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篇1
“B-S模型”对市场做了许多理想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以默顿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B-S模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广。推广主要集中在对模型所依赖于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条件的修正上。例如允许利率是时间的函数或随机变量（如默顿的随机利率模型）；允许股票在衍生证券的有效期内支付红利；存在交易费用；对于标的资产，也推广到其他种类，如外汇﹑期货﹑利率等。这些推广无疑是重要的，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美式期权问题﹑利率的期限结构问题﹑市场的波动性与突发事件问题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等都是当前金融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1.1美式期权﹑利率的期限结构问题
在市场交易的期权大部分是美式期权。对于美式期权的定价，问题要比欧式期权定价困难得多。因为美式期权可以在到期前的任何时刻执行，这就牵涉到期权的最佳执行时间问题。一般情况下期权的最佳执行时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如果应用偏微分方程的方法来讨论美式期权的定价，对应的偏微分方程的问题将变为“自由边界”问题，在数学上是一个有趣而又困难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美式期权没有精确的解析定价公式，因而只能用数值算法或解析近似解，如蒙特卡罗模拟法﹑数图法﹑有限差方分法等。除了美式期权外，还有很多新型金融产品，其定价也极具挑战性。
在“B-S模型”中，利率是给定的常数。实际上，利率的变化是相当复杂的，不同性质﹑不同到期日的证券，利率的变化规律互不相同，这也就是利率的期限结构（TermStructureofInterestRates）。它通常可以用收益率曲线的形式来表示。利率的期限结构包括三种理论：市场预期理论﹑市场分割和投资偏好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利率的不规则变化作出了解释。近年来由于利率风险的日益突出，利率期权等利率衍生证券（InterestRateDerivatives）得到了迅速发展，利率的期限结构模型更显重要。利率的期限结构的数学模型不断提出。著名的有Vasicek(1977),Cox-Ingersoll-Ross(1985)和Hull-White(1990)等短期利率模型以及Ho-Lee(1986)和Heath-Jarrow-MorrtOn(1992)等长期利率模型。比如，Vasicek模型假设短期利率r(t)在风险中性概率下满足Ornstein-Uhlenbeck过程:(dr(t)=a(b-r(t))dt+σdwt)
其中(a,b,σ)为正常数，(wt)为P下的一维标准Brown运动，该模型是第一个单因子模型，许多模型（如Cox-Ingersoll-Ross,Hull-White等模型）都是该模型的推广。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多因子模型（如高维平方高斯马尔科夫过程）。Ho-Lee和Heath-Jarrow-Morton模型则是直接用长期利率模型来描述利率的期限结构。
1.2市场的波动性与突发事件问题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市场的波动现象，一般可以归结为随机变量，以股票价格的波动为例。我们知道，股票价格的波动率是刻划未来股票价格变动的一种最关键的变量。在“B-S模型”及其大部分推广中，股票价格的波动率为常数，这在实际中是不合理的。为更准确地描述股票价格变化的规律，有几种重要的因素必须考虑：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对股票价格的依赖性；波动率与其它其它随机变量的依赖性；股票价格可能的突然跳动（象1929年或1987年的股票市场崩溃那样的事件）。随机波动率模型能够体现上述某些因素，目前受到极大的重视。这类模型（如Hull-White模型）假设波动率服从某一随机过程，比如几何布朗运动等等。在离散时间情形，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ARCH)模型是目前最常用的模型之一。它的种种推广，如GARCH,EGARCH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是将原来分析时间序列的方法用来分析波动率。
对于重大金融震荡，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至少能解释其若干特征的严格的定量描述呢？突发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基于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应。传统理论或许能解释市场在95%的时间里发生的情况。然而，如果人们承认突发事件就包括在剩余的5%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所描述的图景就没有反映实际情况。突发事件在金融领域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像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给一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描述海岸线形状和宇宙星系模式的分形理论可以解释股票价格如何疯涨与暴跌。分形和多分形的理论是本世纪最杰出的数学成就之一。分形和多分形的目的并不是要准确地预测未来，但它们确实常常是市场风险的更切合实际的描述。金融系统由于其多因素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而显得尤为复杂。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对突发事件的研究是金融数学的重要课题。
现实的证券市场是不完全市场。这常常表现为市场中的证券和股票投资组合是受到限制的。例如，不准卖空股票﹑不准贷款炒股﹑限制交易数量等。达菲（D.Duffie）等人在不完全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工作。他们的工作从理论上证明了金融创新的合理性和对提高社会资本资源配置效率的重大意义。另外，在现实的市场中，参与的经济人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即信息不互通﹑掌握的信息不一样）。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问题主要涉及到经济人之间的相互对策。由于不对称信息刻划的困难，参与的经济人的信息层次往往很多，问题的困难性可想而知的。数学处理就更为困难。3金融数学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描述金融经济的数学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只有两类：一类是牛顿（Newton）的决定论模型，即给定初始条件或者状态，则金融经济系统的行为完全确定，第二类是爱因斯坦（Einstein）的随机游动模型或者布朗（Brown）运动模型。简单地说，即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确定性状态和随机性状态也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状态。同时，所用模型的数学形式也基本上是线性的，或者存在非线性也是假设金融系统运行在线性稳定而加以一阶线性化处理，这些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和定式。尤其是近30多年来，金融界已分成两派，一派是技术分析学者，相信市场遵从有规律的周期性循环；而另一派即定量分析学者则认为市场不存在周期性循环。最近的研究利用物理学中开发出的方法来分析非线性系统，认为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这样，金融数学至少面临下列四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对金融经济现象的变与动的直觉三性（随机性，模糊性，混沌性）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已确定从此到彼得过渡条件﹑转换机理﹑演变过程﹑本质特征﹑产生结果以及人们所采取的相应的金融对策，尤其是货币政策。
其次，对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三量（货币需求量﹑货币共给量﹑金融资金流向流量）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合理界定提供正确的金融理论以及数学模型，为改善社会总量平衡关系将对财政﹑金融﹑物质﹑外汇四大平衡提供依据。
再次，对支撑现代金融大厦的三大支柱即三率（利率﹑汇率﹑保率﹑扩至经济领域还包含税率﹑物价综合指数）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为制定合理的三（五）率体系提供符合实际的金融数学模型支撑。
最后，对分别以生产力要素选择，地区或部门资源配置，综合金融经济指标为研究对象的三观（微观﹑中观﹑宏观）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便将其成果更充分地更广泛地更方便地应用于金融经济领域。（上述问题简称为“四个三工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通货膨胀时有发生和加剧，还会有新的更复杂的金融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解决。
金融学篇2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本文只是尝试对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是否纳入地理要素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ous(1995)认为，尽管存在当今的电讯革命，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Zhao(2002)则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和背景等软性要素出发，转向了“缺失的地理学”，认为需要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多元化地理学认真看待。
二、强调地理因素在金融现象实证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机构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和由这场危机产生的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地理学上的争论。Clark & Wojcik(2003)对德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水平及资本市场有效性低，一些职业投资者仍然可以从搜寻信息、分析信息中获利，因此需要离信息源近一些。对德国的研究表明，不仅国家边界而且区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写出的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劳拉詹南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三、关于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对货币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对货币社会含义的研究；Dodd对货币网络的研究；Thrift对国际信用货币网络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网络的研究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如Zelizer(1989;1994)对传统社会关于货币的作用与效果提出了批评。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这三位学者在研究货币地理学的过程中，都坚持货币是比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复杂得多的多元化现象，在分析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和具体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货币交换与信用和债务的地理学。另外，货币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别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经济，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货币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一般性转向特殊性，由对系统、网络研究的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如Wills(1996a;1996b)关于财经服务社工会的地理学；Allen & Pryke(1994;1995)关于伦敦金融市场的空间表示；Clark(1997a;1997b)关于信息、知识与金融决策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目前处在关于经济、文化、空间和位置关系争论的最前沿。
四、关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金融学篇3
互联网金融;金融产品;金融学课程;教学改革
金融学是金融专业学生推开专业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主要内容包括金融范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货币的供需与调控。纵观该课程，理论强，实践弱，重宏观缺微观。故在该课程教学中，教师难教，学生难学、兴趣不高。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普惠金融产品大规模兴起，一些传统金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不符合当前实情。同时学生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大幅提升，如何通过金融产品来阐述金融理论，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成为金融学课程教学的难点与重点。许多一线教师均认为，将金融产品引入金融学课程教学是必要的。袁凯认为教学内容应紧贴时代前沿，应从加强学生实践等方面入手［1］。余秀英则认为可借鉴“商学院模式”，课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仅扮演导演角色，教学内容以现实金融生活问题为对象，以讨论式教学为主［2］。丁杰认为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将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加入教学［3］。汪连新提出教学方式上应更注重案例教学和讨论式教学［4］。杨秋海认为教学手段应网络化［5］。纵观各位一线教师观点，金融学课程内容应紧跟时代前沿且要微观化，教学方法应案例化并采用体验式，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与自主能动性，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而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教师如何根据本专业学生需求，将理论教学与金融产品相结合，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都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将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2013级金融工程专业165位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教师个人2年的教学改革实践和7年的实盘交易经历为基础来探究以上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创新加速，教学内容相对滞后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新型产品加速推出，先后出现了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众筹等新型金融产品。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不仅是网络购物的重要支付方式，也是居民理财生活的重要组成。P2P网络借贷则是为中小企业融资另辟蹊径的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众筹，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为产品研发提供支持的新型大众融资方式。纵观这些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普惠性、小微化是其典型特征。以银行、保险和证券为典型代表的传统金融，其服务对象是高端客户、大型客户，小微客户的融资十分困难。故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金融的服务对象、服务群体、服务性质和服务特点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而目前金融学教课书仍是以传统金融为基础，阐述其理论、性质和特征，与当代金融已有差距。根据湖南人文科技学院2013级金融工程专业学生问卷调查结果，35%的学生认为，教材与现实差距太远是其上课无精打采的最主要原因。较多学生已经感受到了教材内容的滞后，这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二)教学案例有待拓展与更新
在互联网金融兴起的背景下，学生能接触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这对教学便有了新的要求。根据问卷调查结果，99%的学生希望通过案例来进行教学。学生对于案例的关注重点:一是案例的真实性，55%的学生希望案例是真实的;二是案例的时效性，20%的学生希望案例是时下案例;三是案例的典型性，16%的学生希望案例代表性强。从学生需求来看，在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教学案例库中不仅要有经典案例，还要有丰富的教师自身实战交易案例，更要有当下最新案例。教学案例库必须及时更新与拓展。(3)体验式教学平台有待拓展体验式教学平台是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平台，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理论的认识，还可增强学生动手能力。模拟交易是一个重要的体验式教学平台，可让学生了解金融基本要素，但很难让学生通过实践来体会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根据深圳某证券公司金融创新业务部的调研结果可知，金融工程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无法通过模拟交易来实现，只能通过实盘交易。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风险较小、门槛较低、学生可参与的金融实盘交易产品。例如第三方支付、余额宝为首的各种宝宝类产品、P2P及众筹产品。通过这些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可让学生切实理解信用、利息、收益与风险的互动关系。
二、教学改革方向
从当前学生和金融企业的需求来看，金融学教学内容应倾向于微观化、产品化。在互联网金融兴起背景下，如何将金融产品与理论教学更好地结合起来，根据笔者课程教学实践与个人的交易体会，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更新教材内容，将互联网金融产品列入教学
从学生需求来看，他们希望能学到贴近时代的金融产品知识，88%的学生认为有趣的金融学课堂必须有现实的金融产品。而目前教材内容主要以宏观金融理论为主，金融产品介绍匮乏，故教师在教学中须加以补充。补充的内容可包括传统金融产品(股票、期货、证券投资基金、期权和信托)和互联网金融产品(“宝宝产品”、众筹和P2P网络借贷)，其中要以互联网金融产品为重点，并根据教师交易经历进行选择。2014年余额宝萌芽且快速兴起，受到大众欢迎。笔者本人也参与了该产品的交易，故在教学中以余额宝为例，介绍了什么是余额宝，余额宝的收益和风险，如何进行余额宝的交易，最后总结了余额宝的优势(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及其所体现的金融关系。在此次课堂上，学生精神抖擞，教学氛围活跃，教学效果显著。本次课后约有30%的学生参与了余额宝交易，且常与教师探讨收益变化的原因。
(二)丰富案例教学库，以教师为主体
学生偏好案例教学，关注案例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典型性。关于案例真实性的调查，90%的学生希望案例是教师自身交易经历，10%的学生(均是男生)希望是自身交易经历。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可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任课教师须多参与金融实践，充实案例库。教师可实盘交易的产品有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第三方支付和宝宝类产品，且要以时下流行的低风险、低门槛的金融产品为主。二是教师须浏览每日金融市场信息，建立金融市场信息库，主要内容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政策动态、金融大事件等。这些及时的市场信息将为学生学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基本概念、政府监管、市场问题与趋势提供现实依据。三是案例库中也要有学生交易案例，具体获得方式如建立专业学习群，教师要常与学生分享教师个人的交易经历，引导学生参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
(三)运用金融APP，进行金融产品教学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APP大规模涌现，让教师和学生可随时随地感受信息对于金融产品价格的影响。教师和学生可运用东方财富通、大智慧、天天基金等金融APP。运用金融APP，一是为学生了解金融产品提供工具。金融APP操作比较复杂，教师通过课堂在线演示，介绍其基本操作方法。教师通过一个学期在线操作东方财富APP教学后，约有90%的学生基本能自行熟练操作该软件查看金融产品。二是通过金融APP，学生可直观感受金融产品价格(如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的变化以及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例如要全面体现利率及其价格变化，可通过东方财富APP展示银行间拆借利率及其变化、国家利率调整及其时间和TF1406价格走势与原因。通过金融APP，不仅可让学生全面地了解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及其变化，也可让学生掌握查询利率及其变化的方法。
(四)鼓励学生参与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
学生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也希望能参与金融实践。我们建议学生参与一些低风险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让其理解信用、利息等基本金融要素，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理解金融市场的功能，了解国家货币调控的机制与原理。综合学生风险承受能力，建议学生参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有余额宝、众筹、证券投资基金，不赞成学生参与股票、P2P网络借贷。金融学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金融的基本要素和货币宏观调控，引起学生对金融产品的关注，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而P2P贷款平台和股票风险较大，是学生无法承受的。学生可能因一次失利，引起其对金融的反感;同时也会让学生过分关注投资收益，而导致其学习精力分散。
三、总结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金融步入普惠时代。服务小微、服务大众成为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金融相比，现代金融的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性质已发生明显改变，这给金融学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鉴于此，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上加入具体金融产品以及选择金融产品的方式、方法;教师参与金融实践，现身说法;引入金融APP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具体互联网金融产品交易，提高实践能力。历经两年的教学实践，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学生到课率大幅提高;上机实践中学生能很好地运用东方财富APP查找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信息与和金融数据;课堂中学生回答问题的优良率大幅提高，由约20%提高到约60%;作业中约有20%的学生能写出专业的金融分析报告，且学生操作金融软件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要开展这样的教学改革不仅需要教师自身有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还要有很强的实盘交易能力。所以如何提高教师实践经验与能力成为教改的重点和难点，值得更进一步去探究。
作者：李文辉 孙红果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数学与计量经济系
参考文献:
［1］袁凯．反思金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5(2):430-431．
［2］余秀英．“国外商学院模式下”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4):116-120．
金融学篇4
一、传统金融学和理论金融学在理论基础方面的巨大差异
传统金融学是金融学发展早期阶段的一种金融理论，这种金融学理论是以理想化的市场条件为基础的，整个理论围绕着“有效市场假说”开展，并将资产的市场价格作为分析市场资产投资的重要信息依据。根据传统金融学的观点，每一个资本投资者在资本投资活动当中都是一个理性的人，做出的所有投资决策也是理性的决策，每一种投资行为都能够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在传统金融学看来，每一个资本投资者都在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投资，并且每一次资本投资行为都在试图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果。因此，传统金融学理论是比较理想化的理论形式。著名金融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施莱佛（Shleifer）认为“有效市场假设”理论应该具备以下三种主要的市场假设条件：首先是金融投资者必须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投资面前必须保持理性的思考，并且能够作出理性的决策。其次，投资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的不理得以抵消，使投资活动能够在整体上保持理性。最后，即使一部分投资者出现了不理性的投资行为，但是在市场变化当中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而重新回归到理性投资当中，因为在投资市场当中，资本价格的变化会迫使投资者从非理性当中醒悟过来。
与传统金融理论理解不同的是，行为金融学并不认为市场投资行为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纯理，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投资者本人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本人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投资者本人由于受到种种原因的影响，会出现心理或者生理上的波动，这些都会影响投资者对投资行为的决策。行为金融学主要是针对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对市场投资变化进行深刻地理解。市场具有很大的变化，往往会使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常情况下，这种变化与波动也是瞬息万变的，来不及让投资决策者进行详细的调查，只能依靠投资者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来做出决策，因此，资本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投资者来实现的。除此之外，市场资本投资也并非完全按照投资规则进行，一些时候，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交易内幕，当然，这些都是投资者无法准确获知的消息，而投资者只能依靠公开的信息进行决策。根据金融市场的运转规律，通常情况下，金融行为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指的是“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在现实的投资当中，由于受到种种原因的影响，一些投资者在投资活动当中有时候并不是把利润作为最大目标，在这种投资目标的指引下，这些投资者可能会做出一些看起来是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另一个方面则指的是“系统性的心理错误”，由于各方面认知偏差的影响，投资者的心理活动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就会导致投资者在决策的时候出现偏差。
综上所述，传统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是将投资者看作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即使出现各种偏差，但是投资者的最终行为在整体上也依旧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则并不认为投资者的行为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理，而行为金融学则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对投资行为的差异进行研究的。
二、行为金融学是对传统金融学进行的挑战
传统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的投资行为，投资者往往会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理性投资进行研究：首先是“贝叶斯”理性规则，这种理性规则的主要内容是指主观概率更新规则，具体是指在投资者获取投资信息之前，投资者自己会有一个先验概率，当投资者接受到信息之后，投资者需要按照“贝叶斯”理性规则对市场信息进行分析，并对自己之前得出的先验概率进行修正，最后再得出理性决策。其次是“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具体指的是，当投资者通过“贝叶斯”理论得出后验概率之后，投资者利用函数对信息进行计算，并根据自己的期望，对资源进行合理重组和优化配置，通过投资来达到自己的期望目标。
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金融学家也开始对理性人假设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疑点。首先，在投资当中，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一个投资参考点对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和对比，但是投资参考点往往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当中的，因此，在投资当中，投资者需要对投资参考点的变化进行分析。其次，每一名投资者都会在投资活动当中积累一定的投资经验，投资者在投资当中首先考虑到的通常会是自己的经验，而不是“贝叶斯”法则。最后，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投资者获取的各种信息可能是真实的市场信息，也可能是一些虚假信息，这些都会对“理性人假设”提出挑战。
在金融市场，投资者的个人因素往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投资者个人的原因也是投资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知偏差具体指的是投资者的行为和投资决策经典理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他们分别是投资者面对投资风险时的一种态度、投资者自身的心理素质水平、投资者过度乐观的态度或者是过度悲观的态度。在投资活动当中，投资者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避免经济损失，而并不是投资者本身对风险存在厌恶。在关系到人们自身的收益状况时，投资者往往会出现对风险的厌恶，反之，当风险关系到投资者的损失时，投资者往往会表现出对风险的爱好。其次，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一些人天生比较乐观，而另一些人则比较悲观，这些都会影响投资者对投资的判断和决策。
金融投资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金融市场往往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投资者，不同投资者之间会出现相互影响的现象，从而使投资市场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偏差行为，在金融学当中通常会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群体行为”。但是，在传统金融学理论看来，虽然金融市场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但是这些非理会出现相互抵消，从而使金融市场能够在整体上保持理性。与传统金融学不同的是，行为金融学则并不认为非理性投资行为是一种随机行为，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行为金融学认为金融市场的非理之间并不会出现抵消。
有效市场假说是传统金融学当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传统金融学认为在有效市场的影响下，市场价格是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样的资本必须依据自身固有的价值进行交易，不能够出现不同的价格，然而，与传统金融学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在现实的交易当中，资本可以在不同的市场当中按照不同的价格进行出售，行为金融学正是看到了金融市场的这一特点，并对金融市场的这一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限套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了价格对信息的错误反应所表现出来的非理原因。除此之外，噪声交易也是导致市场非理性的主要原因。
三、投资决策模型方面出现的分歧
在传统金融学当中主要包括了两种金融决策模式，这两种模式分别为有期权定理论模型以及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模型。除此之外，行为金融学投资决策模型则包括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具有很大的区别，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没有将投资者看成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人。根据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将投资者分为两种主要的种类，他们分别是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种主要的情况。在具体的资本投资活动当中，信息投资者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投资者，在交易当中会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开展，他们能够在投资决策当中始终保持理性，并不会受到各种各样认知信息的影响，他们的出发点是如何将资本通过配置获得最大利润的。与信息交易者不同的是，噪声交易者并不会在具体的交易活动当中严格遵守资本资产定价模式，他们通常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甚至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认知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决策。当然，在金融市场的现实运转当中，这两种不同类别的交易者会在交易活动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决定金融市场的资本价格。如果金融市场里面的交易者多为信息认知型的交易者，那么金融市场将会表现出很大的效率，当然，当噪声交易者成为了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时，整个金融市场将会表现出比较低下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在市场行为模型当中，行为金融学中还出现了两种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他们分别是DHS理论模型和BSV模型。最后，市场理论模型还包括有统一理论模型和羊群理论模型这两种模型类别。
四、结语
在经济学当中，经济主体对经济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也是经济理论学说的理论基础。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同，目前主要有两种最基本的金融理论，他们分别是传统金融学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完善，他们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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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篇5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来源相同
行为组合理论是由传统资产组合理论演化而来的，是对传统资产自合理论的延伸。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同样是在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而发展而来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非完全脱离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而是对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不足与缺陷的有效补充。例如，对于理性人假设理论，行为金融学认为人存在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而对于市场有效性理论，行为金融学针对传统金融学理论中套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改正。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是有着一致性的。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切入点相同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对于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均是构筑在对市场主体决策行为、市场运行状况、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投资者的市场活动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同样认为人是对市场活动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并以人为中心，对市场中人的风险决策行为与心理进行分析，采用理论模型实现市场风险管理的量化。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手段相同
行为金融学与传统金融学对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手段，均是以一种经济学假设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理论模型的可靠度均取决于所参照的假设条件是否与市场实际相近似。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与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向均是从对市场个体的决策行为，到个体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再到市场整体，且均是以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以这种方式接受市场的考验。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不同点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以市场有效性假设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作为理论依据。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理性使其能够在投资市场中，抓住任何一个非理性投资行为所带来的套利机会，进而造成非理性投资者在市场投资中出现利益损失，最终从竞争市场中淘汰。然而行为金融学则与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其认为非理性投资者与理性投资者之间，由于存在市场信息披露不均衡的情况，使两者所掌握的市场信息不相等。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市场有效性假设并不成立，该假设并没有满足成立的条件。市场是非有效性的构建了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市场中所有参与的投资者均是理性的。理性的投资者以资本资产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作为决策依据，在资本市场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进行投资时所暴露的情绪与心态即是投资者的价值感受。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则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存在四类不同的情绪与心态。这四类情绪与心态包括避害大于趋利、减少后悔及推卸责任、追求时尚及从众心理、过于自信。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受到这四类情绪与心态的支配，进而影响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使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具备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决策行为存在多变性与多元化，且这种行为通常形成于投资决策的过程当中；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其行为的性质与决策的环境会对投资者的决策方法与过程造成一定的影响；投资者的行为更趋于满意性，而非最优化原则。这些特性导致投资者往往不愿意按照金融学定义上的最优化数学模型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中投资者是理性的假设并不成立，其认为投资者应是基于价值感受的非理性。因此非理性的投资者构建了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
（二）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基础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是以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作为理论基础。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则在此基础之上，对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理论进行了借鉴。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主要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决策行为与心理因素等特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假设投资者是在风险规避、理性预期的前提下，将预期效益最大化，而忽视了投资者决策行为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
（三）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不同
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模型则主要是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是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不同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该模型认为投资者可以被分成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分别为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与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不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为理论基础，往往会导致其出现各种认知上的错误与偏差，进而受到各类错误与偏差的影响，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而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则是在严格遵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的基础上，对投资组合的方差与均值进行关注，不会遭受自身投资认知偏差对自身投资的影响，进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与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定价趋势。当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成为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时，市场将呈现无效率的状态；而当提供信息的市场投资者成为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者时，市场将呈现有效率的状态。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认为，证券市场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斜率。然而在证券市场受到制造噪音的市场投资者的影响时，均值方差有效组合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市场组合将不相等。
四、对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比研究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过程是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托，同时结合现实中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行为金融学已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信赖。投资者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自创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投资决策手段，并且通过该手段在市场中的应用，实现了一定的收益。这些投资者通常将自己的投资策略建立在假设市场其他主体不变的前提下，而当市场其他主体应用与其不同或相反的投资手段时，投资者往往会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位置。而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现象，对投资者未来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大力推广，使广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基础有了一定的理解，使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决策对心理因素的依赖逐渐降低。因此只有不断的完善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金融市场的投资管理、金融资产的创新经营带来正面与积极的影响。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仍会逐渐向市场有效性假设的方向发展。这时，资本市场将慢慢转变成客观存在的有效性市场，这一客观事实将导致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作用慢慢消亡。按照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结果，投资者在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信息后，由于自身的投资经验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往往会根据发行者的宣传效应，过高或过低的对市场上发行的金融产品进行估价。而根据资本市场的验证结果，投资者往往会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行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差。因此投资者应清醒的认识到，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基本假设中投资者是理性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的投资决策中，投资者往往会受到来自心理、自身经验等较多因素的影响。投资者需要对自身在投资决策中的情绪与心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掌握自身情绪与心理对投资决策过程的影响。投资者应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在投资决策上的失误，将导致自身的利益损失将成为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与利润。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应通过坦诚自身非理性的弱点这一事实，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投资者应针对每一次投资决策，充分的做好事前的风险预测与风险控制。在投资决策实施后，市场出现波动时，投资者应努力学会对自己的情绪与心理进行有效的控制，防止自己做出非理性的错误决策。在实际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存在着较高的复杂性。不同的投资者会按照自己过去的投资经验，对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做出自己的初步分析与判断。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投资者的心理决策变化同时也在不间断的发生。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不仅仅会受到自身心理变化的干扰，同样也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包括市场规范、市场其他个体等。因此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也具备着一定的复杂性。针对风险管理中存在的可变因素，不能仅仅参照传统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结果，其研究结果往往对于市场异像无法进行有效的解释。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应从市场环境等外在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考虑。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得风险管理理论不断的被应用于市场实践中。证券市场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使得风险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理论内容、管理结构等各方面均面临着巨大的改革。行为金融学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应从更全方位的视角，通过不同的理论体系，开创新的研究思路，使原有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与发展。
金融学篇6
2.行为金融学的崛起。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Burrell和Bauman就发表文章呼吁把心理学和金融研究相结合,认为更传统的行为方法和定量投资模型相结合是有益的,但当时由于认识心理学尚处于形成阶段,行为决策领域也还未发展成熟。另外,金融学家不大情愿将金融学作为“工商管理”的一个应用领域。他们希望能通过更多采用金融的源科学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来将其提高到更高的层次。然而,这些带有经济色彩的经典现代金融理论的某些基本假说在现实中却与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冲突。例如,现代金融理论认为人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说前提。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有与现代金融理论模型相冲突的数据出现(如前文所述),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实际投资并非如EMH假说中的原因———结果方式对信息作出反应。人们更多的是根据其对决策结果的盈亏状况的主观判断进行决策的。行为金融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并不能很好地遵从于最优决策模型,因此,不但需要讨论人们应该如何最优决策,而且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正确反映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用状况的描述性模型来讨论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决策的以及证券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如何确定的。这就是行为金融理论所要研究的。
二、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为现代金融学发展提供了变革性视角
现代金融学家普遍认为,股价的波动性是由于投资者认知程度的不同所致,对此,他们借助现代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在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这种不对称性较弱,投资者之间信息的差异所导致的认识分岐似乎不足以解释许多股票的高波动性。行为金融学提出了另一个认识差异的来源,即投资者处理数据进行决策的行为方式。实践研究表明,对决策复杂性的认识的不同、投资者的情绪、做出决策的期限、决定的可变性、信息的形式等的不同将对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Shefri和Statman在1994年结合行为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与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对应的BAPM(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体现了两类交易者的市场相互作用,即信息交易者与噪声交易者的相互作用。信息交易者通常支持现代金融理论的CAPM模型,他们避免出现认识性错误并且具有均值方差偏好;噪声交易者通常跳出CAPM模型,易犯认识性错误,并且无严格性均值方差偏好。
与CAPM不同的是,在BAPM模型中,证券的预期回报由行为β决定。行为β与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相关,而均值方差有效组合并不同于市场组合,因为噪声交易者影响证券价格。在BAPM模型中,由于既考虑了价值表现特征又包含了效用主义特性,因此,它一方面以战胜市场意义接受市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从理性主义意义出发拒绝市场有效性,这对金融研究的未来发展有着深刻启示。
金融学篇7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
马柯维兹(Markowitz)指出,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会使投资组合位于资产组合理论导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生活中受情绪等行为意识影响的投资者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们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趋于各种诱惑。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马柯维兹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罢了。
制定行动规则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对于沉迷于酒精的人来说“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标准一样,“消费红利、绝不动用资本利得”是消费欲望强烈的投资者的自控标准。那些认为停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的CEC的小股东们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绝不动用资本利得的自控规则。这些人将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收入意识账户。他们担心,一旦开始自制红利(卖股票),就会像酒鬼碰到酒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一切。
对于遵循行为金融的投资者而言,自制红利还有另一个不足之处——它开启了遗憾之门(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将遗憾(Regret)定义为投资者发现不同的选择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时的痛苦感觉。设想一个投资者用分红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另一个投资者用卖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Kahneman和Tversky问道: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这两个投资者会感到同样遗憾吗?遗憾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
二、争论的核心:市场有效性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滞后反应(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争论双方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对过度反应与滞后反应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学领域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对市场有效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找到系统有效地打败市场的方法。另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价格仅仅反映市场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的理性趋利特性(数理金融中的无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资产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理性价格意义上的有效性的差别。秉承资产分配策略的投资者试图在股市出现泡沫时抛出股票,在股市出现恐慌时买进股票。在对泡沫与恐慌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投资者情绪这种价值感受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容易被打败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发现,资产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时最为成功。大多数秉承这一策略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抛空头寸。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投资者大多在股市达到最低点时仍然驻足不前,从而丧失了在随后的股市复苏中大赚一笔的机会。看来,打败市场决非易事。
在金融学家们对市场有效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Fama(1991)的论述:市场有效性是不可检验的。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必须借助于有关预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实际收益与模型得出的预期收益不符,则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我们经常见到的验证某一金融市场低价股和具有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在试图否定市场有效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得出超额收益的预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因此,市场有效性必须和相关的预期收益模型同时得到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场有效为假定前提,而检验市场有效性时,又先验假设预期收益模型是正确的。用市场有效性前提下的预期收益模型是无法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以最为常用的CAPM和APT为例,市场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过来并不能因CAPM和APT导出的结论与市场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场有效性——因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火如荼,却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都极力试图使市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们往往对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处理,研究结果不免有失客观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他们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数据,与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终,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论述:现有金融手段无法验证是资产定价理论有错误还是市场是无效的。他们无奈地写道: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下一个百年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价值感受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纯理性的价格并不存在。因此,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市场)似乎更为科学。
行为金融学正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时反映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资产定价模型。
三、争论的新发展
1.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流金融学认为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价值感受的过分关注已经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就是要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中寻求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过分关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只会使我们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为金融学家则坚持认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实CAPM也是从投资者行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怎么能认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的,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标准贝塔和行为贝塔的估计是一个难点。在CAPM中,我们都知道市场组合的构成原理但却找不到精确构造市场组合的方法,因此在计算标准贝塔时只好用股票指数代替市场组合。行为贝塔的计算就更加困难。因为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月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下个月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当然,这些问题决不能阻止金融学家们对资产定价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经济学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个翻版。供求曲线既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如对产品成本、替代物价格的分析),也决定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下的标准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决定于公司规模(size)、B/M以及市场组合本身,但对公司规模和BM的判断是具有理性趋利特性的客观标准呢,还是反映了投资者的价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种观点,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则持后一种观点。
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诸多因素。比如钦佩(admirafion)这种价值感受特性。《财富》杂志每年都对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家最钦佩的公司做一次调查。Shefrin和Statman(1995)发现,回答者明显偏爱其钦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偏爱已经明显地超越了预期回报(理性)的解释能力。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所使用的资产组合和主流金融学中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发现共同基金为一些投资者采取了较高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对另一些投资者却采取了较高比例债券的投资组合,这显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学中的两基金分离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为两基金分离定理证明所有有效组合都能够表示为一个股票与债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风险组合和不同数量的无风险证券的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替代马柯维兹的均方差组合理论。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构筑资产组合的方法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各种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CAPM等主流金融学模型都在关注不同股票的预期收益差异,但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如何变化,风险补偿会不会变化,抑或说如何衡量泡沫呢?在这方面,行为金融学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解释能力。
风险补偿是金融工具(这里指股票)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值。风险补偿的名称是针对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对于金融工具的转让方而言,它又被称作风险贴水。它名义上是对风险的补偿,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在内的决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场情绪(sentiment)共同决定风险补偿。Porter和Smith(1995)则在实验室环境下成功模拟了泡沫的形成过程。
四、前景展望:行为金融学——新的主流金融学?
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
几乎没有理论体系会与所有的实证研究相吻合,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米勒承认红利问题对于主流金融学而言是一个迷,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通常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和有关红利的特殊模型联合起来,将是很完善的,至少不会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对现有金融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基于行为金融或是其它理论的重建既非必要,也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以解释反常现象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也必须是在所有投资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内。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强调,股票价格超涨超跌的过度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认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则明确指出,股票价格的涨落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目前的争论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与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通常被定义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很正常的。面对10美元与20美元的选择,理性人和正常人都会选择20美元。
综上所述,在很短的时间内,行为金融学迅速崛起。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任何一名金融学者都在对行为金融学提出的问题与得到的结论进行仔细推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展示行为金融学在当今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及发展前景。从对主流金融学的假设与结论提出质疑,到对市场有效性、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资产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正在逐步向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和主流金融学围绕本文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将随之深入。虽然行为金融学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还只是行为金融学家的一厢情愿,但行为金融学必将对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许正如Thaler(1994)所说,终将有一天“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名词将不再被人提起——这是多余的。人们在对资产定价时将很自然地考虑各种“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更相信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在争论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实践性的主流金融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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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篇8
1、金融学需要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管理、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商业银行业务管理、中央银行业务、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等。
2、金融学是研究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的学科。本专业培养具有金融学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金融、金融学均为现代经济产物。古代主要是农耕、农业经济，主要是易货和简单的货币流通，根本不存在金融和金融学。
（来源：文章屋网 ）
金融学篇9
1.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
金融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金融学与非金融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金融学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编写出适合会计专业学生的金融学教材是非常重要的。课堂教学中加入企业个人的信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等内容，都体现了该门课程应用型的特点，因此更加适合会计专业学生的学习。但金融学本身与其它一些课程有重叠，比如货币的供给与需求、通货膨账与通货紧缩等内容都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讲授，因此这部分可以通过做练习的方式进行复习式讲解。
2.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
金融学的一些内容是与实物分不开的。比如金融工具，在课堂上可以向学生展示银行汇票、支票、本票等凭证，同时指出这些工具使用的范围及特点，然后根据实际案例让学生正确填制凭证，了解谁是出票人，谁是付款人，谁是收款人。企业在什么时候申请什么样的票据，申请的程序和如何办理结算等。再例如，讲解货币时，可以向学生展示不同阶段的不同货币，从铜板到纸币，甚至币材为塑料的信用货币，这样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3.教学方式方面的改革
(1)学生参与讨论式的课堂教学改革讨论就是表明见解或论证。讨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提高和升华的过程。所以把讨论引入课堂是非常必要的。在金融学课程基础篇中有货币、信用、利息、外汇等内容，这些内容与我们平时的生活关系密切，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讲解的知识点引出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解起来要相对容易很多。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教学中，以学生讨论相关内容从而得出结论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例如:在讲到货币的形态时，告诉学生今天世界上主要使用的是信用货币和电子货币，这时可以让学生讨论未来社会的货币是否会被无纸化即电子货币取代?无论能否取代都要说明理由。在讲外汇时，可以根据外汇的定义让学生讨论分析我国货币是否能成为世界货币?为什么?再者在当前信用缺失的时代，通过视频播放当前经济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行骗案例即“庞氏骗局”，观看后让学生讨论“庞氏骗局”发生的原因?这种骗局如何能避免?在你的周边所经历过哪些信用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学生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可以使课堂活跃，特别是听到其他同学的发言能使自己的思维更加开阔。讨论结束后，由教师给出参考答案。
(2)学生参与实践式的教学改革实践目前成为各高校在课堂上运用最多的一种教学方法，但如果仅仅依赖于课堂上有限的实践是达不到最终目的的。只有通过课堂外的实践学生才能看到自己在课堂上吸收知识的不足。在金融学课程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实用性最强的，那就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分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而我们能够参与的是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学生最好的老师便是市场本身。只有进入市场，学生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从中学习到实际操作的方法和手段，才能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然后又回到理论中来，才能得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一环节是在课外时间进行的，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模拟操作。给学生提供一个模拟网站，但其所有数据都与真实的资本市场是同步的。每位学生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作为注册名，这样有利于对操作结果的真实性做一参考。平台中给学生提供多种选择，这里面有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期货市场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注册其中任何一个市场进行操作，注册资金都选择一百万，时间两个月。两个月后，学生把自己的投资过程做一个总结，并把他们两个月来获得的收益进行排名。不仅如此，还可以让每位同学讲解自己在投资过程中的感悟。通过这一阶段的模拟实践，学生基本掌握了投资方法，认识了相应的市场及企业投资融资的渠道和方式。同时也意识到投资不仅能获得收益，也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会感受到挣钱的不易。另外在金融机构商业银行部分的教学中，让学生拿上自己的零用钱去银行办理实际的相关业务，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存钱取钱，还要求学生办理汇款、理财、交纳水电费等业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校外实践，使学生对商业银行与个人相关的基本业务及基本程序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金融学篇10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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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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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金融学篇11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2.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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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篇12
进行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首先要确定改革的目标。从卓越工程教育计划的目标和内容来看，其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发展，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使其成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根据这一理念，结合快速发展的金融深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目标对金融人才的需求特征，确定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的目标是:以实验金融学教学体系为特色，培养出具有国际知识背景、适应国情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和复合型的“卓越金融人才”。根据这一目标，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需把握三个关键点。(1)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金融深化的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目标，要求我们必须面向“大金融”时代培养出具有良好综合素质和多种能力的通用型金融学人才。尤其是上海理工大学作为上海市属重点大学，金融人才的培养必须适应上海经济发展特别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人才的需求。(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让学生掌握扎实的金融基础知识和理论，又要指导学生学习和了解最新的金融理论。更重要的是，培养和引导学生将金融理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其实践能力，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3)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这是必然趋势)，金融资源的国际流动不断增强，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人才一定是适应金融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人才。因此，加大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三、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传统的金融学专业的教学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并由教师来主导与控制，学生是被动接受，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压制，不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且，传统的金融学专业培养的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需求的金融内需型人才，缺乏国际化。显然，这样的教学状况是难以满足新时期金融人才培养要求的，不符合卓越工程教育的理念。
(一)调整教学内容
1．体现学科交叉性随着金融理论的发展，金融学与数学、统计学、工程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日益密切，金融学已成为一门交叉性学科。而“大金融”时代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也需要我们能够将金融学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为此，上海理工大学在金融学专业的教学改革中充分考虑到了金融学科的交叉性特征，并据以调整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上，将金融学课程与数学、法学、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会计学、外语等交叉融合，金融学专业分别开设了金融工程概论、金融计算与建模、博弈论、经济法、金融法、银行营销学、电子金融学、商业银行会计、财务报表分析及一些双语课程。这种交叉性的课程设置适应了“大金融”时代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2．体现微观化趋势在“大金融”时代，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持续的金融创新需要大量处理微观金融问题的金融人才。在这种金融微观化趋势下，金融学专业的教学应转变过去以宏观金融为主、忽视微观金融的状况，重视和加大微观金融课程的教学。在对过去宏观金融课程进行适当调整的同时，增加了微观金融课程。在共24门金融学专业课程中，微观金融课程开设了14门，占比达到58%。3．课程内容调整与自编教材、参考书相结合过去，金融学专业使用的教材，存在着内容重复，部分内容陈旧过时的现象，降低了教学效率。为此，在组织教师对教学效果进行研讨的同时，对重复和过时的内容进行调整和改革，并根据卓越金融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金融形势发展的要求，组织编写一系列金融学专业教材和参考书，包括1)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教材:《外汇管理———理论与实务》、《金融工程》、《公司金融》、《证券投资分析:理论、方法和实验》、《房地产金融》和《中央银行学》等;2)高等院校精品课教材:《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3)教学参考书:《合理节税: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汇市冲浪———如何进行外汇投资》和《沙里淘金———如何投资黄金》等。这些教材已经在多届学生中使用，效果良好，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提高了教学效率。
(二)改革教学方法
卓越工程教育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教师课上“满堂灌”和学生课下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真正实现教学方法的转变。1．“引导—激发”式理论教学方法在理论教学中，采取“引导—激发”式理论教学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具体包括以下三种形式。(1)案例教学法。结合教学内容，精选国内外金融领域的经典案例和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金融事件，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的金融知识和理论，从多角度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2)主题辩论法。就一些重要的、热点的理论观点或论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辩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3)微型报告法。每章内容讲完之后，教师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回去思考、研究，做成小论文或报告，下次上课时请一位同学做约10分钟的微型报告，之后对报告内容、PPT质量和报告方式进行简短讨论。以上三种方法都是通过在学生中间组织学习小组，引导组内和组间的学生分析、讨论和辩论，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引导—激发式教学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研究和写作能力。而且，课堂上的讨论、辩论和报告以及团队之间的协作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交际能力，养成良好的社交礼仪，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2．建立教学网站在传统的金融学专业教学中，师生的互动交流主要是在课堂上，课下，老师和学生很少有机会互动交流，这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为了在课堂之外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通过教学网站的建设(包括外网和内网建设)，将现代网络教学手段运用于一些传统金融学专业课程中，进一步拓展教学空间。目前，金融学专业的所有课程都已通过学校课程中心网，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学生可通过该网站获得PPT教案、教学大纲、习题及答案等相关教学信息，并可与教师在线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创新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过去，学生的考核方式采用“一考定成败”的考试模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现在的考核模式将教学过程考核与期末考试有机结合，不再主要以笔试的试卷成绩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而更加注重平时的综合表现和综合素质，学生平时分占总成绩之比甚至达到40%。而平时成绩主要是对各小组的工作进行综合评定，小组成员共享同等成绩。评分标准包括小组成员遵守课堂纪律情况、小组讨论情况、报告幻灯的质量、交流发言情况、团队协作能力等。总之，新的考核方式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核。
(三)构建一体化实验金融学教学体系
卓越工程教育计划要求:要改变过去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金融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操作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金融学专业通过课堂教学的情景模拟、实验模拟、校外实践拓展和毕业实习环节的强化管理，建立了一套以实验金融学教学体系为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1．开展情景模拟的课堂教学通过事先向学生提供一定的背景和分配角色，模拟时要求其以角色身份完成一定的活动或任务的情景模拟教学，提高学生一定的金融业务能力。如，在金融概论(A)课程中，结合金融市场相关内容，要求不同的小组分别扮演拥有项目的创业者、风险投资机构(VC)、私募股权投资机构(PE)以及投资银行等，就创业者如何吸引资金投资、VC和PE如何选择投资项目、投资银行如何辅导项目上市等情景开展模拟教学，受到学生欢迎。2．建立实验室的实验模拟(1)进行金融模拟实验教学及模拟方案设计是金融专业实践训练的基本环节。本专业依托部级经济与管理教学示范中心，筹建了商业银行综合业务模拟实验室、金融衍生品业务模拟实验室、期货与证券模拟实验室，开设了商业银行综合业务、金融衍生品业务、保险业务、证券投资、金融理财模拟等实验课程，并要求学生能借助金融模拟软件，设计各种业务模拟方案，从而提高了学生在将来实际工作中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2)申请并获得上海市教委2011年度“上海理工大学金融学专业研究教学型实验室建设”项目。目前，该实验室正在建设中。本专业以两个金融实验基地为依托，把金融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数据库技术、先进的计算软件结合起来，促进了金融学专业教学模式的根本改变，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3．拓展校外的实践通过校友网络，努力拓展校外实习、实践基地，通过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为学生搭建实践、实习平台，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以及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能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如，财政金融系通过组织“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界校友沙龙”活动，积极拓展校外的实践基地。4．强化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环节的管理专业实习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为提高学生校外实习效果，本专业对学生的专业实习进行认真的组织规划，毕业实习指导老师在学生实习过程中，通过电话与实习单位联系，以了解并监督学生的实习情况，实习结束后，必须交一份实习报告，指导老师根据实习报告的内容、格式及规范进行严格评阅、打分，最后综合评定毕业实习成绩。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建设，初步搭建了一体化的实验金融学教学体系。该实验教学体系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了他们对金融业务的感性认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学生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近年来，上海理工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无论是在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还是在一些沙盘推演竞赛中都表现出较高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如由金融学专业学生组成的团队分别获得了2011年全国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半决赛一等奖、第三届全国高校“创意•创新•创业”电子商务挑战赛上海赛区决赛二等奖等，另外，他们还获得2011年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小额农贷营销风险管理演示系统。
(四)开办金融学第二专业
从响应学校的卓越工程教育计划、为社会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角度出发，金融学专业开设了金融学第二专业学位教育，并根据非金融学专业学生特点制定单独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提高了非金融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自2007年开办以来，本专业已经连续招收了四届学生，总人数达390人，他们分别来自全校各个专业。目前，已毕业115人，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复合型人才，显示出上海理工大学卓越工程教育的成效。
(五)开设金融讲坛
为了拓展学生的视野，还尝试开设金融讲坛，实行定期讲座制度。要求财政金融系博士或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每个学期必须为学生做一场学术报告，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同时，设法邀请校外的金融学专家和金融实业界人士到学校做报告。至今，相继举办了证券投资、国际金融、风险投资等多场报告。场场报告都是座无虚席。通过开设金融讲坛，组织校内外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进一步开阔了学生的思路与视野。
(六)多方并举，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金融人才，通过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交流平台和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建设，推进三位一体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1．国际化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开设国际金融、外汇管理、国际投资、国际结算等介绍面向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论和业务的课程外，还开设了金融外语、金融文献阅读、金融市场学、国际结算等双语课。2．建立国际交流平台在国际交流处的协助下，开展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化金融人才的培养。如财政金融系首次建立了与意大利摩德纳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学生互换交流平台，并在2010年下半年，摩德纳大学派教师和学生来上海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学习交流;2011年度，金融学专业派学生作为国际生赴摩德纳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3．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到国外进修、访学以及引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层次人才方式，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近年来，金融学专业派教师于2010—2011年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arlsruherInstituteofTechnology，KIT)、意大利摩德纳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学;还有的教师即将出国访学。同时也引进了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充实国际化师资队伍。
金融学篇13
当代社会，金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掠夺的一种新工具，它可以是一场主宰世界的游戏，让世界各国风云变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对此进行研究，但研究基本上停留在金融原理和金融数学模型上，而对于金融学这门学科本身却很少提出本质的探讨和哲学的反思。笔者认为对于金融本质的探讨和反思是有其必要性的，以哲学的方法去反思金融本身，可以让我们对其的态度回归理性，而非狂热，使得金融能切实为社会发展服务，而非制造灾难。
一、金融哲学定义及现状分析
（一）金融哲学的概念
对于金融哲学，目前学界还无统一的、无争议的明确描述。但笔者认为，就其概念本质来说，是对金融活动与金融学进行反思的一门学科，旨在通过联合金融学与哲学，发挥两门学科各自的优势，对金融的本质、金融发展中的哲学问题、金融活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是金融学与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
（二）金融哲学研究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对“金融哲学”进行搜索，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存有相关文章5篇，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论述“金融哲学”的书籍，但学界不乏对虚拟经济、货币、信用、财富等相关领域的哲学审视。
1.索罗斯的金融哲学思维。关于金融哲学，在这个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的学科中，国内外有几个人物值得关注。首先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闻名于其操控市场的骄人业绩和富有哲学意味的投资理念，索罗斯深受波普尔哲学“证伪”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他的核心投资理论――“反射性”，简单说是指投资者与市场之间的一个互动影响。索罗斯认为：“ 我们对这世界的所有看法都有缺陷和扭曲”，“我们所有的思想构成都存在真正或潜在的缺陷”，“人对事物的理解具有不完全性”，“完全性理解不可能存在”等等。索罗斯把“不完全性认知”表述为“虚妄”，有时也表述为“偏差、偏颇、谬误”等。其提出“相信我们自己的虚妄”、“相信我们也许错了”等非有严密逻辑的阐释。
提到金融哲学，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索罗斯的成功与其学习哲学的经历和独到的哲学思维有关。索罗斯本人所写的《金融炼金术》、《超越金融》以及他人介绍和评述的《相信自己的虚妄》等著作对其金融哲学思维的阐述很难称得上是哲学，更不可能是系统的金融哲学理论，毋宁说其具有一定的哲学思维，并将这种思维运用到金融领域。
2.国内金融哲学相关研究。虽然国内关于金融哲学的研究甚少，但不乏学者对货币哲学、财富哲学、虚拟经济哲学等相关研究对象进行探讨。
金融从广义上来说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所以，对于货币、信用、虚拟等方面的哲学研究可将其视为金融哲学的一部分。张雄教授的“货币哲学：从思想史谈起”，从多角度展现了货币既是显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与提升的符号,也是人性异化和人性发展的历史见证，认为开展对货币哲学的讨论,将有助于深入地把握货币的本质和货币所牵动的人性与社会的发展。韩强教授的“‘虚拟经济’的哲学思考”等文章，认为在金融领域客观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人的主观认识的偏差,都会产生风险，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人的认识是能动的反映,也就是说,以动态的思维反映动态的事物”。在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和学者对虚拟经济和虚拟财富进行了多方位的哲学解读。其中程恩富教授指出,“实际上股市市值的上升带来的并不是真实财富, 而是虚拟财富；虚拟财富不等于社会的真实财富。所谓股市的财富效应要辩证地去看待。股市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是再分配的重要场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哲学系马拥军教授指出,“对于虚拟经济来说, 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不是货币的虚拟化, 而是资本的虚拟化。货币的虚拟化只有在资本这种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虚拟经济的基础。”孙承叔教授认为,“金融资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虚拟性,一个是投机性。银行资本的大部分是纯粹虚拟的。它们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益决定, 而是由预先计算的收益决定, 因而具有投机的性质。金融资本代表的是收益的权利, 必须以实体经济增长为前提，一旦超越这个前提它就可能变成泡沫。金融资本发展起来以后,由于财的效应,反过来会成为对经济、社会起极大破坏作用的力量。”
3.发展金融哲学的价值分析。纵观国内学者对于金融领域内的哲学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缺乏把金融哲学看成一门新兴的学科来发展，大都侧重于货币、信用、虚拟等与金融密切相关的方面进行探究。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其学科以及其中问题的联系。早在凯恩斯革命引致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时，宏观金融学就相应形成，其核心内容就是货币经济学，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封闭的研究环境逐渐拓展到开放的经济环境，国际金融问题也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Von Neumann-Morgenstern（1947）的期望效用公理体系和Markowitz（1952）的资产组合理论为标志，金融学已经发展起来，学者们开始界定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差异。
在50多年前学界就对经济学和金融学做了区分。金融学由于其研究对象以及无套利分析的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独特特征的学科，并非是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经济学。所以，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并不足以囊括金融哲学领域的特殊性。而对于发展金融学来说，发展一门反思其自身的哲学显得极其必要。对金融本质探讨，以哲学的方法去反思金融本身，可以让我们理性的去思考和对待金融。这不仅是有助于对金融活动和金融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哲学在新领域上的发展，使得哲学更加丰富。
二、金融哲学本质与研究对象
探讨金融哲学的本质，首先要分析一下对金融的定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其定义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产的供给与定价。其基本内容包括有效率的市场，风险与收益，替代与套利，期权定价和公司金融。”《韦氏词典》将金融定义为“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the granting of credit, 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 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就是指由货币流通、信用活动、市场投资、银行服务等组成的系统。不难看出，货币、信用、资本市场是其中三个关键要素。金融哲学应该把这些要素纳入研究范围来探讨其本质。
（一）货币流通的本质
货币流通从本质上看，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一种手段和形式。而金融则使货币流通的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它可以诱使逐利的人们，召唤出了货币所有潜在的力量。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认为现代货币流通方式仍然没有改变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本质。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出现，今天的货币流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货币关系的深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并对这些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货币的流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流通造就了如此结果：“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诚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重要的金融体，把握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脉。货币的流通是金融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金融集合、重构了整个社会的货币，是流通中的货币成积数的发挥效用。当然，在危机到来的时刻，也会迅速的打乱货币流通的基本规律，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陷入混乱。
货币的流通作为金融存在的一个关键要素，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人自身。这种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金融高速发展的今天也越发的体现出来。金融中的货币流通本来是为人所利的创造物，但它反过来成为愚弄、支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结果个人的力量越来越渺小，而金融、货币的力量却越来越巨大。正是因为货币具有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的特权，它才能诱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企图攫取它、占有它，对它顶礼膜拜，甚至不惜出卖肉体乃至灵魂，铤而走险。
（二）信用活动的本质
在此本文讨论的是经济范围内的信用及信用活动，而非伦理角度的。金融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从产生伊始就和信用相伴相生。对于金融而言，金融信用在金融中无可置疑地占有首要地位。正如一位银行家所言：“信用是银行的生存之本”，金融信用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信用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形态反映, 是社会总资本循环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是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认为信用活动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信用这个再生产的环节遭到破坏，在信用恶化的条件下，资金流动受阻，无法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优化配置，资金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要素，其配置方式具有带动、引导效应，资金配置失衡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失衡。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以信用为核心的金融领域亦是再生产环节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信用恶化的环境下资源配置失衡，金融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三）资本市场的本质
资本市场在《英汉证券投资词典》解释是：“金融市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进行长期资本交易的市场。”亦称“长期资金市场”。本质上，资本就是财富；资本市场是以资金或者实物财产为主要形式的交易市场。那么资本市场，也就是现代人类社会进行沟通和交往的一种新的方式。与货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融资期限长、流动性相对较差，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的资金多用于解决中长期融资需求，故流动性和变现性相对较弱；风险大而收益较高，由于融资期限较长，发生重大变故的可能性也大，市场价格容易波动，投资者需承受较大风险。而这些都让金融市场更富有逐利性和风险性。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有一句名言：“一个不能将大部分财富聚集起来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成员的协作和努力，而资本市场的形成则是人类一种新的协作方式，它可以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显然马克思也认同资本市场的形成对经济发展是起积极作用。
然而，金融远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的金融市场已经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一系列服务系统。这个系统是庞杂多变的，它不仅是冷冰冰的数据和触手可及的实体经济，它更是每个社会成员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一种新的集合人类力量的方式。金融甚至很敏感、很狂热，人类把本身的情感和意志加入其中，人类主体的情绪也影响着它的格局和发展。而当代社会以金融为核心，人类自己的主观情绪反过来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人类对金融的狂热是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的狂热，是人类群体心理效应的一种体现；虽然它是逐利性的，但金融本身并非是数据性和理性的。所以金融哲学，需要把整个金融系统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掺杂着人类主观意志的市场整体。对它的哲学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当对它的本质进行哲学反思的同时，人类对它的态度也越发趋向理性而非狂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 （美）乔治・索罗斯著，孙忠译.金融炼金术[M].海南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