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论文篇1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比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收入分配中的矛盾增多；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等。从国际环境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等等。在这一阶段，从总体上看，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失误不得。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就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艰辛探索。同志用了较长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观点；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以上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应对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挑战，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坚持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曾经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改革、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是目标，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社会动荡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改革是为了发展，强调稳定也是为了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有些非常复杂和尖锐，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议论，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有一点必须明确：现在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恰恰相反，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对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和动摇。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五)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资源保护和开发管理得到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逐步改善，循环经济建设开始起步，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但对存在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挑战，必须有清醒认识。未来几十年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加，劳动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十分艰巨；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环境治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始终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在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念与战略到新型发展观念与战略的演变，并以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载入人类文明史册。从1960年美国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问世，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主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确立，新发展观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实现了三个大的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到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三是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思考，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对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和把握，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也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把经济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甚至把发展经济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发展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使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鼓励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使每个公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与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条件，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体质。

总之，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不仅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价值归宿，而且揭示了其动力源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思想，而且丰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

科学发展观在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运用，是针对中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要坚持的原则，即“六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总体要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涵盖了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着眼于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系统阐述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努力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需要解决许多“两难”的棘手问题，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尤为重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尽管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是通过抑制经济发展来平衡别的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发展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走入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甚至毁灭经济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时，必须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现代文明程度。既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又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建设为着力点，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切实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广泛而有效，对于增进经济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中，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这种盲目性和滞后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头四十年，美国经济运行曾发生过八次剧烈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惨痛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引导和调控，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或中央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的内容是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自觉、更有效。在最近若干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我们通过总结经验，完善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调控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就要做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就要加强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当前我国既有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如政企不分、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问题，也有政府调控不到位或缺位如公共产品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鼓吹自由放任，然后再强调政府干预的老路，而应当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始终注意同时发挥“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世界科学论文篇2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也就是我们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有艰辛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艰辛探索。同志用了较长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包括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观点；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以上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在正确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念与战略到新型发展观念与战略的演变，并以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载入人类文明史册。从1960年美国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问世，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主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确立，新发展观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实现了三个大的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到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三是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思考，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许多国家都在抢抓发展机遇，调整发展战略。对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紧迫感，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和把握，努力取得发展的主动权。

总起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深刻阐明了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实现文明发展、和平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等，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一个国家或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也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把经济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甚至把发展经济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发展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使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而是鼓励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又快又好地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回答了“为谁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它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发展“为了谁”的价值内涵，而且也包含了发展“依靠谁”的深刻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谋发展，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公民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使每个公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与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条件，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体质。

总之，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不仅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价值归宿，而且揭示了其动力源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思想，而且丰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

科学发展观在回答“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志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运用，是针对中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要坚持的原则，即“六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总体要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涵盖了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着眼于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系统阐述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努力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需要解决许多“两难”的棘手问题，我认为，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大关系尤为重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经济，不断增加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尽管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经济发展。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是通过抑制经济发展来平衡别的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发展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不等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提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城乡、区域和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些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走入误区，而且反过来会制约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甚至毁灭经济发展的成果。

因此，在推进经济发展时，必须关注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矛盾怎样化解。要让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人们普遍分享发展的成果，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提高现代文明程度。既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又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建设为着力点，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并进。

（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切实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广泛而有效，对于增进经济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中，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的这种盲目性和滞后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上个世纪头四十年，美国经济运行曾发生过八次剧烈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惨痛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引导和调控，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或中央政府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和结构上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宏观调控的内容是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自觉、更有效。在最近若干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我们通过总结经验，完善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调控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就要做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作用不到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就要加强宏观调控，以达到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当前我国既有市场经济发育不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如政企不分、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问题，也有政府调控不到位或缺位如公共产品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鼓吹自由放任，然后再强调政府干预的老路，而应当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始终注意同时发挥“两只手”的调节作用。

（三）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关系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发展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既不是毫无波折的平衡增长过程，也不是一边倒的绝对非均衡增长过程，而是由“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运动状态，是与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的素质、制度政策等密切相关的。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经济资源差别悬殊，资金、人力和知识等要素有限，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一刀切、一个模式、齐步走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存在一定的极限或者度，如果不平衡发展接近或超过经济社会所能够承受的“临界点”又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引发政治问题。

实现协调和均衡发展，从目前情况看，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总量上，由于历史和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拉大。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人均GDP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逐年增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市发展相对要快得多，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持续拉大。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快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事业发展的限制。四是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在总量急剧增长的同时，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五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不平衡。过分注重对物的投资，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六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七是人与自然不平衡。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忽视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八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有效缓解。

应对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挑战，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坚持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曾经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改革、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是目标，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稳定是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社会动荡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改革是为了发展，强调稳定也是为了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有些非常复杂和尖锐，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议论，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有一点必须明确：现在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改革带来和造成的，恰恰相反，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对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和动摇。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世界科学论文篇3

生活世界正如商品一样,人生活于其中,须臾不可分离,但正是这被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在20世纪却成为显学,成为各个学科、各种学术思想流派聚焦的话题和追求的宗旨。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列夫斐尔等思想大师都从20世纪人类生存价值的探索中建构了生活世界的理论。

胡塞尔在20世纪30年代病重期间,写下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这部巨著。这部巨著是他“毕生研究的总结性最高成就”。(3)就是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哲学思想。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动机是针对“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4)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仅有的真实知识,科学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观察事实,获得科学规律,做出某种预测。科学规律与预测正确与否,必须回到观察中,通过事实的观察加以检验。胡塞尔认为欧洲的近代科学(注:胡塞尔的科学概念是一种大科学概念,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由于恪守纯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方法,唯精确性、唯实验确凿性、唯抽象普遍性,使科学成为“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的人”(5),而“忘却”了“意义基础的生活世界”。(6)因此,在人类面临巨大灾难、精神遭遇困惑、对人类的命运感到迷茫时,科学总是显得无能为力。更有甚者,一些科学的发明反而成为制造灾难的帮凶。正如胡塞尔所言:“我们听到人们说,在我们生存的危急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7)可见,胡塞尔明确指出生活意义的丧失既是造成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所在,又导致其合法性危机。如何消除科学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必需回归生活世界,只有生活世界才是拯救欧洲科学危机的唯一药方。

一、生活世界的先在性、预先给定性

对于何为生活世界,胡塞尔多次指出:

生活世界是原始明见性的一个领域。依照不同的情况,明见的被给予之物要么在感知中“它本身”是在直接的在场中所体验到的东西,要么在回忆中它本身是所回忆起的东西;(8)

在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将之作为现实的经验世界来拥有的世界,作为赋予世界这个词以惟一原始意义的世界;(9)

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就存在的,是一切实践(不论是理论的实践还是理论之外的实践)的“基础”。(10)

从上述摘录,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一再强调生活世界是一个“现实的经验世界”,这个“现实的经验世界”包括我们当下所感知的在场世界或此在世界和已随时间流逝的能通过人回忆的世界。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由历时的世界与共时的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诸多层面构成的。但无论哪个层面,都是可以使人感知得到的。这就意味着生活世界是充满了丰富性、具体性、生动性、情感经验性的现实世界,是人的生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交汇之处,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是生存的栖居之所,更是整个人类人性寄寓生长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世界是原始自明的、“惟一一个原始意义的世界”,因而它是先在的,不证自明的,只要有人类就有人类的生活世界,它的存在与人的产生是一样古老、一样悠悠源长、一样同日常辉的。胡塞尔揭示了生活世界的原始先在性和不证自明的给予性,更强调了生活世界的纯发生、纯构成性特点。生活世界是“原初地给予的直观”的,能够“活生生的呈现”的,它自然成为“认识的正当的源泉”。(11)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多次提到“生活世界作为我们认识的源泉”,如“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就存在的,是一切实践(不论是理论的实践还是理论之外的实践)的基础。”(12)对科学而言,由于“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成就,它在历史上而且对于每一个学习者来说都是以从直观的周围生活世界(这个个世界是作为对所有人都共同存在的东西被预先给定的)出发为前提”,(13)所以一切科学的成果都是以生活世界为前提而得出的。“例如,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个周围世界就是他在其中看到的他的测量工具,听到的节拍声,观测到的质量等等世界,此外这个周围世界是他知道他自己连同他的全部活动和他的全部理论思维都包括于其中的周围世界”。(14)胡塞尔从先验还原法的角度,再一次强调了生活世界不仅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前提,而且生活世界本身理应就是科学研究的课题,即作为先在的、非主题化的生活世界在科学研究中理应被主题化,理应成为“科学家发挥功能并且一定会发挥功能的方式”。(15)虽然“借以达到作为科学研究主题的生活世界的方式”只不过是“客观科学这个整体中的局部的主题”(16)而已,但无论如何,生活世界毕竟是客观科学整个研究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为此,胡塞尔特别强调“生活世界对于人类而言在科学之前已经一直存在了”,生活世界是人类生存的栖身之所。这就是说,科学家置身于生活世界,他不可能“总是埋头于科学研究”,他首先要“询问这个生活世界对于其中生活着的人所具有的特殊的和恒常的存在意义”。(17)从这一点看,客观科学的任务所追寻的客观规律、真理,就不仅仅是纯客观的规律和真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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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世界这个“普遍视域”下的科学规律和科学真理。这样,“生活世界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科学,并“可普遍有效地判定”科学的任务。(18)那么,由生活世界判定给科学的任务就成为科学的“一个重大的研究主题”,(19)所以科学根本不可能拒斥生活世界,相反更应该自觉的将自身纳入生活世界的轨道,与生活世界同步前行,并在生活世界的普遍视域下更好地建构、完善不同于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新的科学。对此,胡塞尔认为其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生活世界的本质以及与生活世界相适合的‘科学’探讨的方法问题”。(20)

西方的科学,无论是古希腊时期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科学图景、中世纪神学的科学图景,还是近代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世界图景,都是西方本质主义思维的产物。西方的科学传统是以追求普适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论文联盟为己任,其目的是探寻隐藏在自然深层、并能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规律或真理,为此科学研究从来都重实在论、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排斥相对主义、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科学的世界“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偏离了关注人生问题的理性主义传统,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21)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伊莱指出:“近代科学打破了隔绝天与地的屏障,并且联合和统一了宇宙。而且这是对的。但正如我也说过的,它这样做的方法,是把我们的质的和感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生活着、爱着和死着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虽然有每一事物的位置却没有人的位置的世界。于是科学的世界——现实世界——变得陌生了,并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22 )

“科学”是通过分类、化归、简单还原、自然的数学化等等原则和方法,将暂时性消解为永恒性、确定论取代随机性、秩序掩盖混沌、多元归为一元,总之,将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其实,自然和人类的生活世界是复杂性与简单性、秩序与混沌、确定性与随机性、暂时性与永恒性的高度统一。由于精确科学假定并恪守简单性,那么他在面对这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本真的自然世界时,采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毫不留情地将一切混沌的、暂时的、随机的、丰富的东西统统剃掉。经过这样的人为处理,大自然被削去棱角、磨平凸凹、消解偶然、抹杀感情、冷漠生命、消除意义。经过这样一番抽象化、人为化,圆而又圆、方而又方、纯而又纯的点、线、面等人为的几何形态,取代了自然形态,成为科学的唯一的研究对象。自然最终落入了“科学上帝”的控制之中。“科学上帝”通过“逻辑、分析、冷静客观和超然的能力”,将“机械程序引入人的意识”,(23)使科学变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科学”。一个“没有意识的科学只是人类的毁灭”、“只是灵魂的毁灭”。(24)这种没有人的价值和意义的科学不仅推卸掉造福于人类的神圣职责,而且人为制造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构筑了不可越逾的鸿沟。

20世纪70年代复杂科学(亦称后现代科学)的诞生,实现了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整体转向,它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将科学的研究对象转移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存的复杂现象上,还原世界的质感的、生动的、丰富的本真面貌,使月上的世界与月下的世界在本真性上统一起来。复杂科学证明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从自然到社会,从宇观到微观世界都是“一个由序列重复(冗余)和变化所组成的复杂体;它甚至可以被看做是最大变量与最大冗余量之间的妥协和联盟”(25)的复杂系统。在复杂系统中,整体涌现,自组织功能,随机性的突发,涨落,从混沌走上有序,这些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拥有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实实在在的基本属性”,(26)任何事物,任何科学都不可违背的天然方法。用埃德加的话说“自然,它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叠床架屋、相互纠缠、难分难舍、紧密相连的系统。”“大自然是系统之系统的串串念珠和葡萄,一片片珊瑚和灌木,一堆堆群岛。”这样,“系统取代了单一和实在物体的地位”、“系统的环环相扣粉碎了封闭自足的物体的观点。”(27)自然系统的这种天然属性说明了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不是一个沉默的羔羊,任人摆布,任人简约,任人抽象,甚至任人控制,它是一个有着生命活力的主体。它与人生活的世界不仅应该平等相待,而且也相连、相生。

20世纪的科学家终于冲破了“人的圣经”笼罩在科学上的阴影,欣喜地发现了生活世界的绚丽斑驳,加入到艺术家、神秘术士、旅行家的行列,去领略大自然、人类社会美不胜收的极景,“一窥宇宙神圣的秘密”。(28)复杂科学不仅预示着科学研究对象、方法、思维方式乃至科学范式的革命,而且直接导致了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向,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科学根据、建构了理论基础、搭起了桥梁,扬帆驶向人类美好的明天!

我们知道,胡塞尔提出建构生活世界的思想,其动机在于拯救欧洲实证主义科学的危机,以及由这个危机所导致的现代人生存的危机,并填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悖立的鸿沟。那么,如何实现这预期的目的呢?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思想的第一层面,首先从生活世界的原初的先在性、自明性和预先给定性出发,阐明生活世界是人类生存栖居之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交汇之处、一切实践活动之源和人性寄寓生长之场域,有力地论证了科学与生活世界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就在存在论的哲学高度上,将自然科学纳入生活世界的普遍视域之中,从而建构起一种意义与规律、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复数现代科学,以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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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或丧失生活意义的实证主义的单数科学,这是胡塞尔拯救现代人类危机的一个合理、独特、有效的药方。

但是,科学所需要的生活世界提供的人生意义由何而来论文联盟?这是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第二层 涵义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二、生活世界的主体交互的群体性

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的第一层意义界定为原初的先在性、不证自明的预先给定性,并不意味着生活世界是一个纯客观的实体,一个超越于主观的实在。不同于经验主义的实在论,胡塞尔对现象学所建构的“朝向事实本身”的先验还原方法中的“事实”,不是一个预设了的离开人主体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通过人的主体构造的直观的实在,即“直观中达到被给予性”。“被给予性”是“一种发生性的、有生育力的内在”,是“让对象当场自身构成、自身呈现。”(29)德国学者克劳斯·黑尔德在评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时,特别强调胡塞尔的“‘存在’获得了在意识中被构造的对象的特征”的构造分析的重要性。胡塞尔认为,“在感知这种构造实在世界过程中”,“意识也在构造着对象”。(30)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对象不是外在于人的主观意识的,而是意识介入投射,直至构造的对象,这种对象是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对象。对于这种构造的生成性,张祥龙以孙子 “登高撤梯”的典故来加以说明:一个人爬很高,然后把梯子撤掉,这个人怎么办?他全靠自己去寻找下来的方法。他寻找下梯的方法是他紧急调动前经验、前意识,针对当时情况构造的结果。所以,离开了他的意识投射,寻找下梯的方法就成了天方夜谭。“登高撤梯”的典故形象而深刻地说明,意识对象——现象的先给还原也是靠意识的构造才能使现象呈现出来。胡塞尔哲学的构造分析方法和构造论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用各种方法让你感到一种人的生存、世界的生存在最原本意义上靠自己的生存呈现、维持”。(31)

这种构成论在生活世界现象学中是建立在主体交互性上的,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人构造而成的,但人为什么能构造一个原初的、先在性的生活世界呢?

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认为:作为单个原子的个人——我,是与实在、现实相分离的,此在与他在分离,也是空间上的分离,是一个绝对孤立的统一体,(32)正如单子领域是一个“从未听说过其他的主体和其他主体对世界的看法”的鲁宾逊。虽然这个绝对孤立的个人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但生活世界却是以“鲁宾逊的体验领域为出发点”,由这个单个原子的我构成了“世界经验的不同性”。(33)但是,具有不同体验的单个人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还必须与其他的单个人组成世界的共同体,即主体的交互性构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他人在我之中被构造为他人”,“就像他人可以作为存在着的和如此存在着的而为我所具有的意义和有效性那样”被构造。(34)就是说,从构成论角度看,任何一个他人都是通过我,或他们而构造成的,那么,这个他人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一个与我交互作用构成的共同体中的一个原子。“他人为他们自己存在着,恰如我为我自己存在着一样;但这样一来,他人也存在于共同体中,因此(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先前已使用过的那种表述),也存在于与作为具体自我、作为单子的我的联结中。”(35)这种我存在于他人的存在之中、他人又存在于我的存在之中的构成,胡塞尔称之为“单子共同体”。“这种单子共同体称之为先验的交互主体性”,而这种交互主体性构成了现象的共同体,即“那个使一个世界、一个人和物的世界的存在先验地成为可能的共同体”。这个现实的共同体就是生活世界,就是由交互主体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也是“群体化的世界”。(36)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不仅说明了生活世界何以构成,而且同时蕴含了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共同体发生的理论前提,即主体间性问题。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揭示了“没有独立于人的自然,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脱离人的感知、人的逻辑、人的文化和社会而存在。世上没有完全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客体。”(37)所以,科学所研究的“实在”是被嵌在社会之中,深深被融进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之中,“实在”与“自然”通过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主体——科学家的投射、观察与研究,也被社会化、历史化和文化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实在“也是一种精神结构”,(38)科学也就被赋予了人的意识、人的文化。在科学文化手中的“自然”便被倾注了浓浓的人文价值,在受到人类关怀与庇护的同时,也造福于人类。有人说:“在古代人看来,大自然就是智慧的源泉。在中世纪,大自然被说成是上帝。在近代,大自然已经变得如此沉默寡言”,(39)后现代科学却表明:自然是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和自然进化的有机整体。在这有机整体之中,它以自己的博大、丰富包容一切,又以其内在的生命力催生了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万物生机勃勃,万物斑驳绚丽,万物又如此美妙地云集为一个如此混沌的芬芳世界。自然是什么?自然是生命之根,是七彩斑斓的世界,是一座随机待爆的壮丽火山,它奔腾着永不停息的活火;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自然,既是万物的朋友,更是万物的主人。后现代科学将自然反客为主,视大自然为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自然主体,她和人类一道构筑了我们生存的家园、生存之根基,即我们的生活世界,这就为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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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世界:意义的共同体

胡塞尔将主体交互性构造的人类共同体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作为原子的共同体、群体化的共同体和意义的共同体,其中意义的共同体是交互主体性构造生成的、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的共同体。

根据意向构成论,人的经验论文联盟、体验也是通过与他人的交互而建构的。胡塞尔说:“一种彼此互为的相互存在”“又造成了我的此在和所有他人的此在与自身的一种客观化的等同:因此,我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他人中的一个人”,这样“我通过把自己理解为他人而更深入地切入到他的本已性视域中去”,(40)从而获得一种体验或经验。所以对我而言,经验与体验的获得,或者说对人存在意义的获得,不是自我苦思冥想的结果,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来,而是在他人的此在生存领域中得到我的存在意义。即如胡塞所言:“正如他人的躯体身体存在于我的感知领域中一样,我的身体也存在于他人的感知领域中;而且一般地说,他人立即会把我经验为他的他人,就像我把他经验为我的他人那样”,这就是“相互地经验为他人”。(41)这种相互经验的过程,黑尔德称之为奠基的现实,即“一个体验是‘奠基于’其主体体验之中”,黑尔德认为这种奠基思想在胡塞尔整个现象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方法意义”。(42)我认为,这种相互经验为他人的奠基思想正是生活世界中人的存在意义生成的关键点。因为,通过相互经验为他人的方法,使“我性人格行为具有一切人类的人格交往借以产生的社会行为特征”,从而形成了“真正的、社会的群体化”。(43)这就是说,就单个原子的个人的人格行为来说,还只是个性化的人格行为,并不具有社会性的行为特征,但是人的人格行为也不是孤立的,他总是在与他人的人格行为的相互体验中显现、建构,这样个人的人格行为就具有了人类普遍的特征,个人也就社会化了。社会化了的个人共同形成了社会的共同体。这种社会的共同体体现的是个人生存的价值诉求、文化准则和生存方式,由此就形成了“对每个人和每个人类共同体来说的一个文化周围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具体地作为文化世界而被给予的,并具有为每个人可通达的意义”。(44)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所讲的“可通达的意义”正是由文化世界所给予的。在此,胡塞尔完成了他的生活现象学理论建构中最闪亮、最值得我们高扬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人的意义—存在意义的构造与生成,即从主体交互性到经验体验的奠基性、到文化世界的构成性、再到人的意义生成性的严密逻辑的理论建构,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生活世界是人的意义世界的理论原则。生活世界是意义的共同体的理论与近代科学世界是丧失人的价值尺度的纯客观的世界的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点,恰恰表明胡塞尔建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宗旨与目的,即用生活世界的回归来拯救欧洲科学的危机、人类生存危机,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对立。无论这个理论的建构存在何种不足,但的确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理论建构、一种用心良苦的建构、一种伟大思想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志向与使命的建构。这种建构表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已经“从一个‘纯思’的现象世界转向一个日常语言的生活世界”。这一转向“完成的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思想主题和方法的转向,而是完成了一个从学者和哲学家向思想家的转向。因为他不仅要为科学找到一种意义上的依据,而且还要挽救欧洲科学的危机。”(45)这就是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价值所在,亦是他在自己哲学生涯的最后时期,殚精竭虑解决的难题。

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在总结西方现代科学(其实是近代科学)祛魅的后果时指出,自然的祛魅(注: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从根本上讲,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特性——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特质”。(46)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的经典科学将人的主体、人作为观察者和构思者、人的精神完全排除于科学之外。“科学的方法是建立在主观和对象的分离的基础上的,主体被遣送到了哲学和道德的领域。”(47)也就是说,祛魅(魔)的近代科学(延续到现代科学)是一种彻底摒弃、排斥或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观察者的主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主体经验、主体感知、主体立场、主体价值和一切人的目的的科学,它以纯客观性、纯实证性、纯实验性、纯规律性、纯数学化取而代之,并视其为神圣不可变更的科学原则、规范、法则与方法。这种科学的客观性被法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总结为“全部实证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视为遵循着不变的自然规律,准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尽量减少它们的数量,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的”;“真正的观察对象必然是外于观察者的”。(48)科学上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从它诞生之日取得合法身份起到演变为一种科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一种被顶礼膜拜的“圣经”,至今已400多年,且仍盘踞坚实,并造成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间的对峙与悖立。斯诺对这种对峙与悖立的现状是这样描述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49)

从科学角度看,自西方的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以其无已伦比的胜利与累累硕果在人类社会发挥着强劲的威力,并确立了科学的主导、甚至霸权地位,导致了唯科学主义。弗里德希·a·哈耶克在分析唯科学主义傲慢的根源时指出:在18-19世纪,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成就掀起了人们“对自然科学成就的自豪感,以及对其方法万能的信念”。(50)到了20世纪,这种对科学的崇拜的狂热有增无减。在科学家看来,“科学,无止尽的前沿”;(51)在工业看来,“科学,直接的生产力”;(52)在国家看来,“科学,一种‘机会之母’”;(53)在科学卫士看来,“科学、理性”。科学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被权力、国家、企业、生产、包括世人顶礼膜拜,科学俨然成为一种拜物教,直接或间接地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对待科学拜物教,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分析新时代的技术时就指出,技术在当代展现特点是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他认为:“由于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包括人自身都失去了自己的质而变为物质,人即人力物质,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和躯体。这种把存在者降格为物质,一方面意味着事物差异性的消失而被同质化、齐一化,另一方面这种物在现代化的生产中,都被资本的算计而沦为商品,沦为功能。”(54)海德格尔虽然没有使用科学或技术拜物教一词,但是他所分析的技术的物质化、齐一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已深深蕴含了拜物教的寓意。科学一旦衍化为科学拜物教,它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陷入危机。哈耶克指出:“当人们沿着一条给他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时,他们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谬误。”(55)普里戈金在评价经典力学时也表达了这种观点:“简单被动世界的神话科学,已属于过去,它没有被哲学批判或经验主义的抛弃所扼杀,但却被转贴于论文联盟

科学自身的内部发展所灭亡。”(5论文联盟6)科学自身发展培育出的怪胎——科学拜物教导致了科学合法性的危机和对科学本质原则的质疑。

与科学拜物教地位呈反讽景观的却是科学灾难的日趋频发:“科学,理性”酿造了工具理性的肆无忌惮;“科学,无止尽的前沿”,突破了道德底线,带来种种人性的灾难;“科学,直接的生产力”,变相为对自然无穷无尽的控制与掠夺;“科学是解救全球问题的希望”却带来了能源的争夺、生态的破坏、贫富的分化、人口的膨胀、战争的威胁等等恶果,如此这般,令人触目惊心。

世界科学论文篇4

本体论问题在弗雷格那里成了语言学问题，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这种新的本体论有了相对成熟和有系统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有了重要的进展。逻辑语义学成了科学主义的经典模式。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为语言所言说之物。但语言所言说的东西必须有意义，我们不能说无意义的话。决定着语词能否有所说，以及所说是什么的东西是语义规则。事物是由语义规则决定的，而不是由语言之外的东西决定的。既然决定语言所说的东西是语义规则，那么本体论的任务实际上是解决语言形式的有意义性问题，语言形式的有意义性标准就成了本体论的基本内容了。什么事物存在等于说什么语词有意义，可否证实它。

逻辑语义学把本体论与世界观、知识论、方法论统一在一起。本体论是科学知识的本体论，是科学方法的本体论。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世界是由严格的科学语言表达的东西，特别是以物理学为标准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规范的科学语言表达的世界之外，再无合适的理由把其他东西叫做世界了。由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科学语言本身，此外再无别的东西。这样的世界是由语义规则决定的，使得表达有意义的逻辑规则或语义规则决定着表达的性质，也就决定着世界的性质。语义规则是使得语言必然如此、世界必然如此的东西，也就是本体论。世界观和本体论在语义学上达到了统一。在这里，本体论和世界观都属于知识论的范畴，本体论以知识表达的形式规则为内容，世界观以合规则表达的语言的意义为内容。同时，语义规则又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论根据，分析应按照语义规则的要求进行，所以，语义规则的研究也是方法论的研究。由此可知，逻辑经验主义把全部与本体论有关的所有方面都进行了知识论的改造。我们就把从康德的自我意识的人本学到科学主义的语义学本体论这样一个转变叫做本体论的知识化。

本体论的知识化是现代科学主义倡导的第一次总体性的转折。这一思潮在以后的发展中走向了相对主义，本体论研究出现了由绝对化向相对主义的变化。库恩哲学打破了逻辑主义的统治；奎因等人引入了本体论的相对性的观念；普特南等人把本体论的相对性观念纳入到了文化学的解释之中，实现了从语义学到文化学的变革，这是科学主义哲学的又一次重要的转折。

奎因把自己的本体论新观念叫做本体论承诺。奎因认为，一切本体论问题的产生都是基于语言的本体论承诺特性。所谓本体论承诺是说，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形式特性。如数的语言、神话的语言、物理学语言、生物学语言等，不同语言都有不同的构成特性。当一种语言的构成方式确定了，那么这种构成方式就限定着我们能够用这种语言说什么东西，以及我们怎样谈论这些东西。语言对我们能够说什么和怎样说的这种限定作用就是语言的本体论承诺。本体论承诺是到处都存在的语言现象，有语言就有本体论承诺。奎因认为，语言不是逻辑的王国，而是一个特定人群中能够进行有效谈论的东西，是由有效的谈论所决定的约定俗成的话语系统。人一开口就已经处于某个语言系统之中了。从原则上说，有什么语言，就有什么事物；语言怎样，事物就怎样。本体论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对语言的承诺的分析。奎因反对逻辑主义的语义学观念，把本体论看作逻辑构造问题，他主张语言本身的约定性质，又重视语言的实际效能。关于语言的规范信念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奎因是从一般语义学的观点出发来看科学的语言，他对专门划分出科学语言的范围不感兴趣，甚至不相信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有什么原则区别。科学世界观上的相对主义在库恩的哲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库恩发明的世界观分析认为，科学的世界就是科学的范式，它很难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语义规则加以理解。科学共同体使用同一范式的语言，并相信同一范式中的具体信念是维持科学的常规活动所必需的。科学作为解疑难的事业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语义规则。共同体相信不同范式时，他们可以使用同一语词，但却赋予它与自己相信的范式相关联的意义。库恩的研究表明，我们不可能在逻辑语义学的框架内解决科学世界的规范如何有效的问题，无法从逻辑语义学给予科学的世界观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在库恩看来，科学不服从某种本体论，却服从解疑效用的需要。从奎因的观点来看，不同的科学是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当我们接受一种科学时，我们也就接受了这个话语系统所承诺的东西，并且按照这个话语系统的承诺方式接受它。当我们接受它时不一定要有逻辑上的理由，但必须能用来进行有效的谈论。

我们看到，在对事物和世界的分析中，库恩、奎因等哲学家已经突破了逻辑语义学的限制，但他们的讨论仍然局限在对语言的构成特性的分析上，特别是他们仍然从与科学知识相关联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和世界。从知识论到文化学是科学主义的本体论观念的又一最重要的发展。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科学，逐渐扩大了相对主义的影响，把本体论的相对性观念从知识论扩展到了文化学。从文化学的观念出发，世界的基础就不再是逻辑主义的语义学，也不是库恩的世界观分析，而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问题。如普特南和罗蒂就把科学和科学所表达的世界的基本前提看作文化学的。普特南认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世界，我们为什么认为科学是好的，科学的世界是客观有效的，这些都是知识论哲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接受科学这种话语形式也就接受了这种话语形式所说的世界，这种科学被广泛接受的现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当我们颂扬科学，给科学加上各种冠冕堂皇的标签时，这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科学的期许作为最后根据的。科学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认为“好”的各种东西，合乎这个“好”就是理由，一个能给予这个“好”的各种东西以完美说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罗蒂认为，凡是自称能够给予科学的世界以某种镜式说明的哲学一定是无意义的，迷信科学就是这种镜式哲学产生的原因，并非科学需要一种镜式的哲学说明。

综上所述，本体论的知识化这一发展，前承康德的人本学观念，后继文化语言学的反思。在这期间，世界观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本体论研究从自我意识理论向语言学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在语言学内，从逻辑语义学的知识论向文化语言学的合理性理论的转变。我们需要对这两次转变的意义作出说明。

第一次转变是一种反思哲学的视界性的转向，从人的自我意识向语言的转向。逻辑主义哲学认为，从人的自我意识来说明世界和作为这个世界的基础的本体论是心理主义的。应以客观有效的基础来重建对本体论的说明，逻辑主义认为，逻辑语义学可以提供这个基础。这次转向的理论形式是反康德的，但它的动机和目标却是康德式的。全部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之间的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哲学家都有一个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完整客观的世界观，进一步还要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所以需要哲学的本体论。他们都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可以在一种科学知识的真理中得到满足，并且认为这个世界的基础是内在于意识的自我意识理论，这一理论也应是一种科学。当弗雷格扭转哲学的方向时，他并不想改变西方哲学的初衷。他认为内在论哲学无力完成这一目标。哲学不能从自我意识的内在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应在逻辑语义学的框架内重新确立这一目标的基础。

第二次转变是在语言的范畴内，由知识论的语言观向文化学的语言观的转向。前者从知识构成的观点出发，把语言看作有认识意义的符号系统，分析科学语言的世界观意义和语义学基础。后者把语言看作人类的存在方式，即我们的生存行为的构成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首先是我们必须要生存于其中的东西。因此，世界是由话语结成的有生存效用的东西，或者从它的本质上说世界原本就是生活世界，而科学知识所表达的世界仅仅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它的存在方式与整个语言系统一定是相互适合的。人真正地相信并愿意生活于某个世界中时，它才会成为真理。如神话的、常识的、宗教的或科学的都首先是这样的世界，当人以那种语言作为生存的方式时，他就会以那种方式来谈论对他有意义的事物和世界。那个世界在作为认识的任务之前就已经由生活决定了，尔后我们才去认识它所言说的东西。

世界科学论文篇5

2“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历史上凡有重大成就的科学研究通常均是在研究方法论上有新的突破。而研究方法论是一个立体层级结构的体系，从最上位的以思维方式方法为核心的哲学研究方法论层到最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论层是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多面、有机联系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也应从不同层级来探寻“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方法论。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取得突破的核心体现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方式方法的转换。“李约瑟问题”的产生是与历史上发生与中西方不同地域的各自三个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分不开。因此，应采用历史演变的发生学角度以及中西比较的对比研究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研究。人们对客观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境况。”“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历史性、比较性研究，从具体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主体必须采用以世界3为中介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波普尔曾提出“我们在第一世界中的一切活动都受到我们的第二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了解程度的影响。”世界2只有将世界3作为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才能展开对三个世界以及三个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活动。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洁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文化世界的方式，包括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人类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总是在前面世代的主体已经创造出来的世界3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行动和思考的。研究主体对世界3掌握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思维方式，从而决定其实践方式。因此，可以说研究主体以世界3中的多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为中介去研究“李约瑟问题”，必然得到不同的答案。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必将比世界3会丰富得多，随着人们对世界3了解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以新的世界3为中介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李约瑟问题”。

3“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价值“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既有内在价值也有外在价值。从内在价值来看，首先，通过“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人类认识自身文明史的一扇窗口，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值得探究的有意义的问题，其促进了中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兴起。即使是那些提出“李约瑟问题”是伪问题的学者，其实也是在从另一个侧面去证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由于，“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中介化的方式去研究，决定了其标准答案是不可能有的。“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触发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不断的分析、论证与探索，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这是其最大的研究价值所在。其次，“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从深层次引发人们对中西方科技内史与外史的深入了解。人们通过不断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的过程来探寻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还原科技发展的真实历史，这样人们就能够加深对科技内史的了解。同时，人们也还必须注意到科技发展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等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研究“李约瑟问题”过程中必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下，从而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外史的了解。“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外在价值体现在人们在“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过程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新的研究问题，以及受到了无限的启示。人类始于迷惘而又将终于更高层次的迷惘。范岱年先生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提出被学者称之为“后李约瑟难题”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近代科学文化中国化何以如此艰难的新的研究问题，这又会促使人们展开更高层次的研究。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让人们受到多种启示，而这也使“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正是“李约瑟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也导致人们在对这种价值认同的驱动下投入到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当中。通过以上对“李约瑟问题”研究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前提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对“李约瑟现象”的成因进行概括。“李约瑟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研究价值的认同，以多样化的世界3为中介，对“李约瑟问题”具体研究对象(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这个本身具有无限可能的关系体进行求证所导致的结果。正由于众多学者乐此不疲地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才产生了“李约瑟现象”。透过这种现象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教育改革、科技战略的制定等等均会有所启示。在此，仅以科学教育所受的启示为例予以说明。

二、“李约瑟现象”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李约瑟现象”作为众多研究“李约瑟问题”的集合，其中闪耀着众多智慧的火花，只要我们细心捕捉会发现许多对科学教育有意义的启示。

1科学教育应融合东西方科学文化透过“李约瑟现象”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东西方的科学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科学文化是个广义的范畴，它既包括科学自身发展所遵循的研究范式、逻辑理路及思想规则，也包括科学发展的最终研究成果。然而，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更多的是只以西方科学文化的固化成果为核心，对于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法与精神确关注甚少，尤其是东方科学文化中的文化精髓更是被遗忘。长此以往，使学生认为所谓科学文化，即是西方科学所蕴含的文化，对自己民族科学文化缺少基本的认同。科学教育中融合东西方科学文化是指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合理内核都能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有所涉及，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全面地理解什么是科学文化。科学的教育功能并不全在科学知识，也在于科学方法和精神。人们在透视“李约瑟现象”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宝贵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其中关于有机论、整体和谐、演化发展、相反相成、实用化等思想对当代人们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十分重要。而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思想如:公理化、还原论、分解等方法在面对复杂世界当中的一些问题确无能为力。面对自然物质世界研究中给我们提出的机遇，我们只有具备复合型的科学文化基础才能够应对时代的挑战。我们只有将东西方科学文化的进行有机融合才能在未来科学的发展之路上有所作为。我们将东西方科学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渗透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才是唯一的方略。因此，科学教育中应融合东西方科学文化。

世界科学论文篇6

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继承传统、创造文明为宗旨，肩负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既是人才的摇篮，又是知识的源泉。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学更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迫切需要［1］。早在1998年，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就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自此树立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中国大学也为这一战略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高校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稳步提高，中国高校在世界上的排名和影响力也逐步提升。尽管如此，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一定的差距。基于2011年1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最新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笔者对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竞争力的排名和原始指标数据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对比分析，从定量化的角度找出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及原因，以期能够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参考意见和决策依据。

二、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分析

2011年1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了最新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报告》，进入本次评价的世界大学共有1 565所，我们将科研竞争力世界排名前5%的学校（即前600名）定义为世界高水平大学。科研竞争力主要采用发文数量、论文被引量、专利拥有量、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热门论文数等6个一级指标进行评价。其中，发文数量和专利拥有量代表着科研生产力，而论文被引量、高被引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占有率和热门论文数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科研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此评价结果中，科研竞争力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反映了某一国家或者某一高校的科研水平、创新能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

在2011年评价对象中，共有1 565所高校，分布于77个国家和地区。以排名前600名的世界大学作为统计样本，可以发现国家科研竞争力前10名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中国（在国家或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是三个独立的评价对象，若无特别说明文中所提到的中国是指中国大陆地区）、法国、瑞典和荷兰，囊括了前100名中的85%，前200名中的81.5%，前300名中的79.7%，前400名的78%，前500名中的74.8%，前600名的72.2%。如图1所示，世界上优秀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多集中在这几个国家，它们拥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科研实力和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在世界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中的实力和水平，笔者选取了科研竞争力前10强的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分析，表1中列出了科研竞争力排名前10强国家的总排名以及各个国家的一级指标得分和分项排名。从表1可以看到，在科研竞争力方面，美国牢牢占据了榜首位置，各个指标的得分都位居首位，显示了绝对领先的科研水平，紧随其后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中国、法国、瑞典和荷兰。中国位于第7位。与2009年排名结果相比，中国大学的科研竞争力总排名由第12位上升至第7位，虽然进步比较明显，但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从各个具体指标看，中国高校的得分和专利得分较高，论文被引得分、高被引论文得分、高被引占有率得分和热门论文得分偏低。说明中国大学的科研生产力和科研影响力发展不均衡，科研生产力迅速提高，但科研影响力的进步不是特别显著。

在科研竞争力前10强中，美国代表着世界科研竞争力的最高水平，中国处于第7位，与世界最高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与前10强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在发文量、被引量等6个方面有强有弱。为了更加直观更加全面地对中国的科研竞争力进行量化和考察，我们利用本次世界大学评价过程中所采集到的原始指标数据，分别从发文量、被引量、专利数、高被引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热门论文数等6个方面，分别比较中国与世界最高水平（美国）和前10强平均水平的差别，以期能够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分析，找到中国与其他科研强国的差距。具体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图中平均水平的数值是指前10强国家数据归一化后的加平均值。

从图2可以看到，与前10强国家的最大值相比，中国各个指标都存在较大差距。与前10强国家的平均值相比，中国的专利得分高于平均值，发文得分略低于平均值，而论文被引得分、高被引论文得分、高被引占有率得分和热门论文得分与平均值存在较大差距。进一步说明中国大学想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科研生产力还有待提高。同时，科研影响力必须与科研生产力均衡发展。

三、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对比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2011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将前600名（即位居全世界前5的大学）定义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划分标准，并结合对世界大学的定位与规划，又将世界高水平大学细分为3个档次：前100名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301-600名定义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大学，其中世界顶尖大学和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称为“世界一流大学”。按照这一划分标准，中国大陆地区共有7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占参评高校总量的2.3%。其中，世界顶尖大学（即进入世界排名前100）1所，为北京大学（100/1 565，即本次评价共包含1 565所大学，北京大学排名第100名，下同）；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6所（即进入世界排名前101-300），分别为：清华大学（109/1 565）、浙江大学（110/1 565）、上海交通大学（158/1 565）、复旦大学（214/1 565）、南京大学（242/1 565）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79/1 565）。

自2007年起，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已经连续了三次世界大学排行榜，前两次的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地区没有1所大学进入前100名，而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实现零的突破，有1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即北京大学，尽管目前北京大学暂居于前100名末位，但是对于中国高校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为了更加清晰全面地展示出中国7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和水平，我们在表2中给出了这7所大学在各个一级指标之下的分项排名，并将他们在2011年的总排名与2009年的总排名进行对比，希望能够从定量化的角度考察中国一流大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各个一级指标排名情况的比较分析找出中国大学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从表2可以看出，与2011年排名相比，这7所

中国大学也进入了2009年世界大学排行榜前300名，只是排名顺序略有波动。北京大学仍然排名第1，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波动最大，分别上升2名和下降2名。从具体指标看，发文量排名和被引量排名被这7所大学牢牢占据。与国内其它大学相比，专利数排名、高被引论文排名、高被引论文占有率排名和热门论文排名存在较大波动。它们的最低排名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33名，第42名，第86名和第37名。说明中国大学主要依靠发文数量提升科研水平，而论文质量则相对不高。

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代表着中国大陆地区高校科研竞争力的最高水平，虽然从排名位置看，这7所高校进入了世界大学排行榜前300名，按照分类标准可以划归为“世界一流大学”，但事实上，这些中国大学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级高校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虽然同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在科研竞争力上依然相差悬殊，尤其是在一些表征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的指标方面中国大学还远远达不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们选取2011年世界排名前7名的高校，与中国大陆地区的7所高校进行对比，具体内容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从专利排名看，除了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其它5所大学都领先于世界排名前7名的学校，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差距最大，达到779名。从其它5个排名看，中国7所大学都落后于世界一流大学，其中排名差距最小，平均差距93名，斯坦福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差距最小，只有37名。高被引占有率排名差距最大，平均差距874名，牛津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差距最大，为1 418名。说明中国大学专利排名存在优势，但是在其它排名方面则存在较大劣势，也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大学科研影响力的劣势。增强科研影响力是拉近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四、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大学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高校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稳步提高。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发文量、被引量等多个指标全方位、多角度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质量和数量发展不均衡，即科研生产力快速提高，但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却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中国大学科研产出质与量的矛盾不仅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差距所在，而且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瓶颈。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院校曾经长期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误区，导致高校数量和规模及其科研产出数量快速增长，但是高校科研产出的质量和影响力却没有相应的提升。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中国高校发展的现状看，这种质量与数量的不均衡是长期以来科研奖励制度、办学理念、教育模式、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尽管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质与量的不均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就中国高校的发展现状而言，这种不均衡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高校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近年来，部分中国大学已经开始注重加强科研产出的质量，但是从整体看中国大学仍然呈现出质量发展远远落后于数量增长的现状。通过前文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对比分析，我们找到了中国高校的差距所在。依据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并结合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中国高校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提高自身的质量和影响力，尽可能地缩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一）建立科学的科研奖励制度

高校建立科研奖励制度，可以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有利于提高高校的科研生产力。中国高校建立的科研奖励制度主要将教师的科研成果与教师职称挂钩，试图通过职称对教师的吸引力激发教师的科研积极性。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可取之处。然而，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开发表的论文，职称的评定通常只对论文数量上有一个限定，并没有对论文质量提出过多要求，因此，教师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发表大量论文以满足职称评定要求，却容易忽视论文的质量。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科研奖励的阶段性［2］。从管理心理学的需要理论中知道，人在以实际行动实现期望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强的积极性。教师往往会在存在职称晋升的动机时，才会激发的动力，提高自身的科研积极性。晋升后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会在短时期内迅速降低，直到下一次晋升的到来。科研周期短、科研间隔长成为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双重原因。

因此，除了从物质层面激励教师科研积极性外，高校可以从精神层面满足教师的需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3］。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个人的需要主要包括5个层次，当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这个人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高校教师的职称、年龄、个性等因素决定了他们处于不同的需求层次上。职称较高、年龄较大的科研人员往往会更加注重被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职称中等、中年的科研人员会注重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被人尊重的需要。职称较低、年轻的科研人员会更加注重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因此，为了建立科学的科研奖励制度，科研管理者必须分析科研人员心理需求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处于各个需求层次的科研人员实施合适的奖励方法。只有这样，科研人员才能长期、积极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个科学研究，写好每篇论文，从而提高高校的科研质量。

（二）构建创新型高等教育模式

中国高校的教育模式相对单一。从本科教育到硕士研究生教育再到博士研究生教育，随着教育的深入，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程越来越专越来越窄。这种教育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需要迅速发展的时候还比较适合。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培养“专才”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工作的需要。“专才”的教育模式重知识积累轻创新研究。这种教育模式往往会束缚学生的创造性。学生的科研论文往往是前辈们科研成果的积累、延伸，缺少独立的创造性，从而影响学生科研成果的质量。

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C. Levin说，学校应该致力于学生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目的不是传达任何具体内容，而是发展特定的思维特质、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好奇心来关注这个世界并提出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以持续不断的思考和缜密的思维支配世界，在需要情况下使用多个学科而不仅仅是某个学科的知识，达成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答案”。 通识教育并不是强调取消专业限制，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中国高校需要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文科和理科适当融会贯通，采用校内跨学科联合教育模式，国内跨校联合教育模式和国际跨校联合教育模式等能够丰富学生知识背景，提高学生创造性的教育模式。高校学科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学科、知识的交叉教育往往会让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更加深入、精辟，为学生的创新灵感提供坚实的后盾。正所谓厚积而薄发，学生通过对相近专业的了解，从而对本专业的整体情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本专业准确的整体把握更加容易擦出智慧的火花。因此，必须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并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适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模式。只有这样，学生的独立创造性才能被完全激发，科研生产力才能真正从量变到质变，中国高校在世界大学的竞争力才能稳步提高。

（三）树立鲜明的学校办学理念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与世界接轨，培养复合型人才，中国高校学习西方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高校合并。如1998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2000年8月，武汉大学、湖北医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等等［4］。高校的调整对高校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中国的高校没有完全把西方的办学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符合中国高校自身健康发展、个性化的办学理念。

有着个性鲜明办学理念的大学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有着鲜明的办学特色。正是在这些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成就了一所所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课程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正是在美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的环境下提出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提出了“追求学术性，培养有教养的人”的办学理念。在办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们开创了基础研究、学院制、导师制等，培养了大批世界级大师人才［5］。办学理念对于任何一所大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充分反映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中国高校应该向世界一流大学那样，找出影响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将这些因素综合，在认真理解、消化国外先进办学理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树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本校特点的科学的办学理念。同时，学校应该让全校师生深刻理解、消化办学理念，使每位在校人员能够在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共同为学校建设做出贡献。

（四）完善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

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知识老化现象愈发严重。产学研合作为高校和师生提供了一个平台。高校可以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准确把握人才需求方向，根据需求信息为广大师生提供对口的科研环境。高校师生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将所掌握的知识与科研项目结合，在提高实践能力的同时，无形中也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质量。

中国产学研合作机制还处于技术转让、委托开发的初级阶段，存在许多问题［6］。高校和企业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资金。一方面，高校没有雄厚的资金用科研成果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企业不愿承担全部风险，出资将科研成果转换成价值。两者的博弈使得高校和企业很难深入合作。企业的望而却步消减了高校科研的动力，保量完成规定的科研任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高校教师的目标。另外，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法规不健全也成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障碍。

为了完善新型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产学研合作的风险投资体系。高校和企业可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将风险尽可能分摊给多个投资者，降低风险带来的伤害。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保护政策支持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发展，如资金担保、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并监督产学研合作，使其形成良性循环。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完善势必会激发出高校师生的科研积极性。科研内容不再盲目，而是有的放矢，科研成果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知识创新，科研生产力不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飞跃。

五、结语

2010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在2010年11月召开的第六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上，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中国已经迈入了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道路。从《规划纲要》的内容看，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必须依赖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从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和方针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特别是在国家之间科研竞争力日益激烈的时代背景之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优秀杰出人才已经成为推动国家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通过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竞争力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差距恰恰体现在科研产出质量的落后。质量与数量的不均衡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高校面前的一道屏障，如何提高质量、提升影响力是中国高校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参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校的现实情况，中国高校必须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才能尽快缩短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早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网［EB/OL］.moe.省略/edoas/website18//47/info13347.htm.

［2］ 李滨江.高校科研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进步理论与管理，2004（7）：111-112.

［3］ 陈伟达，侯卫国.激励理论在高校科研管理中的应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5）：157-158.

世界科学论文篇7

论文被引次数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差距

本报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赵永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日在京的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论文共12.15万篇，其中23968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高于学科均线，比例为19.7%，分别较2009年、2008年上升了4.2和8.2个百分点。

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世界排位均有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3万篇，排世界第二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2位；论文共被引用519.14万次，排在世界第七位，比2010年统计时提升了1位。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5.87次提高了5.8%；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比上年提高了1.3%。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对较快。从学科上看，我国有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

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各学科论文在2001—2011年10年段的高被引论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数量增加到5856篇，排世界第六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1位。

世界科学论文篇8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世界科学论文篇9

胡塞尔并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与库恩不同，胡塞尔是从一种哲学反思的角度来论述科学危机这一问题的：“科学危机”不是指科学内部某种现行理论的危机（如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物理学危机和数学危机那样），而是指作为现代文化组成部分的整个科学的危机。所以，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所引致的文化危机。我们可以发现，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考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历史反思，即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

胡塞尔说：“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的，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基于这种理解，胡塞尔在不否定自然科学之成功（他切近地感悟到了由伽利略、牛顿、笛卡尔等开创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不朽的历史功绩）、不牺牲其方法论成就的基础上，从思想史层面反省了自古希腊以来直至近现代人类智力的此项努力。胡塞尔断言：当时欧洲人的精神生了病，欧洲诸民族已变成一副副病弱之躯。难能可贵的是，胡塞尔没有停留在一般的谈论上，而是出于“哲学家的职责”，对这种病进行了深入、仔细的诊断，且自认为开出了一剂良方――超验现象学。胡塞尔预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超验现象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以防止实证主义科学越俎代庖，只要欧洲人服下这剂苦口良药，就会立即康复如初，甚至变得更强壮，他本人也将因此成为整个欧洲的救世主。

二、科学危机的根源

“生活世界”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具有双重涵义。其一，它是指“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具有严格的经验实在性的世界，是“非科举概念化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经验感知它的唯一实在性，它是与近代的科学家以数学和物理学等等自然科学方式所理性化了的“科学世界”相对立的概念。其二，它是指一种超越了经验意义之上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纯粹先验世界”。“纯粹先验世界”是一个主观的“生活世界”，是以各种分类法和划分原则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概念的总和。而无论在何种涵义上，“生活世界”都同“科学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系。如前所述，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人的生活的前科学世界，是科学理论和科学世界赖以出现和存在的先在前提。胡塞尔据此认为，这个“生活世界”对于科学世界而言，具有优先地位，两者构成了一种主次分明的层级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则是依附性的；前者是主体性的，后者则是客体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是自明的，因而科学理论正确与否，有待于主体经验的检验，认识论意义的的全部理论最终都必须回到主体的经验领域、在生活世界之中来加以验证。总之，生活世界先于一切概念、理论、科学，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初的主体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人的意识经验的产物，是一个特殊的、局部性的世界，是从这个原初的主体世界生发出来的。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失去了生活世界意识，离开了自己的原本基础和起源地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世界完全与生活世界脱节，人只在科学世界中生活，与生活世界分离，失去了自己生活的全面性呢？据胡塞尔考察，在近代之前，生活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以理性主义来支持一种有目的的充实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意义是借助理性的说明而向人们展示出来的，物体往往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具体地存在于人类的经脸中，人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中，人的地位更为根本，这也就等于将生活世界置于比科学世界更高的位置上。而到了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开始以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的世界来偷偷地替代那个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的给予的、总能被经验到并且也能够经验达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承认，伽利略对近代科学的发展的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危机也是由他引发的，所以胡塞尔说他“既是发现的天才，也是掩盖的天才”。

世界科学论文篇10

作者简介：李炳全，博士，肇庆学院教育学院教授526061

三个世界理论是由波普尔（1972；1977）和艾克里斯（1970；1977）共同提出的哲学理论。这一思想对心理学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价值，引发人们对心理学的研究、理论建构及其发展重新审视，从中发现并解决心理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心理学的发展。

一、三个世界理论

依据三个世界理论，可依据存在或共存方式将世界上所有现象分为三大类，即三个世界，它们分别是世界1——物质世界、世界2——精神世界或心理世界和世界3——精神或心理活动的产品世界。“世界1”，又称第一世界，是物质世界，由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及其各种现象构成。从宏观天体到微观粒子，从非生物到包括动物和人的大脑在内的一切生物有机体等。它可分为无机界（非生物）世界（I）和有机界（生物）世界（O）。“世界2”，又称第二世界，是人精神或心理世界，它是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心理活动过程等在内的主观世界，可分为感性世界（S）和理性世界（R）。“世界3”即第三世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构成的世界，包括一切可见诸于客观物质的精神内容或体现人的意识的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如语言、文学艺术、科研过程中的问题、猜测、反驳、理论、证据以及技术装备、图书、各种工具等。它可分为抽象精神产物世界（As）和具体精神产物世界（Ss）。通常人们认为世界2是非实在的，但波普尔等认为它对世界1尤其是对人和动物的躯体能起反馈作用，即它直接支配着人和动物的物质躯体并通过其活动表现出来。

上述三个世界是有区别的：首先，“世界3”尽管来自于“世界2”，但却不同于它。后者是心理和思想的状态和过程，是主观的，而前者则是思想内容，是客观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与独立自主性。虽没有客观的意识、精神，但却有客观的知识，因为它的存在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所支配。其次，“世界3”也不同于“世界1”。前者有物质载体，已客观化于后者之中。如语言被物化在声波和书写符号之中；理论和文学被物化在笔墨纸张中；艺术品被物化在特定材料如画布、石块、泥土、树根等之中；技术被物化在设备之中。尽管没有后者的材料，人工产品和文化产品就无法制造出来，但若没有人的知识在这些物质材料中充当价值和灵魂，这些材料只是一堆无用的废料，所以前者是物质材料的思想内容。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些思想内容，它们都自主存在着。前者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自己的生命，“一旦理论存在着，它们就开始有一个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产生以前不能预见到的推论，它们产生新的问题。”此外，“世界3”还包括那些尚未被具体化的潜在对象。

但三个世界又是密切联系的，首先，世界1是世界2和世界3的根源，而世界2又是世界3的根源。世界1、世界2、世界3的顺序与它们的形成和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世界1的非生物部分是最悠久的；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世界1的生物部分，同时或晚一些又进化出世界2的感性世界，随后又出现了理性世界。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共同构成了经历世界。之后，随着人类的出现有了世界3，心灵产物世界，即人类学家称之为“文化”或“文明”的世界。其次，三个世界是相互作用的。主要表现在：（1）世界1与世界2相互作用：世界1是世界2的物质基础和活动内容，而世界2有反作用于世界1，对它产生影响。（2）世界2与世界3相互作用：世界2发现、创造或制造出世界3，世界3是世界2的产物，而世界3又反过来影响、乃至制约世界2，通过反馈进一步规范世界2，影响世界2的进一步形成与演变，尤其是影响他人的世界2，它体现出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比如思想家、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精神活动提出某些思想、方法、理论或技术等，而它们被人们所认识、利用后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3）世界l和世界3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是以世界2为中介间接地相互作用。最好的例证是脑（世界1）与语言（世界3）的相互作用。它们通过人的意识、认识或学习而相互作用，结果既促进了脑的进化，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由此波普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和科学知识的发展都是通过“三个世界”的互相作用而实现的。

波普把由世界1向世界2再向世界3的作用方向称为“上向（行）因果关系”，可表示为：I-O-S-R-As-Ss；而把反过来的作用方向称为“下向（行）因果关系”，可表示为：Ss-As-R-S-O-I等。所以三个世界是一个可逆的完全循环。三个世界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三个世界理论可以作为心理学的一种元理论或理论基础，对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有很大指导作用。若以此为指导，可以发现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心理学的发展。

二、对心理公开性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的启示

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是把心理学变为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使其真正步入自然科学的殿堂。这是自科学心理学肇始以来心理学家们尤其是主流心理学家们的梦想与孜孜追求。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其前提或先决条件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应当像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具有公开性。所谓心理的公开性，是指心理能够被直接观察而无需主体的自我报告等自我表露，进而能被研究者或他人不依赖于主体客观地进行研究的特性。心理的公开化就是把不能直接客观观察的心理变为能够直接客观观察的对象，即不具有公开性的心理变为具有公开性。

心理公开性，是科学心理学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要求，是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基石。众所周知，心理学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就必须使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转变为像物理现象那样具有公开性，即可以被直接观察和重复研究。但心理恰恰不具备这一特性，而这成为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最大最关键。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追求心理的公开性，由此促进心理学研究方法、技术或手段、理论等的不断突破性发展。综观科学心理学发展史，可以说是追求心理公开性的历史，科学心理学的每一阶段的重大发展与突破，都是以心理事件的公开性为标志。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在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的需要推动下，心理学家们努力把心理转变为愈来愈具有像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公开性，即能够直接观察的无需被试报告的研究对象（李炳全，2011a）。

既然如此，那么该如何实现心理的公开化呢？依据三个世界理论，可从以下方面实现心理事件的公开性，并把它们整合起来相互印证。（1）依据世界2是由世界1进化演变而来的思想，从心理形成与发展的视界实现心理事件的公开化。进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活动主义认知心理学等都试图并已经做这方面努力。（2）从世界1是世界2的物质基础出发，通过研究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或生理机制实现心理公开化。当前认知神经科学、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就是这样做的（李炳全，2007）。（3）根据世界2的内容来自于世界1的思想，从心理活动的物质内容方面实现心理公开化，即世界1如何引发心理活动和心理如何对世界1进行反映。（4）依据世界3是世界2的产品或产物的思想，通过世界3实现心理公开化，即通过心理活动的结果（产品或产物如思想、方法、技术、工具、、提出或解决的问题等以及它们的制造和使用）把心理活动展现出来。（5）依据世界2是世界3的价值和灵魂的思想，通过对世界3的精神品性的分析、挖掘实现心理的公开化。（6）依据世界2有一定的可观察的外部表现如行为等思想，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技术手段实现心理现象的公开化。（7）依据世界2是世界1和世界3相互作用的中介的思想，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即世界1如何影响人们建构关于它的理论或知识和世界3又如何改变世界1（方式、内容等）来实现心理的公开化。

三、对心理学研究途径的启示

该怎么研究心理，是心理学家们一直关心且不能回避的问题。综观已有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取向或流派，都力图找到合适的研究途径。三个世界理论恰恰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以帮助，既使我们发现已有的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又能够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心理学研究的路径。依据三个世界思想，可以发现心理学的研究途径有多条，且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互为证明、相互促进，而以往的心理学取向或流派只是从其中的某一条出发，采用一个视界，关注某一方面。具体说来这些路径有：

（一）进化路经：即沿着心理逐步进化的途径对心理加以研究与分析，以弄清心理由低级逐步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与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弄清心理的实质。依据三个世界理论，世界2是由世界1进化而来的，由此就可以把心理的进化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对心理进化过程的分析来弄清心理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李炳全，2011b）。这实际上是当代哲学所强调的溯源法或回溯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溯源法或回溯法是指对一个现象或对象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追根溯源，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再现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方法。它假定：（1）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对其本质和规律，只有追溯到其本源，才能真正地掌握和彻底了解或理解与解释。（2）在事物发展源头上或最初形态，或许有多个发展路径，但由于种种原因，只选择了其中一个路径，事物当前的形态或现状就是按这一路经发展的结果，但该路径并不一定最佳，由此通过溯源或回溯，可以发现事物形成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采用该方法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就形成了心理学中的进化路径。它可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心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影响与制约因素、作用、目的或目标、机能等（李炳全，2011b）。

（二）文化路径：文化属于世界3，是人的精神或心理活动的结果或产物。按照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理论，文化既是心理活动的产品或产物，反过来又对心理活动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乃至制约。可以说，人的心理正是在创造文化或文化的反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因此，文化可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即文化路径，通过对文化形成过程、心理的文化依存性或文化品性、文化对心理的影响乃至制约作用等分析，弄清人的心理的实质及其与动物心理的差异（李炳全，2011b）。

（三）知识路径：知识与文化一样，属于世界3，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把知识专门列出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路径之一，是因为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文化（精神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差异。知识是人的认知的结果，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进展，体现出人的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并且业已发现或创造的知识又能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认知，促进认知的发展。按照三个世界理论中的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人的心理（世界2）与知识是相互建构与相互生成的，一方面，心理是知识的因，它发现或构建了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又反过来影响、改变心理，生成新的心理结构或特征。因此，通过对知识尤其是知识构建与发展中的心理的分析，可以揭示心理的实质和规律。

（四）生理路径：依据世界2是由世界l进化演变而来以及世界1是世界2的物质基础和成因的思想，可以通过研究世界1中的产生人的心理的脑来研究心理，这就是生理路径。

（五）活动路径：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是通过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实现的，人的心理不仅在活动中形成与发展，而且又通过活动得以表现，同时它反过来设计、控制、调节、制约活动，因此，活动可以作为研究心理的路径。通过对活动的分析，既可以弄清心理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也可以弄清心理的实质与特征。

（六）虚拟世界路径：虚拟世界是人通过自己的精神（心理）活动（世界2）构建起来的世界，人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尽情地身临其境般地表现或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由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与个体的真实生活无涉，即他在虚拟世界中的表现不会像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那样直接影响其生活，因而虚拟世界具有投射作用，把个体真实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进而使得心理学研究更客观直接。因此，有必要把虚拟世界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路径。

四、对心理学研究方法论与研究策略的启示

（一）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三个世界理论突破传统的二元论思想，提出多元论主张。艾克里斯从人的经验具有统一性、人具有创造性这些事实出发，认为已有的科学成果并不能说明经验的统一性来自神经生理过程，创造性也是如此。由此，他反对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一元论以及将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他说：“经验的统一性不是来自神经生理的综合”（Popper&John，1977）。该理论强调世界3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它具有世界1和世界2所不具有的特征，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心物二元论思想来指导心理学研究。

在《自我及其大脑》中，波普尔和艾克里斯明确表达了反还原论和反决定论主题。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将新的形式引进到世界中，它不能被还原为观察。因为由世界1到世界2再到世界3是一个进化过程，世界2具有世界1不具有的属性或特征，世界3具有世界1和世界2不具有的属性或特征，因而无法完全实现把世界2还原为世界1，把世界3还原为世界1和世界2。价值不能还原为事实；精神不能还原为物质；语言的描述性和论证性层次不能还原为表达性和符号性层次。正因为如此，世界1不能决定世界2，它们又不能单独或共同决定世界3。未来不包含在现在或过去之中，过去不决定现在，过去和现在不决定未来。在物理学中存在非决定论，而在历史中也同样存在。这不仅是因为物理非决定论，而且还因为新的科学思想影响历史从而影响物理世界的进程。由于心理或意识是进化的先锋，因而其产品不是被决定的，也不是可还原的。这种思想启迪我们重新审视心理学中的本体论、还原论、决定论等元理论和心理学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从新的视界设计并开展研究和建构理论。

（二）心理学研究策略

研究方法与策略属于世界3，是其中的知识部分。但在三个世界中，属于世界3的知识是最难理解的。波普尔认为，知识（主要指科学知识）具有以下特征：（1）始于问题；（2）在于寻求真理——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3）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是与错误、差错作斗争，通过寻求错误并纠正它们来达到寻求真理之目的。因为“由于我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事情，简直不值得寻求确定性；但寻求真理却非常值得，我们主要通过寻求错误来这样做，以便我们能纠正它们。”（4）总是假设的。由此，科学方法是批评方法，即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亦即证伪方法论（1998）。这说明波普尔把证伪方法或寻找并纠正错误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心理学研究也不例外。

该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表现为：（1）探寻已有心理学理论的不足或错误，并不断修正、完善乃至建构新理论；（2）分析已有的心理学研究及其结果和解释的不足，以便作出更为科学的研究和解释；（3）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或公设、公理等加以研究，寻找其漏洞或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研究和建构科学理论。

证伪方法是促进整个心理学的重要方法，许多新取向、新理论或方法等都是针对以往心理学的缺陷或错误而产生或发展起来的（李炳全，2005）。

世界科学论文篇11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生活世界”的思想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世界科学论文篇12

教育部于1998年大规模地调整了二级学科，其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进行了合并，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置于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在该课程名称诞生伊始，国内的学者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谢振天指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强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阻碍。一方面，导致认识论的混乱，很多师生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学科的实质，从而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同等对待，认为两者的教学研究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也造成了混乱，在很多师生眼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相同的，理所当然地把外国文学的相关教学、论著看做是比较文学的教研成果。再如，孟华指出，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捆绑起来进行学科设置，对于比较文学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范畴，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把这两个学科强制地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并没有经过学术意识的公众论证。然而，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基本上原来的“外国文学”课程均变为了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那些“外国文学”的教师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

1、比较文学的内涵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是混乱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就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学研究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比较思维”。事实上，在人文学术史上，“比较文学”和其他各个“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命名是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涵义就是在存在于特定地域中的一种“文学”。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专门用来解析及阐述以上各“文学”的，它不是“文学存在”，而是“学术存在”。

2、世界文学的内涵

可以说，“世界文学”也是以地域为基础认定的一种“文学”，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从古至今，思想家们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做出的无数的构想，例如，“天下大同”、“桃花源”、“万国共和”和“共产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期望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实现语言上的相同，从而出现了“世界语”，与此同时，人们还期望人类可以在精神形态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但是，“世界语”的流布失败了，而“世界文学”也尚未形成一定的模本，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是先哲们的一个“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看，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而高校学科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各国的“文学”，其仍然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无论是高校，还是学者，都没有展示出“世界文学”的样本，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属于世界，其超过了“国别”。严格来说，“世界文学”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的一种“集合体”。在学术意识的层面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国别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的。例如，《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定论，且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3、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就是先哲们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幻想，一个“梦”，尚不存在任何模板。因此，以一个不具体的“梦”来当做我国高校中一门学科，并不合理。此外，现行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但是，“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总量代词，其需要进行还原，成为具体的“国别文学”，如“美国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学”，这样一来，使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所具有的“非学术性”特征更加凸显。综合以上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名称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结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很大学术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人，在人文学术界，包容性地阐述某一学科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更难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学科的基本学术内涵，尊重并遵循其基本特征，从而有效保护这一学术的严肃性与价值。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也应该形成基本的公式，以促进其健康长期的发展，不断提升学术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J].外国文学研究,2004,06:123-129+169-170.

[2]范慧玲.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与教学、科研实践的思考——以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切入点[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08:57-60.

[3]约翰•皮泽,刘洪涛,刘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J].中国比较文学,2011,03:13-31.

世界科学论文篇13

在20世纪80年代末，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受到广泛重视。这对当时改变我国“文革”以来坐井观天的科研风气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近十几年来，各个科研单位都以此作为评价标准，其结果是:科研论文的数量成倍增加，但质量却未能同步提升。

进入21世纪，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开始跻身世界前列，并呈现加速态势。2005年，我国国际论文数量超过德国升至世界第四，到2006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就在论文数量迅速膨胀的同时，越来越来多的问题与尴尬也接踵而至。在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在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上的得分竟然为零，这在排行榜的前60位高校中绝无仅有。中国作为世界上率先开展纳米科技研究的国家之一，到2004年纳米科技研究论文总数居于世界第一位，与之不相称的是，我国至今仍只能生产技术门槛较低的纳米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九时，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第120位，如今数量已为世界第一，仍然排名在百名开外。这说明我国单篇论文的质量明显不如国外，并未因数量的增长而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