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合同篇1
1.发展滞后的理论支撑
劳动合同主体变更之争
1.1劳动合同主体不可变更
劳动法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劳动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质，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2。也有些学者不赞同“两个兼容”学说，主张劳动关系是一种形式上的财产关系和和实际上的人身关系，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际上的隶属关系3。但是劳动关系的人身属性是被普遍承认的。而劳动关系的人身属性构成了劳动关系主体不能变更的理论基础。
根据合同法理论，“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任何一方的变更，都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变更，而是原双方当事人的劳动法律关系的消灭和新当事人间的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4。因此，劳动合同的主体不可变更。
1.2劳动合同主体可以变更
我国少数学者却认为劳动法学界关于劳动关系主体不可变更的说法是以偏概全。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可以概括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5。劳动力与特定的劳动者相联系，具有专属的人身性，因此劳动法律关系的变更不包括劳动者一方主体的变更。但是用人单位是一个财产性的主体，作为用人单位的财产，生产资料可以固定不变的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场所，但其所有权却可以自由地在不同所有者之间流转，而并不影响生产资料的存在，及与劳动力的结合。因此，劳动者的变更必然引起劳动关系的变更，用人单位的变更不必然引起劳动关系的变更。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是首先，此观点的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只有在生产资料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劳动关系的承继才具有合理性。其次，此观点主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劳动关系建立的基础，但是却忽视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劳动者和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者的用人单位的关系来实现的。而资本的稀缺性和独占性决定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很多与劳动者人身密切相关的劳动关系的内容是由处于经济地位中心的用人单位决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是基于个人的信任，用人单位以自己的整体实力对劳动者负责。因此，用人单位的变更涉及劳动者相关人身问题，对于劳动关系主体的变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尚欠完善的立法现状
现行法对诸多劳动者的权利未作规定或规定得比较粗略。因而在现实操作中，劳动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首先，《劳动合同法》未考虑到劳动者独立人格权的保障。第一，《劳动合同法》未明确劳动者的异议权，即在企业变动过程中，劳动者享有的对其劳动合同转移给变动后企业提出异议，进而影响劳动合同承继效力的权利。事实上，劳动合同承继制度的确立并未对企业的变动产生任何影响，只要变动前企业主体与变动后企业主体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履行必要的手续，企业合并、分立或者转让的协议即产生法律效力。但是一旦赋予了劳动合同承继中劳动者的异议权，就会直接影响劳动合同承继的效力，劳动合同承继的效力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动。这使得企业在组织形式做出变动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劳动者因其劳动合同的不合理承继而行使异议权，为了降低因劳动者行使异议权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物质、人力、时间等成本的可能性，其变动行为会更加谨慎与理性，这自然从侧面使得企业市场行为考虑更加全面、更加合理化，也自然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 《劳动合同法》未明确赋予劳动者拒绝留用权，仅将劳动者等同于一般资产（物的要素），由企业决定劳动者的移转。其次，《劳动合同法》对留用员工的在职培训、改行训练、调换其他岗位以及因用人单位主体变动而导致劳动条件、劳动待遇降低的问题未作出任何规定。
虽然《劳动合同法》正式确立了在用人单位合并、分立时的劳动合同的承继制度，但是这一制度既没有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且严重忽视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因此，我国的劳动合同承继制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 释：
1.董保华，杨杰.劳动合同法的软着陆――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与应对，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448页
2.董保华.劳动合同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第9页
3.常凯.劳权保障与劳资双赢――《劳动合同法论》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第15页
4.李景森；王昌硕.劳动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继承合同篇2
你院（1987）豫法经字第3号请示收悉。经研究，并征询有关部门意见，答复如下：
继承合同篇3
1.农村承包权的标的即农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人对农地不享有所有权，农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不发生继承问题。
2.承包合同关系是不能继承的。在农村承包中，发包方与承包人之间是一种承包合同关系，此种合同关系因当事人的一方（如承包方）死亡而终止，根本就不发生继承。
3.承包权不能继承。因为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关系所产生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非财产权利，不属于财产继承的范围，故此种权利不能继承。
4.农村承包绝大多数是以家庭名义承包的，承包权为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多为长辈）死亡，其他家庭成员仍然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条款；发包方也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如果发包方撕毁合同，承包方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从而维护承包制的稳定性。因此，那种只有承认承包权的继承才能稳定承包制的观点不成立。
（二）农村承包权可以继承的观点及理由
1.理论依据。(1)农村承包权是物权。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观点，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农村承包经营关系中：第一，承包地具有特定性。在农村承包合同中，承包人承包土地的面积、位置、土质都是特定的，甲的承包地与乙的承包地是绝对不相同的。由此可见，承包地具有特定性。第二，承包人享有对承包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人即对承包土地享有直接的管理、占有、使用的权利。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享有的直接支配权，是任何第三人，包括土地所有人都不享有的。任何人，包括土地所有人都无权干涉承包人对承包地行使直接支配的权利。否则即为违法。第三，收益归承包人享有。依照现行法律和承包合同的规定，承包人在承包地上耕作、养殖、放牧等取得的收益，在交纳承包费用后的其余部分，全部归承包人享有。可见，农村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全部特征，属物权的范畴。(2)农村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农村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定的物权，即是他物权；并且，是以对承包地的管理、占有、使用、收益为目的的他物权，故是一种用益物权。
我们知道，物权，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既然农村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是财产权利，那么，当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死亡后，承包权理所当然地成为遗产，成为继承的标的。继承人是可以继承承包权的。
2.法律依据。1985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简称继承法）第4条规定：“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虽然通常以户为单位签订，但农户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承包人，而且，每一个承包人承包的土地面积，应交纳的承包费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说，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实质上是个人承包。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只要法律明文规定允许继承人继续承包，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承包权就允许由继承人继承。可见，我国继承法并不排除承包权的继承，只是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法律明文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1993年7月2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简称农业法）第13条第4款规定：“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此条规定，满足了继承法第4条关于“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条件。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我国公民从1993年7月2日起，即享有了对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继承权。
（三）驳论
1.承包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承包人对承包地不享有所有权是事实。但承包人的继承人在承包人死亡后，继承的不是承包地的所有权，继承的是设定在承包地上的承包权即用益物权。所以承包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并不影响承包人的继承人继承承包权。
2.合同关系不能继承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承包人的继承人继承的不是合同关系，而是农地承包权。因此，以合同关系不能继承为因，推定农地承包权不能继承是毫无道理的。
3.如前所述，农地承包权具有物权的全部特征，是一种他物权。具体地讲，是一种用益物权。既然农地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当然也就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是依法可以继承的。所以，那种认为承包权是非财产权，不属于继承范围，不能继承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4.否认农地承包权可以继承的第4条理由可概括为：“承包权为家庭成员共同享有。个别家庭成员死亡，其他家庭成员应当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发包方也必须按约定履行，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的观点。首先，此种观点无法律和政策依据。我国有关农村承包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中，从来没有此种规定。其次，此种观点没有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因为，从理论上讲，该观点是建立在农村承包户中每一个家庭成员均享有家庭承包权的全部权利，承担交纳全部承包费义务基础上的简言之，是建立在家庭整体承包基础上的。当然，我国农村承包的实际情况是，在以家庭的名义进行的农地承包中，并非每一个家庭（不管人口的多少）承包土地的面积、交纳的承包费都相同。承包地的面积和交纳承包费的多少是按人头确定的。即在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每一个集体组！织的成员（即每一个人）承包土地的面积和应交纳承包费的数额都是明确的、相同的。家庭人口多的，承包土地的面积大，交纳的承包费也多；家庭人口少的，承包土地的面积小，交纳的承包费也少。每一个集体组织的成员承包的那一份土地，是其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生活的基本保障。由此可见，农村承包实质上是个人承包，并非家庭整体承包。将我国农村承包视为家庭整体承包的观点是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的，因此也是不能成立的。
农村承包权的继承人范围、继承原则及继承的方式方法
（一）农村承包权继承人范围的确定
在解决农村承包权的继承问题时，考虑防止农地零碎化、防止农地荒芜、防止农村集体经济受损失三个方面的因素无疑是应当的、正确的。但是，为达到防止农地荒芜、防止农地零碎化、不使农村集体经济受损失这三个目的，就以剥夺多数继承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会极大地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认为，农村承包权继承人的范围，应依照继承法有关继承人范围的规定确定，不受其他任何限制。具体地讲，继承人的范围包括继承法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当然，只有在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或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放弃继承时，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才能实际继承农村承包权。以现行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范围为农村承包权继承人的范围，可以通过灵活的继承方式来解决防止土地荒芜，防止土地零碎化，防止集体经济受损失的问题。
（二）农村承包权继承的原则
从性质上讲，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是一种物权继 承。因此，必然无条件地遵循继承法规定的继承的一般原则。又由于农村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与财产所有权和债权的继承比较起来，有显著的区别。故对农村承包权这种特殊的物权继承，还必须遵循若干特殊的继承原则。
1.一般原则。包括：(1)男女平等原则。在继承问题上男女平等是指男女均有继承权利；在分割遗产时，不因性别的不同而多分或少分。若分割遗产的其他法定因素相同，仅是继承人的性别不同，那么，原则上不同性别的继承人应当分得数量相同的遗产。(2)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权利义务一致是指在法定继承中，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多少，原则上应当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义务的多少相一致。在均有条件和能力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下，谁对被继承人尽的赡养义务多，就应多分遗产；谁尽的赡养义务少，就应少分遗产；谁没有尽赡养义务，法院就可以判决不分给他遗产。(3)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实行特殊保护。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下，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应当多分遗产；在遗嘱继承的情形下，如果遗嘱未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遗产，将全部遗产用遗嘱的方式指定其他继承人继承时，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后，其余的遗产才依遗嘱继承人继承。
在解决农村承包权的继承问题上，坚持上述三个一般原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确定继承人的范围；二是当继承人为2人以上时，确定各继承人实际应当继承的农村承包权的多少和有无。
2.特殊原则。(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即在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确定继承人均享有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承包权的客观状况和继承人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确定承包权的继承方式、方法，不能照搬财产所有权性质和债权性质继承的方式、方法，力争农村承包权继承的最佳社会效果。(2)有利于发挥农地经济效益的原则。此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基层组织）在处理（调解）农村承包权继承纠纷的过程中，要以此作为衡量调解或判决方案是否恰当的标准。(3)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防止土地进一步零碎化原则。农地实行规模化经营，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农地的过份零碎化，不仅不利于生产经营，而且也必然影响农地经济效益的发挥。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农村承包权继承纠纷的过程中，在提出、设计继承农村承包权的判决或调解方案时，在确定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方式时，必须坚持有利于农地规模经营、防止土地零碎化的原则。违背此原则的继承方式、方法和判决、调解方案，都是不科学、不可承的。(4)尊重承包人的财产权利原则。因为承包人享有的农村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尊重和保护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享有的物权权利是我国法律的基本要求。坚持此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一是切实保护继承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若遇组织或公民侵犯他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时，应排除防害，制裁侵权行为；二是有遗嘱继承时，在遗嘱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应保护遗嘱继承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上述四个特殊原则，适用于根据一般原则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问题进行衡量后，承包权的继承人仍有2人以上的情形。也就是说，特殊原则适用于承包权的共同继承中，具体地确定农村承包权的继承人，以及各继承人继承承包权的方式、方法。
（三）农村承包权继承的方式方法
根据农村承包权继承的特点，在不违背前述农村承包权继承的特殊原则的基础上，当农村承包权的实际继承人为2人以上时，可采用如下继承的方法：
1.共同继承。此种方式主要适用于：(1)继承人所继承的农村承包权不宜分割，如果强行分割，会导致土地零碎化，或大大影响所继承农地经济效益发挥的情况。(2)继承人愿意共同继承。共同继承的具体方法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数个继承人共同承包、共同投入、共同经营、共同承担承包费，定期分配承包收益。此种共同继承的方法，从继承的标的看，适合于耕地、水面、荒地、林地、果园等承包权的继承；从继承的主体看，适合于各继承人生活在同一经济组织（如继承人都生活在同一村、同一社的）或各继承人居住地距继承的承包地较近的情况。因为各继承人居住地距继承的承包地较近，才便于继承人共同承包经营，发挥承包地的经济效益。二是由继承人轮流承包。此种继承方法是指各继承人轮流承包一定的时间，承包期内的收益归承包者，承包费亦由承包者交纳。轮流承包的期限可长可短，但最短不得短于一年。耕地、渔塘等每年收获一次的承包权的继承，可以采用此种共同继承的方法。
继承合同篇4
自秦朝以来，我国就一直在传统继承观念的支配下处理继承问题，形成了“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习惯，并在实质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客观地说，这种朴素的继承观念和继承习惯对于调整我国古代人民的家庭财产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维护家族和睦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后，我国传统继承习惯“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移植西方的继承法成为处理我国继承问题的最具权威的法律规范。但在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传统继承习惯在处理继承问题时依然发挥着支配的作用，继承法反而没有一席之地。这就不得不正视和研究这一现实问题，并结合国情和地域实际情况，正确处理传统习惯、法律权威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民间传统继承习惯与现代继承法的异同点分析
民间传统继承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劳动人民逐步约定俗成的处理和调整家庭财产关系，制止纠纷，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自觉共同信守的行为规范。而现代继承法则是一种国家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保障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是国家的统治工具之一。
二者的相同点。第一，继承人范围相同。无论是根据传统继承习惯还是现代继承法，处理的对象都是家庭内部的财产，继承人都是家庭内部或者家族内部的人员，对家族之外的人员都具有天然的排斥性，但这里的家族之内并不一定都有血缘关系，也包括根据传统习俗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上的“家庭成员”。传统继承习惯下，一般将财产传给自己儿子，所以才有“诸子均分制”的形成。“没有儿子的家庭则可依据传统习惯通过立嗣、招婿等方式，得到形式上的‘儿子’”。①立嗣是指一般从家族旁支中选择一名男丁过继到自己的门下来顶立门户；招婿所招的“婿”尽管与被继承人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婿”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般在家中地位较低，女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实际继承人依然是家族内部的人。现代继承法对继承人范围的规定也都是家族内部，还特别规定了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顺位继承权，尽管这些人与被继承人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在法律上与被继承人已构成了有效的亲属关系，所以同样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内。
第二，伦理依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经过长期发展的乡土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自然的思想意识，特别是中庸、平衡等思想更是成为指导人们处理一切矛盾和纠纷的根本，在处理家庭内部问题时又将谦让、和睦等基本伦理道德作为最高标准。传统继承习惯作为处理家庭财产继承问题的自发的行为规范，成功地为维护我国古代家族的和睦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甚至在现在某些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域沿用至今，所依赖的正是这种深深扎根人们内心深处的最淳朴的伦理道德意识。而现代法律也并没有漠视这些伦理道德，除了在涉及刑事内容的问题上坚持强制性外，对于一些关乎人身财产和家庭内部关系的法律法规也体现了人性关怀，特别是现代继承法，它即坚持了法律的权威，坚决维护所有合法继承人的继承权，同时，又兼顾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习惯、地域习惯和民族风俗，同样体现了对传统民间朴素伦理道德意识的尊重和遵从。
第三，渊源。“一个不同于正式制度所构想和构建起来的乡村社会的秩序是客观存在的。特定地区的乡民所拥有的规范知识也并不因它们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和不合理的”②。这意味着，现代继承法的诞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民间继承习惯的合理性，相反地，要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归其原因，现代继承法与传统继承习惯的关系并不是不同两种事物的对立与更替，而是具有同一渊源的一种事物两种表现形式的进步与发展。现代继承法是在传统民间习惯的孕育下诞生的，现代继承法的制定不可能完全脱离民间传统习惯的土壤，如果继承法的制定完全背离传统习惯这一渊源而特立独行，必将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来自民间的强大阻力，那么法律的权威性必将大打折扣。
二者的不同点。传统民间继承习惯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秩序，习惯成自然，是中国传统朴素的思想意识在人们继承行为上的具体显现，其约束力主要来自人们的内心。与现代继承法相比，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却深深刻在人们的心中，是影响中国人几千年继承文化的合俗、合理、合适的行为规范。它的制定也没有国家意志的参与，完全是人们家庭内部或家族内部的自我管理，传统习惯和地方风俗痕迹很明显，既谈不上制定程序的科学性，也不具有使用范围的统一性，具有显著的感性意识过重和地域色彩浓厚的特征，缺乏现代继承法严谨、理性的制定程序和全国一个标准的统一性。
现代继承法是一部专门的“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③具有科学性、严格的立法程序、文本形式和构成体系。是国家强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其强制执行权由国家机关包括政府、警察、法院、军队等作为保障，体现了国家意志，被继承人和继承人都不能更改其相关规定和标准，这是传统民间继承习惯无法达到的。
民间传统继承习惯与现代继承法相结合的可行性
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民间继承习惯看似与现代继承法是两条完全不相交的平行线，甚至在某些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定，但这只是外在的具体规定的不同，并不能否定二者本质上的一致性。现代继承法作为民法的一种，其制定具有深刻而广泛的民事法律渊源，这包括《宪法》中的民事规范；《民法通则》及各种单行法中的独特规定，如《婚姻法》、《物权法》等；国务院颁布的各种行政法及一些具有民事规范性质的制度、条例、细则等配套性规定；还有一些地方性和民族性自治条例，甚至包括国际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作为舶来法的继承法并不是完全照搬国外，还特别注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尤其注重中国民间习惯的规定，将传统民间习惯包括地区性习惯、行业性习惯和交易性习惯等作为重要的法律补充。④所以，传统民间习惯同样可以起到法律渊源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者的法律认知是一致的。无论是传统民间继承习惯还是现代继承法，其处理的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继承人获得财产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财产的取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原始取得，一是继受取得。所谓原始取得就是指财产所有权第一次产生或者不以原所有人的所有权和意志为根据，而直接取得的所有权。显然，无论是依据传统继承习惯取得的财产还是根据继承法的合法所得都不能归为原始取得的范畴。而继受取得是指通过一定法律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从原所有人那里受让所有权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主要包括买卖、互易、赠与、继承、遗赠等。依据现代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人既包括具有血缘关系的顺位继承人，又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但符合被继承人合法遗嘱规定的遗嘱继承人，这些继承人所获得的财产显然是根据“一定的法律行为”，通过“继承”和“遗赠”的方式而取得的合法财产。依据传统继承习惯所获得的财产的行为方式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习惯法的长期存在且有效发挥作用决定了其符合“其他法律事实”的范畴，其对应的继承方式也与“赠与”相吻合。可见，这两种继承方式在财产的取得上都符合继受取得的规定，具有相同的法律认知。
民间继承习惯与现代继承法良性结合的实施策略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现代继承法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专门法律，特别是在当下强调依法治国方略的大环境下，继承法作为我国现在和未来处理人民继承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是必然的趋势。但我国传统民间继承习惯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也存在了几千年，其合理性显然也不能随便否认。因此，在现实中，必须二者兼顾，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一方面，传统继承习惯处理解决财产的继承问题，传递了基层人民朴素的正义理念和伦理道德。生活在传统继承习惯起主导作用的地区的人们，家族情感比较重，那么，在处理继承问题时就要尊重有利于人们感性化生活方式延续和发展的传统继承习惯。而立足于理性化思维模式的现代继承法就可以从其优势方面对传统继承习惯做到司法保障，如对女性及未成年儿童保护等。
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国策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继承习惯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生活区域和家庭关系，现代继承法成为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处理继承问题的行为规范。但现代继承法所确定的继承时间节点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间开始算起，而传统继承习惯下的继承行为往往是被继承人生前进行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赡养问题。在我国养老体制还不健全的前提下，如果完全按照现代继承法去处理现实中的继承问题，则对这一块考虑不足，而传统继承习惯主持下的财产继承往往绑定着赡养义务，从实际上做到了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显然这种基于朴素情感的处理方式可以成为法律上的有益补充。⑤
因势利导，灵活处理。现代继承法的实施，与中国传统民间继承习惯具有较明显的出入，和谐处理二者的矛盾显得尤为重要。但法律的强制性又不允许用妥协的方式来破坏法律的权威性，而传统继承习惯形成的巨大的无形力量也不能强制，否则势必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适得其反，为此，科学处理二者的矛盾，就需要因势利导，灵活处理。
继承问题发生的区域及其具体标的物是决定侧重采取哪种继承行为规范的重要依据。一般在农村地区，继承的标的物多为房屋、土地等，这些财产都是不动产，不能带走，也不能随意买卖。而我国农村的女子大多嫁到外村，在本村出嫁的毕竟是少数，若按照现代继承法规定的子女平等继承产业的规定，女儿也继承部分房屋和土地，这显然会给其带来很多不便，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而此时依据传统继承观习惯“家产只由儿子来继承”就显得合情合理，特别是其绑定的赡养义务很好的处理了被继承人的养老问题，更容易得到被继承人、继承人和亲戚朋友及周围乡邻的认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在处理一些城市地区发生的、标的物为现代化事物时，如商品房、股票、债务、商标权等，其相关人受市场经济和自身思想意识的影响，特别是标的物方便买卖的特点，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现代法律的有关规定，传统民间习惯反而渐行渐远，那么，根据现代继承法处理其继承关系则比较合适。⑥
坚守原则，维持平衡。传统继承习惯和现代继承法的良性结合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妥协退让，必须坚守住二者共有的底线和原则，即养老育幼。这既是“求同存异”中的“同”的内容，更是“顺势利导”中“导”的方向。传统继承习惯一般是被继承人在世时通过分家析产实现的，虽然只在儿子中进行，并不考虑女儿的继承权，但它解决了被继承人的赡养问题。同时，在被继承人主持下，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尤其是对孤儿寡母而言，可以在家族中有威望的人的见证下，得到应有的份额，甚至更多的照顾。
现代继承法作为现代一种严格的法律，必须充分体现惩恶扬善。对继承法来讲“善”就是养老育幼，保障老人和幼弱群体的合法权益。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第14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充分体现了现代继承法对于幼弱群体的照顾。在养老方面，由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继承法一般就不考虑赡养问题，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被继承人死亡时其父母还健在。为了解决其父母未来的赡养问题，现代继承法将父母也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合法取得其子女留下的部分财产包括其子女因意外死亡获得的赔偿金作为养老之用。这其实正是养老原则的体现，所以二者的良性结合还必须都坚守共同的原则。⑦
结语
综上可知，传统继承习惯和现代继承法的良性结合就是要在坚守共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侧重依据某一种继承方式，并合理利用另一种继承方式进行有益的补充。其中，传统继承习惯为现代继承法的逐步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法理渊源和参考案例；而现代继承法对传统继承习惯落实与生效的呐喊助威也保障了人间真情和伦理道德的延续，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相反，我们绝不能武断地将其定为二选一的问题。因为对二者区别选择的根据不是简单的落后与先进的问题，更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是地区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独具特色与根深蒂固的使然。探索二者的良性结合，就是要将传统习惯中合理的部分推向法律化，而将法律中理性的内容逐步习惯化，最终实现传统继承习惯与现代继承法的一致化。
当然，我们更要看到，传统继承习惯和现代继承法的冲突与融合，绝不是只简单的涉及到财产继承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我国的养老体制、计划生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和政策问题，更涉及到我国流传千年的分家析产习惯民间继承观念的文化问题。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仅使用现代继承法这一法律武器来解决势必有些单薄和乏力。因此，今后必须从文化、思想、心理等多个角度深刻探索二者的良性结合，使人们可以从这一探索活动中对价值认识更清，对人生感悟更深，对世界理解更透。
（作者为中共信阳市委党校副教授）
【注释】
①俞江：“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和继承法移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19页。
②梁治平：《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③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④张利平：“以法律视角看民间继承习惯”，《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第21页。
⑤林雪贞：“从养老传统视角完善农村养老地方立法”，《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32期，第224页。
继承合同篇5
本案中杨某的继承人共有其父母及张某三人，三继承人对杨某的财产应如何分配，本文不予讨论。（关于遗产的分配，我们将另行具文介绍。）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遗产的范围界定问题。
所谓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依照继承法移转给他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考察遗产范围，必须从遗产的时间特定性、财产性、专属性、限定性和总体性等五个特征着手。
所谓时间特定性，是指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被继承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是区分被继承人的个人所有财产与遗产的法律上的时间界限。被继承人生前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在法律上都属于其个人所有财产，但不一定是遗产。因为被继承人生存时可以对这些财产进行使用、收益或进行其他合法的处分，这些被处分的财产不能作为遗产。只有当被继承人死亡的法律事实出现时，他所遗留的个人财产才转化为遗产。所谓财产性，是指遗产仅指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而被继承人生前所享有的人身权利以及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义务，不能作为遗产。
所谓专属性，是指遗产必须是原属于被继承人个人的合法财产。因此那些虽然有被继承人生前占有但并无所有权的财产，绝不能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如本案中被继承人杨某与他人合伙经营，合伙财产中有一部分财产应是其他合伙人的，杨某对这部分财产不享有专属性，因而上述采矿设备一套、存款8000元，矿石款6万元，黄金十余两等不能全部作为遗产分配，只有在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后，杨某应得的那部分财产方可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
所谓限定性，是指遗产只能限于依继承法能够移转给他人的一定财产，而不是被继承人的全部财产。如本案中因被继承人死亡保险公司支付得5000元保险费，因其受益人指定为其妻张某，所以此5000元保险费不能作为遗产。
所谓总体性，是指遗产的范围不仅包括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还包括其应承担的财产义务。遗产是被继承人遗留的一定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的统一体，它们同时依继承法移转给继承人或其他人。继承人若接受继承，则必须连同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及债务等共同继承。反之，若放弃继承，则意味着继承人不再负有承担被继承人债务的义务，同时也丧失了取得被继承人财产权利的权利。如本案中，被继承人杨某遗留有若干财产，但同时也遗留有夫妻共同债务483.20元，其个人债务应为241.6元。财产和债务都应属遗产的范围。在民法理论上，财产权利被称为“积极财产”，财产义务被称为“消极财产”。二在继承法领域，无论是“积极财产”还是“消极财产”，都可以作为遗产来继承。
以上我们是从遗产的法律特征来界定遗产的范围的。在立法上，《继承法》第3 条采用概括性和列举性相结和的立法方法明确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是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其中第七项的“其他合法财产”界限模糊，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将其界定为：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权等。同时，《继承法》第4条还规定：“个人承包所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有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承包合同办理。”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遗产范围应包括：
一。 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
界定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为遗产范围除了上述《继承法》所举列的种类外，尚有《民法通则》可作为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75条则进一步明确：“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
二。 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权：
债是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债权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财产关系，但根据其履行标的来划分，则有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券和履行标的为非财物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表明，仅有以财物为履行标的债权方可作为遗产。
根据债的发生原理，债权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而产生。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权也可相应地因此而产生。本案中，杨某与他人合伙经营，尚有合伙财产。根据合伙合同，他对与其他合伙人享有债权，即对于采矿设备一套，存款8000 元，矿石款6万元及黄金十余两等，有分割合伙财产的权利。此种债权无疑属于遗产范围。
审判实践中不易掌握的，是哪些债权不能作为遗产。一般认为，下列债权属于履行标的为非财物的债权，不能列入遗产范围：
1. 与合同当事人的人身密切相联系的债权。它包括：（1）委托合同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债权关系。委托合同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赖，受托人愿意为委托人效劳而产生的，其合同基础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赖。因而委托人应当承受受托人所谓的法律行为的后果，而受托人一般应亲自处理委托市事务。如果双方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死亡，委托合同自动终止，各自的权利、义务归于消灭，而不能将其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2）劳动合同中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劳动合同中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所享有的劳动权与劳动者的人身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并不能转嫁给他人。一旦劳动者死亡，原来的劳动合同自行终止，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权也随之消灭，不能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承受。
2. 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承租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房屋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和出租人的主体地位是特定的，当承租人死亡时，其承租权随承租合同的自动终止而消灭，不能由继承人继承。如果其继承人希望能继续租用该房屋，还需与出租人重新订立租赁合同。从民法理论上分析，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不可及于第三人。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既往的房屋管理体制影响下，房屋租赁合同中易于出现的问题是：公民承租国家、集体或其他公民的房屋，往往有两种情况：其一，单个公民享有承租权。如果该公民死亡，其处理原则应是该公民承租权消灭，不发生其继承人对该房的承租权继承问题。其继承人意欲继续承租，则应以有关法规重新订立租赁合同；其二，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承租房屋，但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只载明家庭成员中一人为代表。该公民死亡时，处理原则应是，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这并不意味着承租权的继承，而是承租权主体的减少。
3. 指定了第三人为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权不能作为遗产。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有权指定第三人作为其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一旦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死亡，受益人可以独立以受益人的身份请求保险人向其支付保险金。如本案中张某为其夫杨某与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它可以独立地领取5000元保险金而不将其纳入遗产范围。
4. 赠与合同中受赠人的权利不属于遗产范围。由于赠与合同是一种实践合同，只有赠与人将所曾财物实际交付给受赠人所有，此合同方可生效。因此，当赠与人或受证人死亡，赠与合同即告终止，受赠人的受赠权也归于消灭，不能由其继承人继承。
三。 公民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知识产权，是指公民依法对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领域里创造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发明权、发现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知识产权既包括人身权利，又包括财产权利。其中的人身权利，一般说来因其同人身不可分割，故不可移转、让与给他人，随公民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但有些非财产人身权利，也可以继承。如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作品享有发表、复制、发行等使用作品的权利，保护被继承人的作品不受侵犯的权利等。其中的财产权，则可以作为遗产继承。
四。 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这是一个界限宽泛而模糊的范围。最高人法院从司法解释角度，将此“其他”界定为“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权”两大类。后者我们已在前文论述。在此仅表述“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是设定并证明某种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的书面凭证。如车票、支票、汇票、股票、债权、国债等。它分为不记名有价证券、记名有价证券和指定人有价证券三种类型。有价证券可以由公民持有、转移，因而可以作为遗产由公民继承。
五。 债务：
前述遗产范围在民法理论上属“积极财产”，但作为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债务即“消极财产”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在继承法领域，继承遗产必须连同“积极债务”与“消极债务”并继承。
继承合同篇6
继承法作为民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继承涉及到每个家庭、自然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继承权主要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大制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法定继承在继承范围和继承顺序上不能适应当代社会与生活的需要。现阶段，修改继承法成为首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自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至今已经近三十年了，现行《继承法》分为五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法定继承、第三章遗嘱继承和遗赠、第四章遗产的处理、第五章附则。我将对法定继承制度中继承范围和继承顺序进行进一步探讨 。
一、法定继承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章法定继承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配偶、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的儿媳或丧偶的女婿。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体制发生改变，家庭结构也由于生育观念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发生变化，使得继承也发生了变化，《继承法》中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的规定略有缺漏，不适应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状。
1.配偶。配偶作为法定继承人没有争议，各国均承认，但对配偶的范围却存在争议。配偶一般指处于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间共同的称谓，以合法的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 如在继承开始前，与被继承人是非法同居关系或者姘居关系，或者已经与被继承人离婚，以至于与被继承人无效的婚姻关系，因此不能以配偶的身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也有例外情况，如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已经判决但正在进行上诉，在上诉期间或判决尚未生效，配偶都具有法律地位，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种情况便存在争议，我国没有详细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此种情况却常有发生。面对此情况时，法官认为，夫妻双方的离婚诉讼经过法院判决，但是在判决生效之前，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和夫妻身份，所以配偶仍然属于法定继承人。从法律方面来看，这种规定符合我国现行立法，但仍然存在着缺陷。夫妻离婚的原因很多，但离婚后，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终止，继承权也就消灭了，可现实中，若二人进行离婚诉讼，在判决前二人仍然为合法夫妻关系，若在诉讼期间，当事人一方死亡，则诉讼终止，二人的婚姻关系仍然存续。这种情况有可能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意志，违背了法律所保障的公平正义。 我认为我国应当吸取《德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双方当事人一方死亡时，已经提起离婚诉讼或已经同意离婚的，配偶的继承权应当归于消灭，若配偶的生活困难，可以申请遗产抚养。我国应当建立相关制度，这样有利于被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可以保护被继承人的其他相关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2.子女。子女包括亲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都是父母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而养子女和养父母自从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便是养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同时，若养子女对生父母尽了扶养义务，还可以分得生父母的适当遗产，法律对继子女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同样也有规定，继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条件是与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扶养关系并不影响其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上述法律规定，从根本上说会对未成年子女不利，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和养子女的权利保护，取消继子女的继承权。当今社会，重组家庭越来越多，造成继子女的继承权威胁到了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养子女的权利。继子女对继父母事实上互相没有扶养义务，但根据法律的规定，继子女同样拥有继承权，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公平正义，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继子女对生父母和继父母的双重继承权难以实现。我国应该取消继子女的继承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继子女和继父母相互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3.丧偶的儿媳和女婿。《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我认为此规定不合理，虽然我国设立此条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失去子女的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但有时却违背了被继承人的意愿。因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有可能损害了被继承人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为了保护老人的其他继承人的相关权利，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继承权应当按照具体情况确定其应得的份额，而不是将其定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4.父母。各国法律均规定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继承人，我国也不例外。《继承法》规定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具有继承权应与继子女和继父母的继承权规定相同，应当取消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在法律上对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而父母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也存在较大争议，一般来说非婚生子女可能是由父母一方养大，但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一方却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此规定，我认为若父母没有履行抚养义务，应当丧失其继承权。这样才有利于保护对孩子尽到抚养义务的继承人的继承权。
5.兄弟姐妹。对继兄弟姐妹的继承权的规定，应与继父母、继子女的规定相同，我认为应该取消其继承的权利。若继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继承关系，可能会损害亲兄弟姐妹等继承人的继承权。
6.祖父母、外祖父母。我认为基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不应该存在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继子女的亲生子女间同样应否定相互继承。 7.此外，我认为应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家庭结构发生改变，一般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失独老人越来越多。现行《继承法》的规定不适用于这些失独老人的遗产继承，我国应当就此种情况对《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定进行修改，扩大继承人的范围。就当今国家现状来说，我认为应当将父母的兄弟姐妹即我们熟称的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同时也应当将被继承人的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上述，我国失独老人越来越多，最终可能是其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但他们却没有继承权；又或孩子未成年父母却双亡，由父母的兄弟姐妹抚养，但他们同样没有继承权。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公民死亡后若没有法定继承人，则遗产归国家所有。这既不是被继承人的意愿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也使得家庭生活不稳定，容易出现幼无所养，老无所依的局面。
二、法定继承的顺序
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我国《继承法》规定配偶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该规定有利于保护配偶的利益，但对于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已经判决但正在进行上诉，在上诉期间或判决尚未生效的配偶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符合被继承人的愿望，也不利于保护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所以对于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已经判决但正在进行上诉，在上诉期间或判决尚未生效的配偶即使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但其继承份额应当适当减少。而对于子女来说，继子女不应有继承权；对于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也不应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若他们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可能会损害亲生子女的继承权。 所以他们之间即使形成了扶养关系，仍然不能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如果想要保护继子女或丧偶儿媳和女婿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适当分得遗产的制度解决。父母应同上文述，父母对于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归于消灭。同时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可能违背被继承人的意愿，因为父母大多数都会希望自己的财产是由孩子继承，并一直传承下去。若他们的财产给了父母，当父母死亡后，遗产是由其他兄弟姐妹继承。我认为我国应当将被继承人的父母定位第二顺序继承人，同时由被继承人的子女代替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保障被继承人父母的生活。
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我认为继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应当归于消灭，所以继兄弟姐妹不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而祖父母、外祖父母应当在父母、兄弟姐妹之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被继承人从未有过抚养关系，二者之间关系较父母、兄弟姐妹来说比较疏远。所以祖父母、外祖父母应当被列入第三顺序继承人。最后是我认为应当扩大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即父母的兄弟姐妹即我们熟称的姑、叔、姨、舅等和被继承人的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当今社会大多家庭结构简单，一家一个孩子，当孩子先于父母死亡，其父母可能会由他们的侄子女或外甥子女赡养，但这些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女或外甥子女却没有继承权。长此以往下去，会造成老无所依的局面，所以我们要将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女和外甥子女等列入继承范围。同兄弟姐妹一样，定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与此相同，未成年的孩子父母双亡后，大多数由父母的兄弟姐妹抚养，但现行《继承法》却没有将这些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我认为应当将对未成年儿童尽到抚养义务的姑、叔、姨、舅等列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三、结论
继承合同篇7
继承人： ，系被继承人之 ，原身份证号码：
继承人： ，系被继承人之 ，原身份证号码：
现被继承人去世，留下遗产（房产）尚未分割。我们是被继承人的三个子女，是法定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遗嘱，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如下遗产分割协议，以资共同遵守执行：
1、各继承人确定，依据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名下财产为：
①、房产之一： 市 路 号
②、房产之二： 市 路 号的一半【即：一楼（铺面）60平方米，二楼房子60平方米，共120平方米】
2、房产之一： 市 路 号由继承人： 和继承人： 共同继承。
3、房产之二： 市 路 号的一半【即：一楼（铺面）60平方米，二楼房子60平方米，共120平方米】归三人共同继承，共同共有。现我们约定：该房产在获得拆迁获得补偿款并分割前或者三人共同协商对该房产实际分割前，处于三人共同继承，共同共有状态；未经三人共同协商一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该房产进行分割、处分，及其他侵害其他继承人合法继承权的行为。
3、房产之二由于翻新装修，继承人： 一次性支付给 继承人： 和继承人： 6万元人民币做为该房屋的翻新装修费用。
4、在房产之二拆迁获得补偿款前或者三人共同协商对该房产实际分割前，对该房产的重大修缮、保存和改良行为应该由三个人共同协商同意（未经协商一致的行为，由该行为人负担），产生的费用由三人平均分担。
5、在房产之二拆迁获得补偿款前或者三人共同协商对该房产实际分割前，约定该房屋的收益（收租）由三人共同平分所得的收益。
6、在房产之二拆迁获得补偿款前或者三人共同协商对该房产实际分割前，因为某合法继承人的过错产生的债务、侵权等纠纷由该继承人自行承担责任。
7、在房产之二拆迁获得补偿款前或者三人共同协商对该房产实际分割前，任何继承人不得主张转让、抵押该房产。
8、待该房产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后，由子女三人对该款项平均分配。
9、若任何合法继承人对房产之二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有造假、欺诈等行为的，约定其对该房产的继承份额减半，剩余份额由其他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
10、若任何法定继承人实施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合法继承权的行为，约定取消其对该房产之二的继承份额，该份额由其他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
11、如有其他争议可通过协商处理。
12、本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13、本协议在 市区签署，因本协议发生的纠纷或与本协议内容相关的纠纷，由 市区人民法院管辖。
14、本协议一式陆份，协议人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继承人： （签字、按手印）
继承人： （签字、按手印）
继承合同篇8
二、继承财产的分配原则
有的同志主张{关于同一顺序继承人的应继份额，应由绷承人平均分配，否则就是否定了继承人有平等的继承权。但有的同志认为，平等并蒯就是平均，有时候平均是平等的表现，有时却恰只有不平均才能真正体现平等。在继承份额的分配上，因为各个继承人的男动能力、所尽义务、经济需要，往往是很不相同的，如果硬是要对这些很不相同的人，一律分配给平均相同的份额，这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此，他们主张:首先要斌顾未成年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其次应考虑对被继承人尽义务的多少，还要考虑到继承人的经济需要。全面考虑这三个不同条件，以不平均的分配为原则，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和促进家庭成员间的团结互助，有利于尊老爱幼，巩固社会主义家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三、遗嘱取消法定继承有效吗?
继承合同篇9
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法理及效力依据
通过授权公司章程对死亡股东的股权继承进行限制或排除是各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通例。 [1]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即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信任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是公司设立的前提，也是维持公司存在的基础。人合性丧失，公司就可能解散清算。除此之外，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数以及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限制性规定的法理根据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维持的典型规定。在赋予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进行限制或排除的同时，法律也没有忘记对股权继承者继承股权的关注，即在公司章程没有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时，法律一般承认股权继承者有权继承股权。这样就实现了法律既维持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又保护继承者的股权继承权的双重目的。由此也决定了各国股权继承制度大致包括股权继承的一般规定和以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的限制性或排除性规定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公司章程可在多大范围内作出限制甚至排除股权继承的规定，或者说公司章程规定的限制性或排除性条件有没有边界呢？这个问题又涉及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理解与把握这种关系，又以公司法的性质界定为前提。至今对公司法为强行法抑或任意法仍是公司法理论界争议的核心， [1]但在公司法归属于私法的认识上却是统一的。按照目前理论界推崇的公司合同理论的看法，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性的或者是契约性的，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是一套合同规则。 [2]因此，公司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标准合同体系，它补充着公司合同的种种缺漏，同时也在不断地为公司合同所补充。 [3]体现公司合同理论的载体就是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对公司及其成员有约束力的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性规则和协议。通过这种协议安排和规制公司的设立以及公司的运行。可以说公司的设立和运行就是股东意思自治的体现，或者说是股东之间自由意志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是任意法。而任意法与强行法区别之要点在于是否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来预先排除法律之适用。 [4]正是由于法律肯认公司章程可以预先限制或排除法律规范之适用而代之以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作为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准据法”，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当以股东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或者说股东意思自治的范围决定股权继承的范围。《公司法》第76条“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就证明公司章程可以作出“另外规定”来预先排除或限制股权继承一般规定的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第76条是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2]但众所周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民法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可自由作出意思表示，超出法定范围法律就应认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效。
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内容及效力
《公司法》第76条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含义就是公司章程可以作出与本条前段“自然人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的 “不同规定”。一般而言，股权中既有财产性权利又有人身性权利，前者主要是自益权，后者则以共益权来体现。对于自益权这种财产性权利当然属于继承的客体和对象。而对于共益权这种具有人身性的权利因以人合性为基础，并非当然成为继承的客体。这是域外立法的通例，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见解。因此，公司章程的“不同规定”应当仅限于对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即共益权作出不同于本条前段的规定，不能对股权中的自益权作出限制或排除继承的规定。如果对于财产性权利也作出限制或排除的规定，公司章程的这部分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而不受法律保护。
“不同规定”一般是以限制性或排除性内容来体现。公司章程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考虑，可以采取对继承人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可称为对继承人的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还可以再细分为对继承人的限制与对继承人的排除两种类型。前者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第2款，章程可规定，配偶、继承人、直系尊亲属、直系卑亲属，只有在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获得认可后，才可以成为股东。后者如德国理论界的看法，“章程可以对继承人进行限制，比如股份不得由股东的家庭成员继承，或者不得转让给其家庭成员”。 [5]
基于对继承人排除的分类，这种情形中可能包括公司章程全部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的类型。由此，就派生出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公司或公司现有股东收购死亡股东股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称之为收购方式。也可以采取对股权是否分割进行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可称之为对股权分割的限制或排除方式。这种方式还可再细分为对股权分割的限制与排除两种类型。前者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7条〔部分出资额的让与〕第3款规定，在公司合同（相当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在向其他股东让与部分出资额时，以及在死亡股东的继承人之间分割死亡股东的出资额时，无须得到公司的承认。后者如同法第17条第6款规定，除让与和继承的情形外，不得分割出资额。即使对于第二种情形，也可以在公司合同中规定不得分割出资额。当然也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并用对继承人和股权的分割的限制或排除两种方式。
对于继承人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样规定存在问题。因为对继承人股权继承的排除就意味着对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的继承也排除掉了，当然侵害了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权利，应当属于无效。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对继承人排除股权继承应当认定为有效。其立论根据就是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分歧观点的实质还是在于对股权性质的不同认识以及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维持与股权继承人利益保护之间的不同价值判断和趋向。对于前者，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并非因继承人被排除在股权继承之外而当然丧失。相反，股权继承人可以依法向公司主张已届期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以及与死亡股东出资额相应的财产价值返还请求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便成为继承人继承权的客体。另外，公司章程事先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一般也会对继承人的财产利益作出设计和安排。即使没有规定，股权继承人也当然可以行使上述股利分配请求权和财产价值返还请求权等。从这个角度上说，承认公司章程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的规定有效更为合理，也符合域外立法的趋势。同时，《公司法》第76条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包含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这种类型。本条并未将这种情形规定为无效，因此，认定该情形为有效，符合本条规定的意旨。
在我国公司法理论及实务上，尽管对于继承股权分割限制或排除的公司章程的有效性没有争议。但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却有不同的观点：一是对继承股权分割限制可能导致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对此，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我国《公司法》第24条对有限责任公司最多人数为50人的规定，为一项强行法性质的规定，因此这一冲突的结果，就会危及公司本身的存在，或者说公司本身会因此而被强迫解散。 [6]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继承人为数人时，数人可共同继承，由继承人共同享有股权。 [7]二是继承股权分割排除可能导致数个继承人共有股权。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数个继承人共有所继承股权的状态终归是一种临时状态。虽然在《公司法》中没有明文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股权可由数人共有，但是我国《公司法》所使用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概念，隐含着一个股权对应一个股东的法律原则。在这一法律原则下，数人共有股权的状态是不允许永远持续下去的。 [8]另一种意见如上述则认为数人可以共同继承股权。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后果的实质是：数个继承人分割所继承的股权可能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最高限额；而数个继承人不分割股权则会产生共有所继承股权的问题。前者可能与我国《公司法》第24条规定相冲突；后者则会导致共有股权结果的发生。对于这两种情形我国《公司法》没有设计相应的处理规则，应当说构成法律漏洞，应予补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妥善的解决办法应当是：如果股权分割的结果不会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限额，应当分别认定数继承人分别继承股权； [3]如果股权分割的结果致使股东超过法定人数，则应当建议数继承人之间自行协商确定由其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以符合法定人数的为限）继承股权，如果协商未果，则应当认定数人共有股权。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形类似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关系， [9]可以参照有关规则予以处理。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之（一）中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方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2007年1月15日施行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6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人数限制规则，承认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可以不受法定人数的限制。这种做法也意味着股东人数限制的人合性基础正在丧失。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正在受到司法实践的挑战。从立法论上看，对于股权继承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限制的情形，可以借鉴《日本有限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该法第8条〔股权人数的限制〕第1款规定，股东的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在有特别事由的情形下，得到法院批准时，不在此限。第2款规定，因继承或遗赠，股东人数发生变更的情形，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这种立法例一方面将股东人数限定作为一般规则，另一方面又兼顾因继承或遗赠等情形之发生作为股东人数限制的例外，是一种有限公司人合性与数继承人股权继承之间平衡兼得的科学立法模式，值得我国立法吸收借鉴。
三、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形成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
一般而言，对自然人股东死亡之前制定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没有争议。但对于股东死亡后形成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问题，则存在分歧。这种情形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原公司章程规定股权可以继承，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公司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原公司章程规定了股权继承的限制或排除，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作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或排除条件；原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原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未作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或不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对于第一种类型，司法实践的一般做法是不认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效力。因章程的修改不符合原章程的规定，且是在纠纷发生后，将系争的股份排除在外而表决通过的，故对其效力不予认可。 [4]对于第二种至第四种类型还未见理论分析和相应案例。
笔者以为，对于上述情形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认定其效力。对于第一种情形，即原公司章程规定股权可以继承，就意味着包括死亡股东在内的股东之间已经就股权可以继承达成了协议。而在某一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作出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决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实际上是部分股东以其意思表示处分了死亡股东的股权，系无权处分。如果继承人认可，则是事后追认，如果不予认可，则事后作出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无效。 [5]这种意思表示行为所侵害的是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扶养人的股权继承权。 [6]另外，从公司法上看，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采法定多数表决权制。 [7]在自然人股东已经死亡，其继承人未参加股东会，其股权处于无人代为行使的状态下，限制或排除股东继承，公司章程是否符合表决权的法定比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也成为一个问题。由此，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应当肯定。对于第二种情形大致应当作与第一种情形相同的解释，即苛刻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不应当对股权继承人产生约束力。对于第三种情形，因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对继承人有利，如果继承人同意，应当视为继承人与其他股东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但继承人继受股权的根据不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而是其与其他股东之间达成的协议，只不过这种协议是继承人事后对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这种要约全部接受（承诺）而已。相反，如果继承人不同意，则应当根据原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处理。对于第四种情形中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不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规定，应当作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相同的理解，即这种事后限制或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规定对继承人不生效力，继承人有权依据《公司法》第76条规定继承股权；但对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的情形，因为这种规定与《公司法》第76条前段规定完全相同，应当视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未作出与本条不同的规定。因此，继承人亦有权依据《公司法》第76条前段规定继承股权。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公司章程规定“继承人是否继承股权由股东会决议决定”这样的表述，其效力如何？这种情形的特殊性在于公司章程有规定，但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待自然人股东死亡后通过股东会决议才能确定。其结果可能是允许股权继承，也可能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这个问题既涉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涉及到自然人股东死亡后才作出决议以使另有规定特定化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种情形与原公司章程没有规定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显然不同。因为它有规定，只是规定不明确而已。也与公司章程有规定而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股东会另行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有别。因为，股东作出决议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为之。因此，从意思表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导致无效的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样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同时，因为公司章程赋予其他股东以决议形式决定继承人股权继承的命运，与前述事后股东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涉及多数表决权的问题亦无关。只要现行股东或者基于股权比例表决或者人头表决作出决议，决议内容就直接决定股权能否由继承人继承。
注释:
[1] 如《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5条、《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和《意大利民法典》第2479条。
[2] 在股权继承案件中，股权继承人是否只能选择股权继承，不能选择继承股权转让后的对价，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故在本文中不涉及。但笔者会另行著文研究。
[3] 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意见认为，考虑到股权价值的确定比较困难，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所继承的股权份额宜均等分割。“张明娣、胡某春诉郑松菊、胡奕飞遗产继承纠纷案”，参见陶海荣：“公司的股权继承和收益分割”，载《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18期。但笔者认为，也不排除经约定采取不均等分割的方案。
[4]“陶冶诉上海良代有线电视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二中民三（商）终第243号判决书。详细内容和分析请参见袁秀挺：“继承人对股权原则上可全面概括的继承”，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7日第6版（案例指导）。
继承合同篇10
王某于1940年过世，死后遗有栋近两千平方米的别墅，王某生前有二个老婆，大老婆杨某生育五子女，二老婆陈某生育一女。二位老伴在王某死后相继过世，她们生育的子女也于上世纪末相继过世，然王某遗留下来的房产至今未依法分割。现各继承人遍布全球各地，好些已经加入外国国籍，并且已经很少和国内的继承人联系，甚至失去联系。委托人反映，该房产现由二老婆的孙女在管理，并拒绝与委托人等其他继承人分配，欲委托笔者向法院提讼，请求析产。
二、诉前准备
鉴于本案的复杂性，笔者在接受委托前，详细查阅了委托人提供的材料，认为本案会是典型的法定继承人析产案件，由于各继承人现遍布全球各地，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享有法定继承权的人应该必须是属于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前述继承人不存在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才能主张继承。然，本案很多继承人身在外地，首先要证明其是合法继承人才能谈及份额，故笔者建议当事人着手收集相关证据包括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存在前述亲属关系的证明，如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户籍藤本、公证声明书、到公证处做证人证言的公证保全等。除此之外，笔者也开始搜集本案涉及到的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法院判例及权威法学理论，为更好本案做足准备。
三、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考
本案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行分析：
1、本案是否适用转继承的法律规定？
现行继承法并未直接规定转继承的字眼，但法学理论上，又把转继承称为再继承，连续继承等。根据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被继承人死亡时，其子女未分割遗产且相继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2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故，被继承人是被转继承人，其子女是转继承人，产生转继承法律关系。转继承人死亡后该部分财产仍然未分割即产生新一轮的转继承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在遗产分割前， 被转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未放弃继承权又死亡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新的转继承关系。笔者认为通过转继承得到的财产再发生转继承产生的是一种独立的法律继承关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一直往后产生转继承关系。
2、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77 条规定：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物权法》第 29 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又，继承开始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故本案各继承人依法取得对讼争房产共同共有的所有权，也就是一种物权，虽然本案所有继承人尚未分割遗产，但财产未分割并不影响各继承人取得所有权的属性。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3、一夫二妻的法律适用，从被继承人继承到的财产是夫妻共有吗，如果是，是各1/3吗，还是夫1/2，妻各1/4？
由于本案被继承人、甚至转继承人均出现一夫两妻的情况，而在当时的法律这是允许的，故对于妻子及其衍生下来的子女的财产分配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成为本案的难题。笔者认为，法不溯及既往，即使现在的法律只承认一夫一妻，然并不能约束法律实施前的民事行为，故按照法律规定及公平道义原则，应认定本案存在的一夫二妻的合法性。且，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除非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才不是夫妻共有。故本案被继承人、继承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为共同共有，故本案财产分割前应先承认一夫多妻制的财产共有性。
所谓财产的共有性，从共同共有的法律性质看，各共同共有人对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平等，且由于因继承所得的财产在夫和妻之间并没有约定份额，而被继承人也未对继承份额予以约定，故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一夫两妻还是一夫三妻，可推定夫与妻之间的共同共有财产为等额共有。
故，当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发生转继承的情况下，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中的一半首先要确定为其配偶的个人财产，剩下的另一半才能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如果被转继承人有两妻的，应按各1/3的比例确定各自的份额，剩余的份额才能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
4、案件审理中涉讼房产的收益处理问题
涉讼房产现由被告出租给案外人做经营使用，案外人每月支付租金。然，自本案进入诉讼阶段，房屋租金的归属、管理问题就浮出水面。然，大部分继承人不在国内，各继承人也无法达成指定共同管理人的一致意见，故经过多方协商，当事人到银行设立公共账户，案外人自诉讼之日起将租金打入公共账户，任何人不得私自提取公共账户的款项。
四、案件结果
由于被继承人的子孙众多，且分布海内外，笔者在本案前充分考虑了案件的上述因素，也告知案件当事人尽量联系其他继承人共同参与到本案诉讼中来，对已经找到的继承人又无法亲自参加的，建议办理公证委托。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办理委托，但仍然无法找到所有的继承人，故受理法院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通知各继承人及其合法继承人参加诉讼。本案仍在审理中。
五、结语
现行继承法制定于一九八五年，历史的局限性和实践的丰富性导致司法实践中遇到法律适用困难是正常的。而无论本案的判决结果会是如何，笔者都会继续关注和跟进继承法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欣：《中外子女法定继承权考察与评析》，《社科纵横》，2011年第10期。
继承合同篇11
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股权继承；限制性或排除性规定 内容提要: 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源自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维持的基本法理。这种限制或排除，既有对继承人主体范围的限制或排除，也有对股权继承份额能否分割的限制或排除。但无论如何，其限制或排除的只能及于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不得及于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从限制或排除的时间上看，原则上应当限于自然人股权死亡前订立的公司章程，而不及于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形成的公司章程。对于限制或排除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以及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制定的公司章程制定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一般应当认定为无效。 2005年10月27日修订，自200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条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与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规定。只有公司章程作出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规定，才能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否则，死亡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股权。由此，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规定便成为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惟一法律依据。因此，探讨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内容及其效力便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理论和司法实务，就上述问题谈些浅见，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法理及效力依据 通过授权公司章程对死亡股东的股权继承进行限制或排除是各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通例。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即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信任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是公司设立的前提，也是维持公司存在的基础。人合性丧失，公司就可能解散清算。除此之外，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数以及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限制性规定的法理根据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维持的典型规定。在赋予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进行限制或排除的同时，法律也没有忘记对股权继承者继承股权的关注，即在公司章程没有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时，法律一般承认股权继承者有权继承股权。这样就实现了法律既维持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又保护继承者的股权继承权的双重目的。由此也决定了各国股权继承制度大致包括股权继承的一般规定和以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的限制性或排除性规定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公司章程可在多大范围内作出限制甚至排除股权继承的规定，或者说公司章程规定的限制性或排除性条件有没有边界呢？这个问题又涉及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理解与把握这种关系，又以公司法的性质界定为前提。至今对公司法为强行法抑或任意法仍是公司法理论界争议的核心， 但在公司法归属于私法的认识上却是统一的。按照目前理论界推崇的公司合同理论的看法，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性的或者是契约性的，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是一套合同规则。 因此，公司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标准合同体系，它补充着公司合同的种种缺漏，同时也在不断地为公司合同所补充。 体现公司合同理论的载体就是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对公司及其成员有约束力的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性规则和协议。通过这种协议安排和规制公司的设立以及公司的运行。可以说公司的设立和运行就是股东意思自治的体现，或者说是股东之间自由意志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是任意法。而任意法与强行法区别之要点在于是否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来预先排除法律之适用。 正是由于法律肯认公司章程可以预先限制或排除法律规范之适用而代之以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作为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准据法”，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当以股东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或者说股东意思自治的范围决定股权继承的范围。《公司法》第76条“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就证明公司章程可以作出“另外规定”来预先排除或限制股权继承一般规定的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第76条是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但众所周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民法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可自由作出意思表示，超出法定范围法律就应认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效。 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内容及效力 《公司法》第76条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含义就是公司章程可以作出与本条前段“自然人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的 “不同规定”。一般而言，股权中既有财产性权利又有人身性权利，前者主要是自益权，后者则以共益权来体现。对于自益权这种财产性权利当然属于继承的客体和对象。而对于共益权这种具有人身性的权利因以人合性为基础，并非当然成为继承的客体。这是域外立法的通例，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见解。因此，公司章程的“不同规定”应当仅限于对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即共益权作出不同于本条前段的规定，不能对股权中的自益权作出限制或排除继承的规定。如果对于财产性权利也作出限制或排除的规定，公司章程的这部分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而不受法律保护。 “不同规定”一般是以限制性或排除性内容来体现。公司章程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考虑，可以采取对继承人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可称为对继承人的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还可以再细分为对继承人的限制与对继承人的排除两种类型。前者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第2款，章程可规定，配偶、继承人、直系尊亲属、直系卑亲属，只有在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获得认可后，才可以成为股东。后者如德国理论界的看法，“章程可以对继承人进行限制，比如股份不得由股东的家庭成员继承，或者不得转让给其家庭成员”。 基于对继承人排除的分类，这种情形中可能包括公司章程全部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的类型。由此，就派生出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公司或公司现有股东收购死亡股东股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称之为收购方式。也可以采取对股权是否分割进行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可称之为对股权分割的限制或排除方式。这种方式还可再细分为对股权分割的限制与排除两种类型。前者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7条〔部分出资额的让与〕第3款规定，在公司合同（相当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在向其他股东让与部分出资额时，以及在死亡股东的继承人之间分割死亡股东的出资额时，无须得到公司的承认。后者如同法第17条第6款规定，除让与和继承的情形外，不得分割出资额。即使对于第二种情形，也可以在公司合同中规定不得分割出资额。当然也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并用对继承人和股权的分割的限制或排除两种方式。 对于继承人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样规定存在问题。因为对继承人股权继承的排除就意味着对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的继承也排除掉了，当然侵害了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权利，应当属于无效。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对继承人排除股权继承应当认定为有效。其立论根据就是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分歧观点的实质还是在于对股权性质的不同认识以及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维持与股权继承人利益保护之间的不同价值判断和趋向。对于前者，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并非因继承人被排除在股权继承之外而当然丧失。相反，股权继承人可以依法向公司主张已届期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以及与死亡股东出资额相应的财产价值返还请求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便成为继承人继承权的客体。另外，公司章程事先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一般也会对继承人的财产利益作出设计和安排。即使没有规定，股权继承人也当然可以行使上述股利分配请求权和财产价值返还请求权等。从这个角度上说，承认公司章程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的规定有效更为合理，也符合域外立法的趋势。同时，《公司法》第76条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包含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这种类型。本条并未将这种情形规定为无效，因此，认定该情形为有效，符合本条规定的意旨。 在我国公司法理论及实务上，尽管对于继承股权分割限制或排除的公司章程的有效性没有争议。但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却有不同的观点：一是对继承股权分割限制可能导致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对此，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我国《公司法》第24条对有限责任公司最多人数为50人的规定，为一项强行法性质的规定，因此这一冲突的结果，就会危及公司本身的存在，或者说公司本身会因此而被强迫解散。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继承人为数人时，数人可共同继承，由继承人共同享有股权。 二是继承股权分割排除可能导致数个继承人共有股权。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数个继承人共有所继承股权的状态终归是一种临时状态。虽然在《公司法》中 没有明文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股权可由数人共有，但是我国《公司法》所使用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概念，隐含着一个股权对应一个股东的法律原则。在这一法律原则下，数人共有股权的状态是不允许永远持续下去的。 另一种意见如上述则认为数人可以共同继承股权。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后果的实质是：数个继承人分割所继承的股权可能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最高限额；而数个继承人不分割股权则会产生共有所继承股权的问题。前者可能与我国《公司法》第24条规定相冲突；后者则会导致共有股权结果的发生。对于这两种情形我国《公司法》没有设计相应的处理规则，应当说构成法律漏洞，应予补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妥善的解决办法应当是：如果股权分割的结果不会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限额，应当分别认定数继承人分别继承股权； 如果股权分割的结果致使股东超过法定人数，则应当建议数继承人之间自行协商确定由其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以符合法定人数的为限）继承股权，如果协商未果，则应当认定数人共有股权。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形类似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关系， 可以参照有关规则予以处理。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之（一）中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方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2007年1月15日施行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6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人数限制规则，承认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可以不受法定人数的限制。这种做法也意味着股东人数限制的人合性基础正在丧失。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正在受到司法实践的挑战。从立法论上看，对于股权继承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限制的情形，可以借鉴《日本有限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该法第8条〔股权人数的限制〕第1款规定，股东的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在有特别事由的情形下，得到法院批准时，不在此限。第2款规定，因继承或遗赠，股东人数发生变更的情形，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这种立法例一方面将股东人数限定作为一般规则，另一方面又兼顾因继承或遗赠等情形之发生作为股东人数限制的例外，是一种有限公司人合性与数继承人股权继承之间平衡兼得的科学立法模式，值得我国立法吸收借鉴。 三、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形成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 一般而言，对自然人股东死亡之前制定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没有争议。但对于股东死亡后形成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问题，则存在分歧。这种情形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原公司章程规定股权可以继承，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公司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原公司章程规定了股权继承的限制或排除，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作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或排除条件；原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原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未作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或不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对于第一种类型，司法实践的一般做法是不认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效力。因章程的修改不符合原章程的规定，且是在纠纷发生后，将系争的股份排除在外而表决通过的，故对其效力不予认可。 对于第二种至第四种类型还未见理论分析和相应案例。 笔者以为，对于上述情形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认定其效力。对于第一种情形，即原公司章程规定股权可以继承，就意味着包括死亡股东在内的股东之间已经就股权可以继承达成了协议。而在某一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作出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决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实际上是部分股东以其意思表示处分了死亡股东的股权，系无权处分。如果继承人认可，则是事后追认，如果不予认可，则事后作出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无效。 这种意思表示行为所侵害的是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扶养人的股权继承权。 另外，从公司法上看，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采法定多数表决权制。 在自然人股 东已经死亡，其继承人未参加股东会，其股权处于无人代为行使的状态下，限制或排除股东继承，公司章程是否符合表决权的法定比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也成为一个问题。由此，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应当肯定。对于第二种情形大致应当作与第一种情形相同的解释，即苛刻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不应当对股权继承人产生约束力。对于第三种情形，因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对继承人有利，如果继承人同意，应当视为继承人与其他股东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但继承人继受股权的根据不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而是其与其他股东之间达成的协议，只不过这种协议是继承人事后对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这种要约全部接受（承诺）而已。相反，如果继承人不同意，则应当根据原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处理。对于第四种情形中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不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规定，应当作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相同的理解，即这种事后限制或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规定对继承人不生效力，继承人有权依据《公司法》第76条规定继承股权；但对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的情形，因为这种规定与《公司法》第76条前段规定完全相同，应当视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未作出与本条不同的规定。因此，继承人亦有权依据《公司法》第76条前段规定继承股权。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公司章程规定“继承人是否继承股权由股东会决议决定”这样的表述，其效力如何？这种情形的特殊性在于公司章程有规定，但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待自然人股东死亡后通过股东会决议才能确定。其结果可能是允许股权继承，也可能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这个问题既涉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涉及到自然人股东死亡后才作出决议以使另有规定特定化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种情形与原公司章程没有规定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显然不同。因为它有规定，只是规定不明确而已。也与公司章程有规定而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股东会另行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有别。因为，股东作出决议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为之。因此，从意思表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导致无效的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样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同时，因为公司章程赋予其他股东以决议形式决定继承人股权继承的命运，与前述事后股东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涉及多数表决权的问题亦无关。只要现行股东或者基于股权比例表决或者人头表决作出决议，决议内容就直接决定股权能否由继承人继承。 注释: 如《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5条、《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和《意大利民法典》第2479条。 在股权继承案件中，股权继承人是否只能选择股权继承，不能选择继承股权转让后的对价，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故在本文中不涉及。但笔者会另行著文研究。 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意见认为，考虑到股权价值的确定比较困难，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所继承的股权份额宜均等分割。“张明娣、胡某春诉郑松菊、胡奕飞遗产继承纠纷案”，参见陶海荣：“公司的股权继承和收益分割”，载《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18期。但笔者认为，也不排除经约定采取不均等分割的方案。 “陶冶诉上海良代有线电视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二中民三（商）终第243号判决书。详细内容和分析请参见袁秀挺：“继承人对股权原则上可全面概括的继承”，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7日第6版（案例指导）。 参照我国《合同法》第51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 参照我国《公司法》第44条第2款
继承合同篇12
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法理及效力依据
通过授权公司章程对死亡股东的股权继承进行限制或排除是各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通例。 [1]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即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信任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是公司设立的前提，也是维持公司存在的基础。人合性丧失，公司就可能解散清算。除此之外，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数以及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限制性规定的法理根据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维持的典型规定。在赋予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进行限制或排除的同时，法律也没有忘记对股权继承者继承股权的关注，即在公司章程没有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时，法律一般承认股权继承者有权继承股权。这样就实现了法律既维持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又保护继承者的股权继承权的双重目的。由此也决定了各国股权继承制度大致包括股权继承的一般规定和以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的限制性或排除性规定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公司章程可在多大范围内作出限制甚至排除股权继承的规定，或者说公司章程规定的限制性或排除性条件有没有边界呢？这个问题又涉及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理解与把握这种关系，又以公司法的性质界定为前提。至今对公司法为强行法抑或任意法仍是公司法理论界争议的核心， [1]但在公司法归属于私法的认识上却是统一的。按照目前理论界推崇的公司合同理论的看法，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性的或者是契约性的，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是一套合同规则。 [2]因此，公司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标准合同体系，它补充着公司合同的种种缺漏，同时也在不断地为公司合同所补充。 [3]体现公司合同理论的载体就是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对公司及其成员有约束力的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自治性规则和协议。通过这种协议安排和规制公司的设立以及公司的运行。可以说公司的设立和运行就是股东意思自治的体现，或者说是股东之间自由意志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是任意法。而任意法与强行法区别之要点在于是否允许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表示来预先排除法律之适用。 [4]正是由于法律肯认公司章程可以预先限制或排除法律规范之适用而代之以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作为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准据法”，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当以股东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或者说股东意思自治的范围决定股权继承的范围。《公司法》第76条“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就证明公司章程可以作出“另外规定”来预先排除或限制股权继承一般规定的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法》第76条是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2]但众所周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民法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可自由作出意思表示，超出法定范围法律就应认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效。
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规定的内容及效力
《公司法》第76条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含义就是公司章程可以作出与本条前段“自然人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的 “不同规定”。一般而言，股权中既有财产性权利又有人身性权利，前者主要是自益权，后者则以共益权来体现。对于自益权这种财产性权利当然属于继承的客体和对象。而对于共益权这种具有人身性的权利因以人合性为基础，并非当然成为继承的客体。这是域外立法的通例，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见解。因此，公司章程的“不同规定”应当仅限于对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即共益权作出不同于本条前段的规定，不能对股权中的自益权作出限制或排除继承的规定。如果对于财产性权利也作出限制或排除的规定，公司章程的这部分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而不受法律保护。
“不同规定”一般是以限制性或排除性内容来体现。公司章程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考虑，可以采取对继承人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可称为对继承人的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还可以再细分为对继承人的限制与对继承人的排除两种类型。前者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第2款，章程可规定，配偶、继承人、直系尊亲属、直系卑亲属，只有在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获得认可后，才可以成为股东。后者如德国理论界的看法，“章程可以对继承人进行限制，比如股份不得由股东的家庭成员继承，或者不得转让给其家庭成员”。 [5]
基于对继承人排除的分类，这种情形中可能包括公司章程全部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的类型。由此，就派生出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公司或公司现有股东收购死亡股东股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称之为收购方式。也可以采取对股权是否分割进行限制或排除。这种方式可称之为对股权分割的限制或排除方式。这种方式还可再细分为对股权分割的限制与排除两种类型。前者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7条〔部分出资额的让与〕第3款规定，在公司合同（相当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在向其他股东让与部分出资额时，以及在死亡股东的继承人之间分割死亡股东的出资额时，无须得到公司的承认。后者如同法第17条第6款规定，除让与和继承的情形外，不得分割出资额。即使对于第二种情形，也可以在公司合同中规定不得分割出资额。当然也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并用对继承人和股权的分割的限制或排除两种方式。
对于继承人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样规定存在问题。因为对继承人股权继承的排除就意味着对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的继承也排除掉了，当然侵害了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权利，应当属于无效。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对继承人排除股权继承应当认定为有效。其立论根据就是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分歧观点的实质还是在于对股权性质的不同认识以及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维持与股权继承人利益保护之间的不同价值判断和趋向。对于前者，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并非因继承人被排除在股权继承之外而当然丧失。相反，股权继承人可以依法向公司主张已届期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以及与死亡股东出资额相应的财产价值返还请求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便成为继承人继承权的客体。另外，公司章程事先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一般也会对继承人的财产利益作出设计和安排。即使没有规定，股权继承人也当然可以行使上述股利分配请求权和财产价值返还请求权等。从这个角度上说，承认公司章程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中的人身性权利的规定有效更为合理，也符合域外立法的趋势。同时，《公司法》第76条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包含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这种类型。本条并未将这种情形规定为无效，因此，认定该情形为有效，符合本条规定的意旨。
在我国公司法理论及实务上，尽管对于继承股权分割限制或排除的公司章程的有效性没有争议。但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却有不同的观点：一是对继承股权分割限制可能导致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对此，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我国《公司法》第24条对有限责任公司最多人数为50人的规定，为一项强行法性质的规定，因此这一冲突的结果，就会危及公司本身的存在，或者说公司本身会因此而被强迫解散。 [6]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继承人为数人时，数人可共同继承，由继承人共同享有股权。 [7]二是继承股权分割排除可能导致数个继承人共有股权。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数个继承人共有所继承股权的状态终归是一种临时状态。虽然在《公司法》中没有明文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股权可由数人共有，但是我国《公司法》所使用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概念，隐含着一个股权对应一个股东的法律原则。在这一法律原则下，数人共有股权的状态是不允许永远持续下去的。 [8]另一种意见如上述则认为数人可以共同继承股权。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后果的实质是：数个继承人分割所继承的股权可能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最高限额；而数个继承人不分割股权则会产生共有所继承股权的问题。前者可能与我国《公司法》第24条规定相冲突；后者则会导致共有股权结果的发生。对于这两种情形我国《公司法》没有设计相应的处理规则，应当说构成 法律 漏洞，应予补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妥善的解决办法应当是：如果股权分割的结果不会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限额，应当分别认定数继承人分别继承股权； [3]如果股权分割的结果致使股东超过法定人数，则应当建议数继承人之间自行协商确定由其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以符合法定人数的为限）继承股权，如果协商未果，则应当认定数人共有股权。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形类似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关系， [9]可以参照有关规则予以处理。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之（一）中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方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2007年1月15日施行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6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人数限制规则，承认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可以不受法定人数的限制。这种做法也意味着股东人数限制的人合性基础正在丧失。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正在受到司法实践的挑战。从立法论上看，对于股权继承导致股东人数超过法定人数限制的情形，可以借鉴《日本有限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该法第8条〔股权人数的限制〕第1款规定，股东的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在有特别事由的情形下，得到法院批准时，不在此限。第2款规定，因继承或遗赠，股东人数发生变更的情形，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这种立法例一方面将股东人数限定作为一般规则，另一方面又兼顾因继承或遗赠等情形之发生作为股东人数限制的例外，是一种有限公司人合性与数继承人股权继承之间平衡兼得的 科学 立法模式，值得我国立法吸收借鉴。
三、 自然 人股东死亡后形成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
一般而言，对自然人股东死亡之前制定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没有争议。但对于股东死亡后形成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问题，则存在分歧。这种情形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原公司章程规定股权可以继承，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公司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原公司章程规定了股权继承的限制或排除，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作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或排除条件；原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原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未作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或不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对于第一种类型，司法实践的一般做法是不认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效力。因章程的修改不符合原章程的规定，且是在纠纷发生后，将系争的股份排除在外而表决通过的，故对其效力不予认可。 [4]对于第二种至第四种类型还未见理论分析和相应案例。
笔者以为，对于上述情形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认定其效力。对于第一种情形，即原公司章程规定股权可以继承，就意味着包括死亡股东在内的股东之间已经就股权可以继承达成了协议。而在某一股东死亡后，其他股东作出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决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实际上是部分股东以其意思表示处分了死亡股东的股权，系无权处分。如果继承人认可，则是事后追认，如果不予认可，则事后作出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无效。 [5]这种意思表示行为所侵害的是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扶养人的股权继承权。 [6]另外，从公司法上看，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采法定多数表决权制。 [7]在自然人股东已经死亡，其继承人未参加股东会，其股权处于无人代为行使的状态下，限制或排除股东继承，公司章程是否符合表决权的法定比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也成为一个问题。由此，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这种做法应当肯定。对于第二种情形大致应当作与第一种情形相同的解释，即苛刻的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的公司章程不应当对股权继承人产生约束力。对于第三种情形，因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对继承人有利，如果继承人同意，应当视为继承人与其他股东之间达成了新的协议，但继承人继受股权的根据不是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而是其与其他股东之间达成的协议，只不过这种协议是继承人事后对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这种要约全部接受（承诺）而已。相反，如果继承人不同意，则应当根据原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处理。对于第四种情形中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不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规定，应当作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相同的理解，即这种事后限制或排除继承人继承股权的规定对继承人不生效力，继承人有权依据《公司法》第76条规定继承股权；但对于其他股东修改公司章程允许继承人继承股权的情形，因为这种规定与《公司法》第76条前段规定完全相同，应当视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未作出与本条不同的规定。因此，继承人亦有权依据《公司法》第76条前段规定继承股权。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公司章程规定“继承人是否继承股权由股东会决议决定”这样的表述，其效力如何？这种情形的特殊性在于公司章程有规定，但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待自然人股东死亡后通过股东会决议才能确定。其结果可能是允许股权继承，也可能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这个问题既涉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涉及到自然人股东死亡后才作出决议以使另有规定特定化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种情形与原公司章程没有规定限制或排除股权继承显然不同。因为它有规定，只是规定不明确而已。也与公司章程有规定而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股东会另行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有别。因为，股东作出决议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为之。因此，从意思表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导致无效的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样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同时，因为公司章程赋予其他股东以决议形式决定继承人股权继承的命运，与前述事后股东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涉及多数表决权的问题亦无关。只要现行股东或者基于股权比例表决或者人头表决作出决议，决议内容就直接决定股权能否由继承人继承。
注释:
[1] 如《德国有限公司法》第15条、《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4条和《意大利民法典》第2479条。
[2] 在股权继承案件中，股权继承人是否只能选择股权继承，不能选择继承股权转让后的对价，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故在本文中不涉及。但笔者会另行著文研究。
[3] 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意见认为，考虑到股权价值的确定比较困难，同一顺序的继承人所继承的股权份额宜均等分割。“张明娣、胡某春诉郑松菊、胡奕飞遗产继承纠纷案”，参见陶海荣：“公司的股权继承和收益分割”，载《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18期。但笔者认为，也不排除经约定采取不均等分割的方案。
[4]“陶冶诉上海良代有线电视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二中民三（商）终第243号判决书。详细内容和分析请参见袁秀挺：“继承人对股权原则上可全面概括的继承”，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7日第6版（案例指导）。
继承合同篇13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多元化，对个人和家庭财产性质的分类和区分日益困难。《继承法》宗旨是保证财产继承方面的权益，而《婚姻法》倾向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完整，但由于家庭血缘关系所带来的身份角色的独特性，两者在协调财产利益关系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随之而来。
1 导言
《继承法》二十五条写道：“一旦发生继承后，继承人有意放弃遗产继承的，应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决定。没有表示的，一律视为自动接受继承。”在目前《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明令规定，夫妻现有婚姻基础上因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明确指出归属其中一方的情况之外。针对这二者的条文内容，在法律界引出了一个话题纠纷：在现有婚姻基础上，若在继承人未明确指出其遗产由夫妻中的一方继承的前提下，在继承发生之后、遗产处置之前，夫妻双方中的一人是否可不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法律表示？
2 两种答案之争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目前法律界有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实务派认为：夫妻两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另一种观点是来自学术界的声音：他们表示，可在不征询配偶意见的前提下，夫妻当中任何一人都具有单独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的权利。
2.1 实务派的论述依据
继承人如选择放弃继承权利，其行为涉嫌规避法律、钻司法漏洞，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不得滥用权利原则相违背。比如，继承人如果和配偶关系恶化，想单独继承遗产而选择放弃婚内继承，而在离婚后又使用其他手段获得遗产处置权。举一个简单的实例：甲、乙具有法定婚姻关系，甲因感情纠纷不和提讼离婚。在诉讼期间，甲母因病去世，留下大量遗产但未立下遗嘱，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甲此时会可选择放弃继承遗产权利。其行为一旦获得法律支持，则遗产全部由甲父继承。而在离婚之后，甲又可以继承其父名下的全部遗产。因而甲充分利用了法律漏洞达到了规避遗产分割的目的。
2.2 学术界的论述理由
学术界的论证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继承开始并不意味已实现继承，在处置遗产前，继承人放弃的是遗产继承权，并非所有权。继承人配偶的遗产权利，只在条件充分成熟时才可实现，即必须在继承人接受遗产后，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其配偶才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
其二，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利的决定，必须经其配偶同意后才可生效，其后果是混同了继承法律关系和婚姻法律关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法定继承人来说，接受遗产是义务而非权利，这显然有违配偶双方地位平等原则。
2.3 对二者争论结果的总结
经仔细分析司法实务派和学术界两种观点，很容易发现前者的观点主要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依据：它详细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权利；而学术界的观点，则主要是以《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为辩证依据，即其关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有关规定。但是，从他们形成的辩证理由来看，二者都没有综合分析前面所提及的两个法条之间的联系。
为此，本文总结了上述争论结果，得到了以下总结内容。
首先，在表面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经过分析前面两个派别的观点发现：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如果被继承人未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或通过其他法律手段明确指出遗产具体归属夫妻中的哪一方，法定继承人可单方作出接受或放弃继承的权利；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接受继承遗产，则其配偶即时拥有共享该笔遗产的权利，即在处理遗产时，夫妻双方对遗产享有共有权；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放弃遗产继承的权利，则其配偶也不享有遗产的任何处置权。
其次，实质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对该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关系。深入地分析后，容易让人陷入困惑之中：一方面，《继承法》对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权利给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而另一方面，《婚姻法》中却写道：“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除被继承人通过有效法律方式指定归其中一方的情况以外。”假设同时承认上述两部法律的效力，则从实践分析来看，这只是为法定继承人的配偶建了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因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方面的条文，主要是为离婚时分割家庭财产提供法律依据，避免纠纷产生。通常来看，若夫妻关系融洽，夫妻一方继承的财产会视为家庭财产共同受益；而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从人的自私性出发，为避免遗产被配偶分占，继承方会明显倾向于选择放弃婚内继承遗产。
3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与《婚姻法》第十七条之合理性分析
3.1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合理性分析
参照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吸收国内法学界的意见，对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继承法》第二十五条无法很好的解决继承人放弃继承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源于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没有作出明确的期限规定。造成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因素。
（1）当前适用的《继承法》颁布于1985年，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私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相对较少，社会财产关系相对简单，继承关系也不像今天这么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无法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因而，在《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了私人财产可以合法继承，这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继承法》第一条明令：“根据《宪法》规定，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特制定本法。”不难发现，为更好地维护个人的遗产继承权利，《继承法》未对继承期限作出时限规定，只是采取笼统性的原则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社会形势不断地发生巨大变化，个人私有财产数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社会财产关系和权属日益复杂，现行《继承法》逐渐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难以有效担当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权益的重担。为此，法学界一直在呼吁：继承法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考虑社会形势的变化，从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债权人财产权利出发，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点进行修订和完善。
（2）事实上，从立法本意上分析，规定放弃继承权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避免继承人因继承遗产时所遭遇的可能权益损害；另一方面是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继承人恶意行为的侵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的继承法在赋予继承人选择继承的权利的同时，又对这个选择权规定了严格的行使期限，以实现并平衡上述两个目的。而根据当前的《继承法》，放弃继承的规定以“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利益的假设前提之上的，即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财产权利，不危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条件，这种立法初衷显然没有注意到被继承人财产的复杂性，对继承法的真正理念没有综合把握，所以只对放弃继承作出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显然对维护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公民遗产权益是不利的。
（3）通过分析和研究国内民间的继承风俗，本文发现，在家庭稳定的前提下，以及在社会伦理的束缚之下，如果父母去世、且一方尚在时，一般继承人不会被允许继承财产，往往都是待父母双亡后再对财产进行继承，国内法学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实证调查，都对上述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因此，本文认为，国内《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之所以对放弃继承权的期限规定在继承发生后到遗产处置前这个阶段，而不是给出其他期限的规定，也许是权衡到了民间风俗习惯的特殊情况所作出的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通过对《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认真分析，本文得出的分析结果是：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未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期限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这依然没有否认继承人在继承发生后、处置遗产前放弃继承的权利以及放弃行为的法律效力。
3.2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考量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写道：“夫妻在婚姻合法期限内，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特别指出遗产归某一方所有的情况之外。”本文认为，之所以发生上述法律解释上的冲突，主要问题就在于该条款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因如下分析。
在当初修订现行《婚姻法》时，针对该问题学者们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许多争论的焦点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对是否要将其修改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明确为双方共同财产，本文称之为“共同学派”，其依据是从男女平等、肯定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共同扶养老人出发；另一种观点持相反意见，本文称他们为“个人财产派”，他们的理由主要从法制理念出发，以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完善婚姻财产制为基础。
通过对当前《婚姻法》研究发现，其与“共同学派”观点如出一辙。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遗嘱明确指出归夫妻其中一方的财产除外”，但这种“尊重被继承人意见、依法保护其处置个人财产权利的体现”，亦是处出于维护私法和遗嘱自由原则而得出结论。
4 结语
法治本质上就是良法之治，而法制统一是实现良法之治的必要前提条件。法律条文表述清晰，法律之间和谐共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公民也才能依法对自身行为进行理性预期。结合前面的分析，特提出三点意见：首先，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由夫妻双方中任一方继承的财产原则上属于继承人个人财产，但如果被继承人明确其遗产由夫妻共同继承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关于补偿另一方配偶的问题，可根据《继承法》现行规则例如酌分遗产等规定来定夺，法院可以将合法婚姻存续时间和配偶对赡养被继承人作出的贡献多寡作为判决酌分遗产的根据；最后，在合法婚姻基础上，继承人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单方作出遗产继承的决定，不必征询配偶意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