热衷的研究对象，时空之因直接决定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汉代的墓葬、画像石艺术向来是人文学术牧场中的一片热土，更何况武梁祠地处黄河流域，从宋代赵明诚，清代黄易，到近代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美国学者费慰梅、日本学者关野贞等众多古今中外学者纷纷造访这片遗址，以至于武梁祠的研究成为中国建筑与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相对于作为单体建筑遗踪存在的武梁祠而言，徽州建筑以其规模庞大的群体性包容了明清时期各种形态的建筑文化，而且保存状态良好，但是徽州建筑因在史学框架中时空维度上的“先天不足”，直到半个多世纪前才回归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家族。
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徽州建筑被长期忽略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时空地域观和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主导旨趣等多重原因所致。事实上，无论北方建筑还是南方建筑，每个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但在史学研究领域，以学者现实的目的和学术立场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治史者依据传统的参照体系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内容和材料作取舍时，身居北方的建筑系统先入为主，而徽州建筑一段时间内被置于学术圈外。因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所致，一段时间内徽州建筑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所冷落不足为奇，整部中国建筑之书如此宏大，建筑史学大厦的建造也非一蹴而就。随着建筑史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调整和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徽州建筑必将逐渐绽放其独特魅力。新近在西方学术界誉为“新史学”转向越来越重视在历史叙事中，将重心下移至关乎庶民百姓的物质史，彼得·伯格在《图像证史》的开篇便提到：“一两代人以来，历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事件、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而且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等。”(16)此种学术路向已经波及到建筑史学，以往处于边缘地带的徽州建筑文化将逐渐回归中心，由此展开的徽州建筑史学研究格局远非建筑本体，以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共同支撑的徽州建筑史将直接指向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群体的思维结构和造物观念，与之息息相关的建筑雕刻和装饰等视觉文化也将迎来学术研究的新生，更何况搭乘徽学研究的快车，徽州建筑终将获取公允的历史评价。
注释：
①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史“自立”的时期概略》，《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
②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③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④梁思成：《建筑文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85页。
⑤⑨⑩(11)(14)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58、15、15、15、506页。
⑥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⑦(15)朱永春：《徽州建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