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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篇1
下面是选自一次翻译作业《天辛》中所涉及到的一些自己翻译和老师给的参考翻译的简单分析，并适当与一定翻译标准相结合来进行阐述。S（我） T（老师给的参考）
1陈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变万象的尸骸；猜疑嫉妒既狂张起翅儿向人间乱飞.
S；What display before our eyes are changeable human remains.Since suspicion and jealousy have spread their swings flying into the human world.
T；What displays before our eyes are all deeds fickle，unscrupulous and vicious； that distrust and jealousy have infested the human world.
根据上下文可知：这句话里的“尸骸”指的并不是特定的事物，而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所以当我翻译成“human remains”而参考翻译为“all deeds fickle，unscrupulous and vicious”。而对于“猜疑嫉妒既狂张起翅儿向人间乱飞”一句的翻译
该句的参考译句和我翻译的意思差不多。但无论从情感表达还是词语选用上都没有那么的忠实和表达符合译入语规范习惯。上“infest”更贴切原文，更符合翻译的忠实性。另外我用了“fly”也不太合适，“fly”太过于口语化，此处应该更加考虑到读者的习惯。
2如今，我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怜悯和抚慰
S Now，I don’t beg anyone for pity.
T And I shall beseech nobody’s pity or consolation henceforth.
从此句翻译中可以看出译者对原文并没有那么忠实的翻译，通过于老师翻译参考的对比不难发现，对于原文中所提到的“怜悯和抚慰”，参考译文中所选用的“consolation”极为贴近原文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这里我的翻译就与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不想符合。也是对于严复在介绍西方学术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没有做到很好的应用的体现。
3过去的梦神，她常伸长玉臂要我到她的怀里.
S Morpheus often outstretches her arms to me，bringing me the past memories.
T From time to time，the Goddess of dreams has reached out her arms to me，bringing the past back to me.
从两个译本可以看出两者选用句式的不一致性。 翻译中一个需要随时关注的地方，是英汉句法结构的不同。总的说英语语法体现的是“形合”，形式规范、严谨，结构遵循主干—— 附加成分的框架，使用各种结构词表现出严密的逻辑； 而汉语则体现出“ 意合”，“ 形散而神聚”，“流散铺排，以话题为意念主轴，以‘神’驭‘形’ ”（刘宓庆，1999：30），重内在逻辑顺达，其关联性是隐性的。经常是几个平行的分句并列，没有明显的主、附结构。尤其是为了增强语势，经常注重排比、列举，甚至常见同意的修饰词、代词等的重复。所以翻译时经常要进行句式调整。 从参考译文的“From time to time”就可以看出，参考译文更加符合英文表达的习惯，把时间放在前面，而对于我自己的翻译只是在句子中提到一个past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重视翻译的传播效果和读者反应，从读者出发，让译文亲切易懂、使读者能接受。
4一切的凄怆失望像万骑踏过沙场一样蹂躏着我。
Sall sadness and disappointment are torturing me like thousands of war-horses running the battlefield.
T With all previous desires and disappointment constantly preying upon my mind，like thousands of troops and horses galloping across the battlefield in succession.
从这一句中很容易看出我用的“running”与galloping相比较，后者要比前者更加符合西方文化概念。也就是更加形象具体。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尤金.奈达提出的跨文化翻译的“ 功能对等”原则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谓对等，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效果上应达到“对等”，即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基本一致。
通过上面几个句子的翻译的对比分析，大家很容易就能发现在本文中，文学翻译与翻译标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翻译中应注意到翻译标准的重要性。尤其作为我们这样的初学者，应该更加注重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翻译原则的结合。文学翻译中，应该选择使用恰当的翻译标准是很有必要的。本文笔者通过对翻译标准做简单叙述，并结合实例分析以及文学翻译的原则来阐述翻译标准在文学翻译中是必不可少的翻译方法。
Refrence：
翻译文学篇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20-02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方法,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原则和方法,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
例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杨宪益)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
例2,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杨宪益)
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Hawkes)
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折中就意味着有所不忠实,这也是文学译者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正如皮特斯所说,“民族中心主义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这与翻译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是不相容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只会抹杀翻译存在的依据,翻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然而对外来语的全盘接受也会使译入语失去自我。因此,以翻译形式进行的对话和交流,既要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也要尊重外来的“异”的成分,这两种态度的结合就是译者努力达到忠实的翻译的基础。“异”的消融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异”的保留程度也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主角。
参考文献:
[1]Schuttleworth&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JE Rome Publisher, U.K,1997.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翻译文学篇3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3]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黄龙.翻译的美学观[J].外语研究，1988.
[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翻译文学篇4
翻译文学篇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的腾飞，韩国国内文坛开始重视起韩国文学国际化的问题，提出政府应该关注韩国文学的国际推广。于是从八十年代韩国开始对本土文学提供外文翻译出版的支持，翻译项目由文化部直接管理。最初，翻译语种仅限于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其中以英文为重。到了九十年代，这项事业由文艺振兴院接管。1996年5月，“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成立，韩国文学的出版翻译从政府的直接事业转为间接事业，韩国文学的世界化初现端倪。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韩国因为急着把韩国文学推介到国际，所以工作的重点完全集中在翻译上，其运营模式是将选定的文学作品译成外语，在韩国国内印刷出版后向国际发行。由于初期翻译作品的水准参差不齐，再加上缺乏海外发行和推广经验，几年实践下来，他们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很难形成有效的海外读者群，若要想成功将韩国文学推广到国外，必须转变工作思路。于是，韩国文学翻译院（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简称KLTI）应运而生。2001年3月，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一体化，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2005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第23项第19条的规定，正式明确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为国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是其下属的特殊财团组织。翻译院成立后，韩国向国外推介的出版题材也由最初的文学领域扩展到人文、历史、儿童读物上。翻译院的发展战略目标是致力于推广韩国文学，克服世界出版领域中韩国文学的“少数语言文学”的身份局限，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世界级文学交流机构。
二、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主营业务
韩国文学翻译院是韩国政府和韩国民间力量结合的产物，是推动韩国文学及韩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平台之一。翻译院主要负责开展韩国文学国际化出版和宣传所需的各项工作：图书翻译、与韩国文学有关的国际交流事业、发掘并培养专业翻译人员、对外宣传、研究韩国文学世界化与翻译的相关政策、组织各种把韩国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的活动等等。除此之外，翻译院建设和运营韩国文学翻译图书馆，在网络上提供韩国文学翻译作品及相关资料。
1.培养图书翻译人才
由于韩国的人口不足5000万，各语种习得者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完成韩国文学作品高质量的翻译工作，这大大限制了韩国文学作品国际化推广的进程，于是，培养出一批优秀图书翻译人才是韩国文学翻译院成立的初衷。众所周知，要用外语原汁原味地展现一本蕴含民族精神和本国文化精髓的文学作品实属不易，不仅要横跨两种语言文化的鸿沟，译成品还要能被对象语言的读者接受和理解。因此，最佳的方式便是由本国译者和外国译者通力合作。翻译院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有特色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它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发展本土翻译人才上，而是把精力更多的花在培养国外的专业翻译人员，资助具有潜力的外国籍翻译人才。韩国文学翻译院在选择外国籍翻译人才进行资助的过程中，发现具备一定翻译能力的跨国婚姻夫妇成为最佳人选，而韩国很多走出去的文学作品，也是这些跨国婚姻的“副产品”。
每年韩国文学翻译院计划培养十名左右的翻译人才。海外申请者可以事先通过翻译院的官方网站提交1/3的翻译作品，经过相关领域专家的严格审核后，通过者可以得到1500万韩币（合9万-10万人民币）的资助经费。与此同时，翻译院与韩国一些知名大学合作，开设韩国文学翻译课程和特别讲座，鼓励国内外具备一定资质的外国人到韩国来学习韩国语言和文化。例如他们在中国挑选韩国语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提供在韩两年期间的全部学费、每月100万韩币（合6千-7千人民币）的生活费、往返机票等。
为提高韩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鼓励其在海外的出版，从1993年起设立了韩国文学翻译奖。韩国文学翻译奖的评审对象是在海外出版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韩语翻译作品两部以上的翻译家的作品。每年根据对原作的理解程度、译作的“信”“达”“雅”及可读性以及在当地引起的反响等标准选择候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最终评定出一部翻译大奖和两部翻译奖。除此之外，为挖掘向世界介绍韩国文学的翻译新人，翻译院每年还评选“韩国文学翻译新人奖”，鼓励后起之秀。
2. 联络海外出版，进行海外宣传和营销
翻译院的主营业务还包含联络引进韩国图书版权的海外出版社和公司，通过开展“海外翻译出版资助项目”和“海外出版营销资助项目”等各种资助项目，大力支持韩国图书版权的输出。韩国认为像韩语这样的亚洲语言属于弱小语言圈，韩语出版物处在世界出版界的边缘，如果一味照搬由欧美大型出版集团左右的出版市场逻辑，韩国出版就会被完全孤立起来，因此，韩国出版的国际化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翻译院下设的翻译出版部是这些项目的具体执行部门，每年翻译出版部选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助于韩国文化世界化宣传的图书，资助其外文翻译和海外出版销售。例如，201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联合美国Dalkey Archive出版社策划出版韩国丛书系列，计划于2013年到2014年在美国首批出版25本韩语书的英译本。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资助者，韩国文学翻译院将承担总费用75万美元中的大部分。
韩国文学翻译院下属的宣传交流部的主营业务是通过召开韩国国内外的国际性文学活动和作家文人间的交流，帮助外国读者深入了解韩国文化，拓宽海外读者层。2005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韩国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提出了“韩国之书100”的代表展品，韩国出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这次书展的主要负责机构就是韩国文学翻译院。2011年在翻译院的主导下，韩国出版界第一次参加代表阿拉伯语圈的阿布扎比国际图书展。书展中，翻译院举办了“中东和远东的相逢（Middle East Meets Far East）”主题活动，展示了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韩国出版作品，并向阿布扎比国立图书馆和迪拜扎耶德大学捐赠了韩国图书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译本。除积极利用国际书展的平台进行宣传外，翻译院还支持一些作家直接到国外参加书展、研讨会、出版纪念会等活动，让其接触和熟悉国际氛围，以便其写作能与世界接轨。2009年，韩国文学翻译院分别在瑞典、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举办文学活动，向这些国家介绍韩国文学作品，并邀请一些知名的韩国作家在活动中朗读自己的作品并与当地读者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此同时，翻译院也邀请很多外国作家来韩，提供他们与韩国作家直接交流的机会，借此搭建韩国作家与国外作家之间直接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更好地将韩国文学介绍到国际文学界。
三、韩国文学翻译院取得的成就
翻译文学篇6
文学翻译虽然是通过语言文字转换活动将异国文学作品原貌或思想呈现给本国读者，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译者的参与，文学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活动，它会因为受到译者主观意志的影响而使文学翻译带有创作性。但是，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和文学作品创作不同，文学翻译的创作性必须以原作为基础，不能与原作的思想相悖，这意味着文学翻译的创作具有有限性。如何在文学翻译活动过程中既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译文创作，又能使译作传达的思想与原作相契合而不致发生偏离，这是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想追求的理想结果。一般而言，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体现译者翻译创作性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译者对原作所表达思想的理解。和应用文本不同，文学作品创作者并不会直接通过语言文字非常直白地告诉读者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因为那样的话就失去了文学美感，文学创作者往往会通过精美的文字和特殊的语言结构编排来表达某种思想。对于译者而言，他需要凭借自己的思想、情感和阅历对原作形成自己的理解，然后通过合适的语言风格和文字结构表现出来，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作性。二是不同语言系统的差异性需要译者发挥创造性，准确地表达原作意思。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语言系统有着各自特有的表达方式，它们在语言文字结构和用语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往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谈论同一个事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可能发生一个语言系统中的事物，在另一个语言系统当中根本就找不到对应的表述词。没有了译者的创作性，文学翻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3文学翻译创作性在语际转换障碍中的体现
所谓语际转换障碍，是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因为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导致语言之间的直接转换发生困难。正是由于文学翻译这种语际转换的障碍，才使得译者翻译创作性得以体现。具体来讲，这种语际转换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语言结构障碍、习惯用法障碍、文化障碍。
3.1语言结构障碍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因为语言文字各有千秋，文学创作过程中也会形成富有特色的语言文字结构，这样往往带来非常好的文学效果，但如果要将这种特有的文学效果全部“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系统中去就会有一定困难。比如一些利用发音形成的修辞，在其它语言系统中就很难找到对应的形式。例如：“foralltheslow，sleepy,slyggish-brainedslothesstayedathome”（MarkTwain），在句子中，作者反复连用了4个sl音，其目的就是想用这样的编排方式表达出一种厌恶的感觉。要想将这种修辞方法完全“移植”到汉语中来，如果不发挥译者创造性，几乎不可能实现。同样的，在汉语当中也有这种情形出现，如元代散曲作家乔吉也曾作过一首全用叠字的《天净沙》曲子：“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
3.2习惯用法障碍习惯用法是各个语言系统当中，某些词汇或者语言表述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形式。这种习惯用法往往因为某些历史事件或者文化因素而得来，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它并不拘泥于传统语言规则，各种习惯用法也差异较大，无一定规则可循，因此在语际转换过程中，译者如果不采取一些变通方式，原作的意义或者意境就无法完全传达出来，甚至出现误译的情况。比如：dressingroom是化妆室而不是更衣室；horsesense是常识而不是马的感觉；blacktea是红茶而不是黑茶；whiteman是忠实可靠的人而不是皮肤白的人；greenhand是新手而不是绿手；spanishathlete是吹牛的人而不是西班牙运动员；bringdownthehouse是博得全场喝彩而不是推倒房子；还有Heisablacksheep是指他是一个败家子而不是他是一只黑羊；Youarereallyaluckydog也不能翻译成你真是一只幸运的狗如此等等。
翻译文学篇7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
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
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
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
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
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
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
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翻译文学篇8
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这部杰作的时候，建构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的翻译本体。
翻译文学篇9
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就在这“天使怕涉足处”，不见“笨伯争相涌入”，倒闯进了大批重量级的诗人和小说家。出于种种政治原因，他们在自己作品出版无门之时，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恩”准，允许从事翻译维持生计。翻译成了这些原来没有从事过翻译活动之人的政治避难所。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旧”文人，与他们的前辈翻译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些前辈翻译家从事翻译纯粹属于个人的选择，而他们没有选择，是命运的驱使，是冷酷的现实改变了他们生命之舟的航向。换言之，他们是在意识形态的胁迫下从事翻译。
最初，翻译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批“旧”文人的避难所，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这两个人充当了形式上的“赞助人”角色。为了给这些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以文为生的诗人、作家找一碗饭吃，他们设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都是形同虚设的机构。世界文学出版社什么译稿都接受，反正不准备出版，只付点稿酬以维持译者的生活就行了。但随着高尔基1922年出国治病和卢那察尔斯基在政治上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也就失去了靠山。碍于高尔基的面子，世界文学出版社虽未撤销，但已经改变了它的赈济宗旨。教育人民委员部因为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夫人在把持日常事务，所以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没能继续幸存下来。〔2〕24
“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的命运其实影射着这些在意识形态胁迫下从事翻译的小说家和诗人的命运。所谓翻译的“特权”，实质上受到意识形态的严密规控和严格限制，并且随时有被吊销收回的可能。所以，这被“恩”准的翻译，就如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斩掉翻译的“特权”，斩断译者的头颅。可想而知，这些被逼转向的作家在翻译的“新”天地里，是如何战战兢兢地度日。
不过，也有例外。诗人马绍卡就结出了硕果。翻译于他而言，不是迷恋，不是自娱，不是外快，不是逃避时代风暴的避难所，也不是安放沧桑命运的栖息地，他从事翻译，是“出于爱”（out of love）。他翻译过许多作家，如拜伦、丁尼生、济慈、华兹华斯、吉卜林和布莱克，还有大量的英国童谣，尤其是为罗伯特•彭斯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声名远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优秀的童话诗人，在人生的道路和职业的道路上顺利完成了翻译的转向，被后人尊称为“温文尔雅的翻译家”（gentleman translator）。〔1〕114这一切恍如他笔下的一则美丽童话。
翻译文学篇10
翻译本身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所以翻译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1］ (p1)赵彦春教授以过去的翻译研究为背景，系统思辨和证伪了文化派及相关理论，并从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以及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五方面向我们阐释了翻译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赵教授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一，为本，为体；有为多，为末，为用。“无”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而“有”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化。这就正为翻译学归结论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Reductionism leads translation back from the diversity of its phenomenon to the universality of its essence. 这就从哲学高度奠定了翻译学归结论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派的泛泛而谈有很大区别。
《翻译归结论》一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系统质疑，囊括了从多元系统、操控理论、规范理论到女性主义批评等后殖民流派。作者从翻译的本质属性出发，指出其中的偏颇，对翻译研究过度扩张加以批评。第二章阐述并论证了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第三章说明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在当今众多理论中,赵教授发现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与翻译有着很好的契合，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第四章提出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阐述了关联原则指导下自下而上的成篇过程。最后一章是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着重论述语言形意之间的张力，并根据趋同原则要求译文最大程度地向原文映现。［2］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1990年芭斯奈特和勒斐维尔（Bassnett & 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喊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应者如潮。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在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以芭斯奈特和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了强调翻译的本质即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发展新空间的同时，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试图否定传统翻译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3］以芭丝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甚至把这写些制约因素看作了翻译的本质。他们对权利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试图以此否定传统的翻译观、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p16)赵教授指出，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化中蕴藏着驱动和制约翻译的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他们没能做到客观、全面的描述。
赵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以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派走的是一条现象描写的道路，更由于它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慢慢走向了否定翻译学基础体系的极端。文化派的翻译观就是“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为了确立文化派的翻译观，文化派就必须破除的两大障碍就是“忠实”和“对等”。在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看来，哲罗姆模式正是“忠实”、“对等”的典型模式，所以是必须“证伪”的。［4］(p50)而在赵教授看来，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误读了哲罗姆模式，因为他们把该模式误解为“硬译”、“死译”而非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模式了。哲罗姆模式的实质其实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文化派”在强调以前被忽略的问题之时,确实有矫枉过正之嫌。描写翻译学的初衷是对现成译本予以描写，“它的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原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循的规范”。它们的研究本应该是像他们最初宣称的那样“不作价值判断”，而事实上，他们对翻译标准“忠实”、“对等”的否定就是价值判断。我们在承认现实文本中存在有大量不忠实的文本的同时，完全没必要否定在应用翻译学层次上的“忠实”之翻译伦理规范。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和翻译教学中，还是应力求做到赵彦春教授所主张的“趋同”或“逼近”。“忠实”还是翻译实践中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这是应用翻译学对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翻译行为的规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行为进行规范，这是应用翻译学的任务。至于探求因文化因素，在规范之下而出现的“不规范”或无法做到“规范”的行为结果，则是描写翻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认为，健全的翻译研究必须既有描写也应有规范，这样才能达到理论的最高境界——解释性。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C］//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 丛滋杭. 归结论与翻译学: 简评《翻译学归结论》［J］. 外语研究, 2006, (4).
翻译文学篇11
1 文学翻译的本质
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它的宗旨依然是一种交流和人类的社会活动。我们研究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进行交流，使其产生新的思想和文化的碰撞，从而引导人们对世界新的认识。通过这样的活动，将一种语言的文字意义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还涉及到正确传递原文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重任，也就是说翻译要用目的语的语言去再现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语言的意义和内涵，更明确的说就是要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文学翻译因为涉及到翻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政治立场、民族以及翻译过程中策略的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对译者的文化身份要求具有特定的限制。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我们对于文学表达，一定要体现其文学性，并且是通过一定的文本表现出来，这是文学翻译的文学表达要求。所以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审美系统的介入，这是文学翻译的艺术创作和美学体现，但是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翻译依赖原作品的本性来翻译，对艺术创造的发挥有一定的控制，并不能随意发挥美的想象和勾画，必须在原作品的意境中来实现这一美的理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对这些内涵的统一认识，我们得出了人类对于文学活动需求的相对―致性。
综上所述，文学的丰富内涵及其与各类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造成了“文学”普遍性理论存在的困难，也为文学翻译的欣赏与批评带来了问题。我们了解文学，所以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加深对文学翻译的认识。文学翻译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不断进行美的加工，从而使我们看到一个美的文本表达，这是文学翻译的基本要求。其在翻译和再创造的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对原作的原始美的再现，这是文学翻译的起点。第二，进行二次创造，这是对文学翻译的起点的补充。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翻译，出于翻译对象是文学文本，原文本自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而文学翻译要求再现原文的文学性。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学体系的不同，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完美地再现原文的文学性，其至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是文学翻译中的一大难点。这既要有语言的天赋，还要有艺术的灵感。通过这种形象的艺术思维，将文学的魅力更好的展现给另一个领域的人们欣赏，这是我们文学翻译的理想，也是文学创造者的追求。但是，现实的翻译实践证明，我们对于文学翻译的理想还在完善过程中，这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不过，文学翻译的本质依然是翻译界研究的重点，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对自身精神的完善。
2 翻译策略的选择
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虽然有新的思路及发展方向，但对其基本解决方法，依然是首先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人类的认知遵循着自我与他者互为主客逐步接近这一模式。我们在正常的行为过程中，都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模式选择。任一个体都会选择一种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属加以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母语文化即是这一选择，其他文化则被视为他者。文化身份的形成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比审视中完成的，从这―点来说，翻译作为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无疑是自我与他者相互关系定位最佳场所。相关学者研究发现，翻译策略较多，但是长期实践过程中，发现主要有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式翻译往往采用较为流畅的语言表达和符合译文读者审美心态的方式。这种和读者零距离的思想交流，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是熟悉而痛快的。而异化是追求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将突破已有的模式，使用非常规的语言表达，具有独具一格的风格。通过这种方式，将所要表达的语言彻底的表现出来。翻译策略不仅仅是翻译方法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进步和文化立场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翻译活动中，由于译者身份的双重性的融合，使得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也在不断地融合统一。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导化都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究竞选择哪一种策略涉及各方面的因素，二者并不是矛盾的是互为补充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并行存在，共同发展。
3 翻译理论的几点应用
3.1创造性是文学翻译的显性体现
文学翻译是打破一件作品的沉默，通过新的语言工具，结合社会环境和新的社会因素，使其获得一个重生的机会。这是一个生命再现的过程，它与原作的产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并且文学翻译的创造过程将使我们对原作的认识更深一个层次。虽然两次创造的性质不同，但是，二次创造的文学翻译仍然是我们对翻译的一个新的体会。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人们往往以为，再创造比起原作的创造来总要低一等。其实，原作的创造与详作的再创造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还体现在它的叛逆性。这是一个伦理概念。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给中外文化的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新的文化火花，这些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基础上跨领域的文化和语言元素，将通过一部作品全部由译者通过文字文本表现出来。
3.2文学翻译中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不同于翻译的研究
这种研究只是针对某种过程，不会去研究其结果。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对比翻译中的某些语言现象，从而加深对其理解。但是对翻译的结果，却并不是十分看重。比较文学的研究是文学翻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它是物种进化的标志，有了比较才有了对文学翻译的语言的参考。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传统翻译研究的是语言，通过其转换的过程，发现其相关理论，并用于后期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是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学之间的交流和碰撞，通过对这种的语言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同进行分析，从而为语言的交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为社会交往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这些现象都会产生，但是我们关注的是转换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不断消融消极的影响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因素。在日程研究过程中，比较文学学者一般不会涉及这些现象的翻译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他们主要是对其形式及其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这与传统的翻译的最根本的区别是研究目的的不同。
3.3现代解释学美学认为，理解就是文本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
当代解释学美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认为，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一种意义的“转渡”。面对语言的转换，如何运用解释学，这是一个现实的任务。从操作层面来看，文学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版本的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来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要体现出其文学性、文化性，并且其表达方式能够具有一定的美及艺术性。翻译就是一种解释，通过你的语言的实现，让别人能够理解你的作品所包含的意义。这是解释学的重点，但是，解释学美学还包括美的成分，你的解释不能是单一的，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美，这是文学的自身特性所要求的。只有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释放美的成分，完善文学的品行。文学翻译所运用的解释学美学是一个综合的语际解释，通过这种语言和文学的相互转化和解释完善，使文学翻译的转换过程更加完美。
4 结语
文学翻译的研究是个传统的课题，但是在翻译理论的研究背景下，文学翻译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如何来认识和掌握这些变化，这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文章通过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研究，发现翻译策略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通过策略的选择，我们又可以加深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在翻译理论中，我们选择通过归化和异化的处理，对文学翻译的优越性又有了新的提高。随着翻译理论的新的研究，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的二次创作以及现代解释学都对文学翻译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翻译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文学翻译体现的更多的是文学和文化交流，这是人类心灵的交流基础，我们应该上升到美的层次，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美在文学翻译中多停留一会。
参考文献：
[1]祝惠娇.从《译者的任务》到翻译的伦理[J].科教文汇，2010.06.
[2]李冰梅.文学翻译新视野[J].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
翻译文学篇12
众所周知，语言文化差异会导致翻译损失。翻译损失从翻译活动存在时起就一直与翻译相伴。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又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在文学翻译中，由于语言的文化差异性与艺术的再创造，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翻译损失。而为了确保译品能完整传达原文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对各种因素造成的损失进行必要的补偿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文学翻译中翻译损失的不可避免性
提到补偿，必然先有损失在先。翻译损失是指翻译过程中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的丧失，具有不可避免性。
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则从符号的普遍性和符际交际的特殊性对翻译的不可避免性作出回答：“既然任何两个会话者对相同音系、词汇、语法和语篇特征都没有完全相同的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在语言交际中总会有一些损失或扭曲。”“因为符号系统（即代码）的性质所致，对词位的解释总是存在潜在的可能性，但若没有能够在语言文化的社会和人际网络基础之上理解符号的解释者，解释绝不会实现。既然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在语言交际中总会有一些损失或扭曲。”
文学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普通翻译中存在的可能导致翻译损失的因素在文学翻译中同样存在。同时，由于文学作品又是一种文字艺术，文字中存在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因而文学翻译又有其特殊性。文学翻译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最终使命是在基本语义正确、基本信息完整传达的基础上，侧重于原文表层结构的分析理解，更要将原文中包含的美学成分等值地传达到译文中去，最后创造出的是一个与原作具有同等美学功能、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新的艺术实体。由于原作本身受到各个层面的损失，这种艺术的再创造会使译者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使得译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文学翻译常见的损失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原作风格和背景文化三个方面。
二、文学翻译中翻译补偿的必要性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的观点，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往往难以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探讨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流隔阂及采取的有效补救手段，就十分必要了。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包括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参照的不应是原文及其功能，而应倚重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目的与功能。译文必须在目的语语境中有意义，被目的语接受者所接受和认可。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能让读者理解并在译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原则则指原文和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译文的理解。
文学翻译有得有失，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文学翻译上的损失势必会给文学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带来困难，导致交际目的的失败，同时使得原文美感缺失，文化内涵遭到破坏。文学翻译补偿就是将原文中的翻译损失补偿到译文中去，尽可能使译文在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语用功能、文体风格、审美效果等方面与原文接近，这样译文才会变得对目的语读者有意义，并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与审美价值。不同的翻译目的对翻译方法有不同的要求，译者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不同的翻译手段。同样，翻译在对弥补不同翻译手段造成翻译损失的翻译补偿方法上也就有不同的要求。补偿是把双刃剑，对不同式样的文本和不同的翻译目的，要酌情调整文本各个层面的相对力度，以保持译作合适的张力。
三、翻译补偿在《德伯家地苔丝》张谷若译本中的运用
针对翻译中的各种损失，夏廷德在其专著《翻译补偿研究》中将翻译补偿方法分为整合补偿、分立补偿、同类补偿、异类补偿、原位补偿、异位补偿、同步补偿、差异补偿类。下面将结合《德伯家的苔丝》张谷若先生的译本来具体谈谈翻译补偿是如何得以运用的。
（1）The house was overrun with ivy, its chimney being enlarged by the boughs of the parasite to the aspect of a ruined tower. The lower rooms were entirely given over to the birds, who walked about them with a proprietary air, as though the place had been built by themselves, and not by certain dusty copyholders who now lay east and west in the churchyard.
草房上面爬满了爬山虎，房上的烟囱都叫这种附生植物的枝叶缠得变粗了，看着好像一座废弃了的高阁。楼下的屋子全是那些公鸡母鸡的领土，它们在那儿走来走去，把主人翁的架子摆得十足，好像盖这所房子的就是它们自己,并不是现时东西横卧①在教堂坟地里那些尸骨成灰的邸册保产人②。
这一段的翻译用到了翻译补偿分类中的整合补偿与分立补偿。整合补偿指在目的语文本中，把补偿的内容和原文文本原有的内容有机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不加任何有关补偿的标记。其特点是不暴露补偿的痕迹，这种补偿方式多用于对文学翻译中语言层面的补偿。原文中的斜体部分the birds,张谷若先生用了具体化的补偿策略，即把原文语境中的上坐标词按其实际所指，在目的语中变成其下义词，或者把笼统概念变成具体概念。这段原文中的the birds取“禽类”，或“鸟纲动物”之义，在英语里可以用来代指鸡、鸭、鹅等各种家禽。但这样的概念在汉语里一般用于正式语体，用在这里很不协调，其所指也不准确，所以译者根据语境把这个上义词译成其下义词“那些公鸡母鸡”。译者没有注明具体化的内容，汉语读者难以察觉所补内容，补偿内容与译文其余部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分立补偿的特点与整合补偿相反，原文作者和译者的身份泾渭分明。它是把补偿的内容通过某种手段加以标记，或与原文内容分别放置，以便向目的语读者明示补偿内容。分立补偿一般有文本内注释和文本外注释两种手段。①②处译文运用了文本外注释手段中的脚注，对英国安葬风俗与法律名词进行了简要介绍。显然，这个注释很有必要，考虑到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不够熟悉，特为之加注，以补充译文读者所缺信息，帮助读者在小说主人翁所处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下理解原文，从而保证语篇的连贯性。缺少它，则会使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感到困惑，以致达不到原文所要传达的交际目的。此处属于文化补偿范围。
（2）Reproach flashing from her very finger-ends.
气得好像头发稍上都冒出火来。
原位补偿指在目的语文本中，保持补偿内容的位置和原文文本对应成分的相对位置不变。张谷若先生对此句的翻译正是运用了原位补偿。在英语中，形容人极端生气的时候可以比喻成像手指尖都冒火，因此原作者在原文中用到了“finger-ends”这个单词。但这个比喻在汉语中明显不适宜，因为在汉语中，手指尖和发火并没有任何联系。中国人在形容一个人极端生气的时候一般会用成语“怒发冲冠”来形容，可见中国人一般会把生气和头发相联系。张谷若先生注意到这个中外文化用词上的差别，把“finger-ends”替换成“头发梢”，使得译文更加得体。这个句子只替换了一个名词，其他部分保持不变，所以是原位补偿。
（3）“Oh, that’s all!” said Tess.
“You couldn’t expect her to throw her arms round’ee an’ to kiss and call’ee all at once.”
Tess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I would rather stay here with father and you”, she said.
“But why?”
“I’d rather not tell you why, mother; indeed, I don’t quite know why.”
“哦，就是这几句话吗？”
“怎么？她哪能一下就把你抱上锅，撮上炕的哪？”
苔丝往窗外望去。
“我还是跟着你和爹在家里好。”她说。
“为什么?”
“我想我不必告诉你为什么，妈。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这是苔丝和她母亲之间的一段对话。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出她们口音上的不同。苔丝说的是标准英语，而她母亲却说着带有古英语中残留的“ee”和“an”的威塞克斯方言。在译文中，为了区别标准英语与威塞克斯方言并补偿因为汉语中没有威塞克斯方言而可能引起的损失，张谷若先生选择了汉语中的山东方言来营造威塞克斯方言的效果，成功地再现了原人物的社会地理方言标志，同时也传达了原文的语言风格。此处补偿既是针对语言层面的，又是针对风格层面的。但张谷若先生并没有把原文的方言词与译文的方言词意义一一对位，而是从整体效果考虑，在可能找到山东方言词语的地方使用方言，属于异位补偿范围，但仍然能使读者感受到书中人物在讲一种不同于标准语的方言。
张谷若先生的《德伯家的苔丝》译本还在许多地方都成功运用了各类翻译补偿，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累述。
结语
翻译补偿研究无论是对翻译理论的建设，还是对翻译实践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翻译不同于其它形式的翻译，它既是一个有形可见的文字版本，又是一个意蕴深邃而模糊的艺术整体，翻译中必然有得有失。译者要在文学翻译这种高层次的语际转化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得”提高到最大限度，把“失”降到最低，与原文取得最大近似度并保留原文的艺术特色。由于文学损失的复杂性，在同一案例中，有可能使用一种，或兼用若干种手段，每一种手段都可能使用于多个层面的补偿，每一种补偿手段之下还可能包括若干低层次的补偿手段。译者应慎重选择适合的翻译补偿手段对原文的翻译损失进行补偿。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应在充分把握原文精神的前提下，确保重要意义的优先传递。既然翻译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损失，译者就只能做出妥协，补偿在给译者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对译者的创造力与灵活性提出很高要求。
张谷若先生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译本，灵活运用了各种翻译补偿手段，对翻译中的损失进行了补偿，既忠实地传达了原文，又保留了原文的审美内涵，是成功运用翻译补偿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夏廷德.翻译补偿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Nida,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翻译文学篇13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 imagism 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and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watch the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字面上庞德的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区别，但是译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动的“玉阶”、“白露”、“罗袜”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潜在的含义。庞德曾经说他特别喜欢这首诗的隐含意义，因为“诗中的女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译中庞德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这个隐含意义。
而在对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译中，庞德竟大胆地把原文十行的诗句只翻译为三行!原文为:“新裂齐执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人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绝。”庞德把这首诗翻译为:
"fan一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0 fan of white silk,/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一b1ade,/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翻译这首诗时只保留了他认为最珍贵的细节:“白色的绸缎”、“霜雪”、“扇子”等意象，删去了他认为多余的“解释性和连接性的东西”。
从上面庞德翻译的两首中国古典诗歌的例子来看，庞德的翻译方法是非常灵活的。它或者改变、或者删除、或者添加原文没有的诗句，但是在做出改变的同时却保留原诗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内在的含义。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不尊重原文，但是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却可以说它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它完全达到了译者本人的目标:译文无论在表达意象的精确性上还是用词的简洁性上都符合意象主义运动的“六项宣言”;同时它还为英语读者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诗歌形态。
二、功能翻译理论和杨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它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又是极其困难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小说本身的文学的美感的同时，还能把众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习语翻译成外文，使外国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还能够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认为，杨宪益夫妇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译方法，表现出很强的“异化”倾向，以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简单”的人名的翻译。《红楼梦》对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讲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过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潜在的寓意。但是杨氏夫妇在翻译这些含有双关意义的人名时却选择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对译文读者来说原作的异国情调。但是在对重要人物的姓名进行音译的同时，杨氏夫妇还额外加上了注释，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丰富的潜在含义。例如:“甄士隐”表示“真事隐”，杨氏把名字音译为“chen shin一咖”，同时加上注释:"homophone for `tme facts concealed’ "“贾雨村言”表示“假语村言”，英文把“贾雨村”翻译成“chia yu一tsun.,tsun，同时加注释为:"hoanophone for `fiction in rustic language’ "“贾化”表示“假话”，英文翻译成“chia hua"，同时加注释“false talk" 。
在对《红楼梦》中出现的一些习语的翻译中，杨氏夫妇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以保留习语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红楼梦》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s1。杨氏的翻译是:}.t}y,` stornr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 "’ [91。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中国谚语的对称特色。在对《红楼梦》第一回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vol这句习语的翻译中，杨氏保留了其中充满了中国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这句习语翻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再如《红楼梦》第一回出现“风月笔墨”的说法。按照《红楼梦》同回注释，风月笔墨“原指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的文字。这里专指着意谊染色情的作品。杨氏把这句成语直译为“ those writers of the b—and—light school。英文读者可能一开始很难理解什么是“the b~一and一moonlight school"，不过从随后的一句解释性句子“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al中，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个习语的意思了。
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尽可能地传达小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较多地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名、地名等双关语以及富含中国文化信息的习语、谚语、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据统计，杨译《红楼梦》中的注释就多达40多页，为英语读者在享受小说的文学美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桥梁。
三、功能翻译理论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
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却使用了和杨氏相异甚远的翻译手法。《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先生记录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两百多年前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和林语堂先生一贯主张的“生活的艺术”是非常一致的。林语堂在译文序言中说:“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因为……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司从林语堂的译者序中不难了解，他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具体的枝枝节节，而是想为奔波忙碌的西方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体验东方的“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个机会”。他希望提供给西方读者的是一个和原文风格一致的优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读者感到阅读困难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林语堂采用了比较“迁就”读者的“归化”的翻译方法，以免去读者为不时查阅注释而不得已打断欣赏作品的思绪的苦恼。
在对《浮生六记》中诸多地名的翻译中，林语堂尽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译的方法。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闺房记乐》中出现的很多桥的名称翻译:“金母桥”一“mother gold’s bri妙，’;“饮马桥”一“the bridge of drinking horse" ;“万年桥”一“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虎啸桥”一“the tiger’s roar bridge"。这种翻译方法不仅对英语读者来说很容易记忆，而且读起来也饶有趣味。
在对人名的翻译中，林语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样时而用“名”，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来指称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来指称同一个人。比如“李白”在沈复原文中被称为“李白”、“李”、“李青莲”或“李太白”。这种用多种称呼来指称同一个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即使对中国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对中国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但是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称呼对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为了使西方读者阅读更方便一些，林语堂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全文统一只用“名”来指称同一个人。李白的各个称号在译文中都被简单地翻译成了“ii po"。
即使对时间的翻译处理，林语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简单地翻译为“in 1763" ;表达时间的“丑末”被翻译为‘` towards threeo’clock"。对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农历的日期表达林语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译处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译为:"on the twenty一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而“七夕”被翻译为:"on the seventh night of the seventh moon" 。
林语堂的这种翻译方法虽然会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使西方读者丧失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优点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享受阅读此书的快乐，而这也正是林语堂翻译此书的目的。因此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评价他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个成功的译作。
四、结语
作为意象运动的代言人和一个浪漫的诗人，庞德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新颖而生动的意象、简练而精确的用词以及美丽的潜在含义。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庞德进行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活动。这种翻译目的导致他的翻译策略非常灵活，或者增加，或者删减原文的诗行，但是保留他认为原文最为闪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