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史论文篇1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3—0101—08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2 500年的历史。其南临长江,北接淮水,中贯京杭大运河,自然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重镇,经济繁荣。扬州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居显赫地位,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扬州漆器、扬州雕版、扬州美食等等,精彩纷呈。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扬州的传统民居建筑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存扬州传统民居建筑大多位于扬州老城区内。老城从明清时期遗存至今,面积5.09平方公里,城内400多条老街古巷纵横交错,50余万平方米的传统民居绝大多数保存良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早在上世纪60年代,陈从周教授在《扬州园林》一书中这样评价扬州传统建筑:“扬州位于我国南北之间,在建筑上有其独特的成就与因格,是研究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地区”,“扬州的园林与住宅在我国建筑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同时,民居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追求和艺术审美趣味,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背景和某一地域的特色。对扬州老城区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的研究,对扬州地方历史文化、传统文脉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扬州老城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进行,对传统民间建筑特征的研究,则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继陈从周教授的研究之后,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扬州传统民间建筑进行了考察研究,成果包括文史专著、学术论文、科普读物,等等。本文对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研究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及主要文献进行综述,以期明确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一、研究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从相关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来看,对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特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时期:

1.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对扬州传统建筑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亦是中国传统民居研究开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1957年,当时任教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刘敦桢教授出版了《中国住宅概况》一书,引起了全国建筑界、文物界以及文化界对中国传统民居的浓厚兴趣,至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兴起了传统民居研究的热潮。扬州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传统园林与古建筑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对扬州传统民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以陈从周教授的相关著述为代表。

陈从周教授与扬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一生中多次来扬州,写下了数首与扬州有关的诗篇。1961年夏天,他带领同济大学建筑系师生对扬州近30处的园林和住宅进行了测绘,完成了《扬州园林》一书的初稿。1962年8月底,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在扬州组织了一次学术活动,对扬州的十余处园林及古建筑进行了考察与讨论。刘敦桢教授和陈从周教授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对扬州园林与古建筑的研究价值予以肯定。在《扬州园林》一书中,陈从周教授给予扬州传统建筑高度评价,对扬州传统住宅建筑的特征也作了一定的分析和归纳。

虽然《扬州园林》一书在当时并未能立即出版,但其仍可视为扬州传统园林与建筑研究的开端,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阶段研究的总体特点:在实地测绘调查的基础上,注重建筑手法和建筑技术的归纳分析,如平面布局、内外空间、建筑造型、装饰、结构、构造和材料,等等;而较少论及建筑产生的气候地理、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文化、使用者的习俗和信仰等对建筑的影响,属于单纯建筑学范围的调查。

2.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传统民居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视角更为全面综合,研究方法更为科学系统。随着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传统民居研究的第二次热潮,扬州传统民居建筑研究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名列其中。这带来了一系列关于扬州城市保护及发展的思考和讨论,如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的文章《扬州小秦淮保护规划》,扬州规划与建筑界的老前辈朱懋伟先生的文章《十里扬州景物稠——历史名城的保护及其发展远景》、《扬州历史名城保护与建设发展》、《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古城区东西干道改建规划》。关于建筑特色本身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文物建筑、名胜古迹和园林建筑上,如沈福煦《扬州的个园与何园赏析》,肖汉贤《扬州古典园林建筑风格》,等等。对传统民居建筑特色的专门研究则相对较少。陈从周教授《扬州园林》书稿中的总论以《扬州园林与住宅》为题发表,《扬州园林》一书也于1983年出版,这些关于民居建筑特色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出现,但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延续和深入。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3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4

为什么建筑的现代主义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心在德国呢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房屋紧缺，为大家盖房子是紧迫任务，勒·柯布西耶高呼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建筑现代主义就是带上这具体的时代烙印。他强调实用、经济，希望用新材料、新技术加快建造速度，降低造价。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分五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生理的需求，吃住是第一位的。当然，这里也注重艺术，但艺术必须同实用、经济、新技术统一起来．装饰有罪的说法容易被采纳。理性知识不断积累，人们进而抛弃了所有其他思维方式。这样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主义应运而生了，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把古典文艺看得很高，工业社会把现代技术看得很高，引起一些人的崇拜心理。在思想中，一种重要思潮叫做技术主义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这样现代主义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

现代英国著名建筑史学家N·佩夫斯在一本著作的前言中写到建筑并不是材料和功能的产物，而是变革时代的精神的产物。正是这种时代精神渗透了它的社会生活，它的宗教，它的学术和它的艺术之中……现代建筑运动也不是因为钢筋骨架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而发生，它们都产生于一种它所要求的精神“佩夫斯在这段话中割断了建筑与材料及功能的关系不妥．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渗透于它的社会生活、它的宗教、它的学术和它的艺术中去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为现代主义建筑作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当人们开始接受理性建筑世界观，深信它将创造更高的生活的标准，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实际面临的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社会，一个不知去向的社会拥挤不堪的城市和进一步扩大的贫富差异，使人们开始反思理性主义正如马斯洛原理提出人在满足基本生理安全要求之后，有更高的精神要求，建筑远非仅仅为人类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表达人类社会和精神境界。换句话说，理性思维已经束缚了我们很久，我们应该探索更多的途径去理解人类的存在。理性主义过分强调理性市场经济资本变成惟一的普遍标准社会价值被忽视，或仅仅被视为增加市场资本价值的手段。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5

1900年代前后，德语学界并非首次在艺术研究中应用跨文化方法。例如，19世纪末期的一位德国学者就已致力于提升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艺术知识。恩斯特•格罗塞在1894年出版了《艺术的起源》，在该书前两章，他试图建立一种以全球艺术为基础的艺术学。他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进行了溯源，将其历史追踪到了在他之前的两个世纪。格罗塞明确指出，杜博斯（JeanBaptisteDubos）的著作中已经明确用到了跨文化视角，在他1719年出版的《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一书中就参考了中国、印度、墨西哥和秘鲁的文献。18世纪末期，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又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他认为应该关注欧洲之外的小型的无文字社会的艺术，尽管他强调的是诗歌。④然而，这些前景不错的提议并没有被后继学者所践行，格罗塞对此感到十分讶异和沮丧，他感到必须在19世纪末期的艺术研究中重拾全球性的视角。例如，他看到他的同时代人，艺术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家丹纳（HippolyteTaine）“获得的材料要比他的同时代人远为丰富，然而却只关注欧洲文明民族的艺术，好像其他地方没有艺术似的。他的批评者痕涅昆（Hennequin），在这点上和他如出一辙”。正如格罗塞以更为概述性的术语所说：“杜博斯和赫尔德提出了人类学（即跨文化比较）方法，并没有付诸实施，此事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并无这些材料。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艺术研究者不知道欧洲艺术并非唯一存在的艺术，实在不可原谅。几乎每座大城市都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越来越多的文献描写和图画着国外蛮荒部落的艺术知识，而艺术科学却对此视而不见。除非它自甘愚蒙，否则再也不能无视人类学材料了。”

此处引用格罗塞，亦能说明一些学者对欧洲之外的小型社会的视觉艺术发生兴趣，要早于20世纪早期的欧洲先锋艺术家发现“原始艺术”好多年。事实上，格罗塞不仅用了“艺术”这一标签指示“部落文化”中的特定物品，他还认识到这些物品乃是审美情感的表达（这一观点是几位同代欧洲学者的共识）。这阐明了一个更大却更明显的观点：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探寻，或许会质疑某些被通常接受的观点，甚至揭露一些学术神话。它需要考察原始文献，从而避免人们依赖二手文献，或似乎具有权威性，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歪曲的观点。格罗塞主要关注艺术理论，尤其是如何解释世界范围内艺术表现的多样性，杜博斯和赫尔德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格罗塞对艺术理论的关注，解释了他何以没有看到诸如弗朗兹•库格勒（FranzKugler）的《艺术史手册》（HandbuchderKunstgeschichte）。该书首版于1842年，一般认为该书提供了首次针对视觉艺术的近乎全球性的调查。尽管该书是描述性的，库格勒的全球视角还是值得在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的框架内进行深入解读。

二、基歇尔对建筑的跨文化比较

格罗塞所追溯的学术史强调跨文化艺术研究的理论性和分析性的方法，这使他本该关注杜博斯之前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即17世纪的博学家亚塔那修•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一位在罗马就职的耶稣会学者。①的确，基歇尔研究的是格罗塞并不关心的建筑。再者，基歇尔的比较研究分散于他的几部著作之中，这些著作深具推测性，与杜博斯、赫尔德、格罗塞所强调的一样，致力于解释文化的一致性而非差异性。迈克尔•格林哈尔希（MichaelGreenhalgh）考察了基歇尔对建筑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在1650至1675年间，基歇尔分析了诸多世界知名的建筑物，称为“全球建筑理论”②。基歇尔似乎对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金字塔式建筑情有独钟。基歇尔完全遵循一种圣经的历史框架，从大洪水时代之后，巴别塔是世界上第一座纪念性建筑物。他还认为，巴别塔乃是世界上所有金字塔结构的建筑物的源头。基歇尔重建了自己的巴别塔，他认为埃及人修筑金字塔是为了追随巴比伦人。他不仅看到了风格的类似，即锥形结构，还提到了功能的相同。他特别指出，巴别塔和埃及金字塔都是祭坛，都建在高高的平台上。基歇尔认为埃及的影响巨大而深入，中国的宝塔就是源出于此。这些多层建筑物具有同样的宗教功能。基歇尔还比较了墨西哥的金字塔，亦将其看作高耸的圣坛。格林哈尔希没有解释基歇尔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原初的巴比伦/埃及模式何以没有散播到美洲。实际上，在基歇尔的时代，人们猜想美洲居民是从亚洲迁徙而来。格林哈尔希以一条学术史的注解结束了对基歇尔的建筑理论的探讨。他提出，“他所采取的比较方法，尽管非常随意，却为凯吕斯（ComtedeCaylus）和昆西（QuatremèredeQuincy）的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铺了一条路”。这两位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学者，分别在著作中对欧洲之外的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不过，格林哈尔希承认，基歇尔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两位学者还有待证明。至今依然如此。

三、知识谱系学？

与此同时，托马斯•考夫曼（ThomasDaCostaKaufmann）让我们注意到一位更早也更直接地受到基歇尔影响的人，即桑德拉特（JoachimvonSandrart）和他在1675—1679年间出版的《德意志学院》（TeutscheAcademie）。考夫曼将此研究描述为“以德语写成的探讨艺术史的首部重要著作”③。和经常拿来与他作比的著名传记作家瓦萨里与曼德尔不同，桑德拉特“在地理上拓展了他的关注对象”，以一定篇幅讨论了中国艺术，尽管怀有某些偏见，还对印度艺术作了简短评论。除了对亚洲艺术的关注，桑德拉特还考察了埃及的象征主义，分析了古代近东的其他艺术，就此引用了基歇尔的研究。就欧洲跨文化的艺术研究的知识谱系而言，有人可能补充说考夫曼追溯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从桑德拉特到他所谓的“关于建筑史的第一部著作”①，即费舍（JohannBernhardFischervonEhrlach）1721年出版的《建筑简史》（EntwurffeinerhistorischenAr-chitektur）。该书第三卷考察了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国和暹罗的建筑，尽管主要是带有解说的插图。这些成果所依据的学术资源，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其学术史。四、服装之书：领略世界服饰前面两节提到的著作尽管非常有限，并且具有选择性，却表明欧洲在1500年以后的地理文化视野愈见拓展。在16世纪，欧洲人不仅发现了美洲，而且加强了与亚洲的贸易与交往，对亚洲视觉艺术的知识也大为增加。在基歇尔之前的100年，欧洲人心中已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一世界在服装之书中留下了踪迹。这类出版物提供了一种跨越空间甚至时间的比较视野，很可能影响了基歇尔对世界上纪念性建筑物的分析。从当代艺术研究的全球视野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书因其“世界艺术”的标题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例如，安特卫普人布鲁恩（AbrahamdeBruyn）的《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服装》（‘[ThedressofalmostallpeoplesofEurope,Asia,Africa,andAmerica’）（1581），威尼斯人维切里欧（CesareVecellio）的《全世界古今服饰》（Ancientandmoderncostumesofthewholeworld）。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之书使我们提出了一个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十分重要的概念问题：在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时，我们所关注的跨文化的艺术研究史应该搜罗哪些内容？特别是，怎样的艺术观念指导我们梳理以往针对其他文化世界的特定的现象的研究？人类学视野下更为开阔的艺术观，以及当代的视觉文化研究，皆使我们不能将注意力仅限于绘画、雕塑和建筑等传统的艺术类型。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具有创造性的视觉产品，如纺织品、个人饰物和服饰。我们应该考察可能被忽视掉的某些有趣的学术进展，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之书，尽管大多数相关书籍，尤其是早年间的，更多是绘画，而非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文字。

16世纪的后半叶，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出版了超过12本服饰之书。这些书不断再版，有了其他语种的译本，或者改头换面重新出版，市场反响良好。如其标题所示，这些服饰书提供了一幅“全球服饰地图”或“世界各地的服装地图”，描绘的是来自在亚洲、北非和美洲等各地区穿着本民族服装的人们。当然，这些出版物中的大多数木版画和蚀刻画表现的还是欧洲各地区的独特服饰，有些书籍还同时展现了现在和过去的服饰。书中所涉及的每个时代或地区中，男性服饰和女性服饰数量大体持平，所有的图画配有文字解说，随着时代进步，制作更为精良。这些插图所附的文字是文艺复兴时期服饰书的诸多特点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其他特点还包括描写的来源，所表现的着装人物的准确度及模式，书籍的读者身份以及各种后继者。此处我们仅关注服饰书的学术环境。②我们将以伊尔格（UlrikeIlg）最近的研究（2004）为基础，他力图将这些书置于16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文化之中。伊尔格的“现象论者”的分析，关注服饰书的知识背景，使人们认识到考察跨文化的艺术研究所发生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性。伊尔格将服饰书视为16世纪力图“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组织知识”的一部分。她指出，服饰书与那一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样具有“对世俗世界的世俗方法”以及“综合处理其主题的观念”。由此，服饰书同样可以被看成试图覆盖全球的地图。首部世界地图集是由安特卫普的亚伯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Ortelius）于1570年出版的。事实上，在至少一本服饰书的序言中表明，它是对这些新地图集所提供的地理信息的一个补充。③伊尔格认为，服饰之书尝试提供一个全球性的民族服饰概貌，其与历史学的当展亦有关联。她特别提到了一个“书写全球史而非以某个民族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趋势”。当然，此前已经写过“世界编年史”，这些新全球史与人文主义者不仅描述欧洲文明的过去与现在，而且探讨非欧民族的起源的旨趣是一致的。伊尔格认为，路易斯•雷罗伊（LouisLeRoy）于1575年出版的《变迁》（DeLaVicissitude）即是历史书写的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案例。该书被视为第一部世界文化史，25年间重印七次，并出版了意大利文和英文译本。雷罗伊不仅论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涉及了伊斯兰和亚洲世界的文化。服饰之书与这种宽阔的历史建构法，可谓异曲同工。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6

得知获奖时，王澍恰在美国洛杉矶。他在2月29日晚为UCLA的学生作了一场演讲。“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建筑之外，情怀之中

王澍此次获奖，则被认为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最高建筑奖的中国人。普利兹克奖对王澍作品的评审词这样写道：“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人们开始好奇，王澍为何能够获得这项奖？

从普通视角看，王澍绝对是个异类，硕士毕业之后，从1990年到1998年，他没有接任何建筑设计项目，也没有在任何的专业部门工作。反之，他与工匠们在一起工作，在真实的建造中获取经验。日复一日，从早上8点到午夜，他与工匠们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在建造工地上学到了他能学到的一切。显然，他那用城市拆迁的废旧建材建造的作品，将力量、实用及情感凝结在了一起，也正是源于他的这段经历。

20世纪80年代，当王澍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的视线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建筑，他不仅研究建筑师，如法国的勒•柯布西耶，美国的密斯•凡德罗、路易斯•康，意大利的阿尔多•罗西、卡罗•斯卡帕，葡萄牙的阿尔瓦罗•西扎、日本的安藤忠雄以及中国苏州江南园林家童，而且开始广泛涉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史，包括欧洲、印度、非洲和美洲，并逐渐把他的研究领域从艺术史、当代艺术、哲学、文学扩大到人类学和电影艺术。他最喜爱中国作家沈从文、法国作家罗兰•巴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无疑是他作品中诗意的源泉；而中国17世纪活动在杭州的哲学家李渔更是令他着迷，李渔可以说是个“杂家”――业余艺术家，对绘画、书法、戏剧、文学、建筑、家具设计、园林营造、茶具设计、植物，甚至游船的设计都有研究。这也是王澍把自己和建筑师妻子陆文宇共同创建的工作室命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原因。

就如同他工作室的名字，王澍认为“在做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建筑只是我的业余活动”。他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一个建筑大会上就离经叛道地提出“在中国没有现代建筑，没有建筑理论，没有建筑师”的观点，而现在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也许可以证明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在现代建筑史上的位置，在技术、金钱、商业之外的位置，也同时为中国在现代建筑史上找到了位置。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7

Keywords:60 year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relics； symbolization； appraisal of new buildings

中图分类号：TU-09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11-0081-04

刚刚谢幕的第29届奥运会，在实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庄严承诺的同时，为北京、为中国创作出一大批新标志性建筑。建筑承载理念、建筑塑造城市，建筑使奥运创意成为可能。以至于当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有不少媒体要求我不仅应撰文写写北京奥运建筑，还希望一并呼吁要开展21世纪初的北京“新十大建筑”评选活动。无论是评点伟大城市及国家“赛事”背景下的北京奥运建筑，还是无数引人注目的奥运配套设施，也不论是我们该怎样思考北京新建筑将带给这座正步入国际化行列的都市影响力，中国改革三十年对设计的鲜明性的开发作用等都需要建筑界人士要从战略上去思索，因为面对即将到来的共和国六十周年的庆典，建筑界实在应有些举措，而这些举措应是展示给世界的，应成为对世界建筑界的中国贡献。

1盘点建筑中国六十年是历史与全社会的使命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建筑创作》杂志社均尚未接到“盘点”中国建筑设计六十年的任务，但为什么我自身有某种负重感呢？恐怕是责任，恐怕是由于这些年从事前瞻性传媒工作所具有的自觉意识。事实上，在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国工程勘察设计五十年”丛书第四卷《建筑工程设计发展卷》中笔者应邀完成了“综述”第一章，其中概述了中国建筑设计50年，特别从七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建筑设计50年的基本经验。它们主要是建筑设计理论、建筑设计的创新、中国建筑和建筑师在世界上的地位、工业建筑的发展、建筑艺术水准、中外合作设计、特大型建筑工程项目等。我以为对中国建筑设计六十年而言，不是只在过去“编年史”上增加21世纪以来的一大批新建筑，而是要从整个国家及城市文化的视角再去品评其新概念，并从中发现一批新建筑背后所反映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新“风景”。

建筑中国60年的建筑分析不是独立的问题，它极有赖于业内系统化的城市化演变评析，这种评析会使新建筑的出现变得有所依据。从大的视角看新中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两大历程，其一是1949年～1979年间的曲折历程，其中有平稳上升期（1949～1959年）、剧烈波动期（1958～1965年）、徘徊停滞期（1966～1978年）；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从1980年的19.39％，提高到2000年的36.22％，超过了印度和一批低收入国家水平。但必须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时段中，虽然城市化率不断上升，但出现了不少没有特色的城市，因为大江南北，一眼望去，无论是办公建筑，还是大学校园类的作品太雷同，缺少个性设计的项目钻了城市化建设要快的“空子”，社会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浮躁心态，使建筑丧失了传承文化的功能，变成了不能表达语义的“同一词”的堆砌，到处是“欧陆风格”的媚俗建筑越来越无法掩饰住建筑文化本身内涵的贫乏。也有国内评论家在总结五十年前的大城市建筑时说，面对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喜之者欢呼其为“日新月异”，而厌其者称之为“面目全非”，而在国外基本上截止20世纪始对新中国建筑的高度评价也一直停留在少数北京五十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等项目上。必须承认是新北京、新奥运的追求，给北京城市面貌以几个点上的新奇变化，在奥林匹克公园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三大特色项目；在北京CBD出现了华贸中心建筑群及其在颇受争议中胜出的CCTV大厦；而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巨蛋”因其建筑与艺术、建筑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也说明并启示了一大批传统观念作祟下的不拥护者。如今它们已成为用建筑塑造并反映北京城市精神的项目，它们的品质及其影响力越来越为世界所承认，当之无愧不仅是中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令世界建筑界所仰慕。在用建筑项目去“盘点”历史的过程中，尤其发现之所以我们找准了建筑创作的方向，其功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国家精神，得益于我们广博地吸引并发展自身的建筑文化，得益于理性对待国外合作设计背景下的原创设计能力的再挖掘，这些都是有待于总结的建筑设计的发展史料。

2三次“北京十大建筑”评选与新北京“建筑地图”

纵观北京历史上三次不同的“北京十大建筑”（详见附录）会发现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力：

2.1五十年代北京国庆“十大建筑”

20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可以说完全是以政治为背景的产物。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师张先生（1914～1999年）曾回忆道：当时中国的“”之风已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大肆攻击中国，所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时强调要搞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1958年9月5日确定国庆工程任务，10月25日陆续放线开工，仅用了一年时间，到1959年9月全部完成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迎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959年10月完工，现已炸毁后新建）共10座，总建筑面积67.3万m2，为此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尽管五十年代十大建筑不一定代表建筑师创作的意志，但其意义至少表现在：⑴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⑵建筑中的集体创作，注定了建筑作品的折衷性而不具先锋性；⑶在当时即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是极其可贵的，在新技术上暗含国际潮流，做了诸多以新结构为切入点的中国建筑的新探索。

2.2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项目产生于1980年1月1日～1987年12月31日期间竣工的作品，它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这时的作品强调“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其入选的作品涉及文化、交通、旅游、园林、艺术、历史等功能建筑，既有现代的，也有民族的；既有中国人设计的，也有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是首次通过专家评议，最终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选举，它较五十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的政府性进了一大步。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有些在建筑师心目中艺术价值很高的建筑榜上无名？为什么有些建筑师感到平淡无味的建筑却受到市民的推崇？是公众的建筑欣赏力不高，还是建筑师太脱离现实。我以为，一个真正的优秀建筑作品，不但能获得专家们的赞赏，也会换来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所以，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留给建筑师的思考是：建筑创作如何保持多元化的格局；建筑创作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运用好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对与城市形象和公众关系密切相关的建筑项目应更多听取公众的意见，避免形式成永久性遗憾；

2.3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于2001年5月15日正式揭晓，它是又一次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的大检阅。人们在祝贺“十大建筑”诞生的同时，也该思考一下已经成为城市建筑品牌记录的“十大建筑”丰碑般的含义及影响力。在本人主编的《北京十大建筑设计》一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中，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在接受《建筑创作》杂志社专访时所言“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与过去不同，它充分反映了专家和公众的心声，这次共有60多万封来信投票，体现了公众关心建筑及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纵观“北京十大建筑”评选不仅要继续北京新十大建筑创作思想的研究，更要思考并营造一种氛围让建筑文化走进公众。

2.4北京有了新“建筑地图”

如果说北京历史上的十大建筑评选树立的建筑“丰碑”已令世人瞩目，那么21世纪迄今的八年，伴随着“新北京，新奥运”建筑的迭起，北京的建筑新地标，更牢牢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2008年元月我主编出版了《北京新建筑指南》一书，它全面记录了自2000年至2008年北京新建成的主要建筑项目，在中国建筑师分会的支持下确定了近80个代表性项目（其中2008年奥运工程12项），我之所以编撰该书缘于两件事的启发：其一，由“新七十奇迹基金会”发起，全球超过9000万人投票参加的“世界新七大奇迹”评选结果2007年7月7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它们依次是：中国万里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秘鲁马丘比丘印加遗址、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址、印度泰姬陵。尽管对此有人说其评比商业色彩过于浓厚、有人怀疑其评比的权威性等，并对长城当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的事实也呈现多元化的争论。我则认为，如当长城选票落后时，许多人已焦虑万分，当长城胜出时，又有人质疑指责，对此不难设想，如果长城真未中选，恐怕招来另样的疾呼吧！因此，我以为，不论评选还是编书选项，贵在要有明确的取向，难求永远的平均和平衡，如果持此心态，我并不认为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会混淆历史视听，会传递消极信息；其二，2007年7月10日英国《泰晤士报》说，该报已评出全球正在建设中的十大“建筑奇迹”，它们依次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埃及吉萨大埃及博物馆、阿联酋迪拜布吉大楼、耶路撒冷的“宽容博物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工程、罗马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maxxi”、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伦敦主教门大厦、纽约世贸中心重建工程。《泰晤士报》在评论中说，它们属正在建设中的十项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都让人过目不忘，也有少数颇有争议，但多数可称得上是建筑的奇迹。在谈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的建筑与价值时，设计师正通过这座体育馆测试大量最新技术，一切努力均是为了实现将“表皮”和“建构”融为一体的新建筑梦想。无独有偶，拥有130年发行历史的著名建筑专业杂志《建筑新闻》也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评选出“令人惊异的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其中中国2008年奥运的国家体育场和央视新址同样赫然在列。

对于21世纪初叶的北京新建筑我们可以有充分信心地说北京建筑不仅令世界瞩目，或许正在变成一种自豪的令世界建筑界检阅的项目，因为它们是可以写入北京城市发展史的精品建筑：

钢骨“鸟巢”耀眼世界。当你看到这貌似“鸟巢”的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时，相信你一定会惊骇于自然界的巧夺天工竟然能被人类给无限次地放大。规模最大、用钢量最多、技术含量最高、结构最复杂，这些“世界之最”均由国家体育场独揽。如今它不仅是北京的新地标，也是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典范。以至于2008年元月英国首相布朗在参观“鸟巢”后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场，它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伟大贡献”；

安德鲁和中国国家大剧院。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对他的“愿望蛋”――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有一个愿望，希望所有人，无论贫穷或富有，都能有机会亲自走进他的建筑里，接受艺术的感染和熏陶。现在不少人说，喜欢夜晚的国家大剧院，因为夜幕中剧院外墙上会亮起点点“星光”，仿佛不知不觉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步入了另一个艺术的殿堂，对此安德鲁说“我希望人们走进国家大剧院时，是一个把心沉淀下来，远离尘嚣，预备接受艺术洗礼的过程”；

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为适应首都航空业迅速发展及2008年北京奥运需求，T3航站楼被定位为一个国际、国内综合型枢纽机场，其目标是争取达到2020年旅客吞吐7200万人次的服务能力。每一位置身于此的中外朋友，都会为它集观赏性与功能性于一身的现代设计手法所感染，有专家将这些归纳为T3航站楼建筑的众多“看点”，即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巨龙昂首卧于北京的东北方向；它不仅建筑外形在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古典意象，景观设计凸显深厚文化底蕴；国内机场首次运用大规模自然采光设计，人文关怀融入细节；方向清晰、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国际最先进的自动分拣和传输系统；高度信息化的系统使T3成为数字化机场；拥有世界领先的助航灯光系统等。

虽然上述仅仅是北京新建筑中的代表性作品，但它们同数以百计的北京新建筑一道正成为影响城市布局的“风景”，愿我们伴随奥运会关注北京的城市阅读，相信你必将从中发现并感受到这座城市建筑越来越多的新气象。

3建筑中国六十年不可缺少建筑遗产保护策略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行列中，欧洲一直走在前列，但其中的许多变化也难以为世人所察觉。许多有识之士在不断审视过去保护经验之余，更着眼于现实的困境，如该怎样对待数量日增的保护建筑和保护区域；为了当代和未来城市建筑的需求，要保护多少建筑物及历史城镇与街区呢？事实上，我们不仅要预测未来的艺术品位及价值，也要论断未来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实上，不少为世人喜爱的建筑、景观正从人们的视线与旅迹中淡出，却有越来越多的以前不被注意的“建筑风景”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欧洲古堡及乡村游不仅成为“时尚”，而且还极其频繁地登上了各类城市与建筑的明信片。建筑遗产保护尤其是新中国以来建筑遗产保护凸显的问题不仅多且越来越尖锐。

如上所述，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十大工程”的经典建筑华侨大厦因诸多难以说明的原因被强行拆除了；令世界建筑界尤其是医院建筑设计师学习的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儿童医院附属建筑，曾被定为20世纪中国建筑经典（中国只选出20年项目），后又在2007年被市政府定为北京188个保留建筑，奇怪的是竟在报刊上公布这则保护名单的前夜又被拆掉了；于1908年建成的济南老火车站，曾经是济南市的骄傲，也是建筑学教科书中的范例，其坚固的构造设计会让它再支撑100年，然而为了建新火车站，它却在1992年被拆除了；上海音乐厅建于1930年，原名南京大剧院，是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范文照、赵琛先生设计的，也属上海现存的最老的华人建筑师设计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音乐建筑，是上海文保二类单位，按法规“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它部分允许改变”。2003年由于上海城市建设的需求，上海音乐厅被整体平移，同时按保护要求进行了修缮。由于整体平移，原与民房紧贴的两面墙变成了外墙，必须重新设计。为了做出“整新如旧”的效果，设计者还特请宜兴某仿古砖陶厂，研制了质地色彩与音乐厅墙砖非常相似的“旧砖”。在这里尽管“新与旧”做到浑然一体，但却违反了保护的可识别性原则，从而使上海音乐厅的历史沧桑感大打折扣，是否真正的历史原迹变得无法求证；2008年2月23日，设计百年寿命只用了11年的上海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开始拆除，它不仅说明城市规划设计未着眼于整个系统，更质疑城市建筑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始建于1932年的广州白云机场是“八一通航”、“中巴通航”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及发生地。该航站楼大厦于1948年动工，1949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该建筑由于受到当时美国机构航站楼设计风格的影响，其建筑形式及风格无不体现现代航空建筑的特点。可如今广州旧白云机场航站楼被改造他用，已面目全非，有历史学家及建筑人士十分痛心该建筑的处境，认为它是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建筑，现在的作法无疑在促使它“非典型性死亡”。

我这里举例说明多座城市无视传统历史建筑，其后果令人痛惜，因为他们几乎不懂何为城市文化，何为倍受尊重的城市文化。我以为，没有载体的历史文化等同于死亡，我更以为没有历史年轮的城市难以成为令世界认同的国际化大都市。面对正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多次明确要求我们能以规划设计界的敏感去把握1949年以来新中国优秀建筑的总体状况，应该说由于国家缺少对这批现代建筑的保护法规，使相当多的“历史”建筑未列入保护范围，现在的情形是只有靠业主自觉性去保护，处于一种不仅被动且危险的境地。说其被动是指无从在资金、物力上予以有效支持；说其危险是因为有相当多的现代建筑，就因为几十年失修或因“”时挪作它用而被“废弃”，所以人为地被进入要拆除的“黑名单”，面对城市的建设性破坏，面对因种种活动需要而改变城市面目的“三边工程”，我以为我们能做的必须是确立法规并强化监督。虽然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反复从“文化遗产”角度解读并分析它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并强调它们将成为一个城市的全记录，城市的存在必须要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清晰展现。20世纪以来的新中国建筑遗产内涵丰富，有不少项目背后是见证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体现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自强不息的各界志士及劳动者精神风貌的，所以是更加宝贵的财富，它们已成为21世纪建筑界奉为至宝的经典建筑。如今的奥运新建筑再好，它只代表21世纪初叶的北京新貌，它无法取代20世纪50年代末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同样现代照明与舞台技术高超装扮下的国家大剧院则无法取代位于动物园附近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更不能因为有了CCTV新办公大厦就忘记了五十年前开播中国电视的转播建筑及设施……

作为新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策略这样的政策性、规划性大事，我更以为不可简单论之，它应该融入当代中国建筑设计问题研究的使命、宗旨及方法论之中。基于此我有三点考虑及建言：

3.1城市的时光如何重来?

于2008年8月7日部分开街的前门商业街已吸引了数百万中外宾客，由于它是历史上直接连通皇城气脉的地方，老北京百姓称它是“最好时光”的市井文化区，是旧城与新城规划都绕不过的重地。当人们赞美了开街后的前门时，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讲，最是风景要看不足。此话何意？2003年北京市圈定前门、大栅栏开展文保区试点。具有600年历史的前门文化会在这番改造中荡然无存吗？争议之声迄今不止。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曾引以为豪的3千多条旧胡同，保存至今只剩下不足500条了，更何况全国各地“修旧如新”的大量粗陋改造、格调低俗的所谓复制建筑的出现，都成为众专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的任务是要让城市中类似前门商业街改造之类的大型项目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能因城市发展而改变原有构成要素，万不能为了全部升值的地产商需求，“食”掉城市中最宝贵的地段。

3.2要从文化整合上看待建筑遗产保护。

我们诸多大城市为了发展干脆抛弃文化，一拆再拆。而相对于蛰居于远东一隅的澳门，无论对葡国还是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地，可在这里却庇护和保存着中国内地逐渐磨灭的古老事物。因此，保护澳门建筑文化的独特个性不仅应了解澳门“文化遗产”的背景，更要为重要的可恢复建筑做好“记忆原型”的整合。所以，借鉴澳门的经验，对我们确定有效的建筑遗产保护策略有益。对于建筑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中西两种宗教文化、两种宗教类型的并行发展上，对于建筑文化延续性，澳门较好地处理了中西“异质”城市空间形态相遇之后，如何进行相互嫁接，形成一种澳门式的“宗教商市”的城市格局。正是这样当两种文化难趋同且超规时，也能不拘泥一种原型建筑而做自由发挥；这一点尤应给国人以启示：为什么我们在建筑形式上总站在“十字路口”，或偏重于民族形式或偏重于现代主义形式，这种摇摆不定给建筑遗产的保护形成障碍，怎样定标准？如何保护那么多优秀作品？

3.3保护措施及相关法规将支撑建筑遗产事业。

科学精神与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有助于构建建筑遗产保护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梳理问题、建立框架、扩大共识、会极大地推动新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从调研出发，确定真实的保护措施，在此基础上划定保护范围；进一步要意识到随着1986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当代建筑申报世界遗产”的文件，内容已经较清晰包括近现代建筑遗产的定义和如何运用已有的世界遗产标准评析现代建筑遗产。但与国际背景相比，中国尚缺少建筑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甚至缺少《新中国优秀建筑保护名录》，这不仅对于恒久保护建筑遗产不利，就是对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缺少必要的现代城市建筑法规文件，使保护与破坏无从评价。为此本文建议要在相关立法启动的同时，将编研《新中国优秀建筑保护名录》项目予以落实，扎实有效的在共和国60周年前夕提交该报告集，为文化遗产保护服务。

附录：

北京90年代十大建筑

中央广播电视塔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及亚运村

北京新世界中心

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

首都图书馆新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

北京恒基中心

北京新东安市场

北京国际金融大厦

北京80年代十大建筑

北京图书馆新馆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2～5号馆

中央彩色电视中心

首都机场候机楼

北京国际饭店

大观园

长城饭店

中国剧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地铁东四十条车站

北京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

人民大会堂

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火车站

北京工人体育场

民族文化宫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8

一

对于 “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或许这是一个即老套又繁杂，同时也是难以明确界定的一个命题。

首先，就相关论述形成的所谓“成果”而言，相关的讨论实在是多如牛毛，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通识读本，还是具备学术意义的专著、论文等，或者是具体的建筑设计作品及其创意文本、图样等，都以各种方式予以发表、呈现，其相应的信息随之得到传播并被广大受众所熟识。就简单的以其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发生、成熟到今天的发展过程而言，即使考查在中国大陆以最基本的类似“发展史”这样的命题呈现的文本，都会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完全收集的工作，更遑论考查以其它语言、其它方式研究的得到的资料，当然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分梳则会是一个巨大工程。

其次，就其所讨论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又可大致归于“理论、史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几个大的方面来予以考查，其中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又可具体的细分到如下的一些内容进行分析——既有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也有对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讨论，还有通过介绍、分析其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前理清其内在文脉的努力，“现代主义与现代”的关系比较，现代主义与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构成主义等的联系、区别、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分别的相关内容即丰富又多元的构成了有关“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命题的讨论的内容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形成各种的文字、图版、建筑等具体的形式。

再次，从相关讨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或许相比较“美术、艺术、文学”等更大的学科性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方法可能在传统意义上的辨伪、断代、考据等基本手段的运用上不会那么繁复，因为毕竟“现代主义”即使站在人文学科的角度其经历的历史时期实在有限而且离今天很近，要用类似于“考古”的方法会显得牵强、而且其脉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相当清晰的。但是，既然站在“今天”的当下角度，我们又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短短几十年时间中，西方在其学术研究中与“现代、后现代等”共同发展起来的——诸如：形式分析、视觉分析、社会学研究、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新的研究手段在有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探讨中的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或多或少的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或是对它的回应。所以，当这些研究方法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这一命题中的任何一个内容的探讨时又会从横向的衍生出新的内容、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成果”，这无疑的使得本来纷繁复杂的问题更加庞大。也正因为此，所以王受之先生在其《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在对“现代主义”进行介绍和分析时一再强调：

“……现代主义设计，现代主义建筑，是影响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设计活动。它兴起于20 世纪20 年代的欧洲，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发展迅速，最后影响到世界各国。所有文明国家，可以说无一幸免，都受到现代主义设计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个设计风格的反应，又产生了当代的许许多多新的设计运动，产生出形形的新风格、新流派，因而，如果没有一个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了解，想要认识现代主义以后各种风格的发展，各种流派的产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少设计工作者和建筑师急功近利地希望知道什么是“最新”的潮流，如果从设计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见木不见林，只追求对内容的了解，不注意形成内容的文脉。认识的肤浅倾向，往往会流干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和形式主义，是不可取的。”①

而且，我们还应该清楚的是王受之先生在这里还主要是在一般史学意义上的论述，并未涉及更细分的研究。因为毕竟在这里仅仅只是通识知识的陈述、评析，而非是新型研究方法的学术性论述的建构。既然如此，从上面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中我们基本能对其所需要运用和了解的新的研究手段带来的对“现代主义及其建筑”的探讨有一个相对形象的认识。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在近来的国内的研究中这些方法和成果也逐渐的引入国内，即使是以汉字呈现的文本也是很多的。

或许，从上面三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基本能够承认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讨论是一个即老套又繁杂的问题。其老套因为“现代主义”涵盖或牵涉了“现代”的方方面面，这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勿用多说，即使在此稍前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大致同时期的以法国为中心的“装饰主义运动”，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说也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或关照。同时，即使“现代主义”概念本身的界定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广义上来看它更多的偏重于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转变（比如工业革命，阶级成分转变等）所引起的“文化、思想、社会等”的转变或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意识形态的革命”，其所涉及的范畴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表演、诗歌等几乎所有的学科；而即使从狭义的“现代主义建筑”（因为现代主义设计其开端在此）的形式特征都只能用“民主主义、精英主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来予以表述，就可以看出其复杂的程度绝非一两句话能够表述清楚的。所以其“繁杂”性也不难理解，当然这也无疑的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命题。

但是，承认其老套、繁杂、难以界定并不代表着在今天的语境中来讨论“现代主义建筑”的相关问题会是一个过时、不明确、难以确立其新的意义的问题。更何况，承认其老套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含义，是说在我们能够考查到的有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中，特别是一些普适性的陈述中有太多类似的东西，以大家最常见的所谓“学术论文”为例，如果谈现代主义建筑，最常见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概念的界定、然后例举其思想内涵外延、代表性艺术家等——往往是一种知识的重复和累积，而不是建设性的思考、论述和论证或作品的呈现。这样的文章或作品当然让人厌烦并觉得无意义，所以，或许老套的是人自身而不是具备“可延续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学术或建筑设计艺术本身；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论证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事实上，在上面几段的相关讨论中，特别是用新的研究方法对该一问题进行相关思考和论述的结果，我们其实应该已经能达成这样的共识了，因此，不用对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重新探讨该一命题的意义产生怀疑，关键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介入、怎样去思考、采取那种方式去分析。

二

那么，当下中国的语境是怎样的呢？它与现代主义建筑的文化背景有什么联系？“现代主义”时期“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表现又为何，它们对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又该以怎样的角度去切入相关的讨论呢？

我们先就当下的语境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的背景做一个简要的比较。关于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背景，在这里我不做过多的陈述，抛开其时代的“权、利的分配”等所谓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论调不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因素，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还是其“民主、平等”的设计理念和特征，我们都很难跳开或很难说与其没有关系，但是，正由于相应的论述太多，在此把其作为一个基本的共识来予以对待，而且“完全归结到此的讨论或学说”其实在现代主义之后就一直广受诟病；同时，就设计言设计，可能更有益于也更符合现代建筑设计本体的学术体制的建构，这也正是现下尊重学理本身理路的一个体现；此外，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中对“平等、民主”等源于意识形态的诉求，其实更多的体现在这一时期“怀有理想主义的精英知识分子”比如柯布西耶等人的设计中，而不是这一时期所有的建筑设计中，无论中外其实都是如此），仅仅就设计本身的理路来看，其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对待“工业化”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所采取的态度相适应的设计风格、技术、理念”问题之外，还有设计本身所需要的转变，犹如“纯艺术”本身的发展需要。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装饰主义运动”的得失，分析出相应时代的要求需要新的（技术的）设计，现代主义设计正是这个要求所产生的结果，而在其后来的未来主义、国际主义风格等从某种意义是则可视为是在意识形态、商业需要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对于后者，则可以把其放在“大艺术”的环境中进行考查，毕竟这一时期，从艺术的发展来看，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等艺术形式，无论在理论还是艺术形式的探讨上都给予了“新”的设计形式必要的参考，即使在以“设计”为中心的理论构建中，都无法跳开这些艺术活动，虽然这些理论构建更多的是把这些活动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某种表现来看待的，但是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的设计”的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可能还是在所有艺术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脱离传统艺术范畴的。

而这所有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的条件，大致可以用“时代、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人（阶级等）、媒介（新工具、新材料等）的转变”来予以概述，事实上这与今天的世界格局的转变也有着太多雷同的东西，或许这从根本意义上为我们今天设计的发展或转变提供了起码的历史依据。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考查现代主义之后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对此做出恰当的论证，只不过后来的发展受到的“社会”的影响不再那么明显，更多的表现为“设计”学科内部的转变，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在一起起着作用、缺一不可。同时由于当下时代的转变在现代人的眼中并不像工业时代那么的突然转弯，而是逐渐过渡到信息时代，多元的人文和社会环境的形成也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的要素仿佛也未有大的变化，或许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唯一会承认的是“媒介”的转变，比如所谓“多媒体时代”到来在信息传递上的转变——3G手机、网络等的运用。但正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表明，媒介的转变本身也会引起其它因素的转变，即使以3G手机的运用为例，它起码改变了我们当下生活的很多内容诸如工作、人际、信息传递等等，其在设计上首先就引起了围绕着“虚拟”世界平台而展开，比如游戏、动画、平面广告等，只不过在（现代主义时期主要的设计形式）建筑设计上的表现还不那么明显。然而，随着其它设计、文化等在形式和观念上的转变，建筑设计还是需要去认真的面对并思考相应的问题。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就立马肯定“在当下的世界时代和环境的转变必然引起设计的转变或革命”，但是起码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就“媒介等因素的转变引起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的转变”以及“设计自身的发展需要”这两个方面在“现代主义（建筑）设计”这里得到很多启示。

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上面讨论的语境更多的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分析的，那么中国呢？首先，我需要明白，在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就文化语境多样性而言，正如巫鸿先生在“美术史”的研究是所论述的，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受到多年的之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这尤显重要；其次，也不能据此否定中国（建筑设计历史）传统的连续性，而且这在多提“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中，对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提炼更显重要。②联系中国本土建筑设计的发展，包括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反映——无论是被称为“摩登式”、“万国式”、艺术装饰风格、日本摩登等的，在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武汉、青岛，以及在日本人侵占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出现了现代建筑式样；还是西方现代建筑文化及思想通过报刊杂志、建筑师的交流、建筑教育等方式在中国的传播。都说明西方现代建筑运动从一开始就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到了中国的建筑设计，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中国近代建筑界与世界建筑发展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在今天看来并不符合应有的理性或科学精神——的史实及其内在规律，再关照整个世界的文化语境，或许这正就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所有设计、艺术、文化等活动的共同语境。这种关照，照样可以予以我们“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讨论现代建筑设计的‘现代主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三

既然如此，这些启示我们自然可以从“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找到一些有益的依据”及“联系中国自身建筑设计传统”两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第一方面，那么“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是在20 世纪初期逐步形成的，与其说其是一个思想不如将其看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既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的内容，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成份。任何希望一两句话对其进行综述式的努力都会显得片面。所以一般通过考查对这个思想体系形成贡献最大的几个人物设计理念及其作品来予以表述，其中主要包括勒·科布西耶、沃尔特·格罗佩斯、米斯·凡德洛、弗兰克·赖特、阿尔瓦·阿图等人，并认为他们奠定了现代设计思想的基础，影响到全世界设计的发展，因此，对他们的设计思想的理解，是了解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着眼点。整理其中四位的设计思想及其在现代设计上的贡献，大致可以表述为：

1、勒·科布西耶，代表了希望利用现代设计来避免社会革命，利用设计来创造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思想；

2、米斯·凡德洛，终生追求所谓的单纯建筑,提出并主张“少则多”的原则,在该一原则下甚至可以违反功能要求的地步，从而把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基础变成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并认为设计教育的核心应该是非政治化、以建筑为中心的；

3、弗兰克·赖特，美国现代主义先驱，具有70年的独立设计经验,其风格从自然主义、有机主义、中西部草原风格、现代主义,到完全追求自己热爱的美国典范,每一个时期都对世界建筑界造成新的影响和冲击。其设计具有相当大的个人表现成分，他的探索基本可以说是个人的,非社会化的,艺术型的；

4、阿尔瓦·阿图，芬兰现代设计奠基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提出有机功能主义的原则,把现代主义单调面貌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奠立了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的形式,对世界影响很大；他代表了与典型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不同的方向,在强调功能、民主化的同时,探索一条更加具有人文色彩、更加重视人的心理需求满足的设计方向.他的设计理论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表现理论”（expression theory）和“人文风格”（the humanist approach）。③

其实仔细分析他们的设计理念及其典范作品，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持怎样的观念，这些思想都与同一时期相应的某种文化对应，并把“建筑”看着一个完善的“生命体”（或机器），这一“生命体”承载了艺术家对社会、文化、人、设计的所有认识，他通过“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陈述传达他的思想并以之影响世界（包括后来的几乎所有设计的风格、流派、主义）。所以，我们认为现代设计的所有都必须要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清晰认识之上。那么，联系前面讨论的，在当下的世界转型的时代中，我们自然也要在这些思想中去寻找有益的支持，联系时代的精神、相关的学术思想、新的技术、材料和媒介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这或许，才是作为具体的设计者考查“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二方面，紧承第一方面的论述，并关照上一部分有关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的相关讨论，在此我还是愿意借用巫鸿先生对“美术史”研究的态度——“‘开’与‘合’的驰骋”④——开放的对待现代建筑设计在今天世界的发展，及主动的去把握其可能发生改变的方向；并坚持中国本身的文化本体的精神及其在传统建筑中应该并需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予以考虑，在此基础上联系当下的设计思想从（传统）中去找到能够以体现新价值的有益的形式、元素、思想等具体的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的体系中来，让自己的体系更加完善。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设计理念和方式，都需要我们真切的身体力行，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及其思想的奠定者在今天的建筑设计中仍然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2002年9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4页.

②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66页.

③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2002年9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0-124页.

④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65-66页.

参考文献：

[1]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9

1传统的建筑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许多著名的建筑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城市规划的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之中和城市附近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有宫殿、坛庙、陵墓、寺、观、衙署、府第、园林、石窟、民居、桥梁、关塞等等。这些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形象化标志，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它也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彼此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建筑历史文化，自然也就是世界历史文化的财富。建筑历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建筑文化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许多著名的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所以，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而自豪，并且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建筑历史文化。我国的建筑历史文化是建筑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不反对向国外学习，但学习和借鉴应建立在尊重自己文化的基础上。

2在城市建设中应加强对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

建筑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第一根支柱，因为它们是历史文化具体的形象标志。有了建筑才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才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本质形象来。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为世界提供着巨大的建筑商机，现在洋建筑师纷纷抢滩中国，中国建筑师们反而成了打下手的配角。虽然我国有着灿烂辉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建筑遗产，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却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甚至是痛心的问题：一座座花费了大量金钱却毫无个性的建筑拔地而起，一个个面目雷同的新兴城市遍布全国，原有的古建筑群落受到破坏及新建筑的污染，更有以西化建筑风格为“卖点”。据报载，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的名称取的大都是洋名。

在当代人类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危机和机遇并存。积极投身于世界文化的洪流，本无可厚非，但是，很多城市在追逐世界洪流的同时，使当代中国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让前来观赏中国独有的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的外国友人，所到之处感到和自己国家差不多，这就使人感到痛心。尽可以批评中国建筑师集体失误、崇洋媚外、抄袭模仿造成了城市建设中的“文化流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只是看暂时的短浅的利益。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区域文化向区域经济延伸的有力推进器。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自从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的旅游业、博物馆业餐饮业、服务业、特种工艺为数特色的文化产业圈很快形成。2002年游客接待人数就已经达到145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2146万元；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门票收入还达到2289万元，旅游综合收入2．24亿元。试想，如果平遥古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经济的发展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更不会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聚焦点。

诚然，目前有些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意识到了古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就投巨资修建虚假的过去，如“仿古建筑群”“文化城”等等(这些建筑无论如何也读不出厚重的历史、看不到鲜活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旦面对暂时短浅的利益，往往就见钱眼开，进而古建筑就面临被拆除的悲惨命运。

现在，很多地方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复古，一方面毁古，最终使得整座城市无物可看，无史可讲，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定要懂得保护城市的“文脉”，不能随意拆除，更不应盲目追求洋建筑，要明白建筑是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

3保护城市建筑文化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要保护城市建筑历史文化，就必须加大宣传，使领导者特别是城市管理的领导者对城市建筑历史文化有足够的认识，明白建筑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不能为了暂时的短浅的利益而破坏长远的利益，更不要错误地把保护建筑历史文化与新的城市建设对立起来。除此，在保护建筑历史文化方面还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规划性保护

由于建筑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在发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建筑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改变了，就不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因此，对建筑历史文化应采取规划性保护，包括城市的古城格局、街坊、古建筑群、单体古建筑和各种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分布、保护范围、古城风貌等等，都纳入其中，使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新的发展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如平遥县政府为了保护古城，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出谋划策，精心编制了《平遥县县城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着手制订与之相配套的专业详规，使其成为古城保护、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的法规依据，从而避免因领导的变更和局部利益的冲突而随意变更或调整平遥古城的布局规划。

3．2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10

日本建筑流派的多元化梳理多元意味着不同流派的共存，作为建筑文化的传播者，建筑师在建筑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建筑师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背景下，结合日本传统的禅文化、自然观，通过模仿—融合—创新，使日本现代建筑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为了清楚地理解和辨析日本现代建筑的多元化局面，下面以建筑师和建筑思想为线索，对日本现代建筑的主要流派进行了如下归纳和梳理(表1)。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和风格并非一成不变，他们自身的成长和演变也很丰富多彩，表中所列仅为建筑师主要创作时期的思想。日本现代建筑的多元化解析日本有与众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建筑观，同时又存在着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日本学者界屋太一认为:“日本善于学习和改造外来技术的特点是带有历史性的，无论任何时代，日本往往后来居上”。日本通过吸收西方现代建筑文化，从模仿为主，逐渐过渡到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最后走向创新，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衍生出历史主义模式、自然主义的回归、机械主义情结、现代主义的本土化再生四种主要建筑流派。历史主义模式通过挖掘东西方的建筑历史思想，找到其与现代建筑的契合点。这种历史主义模式不仅来源于对日本传统建筑的重新发掘与解读，而且也来源于对西方传统建筑的重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例如，矶崎新在世界文脉中寻找可供使用的视觉语言，筑波中心引用西欧建筑样式，他超越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冷漠，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把目光转向世界，形成了建筑设计的多样风格。而黑川纪章则是在东洋的思想中表现现代日本的主题，他的国立文乐剧场引用了日本传统建筑的样式，通过体现地方特色来表达文化共生的重要性。

当日本处于经济腾飞、人口增多、城市扩展的状态时，出现了对建筑传统文化、地方性等自然观的向往。日本建筑师将这种自然观融入现代建筑中，用以指导建筑的设计与构建，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主义风格。例如，象设计集团对现代日本的消费经济论和高度系统化的产业社会持反对态度，致力于发展民俗世界、生态世界的重要性和趣味性，他们的建筑均体现出建筑与自然、与场所融为一体的设计思想。伊东丰雄设计的长野县取访湖博物馆赤彦纪念馆是建筑与环境同化的流动体建筑的典型。机械主义情结日本民族在近代具有一种机械情结，这在日本的文化作品中多有体现，如宫崎骏的《天空之城》、《风之谷》等作品都表达了对机械的痴迷。对机械的热爱极大推动了日本近现代工业化，而这种情结在建筑上逐渐得到体现。例如，高松伸反对传统的保守和束缚，他的建筑打破现存的条条框框，方舟牙诊所形状怪诞，像一台过于庞大的蒸汽机。渡边诚把机器般的金属造型与计算机技术联系起来，使设计更靠近科学，他的饭田桥地铁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电脑自动生成程序设计并实现的建筑。

现代主义的本土化再生这一流派在当今日本建筑界占有重要地位，继承和发展了以包豪斯派和密斯为主流的建筑思想，讲究纯净、均质、抽象，多用素材的原色。初期现代主义的这些主张，吻合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日本传统建筑所拥有的特质:轻盈、透明、简洁精致的构成、素材感、细部的精美处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永恒感在这一派建筑师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3。例如，安藤运用源于西方的现代建筑语言，用混凝土创造出一种能够隐喻日本文化的空间本质，让人们思索宇宙与自然，用现代手法来表达多元化的、丰富的物质生活空间，创造出具有日本本土气质的现代建筑。面对日本现代主义发展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上四种流派基于不同的思想或世界观，分别从历史、文化、技术、建筑等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寻找出路，形成了日本现代建筑缤纷灿烂的多元化时代。大江宏曾这样评价当代日本建筑的成就:“我们是运用现代西方的方式及其既定原则来思考和看待日本文化的。透过拮取日本文化的独特一面，并仅就此一面作深入探求，才使我们充分了解它。如果存在有任何文化上的奇特性的话，那就是日本以一种催化吸收的方式来接纳不同的文化，以不同阶层相共存”4。日本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使日本现代建筑具有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建筑的发展还是当代的多元，都始终没有离开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共生思想、禅意空间、机械情结、注重细部、简约而有意蕴、创新而不失传统，赋予日本建筑文化以新的生命。日本现代建筑的发展体现了在现代建筑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本土建筑文化的回归，关注建筑发展的多元性，这为中国建筑师在开创新时代中国现代建筑的理论与实践中如何继承传统带来启示。

作者：赵春梅 张长锐 高谨 单位：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11

1 文脉的含义

文脉是一个语言学范畴内的词语，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个特定时空发展形成的历史范畴。文脉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的角度进行阐述，文脉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脉络”，人类学家克拉柯亨将“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作为日常用语的“文脉”，一方面用作语言的概念，在文章所具有的线性特征中产生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则不仅限于对象的前后三维关系，而是加入了由时间所形成的四维空间的关系。建筑学中“文脉主义”的概念，源于语言学中的文脉一词，建筑词典中的解释如下：

1.1 “以文脉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对整体环境，或者部分的特征，或者其构造的解读。具体的说，方位、地形、水系、植物、街道模式等空间的基本构造以及从城市整体所见到的建筑位置、建筑样式、建筑群的特性等所规定的相互关系。”

1.2 “关于那些具有特性的建筑，指它的历史、文化、地理背景等条件。”不难看出，语言学中的文脉和建筑学中的文脉概念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建筑”既作为物质实体，又作为信息交流的媒介而存在。

文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意义不断丰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回看文脉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一问题具有十分矛盾的属性。一方面，文脉中所蕴含的思想和规范流传已久，这就体现出文脉问题比较老的属性；但另一方面，文脉作为一种设计理念的基础在近现代才被应用到建筑设计的世间当中，这就使得这一问题呈现出比较新的属性。而“文脉主义”一词是由文脉引申而来，是后现代建筑艺术风格的一种基本设计立场和艺术倾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泛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等地区。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世界受到多方技术和文化交融的影响，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后现代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文脉主义的大众认同感逐渐降低，但人们对文脉内涵的认识和对其运用者的尊敬却依然没有改变，目前它已经成为建筑设计界的共同认识和默认规范。

建筑与人、城市、环境、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加大对这些因素的综合研究力度，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的帮助人们对建筑的复杂性进行理解，对文脉的探究可以准确的传递信息，明确的向外界传递城市和建筑的意义内涵。

2 文脉的符号意义

如果建筑设计是对现实世界的干预，那么建筑师的作品与现实世界相遇，彼此并非没有因果，文脉就是这个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并非设计师设计，而是作为一个现实去探索。在设计之初，作槲穆鲈靥宓慕ㄖ物并不存在，但经由建筑师创作，它被植入现实世界之中。由此，建筑便变成了真实世界文脉的一部分。

建筑设计是人类进行社会认知活动的成果，建筑设计的文脉实际上就是建筑在文化脉络上的衔接。要想理解文脉的含义就一定要提到文化，人是主导文化发展的主体，同时又是接受文化的客体。人类生活在文化的包围之中，世界是由人的文化创造组成的整体，建筑、器皿、品德、法规、艺术及科学，这些都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通过人造符号和符号系统对文化进行传递和交流，并以此形式继续发展和创造文化。

符号有“形式”及“意义”两种特性，运用各种形式来体现意义是符号的基本特征。文化就是使用符号来表现人类意识行为、传递思想的体系，它不单是物质世界的构成元素，同样也是意义世界的搭建要素。建筑设计的文脉同样也是表达文化意义、传承文化信息的一个符号，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是其理解文脉的基础。建筑中文脉的符号功能代表、标志或说明着外部事物。它在人的认知活动过程中，犹如一座桥梁，将人的内部思维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通常具有文脉特征的建筑往往易于为“受众”理解。这是因为，如果来自外部的刺激愈是含混、陌生与无体系，主体对这刺激的破译也愈不确定。而愈有文脉的东西愈体系化，事物间的关系愈明确，表述也愈丰富，因此也就愈符合经验背景或认知贮存中的“坐标网”，那么也就愈容易被主体理解和接受。所以说，对建筑文脉的符号特性的认知，符合人类认知的深层心理结构。

3 当代建筑文脉的建构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建构文脉的形式和途径多种多样，大多不是相对单一的线条结构。多种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结果拓展了建筑师们的思路和眼界，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发展建筑设计的人脉。对于文脉研究，我们可以从建筑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讨论。

3.1 文脉的形式语言建构

建筑的屋顶、支柱、横梁等就是建筑文脉的重要构成元素，这些结构的设计和构思感知就是文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文脉中的“形式”可以说是直接、直观的。按照类型学的方法，可以在历史建筑中提取符号“原型”，在现代建筑中对这种“原型”做出同类型的“拓扑变形”，并衍生出多个类型产物。

3.2 文脉的意义建构

建筑设计中表现文脉“形式”的探索是一方面，另外对文脉内在结构与关系的认知，同样可激发创作的灵感。但不管是形式的还是结构的，都可以认为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摆脱既往的符号形式与结构，以全新的形式结构诊释与发展需要承接的文脉意义，可以说这是建筑师情感表现的方式，需要建立在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基础上。

结束语

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创作语言的创新和复杂多样使文脉的发展向越来越复杂多样的方向进行，并继续向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发展和演进。在不同的文脉指导下，建筑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它是我们周围物质世界和环境发展的表现，建筑和人与环境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建筑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该充分注意到每个项目不同的特性，同时也要注意不同建筑文脉的梳理，寻找建筑设计的思路和灵感，进行充分思考，赋予建筑新的涵义和活力。

参考文献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12

本人是在已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馆长刘志雄先生的引荐下于2005年秋见到久仰的王世襄老人的，当时为出版中国营造学社的《图说李庄》一书专程采访了世襄老人，2007年当本书内容编入《奇人王世襄》文集后，我们又登门造访，还特请王老为20位仰慕他的建筑师一一签名题字；第二次是2006年3月27日在BIAD召开的“《图说李庄》首发式”上，年迈的王老到会，他在发言中说他感冒虽未好，但听说是专为中国营造学社，为梁思成在四川李庄的那段历史纪念开会，他表示“就是爬也要爬来”，这一席话感染了每一位与会者：第三次是本刊于2007年5月决定将刊于杂志上的“田野新考察报告”结集出版系列丛书，王老虽已谢绝为一切外来的媒体题文撰字，但一听说我们的举动是要再续中国营造学社的新世纪汇刊，就欣然同意为我们题写书名，那天我们交谈的十分真切和投机。我讲过三个经历后，特向在场的前辈们郑重表示：中国营造学社的田野考察作法我们会继续坚持，并赋予他“新考察”的含义；此外推出的“田野新考察报告“系列丛书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要在21世纪续写中国营造学社建筑文化传承新辉煌的心境。以下试从两个方面再小结我的感受：

一、王世襄先生的离去相当于学界降下一面中国曹造掌社的旗帜

在本刊2009年1月推出的朱启钤著《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一书中仅编辑了十二位对中国营造学社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王世襄先生是当时仅存的两位之一(另一位是罗哲文先生)，书中对王世襄的描述是“他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43～1945年在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其间除发表‘四川南溪李庄宋墓’一文外，还翻译了美国学者费慰梅著‘汉武祠建筑原形考’一文，并部分校对‘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英文译文，王先生尤其对明式家具研究与发掘有重大贡献，著有《明式家具珍赏》及《明式家具研究》等。”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评介道：王老毕生研究文物及古建，著述等身，属当今中国有开创性成果的大家。此外他提携后人，为来者创造学习深造的机会；他身处逆境几十年却从未放松过执着与敬业的文物研究。他对明式家具研究之所以深入，与他的为人、与他虚心向老匠师去讨教是分不开的。一位出身显贵的学者能有如此学风及风范，是令后辈所敬仰的。难怪启功先生当年对王世襄先生的评介是“不是，而是研物”。傅院士在2004年写的《文物学家王世襄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中这样记述世襄老人的成就 ”青年时他曾参加一些民俗。性很强的活动，故有时被戏称为玩家，但与别的玩家不同，他在游戏之余，还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晚年在此基础上广搜史料和实物，撰成专著，为那些时异境迁，日渐泯灭的民俗活动留下历史痕迹。”据不完全的统计，世襄老人一生编著书近40部，绝大多数写作于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主要著作有《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

鸽哨》、《竹训鉴赏》《说葫芦》、《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髹饰录解说》等。其中《明式家具研究》全书30万字，图700幅，名词术语简释1000余条，尤其是书中对家具制作工艺技术的研究，极富古建筑技术上的继承性，被学界公认为是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2002年2月王世襄编著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出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对于这本对建筑界，美术界影响颇大的专著，早已由朱启钤先生题写书名。对此，王世襄先生在后记中说“此编于1964年辑成并写《概述》，当时出版困难，仅油印200册，1980年承美国王方宇先生见告，始知香港中美图书公司1963年2月曾铅印出版此编……”。书中王老指出”清代匠作则例，大体上可分为官修和私辑两大类，而官修则例又有‘内工’和‘外工’之别，即所谓’内而宫殿廷陛，外而仓库城垣’。在雍正和乾隆初期所修的则例中，《内庭工程作法》属于内工，《工程简明做法》属于外工。不过也有内工外工兼备的，如《工程做法》及乾隆十四年编成的《工部则例》皆是。上述四种，连同在它们之后多次篡修的《工部则例》都是刊刻颁行的。至于纯属内务府系统的圆明园、万寿山，热河等处内工则例便不同了，它们的篡辑年代，也在乾隆，而终清之世，只缮录备用，未见刊行……”。在分析清代匠作则例的局限性时，王世襄指出“例如我们最希望知道的操作程序，制造经验，整体与构件的式样等等，偏偏是一般匠作则例所缺少的。在这方面，它们比起《营造法式》来便大有逊色。这种缺点是由于清代匠作则例不以传播技法而以经济核算为主要目的所造成的……我们也不能以李诫的水平来要求所有的工匠著作。清朝能有200万字的匠作文献留下来，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正如罗哲文先生所述，王世襄在古建筑保护及传承上也属有贡献的大家，他在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中详述了四川南溪李庄宋墓的考察情况，并作了建筑测绘。尤为可贵的是在第七卷第二期他还翻译了美国费慰梅女士、哈佛教授费正清博士之夫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联络专员刊载于1941年3月《哈佛亚洲研究集刊》中的“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一文，该译作经林徽因先生校对。

二、王世襄先生的离去更为掌界托起文化大家之旗，让人们再思学者风骨

有人说，难忘的2009，华夏大地上有诸多文化风景，那我以为所有这些能归纳为：让我们触摸难题，让我们记录历史，让我们关照责任，让我们拥抱生命。

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以95岁的高寿辞世后，各界在用各种方式盘点他留下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更多发现是一次又一次激起对这位智者的无限尊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以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博界的贡献，再竖起一面文化之旗，更在于让人们对他的更多了解中感受到他可贵的人生姿态及学者风骨。

我以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各阶层人士倾慕王先生的为人，缅怀他留下的文化遗产，重在看到了他可贵的文人风骨，他的研读及其作品仿佛是针砭时弊，诙谐机智的“打油诗”，因为他的成就就是以看似幽默的大俗大雅的方式直抒胸臆的，这里尤其要说的是在他90岁高龄时回忆自己人生经历时的感言“自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的重要文物、善本图书，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历史对王世襄老人的记载是：1947年春，王世襄从东京押运回107箱善本图书――这是早期抢救流失文物中，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其中曲折历程已很难详述了(孙文晔文”东瀛追宝(上)(下)”《北京日报》2009年12月29日十四、十五版)。事实上，在“抗战”结束后，在梁思成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清损会”。由于他英文好，担负起《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校对工作。从1945年11月～1946年9月，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整理的战时文物有六项；(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200件(即为朱启钤先生于民国初搜集丝绣珍品，制作时代为宋至清代，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后张学良将军用巨款收购后，存于东北边业银行)；(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1800件；(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上述工作，王世襄已被任命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这实际上为其后招致了厄运，让他与往日富足优渥的生活挥别。由于被怀疑在清损过程中揩油，在”三反”运动中被关八东岳庙，后被故宫除名，长期脱离文博主流界。后因查遍了京城所有古玩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才证实了王世襄先生的清白。这些无法消逝的人生经历虽如此深刻，但未动摇世襄老人的坦荡与真诚。为此我尤为赞赏国家文物局单局长对他的评介：“与那些在规整的文化学术阵营，以为人师表的身份捍卫并弘扬中国文化学统的大师们不同，王先生多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在民间默默地领受着习俗与文化，并奉献出独特的文化业绩。”王老一生坎坷，但他有以苦为乐的心态，用快乐玩家心态去做学问，进入了“以苦为乐，乐而忘忧”的境界。恰由于他态度豁达，不卑不亢，外圆内方，达观向上，才怀揣着自己的目标，从容而淡定地走过来。虽然说，王世襄先生有他心境如此灿烂的一面，但“三反”对他的锥心之痛是他难以理解的，因为这触犯了人格的底线，至今恐怕历史还欠王老一个公道。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向世界证明“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据《王世襄传》作者张建智回忆， “王世襄曾多次与我说，历经劫难后，与夫人袁荃猷遂决心走一条自珍自爱之路，即：他要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默默地干出成就，最后自会让‘世人终渐识真吾’的”。本人撰写王世襄先生的这篇追忆文章，又萌发了对“大师”的联想：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说过，大师，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获得荣誉的旗帜。据此可以说，王世襄先生是荟萃众生的先贤，更是他们有益的伙伴；他既是令人景仰的，又是那样和蔼可亲的，因为在王先生的朋友队伍中，什么样的人都有，难怪有人称他是“平民堆里的贵族”。正是这平民般的文化“贵族”，才成就了活在人们心中永恒先师的大家形象。

本人及《建筑创作》杂志社的同道们，虽有一腔赤诚要记忆世襄老人，但

限于历史情况的调研难度及认知深度，我们这篇文章还只能是基于一些经历过的史实的陈述及联想，希望如同城市新发现一样，发现城市的新文化现象；如同城市收藏一般，收藏下属于中国当代最值得收藏的建筑文化遗产的思想。本人之所以要代表杂志社撰写该文，不仅仅有上面一再重述的广博的建筑文化遗产的想法，还有告诫现当代建筑校院的学子们：如何让学生们认知并理解泛建筑意义上的大家?如何让太工科、太艺术化的建筑院系学生们也能富于人文追求?如何帮助并培育学生们通过对著名文化遗产大师的认知重塑自己完整的知识结构?如何使青年建筑师及高校学子们将自己悲悯与爱心绘入社会批判的图景之中并不断释读刻石?我以为，这些都将成为怀念一个永远闪光的人的特殊心境，我们感伤，这是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我们感慨，学术巨擘一生低调做大，朴实宽厚大智隐于无形；我们感动，他不仅定力如磐而学风致远，更坚持做人准则，诚信不欺，面对世俗小人的蜚短流长，淡然处之。

作者：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摄影：刘锦标，《建筑创作》杂志社摄影师

收稿日期：2010年12月

编者按：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中国建设报》 中国建筑图书馆等机构联合推出的“建筑与艺术图书季度荐书榜”旨在成为业内最专业的荐书榜。它囊括了理论、技术、文化，艺术各界人士，结合城市、建筑室内设计等专业，广泛集合网路，出版、校园各大领域，一年四季搜集最为前沿的业内书籍，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网罗建筑文化拓展设计思维，为建筑师提供丰富细腻的阅读，促进建筑，艺术专业学生的相互了解，带动专业间的跨界阅读，促进思想的跃动。季度荐书榜将慢慢发展，逐渐成熟，借助荐书榜的力量在激发国人词读的同时，吸引更多世界的注目。在工作中阅读，在阅读中生活，在生活中创作。

理论图书

《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刘敦桢先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中等和高等建筑教育专业的肇建人之一，并长期从事此项工作，自1932年起就已桃李满天下：他还是我国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和最具权威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曾经为学科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论文集收集了几代学者纪念刘敦桢先生的文章，还收录了中国建筑史学的传承者关于史学史的研究文章。

《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世界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作者：Peter Hall(英国)译者：童明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明日之城》是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引导城市规划形成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机遇的历史。作者文锋犀利，洞察力强，内容涉及全球，它的第三版是在初版之后，考虑到最新文献的丰富性，以历史视角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并回顾了整个20世纪现代城市规划运动的发展而修订成的完整版本。

《上党古建筑(中国古建筑图说系列)》

作者：张驭寰　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

社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有很多历史留下来的古代建筑，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人们常常把山西省喻为我国古代建筑的“摇篮”。经过历次赴山西各地进行勘察，获得了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弥足珍贵的资料。这对我们继承先人遗留下来的宝贵经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城池史》

作者：张驭寰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我国城池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从都城到一般城池，近于四五千座。这是浩大壮伟的工程，显示出中国先民的气魄，也是我国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中有许多城池规划设计手法对今天做城市规划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军事防卫、战备攻城思想，对当今军事学中的战斗学、防守进攻学等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建筑中国六十年1949～2009丛书》

作者：《建筑创作》杂志社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建筑中国60年”系列丛书的宗旨是要让新中国60年建筑的经典作品不仅仅真正成为一种思想和精神财富，更要引发出一系列真切的反省及总结。作为一部以建筑的名义向新中国60年华诞致敬的大型系列出版物，它已不再是一套具有某些个人情绪的建筑师随笔类“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建筑中国60年”历程中的记忆，作品、语言，文字、图片等精神财富的“大书”，从中不仅能读到建筑随时代变迁的发展史，更能成为珍贵的建筑设计学在理念与信息上的“教科书”，因为其中闪现着一代代建筑师在艰难中奋进且不无坎坷的身影，从此种意义上讲“建筑中国60年”系列就是希望用“全集”呈现60载中国建筑的文化创造。该套丛书共七卷，分别是事件卷、机构卷，作品卷、人物卷、评论卷，遗产卷和图书卷。作为全国百部新中国庆典图书之一，以全新的视角对建筑行业、建筑文化诸领域展开全面回顾和审视，具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营造法式1～13(套装共13册)(繁体竖排版)》

编者：故宫博物院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营造法式》编于熙宁年间(1068～1077)，成书于元符三年(1100)，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结构、构造和工料定额的规范书，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反映了宋代多方面的技术与艺术特点和水平，是现存最重要的古代建筑典籍之一。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本书根据故宫藏本重新影印出版。

《中国建筑史(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

编者：潘谷西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中国建筑史》除供高等学校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作教材外，也可供考古、风景园林、旅游、工艺美术、舞美等专业人员及广大读者阅读，参考。全书分中国古代建筑、近代中国建筑，现代中国建筑三部分，每一部分除对发展概况进行综述外，重点对城市建设与各类型的建筑作了分章论述。其中古代建筑部分所占分量较重，内容较系统、全面，对木构建筑特征和清式建筑做法也有专章介绍：近现代建筑部分则着重于建筑发展的概括和典型实例的分析。为了使读者获得更丰富而形象的信息，《中国建筑史》还配有光盘，收录古代建筑重要实例的彩色照片约千幅。

文化图书

《建筑文化感悟与图说：国内卷》

作者：张祖刚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本书讲的是建筑文化理念与知识，兼谈建筑文化摄影表现。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园林。全书有209个精品实例资料，包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各个年代建筑大师的创作作品。写出了简介与个人感悟，使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建筑文化近1000年来的一些情况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建筑师成长记录：学习建筑的101点体会》

作者：(美国)马修，弗莱德里克译者：张育南　陈虹徽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本书解答了101个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从建筑入门必须的知识。到弄清楚建筑设计过程中容易熟视无睹的问题。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将复杂的建筑学问题转化为卡通式的图解思考。将作者对建筑学和建筑设计的感悟轻松地表现出来。丝毫不枯燥。反而十分有趣。它不仅对于建筑学初学者非常有借鉴意义。对于许多成熟的建筑师和建筑学教师，可帮助其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化繁为简。

《中国不缺建筑师》

作者：阿更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日期：2009年09月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当代建筑师群像脸谱集，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关注中国建筑师生态的文字记录片。书中所选20位建筑师(刘家琨，张永和、朱小地、周凯、赵小钧，张雷、崔彤，齐欣等)，为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他们均为建筑学专业出身，有鲜明的建筑主张和受瞩目的建筑作品。但《中国不缺建筑师》的立意并未纠缠于此。作者将视角延展于他们的出生年代，从业背景，创意背景，创作过程、灵感来源。着墨于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行业中，他们各自选择的道路，以及从业过程中，体味到的困扰、惶惑、期待与苦辣酸甜。它打破以往说明书式的人物写法。将作者日志，同行评价，手绘草图，创意模型、个人漫画、照片等多要素有机整合。用了5年光景。可谓字字来之不易。

《米丈建筑地图：上海／北京》

作者：米丈建筑师事务所编者：卢志刚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米丈建筑地图》就如同一座桥，将那些累积的经验和个体的体验联结起来，让更多的人去寻找和体味这个世界中那些能让我们心灵震动的东西。

《京华忆往(纪念版)》

作者：王世襄　出版社：三联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谨以此书纪念王世襄先生。他久居京华，京华的花鸟鱼虫、菜肴点心、器物文玩，是他绝学的一部分，他学既是玩，玩又是学，所以本书辑录的文章既有学问又好玩。百灵的歌唱、蝈蝈的冬鸣，萨其马的香气、铜炉的妙趣……就让他的音容笑貌和妙趣横生的文章，带我们回望他的世界。

《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

作者：查尔斯，兰德利(英国)译者：杨幼兰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在经济和资讯全球化的21世纪，如何创造性地进行自我开发，找到自身独特的发展潜能和文化资产，是每座城市的核心目标。该书通过阐述策略性的城市规划法，探讨如何运用人的想象力与才华，使城市变得更适合居住。书中不但给出了打造创意城市的思维方法、操作流程、注意事项，还列举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思维开阔，极具指导意义。此书英文版自2000年出版至今，一直持续再版，是西方城市创新和再造领域的经典读本。

艺术设计图书

《设计：世博城市》

编者：黄伟明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日期：2010年1月

本书以第一手资料解读世博和城市，充满了创新理念，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上海世博会。本书的特色在于除了以“设计”为核心内容，世博场馆规划设计的主要参与者――同济大学世博研究中心的教授专家所提供的一手资料也是从未出版过的。全书图文并茂，相信对真正关心世博、渴望全面了解世博的普通百姓以及从事环境，景观设计的人员有切实的借鉴作用。

本书以城市景观设计理论为基础，涵盖了诸多设计门类，如标志场馆设计，交通规划，公共空间规划、信息交流规划及灯光照明系统的规划等。充分展示了本届世博会设计团队的设计理念。世博场馆的后续利用等问题也在书中以较重的篇幅作阐述，突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所蕴涵的人文性和实践性。

《创意城市：佛罗伦萨》

作者：果果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现代欧美城市的发展史是一部现代欧美艺术的发展史。绘画、工艺、时尚品设计、摄影，景观，装置、雕塑、橱窗等艺术是现代城市之所以成为“现代”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艺术不仅有效地丰富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城市多样化生态，而且艺术也是一座城市最富有活力、激情和创造力的部分。《创意城市》系列是一套视觉艺术和时尚领域的前沿性图书。它提供了从视觉艺术角度读解城市品性的新视角。根据城市的特点和风格。每个城市选择15～20位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师、艺术家，关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

《思与悟：当代工业设计师的思想集》

编者：丁伟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如果说10年前是中国主流工业设计实践的开始，那么今天则是源于中国工业设计实践的设计观念产生的萌发期。系统的梳理和记录这些设计思想和实践是我们的工作、更是责任，因为表象的背后必定有观念的支撑，新的设计观念将会带领我们走得更远。

本书遴选了来自产品、家具、汽车等行业的18位具有代表性设计师的文字和作品，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以设计师特有的敏感展现自己的思考。正是角度和观点的不同，才呈现了本书的精彩。它不仅向读者展示这些优秀设计师的作品，更希望呈现他们对创新的认识、对设计的理解，从而为年轻的学子和从业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设计的觉醒》

作者：田中一光(日) 著、朱锷编，朱锷等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日本设计教父、无印良品的缔造者田中一光与设计相对三十年的所感。设计的职能是什么，设计工作如何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有怎样的解决方式?《设计的觉醒》带我们回到现场，跟着田中一光诙谐优美的文字，以细致敏锐的观察，感受工作与生活间无处不在的设计意识。

日本设计崛起的时代热风，“无印良品”品牌概念的诞生，年轻设计师职业敏感的养成、著名品牌背后的设计故事……停下手中的忙碌回头思考，觉醒的也许不只是设计。

《今日的装饰艺术》

作者：柯布西耶(法)著，孙凌波，张悦译

世界建筑史论文篇1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 分)吴良镛：筑梦人生①1922年的春深时节，吴良镛出生于南京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年少的他，目睹了收账人无情揭走自家的屋瓦，凄风苦雨中一家人被迫告别祖居。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1940年在重庆合川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他亲历了日军战机对大半座城市的轰炸。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血泪，促使青年吴良镛默默许下宏愿，在内心树立起“谋万人居”理想。②1950年，吴良镛结束在美国的研读深造，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协助梁思成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此后，风雨数十载，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到教书育人，他不知疲倦地奔忙着，孜孜探求着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之路。他指出，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史是“土木的历史”，因此，北京旧城这个世界城市无与伦比之杰作的保护工作尤为不易。随着一批批新建筑、一座座新城市的拔地而起，吴良镛的心头却日益萦绕着浓密的困惑。他认为，旧城的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③“自古太守多诗人。”在吴良镛看来，作为城市规划者的市长，不仅要具备革命家的情操，还应具有诗人的情怀、史学家的渊博。“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补丁或绣上图案。”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镛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他的这一理论，被成功应用于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菊儿胡同居民曾一直被危房、积水等问题困扰着。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吴良镛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他不辞辛劳，反复修改施工方案，每天拖着装满资料的小车到建筑馆工作，或奔波于尘土飞扬的工地。改造后的菊儿小区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在这样一座“类四合院”里，邻里进出打招呼，有了困难互相帮，北京城原有的历史环境和生活情境得以延续。④创造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栖居在大地上，这是吴良镛一生不变的梦想。提到这个梦想时，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欣慰的笑容。辛勤耕耘在教育第一线的他，言传身教，桃李芬芳。他常常对学生说：“建筑师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每个时代对建筑师的要求又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改变，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同时建筑业需要赴汤蹈火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⑤针对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吴良镛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模式。融贯多学科研究成果，他创建了“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拓展为“聚落”的概念。在1999年国际建协第二十届建筑师大会上，作为中国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的领军者，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这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世界建筑学界普遍接受和推崇，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⑥2008年，86岁的吴良镛在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被医生判断为难以再行走。但他按照科学方法刻苦锻炼，努力坚持，很快就可以走路了。出院那天，满头银发的他亲笔完成了一幅书法作品。苍劲有力的字迹，与绚烂的晚霞交相辉映。医生说，吴老不仅给建筑界留下了令人惊叹的奇迹，也创造了康复医学领域中的奇迹。⑦建筑学家贝聿铭曾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中国两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得者、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和成就并未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履。他每每凝思：“人们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建筑更是遗憾的艺术……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摘编自田雅婷《吴良镛：筑梦人生》)(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A. 本文依次记述了吴良镛的青少年经历、国际声望、事业追求及成就，详略得当，人物形象形神兼备，故事性与励志性相统一。B. 青少年时期的家国之痛对吴良镛树立毕生筑梦为民居的理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经过不断思考和创造性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建筑学界的领军者。C. 1999年，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在国际建协第二十届建筑师大会上通过，这标志着中国的建筑理论开始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D. 吴良镛认为，较之电影艺术。建筑是更为遗憾的艺术。因为后者完成后，将会矗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修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E.本位写作态度严谨，文笔凝练，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刻画了一位专业造诣深厚、中西学养交融、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建筑学家形象。(2)本文第六自然段有和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3)吴良镛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请结合全文概括说明。(6分)(4)在吴良镛看来，城市管理者的素养应包括诗人的情怀和史学家的品格与学识。请结合全文和社会现实，谈谈你的看法。(8分)答案12、(1)(5分)答B给3分，答E给2分，答D给1分，答A、C不给分。(2)(6分)①使传主形象更加丰满，从不同侧面突显其人格魅力;(2分)(结合文本分析1分)②丰富主题意蕴，增强艺术感染力。(2分)(结合文本分析1分)(意思答对即可。)(3)(6分)①理论建树方面，主要有“广义建筑学”理论、“人居环境”学说等;②实践业绩方面，如菊儿胡同改造工程;③声望和影响力方面，如中国两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得者、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④人才培养方面，参与创建清华建筑系，桃李芬芳。(每答出一方面给2分，答出三个方面即可。)(意思答对即可。)(4)(8分)①城市管理者应具备人文关怀、审美修养。城市建设要体现对人的关注，使生活环境充满诗情画意，富有美感。(4分：其中观点1分，论述2分，联系现实1分。)②城市管理者应具备历史意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城市建设要尊重历史和文化传统，要与原、有的历史人居环境相融合。(4分：其中观点1分，论述2分，联系现实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