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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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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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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2
1国内外对比
1.1发展历史
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起步较早，“健康教育”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文献，作为预防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教育在全球迅速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此后，健康行为理论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健康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各国中，加拿大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倡导者，加拿大政府于1974年发表里程碑式的政策性宣言——《加拿大健康新展望》，是西方国家政府第1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健康促进”作为国家战略。1979年，多伦多大学创建加拿大首个健康促进专科学位。20世纪90年代，西方健康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1年，美国的126所医学院校中有65%专门为学生讲授个体患者的健康教育技能，有74%向学生提供社区健康促进课程[1]。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注重以行为为导向的健康教育学，重在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课堂的时效性[2]。日本是亚洲地区较发达的国家，1991年，大阪大学健康体育部教授大河内寿一就曾指出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必要性[3]。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医学院校开始创立健康教育专业。1991年，天津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大专班，之后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也相继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当时健康教育学课程主要开设于卫生学校等专科学校。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创办了健康教育的专科学习，开展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建设[4]。1993年，健康教育学曾作为“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专业”下的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设置。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将健康教育学列入规划教材编写计划，2004年，第1版《健康教育学》出版。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十一五”期间，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法案》等相关政策，提出“让每位医生不仅仅是治疗者更是健康促进者、保护者”的目标，开启了健康教育学的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体系”，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被提升到战略高度。2020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健康教育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及其专业人才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健康教育课程。总体而言，历经30多年，健康教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实现了办学层次提高、授课对象扩大、理论性增强和教学手段优化。
1.2授课对象
国内外医学院校主要针对护理专业、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医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该课程。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高校还对体育教育学专业开设本课程。随着健康教育对象和功能的扩大，以及基层对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有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学习需求的人群也日益扩大，除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外，还包括营养师和社工志愿者等健康教育从业人员；人员从业岗位包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健康管理机构等。这些接受过健康教育学课程专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相应岗位，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改善我国专业健康教育队伍的薄弱状况，而且对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
1.3课程内容
总体而言，国外健康教育学课程专理论、重实践。健康教育以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如知信行模型、健康理念模型、阶段变化理论等。这些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对健康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国外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行为科学理论及其模型的应用。其次，由于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的特点，教学注重面向社区和基层，如新加坡尤其重视实习期间的社区健康教育[5]。此外，各国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置结合地方特点各有特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和老龄化严重，有专门的核辐射后遗症防治教育和老年康复护理专业教育；全球范围内，根据疾病发展特点，艾滋病、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健康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正逐步优化。主要发展趋势体现在加强现代健康教育理论与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和模型的教学，突出现代健康传播方法和新媒体在健康教育领域运用成果的教学，并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1.4教学方法
国外健康教育学课堂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除理论教学外，强调课堂实践。新加坡多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即教师在课前给学生大量的学习资料，经过学生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5]。德国的教学以行动为导向，教师给学生提供信息并提出问题；学生在得到信息后要自主思考、分析问题，再最终得出结论[2]。日本还经常采用颇受师生好评的角色扮演法，学生们组成4~5人的小组，通过扮演患者、医生、家属等角色在模拟情景中真实体验健康教育学的学习成果[6]。很多国家临床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在高年级的临床实践中深入康复医院、社区医院对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教育。我国的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过去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单一，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少实践，导致许多学生学习后仍不具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20世纪末，随着我国的健康教育学科迅猛发展，学校开始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目前，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教学方法逐渐运用在课堂之中，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也日益受到重视。首都医科大学运用整合式教学法，结合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课外实践等手段，发掘学生的思维潜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项目教学法，在课堂中导入项目情景、落实项目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8]；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开展情景模拟教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实践，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实践技能的培养[9]。
1.5师资力量
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发展时间久远，设置了专业学位，学历教育体系完备，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健康教育师资力量。如美国有200多所大学或学院设有授予健康教育学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有22所大学和公共卫生学校设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10]。我国健康教育学目前尚未设置独立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缺乏专业性。师资力量主要由具备经验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管理学等专业人员构成。这些教师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许多并不是健康教育专业出身，理论功底略显不足，因此，专业师资建设任重道远。
2国外健康教育学发展的政策与社会背景
2.1政策保障，推动健康教育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政府重视健康教育，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好。以加拿大为例，早在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政府就开始以传统媒体为媒介，开展以传播卫生信息为主的健康教育。1969年，《医疗保健法案》（MedicalCareAct）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通过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降低卫生费用支出的目标[11]。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表了《加拿大健康新展望》，这是西方国家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倡导大力推进“健康促进”作为提供公众健康的重要策略，健康教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11]。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渥太华召开，发表《渥太华宪章》，标志着健康促进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健康教育学在西方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2.2开展从业者的准入和专业化要求助推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健康教育从业者准入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美国，只有通过CHES（CertifiedHealthEducationSpecialist）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在加拿大，要想成为专业的糖尿病健康教育者，必须经过加拿大糖尿病教育认证委员会考试认证，并且每满5年要进行资格的重新认定[12]。一方面，严格的专业认证制度保证了健康教育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这种准入制度也推动了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2.3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实践人才
健康教育事业在国外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大批专业人才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推广和实践传播。回溯到国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相较于国内，更多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医学院校会特别注重临床见习中面向社区的健康教育，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正是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既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又具备开展健康教育实践能力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推进了健康教育在国外的蓬勃发展。
3对我国健康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3.1建议把健康教育学纳入高等院校通识课
目前，各高校主要把健康教育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但随着慢性病患病率的提高，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广大医学生面对患者的必备技能。同时，随着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建议医学院校增加课程教学对象的覆盖面，可以将健康教育学作为通识课程开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系统学习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
3.2开展继续教育
健康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评价的专业活动，健康教育者除了需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我国目前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很多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的专业学习或培训，这将限制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①建立健康教育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促进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②吸纳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培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承担健康教育工作；③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推动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
3.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健康教育“金课”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3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4
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开展“厚植理论沃土行动”。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推动《学习规则》的贯彻落实。制定理论学习安排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中心组学习（每月一次）、集中培训（每月两次）、个人自学（每月不低于三次）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开放式、研讨式、参观式学习并写下心得体会。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以用促学“三促”长效机制。大力抓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学习强国”“舒兰资讯”平台的推广使用，将覆盖率和活跃度等情况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在4月25日前建立10个全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5个基层宣讲工作联系点。积极组织一线理论宣讲， 10月1日前各单位组织开展一次“理论创新和辉煌历程”主题宣讲活动，把理论宣传阐释与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展示紧密联系起来，并优选出5个优秀宣讲点、10个优秀基层宣讲员，以上所有活动要组织好签到簿、课件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二、扎实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歌咏汇演，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新时代”主题征文、演讲等宣传活动，激发卫生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教育引领新时代青年为舒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三、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文化、舆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述职述责等各项制度。强化自检自查、专题督查和反馈整改工作，推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和“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以省委、吉林市委巡视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为重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清单，推动相关问题有效整改。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严密的信息审批流程，全面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
四、参与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舆论
为发挥市电台、市电视台、“舒兰”“舒兰资讯”等主流媒体作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做好平台的推广使用，每月择优报送新闻1-2篇。市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加大“舒兰卫生”微信公众平台国家政策、健康资讯和各单位工作动态的宣传力度；各卫生健康单位全年至少上报12篇以上工作信息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抓好整体设计，利用好新媒体传播网络，加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形成立体、融合、多轮宣传攻势。单位稿件在国家、省、地区、本市媒体刊登的，年末考评中酌情考虑给予加分。
五、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老黑沟惨案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等历史遗迹，组织开展参观和教育活动，坚定爱国信念，激发报国情怀。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增进全民共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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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Taoism； Positive psychology； education for positive mental health
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绩卓著，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但是，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之中，热衷于把人的心理现象理解成一种自然的现象，或者将之看成具有与自然现象相类似性质的客观实在。所以，主流心理学不得不强调其内容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重复检验性的重要，忽视甚至否认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坚持还原论和自然主义，把复杂的人的心理还原为物性和动物性，从而导致心理学的研究本体――人性的失落。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正在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坚持以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为研究目标，它不是简单地对消极心理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对消极心理学的扬弃，即在批判中继承。积极心理学关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强调个体的优点和人的价值，它利用更加科学、更加人文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如何挖掘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蕴藏于人内心的活力，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正确树立人们的人生信念。变传统的“问题式”、“病理式”心理健康教育为以积极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我国学者孟万金教授创立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主张以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作为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心理健康教育新理论为当代中国高等心理健康教育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博大精深。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诸多学派，最具影响力的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及墨、法等重要学说流派。现在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泛指儒释道三家学说及其综合体。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慎独、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相克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兼容道佛等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积极心理学盛行的今天，越发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积极心理学最早在美国兴起，它主张采用一种全新视角来诠释心理现象，强调用人的积极力量、美德和善端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变关注人的心理问题为关注人的内在潜能，并借此激发个体自身所固有的一些实际的乃至潜在的积极心理品质和力量，并通过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潜能使之获得美好生活。积极心理学主要涵盖三个层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个是主观层面，这个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作为个体――人的主观体验，具体包括心理满足、内心平和、安宁、对未来充满希望以及乐观等。这一层面重点关注的是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强调人要满意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过去、幸福、乐观地感受着现在和积极、主动地迎接未来；第二个是个体层面，该层面主要研究的是人格特质，尤其关注的是存在于人格之中的那些关于积极力量和美德的人格特质。如，研究包括个体智慧、勇气、仁慈、感激等24种人格因素，并努力探寻一条能够使生命个体具备这些积极人格特质的有效方法；第三个是群体层面，主要以积极的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了对安定的社会、关系良好的社区、高效能的学校、积极、健康的家庭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各种媒体等，从而使公民具有责任、利他、礼貌及所从事职业的职业道德[4]。我国学者孟万金在借鉴和整合西方积极心理学及积极教育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精神创立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因为积极心理品质不仅有助于心理疾病好转，更好地预防心理疾病。因此，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努力培养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品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更多关注于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则对人性优点及人的价值更为关注，主张通过发展来化解问题，明确提出“开发潜能，减负增效”与“塑造积极向上心态和奠基幸福人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两大使命。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发挥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有利于群体责任感、利他行为等品质的培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没有哪个中国人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能使人感到安全和温暖，满足了个体的心理归属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理解是需要将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谐，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分子、一个角色，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具有伦理道德的社会个体，每个人均为群体关系的派生物。
尤其是，儒家学说中用“仁”来处理社会中所有的人际关系。孔子用“忠恕”解释“仁”，认为“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实现“忠恕”的目标，儒家文化倡导自我反省。
儒家文化用礼来调整和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实现“和”的目的。儒家学说认为，如果把“仁”当作人际交往的核心，以“礼”作为人际交往规范，就能在人际互动中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减少人际交往的摩擦，缓解人际交往的紧张与冲突。
人自从来到世界上便与其所生活的环境相互影响，一个人良好的适应性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道家文化尤为重视人与环境的适应与和谐，道家文化的主题是“天人合一”，核心是“道”。祸福相依乃是天道，生命枯荣是自然规律，祸福非人力所能左右，是个体品性的自然结果。据此，人在面对伤害或冲突时，应该“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
儒家文化也非常强调人对环境的适应。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即当遭遇挫折或失败时，不应将原因归于环境或他人，而应该查找自身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有所作为。
2.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君子人格教育，有利于善端、美德的培养
俗语虽然有“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之说，但研究显示，相同文化性及相同生物性能使一个国家、社会或者同一种族的成员具有诸多相同或者相近的心理和行为[7]。儒家文化把人大致分成了两类，一类人是君子，另一类为小人。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泛指有较高文化、品德的人；小人则指道德与文化有缺失的人。“君子人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代表着自然，天的运行一直是刚健苍劲，君子为人处世应当像天的运行规则一样，追求自我进步，刚强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作为地，其气势厚重和顺，君子待人接物应当增益美德，容载万物。儒家文化倡导人格教育应以造就君子人格（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为要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多君子人格教育的精辟见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自我反省是君子道德修养中不可或缺的过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果有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只有通过不间断地自我反省，查找差距，弥补不足，才能实现自我完美人格。
3.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谐，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激发
不同文化模式对幸福感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地，文化模式常被划分为两种：个人主义模式和集体主义模式。个人主义的文化模式强调个人的内在感觉和思想，个人相对地拥有更多的自由；在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里，更强调群体（通常是家庭和朋友）内部与外部明显的区别。个人主义者往往以个人情绪体验作为判定生活满意程度的标尺；集体主义者却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生活满意与否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属于后者。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髓是“和”文化，其核心价值观中凝聚着相当丰富的和睦、融合、平和的思想与观念，“和”文化渗透于天人、自我、群我等各种社会关系中，也就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等内容。即对于生活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国人来说，主观幸福感不仅仅是一般感官上的与安逸，而是通过和自然、和自身、和社会的和谐互动中得到的那份心灵的平和与安宁。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是，社会发展的缺陷与人类的弱点也日渐显现：如，人类对大自然毫无限制的发掘、肆无忌惮的破坏、贪得无厌的掠夺，使得自然资源供应匮乏成为全球性顽疾；越来越多的废弃物的排放，已经打破了地球生态环境的固有循环和平衡。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化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体现出人类主观幸福感指数的骤降。个人主义文化模式以其“无厌的贪”而无法阻止“骂娘”，中国传统文化凭其“知足常乐”的平常心成为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历史选择。
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建议
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区人们的行为、性格、思维及其价值观。当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明越来越受到批判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越发突显。由此，建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选择。
1.营造环境，浓厚传统文化氛围
文化是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体现着该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不论何种影响，生活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个体，必然要受到该文化的感染与熏陶，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营造文化环境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一方面，用中国传统文化妆点大学校园，让学生随时随处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如，在校园内、教学楼道中张贴名人图像；在宣传栏内、线杆儿上悬挂名人名言、历史典故等。另一方面，让传统文化进入网络世界，利用校园网络平台、手机微信等渠道用传统文化占据学校舆论阵地，为学生健康成长汇聚社会正能量。如，通过建立校园网，或者以班级为单位形成微信朋友圈，辅导员或者班干部定时更新传统文化为内容在朋友圈内分享，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2.编撰教材，让传统文化走进课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实践证明，满堂灌的传统课堂因其远离学生生活实际，而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丧失兴趣。那么，如何才能让生活走进课堂，已经成为当前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现在，国内许多高校都建立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和相关人员的配置。同时，很多学校还积极开发、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心理健康专门教材。如邯郸某高专，凭借邯郸成语典故之乡的地域优势，通过成语、典故等文化形式，结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编写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教材，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乐。如，在学习篇章中，通过“胡服骑射”成语典故，使学生明白学习重要的道理；而以“邯郸学步”的故事，让学生领悟到学习是建立在个体原有认知基础上的，抛开既有知识，新学知识将会无处可依；利用“纸上谈兵”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离不开实践。等等。
3.开展活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文化是人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结果，无形的文化离不开有形的实践活动。文化只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系统，就是因为其产生于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推之，通过具体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受。
一是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活动。中国传统节日很多，除春节外，正月15日闹花灯，3月里的清明节祭祖，5月5日端午节赛龙舟，8月15日中秋节赏月，9月9日重阳节登高，腊月23日祭灶等。通过开展与节日相关的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活动除上述节日外，还可以开展其它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传统书法、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群众舞蹈、曲艺、传统手工艺、杂技与竞技等。二是以中华武术为媒，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和载体，能充分体现武术的文化性与民族性。
中国传统武术，如太极拳，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根基，旨在追求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有研究显示，太极拳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症状自评量表》中的阳性诊断指数。
参考文献：
[1]李炳全等.主流心理学的困境与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心理学能否成为心理学的新主流[J].国外社会科学，2005（1）
[2]孟万金.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研究，2008（5）
[3]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J].扬州大学学报，1996（6）
[4]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诸子集成本[M].上海：上海书店，1986
[6]杨国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1）
[7]王淑梅等.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8]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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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是指在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中对已知的事实和经验所提出的一种一般原则或一组相互关联的原则。它既是心理健康服务经验的总结，也是心理健康服务的依据[1]。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根据来源可分为3类：国外理论、本土化理论和本土理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理论在国内的应用存在着适应性等问题，加之目前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发展速度缓慢。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我们既要借鉴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中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构建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体系是快捷、经济发展心理健康服务的途径。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的研究，阐释该领域目前研究发展概况，同时揭示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理论研究的特点和规律，并进一步提出了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措施。
2 研究方法
2.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进行研究。
2.2文献取样本文选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西南大学节点（http：//www1cnki1net/index1htm）作为数据源。选择“关键词”选项中，对“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进行逻辑“或”的组配；同时对“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与“理论”进行逻辑“并且”的组配。检索中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按时间排序，在“精确”匹配方式下检索，取得全部统计数据。共获得相关文献1333篇。经过筛选，剔除部分不属于学术论文范畴的期刊年度目录、征文启事、年检报告、招生材料、人物介绍、会议报道、短篇新闻等。剔除之后尚余文献1197篇，对其进行文献发表时间分布统计。对1197篇文献逐篇阅读，删去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只叙述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等一些泛泛而谈却没有提及理论的文章，剩余556篇文章，对剩余的556篇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所谓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指其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来自国外，以此为基础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如认识领悟疗法、意象对话等心理疗法。
江光荣[2]指出，研究国人的心理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即以当代中国国情为背景，研究特定时期国人的心理问题。我们在研究、分析和解释国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表现及途径等方面，都应该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研究方式可以多样化，即可继承古代的优秀思想，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方法，还可从观察开始。
钟友彬等[3-6]，将引进的精神分析法进行了本土化，创立了认识领悟疗法。朱建军[6]结合国外的心理动力学思想和东方文化，创立了“意象对话技术”。郑日昌[7]把古代阴阳辩证思想和认知疗法结合，创立了“辩证认知辅导理论”。
3.2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本土化的措施。第一，挖掘和传承：我国古代、近现代都有许多优秀的心理学思想，但被人知晓的并不多，应加强对其研究，挖掘精髓并世代传承。
我国国民深受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被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基于心理咨询遇到的问题，景怀斌[8]探讨了儒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9个方面贡献：人生意义、应对、生死教育、哀伤辅导、心理调节、人际认知、社会生活技能、人格发展、心理咨询技术等。但我们从中也看到，对儒家思想的应用，特别是在心理咨询方面，还有许多有待发掘。另外，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研究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后，创立了许多特色鲜明的理论。如在《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书中就对家族子弟提出了教导，其实质就是行为取向的人格培养模式[9]。
第二，鉴与创新：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史已有一百多年。1976年，美国学者Parolff确定了130多种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到2005年其总数则已超过400种。虽然在这些理论中，多数缺乏有力支持和有效性证实，但它们却展示了心理治疗师们的创造性劳动。国内学者也应该学习西方学者们的创造性精神，立足于我国实际，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本土化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
第三，拓展与吸收：中国历来多教崇拜，影响较大的有儒、道、佛等。儒家讲求积极进取，而道家力主清静无为。道家与儒家理想的人格一阴一阳，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文人人格内在的矛盾统一。而儒家、道家所倡导的思想中不乏有与心理咨询相一致的观点。所以对国外心理健康服务理论本土化过程，必须得在拓展我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外来的心理健康服务精髓。
4 讨论
当前，在我国心理咨询的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充分的基础理论支持，而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是我国的心理咨询本土化研究多集中于实体的理论层面，而对元理论、哲学和宏观层次的研究匮乏。
国内最为著名的本土化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是钟友彬的认识领悟疗法。这种方法创立之初报道的文章较多，而如今也很少看到相关的实践报道。本土化的方法为什么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呢？这与我们越来越强调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好像是背道而驰，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原因。
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大多以思辩、探讨性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强调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也许在不带预定套路的情况下，通过观察一些有效的心理咨询操纵过程，切实提炼和概括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或许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4]。
总之，国内学者看到了我国当前心理健康服务理论的现状和不足，同时学者们反思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的水平低的原因为：在心理健康课主要使用讲授法、单纯地使用心理测验、心理咨询思想教育化、专业人员擅长的方法有限、自编心理测量工具水平低、重复工作多等[10]。故我们得在今后的工作及治学中借鉴美国的“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和英国的“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模式，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本土化理论，普及心理测量量表的使用知识。将心理健康服务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并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普及心理健康服务知识，培养专业化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加强心理疾病易患病人群的追踪研究，并且在推广常用量表及经典量表的同时也积极编制符合国情的本土化心理健康服务量表。相信随着国家对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投入逐渐增加，我们可以想象经过理论探讨和服务理论吸收消化阶段后，实践研究将会越来越多，经过理论—实践—理论阶段后，我们将会真正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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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人员
中小学校长、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人员，以及班主任、心理教师等。
二、研修内容
模块一：理论篇
积极心理学原理及其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基于积极心理的学校文化建设新思路；
学校文化建设及其心理动力；
学校文化对学生心理健康及积极品质形成的影响……
模块二：案例篇
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引领师生幸福成长；
积极心理运用于学校文化建设案例剖析；
学校文化建设特色学校解析……
模块三：考察篇
北京知名中学考察。
三、授课专家组成
教育部相关部门领导；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学校文化的资深教授；
国内外积极心理研究专家；
一线知名校长（参会校长可在报名回执表中提出主题演讲申请）。
四、研修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2年7月17日
研修时间：2012年7月18日～21日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研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五、研修费用
1．学费：1980元/人（含授课费、午餐费、资料费）。
2．外地参训人员可协助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六、考核与证书
学员完成研修内容并经考核合格的，将获颁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具章的结业证书；并可在北师大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网页（scett.bnu.省略/）上查验证书。
欢迎学员围绕研修内容提交论文，题目自拟。论文要求：（1）符合本次会议相关主题要求，且未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2）论文内容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及参考文献，作者及其单位、邮编、电子邮件地址；（3）论文提交邮箱xljkzz@vip.省略。会议将在了解学员需求的基础上，根据提交论文的质量决定是否结集出版，优秀论文可推荐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发表，相关事宜将在会后另行沟通。
七、其他事宜
凡参加研修的学员，均可提交学校在文化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与会专家将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答、分析，现场进行交流互动。
凡参加研修的学员，每人须携带电子版免冠照片1张（注明单位、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复印件1份。
八、付款方式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苏州桥支行
户 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
账 号：1100 1079 8000 5600 9860
联行号(京外汇款填写)：105100012091
九、报名及联系方式
报名电话：010-88810835 传真：010-88817526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培训部 王老师
咨询电话：010-58802881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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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健康教育引入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
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人体科学论”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其所著的《论人体科学》一书中提出了“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和“人体科学”的观点；“人天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体科学的概括和指导。我国高校健康教育新平台的建立，其核心价值应是通过有意识的教育行为来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的自然适应力和生存能力，要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健康水平提高，科学的服务于人体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因此，学校健康教育体系的完善，必然要遵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形成的“人天观”思想，从人体自身、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来规划和设计具体的教育行为。那么，作为“人天观”思想重要组成的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充分体现出人体的整体观、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观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是高校健康教育体系完善的必要构成，为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据，也极大的丰富了学校健康教育的方法、手段。
现实意义
(1)“贵人重生”体现了高校健康教育的根本夙愿
我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贵人重生”，认为人乃“天地神明之统”、“生为第一”、“人命最重”。这种基于古代科学辩证观的思想强调的是“道”，即生命、物质形成发展的规律，充分体现了物质存在的本质和对生命的尊重。我国现阶段对学校健康教育提出的核心要求是“健康第一”，一切教育行为都是为最终实现这一根本夙愿而服务的。所以说“贵人重生”的观点是指导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也充分体现了“健康第一”这一根本夙愿。
(2)“天人合一”引导高校健康教育回归自然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唯物主义思维观，《道德经》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黄帝内经》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人类生存与天地之间，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在宇宙运化中得到自身的生发、运化和返归。从养生健身角度出发，表现为：人类生命过程要得到健康的延续，就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从人体脏腑、经络的本质机理出发，在不同的时节、环境下，通过适时的生理导引、饮食调理、提高道德修养等修炼之术，来达到人与天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不应该逆天道之法则，违背人体自然生发之规律，追求人体机能的极致，急功近利，最终只能带来生命的损耗与透支。因此，“天人合一”的思维观，能够引导学校健康教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摒弃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错误思想，使学校健康教育回归生命健康的自然本位。
2.传统养生术是学生进行自我锻炼的宝贵资源
“中央7号文件”对学校健康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即通过健康教育使学生树立“终生体育”的观念；并使之掌握能保障其“终生体育”目标的健身知识、锻炼方法和手段。要实现“终生体育”的目标，使学生拥有自我锻炼能力则是问题根本所在，学校教育阶段必须要解决好学生走出校门之后的自我锻炼和生命健康需求。因此，这种自我锻炼能力应具备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判断力、对健康问题的辩证处理能力，还应具备锻炼手段的科学性、有效性，锻炼方法的生活化和简单化等特点。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自我锻炼能力，才能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状态。传统养生术内外兼修，身心并育，练养并举，练习方法简单易学，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能通过协调和激发人体的生理潜能，推迟或延缓人的衰老过程，实现延年益寿。将传统体育养生引入到学校健康教育中，其拥有的独特文化特质必将极大促进学生自我锻炼能力的形成。#p#分页标题#e#
对高校养生健康教育平台构筑的思考
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平台构筑的思考，是在普通意义学校范围内进行的，不包括体育专业学校和特殊类别学校。
1.深刻理解“健康第一”理念，丰富和完善高校体育健康学科体系
“健康第一”是指导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核心理念。“健康”是指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目标，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自我锻炼能力，以期实现人体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中，获得平稳、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健康第一”既是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要实现以传统竞技体育为核心的学校体育，向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的学校健康教育的转化，就要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完备学科体系，全面系统的考虑学科建设的相关要素配置问题，将现代体育与传统养生保健有机的结合，并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横向联系，提高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面向全体学生实施健康教育时，传统竞技体育应作为学生提高身体素质的健身手段来出现，而不应成为教育目的。学校健康教育应以前瞻和发展的眼光，向广大学生群体提供系统科学的健身理论和知识，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简单易用的健身方法，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以此要求来规划和开发出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健康理论体系、课程编制与开发体系、教学指导体系、师资建设体系、项目保障体系、效果评价体系等。根据学生的身体、年龄和心理特点以及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合理的将现代体育知识、身体锻炼方法、养生保健理论和手段等，编制到各阶段的体育必修课、选修课、保健课及其他健康教育实践中，使学生在走入社会后，能够及时的对自我需求和健康状况进行准确判断，并有能力实施有效的自我锻炼。
2.教材建设应务实、创新
目标明确，功能健全，结构合理，内容丰富而具吸引力的一本教材，是保证学校健康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教材应体现其教育性和导向性，即以促进健康为主线，以自我锻炼能力养成为基本目标。满足体育理论知识、技能技巧、锻炼方法、养生保健、体育文化等全方位的教育功能。在教材结构规划和内容选择上，要贴近全体学生，对现代竞技体育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取舍，结合青少年学生特点，总结开发出行之有效的身体锻炼方法和手段，尤其注重集体项目的开发，使之更具娱乐性和趣味性，同时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养生保健内容是健康教材的重要组成，对学生自我锻炼能力的形成极具教育价值，但对于传统养生保健术的引入，要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剔除迷信陈腐的观念和伪科学的方法，通过现代科学从新发掘、整理、提炼、创新出简单易用的健身原理和练习方法，使其更具生活化和时代特点。总之，实用教材的编制要展现其两个特性，即自我锻炼能力形成的显性教育和人格健全、文化传承的隐性教育。
3.师资队伍建设应着眼于知识的更新与职业能力的提升
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的转变，必然带来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全方位的变革，对于体育教师而言，既是历史机遇又是自我挑战。在原有体育师资教育体系下，“运动技能”取向的体育教师专业性定位制约了体育教师实践智慧的释放与发展，人们评价一位体育教师是否“专业”,主要就是看其自身是否具有或曾经具有相对较高的运动技术技能水平。对体育课程及其他体育教育实践的针对性设计与开发，缺乏职业能力。随着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的转变，拥有如此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的体育教师显然是不称职的。要改变目标要求与教师职业能力的不对称性，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职后教育来不断更新教师知识结构，补充和完善科学健身的专业知识与健身方法，尤其是将传统养生保健原理和手段进行科学加工，形成较完备的科学健身知识结构。同时，还要加强现代体育教育理论、观念和技术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多学科横向研究能力的培养，对提升教师自我学习能力和职业能力极为重要。教师的职后教育应该是“终身教育”而不应是“阶段教育”，只有这样，体育教师才能在学校健康教育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9
Abstract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talent， mental healt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tudy and lif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a's talent tea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ay attention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humanistic care，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s to build the well-off society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Keywords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 theoretical research
1概述
1.1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概念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为帮助高校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结合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综合教育学、心理学和其它相关学科，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和心理机能。①这充分展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方法和目标，是一种科学化的提法。
1.2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简介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预期目标，是一种实用性和操作性极强的模式。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架起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标志着心理健康教育从经验化转向专业化，从无序化转向有序化。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结合多年的实践和国外的研究经验，将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归纳总结出心理学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爱心模式和医学模式等几大类，这些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所以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理论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目标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培养高校学生健全的人格，帮助大学生消除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的因素，增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分为心理健康、心理亚健康和心理疾病三个层次，②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分为发展性目标、预防性目标和矫治性目标，发展性目标针对所有学生开发心理潜能，使学生获得最优化的发展。预防性目标是针对心理亚健康的学生制定的，这部分学生虽然没有心理病态，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心理困扰，严重影响学习和日常生活，所以要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完善认知，预防心理疾病。矫治性目标针对群体为出现心理疾病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帮助，克服心理障碍。
2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推广价值
第一，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很难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发达地区的教学和管理都比较先进，具有齐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是实施高校心理健康模式的前提条件，但是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没有这些先进的教学和管理作保障，导致这种模式很难推广。第二，我国的各个高校之间的教学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构建属于自己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致使这种模式缺乏推广价值，所以目前这种缺乏推广空间和推广价值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
2.2 理论研究薄弱
首先，从国内到国外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③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操作程序，各个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有不同的解释，不知道如何应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次，缺乏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缺乏操作性，往往只是对理论进行架构，泛泛而谈，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2.3 整合概念模糊
我国已经开始进行整合，但仅仅只是整合部分要素，还没有实现整体整合。整合既是对各种教育模式的整合，又是对各个模式的实施路径进行整合。目前我国对心理健康教育整合还没有清晰的概念，缺乏明确的整合标准和整合途径，整合的要素也互不相同。
2.4 本土化研究浅显
我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教育模式、经验、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经验理论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例如，西方的学生一般具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崇尚自由，所以西方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一般不对来访者进行心理指导，不对他们的心理思想进行任何评判。④但中国的学生则不同于西方学生，中国的学生从小就崇尚权威，非常依赖心理咨询师的指导性意见，如果中国的心理咨询师也尊重来访者的个性和自由，他们的专业能力将受到质疑。当心理出现问题时，西方学生会倾向于求助心理医生，但中国的学生会去求助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绝对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我国一定要结合自身国情特点进行理论研究，研究出一套属于我们本土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3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
3.1 加强理论基础研究
面对当前我国薄弱的理论基础，必须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在实践过程中，使高校师生和办公室管理人员都积极参与到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中，吸收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其他学科，通过各方的共同配合，加强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
3.2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由于资金、建校历史和国家扶持力度等不同，我国各个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够发现这些差异的具体内容，才能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但是仅仅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查学生的家庭和教育等其它背景，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调查研究，增强这种模式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全面可靠的依据。
3.3 深入整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充分利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整合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使学生在具有专业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这是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目前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相对比较分散，⑤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缺乏普遍性，这不利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整合，明确整合概念和整合目标，制定出一套规范、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这是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的发展大形势。
3.4 重视理论本土化研究
我国是文明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一定能够研究出最适合我们自身国情发展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对于西方的经验，我们只能有选择性地加以借b，必须以我国自身的本土教育为主，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大力进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本土化探索，研究出我们自己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理论。
4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注意问题
4.1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者政教育
促进高校学生成长，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的，但是高校学生的思想意识、心理障碍和道德品质往往容易混合，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⑥无论是在工作形式、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学生的发展和矫正，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潜能，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思想道德教育则侧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进行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生信仰和道德品质。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是可以互相融合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具有针对性。⑦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4.2 调适性教育与发展性教育
前文介绍过调适性心理健康教育针对的群体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而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主体是所有学生。我国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发展性教育为主，调适性教育为次，⑧强调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采取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帮助学生健全人格，提高心理素质。
4.3 课堂教育与生活教育
为了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使学生系统且完整地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会进行课堂教育，但高校学生的心理活动与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课堂化，也要生活化，让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增强教学效果。
5 总结
总而言之，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在仔细分析当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深入整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理论本土化研究，注重对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障碍、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国家储备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注释
① 周易.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和策略[J].青春岁月，2013（14）：240-241.
② 黄建春.积极心理学理念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J].湖南社会科学，2014（4）：247-250.
③ 梁日宁，郑文清，杨泽楷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以学生管理的视角[J].时代教育，2015（7）：45-45，47.
④ 邵昌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28（10）：53-55.
⑤ 刘珊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3（6）：205-206.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0
健康类电视节目能够迅速发展，一方面基于电视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服务与教化功能，通过可视化平台打包包装，在较短时间、较大范围内把健康类信息传递给受众，且能培养需求型固定受众群体；另一方面，当下就医难等突出社会热点问题也让广大受众望“医”却步，健康类节目刚好满足了部分受众早学习、早防御，尽量不上医院花钱的心理，且实用性强、可信度高。
近几年，新疆电视台通过自制、转播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健康类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疆地区健康类电视节目的缺口，满足了部分受众日益增长的健康诉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03年新疆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开播，自此新疆地区有了专业性的播报体育赛事和传递健康信息的频道，这也标志着该地区电视健康传媒的专业化程度有了相应的提高。本文对新疆电视台健康类节目进行梳理研究，并对新疆电视台自制节目《健康E生》和转播节目《健康至尚》进行取样分析，论证传播技巧在健康节目中的实际有效性。
一、新疆电视台健康类节目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概述
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新疆电视台的健康类节目大部分为转播，2005年新疆电视台健康类节目《健康E生》开播，该节目是到目前为止，新疆电视台唯一一档自制的汉语健康类节目，节目从新疆本土饮食习惯入手，内容多贴近本土受众生活，因而深受本土观众喜爱，节目于2013年11月停播，其官方微博也于2013年11月2日停止更新。以下是新疆电视台近几年各频道的健康类节目汇总情况（包括已停播节目）。
由表1可知，新疆电视台健康类节目的日播出频率和播出时长较少，并且播出时问不合理、变动性大。由表2可知，新疆电视台所播出的健康类节目大部分是通过转播方式播出，转播率高达90%以上。由此得出，新疆电视台健康节目的具体播出情况为供给小于需求。而就目前所转播的节目内容而言，同质化比率较高。
（二）节目形态分析
电视健康节目主要包括三种节目形态：板块型节目、主题型节目、综合型节目。综合型节目形态目前在国内健康节目中不多见，新疆电视台也并未涉及此类节目形态的制作或转播相关类型节目，笔者不做分析。板块型节目，顾名思义，就是在一期健康节目中，会设置几个主题，这些主题在内容上可有关联，也可无关联，在形式上类似于电视杂志，这种类型的健康节目新疆电视台有所涉猎，如《健康E生》节目播放完后紧接着是《健康厨房》小板块，前者内容多涉及健康养生，后者多涉及饮食健康，两者在话题上无太大关联，但两者前后呼应，使整档节目内容更加饱满。主题型节目形态是指在整个节目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无论采用何种表现形式，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形成类似于电视专题的节目形态。由表2可知，新疆电视台的健康节目多以主题型节目为主。
主题型节目具体表现形式为，节目组邀请医学专家，就每期固定的健康主题进行纵向剖析，主持人在现场穿针引线，请专家对现场观众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答疑解惑。如“秋季养生”，《健康至尚》、《健康生活》等多个节目均有相关话题，所采用的就是主题型节目形态，节目组请养生专家围绕秋季如何防范感冒、健康饮食等关乎受众日常生活的事项进行答疑解惑。这种节目形态能够扩大节目的深度和广度，在宽裕的时间内，有针对性的帮助受众解读相关问题，并且节约成本，专家集中回答受众常见症状，以便受众趁早预防，实用性强，接地气，因此被广泛采用。
二、新疆电视台健康类节目的特点
（一）地缘性特征
新疆地处西部边陲，气候变化多样，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丰富的饮食文化和多样的生活习俗，这些先天条件为新疆电视台的健康类节目提供了大量优势资源。笔者认为新疆电视台健康节目的亮点在于能够把新疆地区的饮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等方面进行横向结合，涉猎广泛，从接近性、地缘性角度来看，大大加深了新疆地区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在传播健康生活信息的同时，也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一举两得。在《健康E生》节目中，笔者从2013年6月一7月间所抽取的30期节目样本中，分析得出该节目围绕新疆本土饮食文化的话题高达20%，所涉及内容如表3所示。
而在该节目所涉及的其他一些话题中，主持人也会就一些新疆受众所关心的话题对专家进行提问，节目地域特色鲜明，贴近受众实际生活。如《夏季肠胃炎症一扫光》一期，节目组请来专家，对新疆群众夏季爱吃水果而忽视肠胃保护的普遍现象进行讲解，告诫受众夏季吃水果要注意如何“防寒”，从而保护肠胃，对受众健康生活起到了一定的提醒和防范作用。
（二）广告播放频率高
节目中穿插的广告多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在整个营销过程中，产品推销是主要目的。新疆卫视转播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如《健康生活》日均播放次数为6次，集中于上午时段，节目以推销养生类产品为主，在有限的时段内，表明商品的特色和属性，并且有面容、身材姣好的主持人或明星嘉宾介绍自己使用某产品以后的感受，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刺激、引诱受众，从而产生“鼠碑效应”，以此打开产品口碑，加快传播力度，从而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三）实用性特征
健康类电视节目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节目实现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因此，健康类电视节目的实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每期节目所传递给受众的健康知识和技能所具备的应用性较强，如专家现场讲解健康知识或亲身示范，受众很快就能掌握，并能切实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节目内容有“干货”，就能进一步激发受众的学习热情。在《健康E生》节目中，主持人邀请专家针对新疆馕的健康吃法进行了讲解，使受众对新疆地区的特色馕的健康吃法有了全新的认知。
三、新疆电视台健康类节目的传播技巧
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在电视节目中，传播技巧的恰当运用，能够扩大节目张力，使节目内容更吸引观众，从而达到一定的传播目的。
（一）诉诸恐惧
诉诸恐惧是健康类节目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传播技巧，这类节目通过运用诉诸恐惧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引诱受众消费行为的发生，也在某种程度上传播了一些健康知识，使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在恐惧心理的诱因下，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在新疆电视台转播的《健康生活》节目中，恐惧诉求技巧的使用率高达85%，并在时长20分钟左右的节目中，多次出现高频词，如“易导致”、“伤害”等字眼。
（二）视觉说服
视觉说服，也就是将视觉要素作为一种主要的说服手段，被看做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说服技巧。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过，“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因此，笔者认为，在健康类电视节目中，视觉说服技巧的使用真实自然，易获受众信任，通常配以相应的科学视频讲解，专家的亲身示范来刺激受众感官，从而达到传播目的，是一种快速、有效的传播技巧。
《健康至尚》是新疆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转播CSPN的一档节目，该节目从运动养生出发，结合饮食、中医理疗辅助手段，倡导科学运动养生方法，深受健康养生爱好者的喜爱。笔者通过分层抽样方法，对2012年7月6日--2013年10月24日问的节目内容进行抽样分析得出，该节目视觉说服技巧的使用率高达90%以上，几乎每期节目会配以视频讲解，且有相关道具辅助讲解。例如在“女人要美丽”的系列专题中，专家通过使用道具，教授女性预防乳腺增生的巧妙方法，简单易学。并且，在《健康至尚》中共有7个固定的专题，以系列播出形式为主，每隔4-5期为一个系列，题材涉猎广泛，包括女性健康、心血管疾病预防、健康大步走等，每个板块具体所占比重如表4。
（三）诉诸感性
诉诸感性即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者使用感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
对于地缘性的健康节目而言，所针对的受众群体特征显著，使用需求也比较好把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感性即用“动之以情”的传播策略，会更好的把握受众的心理，在提高受众信息理解度的同时，也能和受众达成共鸣，从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例如2005年《健康E生》节目精心制作了观众参与类节目《健康新疆姑娘》，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这样的传播方式能够提高受众参与热情，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受众传递健康信息，并且能够增加受众记忆力，有效激励受众寻求更多的相关信息。音乐是调节现场气氛的重要手段，或轻快或舒缓，完全取决于现场需要。音乐作为感性传播的辅助手段，能够潜移默化影响受众接受信息的质量，在《健康至尚》节目中，每期音乐使用次数均在5次以上，并且如表4所示，由于每期专题不同，所播放的音乐也有所不同。如“女人爱美丽”专题中，由于受众群体多为都市年轻白领女性，音乐偏向于轻快动感；在“健康大步走”中涉及各个年龄段，节目就会较舒缓明朗，让人心情愉悦；在其他专题中，主题、嘉宾不同，音乐也会有所不同。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1
一、中专生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中专生在校学习的时期正处在15岁至19岁的青春期，而这个阶段止是他们身心急剧发展、情感丰富强烈、情绪波动大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最容易出心理问题的时期。有些人由于兴趣、情感、意志、习惯等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学习成绩欠佳；因中考失意而产生自卑；家长过高的期望，使他们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败感和挫折感，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习心理方面：表现为学习适应不良；学习动机不正或学习目的不明；学习策略不当或学习困难；学习成绩太差，厌学情绪严重；转而是焦躁、困惑，情绪压抑严重。
2.人际交往方面：表现为人际适应困难；集体观念较淡薄；缺乏尊重、真诚、团结、互助精神。为摆脱这种令人失望的状态，许多学生与社会无业青年靠近，或者校园内部拉帮结派或者集体性早恋，以不正常方式来肯定自己。
3.性格方面：缺乏坚强的意志品质；性格态度特征表现为坚持性、自觉性较差，自制力不足。有1/4左右的学生或多或少违反校纪校规。
4.自我认知方面：缺乏积极健康的自我观念，表现为较强的自卑感，自立、自信、自尊、自强不足，自我评价机制不完善。转而以破坏课堂、哗众取宠等形式来寻找自我。
那么，如何化解中专生的心理问题，使之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摆在广大中专教师面前非常迫切的问题，也是我们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充分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语文学科性质的前提下，我们把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与语文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的同时有意识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和良好的品格大有裨益，从而促使学生全面、主动、和谐、健康的发展。
二、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中专语文教学中
(一)深入研究语文教材，找准切入点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学生和教材是课堂教学三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语文教学中，要以语文教材为载体，立足教材，构建教学的平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现行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心理教育材料，或显性的，或隐性的，渗透着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智能训练和人格要求，教师在备课与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发掘这一资源，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例如，在教学鲁迅小说《药》时，结合鲁迅的经历及其对国民性的思考，联系当今种种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旧中国国民人格上的缺陷，从而为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提供历史的借鉴。再如，在教学《项链》时，为了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玛蒂尔德身上存在的人性的弱点与人格缺陷，我把切入点放在对这一人物的分析评价上，组织学生展开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交流中，有的学生对人物报以同情，有的则认为这完全是人物的虚荣心所至，有的还把问题深入到社会制度上去。在讨论中，学生认识到了什么才是健全的人格，并能结合自己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不仅掌握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而且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人格教育。
(二)努力探索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完善学生个体心理
在教学中，如果总是采用同一或相仿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就会受到压抑。即使某一种教学方法比较好，但如果在教学实践中使之程式化，这种教法也就停滞起来，缺乏活泼的生命力。
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采用多种方法，从学生的心理实际、学习课文的愿望和现有语文能力的情况出发，使每篇课文的阅读有新意，有新鲜感。教师不宜教给学生过多的现成结论，而应该引导学生对课文本身进行感悟，使学生对文章有新的理解和创造。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如我们很熟悉的文章《荷塘月色》，文章起笔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多年来，教师总是习以为常地把“不宁静”的原因归之于当时的时局动荡，且反复使学生熟悉这一点。这就使学生失去创新理解原文的机会，从而把学生的创造力扼杀在“熟悉化”的摇篮中。其实，教师完全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有关朱自清当时生活状况的资料，让学生自己对文章进行陌生化探索。这样学生就会发现：当时朱自清父子因家庭事务而关系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朱自清屡屡写信回家；然而父亲一直没回信，所以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这样学生可以探索出：家事和国事是使朱自清心里不宁静的双重原因；朱自清虽然是散文家和教授，但他也有烦恼的时候，写文章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是解决自身忧愁的方法之一。
(三)紧紧围绕教学环节，在教学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1.创设宽松的教学氛围，优化学习的心理环境
营造友善的教学氛围，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把微笑带入课堂，把快乐带给学生，树立“以情感人，以情服人，以情育人”的教学观念，用情趣去感染学生，用挚爱唤醒学生人格深处的迷惘。给学生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创设一定的教学情景，才能使学生真正的进入角色，大胆的发言自由的讨论，想己之所想，说己之想说，从而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引起共鸣，达到提高人格水平的目的，为最终协调学生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构建了健康的心境。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自己的眼睛与学生交流，让学生感受到老师一直都在关注他(她)。在师生关系上，建立平等交流，共同研讨的民主氛围，让心灵体贴心灵，“让每一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保护学生心理健康，在教学中从细微处着眼，关心学生的健康发展，及时正确地对学生进行鼓励表扬，让学生获得成功的满足感。
2.在课堂内的活动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
立足课堂，心理健康的渗透教育才能落到实处。教材中安排了不少的语文社会实践活动和口语交际，由学生实际参与实践，在设计、制作、组织、表演、辩论等活动中，学生全身心的投入，有着丰富的体验，或品尝成功、分享喜悦；或经历挫折、体验失败，学生的心理状态是随着活动的过程和参与程度而呈发展变化的状态，在教学中，以“活动”为“教材”，敏锐地把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契机，用行动去感染学生、影响和暗示学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让学生在充分的活动中，愉快地感悟、体验。
3.以作文教学为切入点，疏导学生积郁的情感
社会变化的困惑，人际关系中的焦虑，个体成长的烦恼，或喜或忧，学生有倾诉的需要，如果因势利导，把学生常思常想，常讨论的热门话题，常关注的焦点纳入作文教学之轨，那就满足了他们倾诉的需要，解开他们的心结又帮助了他们作文。抓住学生平时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可以拟题作文。如谈谈对网络的看法，讨论一下姚明和火箭队赛事，前段时间陈冠西等港台明星出现的令人不齿的“艳照门”，可以拟题让他们评论一下这些事，这样可以让他们知道怎样去认识一个人，怎样坚持正确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抗震救灾中涌现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如果让学生去思考、去感受这些人和事，他们自己也领会到了拼搏、抗争、关爱、感恩等众多元素对他们自身人格的启迪，有些学生在作文中直舒胸意，对自己、他人和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成熟的认识，积郁的情感不仅得到了倾泻，世界观也得到了改造。其实对于中专生而言，即使全篇文章文句不是很通顺，但在某一处写出了作者的思想火花，都应大肆表扬。这样能使学生切实感受到成就感，这种感受非常符合学生健康成长的心理需要。
4.把日记作为学生的心灵小船，对学生适时进行心理辅导
心理不适很多时候是由于内心郁结造成的。写日记是宣泄感情的好办法之一。日记可让学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切的感受写下来，让感情得到宣泄。除了作文外，日记或周记沟通了学生和教师的心灵，让他们拥有一个和兄弟姐妹、朋友同伴、长辈智者于一体的倾诉对象，从而减却不少孤单和无帮助感；同时教师获得了学生信任，了解了信息，防范于未然。日记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掘其进步潜能，解决心理不适和心理困扰，引导他们通过日记来合理渲泄自己的情绪。在日记中，教师可通过笔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能锻炼学生的能力
组织学生适当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了解社会，并学习运用语文能力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手段。如像开展社会规范用字调查、人们日常频繁用语调查等活动，对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帮助。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还组织学生出黑板报，自编手抄报，书报美文摘抄，书法比赛，演讲比赛等语文活动，促使学生关注当今改革、开放、竞争的社会现实，让学生感受时代气息，了解当今社会最新的科技信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利于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培养，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达到一定的高度。
总之，在中专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语文教师必须有“角色”意识，要把整体育人视为语文教学的目的，把教学过程视为育人过程和心理辅导过程，有意识地对学生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做到“熊和鱼掌”“亦可兼得”，中专语文教学的作用和效果也会得到改观，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参考文献：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2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还要依靠班主任、辅导员的力量，班主任和辅导员一定要有责任心，把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与恋爱、择业与交友、生活与健康等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把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班主任和辅导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可以广泛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在与学生探讨“性”问题时要避免道德说教，“性”是非常隐秘的问题，在取得学生的充分信任之后也不能长时间地试探，学生主动向老师寻求帮助的时候才对其进行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指导。班主任和辅导员要多涉猎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善于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思想品德结构，结合大学生恋爱的实际状况，让大学生树立性别平等、互尊、互爱、理解、自律等意识，从而增强大学生在选择时承受挫折、经受诱惑、勇于应变、善于担当的能力。高校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配足配强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心理咨询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教育和性心理咨询辅导。当代大学生处于文化多样、价值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性心理的冲突和困扰，如性生理成熟带来的冲动、冲动带来的性道德困惑等，这都会给大学生带来心理压力，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要善于疏导学生的这些压力，帮助学生构建健康的性心理。首先，辅导学生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通过活动消耗精力，以合理释放性能量；其次，引导学生走进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通过专业的性健康辅导、性心理疏导和的指导，帮助学生走出性认识误区，缓解性心理压力，消除性心理障碍，克服偏差。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3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4年4月在我社区居住的120位婴儿家长，随机的把其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0人。其中男性婴儿家长为42人，女性婴儿家长为78人，其年龄为25～33岁，平均为（27.2±4.1）岁。所有婴儿中，男性婴儿为65人，女性婴儿为55人，其年龄为2个月～17.5个月，平均为（7.8±2.1）个月。两组家长与婴儿在性别以及年龄等方面进行比较都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具备可比性[2]。
1.2方法 对照组：对婴儿家长实施传统教育宣传，即在社区中粘贴相关的宣传画，且定期的制作板报，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向婴儿家长灌输疫苗防疫的重要性以及接种疫苗所需的注意事项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前提下，对婴儿家长实施新型教育宣传，①对社区中实施健康知识宣传者进行统一的、全面的与系统的培训，其培训内容主要为接种疫苗所需的注意事项、具体实施手段、调查问卷发放与儿童健康知识等；②健康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对婴儿生长发育情况、母乳喂养的必要性、接种疫苗的关键性、常见儿童疾病的预防、儿童营养均衡指导、接种疫苗前后所需的注意事项体积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的传染病等进行监测；③健康教育形式往往根据婴儿家长的职业、年龄与文化程度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例如，在社区中发放健康宣传手册与粘贴宣传画的信息传播方式，抑或者是一对一的对婴儿家长实施儿童保健指导的教育方式等[3]。
1.3统计学方法 本组实验所得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包（注：SPSS17.0）进行研究，其中计数资料以及计量资料，分别行x2、t进行检验。当P
2 结果
两组中的婴儿家长在经过健康教育宣传以后，观察组婴儿家长掌握健康知识的概率为91.5%，而对照组婴儿家长掌握健康知识的概率为56.5%，观察组要明显的比对照组高，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儿童处在婴儿期时，其有着较快的生长发育速度，随着婴儿活动能力的日趋增加以及各方面能力日趋增强，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与外界感染源相接触。所以，在此时期，合理有效的健康教育与卫生保健，对于儿童健康成长具备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家长掌握保健知识的程度，则直接影响着儿童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中主要在社区中应用新型健康教育手段，对于婴儿家长参加儿童保健工作所产生的效果进行了探讨与分析，获得了显著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两组中的婴儿家长在经过健康教育宣传以后，观察组婴儿家长掌握健康知识的概率为91.5%，而对照组婴儿家长掌握健康知识的概率为56.5%，观察组要明显的比对照组高，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在社区中，对婴儿家长实施健康教育宣传，既可以使婴儿家长更加充分的儿童健康知识进行了解与掌握，还可以使接种疫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袁浩实，兰毅芳，章淑兰，等.健康教育在儿童保健系统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健康教育，2009（1）：64-65.
[2]罗永哲，王玉梅，张文远，等.社区保健服务提高城市婴儿母乳喂养率的尝试[J].河北医药，2009，70（9）：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