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论文篇1

历史的教训足已充分说明，插入式建筑结构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检验，即似地球为相当好的惯性参考系，又将建筑物体插入地球，形成不可分割的刚体。在过去的年代，建筑物还处于低层范围时，问题还不严重，而在现代化高层、重型建筑中，仍然是采用插入式刚箍捆住内力的结构，在实际的地震灾害中存在着严重的隐患。插入式整体建筑物结构体系在正常情况下，即非地震静止状态，是没有问题，而在地震灾害爆发时，插入式整体建筑物体系的结构受力传力路线明显发生混乱，建筑结构设计的极其重要的力学原则：

（1）、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结构的传力路线必须清楚。

（2）、以当地的最不利外界因素为设计依据，如很多地区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破坏力。这就是说建筑物抵抗地震破坏的正确条件是：运动中建筑结构内力的传递必须正确、清楚。

插入式整体建筑结构在地震时，将地震破坏力直接传递给上部结构，使上部结构发生摇晃，由于上部结构是刚箍捆住内力的结构，因而在摇晃中产生的巨大能量没有释放点，而被迫返回基础，地震又很快的不断的冲击建筑物的基础，向上部结构输送地震能量。这样上部结构返回的作用力，同基础传来的地震内力发生冲撞，冲撞最厉害的集中点，就是能量集中释放的突破点，也是结构的破坏点，通常都在基础与上部结构的交面上，破坏的形式是剪切破坏，而整个建筑物不是倒塌就是倾斜。

目前，许多国家在高层建筑的抗震设计方案中，已经出现了新的结构，如：美国纽约的42层高层建筑物，建在于基础分离的98个橡胶弹簧上，日本的建在弧型钢条上防地震建筑物，前苏联的建在与基础分离的沙垫层上的建筑物，以及在中国已经获得了美国、中国和英国发明专利权的，刚柔性隔震、减震、消震建筑结构与抗震低层楼房加层结构，都十分成功的应用于工程实践中，都明显的在建筑结构体型上，改变了传统的插入式刚箍捆住内力（吸收地震能量）的结构体系。总之都在建筑设计的结构方面设法摆脱在地震灾害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的插入式刚箍捆住内力的结构体系。其实质都反映了对“似地球为相当好的惯性参考系”为指导理论，所制定的现行抗震硬抗、死抗地震打击设计规范的动摇，本质上也是改变了建筑结构受力体系，而不在似地球为绝对静止不动的惯性参考系了。

1、现行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与地震场地效应的问题现行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是根据结构力学和建筑结构设计的理论基础而来的。结构力学和结构抗震设计规范，将地震破坏力简化并规定为在建筑物上部结构中的水平运动力，对建筑物的水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硬抗平衡，这一规定实质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错误。

其一：地震爆发时，首先是大地在做往覆水平运动，由于建筑物基础插入大地，因而必然随大地的往覆水平运动而运动，建筑物上部结构也因此被迫运动，但是建筑物上部结构的运动形式不是水平运动（因而根本就没有受水平的作用），而是因基础在受地震水平力运动中，产生的运动力传递到上部结构，迫使上部结构沿地震受力方向，作反方向S形式倾斜摆动；

其二：地震爆发时的冲击波只有两个方向，而现在所有城市的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是根据城市的道路按东西南北方向和建设的需要各自排列的。将建筑物上部结构视为受水平运动，也只能有30%的建筑物的结构抗震设计受力方向与地震冲击波受力方向相同，而70%的建筑物的抗震设计受力方向与实际地震冲击波的冲击方向，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当地震爆发时，只有少数正好与地震冲击波方向协调一致的建筑物不一定破坏，而大多数与地震冲击波方向不一致的建筑物，自然就很难逃脱地震冲击破坏倒塌的后果。地震对建筑物的冲击破坏，主要是对建筑物基础产生的水平往覆冲击剪切力，从而使基础被冲击破坏失去稳定后，造成上部建筑物的破坏和倒塌，地震冲击波首先是破坏了基础，而不是破坏上部建筑结构，所谓万丈高楼从地（基）起，就是这个道理。基础都破坏了，上部建筑自然就保不住了；

其三：城市中建筑物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反映在超高层、高层、多层和轻重型建筑之分，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又以基础深度的差别体现在地震冲击波的大小上，基础越深、越大，受地震冲击波的冲击自然很大，在加上城市地下建筑设施不少（如：地下建筑、地铁、地下大型管道等），都是构成城市地震场地效应发生互相变化的种种直接因素。现行抗震设计中，都没有考虑地下建筑设施的自身抗震，以及对地面建筑物基础和地基的地震场地效应所产生的严重问题。

2、现行建筑结构抗震桩基设计与地震场地效应的严重问题现行抗震设计中的桩基础的设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端承桩类型，另一种是摩擦桩类型。端承桩是将深层的地基反作用力通过桩传递给地面，构成对上部建筑物作用力（压力）的平衡。摩擦桩是通过桩基础与一定深度的地基土层十分紧密的挤压结合中产生足够的反作用力，通过桩传递到地面，构成对上部建筑物的作用力（压力）的平衡。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类型的桩基础在对上部建筑物的作用力（压力）构成平衡的充分条件是：静力荷载，即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成立的。

在端承桩中，端桩是反作用力的顶点，桩身是传递反作用力的通道，桩身四周的土层是给桩身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稳定作用，由此，可以定义：桩端的承载力，桩身的强度是和桩身四周的土层构成了端桩基础的整体，缺一不可。

在摩擦桩中，桩身的强度与桩身四周土层紧密挤压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构成了摩擦桩基础的整体，也是缺一不可的。这两种类型的桩基础在地震爆发时，强大的地震水平往覆冲击波，完全改变了上述状态，使端承桩在地震冲击波中，使端承桩的承载力发生水平往覆运动，不但失去对桩身的稳定，反而对桩身构成了往覆水平冲击，其结果：端承桩不是破坏，就是下沉失稳。随着端承桩的破坏和失稳，建筑物上部结构自然也就处于破坏倒塌的危险境地，而摩擦桩的危险就来的更快了，地震冲击波迫使摩擦桩桩身必须与四周土层与桩基松开，失去摩擦桩身必须与四周土层紧密挤压的必要条件，并且土层对桩身构成水平冲击力，随着摩擦桩中四周土层与桩身摩擦力的解除和改变，桩不是破坏就是失稳，其上部建筑物随之处于时刻会破坏和倒塌的危险之中。

3、现行予应力建筑结构在地震中的严重问题所谓予应力建筑结构，是人为的在建筑结构的主要承力构件中，对主要承力构件中混凝土施加予应力，一般是通过对结构中承力构件的钢筋进行张拉，利用钢筋的回弹力挤压混凝土来实现的。根据对承力构件中钢筋的张拉，与混凝土的先后关系，又可分为先张法和后张法两大类。

从建筑结构中的予应力构件，到予应力结构的发展，已经有较长的时间了，在建筑结构中应用予应力构件和发展予应力结构的优势，在很多城市的建设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推广和应用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动力学问题需要特别注重，所谓建筑结构动力学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地震爆发时，地震冲击波迫使建筑结构产生振动的动态反应，地震冲击波冲击建筑结构，使其产生的内力在结构中传递，而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力学模型是：1）予应力张拉两端的固端成支座，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的；2）予应力构件或予应力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其构件和结构是不允许发生水平推动，振动弯曲和上下振动的。也就是说，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只有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设计的使用要求。因此可以定义：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安全使用条件，是不能承受任何外力（尤其是地震冲击力）的静力使用状态。

地震冲击波在建筑结构中，将无情的迫使建筑结构中的所有梁、柱、板、墙体等受力构件发生变形，即地震冲击力能完全改变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两端边界条件，使其构件和结构中的予应力偿失。任何在使用中的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当予应力衰退和偿失后，其构件和结构必然破坏。因此，在地震设防城市的建设中，是不能使用予应力构件和予应力结构的。但是，现在许多城市的建设中都使用了予应力结构，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应尽快在地震爆发之前，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后果一定是十分严重的。

综上所述，现行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建筑结构体系，是与地震冲击波相对抗、硬抗（死抗）的捆住地震内力的结构体系。从结构动态平衡的根本原理来分析，这种与地震力相对抗的结构体系的静态平衡在地震中完全破坏了。也就是说，现行的建筑结构体系，只能满足静态（无地震冲击波）状况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平衡。当地震爆发时，建筑结构内力的静态平衡被破坏了。这就是现行建筑结构体系抵抗不了地震冲击破坏的根本原因所在。现行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只是加大了建筑结构的刚变，使其增加了对地震冲击力的对抗力（死抗力），没有从结构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去寻求，建筑结构与地震冲击波的动态平衡，建立一个与地震内力相适应（不是相违背）的“释放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动态平衡体系”。

总之，几百年来，人类所推行的静态（加大刚度）的建筑结构体系，违背了地球地震的客观规律。因此，给人类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类为了在地球上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从根本上解决适应地球地震客观规律的建筑结构体系。因此，一种与地震力相适应的“释放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动态平衡体系”的动态平衡的力学理论的建立，并制定新的建筑结构释放地震冲击波的设计标准（在也不是对抗的标准），将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二、释放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体系1、释放地震内力建筑结构体系的理论基础我们从现代地球物理学家关于地球板快运动理论的力学分析中，以及对地震客观规律的不断揭示，更进一步对地球的认识，有了新的力学见解，我们认为地球是一个在运动中自身求得内力平衡的结构体系，它有两个阶段的运动规律：

（1）、地球内力的平衡阶段：地球结构体，在自转和围绕太阳周转运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力，在平衡阶段，地表运动处于内力平衡，地球运动处于静止状态，此阶段可似地球为惯性参考系阶段。

（2）、地球结构体系处于内力平衡阶段后，其内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而地球结构体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内力，而在运动中，通过地球板快的运动，地震和火山等形式释放出来，以求得新的内力平衡，这个阶段是地表的活跃阶段。其不断增加的内力将在地球内力集中点释放出来，此阶段可似为非惯性参考阶段。地球内力平衡过程中的这两个阶段，在地球内部不断循环下去，形成了地球生态平衡的必然规律。

人类是在地球生态的环境中生存的，因此，人类必须遵循地球生态环境中的各种自然规律去发展。从人们开始认识到对过去认识的不足，即理论上的不足和错误，又不断的在生活实践中，提高了对地球生态环境的认识，进而不断的揭示自然规律，掌握和运用规律为现代人类和将来造福。应该明确的指出，人类对地球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其指导人类如何适应地球生态的科学理论，也就随之进入了更高的阶段。

2、释放地震内力建筑结构体系新技术的应用：已经获得中国、美国和英国发明专利权的新技术“建筑物抗震减震装置”、“建筑物消震装置”和“高层建筑隔震消能装置”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插入式刚箍捆住地震内力的建筑结构体系，将建筑物整体有机的隔离成两个受力体系，这样地震破坏力的传递媒介改变了，由直接传递转化为间接传递。不言而喻，“建筑物抗震减震装置”将大大减少地震对上部结构的冲击，反之，上部结构对基础的作用力也大大减小。

世界建筑论文篇2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世界建筑论文篇3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世界建筑论文篇4

建筑材料是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材料因其色彩、质感、性能有所差别，在工程师手中发挥着各自的特性，而在设计师的蓝图上，它组成丰富的建筑语汇，表达某种思想和时代精神。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世界经济的车轮带动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工业时代，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等级制度逐渐扩散到整个人类范围，这种无界限的分化，使得财富资源有了新的归宿和指向，于是，富裕国家和地区不断为艺术创造发展空间，艺术家聚集于财富周围，发挥他们的天赋。而建筑材料，这种用来构筑空间的元素，也随之变成一种泛指，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像为这个传统的、理工科的概念套上一件宽松的外衣。

世界各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千差万别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建筑，人类古建筑文明往往以木石为源头，逐渐衍生。随着祖先对大自然的熟悉，逐渐了解了各种材料的性能。砖瓦、土坯、织物等等这些新材料的运用也为人类迁徙提供了可能。爱斯基摩人用冰雪垒砌房屋、蒙古人搭建的帐篷、黄土高原的窑洞，都是生存的智慧。这些民居都成为所在地域的生态建筑特征。感叹自然的丰富。

一、传统建筑材料的新形态

应该说，以各种形式呈现的世界博览会推动了世界建筑的发展，活动场所的暂时性、开放性、实验性等特质为建筑师能够潇洒的亮出艺术家身份提供了一个优雅舞台。而建筑材料从一个冷冰冰的专业词汇重新变成多彩的人文景观，不断为人类创造新的建筑体验。从第一届温莎公爵举办的英国伦敦世博会玻璃水晶宫成为人类建筑新篇章的第一页，到法国巴黎为世人展示无法被当时人们所接受的埃菲尔铁塔，1967年德国的蒙特利尔博览会首次运用了膜结构……这些第一次为建筑材料种类的拓展，打开了新的天地。而博览会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人类对建筑材料的创新和尝试。这些令后人惊叹的奇迹在当时往往是无法接受的怪物，而艺术家却以超现实的眼光引领着大众的趣味，而这些不朽之作也成为后人们争相模仿的典范。

高迪的房子是最富戏剧性的建筑，他用传统的砖石结构建造了令巴塞罗那骄傲的建筑，也使得这个城市在世人面前更新了面孔。他的作品中最富盛名的米拉公寓、圣家族教堂、巴特洛公寓等七处建筑已列入世界遗产而被西班牙人民世代珍藏。另一位把曲线用到极致的建筑大师是弗兰克・盖里，以鱼的主题雕塑而著名，他的住宅是他成为解构主义大师的一个转折点。盖里创作的钛金属外壳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都如同天外来客，而这种钛金属建筑材料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熠熠发光，显示着盛世的浮华。

二、非建筑材料的大胆尝试

米拉莱斯和塔格里布（EMBT），依然延续了西班牙人的浪漫主义风格。苏格兰议会大厦是米拉莱斯的遗作，但足以表现了这位年轻的天才对曲线美的敏感，米拉莱斯的夫人塔格里布是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的设计师，也是唯一能跟建筑女魔头扎哈・哈迪德齐名的当代著名女建筑师，她的藤编建筑成为“传统”的创新。这也仰仗于钢结构为当代建筑提供了新的思路，钢结构使建筑外形更加随意，建筑外皮时代的到来，为建筑材料的选择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冰，不是常规的建筑材料，大概只有爱斯基摩人会用它搭建房屋。如今，瑞士的Ice Hotel已经成为最有创意的旅馆，选址在萨米人的村落Jukkasjri, 一个北极圈往北200公里的地方。1997年，法国的一次冰雕展在此举办，观展的客人请求在展室留宿，引发了人们对Ice Hotel的创意。于是每年从10月开始筹建，邀请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和设计大师前来，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修筑于12月开张，来年4月随天气转暖，冰雪融化。这是最环保最纯净的“建筑材料”了，一年一次崭新亮相，并且决不会产生任何建筑垃圾。（图1）为了体验到这纯粹的极地人文和自然奇观，人们需要提前预定旅馆房间，并且不远万里来到这儿。

水，也并非常规的建筑材料，一位美国建筑师在2002年的瑞士博览会上为大家展示了用水做的建筑。它在湖面上把水从湖中抽出，再用一万三千多个喷头喷成云雾状，而它的形状会随着风向和风速发生改变，轮廓永远都是摇摆不定的。（图2）参观的游客需要穿着雨衣进入“云”中，由于大家需要穿行于雾气之中，身上都带着一个有芯片的IC，每个人的性格特征都作为数据输入其中，两者相遇时，性格相投的就会亮绿灯，反之红灯。这个体验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天，但水的建筑却以它独特的形式留名。

火，当然不可以做建筑材料，但它帮助形成材料的表面机理。在德国的一个田野中矗立着一座古朴的、纪念碑似的教堂（图3a）。它是09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瑞士建筑师彼得・祖索尔的作品。这个宗教建筑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建造过程，如同一个仪式。建筑师让村民用木头扎成圣诞树的圆锥形，外面是五角形的外壳，中间用混凝土浇灌，最后的步骤如同神圣的开光庆典，中间的木头被点燃，化作灰烬，同时教堂的空间也被烧出来。整个建筑高度大约只有5米，里面的空间也只能容纳四个人，建筑一侧的小小的三角形门需要教徒弯腰低头才能进入，时刻提醒人们要保持谦卑。这种用火烧出来的空间，世间罕见，但这种方式使得材料表面出现不可思议的特殊质感（图3b）。

非传统建筑材料与非建筑材料在当今艺术家的字典中显然已经变成与建筑材料界限模糊的概念了，只要能够营造空间的，都被“信手拈来”。

三、建筑的未来――泛建筑材料

人们总是会对未来做一番假设，这种所谓的“杞人忧天”其实是很正常的终极关怀，我们的未来建筑究竟会怎样，很多答案，展现着完全不同的思路。有一点我们知道，生态的严重破坏已经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很多建筑大师对未来的建筑和城市都有自己的理论。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航拍照片中发现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如同一片废墟，于是他提出未来城市的树形建筑，把人类的居所举到空中。他的未完成建筑2001年在东京个人展面向世人，并称这些未建成的建筑和反建筑史的理论将成为建筑史的一部分，而建于20世纪真正的建筑将变成废墟被历史所遗忘。这些触目惊心的论述，也许是我们现在所无法理解的，但建筑的未来是什么，种种的理论和猜测没有定论，这样的辩论也不会有定论。

科学在发展，文化将继续传承，未来的建筑会使用怎样的建筑材料，这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课题，在各种方式突破的设计上，选择新型建筑材料也将是一个突破点。而未来总是令人期待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家对未来的目光也总会为世人带来新鲜的体验。

世界建筑论文篇5

Key words:steven holl； architecture phenomenology；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TU-02，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6-0038-04

收稿日期：2007-03-25

作者简介：刘全（1981-），男（汉族），山东临清人，硕士研究生。

1建筑现象学的研究分类

建筑现象学研究从思想取向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种采用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侧重于纯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诺伯格・舒尔兹（C. NorbergSchulz）。他的一系列著作，例如《实存、建筑、空间》对海德格尔的《居、住、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中的思想进行了建筑化和图像化的解释。他自己也称，《场所精神》是走向建筑现象学的第一步。他认为，只有当人经历了场所和环境的意义时，他才“定居”了。“居”意味着生活发生的空间，这就是场所。而建筑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得原本抽象、无特征的同一而均质的“场址”(site)变成有真实、具体的人类行为发生的“场所”(place)。

建筑现象学研究的另一个领域采用的是梅罗・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思想，侧重于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文・霍尔。在诺伯格・舒尔兹的理论基础上，霍尔强调的是“场所”在建筑设计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建筑与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和文学不同，是与它所存在的特定场所中的经验交织在一起的。通过与场所的融合、通过汇集该特定场景的各种意义，建筑得以超越物质和功能的需要。

2斯蒂文・霍尔的建筑现象学理论

霍尔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建筑留给我们的最具有价值的遗产不是建筑的形式或建筑风格，而是建筑设计思维的一种境界。21世纪建筑学推向了一个用历史语汇并不能完全表达出我们所想描述的词义的时代，而现象学，作为一个思想和知觉方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建筑学概念。”

斯蒂文・霍尔作为建筑现象学领域的代表，所采用的是梅罗・庞蒂的感知现象学思想，侧重于建筑设计理论实践。在梅罗・庞蒂的现象学中，知觉占有首要层次，对于知觉的研究必须先于所有其他层次的研究，如文化，科学领域。而对于知觉载体的身体，梅罗・庞蒂认为身体在可见的世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身体与世界是同质的，都存在于“世界的肉”中。身体是人进入世界的入口，身体存在世界中，看到世界，也同时看到自己，由此形成完整的世界。梅罗・庞蒂在他的著作《眼与心》中表明了他对科学的态度：科学浏览的思想，对一般事务进行关照的思想是可以重回我们生命中可感知的世界的。但我们过于重视科学的“控制力量”，以为可以通过科学控制知觉，从而对事物进行预测和安排，甚至包括“美”，因此，坚持偏见，视科学结论为理所当然，忽视人力自身经验的丰富性，这无疑将建筑界的时间推向了一种危机本质意义的境界。理论家戈麦慈认为这是梅对建筑学提出的挑战。

霍尔接受了这样的挑战，他吸取了梅的“知觉”，“身体”，“科学”的概念，试图以此为基点来发觉生活世界的意义。作为一名建筑师，霍尔首先接受了现象学的态度，霍尔把对建筑的亲身感受和具体经验与知觉当作建筑设计源泉，同时也是结果。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建筑师个人对建筑的真实知觉；二是在此基础上试图在建筑中创造出一种使人能够亲身体会或引导人们对世界进行感觉的机会。此外，对于霍尔来说建筑现象学不是一种设计方法，而是一种关于建筑本质的哲学基础，不采用建筑现象学的观察方式就无法真正掌握建筑和场所的精神，从而无法正确地解决建筑问题。

霍尔在诺伯格・舒尔兹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场所在建筑设计中起到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建筑与音乐，绘画，雕刻，电影，文学不同，它是与所存在的特定场所中的经验交织在一起的。通过与场所的融合和汇集该特定场景的各种意义，建筑得以超越物质和功能的需要！

在霍尔的设计中，场所与建筑的功能组织，亦即景观，日照，交通流线等是作为建筑物理学来考虑的，但这是一种需要形而上学的物理学。建筑是依据场所特有的内涵设计的，建筑与场所的融合又可以超越物理和功能的要求，实质上，这是通过建筑与场所的建筑学，经验结合而得来的。想象学的词汇概念和思想十分抽象，但掌握其本质将其转换为建筑想象学并不复杂。

一个人在建筑或者建筑物结构中的感觉，霍尔认为这是现象学的一种经验。对于他来说，现象学是对事物本质的研究，而建筑则是唤醒我们日常生活本质的一种训练方式。作为一名感观建筑师，霍尔认为我们关于建筑的经验是视觉艺术，但是他也认为这是伴随着空间和形体的轨迹，是触觉，听觉，嗅觉的纠缠。建筑师必须从所有的角度来思考。霍尔一直寻求在建筑的想象学设计上体现他的两个原则。第一是使用建筑物融入场所，形成一个整体，对于建筑师来说他们有责任来协调场所与建筑的统一，第二是竭尽全力把自己作品的意构层次与自身所感受到的触觉经验融合为一。

3对建筑现象学的实践

霍尔的作品中，早期的渤・奥住宅（Berkowitz-Odgis House1998）(图片1、2、3、4、5) 是建筑现象学在其作品中运用的一个例子。“营造一片景象”在作品形成中占有特别的地位，景观、形态、营造方法，都融合成一个整体。建筑坐落在一处俯瞰大西洋的小山上。霍尔对建筑的构思，便来自对当地人文环境的考虑。以一部当地的风景小说《白鲸记》（M迪克著）描述的场景为出发点，在海滩设想了一座木屋。（小说描述当地曾有一群印第安人，找到在沙滩上的鲸鱼骨架，便将它拖到干燥的地方，蒙上兽皮，形成他们别具一格的住所）。霍尔的小屋，是一个把柱子翻到外面的充气骨架结构，通过暴露出来的内部结构，使人联想到海滩旁的鲸骨棚屋。在这个设计中，霍尔表达出土地的城市意味与海洋粗犷之间的差异。这种精妙的象征与文化上的联想，并结合人们在现象学差异上的感受，正是霍尔的匠心所在。

如果说，在Berkowitz-Odgis House中，霍尔采用一种文学上的联系来阐述场地与建筑的关系，在斯特莱托住宅中（Stretto house图片6、7、8、9、10、11），霍尔则采取了一种音乐上的联系。在他看来，建筑与音乐，绘画等艺术不同，是与场地的经历紧密相关的。无论怎么说，建筑场地具有超出单一要素的重要性，这对建筑来说，既是物理的又是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基地上有3眼泉水灌成的水池和4座现有的水泥坝。水泥坝保持了池中的水位，并形成了几处小小的瀑布。溪水缓缓地流过，整个基地充满自然的声响，也产生出音乐中用于搭接的效果，成为外部景观空间重叠的反映，和内部空间虚拟重叠的反映。霍尔的构思来自于巴拉克（Bartok）的一首“接叠式”（stretto）结构的曲子，以此来模拟潺潺的溪流。在建筑造型上，再现了周围景物的特征。金属框架的“水波式空间”流过一系列钢筋混凝土的“空间坝”，创造出与“接叠”相类似的空间类似物。巴托克在其作品《弦乐、打击乐、钢琴合奏》的音乐主题中分为轻（弦乐）和重（打击乐）的两个部分。音乐有乐器和声响的效果，而这栋建筑则突出光线和空间的对比。用霍尔的公式表示就是：

材质×声音＝材质×光线。

时间 空间

住宅分为4个部分，以对应音乐中的4个乐章。每个部分都包含两种模式：凝重的巨型混凝土块与轻盈的金属框架屋顶。住宅的平面形式为矩形，而截面形式为曲线；客人房则正好相反：平面形状为曲线形，而截面为矩形。好象是巴托克第一乐章的倒置。在主人房里，“如水的空间”，用好几种形式表现出来――地板平面的层层搭叠，屋顶像溪流般的越过墙端，拱形的墙体又将天窗的光线引入室内。这种音乐上的隐喻，使树林中的这栋住宅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又将环境的特质与建筑紧密联系在一起。

4霍尔的设计方法

在设计方法上，霍尔会将思想还原到建筑的本质，从所处的场所特征去寻找唯一适合它的建筑。他强调把设计理念的哲学本质当做构思的源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福冈公寓（Fukuoka Housing）中，他使用了回旋空间和虚空间两个概念。个别公寓的回旋空间与古代日本的私有空间有着某种感受上的联系；虚空间是不具有使用功能的空间，比如一池水，像一个观景镜，把天空、阳光、阴影、风、雨全部反射到各间公寓内。这两个理念虽然简单，在设计中却是缺一不可，通过它，霍尔将现象学理论与设计构思结合起来。

他把设计问题分为11个要素：①建筑与环境的自然融合；②预想的空间；③颜色；④光影；⑤光的空间性；⑥时间的连续性和可知性；⑦水；⑧声音；⑨细部；⑩均衡、比例和感觉；⑾场地和环境。针对不同的条件，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福冈公寓（Fukuoka Housing图12、13、14、15）中霍尔运用了素混凝土和规则的几何形态；在赫尔辛基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Helsinki图16、17、18、19、20）中则采用了石材、金属和柔和的曲线形态。他的作品里，没有太多商标的痕迹，也从不使用特定的语汇进行设计。这一点和安藤忠雄、R・迈耶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安藤对于清水混凝土一直情有独钟；迈耶从早期的史密斯住宅，到后期的盖蒂中心则一直恪守着他的白色典雅语言。这两位大师都喜欢在不同的基地上一如既往地运用他们喜欢的语汇，他们的作品也都表现出高雅纯净的气质。但霍尔更强调针对不同的时空环境，应该有不同的创意，在设计实践中自由开放的思路会造就更全面更有激情的方案，而非一种特定的署名作品。

霍尔对材料的理解，对场所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尊重，将他对人、对社会的思考生动地再现于作品中。他丰富的造型手段，在建筑作品中进行着他特有的比喻性叙述，将建筑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使人们去感知，去思考。

5结语

霍尔的每一个作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思；而特定的构思，来源于对场所和环境的思考。所以，霍尔的作品被认为是关注本体论现象的建筑，是建筑现象学在实践中的具体代表。在霍尔的建筑世界里，并不期望完美的建筑，或是辉煌的建筑，而是像箭手追求箭术一样追求一种与自我意识的完美关系，或者说，是为了探索和丰富建筑与个人意识的内外联系。

参考文献：

[1] Chapter 9: Phenomenology: Of Meaning And Place,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6.

[2] Steven holl Anchoring Princeton Architectural，1989 +.

[3] Steven holl Bordeaux : Arc en reve centre d'architecture, c1993.

[4] Steven holl Edited by Francesco Garofalo Universe Publishing.

[5] 沈克宁.建筑现象学理论概述[J].建筑师.1996/6.

[6] 沈克宁.建筑现象学初议[J].建筑学报.1998/12.

[7] 严何.“建筑的锚固点”――斯蒂芬・霍尔的建筑艺术解读[J].新建筑.2003/S1.

[8] 陈洁萍.一种叙事的建筑――斯蒂文・霍尔研究系列[J].建筑师.2004/05.

世界建筑论文篇6

1 文脉的含义

文脉是一个语言学范畴内的词语，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个特定时空发展形成的历史范畴。文脉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的角度进行阐述，文脉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脉络”，人类学家克拉柯亨将“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作为日常用语的“文脉”，一方面用作语言的概念，在文章所具有的线性特征中产生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则不仅限于对象的前后三维关系，而是加入了由时间所形成的四维空间的关系。建筑学中“文脉主义”的概念，源于语言学中的文脉一词，建筑词典中的解释如下：

1.1 “以文脉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对整体环境，或者部分的特征，或者其构造的解读。具体的说，方位、地形、水系、植物、街道模式等空间的基本构造以及从城市整体所见到的建筑位置、建筑样式、建筑群的特性等所规定的相互关系。”

1.2 “关于那些具有特性的建筑，指它的历史、文化、地理背景等条件。”不难看出，语言学中的文脉和建筑学中的文脉概念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建筑”既作为物质实体，又作为信息交流的媒介而存在。

文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意义不断丰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回看文脉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一问题具有十分矛盾的属性。一方面，文脉中所蕴含的思想和规范流传已久，这就体现出文脉问题比较老的属性；但另一方面，文脉作为一种设计理念的基础在近现代才被应用到建筑设计的世间当中，这就使得这一问题呈现出比较新的属性。而“文脉主义”一词是由文脉引申而来，是后现代建筑艺术风格的一种基本设计立场和艺术倾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泛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等地区。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世界受到多方技术和文化交融的影响，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后现代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文脉主义的大众认同感逐渐降低，但人们对文脉内涵的认识和对其运用者的尊敬却依然没有改变，目前它已经成为建筑设计界的共同认识和默认规范。

建筑与人、城市、环境、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加大对这些因素的综合研究力度，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的帮助人们对建筑的复杂性进行理解，对文脉的探究可以准确的传递信息，明确的向外界传递城市和建筑的意义内涵。

2 文脉的符号意义

如果建筑设计是对现实世界的干预，那么建筑师的作品与现实世界相遇，彼此并非没有因果，文脉就是这个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并非设计师设计，而是作为一个现实去探索。在设计之初，作槲穆鲈靥宓慕ㄖ物并不存在，但经由建筑师创作，它被植入现实世界之中。由此，建筑便变成了真实世界文脉的一部分。

建筑设计是人类进行社会认知活动的成果，建筑设计的文脉实际上就是建筑在文化脉络上的衔接。要想理解文脉的含义就一定要提到文化，人是主导文化发展的主体，同时又是接受文化的客体。人类生活在文化的包围之中，世界是由人的文化创造组成的整体，建筑、器皿、品德、法规、艺术及科学，这些都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通过人造符号和符号系统对文化进行传递和交流，并以此形式继续发展和创造文化。

符号有“形式”及“意义”两种特性，运用各种形式来体现意义是符号的基本特征。文化就是使用符号来表现人类意识行为、传递思想的体系，它不单是物质世界的构成元素，同样也是意义世界的搭建要素。建筑设计的文脉同样也是表达文化意义、传承文化信息的一个符号，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是其理解文脉的基础。建筑中文脉的符号功能代表、标志或说明着外部事物。它在人的认知活动过程中，犹如一座桥梁，将人的内部思维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通常具有文脉特征的建筑往往易于为“受众”理解。这是因为，如果来自外部的刺激愈是含混、陌生与无体系，主体对这刺激的破译也愈不确定。而愈有文脉的东西愈体系化，事物间的关系愈明确，表述也愈丰富，因此也就愈符合经验背景或认知贮存中的“坐标网”，那么也就愈容易被主体理解和接受。所以说，对建筑文脉的符号特性的认知，符合人类认知的深层心理结构。

3 当代建筑文脉的建构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建构文脉的形式和途径多种多样，大多不是相对单一的线条结构。多种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结果拓展了建筑师们的思路和眼界，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发展建筑设计的人脉。对于文脉研究，我们可以从建筑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讨论。

3.1 文脉的形式语言建构

建筑的屋顶、支柱、横梁等就是建筑文脉的重要构成元素，这些结构的设计和构思感知就是文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文脉中的“形式”可以说是直接、直观的。按照类型学的方法，可以在历史建筑中提取符号“原型”，在现代建筑中对这种“原型”做出同类型的“拓扑变形”，并衍生出多个类型产物。

3.2 文脉的意义建构

建筑设计中表现文脉“形式”的探索是一方面，另外对文脉内在结构与关系的认知，同样可激发创作的灵感。但不管是形式的还是结构的，都可以认为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摆脱既往的符号形式与结构，以全新的形式结构诊释与发展需要承接的文脉意义，可以说这是建筑师情感表现的方式，需要建立在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基础上。

结束语

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创作语言的创新和复杂多样使文脉的发展向越来越复杂多样的方向进行，并继续向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发展和演进。在不同的文脉指导下，建筑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它是我们周围物质世界和环境发展的表现，建筑和人与环境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建筑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该充分注意到每个项目不同的特性，同时也要注意不同建筑文脉的梳理，寻找建筑设计的思路和灵感，进行充分思考，赋予建筑新的涵义和活力。

参考文献

世界建筑论文篇7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世界建筑论文篇8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世界建筑论文篇9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 (《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 (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 (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

世界建筑论文篇10

本次会议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联合主办。海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和世华建协四家会员单位具体承办。海南省姜斯宪副省长出席了学术研讨会并从省政府施政角度全面介绍了海南省的建设和把海南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的决心与规划。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李建飞先生和土木建筑学会会长葛守信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建筑新作评论――兼论国际旅游岛建筑的规划与设计》。围绕这一主题,世华建协理事、马来西亚著名华人建筑师杨经文先生、著名加拿大华人建筑师方为之先生和世华建协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许安之先生分别以热带、生态建筑设计、外籍华人建筑师在中国建筑创作的体会和墨西哥坎昆国际旅游建筑的规划与设计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

在分组互动式学术研讨会上,建筑新作评论组、世华建协城市特色学术委员会、世华建协数码建筑学术委员会和协会地域建筑学术委员会分别进行了学术活动。热烈地讨论了各自学术领域的问题。

会议期间,世华建协领导向荣获协会200术奖的2个金奖项目、9个设计奖项目颁发了奖杯与证书。

金奖获奖项目如下:

澳门美高梅金殿 何承天 香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商业中心 张应鹏 苏州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奖获奖项目如下:

广州天誉威斯汀酒店及天誉大厦 何承天 香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吕元祥 香港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

新雅艺墅A座 温捷强 内蒙古新雅设计院

COLOUR BY THE RIVER 周德灏 周余石(香港)有限公司

百大金地商业中心 张辉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建科大楼 叶青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福州万科金御榕郡 宋照青 上海日清建筑设计公司

1933老场坊 赵崇新 IPPRSH

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城市实践区中部展馆B4广川成一HMA

世界建筑论文篇11

古典著作中对地域主义建筑最直观的描述，见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地域主义是只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而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是基于特定的地域自然特征、建构地域的文化精神和采用适宜技术经济条件建造的建筑。“批判性地域主义”其实质就在于它既精辟地关注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能高瞻远瞩的发扬时代批判与创造精神。批判地域主义承认现实生活和技术发展，但强调对技术强制性应用；也尊重文脉、环境、历史和文化，但反对折中主义的建筑式样；对于现代主义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但绝非某些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全球化满眼的今天，“地域主义”的气质仍然鲜明，甚至更加光彩夺目。一方面是全球化干涉无孔不入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性的挣扎和艰难地延续。

芒福德认为地域主义并非是简单的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这两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全球化”相抗衡。他认为“地域主义建筑”必须力图克服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鸿沟...... [1]芒福德重新定义的地域主义，还担负着协调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感到安适自在”。一直以来接触现代主义，明白建筑的空间的重要性，太过理性的去看建筑，就会慢慢失去对于建筑感性的思考，建筑的地域化和多样化阐释，使建筑摆脱了过分现代的阴影，真正的建筑大家，如斯卡帕做好每一个建筑的局部到做好建筑的整体，基本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的建筑师已经成为建筑实践和理论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弗兰姆普顿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2]一文中就已经讨论了阿尔托、博塔、西扎等欧洲建筑师，以及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从地方要素入手所进行的独特建筑实践。在他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3]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章中举出丹麦建筑师伍重，巴西的尼迈耶，苏黎世的E•吉塞），米兰的格里高蒂，奥斯陆的费恩，威尼斯的斯卡帕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他特别分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反对国际主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师的建筑实践。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发表了《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4]从而表明了现代地方建筑文化的复杂和混杂性原则。巴塞罗那建筑师J. A. 科德尔奇在1951年建成的八层高的ISM公寓便典型地表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策略，它表现出当地的地中海风格。这便是一种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精华和精神之所在。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对抗性的态度，它所意味的是自我挑战、自我检查、自我疑问、自我恒量、自我评估，因此它还要有对自己采取批判的精神。近来更多的第三世界建筑师的实践也被建筑设计和理论界加以介绍，如希罗德在她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5]一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章中所介绍的。当然，今日更为人们所注目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仍然是那种有机的结合现代技术、材料、设计方法和地方要素的设计。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辨证的表现。它有意识地寻求打破普遍性和大同化等现代主义的价值和形象。

在中国，一个具有先锋意义且全球公认的例子便是1987年吴良镛对北京老城区中心菊儿胡同的重建设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效率和都市新生方式的实际需求。以最小的破坏做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一个传统的具有历史沉淀的都市里增加了一些变化，使之与新型的建筑风格互相适应。同样，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区的设计中重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理念，并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使建筑被赋予诗情画意，做到了“山、光线与人的情感的和谐”。 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 ,惟有很好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思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的尊重,或对其还停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

在今日全球化持续加温并对地区和民族文化构成极大的威胁的时候，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讲，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区域文化，而不能任其自生自长，因为在今日现代化普及和全球化泛滥的时代，自生自长便意味着自生自灭。因此如何在现(当)代建筑中体现出当地和民族文化特征就成为那些具有深远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建筑师今日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成为今日社会和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一书，从此享誉世界。

[2]《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3年

世界建筑论文篇12

2008年10月17日，BIAD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交响音乐会同时庆祝建院59周年及欢迎来京参加中日韩三国的建筑师。在这别开生面的文化气象过后，10月18日本刊又与香港凤凰卫视联手一天内两次播出大型专题纪录片“北京奥运建筑记忆”(72分钟)，同时出版图文版《北京奥运建筑记忆》“故事书”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2008奥运建筑设计作品集》，以及品质浓缩于方寸之间、建筑广阔于五洲之外的《BIAD的奥林匹克建筑之梦》邮票纪念版。这些“文化产品”被业内同行认为力度巨大，采用作品、人物访谈、邮品、电视等手段为一体的传播方式，向业内外传播建筑文化确是行业里颇具影响力的事件。但我更以为，这仅仅是BIAD人用作品见证城市发展。用作品诠释精彩奥运建筑，用作品印证改革开放30周年的开始。

10月23日本刊一行在张宇社长带领下随胡越大师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建筑节，胡越大师及其上海青浦区体育馆、训练馆改造作品在63个机构提交的近千件作品中胜出，获得“新与旧”专题组第二名，使中国建筑师的原创作品再一次被世界认同，同时胡越大师继五棵松篮球馆后也刷新了其原创作品登上世界舞台的新记录：10月18日～19日，2008中国市长论坛在深圳举行，其主题紧紧围绕“科学发展、民生为本、城市安全”展开；10月18日中国导演大家谢晋辞世，这看似与建筑无直接关联的人物，确因其文化感染力、确因他不保守且把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凝聚成一帧帧胶片，所以是我们敬佩他的艺术良心和勇于用镜头说出真话的缘由，这更成为我们对建筑与人、建筑与心灵、建筑与自然的看察与悟彻；10月21日，国家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在西安举行，与会代表达成了《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同时，大明宫国家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遗址公园开建：10月25日亚欧首脑会议闭幕，总理表示各国要加强监管虚拟经济，并通过了《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看来倾听中国声音，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已成大势。理性地看，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我国经济社会30年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称中国GDP已从世界第十升至第四位，具体表现是经济总量与世界经济的份额已达6.0％，中国已跃升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之中；与国际化经济危机相适应，10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官员也肯定了全国18个城市先后出台的“楼市”救市政策，并强调这是个利好消息。

面对2008年已经到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周年的纪念活动，本刊先期已举办过一系列茶座、访谈与文论。但作为对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建筑设计及其创作的回述还需进行慎重的求索与反思，因为在无数被世界惊异的巨变之中，需要作出抛弃假象的解读，需要告诉业内一个个虽不那么漂亮但却真实的故事，这或许是一个传媒机构为之努力的真正价值。

世界建筑论文篇13

一

对于 “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或许这是一个即老套又繁杂，同时也是难以明确界定的一个命题。

首先，就相关论述形成的所谓“成果”而言，相关的讨论实在是多如牛毛，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通识读本，还是具备学术意义的专著、论文等，或者是具体的建筑设计作品及其创意文本、图样等，都以各种方式予以发表、呈现，其相应的信息随之得到传播并被广大受众所熟识。就简单的以其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发生、成熟到今天的发展过程而言，即使考查在中国大陆以最基本的类似“发展史”这样的命题呈现的文本，都会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完全收集的工作，更遑论考查以其它语言、其它方式研究的得到的资料，当然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分梳则会是一个巨大工程。

其次，就其所讨论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又可大致归于“理论、史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几个大的方面来予以考查，其中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又可具体的细分到如下的一些内容进行分析——既有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也有对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讨论，还有通过介绍、分析其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前理清其内在文脉的努力，“现代主义与现代”的关系比较，现代主义与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构成主义等的联系、区别、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分别的相关内容即丰富又多元的构成了有关“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命题的讨论的内容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形成各种的文字、图版、建筑等具体的形式。

再次，从相关讨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或许相比较“美术、艺术、文学”等更大的学科性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方法可能在传统意义上的辨伪、断代、考据等基本手段的运用上不会那么繁复，因为毕竟“现代主义”即使站在人文学科的角度其经历的历史时期实在有限而且离今天很近，要用类似于“考古”的方法会显得牵强、而且其脉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相当清晰的。但是，既然站在“今天”的当下角度，我们又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短短几十年时间中，西方在其学术研究中与“现代、后现代等”共同发展起来的——诸如：形式分析、视觉分析、社会学研究、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新的研究手段在有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探讨中的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或多或少的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或是对它的回应。所以，当这些研究方法运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这一命题中的任何一个内容的探讨时又会从横向的衍生出新的内容、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成果”，这无疑的使得本来纷繁复杂的问题更加庞大。也正因为此，所以王受之先生在其《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在对“现代主义”进行介绍和分析时一再强调：

“……现代主义设计，现代主义建筑，是影响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设计活动。它兴起于20 世纪20 年代的欧洲，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发展迅速，最后影响到世界各国。所有文明国家，可以说无一幸免，都受到现代主义设计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个设计风格的反应，又产生了当代的许许多多新的设计运动，产生出形形的新风格、新流派，因而，如果没有一个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了解，想要认识现代主义以后各种风格的发展，各种流派的产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少设计工作者和建筑师急功近利地希望知道什么是“最新”的潮流，如果从设计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见木不见林，只追求对内容的了解，不注意形成内容的文脉。认识的肤浅倾向，往往会流干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和形式主义，是不可取的。”①

而且，我们还应该清楚的是王受之先生在这里还主要是在一般史学意义上的论述，并未涉及更细分的研究。因为毕竟在这里仅仅只是通识知识的陈述、评析，而非是新型研究方法的学术性论述的建构。既然如此，从上面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中我们基本能对其所需要运用和了解的新的研究手段带来的对“现代主义及其建筑”的探讨有一个相对形象的认识。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在近来的国内的研究中这些方法和成果也逐渐的引入国内，即使是以汉字呈现的文本也是很多的。

或许，从上面三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基本能够承认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讨论是一个即老套又繁杂的问题。其老套因为“现代主义”涵盖或牵涉了“现代”的方方面面，这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勿用多说，即使在此稍前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大致同时期的以法国为中心的“装饰主义运动”，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说也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或关照。同时，即使“现代主义”概念本身的界定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广义上来看它更多的偏重于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转变（比如工业革命，阶级成分转变等）所引起的“文化、思想、社会等”的转变或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意识形态的革命”，其所涉及的范畴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表演、诗歌等几乎所有的学科；而即使从狭义的“现代主义建筑”（因为现代主义设计其开端在此）的形式特征都只能用“民主主义、精英主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来予以表述，就可以看出其复杂的程度绝非一两句话能够表述清楚的。所以其“繁杂”性也不难理解，当然这也无疑的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命题。

但是，承认其老套、繁杂、难以界定并不代表着在今天的语境中来讨论“现代主义建筑”的相关问题会是一个过时、不明确、难以确立其新的意义的问题。更何况，承认其老套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含义，是说在我们能够考查到的有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中，特别是一些普适性的陈述中有太多类似的东西，以大家最常见的所谓“学术论文”为例，如果谈现代主义建筑，最常见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概念的界定、然后例举其思想内涵外延、代表性艺术家等——往往是一种知识的重复和累积，而不是建设性的思考、论述和论证或作品的呈现。这样的文章或作品当然让人厌烦并觉得无意义，所以，或许老套的是人自身而不是具备“可延续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学术或建筑设计艺术本身；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论证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事实上，在上面几段的相关讨论中，特别是用新的研究方法对该一问题进行相关思考和论述的结果，我们其实应该已经能达成这样的共识了，因此，不用对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重新探讨该一命题的意义产生怀疑，关键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介入、怎样去思考、采取那种方式去分析。

二

那么，当下中国的语境是怎样的呢？它与现代主义建筑的文化背景有什么联系？“现代主义”时期“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表现又为何，它们对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又该以怎样的角度去切入相关的讨论呢？

我们先就当下的语境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的背景做一个简要的比较。关于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背景，在这里我不做过多的陈述，抛开其时代的“权、利的分配”等所谓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论调不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因素，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还是其“民主、平等”的设计理念和特征，我们都很难跳开或很难说与其没有关系，但是，正由于相应的论述太多，在此把其作为一个基本的共识来予以对待，而且“完全归结到此的讨论或学说”其实在现代主义之后就一直广受诟病；同时，就设计言设计，可能更有益于也更符合现代建筑设计本体的学术体制的建构，这也正是现下尊重学理本身理路的一个体现；此外，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中对“平等、民主”等源于意识形态的诉求，其实更多的体现在这一时期“怀有理想主义的精英知识分子”比如柯布西耶等人的设计中，而不是这一时期所有的建筑设计中，无论中外其实都是如此），仅仅就设计本身的理路来看，其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对待“工业化”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所采取的态度相适应的设计风格、技术、理念”问题之外，还有设计本身所需要的转变，犹如“纯艺术”本身的发展需要。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装饰主义运动”的得失，分析出相应时代的要求需要新的（技术的）设计，现代主义设计正是这个要求所产生的结果，而在其后来的未来主义、国际主义风格等从某种意义是则可视为是在意识形态、商业需要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对于后者，则可以把其放在“大艺术”的环境中进行考查，毕竟这一时期，从艺术的发展来看，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等艺术形式，无论在理论还是艺术形式的探讨上都给予了“新”的设计形式必要的参考，即使在以“设计”为中心的理论构建中，都无法跳开这些艺术活动，虽然这些理论构建更多的是把这些活动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某种表现来看待的，但是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的设计”的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可能还是在所有艺术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脱离传统艺术范畴的。

而这所有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产生的条件，大致可以用“时代、环境（社会和文化环境）、人（阶级等）、媒介（新工具、新材料等）的转变”来予以概述，事实上这与今天的世界格局的转变也有着太多雷同的东西，或许这从根本意义上为我们今天设计的发展或转变提供了起码的历史依据。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考查现代主义之后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对此做出恰当的论证，只不过后来的发展受到的“社会”的影响不再那么明显，更多的表现为“设计”学科内部的转变，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在一起起着作用、缺一不可。同时由于当下时代的转变在现代人的眼中并不像工业时代那么的突然转弯，而是逐渐过渡到信息时代，多元的人文和社会环境的形成也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的要素仿佛也未有大的变化，或许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唯一会承认的是“媒介”的转变，比如所谓“多媒体时代”到来在信息传递上的转变——3G手机、网络等的运用。但正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表明，媒介的转变本身也会引起其它因素的转变，即使以3G手机的运用为例，它起码改变了我们当下生活的很多内容诸如工作、人际、信息传递等等，其在设计上首先就引起了围绕着“虚拟”世界平台而展开，比如游戏、动画、平面广告等，只不过在（现代主义时期主要的设计形式）建筑设计上的表现还不那么明显。然而，随着其它设计、文化等在形式和观念上的转变，建筑设计还是需要去认真的面对并思考相应的问题。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就立马肯定“在当下的世界时代和环境的转变必然引起设计的转变或革命”，但是起码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就“媒介等因素的转变引起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的转变”以及“设计自身的发展需要”这两个方面在“现代主义（建筑）设计”这里得到很多启示。

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上面讨论的语境更多的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分析的，那么中国呢？首先，我需要明白，在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就文化语境多样性而言，正如巫鸿先生在“美术史”的研究是所论述的，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受到多年的之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这尤显重要；其次，也不能据此否定中国（建筑设计历史）传统的连续性，而且这在多提“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中，对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提炼更显重要。②联系中国本土建筑设计的发展，包括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反映——无论是被称为“摩登式”、“万国式”、艺术装饰风格、日本摩登等的，在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武汉、青岛，以及在日本人侵占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出现了现代建筑式样；还是西方现代建筑文化及思想通过报刊杂志、建筑师的交流、建筑教育等方式在中国的传播。都说明西方现代建筑运动从一开始就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到了中国的建筑设计，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并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中国近代建筑界与世界建筑发展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在今天看来并不符合应有的理性或科学精神——的史实及其内在规律，再关照整个世界的文化语境，或许这正就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所有设计、艺术、文化等活动的共同语境。这种关照，照样可以予以我们“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讨论现代建筑设计的‘现代主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三

既然如此，这些启示我们自然可以从“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找到一些有益的依据”及“联系中国自身建筑设计传统”两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第一方面，那么“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基础”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是在20 世纪初期逐步形成的，与其说其是一个思想不如将其看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既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的内容，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成份。任何希望一两句话对其进行综述式的努力都会显得片面。所以一般通过考查对这个思想体系形成贡献最大的几个人物设计理念及其作品来予以表述，其中主要包括勒·科布西耶、沃尔特·格罗佩斯、米斯·凡德洛、弗兰克·赖特、阿尔瓦·阿图等人，并认为他们奠定了现代设计思想的基础，影响到全世界设计的发展，因此，对他们的设计思想的理解，是了解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着眼点。整理其中四位的设计思想及其在现代设计上的贡献，大致可以表述为：

1、勒·科布西耶，代表了希望利用现代设计来避免社会革命，利用设计来创造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思想；

2、米斯·凡德洛，终生追求所谓的单纯建筑,提出并主张“少则多”的原则,在该一原则下甚至可以违反功能要求的地步，从而把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基础变成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并认为设计教育的核心应该是非政治化、以建筑为中心的；

3、弗兰克·赖特，美国现代主义先驱，具有70年的独立设计经验,其风格从自然主义、有机主义、中西部草原风格、现代主义,到完全追求自己热爱的美国典范,每一个时期都对世界建筑界造成新的影响和冲击。其设计具有相当大的个人表现成分，他的探索基本可以说是个人的,非社会化的,艺术型的；

4、阿尔瓦·阿图，芬兰现代设计奠基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提出有机功能主义的原则,把现代主义单调面貌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奠立了斯堪的纳维亚现代主义的形式,对世界影响很大；他代表了与典型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风格不同的方向,在强调功能、民主化的同时,探索一条更加具有人文色彩、更加重视人的心理需求满足的设计方向.他的设计理论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表现理论”（expression theory）和“人文风格”（the humanist approach）。③

其实仔细分析他们的设计理念及其典范作品，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持怎样的观念，这些思想都与同一时期相应的某种文化对应，并把“建筑”看着一个完善的“生命体”（或机器），这一“生命体”承载了艺术家对社会、文化、人、设计的所有认识，他通过“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陈述传达他的思想并以之影响世界（包括后来的几乎所有设计的风格、流派、主义）。所以，我们认为现代设计的所有都必须要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清晰认识之上。那么，联系前面讨论的，在当下的世界转型的时代中，我们自然也要在这些思想中去寻找有益的支持，联系时代的精神、相关的学术思想、新的技术、材料和媒介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这或许，才是作为具体的设计者考查“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现代主义’”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二方面，紧承第一方面的论述，并关照上一部分有关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的相关讨论，在此我还是愿意借用巫鸿先生对“美术史”研究的态度——“‘开’与‘合’的驰骋”④——开放的对待现代建筑设计在今天世界的发展，及主动的去把握其可能发生改变的方向；并坚持中国本身的文化本体的精神及其在传统建筑中应该并需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予以考虑，在此基础上联系当下的设计思想从（传统）中去找到能够以体现新价值的有益的形式、元素、思想等具体的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的体系中来，让自己的体系更加完善。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设计理念和方式，都需要我们真切的身体力行，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及其思想的奠定者在今天的建筑设计中仍然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2002年9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4页.

②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66页.

③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2002年9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0-124页.

④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65-66页.

参考文献：

[1]巫鸿.美术史十议.2008年6月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