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合作论文篇1

2中阿在文化经贸合作深化的重要性

中阿贸易合作的发展离不开非金融经济的合作，文化贸易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国与国之间发展经贸合作就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语言、礼仪及信仰等，阿拉伯民众主要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有效地沟通交流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华民族跟阿拉伯语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信仰，语言区别非常大，除了中国的汉语言难学之外，阿语也是其中之一。阿语即阿拉伯民族语言，有27个亚非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把阿语做为官方语言，主要通行于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使用人数超过2亿多，且分布广泛，有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而“标准”阿拉伯语则是以回教经典《古兰经》为准。所以在文化经贸合作中，有效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中阿经贸双边往来离不开历史悠久的文化贸易的宝贵资源与财富，随着中阿经贸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提升，中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活动必将密不可分，人员往来也必将频繁，文化交流也会日趋活跃，这也是经济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将对两个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最早可以从丝绸之路开始探究，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使两个地区的文明需要进一步融合有了充分的依据，发展中阿经贸合作也需要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基础和铺垫，因此，文化交融会为中阿经贸注入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3文化经贸合作深化的重要意义

3.1增进互信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

文化经贸往来是两国及两地区相互了解和学习交流的窗口，通过文化经贸往来充分利用国际政治秩序及国际传媒机构等传播载体，对中阿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及人文理念价值观等存在的差异，本着务实、有效、全面、客观的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推动文化交流，文化合作，并进一步深化中阿文化经贸方面的论坛主题和内容，把中阿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在世界的眼前。中阿经贸合作以来，文化经贸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中阿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商界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接触，政府层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和手段，建立了多层次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使得中阿在经济领域投资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增长。所以，文化经贸深化可以增进商界、政界多方面的互信，相互尊重、相互吸引、相互借鉴使得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

3.2增强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阿经贸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友好关系得到稳步发展，合作领域也不断加深，中高层交流频繁，但文化贸易在民间基础相对非常薄弱，市场发展潜力有待加强。因此，进一步深化中阿文化经贸的发展，就需要增加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合作，这是中阿文明发展和经贸关系深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方向。

3.3优化和完善中阿双边贸易结构和发展方式

中阿同属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开展双边贸易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大部分能源靠进口完成，中东阿拉伯地区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但在制造业、纺织业等主要轻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所以中阿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强。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廉价劳动力出口等方面，给阿拉伯地区国家造成低价低质量的不好印象，这样也影响了中阿贸易的发展深化。所以中阿商品贸易的商品结构需要调整优化，要从消费关系向投资关系发展，并实现贸易的多样化，因此文化经贸深化就是重要的选择，也是优化和完善中阿双边贸易深化发展的重要选择，这才是中阿经贸发展的百年大计。

经贸合作论文篇2

摘要 中韩自建交以来经贸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山东作为中国的贸易大省，与韩国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关系。但鲁韩贸易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等问题。因为人类的活动总是受资源稀缺性的制约，所以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在有限的利益分配中对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预期产生影响，他们也以其他经济主体的预期为基础选择自己的行为策略，这种相互选择策略的过程形成“博弈”。本文就是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鲁韩经贸合作、扬长避短这一问题，运用博弈的理论进行的深入分析研究。 关键词 博弈；经贸合作；鲁韩 1问题的提出 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资料统计，2005年山东省与韩国的贸易额达157.5048亿美元，其中对韩国出口为65.6054亿美元，进口为91.8993亿美元。截止2005年底，韩国对山东省的投资累计合同金额113.8566亿美元，实际投入33.8538亿美元。双方的经贸合作已从探索性阶段进入实质性阶段。尽管鲁韩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但仍存在隐忧和障碍。从外部因素分析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韩国贸易政策障碍 山东在对韩贸易政策上相对宽松，尤其是对于投资拉动的贸易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以承接日韩产业转移为主要日标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打造更加速了对韩贸易的增长。而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则侧重于出口，1962年韩国就推出了“输出立国”的经济开发战略，对进口贸易实行一定的限制。如在关税保护方而.韩国的政策措施表现为:对进口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实行弹性关税制度，经常根据需要加征调节税。二是利用“特别保护条款”设置障碍。韩国政府通过修改《关税法》，对大麦等多种农、副产品实行特别保护条款，最高保护税率达986%。三是开征“特别紧急关税”。规定在某种产品进口激增或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课征“特别紧急关税”。四是反倾销调查。除此之外，韩国还制定一些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尤其是技术壁垒手段。这都是韩国贸易政策所设障碍的表现。这种贸易政策的松紧不一、不协调同步势必造成贸易中的不平等和进出口额的不平衡。 （2）贸易不平衡潜伏着隐患 从近几年贸易统计数据看，山东的贸易逆差仍有继续扩大的迹象（见图一）。尤其随着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和承接韩国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这种投资拉动型的贸易将会进一步拉大进出口差距。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发展地区经济不必苛求贸易的完全平衡。但长时期的贸易逆差又得不到有效抑制将会加深山东对韩的贸易依赖性，使山东处于被动地位，容易受到对方牵制。此外，进口贸易中投资产品过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相同产品的成长和成熟。尤其是山东的塑料、纺织、化工产品。何况鲁韩贸易逆差还会加剧中韩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外汇收支失衡和中韩贸易关系脆弱，最终影响两国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 （3）贸易摩擦将会增多 韩国的加工制造业向山东转移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市场转移，使得过去山韩国直接出口美国和欧洲的产品现在转山山东加工出口。加大了山东对美欧市场的贸易顺差.这就容易引起这些贸易伙伴的警觉和适度保护。因此，针对山东的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案件也会逐渐增多。 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各方都有其经济动因，这就注定了此类贸易问题的不可避免。但如果都把个体利益放在区域利益之上，那么区域经济合作将很难取得太多实质结果。因此如何协调区域利益是贸易双方激烈博弈的领域，也是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2选择韩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依据 区域间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是区域合作的目标。然而，良好的合作目标并不能保证区域间的合作持续进行。正如在现实中看到的那样，有的合作只是流于形式。地区之间谈判商定的项目不少，但实际投入的项目却不多；有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不能长期地进行下去。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域合作是否找对了对象以及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体到山东的合作战略来说，为何确立韩国为合作对象，又如何保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战略的重点所在。山东与韩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比较优势。 2.1经济发展战略的结合点，提供了双方大力合作的机遇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经贸合作的动机是建立在成本的差异上的，合作的实现促成区域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通过分工则可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并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山东省经济基础较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市场广阔，但在其经济发展中却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等问题，而且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技术、资金、人才、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自然资源、劳动力及其市场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而，韩国与山东省都有着加强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的要求，双方开展经济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荣。这是两地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提。 2.2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地缘优势明显 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两国间最短的距离为99海里，发展经贸往来不仅可节省运输费用，而且可减少中转环节而产生“近距效应”。山东交通运输发达，物流运输畅通完善，已初步形成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为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并形成了方便快捷、运力充足的“交通走廊”，青岛至釜山的货运航线、威海至仁川的客运航线、烟台至釜山的客货航线、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线均已开通。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班甚至比通向国内任何城市的航班都多，这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2.3环境的相似性及文化的相融性 山东在自然地理、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背景方面都有与韩国的相通、相融性。山东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特别是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气候环境与韩国极其相似。山东与韩国在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上具有许多相近之处。山东省与韩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民间友好交往，经贸往来频繁，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有许多相同之处。文化传统的相通，使贸易双方更容易沟通。这是与日韩进行经贸合作的潜在优势。 2.4双方的外部环境有较大改善，为扩大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这对于韩国与山东省在新形势下发展经贸合作是重要的积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日益重视区域性的经贸合作，东北亚地区中的各种经济圈，如“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设想接连出台。而韩国和山东省同属于环黄海和环渤海经济圈，并在这两大经济圈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进一步带动韩国与山东省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2.5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为扩大鲁韩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往来越来越频繁。中韩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等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产业合作委员会”。目前，双方已在汽车、民用飞机、原子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上达成协议，双边经贸合作已进入了产业合作的新阶段。随着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山东省与韩国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为今后扩大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和方便条件。 3鲁韩博弈的理想状态与必然选择－合作与双赢 3.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在博弈模型中，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这是博弈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分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能，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而合作博弈则是建立在“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目前非合作博弈的成熟程度大大高于合作博弈，是博弈论的主流。但事实上，合作博弈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博弈理论。因为，虽然从长期来看，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但毕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活动行为；另外，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效率、公正、公平，合作博弈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或效益。当非合作博弈呈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就说明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2合作—鲁韩双方博弈的必然要求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博弈双方有可能结成合作的同盟关系，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参与方的收益之和为大于零的值。因此 ，通过合作博弈所能得到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战略联盟形成的基础。 假设山东和韩国都有两种策略得以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和消极的合作态度。如果韩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预期将损失m个单位，山东将得到n个单位的预期收益(这里m>0， n>0)。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为，韩国在山东投资后，山东没有积极地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韩国对预期收益没有信心于是想退出，但由于退出壁垒造成了较大损失。山东却因此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韩国那些固定资产而得益，但却只能是非重复博弈下的一次性得益，对鲁韩甚至是山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的贸易发展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各得预期收益为r个单位(r>0，为了简单起见，这里设合作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按其它比例分配也可)。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名存实亡。双方可能在名义上签订了许多合作项目，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付出努力使合作项目得到落实。从实际意义上讲，双方是不合作的，双方的收益都为零。如果韩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可能将一些污染严重或面临着被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山东，从而实现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山东却因接受了这些产业，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产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遭受损失。韩国的预期收益为p个单位，山东的预期损失为q个单位(这里p>0， q>0)。并且我们假设r<n或r<p(如果r≥n且r≥p，我们会容易得出该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可以用下表来表示，其中第一个数字表示韩国的预期收益，第二个数字表示山东的预期收益。 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 韩国 山东 积极的合作态度 消极的合作态度 积极的合作态度 r，r -m，n 消极的合作态度 p，-q 0，0 如果双方的合作只进行一次，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我们容易用重复剔除严格策略的方法来推得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收益都为0。但这个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博弈双方的积极合作是有可能建立并能持续进行的。假设在每次博弈结束之前，山东和韩国都有s的概率在下一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且每次博弈的结果都不变。在给定韩国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如果山东在博弈的某阶段选择了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将在随后的各阶段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的条件下，只要满足s大于一定的阈值，山东就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合作双方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合作得以持续进行。相似的，容易得出在给定山东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的条件下，只要s满足上述条件，韩国也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同样能持续进行。 因此，在以上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当s足够大时，合作的双方都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双方都以积极的合作态度参与合作，合作得以持续进行。这里我们定义u是山东和韩国都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门槛值。所以只有当双方在下一博弈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的概率s>u时，鲁韩合作才会持续下去。合作预期收益r的值越大，合作门槛值s就越低。换句话说，当合作的预期收益r足够大时，博弈双方都会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 3.3结论 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充分条件是合作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至少存在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 只有双方都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才会有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出现。因此，通过合作博弈所 能得到的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合作博弈的魅力之所在。足够大的预期收益是鲁韩贸易合作得以维持的条件。预期收益越大，鲁韩双方选择消极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是鲁韩经贸合作取得较大的预期收益的必备条件。但是，预期合作收益高的项目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才是合作得以持续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山东来说，合作的重要目标是接受韩国的产业转移、吸引韩国企业家到山东投资、引进韩国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来发展山东经济。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山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以促进鲁韩的经贸合作持续发展。 4参考文献 《山东统计年鉴》2005年. 专著：张秀生，卫鹏鹏.区域经济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0. 期刊文章：任建兰.山东半岛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1995年第1期. 专著：孙新，徐长文.中日韩经济合作促进东亚繁荣[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03. 专著：张照贵.经济博弈与应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 期刊文章：唐辉亮，施永. 中日经贸摩擦的博弈分析[J].对外贸易，2005年. 

经贸合作论文篇3

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有以下特点：

一是主题明确，紧扣两岸关系和经贸文化合作发展趋势。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的主题是：“共同推进ECFA实施 深化两岸产业合作”，重点研讨在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下，桂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定机遇，创新合作机制，务实推进双方合作。论坛设立3个主要议题：推动ECFA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两岸产业合作的路径与制度创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定机遇促进桂台产业合作。二是由于论坛主题和议题是台湾业界关注的重点，引发岛内企业界、学术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参与。由于再次当选，两岸关系继续朝着良性互动方向发展，推动ECFA落实成为两岸互动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台湾业界关注的重点。在只有1个月准备时间，又值台湾学校放假的情况下，仍然邀请到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台商投资经营协会理事长、海基会、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顾问陈明璋博士，淡江大学中国大陆所张五岳所长，中华经济研究院刘大年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发所杜震华教授等台湾著名学者参会演讲，台湾企业界人士20多人参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蓝天立出席论坛并致辞，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主持会议并致辞，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主持会议并做主题发言。广西社科分团全体专家学者以及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广西投资集团、广西旅游投资集团等单位的嘉宾参会，参会的桂台嘉宾共50多人。三是就利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ECFA进一步落实的机遇，广西有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与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共同促进资源整合，合作开拓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市场达成广泛共识。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和实施，为两岸产业合作奠定制度基础。特别是2011年1月1日ECFA贸易、服务贸易早期收获全面实施后，到现在已经开始第二阶段降税，超过早期收获产品总数94%的货物均已实现零关税，两岸货物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充分发挥了两岸产业优势，为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桂台两地资源互补，产业合作基础良好，在ECFA背景下，双方加强和深化产业合作正逢其时。广西邻近东盟，具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前沿的独特优势，北部湾经济区有条件成为ECFA特殊补充与关税减让、市场开放、产业合作的主要试验区，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等中心城市将在桂台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产业合作方面，桂台双方可以加大电子、石化、汽车、能源、钢铁、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轻工食品等制造业领域合作；继续深化农业合作；全面拓展金融、港口物流、文化、旅游、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合作，促进产业全面升级，共同开发国际品牌，开拓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市场。四是反响良好。广西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等新闻媒体对论坛进行了全程跟踪采访，香港文汇报、台湾和国内新闻媒体也对论坛进行采访报道。

二、与台湾学术界开展广泛交流

广西社科分团发挥自身特点，与台湾学术界开展了广泛交流，达成了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学术交流平台的共识。

经贸合作论文篇4

摘 要：近年来，苏州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迅猛。目前，东盟已成为苏州市第5大贸易伙伴、第5大出口市场和第4大进口来源地。2006年，苏州与东盟进出总额口达到194.87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在苏州与东盟经贸快速发展的良好形势下，双方要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在重点合作领域和重点合作行业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并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促进双边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 论文关键词：苏州；东盟；经贸合作；发展 由于苏州与东盟经济互补性强，双边贸易发展迅猛。2006年，苏州与东盟进出总额口达到194.87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其中出口74.01亿美元，同比增长36.5%，进口120.86，增幅为20.7%。2007年1-6月份，苏州与东盟进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01.44亿美元，同比增长14.4%。按照这种发展速度，2007年苏州与东盟进出口总额将突破200亿美元。在双边贸易发展迅速的形势下，要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促进双边经贸的持续、快速发展。 1 苏州市对外贸易在江苏省外贸中的地位分析 近几年来，苏州对外经贸发展迅速，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2006年苏州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742.64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946.85亿美元，进口795.79亿美元。表1为苏州市2001-2006年进出口统计及占江苏省外贸比重，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自2003年开始，苏州对外贸易步伐加快，增长速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07年苏州对外贸易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的关口。从贸易差额来看，除2003、2011年的进出口出现逆差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顺差，并且自2005年开始，对外贸易顺差有扩大的趋势，这表明苏州对外贸易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善。从苏州市对外贸易在江苏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来看，2011年占全省的外贸比重突破60%，并且继续在稳步提升。2006年，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分别占全省指标的61.4%、59%、64.4%，进出口总额的增幅继续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3位。可见，苏州市对外贸易在整个江苏省甚至全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全省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苏州市对东盟出口贸易的分析 目前，苏州市的外贸出口市场达到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超亿美元市场47个。但是苏州市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差别很大，在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欧盟、美国、香港、日本和东盟为五个主体市场。2006年，苏州对这五大主体市场的出口额达760.85亿美元，占全市对外贸易总额的80.4%，占据了苏州对外出口的主要份额。通过对这五大出口市场进行贸易额的统计（表2），我们可以发现，2005年以前，苏州最大的出口市场为美国，自2005年起，欧盟取代了美国，成为苏州最大的出口市场。从当前的出口发展速度来看，苏州市对这五大市场的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对欧盟、美国、和东盟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30%，其中对东盟的出口增速最快，达到了36.5%。2006年在苏州市主要的进出口国家和地区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分别排在了第八至第十位。因此可以看出，苏州对东盟的出口贸易将会继续攀升，双边贸易还会持续快速发展。这里，我们假定苏州向香港和东盟的出口增速维持在2006年的水平，那么可以假设经过n年后，苏州向香港和东盟的出口额达到同样数量，即：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苏州对东盟的出口额将在2009年超过对香港的出口额。依照同样的假定，可以推算出，苏州队东盟的出口额将分别与于2009、2084、2073年超过对日本、美国、欧盟的出口额。当然，由于对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速存在波动，推算出的数据也并不能真实地预测将来的贸易增长，但是，至少可以从推算中看出，苏州对东盟的出口与苏州对欧盟、美国等出口的差距还很大，同时也预示着苏州对东盟的经贸发展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如果能够处理好双边关系，苏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会更大广阔 。 3 深化苏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及相应措施 3.1 深化苏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可行性 苏州与东盟经济互补性强，这就为苏州与东盟开展经贸往来奠定了经济条件。2005年7月1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对原产于中国和东盟的产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使得苏州市与东盟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有了质的飞跃，为双边经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2007年1-4月份，苏州市对东盟累计进出口56.8亿美元，同比增长34.3%%，高于苏州市平均增幅9.5个百分点，增幅居主要贸易伙伴之首。目前，机电产品为苏州市对东盟贸易的第一大类进出口商品，光学，检验、医疗设备等的进出口数量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 另外，良好的双边及国际环境为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自1999年开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开始升温，贸易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到2006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并且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根据目前双方经贸发展的速度，预计2008年将实现中国与东盟计划在2010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另外，当今国际环境相对比较和平，可以说是各国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在这样有利的双边及国际环境下，苏州市与东盟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 根据目前苏州市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形势，苏州市将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比如在服务贸易领域，到2007年底，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这就意味着苏州市的对内、对外贸易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我们要做好全面开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新形势下，寻求和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机遇，丰富苏州市和东盟经贸合作的内涵，扩大双边经贸往来。 3.2 深化苏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措施 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强双边产业协调。要根据苏州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双边经贸往来的进一步发展，双方要科学地规划产业布局，实现化工和基础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配套制造业和服务业、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等各类产业的科学规划和合理转移。通过调整产业布局，使得产业内更加融合，产业间更加协调。同时，要发挥全面的产业整合优势，整合进出口各环节载体的功能。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物流、进出口贸易、金融服务等诸多功能于一体，提高进出口贸易的运作效率。 加快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随着2007年12月苏州所有服务部门对外资的全面开放，服务贸易对于苏州与东盟未来经贸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双方应在服务贸易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双方可以针对2007年底开放的商务、电信、旅游、运输等服务部门开展新的合作。双方政府要积极研究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措施，在投融资、进出口、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设立境外研发和营销机构、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营造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以此推动双边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中国与东盟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都为苏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苏州与东盟双方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完善双边经贸机制，推动双方经贸持续、快速发展。

经贸合作论文篇5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经贸合作论文篇6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1]郭晓合等.中国一东盟双边贾易、次区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经贸合作论文篇7

论文摘要：21世纪，中国与朝鲜在巩固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互利互惠合作关系，两国的经贸合作也进入了深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从中朝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新时期促进中朝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几点原因。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1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 从2000年起，随着朝鲜经济市场化因素的迅速导入和投资环境的逐渐好转，其对外贸易开始出现恢复性的增长，中朝经贸合作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1）2000年以后中朝贸易连创新高。 2000年两国贸易额只有4.9亿美元，2006年达到17亿美元，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25.6%。我国对朝鲜的出口由2000年的4.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2.3亿美元，年均增长22.4%；从朝鲜的进口也在持续的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0.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7亿美元，增长了11.8倍（如表1）。中朝两国贸易的迅速扩大同两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分不开的，经济的增长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资源，也为扩大进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贸易的大幅增长。 （2）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朝鲜出口的活动物及产品等原料性产品仍呈上升趋势，但制成品也在迅速增长，如机电音像设备及部件对朝鲜的出口从2000年的0.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1.8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从0.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0.6亿美元，2005年曾达到0.8亿美元，其中的钢铁及钢铁制品于2006年的出口额达到了0.49亿美元。这说明，近几年来朝鲜在经济建设中对制成品和钢铁等的需求在逐渐扩大，同时也说明我国这两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不断得到提高。今后随着朝鲜改革的深化，招商引资的增加，中朝两国企业的相互合作会进一步扩大，两国在商品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商品结构也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朝着更加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的方向协调发展（如表2）。 （3）进口增长迅速。 我国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矿物燃料、纺织原料及制品、钢铁及其制品、水产品和木及木制品。2006年这五大类产品约占从朝鲜进口总额的90%，其中矿产品、贱金属和纺织原料及制品三项为进口的最大商品，约占进口总额的75%以上（如表3）。2006年矿产品的进口量特别显著，达到了2000年的22倍之多。预计，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逐步扩大，我国从朝鲜的进口继续不断增加，两国贸易将向着均衡扩大的方向发展（如表1和表3）。 2中朝经贸合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1）两国高层领导人对于两国间的经贸合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近几年来，中朝友好关系的加强，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为进一步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扩大双方的经贸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相继访问朝鲜，每次访问，中朝经贸合作问题都是重要议题之一。2005年10月末，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朝鲜，重点之一就是加强两国经贸关系，探索合作的新领域和新模式。胡锦涛提出了四点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建议，其中有两点就是“拓展交流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和“推进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表明我国将继续本着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同朝鲜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投资合作，扩大双方贸易合作规模，提高合作水平，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朝鲜的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他表示朝方将按照互利原则，采取有利措施，推进两国合作。金正日自2000年5月起先后三次访华，其他高层领导人也相继访华，所关注的重点也都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中朝经贸合作关系。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共识，为中朝友谊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 （2）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近几年来，中朝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技术、环境合作的协议。仅在2005年就签署了三项协定，即在3月22日签署了《关 于投资奖励及保护的协定》和《关于环境协助的协定》，10月28日又在平壤签订了《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这些协议、协定的签订，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法律保证，使之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 （3）由以对朝援助为主走向互利合作为主。 以往的中朝经贸关系，基本上以我国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为主，而近几年来，双方的经贸关系已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对朝鲜的单方面支援，而是涉及多方面的合作。我国企业看到了朝鲜市场的潜力，开始积极开拓朝鲜市场，对朝贸易和投资项目已开始运用市场经济规则，注重互利双赢。如大安友谊玻璃厂、南京“熊猫集团”的计算机、有关钢铁企业探讨开发朝鲜茂山铁矿项目、扩大农业领域、渔业资源的合作等等，以及今年2月13日，我国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韩国PMC集团在沈阳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合作在朝鲜以CKD（全散件组装）的方式生产金杯海狮，投资领域在不断拓宽。我国对朝鲜投资增长很快，据韩统一部的统计，2003年我国对朝投资额为100万美元，2011年扩大到5000万美元，2005年翻一番，达到了1亿美元，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增加了100倍。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朝鲜的FDI的增长对促进中朝经贸合作的快速、深入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除此之外，朝鲜对华投资也已经开始，2011年3月，朝鲜在我国的首家软件企业已于沈阳建成营业。2006年6月，由朝鲜青春和樱公司与北京赛文达商贸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青岛万景台餐饮有限公司正式完成工商注册手续，这是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引来的首个朝鲜项目，此次朝鲜客商来开发区投资的项目，将经营纯正的朝鲜料理。 （4）出现新型的投资——贸易关系。 从国际形式上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成为拉动国际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跨国公司为依托的新格局。贸易与投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同样适用。国际实证经验表明，影响一国对外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个：一是国际收支状况；二是外汇储备情况；三是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已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基本条件。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方面有较大盈余，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基本保证。但由于我国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一般地只能选择一些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略低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朝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境外加工贸易及资源型对外投资作为重点是切实可行的投资方式。 在21世纪的中朝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中，最突出的是投资——贸易链条的增强。目前朝鲜矿产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资金短缺、设备和技术落后，急需引进外资，而我国近年来国内房地产热引发了钢铁、煤炭、水泥、木材以及各种非金属价格大幅度上涨，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国内企业纷纷把眼光放到朝鲜资源的开发上，据统计，2011年约有近百家中国企业以中朝边境地区为中介对朝投资，以资源开发型投资为主。自2002年以来，我国企业对朝鲜投资的行业领域分布广泛，在我国对朝鲜的投资额中，以矿山开采和渔业合作等资源开发领域为主，大部分资金被投资到了铁矿、铜矿、钼矿等矿山上。 现阶段，对朝投资的中国企业大部分采取补偿贸易形式，诸如中方提供采矿设备，朝方以矿石或煤炭等资源来偿还，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只是贸易形式之一。但这种合作方式比较适合朝鲜的现实情况，而且投资风险较低。随着中国企业对朝鲜投资合作的加强和相互信任的增加，合作方式会逐渐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合作。

经贸合作论文篇8

一、东北亚政治形势有利于本地区经贸合作 目前，与西欧国家相比，东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处于一种较低级状态。在亚洲范围内，与东南亚地区松散联盟的国家关系相比，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更落后一个层次。在欧洲，类似于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纠纷已不可能发生；日韩两国那种在海上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局面，在西欧更是不可想象。欧洲有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和平统一，而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与对峙的紧张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在这种反差强烈的东西方对比的背景下观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结果就可能使人感到有些失望。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扩散与深入发展，使东北亚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而区域外单打独斗式的双边结盟或合作，无助于自身政治、经济安全的建立。所以，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是区域内各国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同样，在东北亚地区，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准发达国家的崛起及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作为最大后发经济体的和平崛起及在国际事务中大国地位的日益凸显，也是当今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东北亚国家和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新势力的崛起使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再也不能以传统的心态看待邻国，也使区域外的发达国家不能再以高人一等的心态蔑视东北亚国家。新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加之新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催生了当今东北亚国际政治形势的新特点。 东北亚地区的信任缺失状况在全球具有代表性。当今世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东北亚地区都有突出的表现：朝鲜核问题久拖不决、六方会谈时断时续、朝鲜半岛南北的长期分裂与对峙、日本与中韩关系的长期恶化、朝鲜与美日关系的长期僵化问题等，都与国家间缺乏相互信任有关。可喜的是，现在有关各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仍然是谋求合作、促进互信的主要依据。过去东北亚国家在强调国家利益时，往往忽视国家间利益的重合点和价值的共享性——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新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和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及经济上的相互发展。同样，经贸合作也是如此。虽然在国家间关系处于正常状态时，政治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会遏止经济合作，但当国家间关系处于僵化状态时，国家在政治上的信任缺失就会导致经济合作陷入低谷。因此，无论是实现东北亚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还是推动经济互惠合作，相互之间的信任都是基础和前提。东北亚各国的合作虽然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但终究要向政治合作发展，而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目前，东北亚国家对建立信任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深刻，所以在近期才出现越来越多的可喜变化。 二、东北亚经贸合作的主要特点 近几年，有关“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讨论，已成为亚洲政治、经济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去年失败以来，协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则成为当前亚洲经济贸易合作的主流发展趋势。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4月10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仅在东亚地区，已签署或正在谈判、有意研究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有109个，而在整个亚太地区，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92个。亚洲各国似乎都在以焦急的心态努力寻找各自的贸易伙伴。尽管有舆论一再提示应留意和警惕这种自相矛盾的“自由贸易”协议的扩散，因为它可能导致混乱，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还会导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式。但这种趋势丝毫不见减弱。2007年4月，对亚洲经济融合心有不甘的美国也迫不及待地与韩国在最后期限内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欧盟与韩国有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谈判也随后于5月拉开帷幕。 自由贸易区建设之所以在亚洲如此走红，欧美之所以也不肯缺席这次“盛宴”，首先与亚洲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亚洲尚未形成一个政治经济合作的新格局。要在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寻找稳定而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其次，亚洲国家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以出口为主导。所以，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和相互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很多亚洲国家面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残酷竞争，都产生一种不稳定感。再次，亚洲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自身市场容量的扩展，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出现变化，如何确保相互间的经贸往来，直接牵扯到亚洲国家未来的发展。另外，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国家 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谈判进程。 在东北亚地区，这种趋势也同样表现的特别突出。虽然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尚未签署，但协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虽然“10+3”或“10+1”并不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最佳选择，但这种次优性选择也正成为通向最优组合的途径。当前，东北亚地区围绕FTA而展开的经济贸易合作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国内外有分析表明，在东北亚各种自由贸易方案(东盟方案、中国方案、目标方案)中，中国方案是韩、日受惠最大的方案，而韩、日等国家宁可选择次优的一小步——东盟方案，而不愿意选择最优的一大步——中国方案，很重要的一点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非出于整体经济利益的考虑。这样既可顾及本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压力，又可避免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体制；既可享受中国中心市场的好处，又可不承认中国市场的中心地位。但这种现象不会长久，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市场的中心地位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替代的。 (二)开放式考虑大于区域性考虑。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在自身次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尚未签署、自贸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却不断向外拓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范围，形成一种“先外后内”的发展走势。当然，整个东北亚合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合作进程表现为一种“多层次”、“多取向”、“多方式”的结构。但从根本上讲，这主要还与地缘政治考虑有关，也体现了东北亚区域合作脆弱性的一面。 (三)软约束大于硬约束——进程比制度更重要。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区域化合作中最具组织化、制度化的代表。但在东亚地区，已覆盖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模式所强调的却是“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组织性”。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10+3”机制不过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框架，而非建立在法理之上的正式制度安排。东北亚这种既充满活力又不以硬性规定约束参与者的做法，可称之为软地区主义。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更像是一种价值理念，而不是一种制度安排，表现为“强理念、弱制度”。实际上这也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脆弱性有关。 (四)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一个新事物，需要寻求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所以，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在实践中认识、在认识中发展的。当前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东盟作为推动者，对完全融人到东北亚心存疑虑，中国和日本作为大国也依然不敢当头。区域合作形式不仅限于一种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对话架构，它还有大到“亚太经合组织”、小到“10+1”、中间还有“10+6”的首脑对话形式。 尽管上述脆弱性有其副作用，但总体来讲，并不影响区域合作与整合的大趋势。虽然无法预测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何时、如何建立自由贸易区，但现在这种从东盟开始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进程的自由贸易安排的谈判和为此而达成的协定，最终都将为东亚区域经济的整合进程提供动力。 三、东北亚经贸合作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互补性不等于合作性。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新旧保护主义都将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出于一种政治、经济上的担忧。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止步不前的根源就在于此。 (二)要看清楚韩国、日本对外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本质。它们的目的是让中国在未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做出更多让步，最终的目标是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它们主要的贸易市场在中国。韩国已明确近期分三步走的自贸区建设战略——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虽然在韩美签署自贸协定后也迅速与泰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实质作用有限。目前，在韩日对外签署的协定中，例外条款较多，实际上自由度已大打折扣。我们对这种协定也不必急于求成。中国的市场中心地位决定了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三)我们应看护好、利用好自己的市场优势。对一个过于开放或完全开放的市场，别人还需要与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吗?日本已有学者提出：东北亚已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完全可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要。因此，没有必要再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而组建更大规模的市场。换言之，有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就够了，不需要日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四)就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而言，中朝、中俄关系仍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在图们江区域合作中，中朝路——港——区一体化项目或中俄路——港——关项目，任何一点的重大突破与发 展，都将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未来进一步促进对朝、对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从战略角度上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另外，在这两个项目的实施中，企业化的运作固然重要，但政府间的规划和保障更是不可或缺。特别是中国的对朝援助应有意识地与图们江合作开发项目结合起来，以使对外援助能更好地实现互利，维护国家的利益，促进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所亟需的国际区域合作。 (五)应认清政治与经济的双轨制发展态势。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里，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合作与经济贸易合作仍将是一种双轨制的发展局面，经济合作与经济整合仍将会走在政治合作的前面。因为在东北亚地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国林立和新势力纷纷崛起。因此，政治上的相互适应与磨合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经贸合作论文篇9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经贸合作论文篇10

独立学院;课程体系;双轨模式

1.独立学院国贸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思路

“双轨”模式是指课程设置思路分两个路径，一是基础理论课程，二是专业实践课程。通过课程改革，学生既可习得扎实理论知识，构建完整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系;亦可通过实践性课程体系将理论知识结合于实践，实现学以致用。

双轨制课程设置要体现基础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既“厚基础理论”也体现“专业实践性”。双轨制国贸课程设置应一轨为理论课程，另一轨则为实践性课程。理论课程又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公共基础课程开设跟大部分经济类专业一样，包括：西文经济学、世界经济概论，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会计学、财政学。专业基础课分别为贸易类、商业类和投资类，包括以下课程：国际贸易学、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专题、国际商务函电、国际商法、国际市场营销、国际投资、投资项目评估。专业实践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对应亦分为贸易、商业和投资三类，包括国际贸易实务、报关综合实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谈判、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期货市场、证券投资实务。贸易类设置国际贸易学、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专题理论课，对应设置国际贸易实务、报关综合实务两门实践性课程;商业类设置国际商务函电、国际商法及国际市场营销理论课，并对应设置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谈判、国际经济合作三门实践性课程;投资类设置国际投资、投资项目评估理论课，并对应设置国际期货市场、证券投资实务两门实践性课程。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课程可以同时进行，对应每部分理论内容要有相应的实践。鉴于目前师资与授课的特殊性，无法同时进行的，可以先理论再实践，理论课程结束之后应该马上教学实践课程，本人建议课程设置保持“厚基础”的特点，使基础课程能满足学生全面学习基础知识的要求。各基础学科教师要相互交流与学习，强调各门课程的教学重点，避免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性。同时也增加外贸课程的专业性课程的外延学习，如外贸函电，商务谈判，国际期货市场等，以满足“实践性”的要求。

2.基于教学实训基地的“双轨”制课程体系践行

目前众多高校课程设置注重理论知识的授与。对于实践性培养，如进出口流程、报关流程、项目投资与运作、大宗商品套期保值等专业操作，一般只是通过建立专业模拟实验室，购买相应的国际贸易模拟软件，参加国际贸易双语流程大赛等为学生提供的模拟实训环境。学生通过情景式的教学模式初步接触国贸专业操作流程，但实际外贸操作流程与模拟流程有非常大的差别，因而毕业生出去接触实际的操作时还得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头开始学习。因此，从目前的教学方法上看，独立学院要实现双轨制课程设置，贯彻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及工作能力，最好的渠道是促进高校与对口企业合作，例如通过与国贸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就业基地等以培养国贸专业应用型人才。

我院就业实习实训基地的开发与建设进展顺利，成效突出，国内贸易企业与金融机构特别愿意接纳独立学院国贸毕业生到期货、证券公司等单位实习与就业。我院与此类单位合作建立教学实训基地，通过观察、教育、指导学生实习实训过程，合作单位领导，导师对我院学生的实践性培养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3.双轨制课程设置实现学生就业“宽口径”

国贸课程设置的双轨性的“厚基础理论”，可实现毕业考公务员、考研升学、出国留学，进入科教文组织等工作打下坚厚基础。“专业实践性”则体现目前输送到各用人单位的毕业生经过短期的岗位培训能满足上岗需求。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核心，从促进学生就业的角度，制定出与目前社会对国贸专业技能、专业理论、专业文化修养相一致的课程体系，“厚基础理论”与“专业实践性”的结合，是独立学院培养国贸专业毕业生的宗旨，育成更多就业单位青睐的国贸专业毕业生，最终实现本专业毕业生“宽口径”的就业目标。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以进出口流程方面为例，根据国贸企业对毕业生的专业需求来进行课程设置。设置国际贸易实务与流程证相结合，提高进出口流程熟练度;报关实务理论课程与考证指导结合，提高报关员的过关率，解决国贸企业对报关员的需求缺口等问题。既满足国贸企业的各岗位人才报需求，又让毕业生增加对口就业岗位选择。通过类似设置国贸各种专业实务流程理论课程，以提高国贸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作为独立学院，鉴于目前用人单位对于本学院学生的认可度，本专业经济方面的相关课程设置应该放在“宽口径”就业面上，也就是说要结合目前的就业情况，适当增加一些经济类实践性课程，如证券操作入门知识、银行的经营管理、国际期货操作实务等专业性课程的教学与实践，重视证券从业资格证、保险从业资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过关培养等。以此满足各院校对于“宽口径”就业面的期望，拓宽学生择业面，提高学生就业率。

国贸专业应该根据提高学生就业的要求，双轨制结合设置国贸课程，可以为社会培养出既拥有丰富的经济知识的国贸人才，同时拥有专业的国贸知识的经济学人才，提高独立学院国贸专业学生的社会认可度。

4.总结

围绕国贸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的因素，建立完善统一的教学实施计划，拟定各学期详细的课程教学活动，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保障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质量的提高应当是校企教研合作，改进各种软硬件设备设施，共同指导理论课程与监管实践教学互动环节，采取教师自学自创自改、学生实践评教和合作企业教研成果互评的课程检验方式，用毕业生的就业面与就业率，升学、出国留学相关数据来评估课程设置的成效，并通过教学反馈对课程设置内容进行微调，以完善独立学院国贸课程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秦岚.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定位探讨.足迹与探索――十年办学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0）

[2]周华敏，张丽琼.独立学院国贸专业课程设置问题探讨.中外企业家[J].2013（03）

基金项目：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JGLX11）。

经贸合作论文篇11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经贸合作论文篇12

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是面向企业培养其所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权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准入门槛降低后，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大幅度增加。由于国际贸易特殊的贸易环境和运作惯例，外经贸业务工作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较强的专业性。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在员工招聘中倾向于录用动手能力强、能够直接进入业务状态的外贸人才。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他们的贸易程序都是相同的。

出口贸易的基本程序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出口交易前的准备、签订出口合同和履行出口合同。出口交易前的准备包括编制出口计划、组织货源、国外市场和客户调查、制定出口经营方案、建立客户关系、开展广告宣传、办理商标注册；签订出口合同包括邀请发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履行出口合同包括以收取货款为核心的货物、租船订舱、办理保险、出口报关、办理保险、缮制单据、出口收汇核销、出口退税；必要时，还有出口索赔。

进口贸易的基本程序通常也包括三个阶段：进口交易前的准备、签订进口合同和履行进口合同。进口交易前的准备包括编制进口计划、国外市场和客户调查、制定进口经营方案、建立客户关系、选择交易对象；签订进口合同包括邀请发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履行进口合同包括以交付货款为核心的租船订舱、派船接运、办理保险、买汇、审核单据、进口付汇核销、进口报关、检验货物；必要时，还有进口索赔。

从国际贸易的进出口程序可以看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业务环节非常多。因此，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具体来说，该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的技能和能力包括：①基本技能，如阅读技能、写作技能、现代办公设备操作技能、网上进行商务处理技能、商品检验技能、识别与填制外贸单证技能。②基本能力，如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应变能力。③专业能力，如贸易业务处理能力、外语运用能力。

2 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实习与毕业论文相互脱节

实习是学生在系统地完成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熟悉进出口业务程序的现场活动。毕业论文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学生运用所学习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去研究和探讨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是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撰写毕业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受到科学研究工作或设计工作的初步训练。但是，由于外贸业务量大，一项外贸业务涉及时间较长，从发盘到完成业务全过程可能经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专业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安排在不同的学期，它们之间相互脱节，学生很难在实习单位亲历一笔完整的外贸业务，这样就造成了实习的非系统性，毕业论文选题、开题与实习脱节，难免脱离实际，不利于学生的能力培养。

2.2 专业课案例教学不能相互衔接

经贸合作论文篇13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