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F104Y484.jpg
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F104Y485.jpg
F104Y486.jpg
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2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着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着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着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着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着作是 1984年由着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着是由夏夫（Sharf）所着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着《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着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着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着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着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着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着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着，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着。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着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着，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着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着《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3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4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当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5
国家:中国城市:北京
展馆名称:方泽坛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单位:2007学生营养健康用品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单位地址: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区藏珍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010-65285568，65270331传真:010-65270330-8809
邮件地址:jinshizun@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年一度的“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是贯彻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开展学生营养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呼吁全社会关注我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引导学生健康发展。为配合本年度“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的宣传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将联合举办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及全国中小学校长峰会；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有奖征文与专家讲座、现场咨询活动以及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一、活动概况
举办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营养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
副标题：“营养、健康，和谐同行”（待定）。
三、顾问委员会（拟）
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孙孚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王文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邹时炎国家教委原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闵振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殷大奎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彭玉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四、组织委员会（拟）
主任：杜玉侠
副主任：尚玉香、李蒙恩、王钊、葛可佑
秘书长：马冠生
副秘书长：宋玉芳、张伟、秦闻
办公室副主任：孙兆华
五、博览会介绍
本届博览会是目前国内举办规模最大的学生用品博览会，是企业了解全国学生用品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寻找专业合作伙伴，拓展市场的重要场所；是企业展示最新产品、塑造品牌、政府公关和商业贸易的绝佳机会；展会搭建开放互动的有型载体，整合行业资源，使“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成为品牌建设、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的无可替代的平台，打造出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有市场号召力的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名优品牌的展会。
六、活动形式：
展览：本届展览会展出面积8000平米，400个展位，涵盖了整个学生用品产业
论坛：学生健康用品推荐会、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讲座：“怎样预防儿童超重与肥胖”、“儿童饮食行为与健康”、“营养、健康，和谐同行”、“戒除网瘾，还孩子一个灿烂的明天！”
活动：组织学校学生、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孩子为代表的文艺表演活动（健美操、舞蹈、杂技、演奏等）
七、活动内容版权所有
（一）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2007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开幕式
时间：2007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二）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集中展示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
展示项目：
营养食品展区——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乳制品、豆制品、休闲食品、饮料饮品、纳米食品、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等各种定型包装食品、学生营养配餐食品等；
健康用品展区——学生环保用品、健康背（书）包、环保家装产品、环保家居用品、运动服装保健用品、医疗保健辅助用品、保健医疗器械、健身器械等；
教育用品展区——图书文具、文化用品、电脑（电子）系列、高科技健康产品；
投资洽谈区：企业投资者就全国营养与健康保健产品技术开发、咨询洽谈，学生营养餐工程技术转让及产业投资洽谈活动；
（三）举办2007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9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0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1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四）学生营养与健康专家咨询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9日、20日、21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邀请青少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义诊咨询活动
咨询项目：
身体健康类——肥胖、近视、脊椎侧弯、口腔疾病、身材矮小等青少年亚健康问题以及青少年慢性病预防专题咨询及义诊活动
心理健康类——青春期心理问题、考试综合症、人格障碍、学习障碍、网瘾、各种神经症等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咨询
（五）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征文活动（待定）
报名时间：2006年12月1日
截止时间：2007年3月31日
（六）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科普图片展览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七）“我”最喜欢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8-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展会现场设置四组投票箱,由参观观众投票选出：2007“我”最喜爱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结果揭晓后，获奖单位由组委会颁发奖牌
（八）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闭幕答谢酒会版权所有
时间：2007年5月22日（19：00—21：00）
地点：以请柬为准
八、观众邀请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6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中医发展到现阶段，与现代医学、科技、文化等相结合，内容更加丰富，理论更加科学，在生病前的预防保健，生病后的治疗，以及康复后的调理，这三个方面都将涉及饮食健康保健方面的内容。
二、饮食健康过程中对中医学的应用方向
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道家学派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其中养生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医事活动，和饮食健康联系最为密切。根据中医学的主要内容。在进行饮食健康的研究方向中进行应用，促进饮食健康更加科学的发展，增强人体的身体健康素质。
（一）合理的饮食习惯，养气补血，改善健康状况。合理的饮食习惯主要是指有规律的科学的饮食习惯，要有正常的作息何生活习惯相配合，比如一日三餐按时吃饭，早睡早起，适当的锻炼等。通过饮食习惯的合理的调和，达到动静结合的锻炼和修养，气血顺畅精神饱满，这正是中医学精气学说所要求的，从而是身体健康的整体状况达到最好的状态。
（二）饮食平衡，阴阳调和，增强身体抵抗力。根据阴阳调和的中医理论，饮食的过程中讲究饮食平衡，各种食物相互搭配，凉热相宜。在中国博大的饮食文化中，很多菜色在食材的搭配中讲究阴阳平衡，在饮食中也讲究凉热互补，是身体始终处在一个平衡的将抗状态，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三）预防、治疗疾病的食疗。食疗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利用食物的特性来调节机体功能，使其获得健康或愈疾防病的一种方法。食疗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古代皇帝贵族的膳食都有广泛的应用食疗，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在现阶段食疗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一种健康风尚，网络‘电视、报刊等都对食疗进行介绍’特别是在调节身体健康状态、减肥、护肤、护发等方面。
（四）根据不同体质进行不同的合理膳食。中医学将人体的体制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疲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体质，九种体质表现不同的症状和特征，中医学讲究根据不同的体质对人体进行调理。在饮食健康中根据中医学的体质学说，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习惯中，在事物的选择和搭配上进行知道，从而弥补由于体质上的健康问题。达到身体的最佳状态。
（五）利用藏象学说改善身体健康状况。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脏，古作藏，指居于体内的脏腑；象，指脏腑的功能活动和病理变化反映于体外的种种征象。根据藏象学说可以发现身体的健康问题出现在哪，进而有选择性的选择食物，进行调理，例如：豆制品补脑，粗粮健胃等。
三、在饮食健康中对中医学应用的误区
（一）健康的食品长期食用或过量食用。很多在中医学上提倡的食物，对身体有很好的调理和滋养的作用，于是人民在生活中过量食用或者长期食用，导致身体的将抗出现不平衡，从而出现健康问题。
（二）夏天多进食凉性食物，冬天多进食热性食物。天气对身体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凉性或者热性食物的选择主要是根据身体的凉热状况，而不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在进行身体的调理的时候，应该考虑身体的状态，从而进行调整，否则有可能造成身体不适。
（三）常吃反季的水果蔬菜。现阶段反季的果蔬在超市中都可以买到，人们普遍认为反季的水果可以补充现阶段缺少的营养，所以经常购买。这是一个误区，中医讲究的是自然而然，顺应自然，在不问的季节吃不问的果蔬，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反季果蔬的营养价值与当季的果蔬相比大打折扣。
（四）体质的单一的，调养只针对一种体质。很多人在了解自己的体质后，就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调节，而忽略了体质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一个人的体质可能是单一体质，也可能是集中体质的混合体质，因此在调理的时候造成调理不当。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7
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开展“厚植理论沃土行动”。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推动《学习规则》的贯彻落实。制定理论学习安排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中心组学习（每月一次）、集中培训（每月两次）、个人自学（每月不低于三次）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开放式、研讨式、参观式学习并写下心得体会。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以用促学“三促”长效机制。大力抓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学习强国”“舒兰资讯”平台的推广使用，将覆盖率和活跃度等情况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在4月25日前建立10个全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5个基层宣讲工作联系点。积极组织一线理论宣讲， 10月1日前各单位组织开展一次“理论创新和辉煌历程”主题宣讲活动，把理论宣传阐释与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展示紧密联系起来，并优选出5个优秀宣讲点、10个优秀基层宣讲员，以上所有活动要组织好签到簿、课件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二、扎实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歌咏汇演，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新时代”主题征文、演讲等宣传活动，激发卫生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教育引领新时代青年为舒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三、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文化、舆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述职述责等各项制度。强化自检自查、专题督查和反馈整改工作，推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和“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以省委、吉林市委巡视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为重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清单，推动相关问题有效整改。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严密的信息审批流程，全面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
四、参与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舆论
为发挥市电台、市电视台、“舒兰”“舒兰资讯”等主流媒体作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做好平台的推广使用，每月择优报送新闻1-2篇。市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加大“舒兰卫生”微信公众平台国家政策、健康资讯和各单位工作动态的宣传力度；各卫生健康单位全年至少上报12篇以上工作信息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抓好整体设计，利用好新媒体传播网络，加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形成立体、融合、多轮宣传攻势。单位稿件在国家、省、地区、本市媒体刊登的，年末考评中酌情考虑给予加分。
五、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老黑沟惨案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等历史遗迹，组织开展参观和教育活动，坚定爱国信念，激发报国情怀。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增进全民共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落实。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8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还要依靠班主任、辅导员的力量，班主任和辅导员一定要有责任心，把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与恋爱、择业与交友、生活与健康等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把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班主任和辅导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可以广泛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在与学生探讨“性”问题时要避免道德说教，“性”是非常隐秘的问题，在取得学生的充分信任之后也不能长时间地试探，学生主动向老师寻求帮助的时候才对其进行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指导。班主任和辅导员要多涉猎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善于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思想品德结构，结合大学生恋爱的实际状况，让大学生树立性别平等、互尊、互爱、理解、自律等意识，从而增强大学生在选择时承受挫折、经受诱惑、勇于应变、善于担当的能力。高校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配足配强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心理咨询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教育和性心理咨询辅导。当代大学生处于文化多样、价值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性心理的冲突和困扰，如性生理成熟带来的冲动、冲动带来的性道德困惑等，这都会给大学生带来心理压力，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要善于疏导学生的这些压力，帮助学生构建健康的性心理。首先，辅导学生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通过活动消耗精力，以合理释放性能量；其次，引导学生走进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通过专业的性健康辅导、性心理疏导和的指导，帮助学生走出性认识误区，缓解性心理压力，消除性心理障碍，克服偏差。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9
现代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中国高技能人才需求总量在逐年上升，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必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新活力，而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直接动力。高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有别于中等职业教育，也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从高职人才培养过程来看，目前主要有“产学研结合”模式、“订单式”模式、“就业导向”模式和“双证书制”模式等，它们相对于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进步的。这些新模式有助于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彰显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色与优势，并且带动高职院校的专业调整，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各种改革。然而，新模式片面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忽视学生的后续持续发展能力，在一定程度淡化了高职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
当今中国企业的生产方式以流水线批量生产为主，企业偏重于人才的操作技能，而这种被简化为培养掌握操作技能劳动者的高职教育，是远远无法适应2l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的。如果高职教育只为了填补一线操作技能人员的数量缺口，仅满足于充当缓冲社会就业压力的捷径，而不考虑学生就业的持续性和终身职业发展，不赋予丰富的育人内涵，不能让学生切实体验到实现自我潜能后的个人与社会价值，不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关心他们的成长，不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那么，中国高职教育将难以对抗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扭曲人才观，最终无法赢取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认同。高职院校并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班，作为学校，首先要培养的是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实用人才，而不是培养只会重复劳动的“工具人”。因此，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着培养“以德为先”的全面发展的高职大学生的教育理念，德育是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内容。
二、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不足之处
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用人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学者们对其研究不断地深入，对解决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行为品德问题、心理问题等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随着社会的多样化，经济转轨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宏观背景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高职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生源的质量、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重技能轻理论的学习习惯、社会的偏见、就业压力等，使得高职学生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可能会产生一些比普通本科大学生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如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自控能力差、日常教育管理难度大、学习压力大等。这些特点使他们的依赖性更强，吃苦精神更淡薄，逆反心理也更强。高职学生环境的复杂性、生源的多元性以及思想道德的差异性等，呼唤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准确把握高职生的思想特点，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从目前来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存在着不足，突出体现在：
第一，对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得多、范围广，对高职学生研究得少。学者们对普通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影响力、涵盖面较广，成果较多，但因高职的办学时间不长，许多院校是由中职转办高职的，因而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相对较薄弱。第二，许多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角度仅局限于某一方面、单一问题的研究，缺乏综合性的研究。第三，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存在着课程教育、日常教育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现象，各部门之间没有进行统一的管理和部署，没有总体的计划和安排，教学之间的交流与研讨甚少。第四，将学生工作处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社科部的课程改革实践与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等大德育资源全方位结合起来的研究几乎没有。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索新方向，补充新内容，采用新方法。
三、“三位一体”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三位一体”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就是从高职学生的思想和学习实际出发，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及学工处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改革，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形成完整、系统而又高效的“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促进高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把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学工处的日常管理等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绝不是简单的三者相加，而是一种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心育德，以德育心，心育、德育一体化的相互渗透、有机整合的教育过程，可以称之为“道德灌输一心理健康一日常管理”的教育模式，这既是我国高职院校德育改革的一种模式，又是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一个尝试。三者有机整合，才能真正把德育工作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化，提高育人水平和能力，更符合人的整体性、教育的整体性思想，更好地提升人的精神世界，更有效地形成和谐健全的人格，更有利于高职生的健康成长与成才。
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是使高职生成为“知识人”的同时，还要成为合乎需要的“社会人”“现代化的人”，让他们在心理上能正视、融入社会；在知识上能理解、分析社会；在行动上能作用、效力社会。而课堂教学则是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用科学的理论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它在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尊重的理念”“发展的理念”“成才的理念…服务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灌输式”“应考式”教学模式，立足于“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从学生出发，一切为了学生，使教学始终与高职学生成长成才和职业需要紧密联系。改革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学生深度参与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互动教学法、主题讲演法、辩论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实践活动体验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让课堂“活”起来、“动”起来，使教学变成学生参与的“听、看、读、议、写、讲、做”活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动腿，动手，动脑，动笔，动口，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做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三贴近”，使思想政治课从“意义世界”回到“生活世界”，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讲座等途径，有组织、有目的地针对人们的心理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提高自我意识水平和自助能力，促进思想和心理上的成熟，培养健全的人格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学习方法教育、环境适应教育、人际交往教育、健康情感教育、恋爱与性健康教育、优化人格教育等。只有构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基础上的高职院校德育，才是充分有效的高职院校德育。一方面有心理健康教育的高职院校德育，会使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更好的加强和改进，结合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德育工作，有助于促进高职院校道德内化，提高德育的实效；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德育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决定着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向，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德育过程是大学生品德的知、情、意、行的心理形成与发展过程。在对高职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要按照培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心理基础、授予广博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并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思想品格来进行，才能使合理的内化走向理性的外化。 转贴于
日常管理与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这是学工处的职责。学工处的日常工作，就是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以规范办学为原则，以加强教育管理为手段，以主题活动为载体，从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加强对学生的理想、道德、情操、文明行为、纪律、安全、法制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思想政治、科技制作、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之中，活跃校园文化生活，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因此，学工处的工作强调的是学生的日常管理和行为规范，为课堂教学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丰富了课堂教学。
(一)突出一个核心，坚持以人为本
整合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资源，突出了德育工作的中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认同高职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性，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进每位学生的个性与潜能在职业领域的充分发展，尊重和满足不同个体的教育需求和受教育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内涵来看，实现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全面、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以人为本的高职培养模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科学改革思路，实践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及学生工作处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对提高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积极向上和健康成长，构建和谐校园等有推广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四项原则
“三位一体”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在具体开展的工作中注重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与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既坚持探究课程教学改革创新，又狠抓学生的日常规范管理。二是课堂教学与课后教育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既坚持课堂中教学，又注重开展课后教育。三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既看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共性，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四是教学改革与实效性等紧密相结合的原则。从共同促进高职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创建和谐校园的高度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
(三)“三位一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的融会贯通与相互促进
第一，教育对象的一致性。虽然思想政治教学、心理健康教育和学工处的日常管理三者的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有相通之处。三者工作面向的对象都是学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均要通过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四个方面来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学生形成关于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健康和谐的完美人格。在主体性发展、整体性发展、现代素质发展、道德心理能力发展、人格发展等方面，三者在方向上是一致吻合的。培养高职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形成较为良好的行为方式与创新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的层面上看，三者都是以培养符合统治阶级需要、服务和忠诚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公民为最终目的，都力图使受教育者成为爱国守法，具有健康心理、健全人格的，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立、自律、自强的，积极进取、有益于社会的人。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全方位、多渠道育人，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共同的教育目标，才能使其真正具备社会所需的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0
Abstract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talent， mental healt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tudy and lif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a's talent tea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ay attention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humanistic care，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s to build the well-off society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Keywords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 theoretical research
1概述
1.1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概念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为帮助高校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结合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综合教育学、心理学和其它相关学科，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和心理机能。①这充分展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方法和目标，是一种科学化的提法。
1.2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简介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预期目标，是一种实用性和操作性极强的模式。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架起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标志着心理健康教育从经验化转向专业化，从无序化转向有序化。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结合多年的实践和国外的研究经验，将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归纳总结出心理学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爱心模式和医学模式等几大类，这些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所以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理论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目标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培养高校学生健全的人格，帮助大学生消除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的因素，增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分为心理健康、心理亚健康和心理疾病三个层次，②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分为发展性目标、预防性目标和矫治性目标，发展性目标针对所有学生开发心理潜能，使学生获得最优化的发展。预防性目标是针对心理亚健康的学生制定的，这部分学生虽然没有心理病态，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心理困扰，严重影响学习和日常生活，所以要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完善认知，预防心理疾病。矫治性目标针对群体为出现心理疾病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帮助，克服心理障碍。
2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推广价值
第一，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很难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发达地区的教学和管理都比较先进，具有齐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是实施高校心理健康模式的前提条件，但是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没有这些先进的教学和管理作保障，导致这种模式很难推广。第二，我国的各个高校之间的教学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构建属于自己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致使这种模式缺乏推广价值，所以目前这种缺乏推广空间和推广价值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
2.2 理论研究薄弱
首先，从国内到国外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③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操作程序，各个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有不同的解释，不知道如何应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次，缺乏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缺乏操作性，往往只是对理论进行架构，泛泛而谈，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2.3 整合概念模糊
我国已经开始进行整合，但仅仅只是整合部分要素，还没有实现整体整合。整合既是对各种教育模式的整合，又是对各个模式的实施路径进行整合。目前我国对心理健康教育整合还没有清晰的概念，缺乏明确的整合标准和整合途径，整合的要素也互不相同。
2.4 本土化研究浅显
我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教育模式、经验、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经验理论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例如，西方的学生一般具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崇尚自由，所以西方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一般不对来访者进行心理指导，不对他们的心理思想进行任何评判。④但中国的学生则不同于西方学生，中国的学生从小就崇尚权威，非常依赖心理咨询师的指导性意见，如果中国的心理咨询师也尊重来访者的个性和自由，他们的专业能力将受到质疑。当心理出现问题时，西方学生会倾向于求助心理医生，但中国的学生会去求助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绝对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我国一定要结合自身国情特点进行理论研究，研究出一套属于我们本土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3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
3.1 加强理论基础研究
面对当前我国薄弱的理论基础，必须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在实践过程中，使高校师生和办公室管理人员都积极参与到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中，吸收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其他学科，通过各方的共同配合，加强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
3.2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由于资金、建校历史和国家扶持力度等不同，我国各个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够发现这些差异的具体内容，才能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但是仅仅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查学生的家庭和教育等其它背景，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调查研究，增强这种模式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全面可靠的依据。
3.3 深入整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充分利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整合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使学生在具有专业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这是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目前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相对比较分散，⑤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缺乏普遍性，这不利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整合，明确整合概念和整合目标，制定出一套规范、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这是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的发展大形势。
3.4 重视理论本土化研究
我国是文明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一定能够研究出最适合我们自身国情发展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对于西方的经验，我们只能有选择性地加以借b，必须以我国自身的本土教育为主，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大力进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本土化探索，研究出我们自己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理论。
4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注意问题
4.1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者政教育
促进高校学生成长，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的，但是高校学生的思想意识、心理障碍和道德品质往往容易混合，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⑥无论是在工作形式、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学生的发展和矫正，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潜能，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思想道德教育则侧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进行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生信仰和道德品质。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是可以互相融合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具有针对性。⑦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4.2 调适性教育与发展性教育
前文介绍过调适性心理健康教育针对的群体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而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主体是所有学生。我国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发展性教育为主，调适性教育为次，⑧强调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采取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帮助学生健全人格，提高心理素质。
4.3 课堂教育与生活教育
为了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使学生系统且完整地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会进行课堂教育，但高校学生的心理活动与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课堂化，也要生活化，让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增强教学效果。
5 总结
总而言之，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在仔细分析当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深入整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理论本土化研究，注重对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障碍、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国家储备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注释
① 周易.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和策略[J].青春岁月，2013（14）：240-241.
② 黄建春.积极心理学理念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J].湖南社会科学，2014（4）：247-250.
③ 梁日宁，郑文清，杨泽楷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以学生管理的视角[J].时代教育，2015（7）：45-45，47.
④ 邵昌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28（10）：53-55.
⑤ 刘珊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3（6）：205-206.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1
Key words: strengthen;orientation;psychological health;consultant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3-0146-01
1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
1.1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提高我校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其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促进他们的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协调发展,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
1.2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学生个体,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等教育逐步实现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学习竞争、就业压力等日趋增大。近年来,高校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大学生群体的规模逐步变大,他们的素质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心理问题影响学业,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稳定的不良因素。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有效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正确认识和确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工作目标上的一致性、工作内容上的相关性和功能上的互动性等联系。即二者的根本目标都是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从本质上而言,二者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者是相互渗透的。所以某些思想问题可以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来解决,而有些心理问题也可以通过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逐步化解。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显著的不同点。第一,理论基础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为基础的,要求从意向活动、认知活动、综合的心理活动方面去把握人的精神状态。第二,工作内容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包括专业与职业选择,人际关系的调整,工作学习、婚姻家庭等方面出现的心理问题。包括青春期心理卫生;认知障碍;心理危机的调治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理想道德、民主法制与纪律、形势与政策教育等。第三,方式方法不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有心理测量、个别晤谈、团体辅导、心理暗示、角色转换、行为矫正等,具有保密性、教育者倾听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对于个体行为反映出来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符合导向的要公开肯定。价值导向是“显性”的,有社会本位的倾向性。其主要有说服教育、榜样示范、环境陶冶等方法,具有公开性、群众性的特点。
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3.1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校园氛围。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板报橱窗等方式广泛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积极开展心理沙龙、心理健康周(日)、心理健康讲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开展积极、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增进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增强大学生互信、互助、友爱意识,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3.2 开展多形势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由于现实环境的多变性,对象心理的复杂性,心理素质发展的艰巨性,以及对象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矛盾,决定了对象的心理问题不可能仅通过有限的课堂集中辅导来完成。还应根据对象的不同可以进行个别辅导或团体辅导,针对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不同可以开展个别咨询辅导,针对有共性的团体开展团体辅导。根据条件的不同开展面谈咨询、电话咨询、书信咨询、网上咨询等,多管齐下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能最大程度满足对象的要求。
3.3 系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利于保证心理素质培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课、选修课、活动课或专题讲座,通过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等方式,帮助教育对象掌握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增进心理健康的水平。同时心理健康教育还应当全面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在整个学校的教育过程中,不论是学科教学还是班主任(辅导员)的工作,不论是校内的教育活动还是校外的教育活动,都应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
3.4 充分利用专业教学、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渠道,全面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课教师要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并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辅导员、班主任要参加心理健康知识培训,要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注意发现和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积极主动地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各管理和服务部门都要关心和帮助大学生,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大学生正处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们在社会阅历、知识水平、生活环境和年龄阶段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使得他们的心理需求特点、现象有更多的共性,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决定了他们基本上能够稳定有序地决定自己的思想行为,并对其产生的效果和所达到的目标有一定预见能力。大学阶段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奠定人一生发展的基础,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要开始独立地面对真实的生活,自主地解决面临的人生难题。积极的接纳与奋进是美好人生的起点,而消极的对抗则有可能一事无成。因此,重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机制的建立在现代素质教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2
高职院校主要是以技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这种人才只有具备较强的技术水平与能力才能在工作时得心应手，更好地胜任工作，但不少学生在校阶段没有认真学习，进而产生心理担忧，长期以往，心理问题逐渐严重化。而体育教学不仅可以锻炼学生体魄，而且可以释放学生压力，因此利用体育教学正确引导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尤为重要。
一、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难以适应学习新环境。很多高职新生难以适应校园新环境，在高职院校中，无论是学习内容、学习方式还是课程安排、校园文化等都不同于中小学时代。当学生在此环境中碰到一些挫折时，往往会陷入迷茫之中，从而变得情绪紧张、心态不佳等；其次，社会影响。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不断出现各种新思潮，且相互碰撞，而高职学生的思想尚未成熟，易被社会上的一些负面思想所影响，加之家庭环境带来的影响，都会引发一些心理问题；最后，人际关系紧张。高职学生来自不同城市与地区，学生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兴趣爱好，所以在实际人际交往中难以会发生一些问题，加之高职学生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极其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这时他们往往感到孤单，产生恐慌、情绪低落等不健康心理，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二、高职体育教学中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策略
1.调节教学内容，增添体育项目
体育教材作为体育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所以在挑选教材时体育教师应格外仔细。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体素质与体育基础，教师应在充分了解与掌握不同学生爱好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因材施教，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则需要耐心指导，循序渐进。每个学生的心理问题都存在差异，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看待与处理，而体育运动则可以较好地释放学生压力，学生可以自身实际需求选取适宜自己的体育项目，可见适宜的体育运动较为重要。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运动，只有学生感兴趣，才能感受到乐趣，减少心理健康压力，对于那些羞于开口的学生而言，更需要多组织他们参与体育活动，从而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此外，高职体育教学的传统项目已经难以满足所有学生需求，所以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实际需求加以调整，从而更好地发挥体育教学的积极作用。
2.营造和谐校园体育文化
培养学生体育文化和谐的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职体育教学中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校园体育文化积累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品质与情绪都有着决定性影响，使学生在此氛围中体会到体育项目运动的激情，且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多种精神也会日益深化于学生内心，主要涉及勇敢、坚韧、顽强等精神。另外，高职体育教学涉及多个方面，不是仅局限于体育训练方面，还涉及体育文化培养，在实际教学中，体育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整体素质，也就是说学生素质会随着体育文化的培养而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学生都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与接受能力，所以教师需要将学生爱好特征视作出发点，合理选择体育文化，从而引导学生真正了解体育内涵，消除不健康心理，乐观生活。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强化心理健康知识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在于需要明确了解与掌握高职学生心理不健康的来源，大部分学生的压力都来自于学校、社会，未来的工作与生活等问题易导致学生产生消极情绪，进而造成心理不健康，所以，体育教师需要有效结合体育训练项目和学生日后工作岗位，并以此来设置体育课程，选择一些有利于学生日后工作发展的体育项目。可见，在高职体育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有目的性的提升学生运动技能较为重要，从而减少学生心理压力，提升学生对日后工作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职学生的思维尚未成熟，但他们的思想也与成人较为接近，因此在体育课上，教师可以适当为学生讲解部分心理健康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心理问题的表现，掌握调节心理问题的方式等，从而提升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4.创建良好师生关系，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高职体育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学习与接受知识，且需要严格服从教师的管理与吩咐，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无疑影响了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习惯，增加了学生创新意识与良好心态的培养难度。所以，体育教师需要摒弃传统教育理念，注重学生主体，将学生看成独立的人，他们同样具备思想与感情，需要得到尊重与关怀，在体育教学中，教师需要放下身份，平易近人，讲解方式灵活，激励、鼓舞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在批评学生破坏了课堂纪律时，同样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耐心指导学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样的体育课程充溢着人文关怀，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尊重他人、关怀他人、信任他人，从而使他们具备健康的心态，提升体育学习积极性，掌握与他人相处方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朝着积极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结论
总而言之，高职体育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引导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使学生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提升学生信心，树立正确、乐观的生活态度，并引导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调整不健康心理方式等。值的注意的是，心理健康的引导是一个潜移默化地过程，需要注意策略，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调节内容、创建良好师生关系等，从而更好地引导高职学生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3
本次论坛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波、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等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及全国各地约四百位养生健康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相关部门领导，论坛将以“健康——生命之本”为主题，本着“弘扬中华养生文化，致力造福人类健康”的宗旨，畅论“生命之道”，共述“养生之术，”展示养生产业发展成果，并以现场体验、交流新的养生方式，展现论坛丰富内容。这是一次传承弘扬中华养生文化，国内外养生专家与养生企业家之间进行学术交流、项目洽谈，产需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规格、多层次、广内容的盛会。
本届论坛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对论坛给予了赞许、肯定、鞭策和鼓励；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副主任王宇坤亲临大会宣布开幕；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孟俊修致开幕词；论坛大会主席秦琳做了讲话；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致欢迎词。许多省级老领导莅临祝贺，代表们热情很高，大会开得隆重热烈。
这次论坛由国内外专家、企业家共聚一堂，是一次养生学术成果的大交流，据有多位专家将对大家关心的“糖尿病的预防与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预防与治疗”“风湿病的治疗与预防”等进行有学术深度的专题探讨与讲解。还有菌养生、茶养生、水养生、药膳养生、环境养生、舞蹈养生、书画养生、道家佛家功夫养生等多方面内容的交流。这是一次养生学术的大提炼、大学习、大宣传、大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