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理论论文篇1

“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作者布托夫通过对安德留哈人生命运的叙事，展现了安德留哈为追求自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生命热情。安德留哈与“我”在处事风格上截然不同，他为了个人的自由不计代价，更少顾虑他人的看法，也不惧怕与他人的接触。他在上学期间因为痴迷旅游没有参加考试而被学校开除；随心所欲地花钱却全然不顾欠别人的债务这一事实，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让父母替他还债，致使流氓对其家人纠缠不休，置亲人于危险之中而不顾；为了躲避债务，爱子心切的父母不得不将心爱的儿子暂时安置到精神病院，以躲避追杀，之后他又逃出了医院。虽然用常人的观点来看，安德留哈完全就是一副无赖模样，然而这一形象又体现出人类对自由的执着向往。主人公与安德留哈一起在冰天雪地中冒险畅游，当他与安德留哈失散并且由于身体羸弱开始产生悲观念头时，安德留哈的出现鼓舞了“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此时此刻安德留哈对“我”来说就像一颗闪耀的晨星，他的坚持不懈令人顿时肃然起敬，使得两人最后成功脱险。因此，可以说，在安德留哈身上存在着一种永不言弃、积极进取的可贵精神，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这一形象的塑造毕竟体现出一种超越现世的伦理诉求，即对人类求生信念以及积极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的肯定和认可。然而，安德留哈这种随心所欲、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自由理念在客观上却不断给他人带来麻烦甚至危险，而且他自己也在主观上陷入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不管怎样，“他都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上思想家的压力，思想家强加给人们并不轻松的义务：这样或那样的实现自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突然产生了冒险运送核弹的想法，之后，安德留哈因为处理债务问题而没有成行，放弃了这次痴人说梦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他给家人带来危险之后，自己无法再心安理得地继续随心所欲、进行追逐自由的探险了，良心的不安和负疚感迫使他暂时放弃个人自由并着手解决家人遇到的麻烦。道德观念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人“不得不受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不得不面对整个社会所凝聚积淀的理性伦理观念的制约。基本的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理性伦理，植根并且缠绕于每一个个体之上，如果极致地追求个人的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周遭的人和事，势必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和利益，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这也不是每一个秉持自由伦理观的个体所愿意看到的。深深植根于每个个体之内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势必会问罪于不负责任的个体本身，使其陷入自由伦理的困境。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2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3

一、教师教育事业中为何需要布鲁纳的叙事理论

根据《韦伯第三国际辞典》，所谓叙事，粗略地说就是“讲故事，或者类似讲故事的事件或行为”。长期以来，关于叙事的学术探讨，基本停留在文学研究内部。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叙事无所不在，而现代主义过分地以科学抽象取代丰富多样生活世界的做法，存在严重的局限和弊端；叙事这种话语方式不仅使研究者更接近研究问题的真实情境，基于人的1生命活动的叙事还进一步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注。因此，叙事被当代学术界重新发现，并迅速进入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视域，以致出现了所谓的“叙事革命”。在此背景下，叙事和生活故事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引起教育界广为关注，叙事被视为表达人们在教育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体验、知识和意义的有效方式。

在教师教育领域，人们认识到，叙事能切实有助于表达教师个人思想、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并对日常教育实践的效果进行反思，因而作为改进教师专业生活，丰富实践知识的途径，日益受到学者和一线实践者特别的重视。加之网络日志(Blog)日益作为叙事研究报告的交流平台，有关教师的叙事研究已经开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目前，我国教师教育领域有关叙事研究尚存在不少局限。其一，满足于简单呈现教育日常实践，缺乏深度的理论洞察。其二，多将叙事作为教师的科研手段，忽视叙事作为教学手段的特别价值。其三，描述教师经验时，片面地将叙事局限于教师个体，忽视发掘相关的公共文化。

本文尝试运用布鲁纳(J.S.Bruner)的观点，在上述这些方面略加探讨。在我们印象中，布鲁纳是心理学家。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受到心理学工作的重大影响，但斯金纳(B.F.Skinner)或桑戴克(E.L.Thomdike)之类的心理学家，基本是对诸如测验那样的某一专门教育政策问题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而布鲁纳“是作为一位思路宽阔的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位技术专家去探讨教育的”，正如加德纳(H.Gardner)所指出：“在论说到儿童是如何学习以及教育家可以施展什么样的抱负这类基本议题方面，能扩大我们认识的，没有人能与布鲁纳比肩。”

笔者近年研究布鲁纳思想的过程中发现，对于这位杰出教育心理学家后半生的贡献，我国有关的研究较为薄弱。其后半生的贡献，简要而言，即针对逻辑抽象范式研究的局限，革命性地提出了文化心理学，倡导关注个体如何基于共同的文化叙事和符号来建构“真实”。正是在建构此学说的过程中，他进一步从人类学、语言学、文学以及哲学等角度，深刻地探讨了人类的叙事活动，尤其是指出，叙事既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承载工具”，人类只能在叙事的模式中建构认同，并在文化中找到它的位置，因此“叙事是一种教化人类错误和探索意料之外事物的途径”。显然，这种兼顾个体、文化和日常实践的跨学科叙事观，对于教育学术探讨和日常教育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国内外将布鲁纳叙事理论与教师教育有机结合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下面基于笔者阅读布鲁纳的《教育的文化》、《故事的形成》和《有意义的行为》等著作，谈谈学习的初步认识。

二、布鲁纳叙事观的基础：关注意义建构之人文性的文化心理学

布鲁纳作为一位英年出名的学者，难能可贵的是，他出身于实验心理学研究，后半生却表现出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高度关心，不仅批判了行为主义的弊端，而且否定了由他一度所帮助形成的认知革命观点之过度计算主义化，关注人的叙述能力和解释能力，促成了新近心理学界的第三次革命——文化革命，而这次革命正是围绕着他建构和倡导的文化心理学。

布鲁纳认为，以认知、思维和心智为核心议题的认知革命之兴起，本来是为了克服行为主义和刺激一反应的学习理论的非心灵化之弊病，后来却将心智的形式结构和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理论合流，把人脑比拟成电脑，以致把人的思维毫无根据地降低为一套计算机程序。对此，他号召建构一种文化心理学，重视社会文化对心智发展的意义。他指出：

心灵要是不通过文化，就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人类的心灵乃是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发展紧紧相连，在其中，“现实”经由一种符号构成(symbol-ism)而再现(represented)，而这种符号构成又是由一个文化社群的成员所共同分享的，他们必须透过这种符号构成来组织和构想他们的技术一社会生活。

因此，布鲁纳认为，生物天性只是人类发展的下限，人类生来是未完成的动物，只有靠文化才能把自己制作完成，故只有在文化实践之中的心灵，而没有特别可以从文化脉络中抽绎而出的心灵抽象物。文化以及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才是人类活动的真正原因。显然，这样一种恢复了活力的心理学能够更好地解释，什么东西对于个体和群体是有意义的，以及为什么是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教育学，尤其是关注实践的教育学，须基于心理学。而布鲁纳借鉴多学科智慧而建构的文化心理学，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叙事对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意义。

三、什么样的叙事更具有教育价值

布鲁纳认为，教育是构建有充分资格的文化心理学的合适的“试验框架”，因此他对文化心理学的探索始终与教育相结合，其标志成果是《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的观点》。那么，什么样的叙事更具有教育价值呢，或者说，有意义的教育叙事应注意哪些特点呢?布鲁纳在此书中，分析了叙事的9个特点。下面侧重论述比较彰显教化意义，而其他叙事理论被忽视或论述较弱的方面，笔者将其归纳为叙事的公共文化性和问题性。

1.叙事的公共文化性

显然，与其他叙事理论研究者的一大区别是，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使叙事的文化性得以凸显。布鲁纳认为，关于意义的生成与协议，心灵生活乃是和他人一起过的生活，是依能沟通的形式而形塑，并且是仰赖着文化的符码、传统等等而得以展开的；而文化形塑了心灵，也为心灵提供了一套工具箱，让我们得而藉此来建构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对于自己和对于我们的力量何在之种种观念。实际上，我们表达和理解事件、事物与人物的意义，正是通过置于一个叙事的世界而非其他什么世界中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编造的故事中所谓的逼真，也是通过恪守(常常是巧妙地)某一类型的规则而得以强化的，这表明我们关于真实的概念相当地程式化。所以，布鲁纳指出，故事提供了世界的模型，一个故事模拟的不仅是行动的世界，还有精神的世界，寻求赋予其意义。总之，故事的讲述成为我们社会互动的关键一环，缠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甚至不时地构建着我们的文化生活。所以说，故事是文化的流通货币。

认识到叙事的文化性，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公共性和普世性，而非纯粹的个人话语。布鲁纳认为，特定的叙事是具有衍生性的特殊体。的确，叙事要处理的乃是特殊体，或者说，叙事只发生在特殊体之中，但特殊性却好像只是叙事实现法的一种承载工具，特殊的故事最后总会因为落入某种类型而被人理解。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从常识来看，有很多故事不管其中的特殊物有多少，总像是有种版本可以说出其中的一般性。第二，故事里的角色和任何一幕戏的意义，是取自其更广含性的叙事结构。正是那些经常从叙事中抽取出来的事物涵义，使得后来在真实生活中的指称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叙事超越了单一个人的局限，从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将个体经验转变为集体货币这一可交流的形式。

总之，布鲁纳认为，叙事法可以作为思考的模式和一个文化之世界观的表达模式。我们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叙事法，才能建构出我们存在于世界的一个版本，而文化就是透过它自己的叙事法才能为它的成员提供身份认同(identity)和行事权(agency，即主体性)的种种模型。

2.叙事的富于问题冲突性

布鲁纳认为，故事之所以值得讲、值得理解，其价值就在于有那难题的存在，因此叙事的推动力，就是预期之事发生了偏离。典型的故事开头一般是世界上某种事物的普通的、正常的状态，它们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要求听者或读者将其视作理所当然)——那些本应是很平常的事情。然后，突变发生了，颠覆了期待中的程序，于是故事发生了，初始的规范信息潜藏在背景之中。所以，布鲁纳进一步指出，什么是叙事?从结构形式上说，它指的是这样的故事，即关于意外事件对(公共)预期(常规)不恰当入侵的叙述；它记录那些违背(公共)共享意义的那些事件，也记录这些事件是怎样解决的。很典型的情形是，一个故事以某种共享意义(文化体系)的预设性版本开始，然后发展到违背共享意义事件的出现，接着详述为了恢复到故事开始所述的“平常性”(常规性)，或者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故事版本而采取的行动，最终提供一种解决方案——通常在这之后，再安排一段“符合道德的”结尾。

因为叙事具有文化性，所以对于叙事的问题冲突性之进一步理解，应重视布鲁纳所提出的文化之辩证性，即文化一方面要具有合乎社会一般要求的、按照传统应该怎么做的规定，但另一方面，文化也要为替代这些规定的革新和违规而保留可能的、可以想像的空间；这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前者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后者则赋予文化以活力，并且对难解意义赋予不可测性，为冲突或痛苦中的个体提供港湾。因此，“如果可以说，文化的种种体制就是在执行‘严肃事务’，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它常是在执行含混且不确定的事务。一个文化的力量如何，就看它是否能透过辩证的整合之法，来为其中所内涵的各个体制达成冲突的解决。”

这样，作为文化工具的叙事法就成为解决文化冲突的一种基本手段。在布鲁纳看来，通常，叙事是一种对人类计划偏离轨道、预期发生偏差的叙述。它是一种教化人类错误和意料外事物的途径。它将人生厄运的共同形式常规化为各种类型——喜剧、悲剧、罗曼史、讽刺剧，或其他任何可以减少我们意外发生的形式。故事重申着一种传统智慧——内容是：可以预期什么，甚至(或尤其)是可以预期什么会出错，以及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恢复或处理这种情况。叙事实现了这些令人称奇的功能，不仅由于它的结构性质，而且由于它的弹性或延伸性。因此，故事的讲述普遍地成为我们社会互动的关键一环。故事讲述缠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甚至不时地构建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因此，布鲁纳指出，统治故事世界自有一套叙事传统。所有形式的叙事都是一种所希望的和实际发生的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个故事要成立，必须发生某种未能预见的事情。故事非常敏感于任何挑战我们常规概念的东西。它是一种工具，善于找到问题，但并不那么擅长解决问题。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用讲故事来发出预先警告。也由此，我们说故事是文化的流通货币。因为，比喻来说，文化是所希望之物的制造者和实施者，不过有些荒谬的是，它还汇编了一些甚至相当狡猾的越界秘籍。神话、民间传说故事、戏剧以及庆典盛会所记载的，既有这种文化的规范，也有对它的重大冲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富于冲突性的叙事具有促进认知和教化功能。布鲁纳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叙事所建构的种种真实性之间，若全用典律的形式来连结，就会有厌倦的风险。为了要值得一讲，一个叙事必须与预料中的事恰好背道而驰，必须突破典律的脚本。因此，叙事法会透过语言和文学的发明而“让寻常事再变得陌生”，并以此来保住它的听众。于是，当叙事现实的创作者把我们连结到早被接受的常规，同时又通过逆变能让我们对司空见惯之事重新考虑。叙事中的逆转或突变，将一个常规事务序列变成了一个故事，即“将平凡之事摇身变形”(transfiguresthe commonplace)，使私人麻烦向公共困境转换，个体的破坏变成了众人的破坏，最后导致法令或公共禁忌的出台。这正是文化的精华所在。

四、通过叙事深化关于教师的理论研究：俗民教育观

布鲁纳极为重视教师对教育革新的重大意义。要想引进教学改革，就必须改变教师。但是，一个显然的却常被改革发动者忽视的道理是，任何教师的头脑不是空空如也而可以随意填塞的白板。因此，有效促进教师革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要切实弄清教师自己已经具有的观念。布鲁纳称之为教师的“庶民理论”(folk theory)。他指出，一个“地道”的教育理论家，若要引进一些改革，那么所需竞争、取代或以任何方式修正的对象，正是那些已经在引导着教师们和学生们的庶民理论。笔者认为，有关教师叙事研究若要超越表面地描述日常实践经验，就应该进一步发掘教师的“庶民教育学”(folk pedagogy)(或称“俗民教育学”)。

何谓教师的“庶民教育学”?布鲁纳指出，任何一位教师都有一套他自己关于“儿童心灵是如何、以及如何教他们学习”的庶民观念；尽管他们也许无法用言语说出那套教育观念，但当他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惊觉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受到那套庶民观念所驱使。例如，庶民教育学里头反映着种种关于儿童的假定：儿童们是有意学习的，也渴望受到纠正；是天真无邪的，所以需避开粗俗的社会；需要透过反复练习来增长技能；是个空坛子，等着来填装成人所供给的知识；是自我中心的，所以特别需要社会化。

应指出，这种庶民教育学有若干特点。其一，它未经有目的的建构，良莠皆有。对于儿童的福祉来说，其中有些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另一些却是在漫不经心地戕害着。其二，它融入个体的惯习，经常出现，故当然而然地位居意识之中，少有明确的表达形式，难以觉察，甚至成为无意识，以致变成我们的盲点。其三，它根植于当地文化，如此和日常生活交织成一片，不易受到质疑。这是因为，它属于一种“庶民心理学”，即反映的是某些“直接输入”的人类倾向(譬如把人的运作看成由自己所控制)，但也反映了一些关于“心灵”之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被视作理所当然，使人容易受其驱使，因此这种庶民心理学最好被称为“民间人文科学”。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之，但又不能一味放纵之，也难以简单地加以揭示。所以，这些庶民理论需要用明确、深入的方式来加以显现，并使之接受重新检视。

那么，如何才能揭示出庶民教育学呢?上述叙事法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这是因为，通过前述叙事法，将一个常规事务变成了一个故事，让寻常事再变得陌生，有助于深刻地揭示这种庶民教育学，尤其是教师自己的自我概念。因为自我概念是在叙事中不断建构的，涉及到太多的社会文化。的确，叙事是一种善于找到问题并使人切实有效地反思的工具。此外，叙事法也当然有助于揭示学生的庶民教育学和自我概念。

显然，这种研究成果更能使教师真切实现“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所需的反思，即使教师能摆脱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阴影，对他们所持的庶民心理学假定都能加以明确地思考。

四、以叙事武装教师的日常实践：叙事启迪法

当今日益令教师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改善学生甚至包括优生普遍存在的厌学情绪，以及如何提升课堂教学效益。笔者认为，有效地运用居于布鲁纳叙事理论的叙事教学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学和学习中追求所谓的“逻辑性”或“科学性”，忽视了人类喜好故事的本性。人类认识事物的两种思维：逻辑—科学思维与叙事思维。布鲁纳指出：“人类要组织和管理他们对于世界的知识，显然有两条广泛的途径，即使是当下体验也是这样结构起来的：第一条途径是处理物理性的“东西”，第二条则处理人和处境。这就是通常所谓的逻辑-科学思维和叙事思维。”长期以来，大多数学校都把各种叙事艺术——歌谣、戏曲、故事、剧场等等，当作是动人的“装饰”而不是必要的东西，多是随意用于人文学科的教学中，而在理科教学中多数时候则是有意避免，以训练所谓的“逻辑性”或“科学性”。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思想自希腊人以来一直保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假定世界本身是理性的，而关于那个世界，真正的知识一定永远会采取逻辑的形式或科学的命题。其结果是，现代学校教育课堂过分强调的是，已经完成的科学遗骸，例如专业教科书、手册和符合“标准程序”的实验。然而，事实是，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却是在一个根据叙事的规则和设计而建构的世界里。

布鲁纳认为，科学活动本来是可以通过叙事实现的。他指出，从最早期以来的科学家都是靠这样的叙事化方法来协助他们，他们使用隐喻、神话和寓言而一路走来，譬如说什么蛇头衔蛇尾，怎样举起全世界，或如何留下足迹以便循原路折回；在今天，各类科学家为了追求他们的思辨模型，其实也是使用了各种的辅助物、直觉、故事、隐喻等等来帮助他们合身地套进“自然”法则，或为了使“自然”适合于他们的模型，不惜重新界定怎样才算是“自然”。因此，任何隐喻或具有暗示性的图示、寓言、失误等等，只要是刚好落到手边，他们都会取用。这是因为，科学并不是本来就存在于自然里的东西，而是存在于知者心灵中的一种工具——不论对学生、教师而言皆然。因此，布鲁纳建议，科学课程的教学中，应把科学理解换算成叙事的形式，或说是“叙事的启迪法”(nar-rative heuristics)。这工作就是把我们所探究的事件转换成叙事的形式，最好是把我们对于事件的典律看法和预料中的事都指明出来，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区别哪些是脱线和无厘头，然后，哪些是需要阐明的。这样，就讲过去课堂所重视的以往科学家结论之逻辑推理，变成有活力的科学建构之历程。

我们应进一步看到，前述布鲁纳倡导的问题冲突性叙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兴趣，而且可以促进学生认知技能的发展，还包括探索精神。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是叙事法。其中包括编织出关于自然的假设，予以验证，修正假设，然后确定自己的方向。在此一生产假设的途中，我们会和观念玩游戏，会尝试制作不合乎规则的例子，会找出简洁的拼图形式来把棘手的难题转变成可解的问题，会想出计谋来绕过泥淖之地。其实，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教学法，与布鲁纳早年提出的“发现教学法”和新近倡导的叙事性启迪法，都有相似相通之处，即重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发现的兴奋感、自信心和学习的兴趣。不过后者更重视科学活动的叙事性、直觉性和文化性。“在教育中，以当前问题为教材，用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装备和社会一切的组织合作方式去对付问题，那才是时间延续和文化整合的教育。”

布鲁纳倡导的叙事性还体现了元认知思想。该方法表明，教育所重者不在于个体心灵的表现，而在于发现人类心灵具有“从我至他”的一贯脉络。“心灵”和“理论”是一体两面。理论就是建构的理解，而理解有两种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因果解释和意义诠释。教育之中的学习不只是学习客观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学习“学习本身”，也就是用理论的理解来学习心灵的理论，用诠释来学习事物如何被赋予意义，简单地说，这就是“以心学心、知己知彼”。一旦有此可能，于是自我之心和他者之心就会具有同形同构的关系。这样就说明了元认知的必要性。

在通俗的理解之中，人们总将“科技”与“人文”对立起来。布鲁纳认为，如果科技是心灵的问题，是教师和学生心灵之间交会的问题，那么科技无论如何是得在某种非科技的理解方式中存在。科技本身的解释语言是特殊的人工语言(譬如数学)，但叙述科技的语言则是日常语言，而它的方法是叙事法。以故事结构为衬托，才会有科学内容的存在。叙事法可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成就，叙事法应成为教育者真正的看家本事。

那么，教师该如设计叙事教学法呢?布鲁纳借鉴了肯尼思·伯克提出的戏剧五要素论：一个故事(虚构的或是实际发生的)至少要求有一个行动者，他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在一个可认知的场合中，通过某种方式，采取了一个行动。驱动故事产生的是五要素之间的某种不适应状况：麻烦(Trouble)。行动者和行动之间，目标和场合之间，任何五要素之间都可能有不适应发生，都会引发难题，而这就是叙事的“引擎”。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4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在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读者中，在批评家自己的圈子内，读者群也在骤减。文学批评正脱离它应该面对的作品，它应该面对的人群，而成为印刷品上漂浮着的自我表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启示良多，批评的作品化或者说将批评转化为艺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柯里的用语是“理论性虚构作品”，这构成了本书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论性虚构作品这种批评形式在西方形成气候，或许可以看作针对批评受众流失的一种对策。那么其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批评术语的滥用带来的含混晦涩。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风，似乎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但实际上这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病。柯里谈到，批评术语的滥用使得“成千上万的读者义愤填膺”(39)，中国的文学批评不也以其术语的堆积将读者拒之门外吗?必须承认，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作品的辅助消费形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清晰明白，以辅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涩是批评应该力避的缺点。现代语用学原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发生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应该符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其中方式准则(Mannermax—im)②指的是话语方式影响着交际的效果。就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而言，含混晦涩的交际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语境，引起读者的愤怒也就难免。正是针对这一点，柯里认为“将批评转换为艺术，也许是补偿的努力之一”(56)。

第二，针对理论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认为，小说家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学批评作品化，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用语用学理论的眼光看，就是通过调整交际方式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师对爱情的追求来演绎“追寻圣杯”的主题，妙趣横生。其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和讨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融入到小说作品中，远比论文和学术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58)。这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见，批评转化为艺术可以克服术语滥用带来的晦涩以及通常批评话语的枯燥，从而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就交际双方的关系来讲，可归结为在交际“方式”上创造了合作语境，使得读者以合作的态度进入阅读。这种合作态度的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这一点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有过阐述。谈到小说《爱玛》中的叙事视角，布斯认为，爱玛并不能自动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过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读者，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合上小说重回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场的反面。作者控制读者反应的是技术，是交际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读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场。可见交际方式的作用之大。奥斯丁正是通过让读者与人物共享视角而建立了一种合作语境，从而控制读者反应。因为文学批评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说服的艺术”，叙事学的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合作语境的存在与否，足可以影响到观点的接受与否。所以批评应该借鉴这种说服的艺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只通过采取技术策略取得读者一时的叹服，放下文章时觉得站到了自己“立场的反面”。对于批评我们认为观点重于表述的技术。只是对特定的观点考虑接受心理的因素，创造合作语境，无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传播，而这正是目前的批评所亟需的当前文学批评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脱离文学作品。不少批评家“不经仔细阅读，甚至仅凭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尔操觚，进行套裁式的批评了”(杨守森161)。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远离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演练。这样，批评家和读者本该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评家致力于谈论的理论问题又是读者不感兴趣的。这必然造成批评文章失去读者，批评的地位下降。仍以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这可视作对合作原则中关联准则(relationmaxim)的违反。交际一方在说着甲，另一方则期望的是乙，交际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合作”语境无从建立，读者即使勉强阅读也是在失望的状态下消极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见出色的观点，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机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是文学，否则便不符合文学批评之名，也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

脱离了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论。批评的理论化也是文学受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批评理论流派纷呈，空前热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倾向下，批评家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部分文学理论的讽喻，不断地暗示着这便是文本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文学作品沦为了无足轻重的例证，批评家所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理论，本来的主人沦为了奴隶。柯里认为他自己对于《化身博士》的解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他这种做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评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沦为理论的图解，文本自身的内容或意义就很容易受到忽视，遭到扭曲。这类批评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如说是理论的阐述。这种批评促使文学批评走向更狭小的精英文化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构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有理论建设的意义，但就它目前面临的“小众化”困境，这种理论化倾向是应该有所控制的。因为这意味着批评进一步地脱离读者。

此外，文学批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在文体样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着体系封闭的弊端。通常表现为论者高高在上，他通过层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硬塞给读者……读者会因此对批评文本产生拒绝的情绪，这样，论者即使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也难以取得大的反响”(阎霞29)。这里表面上说的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实质上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落脚点仍是批评的接受问题，就合作原则来说，这里是交际的内容在阻碍接受：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与读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前的批评论文，主要是以理论分析的路径进入作品，而读者接近文学更多的恰恰是主体的体验性参与。这种差别很可能让读者感到隔膜。批评家应该站在高于读者的视点给读者以启发，应该有理论的眼光，不可能与读者进入作品的路径等同。但是如果不考虑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逻辑的旨趣进人文学作品，交际双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连同前面所说的艰涩含混的术语，论述的繁复等等也与进入作品的方式构成合力，促使读者产生排斥心理。尤其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理论分析的路数可能更让读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间词话》融人了批评家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与读者的合作语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首先在进入方式上与批评家取得认同，为观点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当读者进入批评家营造的体验情境，和他一起吟诵“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接受并激赏“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观点。可见在进入作品的方式上创造合作语境，是与读者的合作，也是进而让读者与批评家合作的途径。这与上文提到的论者高高在上、读者产生拒绝情绪的关系模式相比，显然更利于观点的传达。这样，进入作品的方式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间词话》就是以体验的方式批评诗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对《尤利西斯》，德里达就采用理论性虚构作品，或将批评艺术化的批评方法。这部西方人都称为天书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评家也不能穷尽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米勒l4)。而艺术化的批评，以施为叙事学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为性的指涉理论，也就是以虚构作品的方式言说虚构作品。德里达的批评之作《尤利西斯唱机》因为考虑了作品的独特性而采用了独特的批评方式，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这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做不到的。

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特点的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读者的考虑，对接受的考虑。因为交际双方的联系点就是作品。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5

Key words:Daniel Punday; narratology; post classical; post dec onstruction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对叙事研究兴趣的回归。作为对经典叙 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后经典叙事学大兴其道、势头猛进。以至于美国著名叙事学家戴 卫赫尔曼在其主编的《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中，开篇惊呼：“叙 事研究领域里的活动出现了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1］1，揭穿了“叙事 学已死”的谎言。横向多元、纵向深入式的发展使得叙事学勃发无限生机，迎来可喜的二次 繁荣。认知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在互补共存中极力 彰显后经典叙事学的活力与表征。马克柯里曾用“多样化”、“解构化”、“政治化”来 形容当前叙事理论的发展态势［2］。叙事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结构，而是多种批 评之维的混成品。而且，“叙事学”一词的使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越来越为“叙事性” 或“叙事”所取代。目前，解构主义的叙事研究虽兴盛异常，但无数学者欲以超前思维，试 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丹尼尔潘代便是其中翘楚。潘代被誉为“后解构主义 叙事理论的旗手”，在《新文学史》、《性别》、《大学英语》和《叙事》等国际著名期刊 上连续撰文阐述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2003年更是潘氏的多产之年，在力推《叙事躯体：走 向身体叙事学》之后，他又出版《解构主义之后的叙事》(以下简称《解》)一书，竭力推陈 他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本文以潘代的新著《解》一书为中心旨趣，由此来解探潘氏后解 构 主义叙事理论的构建及其运作体系。我们认为，在以JH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依然为 解构主义与叙事学的相融发展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之际，若对潘代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加 以考察，既可加深对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理解，亦可解答解构之后叙事学走向的困惑。

二、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探幽

叙事学发展的范式转移证实了叙事研究的复杂多样。安斯加尔汝宁在 总结当今叙事学研究模式的时候发现，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 等理论与叙事学相继结合、携手联姻，无疑将叙事研究引入了新的发展阶段［3］。 叙事已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文学叙事范畴，无怪乎《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三部分、《叙 事理论指南》的第四部分皆以“超越文学叙事”冠名。进而，叙事研究的“泛叙事性”浮出 地表，用赫尔曼的话来说，“‘叙事’概念涵盖了一个很大的范畴，包括符号现象、行为现 象以及广义的文化现象；例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性别叙事、历史叙事、民族叙事，更引人注目 的是，甚至出现了地球引力叙事”［1］20。柯里则坦言：“如果说当今叙事学还有 什么陈词滥调的话，那就是叙事无处不在这一说法”［2］1。所谓的泛叙事包括：文 学叙事、心理分析叙事、历史叙事、法律叙事、电影叙事、歌剧叙事、音乐叙事、表演艺术 叙事以及图画叙事等。瞬时间，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的“文本之外无物”［4 ］的观点已经被潘代的“叙事之外无物”［5］2所取代。

在上述语境下，潘代撰写《解》，意在阐释“叙事因何在解构之后得以重现，叙事既可被视 作一种探讨文学结构的方式，亦可被用于分析文本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5］4。 本文以《解》一书为基础，详细阐述潘代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并对其加以分析和梳理，在圈点这一最新理论独到之处的同时，也力图对其欠缺与不足一 一指陈。

从内容上看，《解》包括后解构主义叙事形式、后解构主义叙事的时空观及后解构主义叙事 的整体性3部分，三者相互联系、互融互通，横穿于全书的8个章节。每一章皆采用先叙话题 ，后引入理论，再辅以文本例证的布局之法，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一扫理论著作的艰深晦 涩。

纵读全书不难发现，在潘代看来，后解构主义叙事与解构主义之间有着一衣带水的相邻关系 。读者只有在熟谙解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理解物质性、世界性、空间和时间等4个关键词 汇，方可正确地把握潘代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

潘代用“物质性”一词来强调后解构主义与“叙事”的姻联。而“物质性”则与利奥塔所指 称的“具体性”即物质性实体、抽象化概念的一维看法相左，潘代认为，后解构主义的“物 质性不能被简单看作是世界或文本物件的稳定性、客观可知性”［5］15，因为“物 质性”其实是主体在试图创造一个稳定牢固的客体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它不是客体自身固 有的特性。换言之，客体、主体和物质性3者间的动态关系决定了任何对后解构主义叙事的 研究必须从它与物质性的密切关系入手。潘代认为，当叙事者将叙事对象物质化的时候，就 会发觉自己与叙事对象的关系拉近了，但小说的情节却变得更为复杂化了。也就是说，物质 性能够解释叙事文本何以能在否定其他可能性的同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处于叙事的“在 场”表征。

论及“世界性”，“定位”又是不得不提的概念，潘代认为由于评论家总是立足于一定的社 会、政治地位，因而文本物质的不稳定性、客观性不复存在。就此，我们在潘代身上不难发 现利奥塔的影子，对“宏大叙事”的否认与消解，并以“超新批评”取而代之。但与此相矛 盾的是，潘代又认为，若没有宏大叙事的存在，局部式阅读便不具有任何的批评价值。因此 ，为解决甚或是避开这一难题，他又构造出“世界性”这一概念，籍以说明文本的具体性与 抽象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世界性”是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研究的重心。文本的“世界性” 表明，如果要将开放式的文本建构成叙事，批评家既要关注文本的局部，又不可忽略文本的 整体。“世界性”的存在意味着“文本不稳定；作者不能界定具体‘对象’；无法确立与文 本的单一关系”［5］54。或许，正是为了回避这种“世界性”，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转而强调文本的即兴创作过程，虽然开放式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文本的“世界性”， 但“负面含义”存在又让后解构主义叙事论者无法绕过对它的讨论。

“定位”、“位置”、“局部”等等皆与“空间”息息相关，而“空间”正是后解构主义叙 事理论的又一核心概念。潘代在讨论了德里达、约瑟夫弗兰克、波德莱尔、哈维以及詹明 信等人的空间观之后，指出“由于空间的本体歧义性，它连接着文本与世界”［5］33 。以空间形式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文本具有物质性，进而可以为人们理解和接近外部世界的 物体提供渠道。他从“局部位置”、“批评定位”等两个维度出发，来审视担当文本与世界 性之间的媒介的空间。

文学理论对时间的关注曾一度超越对空间的关注。柏格森提出著名的生命哲学，认为时间是 一种绵亘的状态。胡塞尔在其扛鼎之作《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一书中也曾明确指出：纯 粹意识的本质是它的时间性，所有的现在的意识都拥有一个过去的和未来的界域意识。沃夫 冈伊瑟尔把阅读看作一个沿着某种文本轨迹一边行走，一边由读者凭借个人“文学能力” 填补其“空白”，使之“具体化”的过程；而斯坦利费什和詹姆斯费伦把文本看作是读 者反应行为所留下的痕迹，从而将阅读的时序性问题转到可分析的具体物体上；德里达认为 意义在一路“异延”、“播撒”、“附饰”等时间旅程中，无可确定。而“后解构主义作品 的迟缓时间，恰恰体现了从对时间进程的整体把握到该进程的中断性和不确定性的转变。有 了这样中断性、迟缓性的时间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后解构主义的文本”［5］116。在潘 代看来，理解文本时间性的方法无外乎两种：小说家式的和评论家式的。如果想要说明读者 如何从一个局部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移动，这两种方法必须双管齐下、齐头并进。

综上所述，这4个相互联系的核心概念合力探讨了文本如何同时体现叙事整体性与叙事开放 性，贯穿于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始终，对于全面理解潘代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体系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潘代的理解，“文本对象的物质性不仅仅是世界性问题的一种哲学论 断，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建构和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个文本特征”；而“时间与空间是构成文本 与世界连续性的常量”［5］55-58。

三、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激进”与“缺失”

举凡“后”字辈理论，大都包含3重含义：第一，时间上的“后”；第二 ，对先前理论的继承与依赖；第三，对先前理论的反思与超越。潘代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 亦然如是。首先，时间上的“后”。潘代多处引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而德氏20世纪 80、90年代的作品是其分析的重点，故取书名曰《解构之后的叙事》。其次，源于而非趋步 于解构主义的后解构主义叙事。一种“相因而生”的关系令后解构主义依赖于解构主义。如 前所述，其基本理论的核心词汇基本上在解构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心论点是解构主义未 能完全澄清的问题，即：解构文本之后，叙事文本的整合与走向。对此，潘代并不讳言，他 说，后解构主义叙事“是一种写作方式，其‘出发点’是解构主义，源自于那种思维方式中 所包含的传统与假设，自然不足为怪”［5］IX。再次，对解构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与解构主义一味强调对文本中心的颠覆、消解不同，后解构主义更重视文本与客观世界间的 互动。潘代通过分析后解构主义叙事特征在6部文学作品、1部理论著作中的体现，说明了对 虚构叙事的关注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应与更广泛的现实空间联系起来，把真实的 和虚构的整个世界都包括在内。

整体看来，潘代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作为一种开创性的研究，后解 构主义叙事理论在解构主义依然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就对其理论进行颠覆性的研究，可谓大 胆的尝试。然而，此番前瞻性的探讨并非全无厚非之处。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 体系所涉及的理论基础本身还处在发展上升的阶段，所以潘代的理论评述还不够深入，未能 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做出更详尽的解释。从书名看，这是一本以“叙事”为第 一关键词的专著，而重点却放在对“后”字辈理论的探索及反思上，全书未提及杰拉德普 林斯、戴维赫尔曼以及马克柯里等著名叙事学家的最新观点，未免有些本末倒置。即便 提及某些叙事学家的理论时，潘代的论述也有不够准确之处。比如他认为韦恩布思在《小 说修辞学》中“把‘视角’的空间问题规定为小说修辞结构分析的关键词”［5］73 ，而实际上布思的目的是要反驳珀西卢伯克对视角统一性的强调。再比如他把詹姆斯费 伦与斯坦利费什相提并论的做法也不够妥当，因为费什理论之根本正是费伦所反对的基础 论；而费伦对叙事进程的关注也不同于费什所说的读者阅读进程，因为费伦主要探讨叙事的 修辞，而费什则是以意识为中心的文体式读者反应批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此外，既然是以叙事为中心，潘代则应界定本书所讨论之叙事的本义，但遗憾的是本书并没 有开篇定义叙事。即便要表达的是把“后解构主义叙事”概念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但他始 终在“叙事”一题上兜圈子，他对“叙事”的定义不下10种且散见于全书，甚至有些定义 相互冲突。

这些“叙事”概念混乱是潘代的致命缺陷，虽然他一直通过其他理论来解释后解构主义叙事 ，但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他一直没有阐释清楚后解构主义叙事的真正含义。由于他时而认为 后解构主义叙事是解构主义的补充，时而又觉得后解构主义取材于后现代主义，最后又用文 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明后解构主义叙事，这样的摇摆不定令人难以确切把握潘代的理论 立足点，只能得出结论说后解构主义是一个血统不纯的“杂合体”。这种对根本概念的表述 不一致，使潘代的理论容易招致“不够严谨”的嫌疑与非难。

四、结论

通过对《解》一书的分析梳理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对后解构主义叙事思想的提挈之作，意在 以超越解构主义之目的来分析叙事但作者对于叙事以及后解构主义叙事之界定不够明确，且 完全没有涉及叙事学及其最近的走向，未免有失偏颇。尽管潘代强调他所说的后解构主义叙 事“并不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写作文类”，但后来他又颇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后解构主义叙 事不仅仅是一种文类，而且是一组文本条件，一旦人们依照这些条件陷入思考，就可以产生 一种无法回避的写作风格”［5］89。类似的矛盾提法并不少见，如果潘代能够在这 些方面更为准确一些，再对叙事学的发展予以更多的关注，或许这样一种前瞻性的理论会更 有说服力，他的理论也能走得更远。对于后解构主义思想感兴趣的后来者们如能意识分到这 些问题定能纠正矛盾，补充不足，对叙事与解构主义的关系、对其未来之走向做出更加正确 的理解与评判。

参考文献

［1］HERMAN D.Introduction:narratologies［C］//HERMAN D.Narratologies:new p 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9.

［2］CURRIE M.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M］.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 d.，1998:98.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6

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

叙事理解的认知理论辨析

小说中背景故事的分类和功能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叙述聚焦研究

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砖巷》叙事艺术

认知叙事学视野中的小说人物研究

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

论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对模仿认知的违背

论虚构性的标记:一种叙事学的角度

虚构与移情伦理的悖论:重读狄更斯的现实主义

拙劣的情节把戏、情节漏洞及叙事设计

身体的小说化:论医学与叙事的互补

镜子般的回忆录:当代回忆录中的反故事

不可叙述的母亲与《劝导》的隐性情节

我者自述之———巴赫金视角观照下的叙事身份

无神论者的全知:论简·奥斯汀的“不犯错误的叙事者”

《洛丽塔》中的疏离型不可靠性、亲近型不可靠性及其伦理

重新思考不可靠性:易犯错误的和不可信的叙述者

从UCP到A&P:论近期美国短篇小说叙事语态的变化

“思维理论”与虚构人物意识的再现实验

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

弗洛伊德、福克纳、卡鲁斯:创伤与文学形式的政治

眼光,身体和女主人公:《劝导》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叙事学研究的新拓展:评《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

换个角度“话”叙事:评《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奇特声音》

教育叙事研究新视野:评《叙事研究教与学:行走在边界上》

叙述学入门的好帮手:评《叙述学词典》的中译本

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新突破:评《整合与叙事研究:方法与实践》

越战小说中的话语控制:再读《恋爱中的汤姆卡特》

建构小说叙事学理论的精到之作——评《小说叙事学》

美国长篇小说的第二次提升:当代叙事中的种族、形式与后种族美学

“非自然叙事学”有多自然:什么是非自然叙事学的非自然?

什么是非自然叙事学的非自然?对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回应

短篇小说的意义产生方式:以爱丽丝·芒罗的《激情》为例

虚无的口袋:爱丽丝·芒罗《激情》中的“形而上的孤独”

语气暗示与阐释的不确定性:《达洛维夫人》中的情感与伦理

论文化叙事——兼评刘易斯《大街》等四部小说的文化叙事特征

“文本”何以成为“世界”?——《文本世界理论入门》评析

走向第二发展阶段的后经典叙事学——评《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

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新进展——评《20世纪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不可靠性》

叙事学研究的他山风景——评沃尔夫·施密德《叙事学导论》

史论结合气势恢宏——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创新与超越——评《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伦理维度与叙事视角的典范结合——评《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7

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思维的引入，现代主义小说美学的渗透，导引着当代小说思维和美学观念的局部嬗变”，而“传统的中国小说美学在局部嬗变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完善、充实和发展。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具有民族特质的体系构筑”。[1] （P13） 在西方小说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双重滋养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的勃兴。

一、从小说美学研究起步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理论研究是从小说美学研究起步的。此前的中国小说理论多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阐发来积累小说理论思想，多数小说理论还没有建立美学研究的自觉。文学创作是审美活动，它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欣赏过程，对于小说所蕴含的审美关系、因素、效应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是小说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具体内容包括：小说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形式结构特征；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小说的观念、流派、风格的兴替嬗变过程；小说的创作规律及其美学品格；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鉴赏小说的心理机制、过程、特点、意义、方法等。

西方的小说美学著作从80年代起陆续介绍到中国。花城出版社率先推出1981年和1984年两个版本的《小说面面观》。这本西方小说美学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小说理论建设影响巨大。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该书与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和缪尔的《小说结构》结集为《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1986）、利昂・塞米利安的《现代小说美学》（1987）、万・梅特尔・阿米斯的《小说美学》（1987）、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1989）、依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1992）、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1993）也在此时被翻译过来。中国的小说理论家还力图透过西方小说探究西方小说美学的发展脉络。罗国祥《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1991）是当时较有分量的论著。

中国小说美学建设此时得到了迅速发展，大量的小说美学著作不断涌现出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整理及在此基础上对小说美学观念的阐述。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1982）是第一部明确提出小说美学研究的专著，开拓了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该论著将中国小说美学的观照面仅限定在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和近代小说美学，并且主要局限于对明清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进行美学观照，没能对小说美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对小说美学的本体研究也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切入，忽视了小说的语言本体形式。然而，叶朗提出的关于小说美学的重要问题，为现当代小说美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类著作还有：陈洪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1987）、鲁德才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 （1987）、胡邦炜与吴红的《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 （1986）、牧惠的《中国小说艺术浅探》 （1987）等。这些论著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传统，或侧重于介绍，或侧重于分析，展现出中国小说理论建设的丰厚历史资源。第二类是从写作学的角度入手，主要从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出发，探讨的对象主要是小说的艺术技巧，在论述中蕴含着一些抽象的美学原则。雷达的《小说艺术探胜》 （1982）首开风气，“作者确实是企图从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的要求来探索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不足的”。[2] （P2） 该书对于作品的解读不再局限于欣赏的层面，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去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理论问题，显示出理论的自觉。张德林的《小说艺术谈》（1986）也有感于“以往的小说研究，常常脱离小说本身的艺术特点，过多地作社会学的分析和思考，缺少具体的艺术分析和艺术规律探索”，指出应该“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对小说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小说艺术技巧的分析”。[3] （P354） 次年，张德林又推出《现代小说美学》，该书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创作原则和美学规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具有突破意义。此后，袁振声的《巴金小说艺术论》（1987）、邾的《小说艺术的思考》（1986）、汪靖洋的《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1989）等著作相继出版，其他有关作家或评论家谈创作理论、创作技巧方面的著作与此大同小异。第三类是从审美学的角度切入，深入到小说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上，对小说本体特征进行探讨，试图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小说美学。吴功正的《小说美学》（1985）是最早能够从小说的审美本体意义上，探求小说艺术魅力的论著。该书通过对小说美学本质的探求，小说家的审美感知，归纳了小说基本特征的美学范式：形象美学、情节美学、节奏美学、形式美学、风格美学，进而提出了小说美学的两种基本形态：悲剧美和喜剧美。叶朗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梳理贯穿了自己的思考，吴功正则在传统小说美学的基础上更多地上升为具有一般意义的美学原则。鲁原的《当代小说美学》（1990）是独具体系的著作，尽管它讨论的大部分范畴属于古典小说美学领域，然而，它在吸收西方小说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概念、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此外，滕云的《小说审美谈》（1988）、陈家宁的《中西小说艺术谈》（1990）、程德培《当代小说艺术论》（1990）、何永康《小说艺术论稿》（1990）、李炳银《小说艺术论》（1991）、吴士余的《中国小说美学论稿》（1991）、周中明《中国的小说艺术》（1992）、胡尹强的《小说艺术：品性与历史》（1993）、魏家骏的《小说艺术论》（1994） 等理论专著从多方面、多角度丰富了中国美学理论。在此期间，各类期刊杂志上也出现了许多探讨小说美学的文章。

中国小说美学主要是从社会学等视角切入的，叶朗关于小说美学的定义就颇能说明问题：“小说美学，就是对小说这门艺术作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小说艺术的本质，研究小说艺术和其他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小说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各种因素、各种矛盾，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来”。[4] （P2）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美学建设已经开始较为重视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讨，许多论著有意识地着眼于对小说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考察，但总体上依然是传统小说美学注重发掘文本意义、进行审美判断的延伸。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小说美学，从对内容的偏重转为对形式的强调。西方小说美学著作的共同倾向在于：他们一致从艺术层面来讨论小说，表现了小说的艺术自觉。他们尽可能地总结小说的内部规律，试图对小说的艺术肌理、成分和手法做出普适性的解释。[5]（P20） 因而，西方小说美学著作虽然为中国小说美学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照，但其影响并不明显。对于西方小说美学理论的借鉴，更多是与西方叙事学的引入同时进行的，当中国小说理论建设从小说美学转向叙事学，西方小说美学著作的价值才得到不断发掘。

二、转向叙事学

“叙述学是一种事实上只限于小说的‘限制性的诗学’”，[6] （P27） 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为中国的小说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从古至今，中国的叙事理论散见于各种评点、序跋和笔记中。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叙事学是在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小说理论的研究思路开始逐步脱离小说美学的框架，转向叙事学这一新的理论视角。

1985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收录了罗兰・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和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这是我国对于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最早翻译。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了被誉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的《小说修辞学》。该书上承传统小说理论，对经典叙事学，甚至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西方小说理论从小说美学向叙事学的过渡。另一部具有过渡性质的书是弗莱的《批评的剖析》，这部著作发展了叙事宏观结构和情节类型学的理论，对叙事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7年，加拿大学者高辛勇的《形名学与叙事理论：结构主义的小说分析法》出版，该书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以叙事理论来分析中国小说的思路。1989年，王泰来组织编译了《叙事美学》，选译了法、德、英三国的叙事论文，勾勒出叙事学的大致轮廓。1989年，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出版，里面几乎涉及了法国60-7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的叙事学成果。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该书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地展现了叙事理论。90年代后，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1990）、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1990）、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1991）、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95）、尤瑟夫・库尔泰德《叙述学与话语符号学》（2001）、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2001）、贝尔纳・瓦莱特的《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2003）等叙事学专著相继翻译出版。1979年，袁可嘉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对结构主义文论进行介绍，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各类对于叙事学译介、阐发的文章经常见于各类期刊杂志。

西方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内部，向国内学界展示了解剖小说的可能性，给小说艺术价值的探讨提供了富于启发的思路。但小说是一门艺术，其叙事法则必须以审美价值的实现为宗旨。因此，叙事学的研究在对文本各个方面进行关照之外，最终还得包括艺术本身方面的分析，有必要从美学的角度透视。经典叙事学推崇对于叙事作品进行内在性和抽象性的研究，更多采用纯描述或批判、否定的立场，尽管它能从语言本体的层面揭示作品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然而，经典叙事学的极端技巧化仅仅考虑到小说创作的形式层面，从而脱离了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叙事学和美学日益分离。尽管经典叙事学无论从译介还是本土理论建设以及应用都蔚为大观，学界对于小说美学的探讨及传统小说理论的借鉴依然没有停止，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小说理论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推出的《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论述》和《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吕同六主编）（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陈平原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997年出版了其余四卷，比较完整地反映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的风貌。这些文献资料为国内小说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第二，对于小说理论史的梳理。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1992）从小说概念初生，一直写到现代小说理论的形成，阐明了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小说理论的不同形态，不同内涵，结合对具体小说文本的解读，揭示出小说理论的发展规律。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1989）、许怀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1990）、王汝梅和张羽的《中国小说理论史》（2001）、谢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2003)、刘良明、黎晓莲和朱殊的《近代小说理论流派研究》（2003）等论著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规律、中国小说美学、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等问题，作了横向和纵向的探讨。第三，进一步构建中国小说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代表作有张德林的《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1998）、纪德君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2000）、金汉的《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2000）、张岩冰的《中国小说艺术论》(2001)、李裴的《小说结构与审美》（2003）等等。这个阶段的小说美学建设吸收了西方小说美学和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较前一阶段更为注重在小说语言本体的基础上探寻小说艺术价值形成的机制。

随着西方叙事学的不断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出现了一批译介和阐发叙事理论的论文论著，而且还掀起了应用叙事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热潮，有关论文已遍布于各类期刊杂志，颇具分量的学术专著也大量涌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接着讲”，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叙事学的范畴、术语、概念、命题乃至其学科本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展开探讨，主要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1993）、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1998）、董小英的《叙述学》（2001）、王阳的《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2002）、李建军的《小说修辞学》（2003）等。这些著作超越了介绍评述层次，上升到建立独立的叙事学理论体系的高度，这对于丰富和革新我国的小说理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类是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对着讲”，叙事学界出现了还原本土叙事立场的倾向，开始注重发掘中国叙事传统。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是国内最早应用叙事理论的专著，该书将叙事学研究与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探讨晚清至“五四”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此类著作还有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5）、王铁的《小说的模式与叙事艺术》（1999）、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贾越的《中国小说叙事艺术论》（2001）、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等等。这些论著中贯穿着强烈的本土意识，力图通过对中国叙事理论的清理乃至文化史的考察，建构独特的中国叙事学。第三类则以将叙事理论应用于小说研究为旨归。9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研究和评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小说批评实践中，研究者都试图贯穿叙事学理论，或借叙事学的观念予以审视。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模式的分析成了小说分析的一种创新的解读方式。孟繁华的《叙事的艺术》（1989）、李庆信的《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1995）、张柠的《叙事的智慧》（1997）、谭君强的《叙事的力量》（1998）、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8）、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2000）、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1999）、胡全生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2002）、吴培显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2003）、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2002）、刘俐俐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2004）等叙事批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批评著作考察的作品面相当宽，在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解读中，展现出了叙事学在小说批评中独具的理论魅力。

三、开辟中国叙事学路向

80-90年代，西方小说美学的引入并未对中国小说理论建设产生很大影响，这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道意识，中国文论“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关，即重思想层面的探究而轻艺术层面的审美欣赏。中国小说理论历来注重对文本意义的追问，注重价值判断，缺乏对文本形式的细致把握、精细分析，缺乏将小说作为叙事作品来探讨其建构规律和叙述机制的研究，而西方经典叙事学恰好补了此缺。一方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研究是文学研究、叙事学研究的基础。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是必然的。“从学术思想背景来看，对叙事学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来自语言学，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的思想推动力”。[7] （P3）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共同鼻祖结构主义的代表性论著的中译本（包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基本上都是1980年以后问世的，而国内语言学界对叙事语法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来的事情。语言学准备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叙事学界对于叙事模式的深入研究，而叙事模式的建构恰恰是经典叙事学的精华所在。因而，虽然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的介绍、阐发甚至运用蔚为大观，但是中国的小说理论建设并没有完全走上经典叙事学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传统，往往遮蔽了对小说自身艺术价值的关注，虽然经典叙事学对于形式本身价值的过分强调，能对传统小说理论起到纠偏的作用，但是，传统小说理论的强大惯性也使得叙事学界不可能弃置传统，完全照搬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尽管叙事学理论因其注重文本形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投合了学界在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长期笼罩之下转而思变的期待心理，然而，有别于西方的否定性思维，中国的文化思维一直是一种圆融性的思维模式。因而，面对小说美学和叙事学双重理论资源，中国的叙事学理论建构不可能偏执一端。中国叙事学的开风气之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鲜明地提出要“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8] （P2） 除了少部分专注于形式研究的论著，如董小英的《叙述学》，“叙述学要做的是纯形式的研究，是最大限度地探讨叙述方式的可能性”，[9] （P9） 中国绝大部分叙事理论著作都采取后经典立场，使中国小说理论能够在小说美学视界和叙事学指向之外开辟新的探询路向。

随着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进入，中国小说理论的这种自觉性显得更加明显。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孙先科的《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与文化意识》（1997）、南帆的《文学的维度》（1998）、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998）、刘成纪的《欲望的倾向：叙事中的女性及其文化》（1999）、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2001）等论著，就强烈贯穿着将叙事与审美综合考虑的思路。耿占春在《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2002）中明确提出叙事与美学的结合；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倡导建立审美文化叙事学，旨在从审美意义上对众多的文化产品进行叙事学研究，从而使小说研究走上一种融合形式层面、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和文化积淀层面的综合性研究；祖国颂在 《叙事的诗学》（2003）一书中也指出，该书的写作“不是从形式主义的理论出发来研究艺术形式，而是把小说的叙事文本视为一个大的表意结构，着力于探寻不同叙述程式、结构、手法所体现的文学性及其意义生成与显现的特点，着力于思考表达方式的含义，关注意义是怎样产生的”，“即寻找叙述形式和意义的关联”。[10] （P2） 这种研究思路兼顾小说美学和叙事学的理论所长，在专注于形式研究的同时，又避免了叙事学家们常常带有的片面性――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机械地将语言学的方法与分析模式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这种趋向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刘俐俐在其专著《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结合起来，将形式分析和审美判断融合在一起，提出“在自觉地运用文本系统的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批评等方法的基础上，探索如何从文本之内的分析走向文本之外，即走向文本产生的语境，从而获得对文学作品更为深刻的理解”，[11] （P6） 这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叙事学与小说美学的融合成为了小说理论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趋势。后经典叙事学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它不再将小说文本看成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开放性体系，探求文本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交流关系。它以经典叙事学对叙事法则的研究为基础，融合了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批评方法，从而获得对小说文本更深刻的理解。2004年12月9-11日，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举行，就叙事学理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文学叙事与文化诗学视角、叙事学的本土化及其实践、后经典叙事与经典叙事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理论呈现出由小说美学，经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但这种发展并不象西方的小说理论转向那么明显。中国的文化思维、深厚的小说美学传统决定了中国的小说理论对价值判断的极大关注。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使我们深化了对于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本体特性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揭示小说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至于如何克服小说理论中叙事批评与价值批评相互分离的困境？如何在批评实践中探寻小说特性的研究路向？如何将叙事学理论和小说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成为引导中国小说理论不断走向深入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参考文献]

[1]吴士余. 中国小说美学论稿・序[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雷达. 小说艺术探胜・序[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张德林. 小说艺术谈[M].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4]叶朗. 中国小说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5]李洁非. 小说学引论[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

[6]贝尔纳・瓦莱特. 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7]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8]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8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曹诗第：《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转载自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王楠：《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03（4）。

[4]刘良华：《改变教师日常生活的”叙事研究”》，《国际教育展望》2003。

[5]丁钢 《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6]周 彬 《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通道》

[7]金健人.中国叙事学发展轨迹及重心转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9

1.叙事学的定义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叙事学（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定义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2.叙事学的起源和发展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

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读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3.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

二 .电视新闻叙事学

电视是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时间上看，彩色电视在西方的普及与叙事学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传统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而事实上它仅聚焦于文字叙事，探究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致使二者在其后的十余年里并行不悖，无甚瓜葛。但随着电视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电视媒介中是否也蕴含着叙事。电视理论家科兹洛夫指出在当今美国社会里，电视已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

从新闻类节目寻找新闻背后的故事到广告类节目营造品牌的故事，从mtv专职于音乐故事的讲述到电视剧对人生故事的倾情演绎等等，“故事”不仅坐上了电视节目创作领域的醒目席位，而且成为其市场化攻城略地的有效手段。[1]学者于德山直言，电视融图像、声音、文字等叙事媒介为一体，能现场同步地对事件进行记录描述，它已成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叙事媒介。”[2]正由于电视对叙事媒介的整合性、对叙事内容的包容性、对叙述技巧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后经典叙事学略显庞杂的版图中开辟电视叙事学分支是必要的。电视叙事学是以叙事学方式来研究电视节目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电视新闻从叙事学发展历程来看，其研究范式先后经历了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语境研究的转变，目前大多学者所进行的电视叙事研究也可以归类于此。

当代电视新闻节目因其高效快捷地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新闻故事而成为了叙事研究的绝佳范本。在运用叙事学分析工具进行电视新闻文本分析中，不少学者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黄昌林即为其一。他致力于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对电视叙事的分析中，已有多篇学术面世。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一文中作者对电视新闻叙事进行时空关系的三维审视。作者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时空复合艺术，它在纵向的时间流程中叙述新闻，在横向的空间运动中展示关联。”并进一步述说，电视新闻是对新闻时空元素进行声画复制与拼贴的媒介形态，正是在其叙事时空的流畅性安排中彰显出电视新闻的内在价值。[3]

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借由叙事模式对电视新闻进行多维度解读。学者陈霖对电视新闻的叙述主体进行了深度探讨并言辞果断地指出“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新闻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4]其论述在于德山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和当代中国叙事格局》中得以进一步发挥。于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图像叙事主体是群体化的。“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无疑是群体化的过程，在其运作过程中每个叙述主体的个性化功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都受制于传习下来的叙事规范。”对此做出类似探讨的李勇将电视新闻的叙事主体细分为主持人、记者主持人和图像叙述者三部分，并强调“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分化后的叙事主体相互配合，在不同层面图像叙事中强调同一个‘声调’和‘价值’。”[5] 此外，刘红明是试图将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理论引入电视新闻分析的研究者之一。在其《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一文中，作者指出新闻工作者对叙述时序中倒叙方式的广泛运用是“因新闻基本规律和电视传媒特点做出的理性选择”，“新闻只有打乱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将一些最吸引人的信息提前抛出才能赢得受众。”如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就为上述言论做了个精致的注脚。同文中，作者还援引大量案例介绍了电视新闻常用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全知)、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限知)等叙述类型。[6]

新闻专题节目因其“像包装小说一样包装新闻，像讲述故事一样讲述新闻”而极大地刺激了叙事研究者们敏感的神经。王纬等人对美国30多年来享誉不衰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的叙事模式分析颇见功力。作者归纳出《60分钟》的3种叙事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模式，每期节目都可套用其一。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叙事模式分别赋予记者们侦探、分析者和游客三种隐喻身份进行叙事报道，以传达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制造中产阶级神话。[7]与之类似，李德刚在《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中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规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模式：结果未知型叙事、结果已知型叙事、混合型叙事（前两者的综合），这在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中得以充分展现。此外，作者还敏锐地发现新闻调查节目中内涵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并强调“只有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叙事文本的精髓——矛盾冲突”，新闻调查节目正是在冲突的制造与解除中“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胜负未卜的对抗性游戏，且在游戏的展示过程中让观众得到叙事。”[8]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主体。“叙事”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主要方法。著名新闻人穆青就认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面对新闻写作实践，面对在新闻实践中大量产生的以叙事为主的新闻作品，作为“领先”的理论研究，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建构专门的新闻叙事学，并以此来创造和丰富实践。

1.新闻叙事理论现状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开始, 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开始出现， 1999年吴炜华发表了《新闻摄影的叙事学分析》。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前哨》中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刍议》，认为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具普遍性、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叙事学是探究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但由于当时的理论界认为叙事学是研究虚构故事的理论，所以对范步淹提出的新闻叙事学建构的提议没有给与很大的关注。[9]

2003年，两本国外的新闻话语分析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话语与社会变迁》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叙事学热。正是在这一年，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2003年何纯发表了《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一文；同年，黄挺在《军事记者》中发表了《学好新闻叙事学》，并对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叙事学和新闻学就像两个不同圆心的圆，沿着各自的轨迹运动，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相交部分，这便产生了化合反应。也就是两门学科打破了原有内在结构的链条，打乱理论层次，离散知识颗粒，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这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新的基本理论层面。随着逻辑的延伸，在多学科的合力之下，原先各自比较稳定的因素就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晶体。[10]

2003年以后，运用叙事学分析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论文日益增多，2003年尚世海发表了《叙事文体学视角下的新闻与文学》；2005年陈力丹、陈虹、何国平分别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序》、《试论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和《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等文章。

也在2005年, 我国学者曾庆香以《新闻叙事学》命名的专著出版, 完成了我国新闻叙事学建构的初创之功。2006年，何纯先生的《新闻叙事学》也付梓出版。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新闻叙事学的概念虽然已经被提了出来，但真正属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却并没有多少，大部分学者是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新闻学。新闻叙事学专著的出版是新闻叙事学学科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闻叙事学的建构已经完成。学者们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叙事学的论文，但对新闻叙事学学科的建构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什么是新闻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也存在这分歧。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都需要对新闻叙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新闻叙事学的学科基础

新闻叙事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建构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支撑与联系。

首先是需用新闻学的理论来审视和指导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它阐明的是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新闻叙事作为新闻活动之一种，无疑要接受新闻基本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新闻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包括新闻叙事原理、叙事人、叙事方法等，无不要接受新闻学原理包括性质论、价值论、伦理观等的规范与指导。

叙述学“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它是“原理性的研究，它注重在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差异中反映出普遍规则”[11](p6)。新闻叙事作为“表述形式”、“叙述形式”之一种，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无疑也要借鉴叙述学的研究成果，即以叙述的原理和普遍规则为指导，参照叙述学研究的要素和范畴，并结合新闻叙事内部独有的特性，去发现新闻叙事这一“特殊现象”之中独有的本质、形式和功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是指新闻叙述的真实性，即一件新闻作品应真实地表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真实”其实是表现在语言文学的叙述之中，就广播电视新闻而言，还包括图像、声音等符号系统之中。但无论使用哪一种符号表述，新闻的真实都是叙述的真实。因此，新闻叙述学的研究，还必须以语言学、修辞学为基础，从词汇、语句人手，研究新闻叙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研究新闻叙事的叙事形式和叙事方法的逻辑起点。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核心内容是对事物真假的认定和名实同一的要求，而思维是通过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因此，对以真实为生命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新闻叙事的研究，也就必须以逻辑学为学科基础，方能得出合理的必然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3. 新闻叙事学的定义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定义，黄挺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的本质、属性、功能和形式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新闻叙事作品和新闻叙事行为, 特别是承载一定信息的符号如何更好地表现传者的认知态度、意图等等。[12]何纯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中所下定义为：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3]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 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14]

为新闻叙事学下定义，首先要明白新闻叙事学和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最主要的是和新闻学和叙事学的区别。因此在阐明新闻叙事本质的前提下，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基础上才能对新闻叙事学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3.1新闻叙事的本质

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 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它的编码方式满足的是人类对新闻信息取舍和信息效益最大化的需要, 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话语类型———新闻话语。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新闻话语, 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结构特征的认识, 来确认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独立性。

新闻叙事的本质是新闻信息的传递，它研究的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如何流动，以及这一信息所产生的认识和情感信息如何流动。新闻叙事的内涵在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素材、故事和新闻叙事文本。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事件，即原始的新闻事实；故事是记者头脑中的新闻事实，是新闻事实的物质状态在记者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而新闻叙事文本就是最终受众看到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经过记者编码后的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再由受众将其还原成他们头脑中的新闻事实。

新闻叙事的素材层面：素材是固定的，包括客体和过程。客体即行为者、地点、时间；过程即在客体中与对象一起或通过对象而发生的变化。过程强调的是诸事件之间的发展、连续、变更与相互关系。新闻叙事的素材是我们必须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可更改的。新闻叙事的故事层面：在这一层面探讨的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如何加以艺术性的编排，包括诸如顺序的安排、叙述的节奏、频率与聚焦等。

新闻叙事的文本层面：这一层面是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的部分，它探讨的是叙事文本的核心概念“叙事者”是谁的问题。叙事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新闻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新闻文本以特征。　3.2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叙述学是在其前身“小说技巧”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的研究成果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15]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作品”进行了框定，主要是指小说、民间故事、神话、史诗、叙事诗、戏剧、电影乃至连环画等，其中尤以小说为主。赵毅衡说得更清楚简明：“所谓叙述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而且集中研究艺术性文字叙述，即文学叙述，包括小说和叙事诗。” [16]这就是说，叙述学是把文学叙事作品和叙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新闻学系统内，它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而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抽象的，它从一般新闻报道文体即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深度报道和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纪录片等的文本中归纳出新闻叙事的一般原理；它又是具体的，它要通过对大量有形的新闻叙事材料的占有和分析，阐释新闻叙事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并总结出新闻叙事的方法与技巧，以此来“领先”新闻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明确之后，我们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学问。与叙述学把以虚构为主追求艺术真实的文学叙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同，新闻叙事学把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与方法作为对象。叙述学研究的文学作品的“事”一般而言是虚构的，即所述之事不是“本事”，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新闻作品所叙之事，依据新闻的本质，则必然是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即事实。因此，新闻的叙事必然地有着客观真实的特点，其叙事的原理和方法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点，从叙事方式和叙事原理入手，归纳总结出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

3.3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要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构建中，在考虑到首先应扣住新闻叙事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的社会功能，亦即在系统内部的结构中探讨新闻叙事的意义和学科建设的作用。加强学科建设，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提高新闻工作的整体质量，肯定是一种必需，而对目前尚付阙如的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建构，又尤为重要。 　比较的方法是区别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本质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中，将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相比较是一条寻找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必由之路。自有人类以来，从先民们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之后的竹简丝帛到今天信息时代多种媒介共存，“人—事”的构成一直是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形态，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叙事也便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活动。罗兰•巴特说道：“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 [17]那么，新闻叙事与叙述学所研究的叙事的异同、叙述学所研究的文学叙事方法对新闻叙事的借鉴与指导作用等，就能在比较中予以鉴别与认识；新闻叙事的特点也能在这一比较中突显出来。赵毅衡说：“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这起码是先行者对于研究路径的探索和指导。

3.4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研究新闻叙事学，主要的范围是从文本出发，揭示新闻叙事的原理与方法，即新闻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也就是叙述方式来表现新闻本质的。新闻叙事的框架、视角和新闻叙事人是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叙述者：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

叙事角度：新闻叙事角度,是叙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观察和叙述故事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了叙述者和所叙述事件的一种表述关系,是叙述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叙述角度能创造新闻报道的“文本价值”,使新闻文本更加完美和艺术,更具可读性。关于叙事角度的分类,我们沿用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三分法,来进行新闻叙事角度的研究建构。 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和原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4.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他说在此定义中，包含了新闻叙事学的三个基本理论界面：新闻文本及话语结构特征研究；新闻叙事行为研究；新闻叙事策略研究。这三个理论界面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框架。[18]

蔡之国认为有必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点,从叙事原理和叙事方式入手, 建立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新闻叙事学”框架，以促进新闻学的深入发展。根据叙事学一般可以分为故事、话语、叙述三个层次，他从这三个层次出发,以新闻事实为基点, 对新闻叙事学“ 故事”“话语”和“叙述”进行了研究。新闻叙事学里的“故事”,是被叙述的内容,它由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事件组合而成；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来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叙事故事、新闻叙事话语和新闻叙事策略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19]

新闻叙事学的建构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命题。实际上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 基本上可以说出现了两种比较大的建构思路。一种以话语分析的路径为路径, 使得新闻叙述学成为一种关注话语表层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语言技术分析性很强的学问； 一种把新闻叙事学理解为对新闻作品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分析, 高度靠拢文学叙事学。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和叙事学紧密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对于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立一定要参考新闻学和叙事学的诸多理论甚至是学科建构，但毕竟新闻叙事学不等于新闻学或叙事学，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的理论作为支撑，以自己的学科特点作为建构的标准。叙事理论将叙事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故事”即“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一个是“话语”即“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新闻叙事（报道）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即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因此可以将新闻叙事分为新闻叙事事实（何纯称为新闻叙事语法）和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和方法。新闻叙事是真实的客观报道，但在客观报道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倾向性。新闻有一定的立场，新闻的报道过程是一个阐释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因此新闻叙事人的研究也应该是新闻叙事学要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从动态看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新闻报道过程还存在着一个报道接受的终端环节，报道接受者和接受行为也应该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为四部分：新闻叙事人；新闻叙事事实；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接受。此部分包括了新闻叙事的主要方面，从动态来看也是信息传播的流动过程，因此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

三 . 对于《新闻调查》的叙事学分析

《新闻调查》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结合国情《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不但包括所谓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调查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调查过程是将已有的素材组合成情节。而这些情节还不是观众收看到的电视节目，在这之间，还有将情节转换成话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叙述。

“在当今世界，电视是最多产最重要的叙述媒体。”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以叙述功能为主的叙事性报道。“叙述一词包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叙述的内容，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即被讲述的故事。其二是叙述话语，即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叙述语句本身。其三是叙述动作，即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的支配叙述话语的“叙述”本身。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本身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元素：叙述者、时间、视角、结构。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新闻调查》的叙事方式。

（一）、叙述者

赛姆尔-查特曼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是“如何”，也就是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

不管故事怎样被人讲出来，讲故事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叙述者。叙述者分为“现身式”(explicit)叙述者和“隐藏式”(implicit)叙述者。即使是“隐藏式”叙述者也不可能把他的存在和痕迹完全掩盖起来。正如瓦尔特·本杰明曾说过的：“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中留下其抹不掉的痕迹，亦如制陶匠人在陶制器皿上留下其抹不掉的手印。”

《新闻调查》的叙事者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出镜记者。《新闻调查》的简介中称：“我们的调查通过记者来完成。记者既是调查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所以，调查记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完成了热奈特列举的叙述者五个功能。

(1)、叙述功能，即讲故事。《新闻调查》每期40分钟的节目都是叙述者通过调查，为观众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讲述的是陕西省某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农民自杀的事件。《无罪的代价》讲述的是某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逮捕，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后被终审判为无罪的前因后果。《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讲述的是山西运城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事情。

(2)、指探功能，即控制叙述推进方式。例如在 《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中，出镜记者面对镜头说“在人民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5月17号，人民医院宣布解除隔离后，我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接着叙述者的这段话，叙述行为向前推进。

(3)、组合功能，即与叙述接受者组合成叙述行为的终点和起点。对于调查行为来说，作为叙述者的记者是叙述的起点，观众是叙述行为的归宿。而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以后，又会对节目进行反馈。比如一名观众这样说道：“我是一名军人，看了无罪的代价有很多感慨，一是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者，不该过多的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二是我们党的有些干部太腐败”记者和观众直接的交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

(4)、传达功能，即发送叙述的信息。记者不仅调查到了事实的真相，还通过电视手段将调查的过程发送给观众。《戒毒者之家》向观众传达了目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措施和现状。《大官村里选村官》传达的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改革的进程。

(5)、证实功能，即角色化功能。叙述者在故事情节中或多或少起到一个角色的作用。像《新闻调查》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扮演的是类似侦探的“行动元”角色。双城的创伤 中，记者面对三缄其口的曾经自杀的孩子，通过真诚的交谈与引导，渐渐向观众揭开孩子们集体自杀的秘密。在这期节目中，正是记者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记者是这次调查行动的主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这一角色，真相决不会自动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时间

电视新闻作为话语，它的结构是线性历时结构。在电视话语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时间在电视叙述中具有二元性：一个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发展实际消耗的时间；另一个是本文时间，即电视展现该故事所用的时间。故事时间与本文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在叙述频率和时长变形中。

(1)、叙述频率。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事实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事件重复与话语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事件重复的效果是使不断发展、流逝的生活事件中某些东西有节奏地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双城的创伤》中，双城镇小学学生苗苗，5月19号，突然和同班的一名女生一起服毒自杀，可这似乎只是个引子。在此之后，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悄然启动。5月21日午2时，双城中学高二学生赵某服毒，抢救无效死亡；5月22日午1时……事件的重复产生了某种意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为调查行动创造了合理性。

话语重复是《新闻调查》经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典型的话语重复是让多个事件亲历者讲述同一件事情，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不同人的叙述形成一种相互印证或者相互对质的效果。谁在说真话，谁在说谎，观众一目了然。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中，农民李祥服毒后被家人发现，对于李祥的婶婶是否向工作组求救，以及工作组组长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等是否见死不救这一事实，李祥的婶婶、薛成芳、工作组成员尹和全分别作了陈述。李祥的婶婶说：“我说不得了了，娃子喝了药了。你们人多，看给我想想办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薛成芳说：“我确实没有听到(求救)。”尹和全却听到了老人的敲打窗户的声音：“我把大门开开以后，老人说李祥服毒了。我赶紧就喊人，薛主席说什么事，我说李祥服毒了。”对比了三人的陈述以后，观众不难看出谁是谁非。记者不做评判，但是观点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话语重复”产生的效果。

(2)、时长变形。时长变形是指话语和故事持续时间的关系，查特曼概括为如下五种搭配关系。

省略(ellipsis)：话语时间为零。电视叙述有赖于省略。

概括(summary)：话语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因为对时间浓缩存在困难，除了蒙太奇连续镜头，视觉媒体较少使用概括。

场景(scene)：话语时间等于故事时间。

延伸(stretch)：话语时间长于故事。时间。最好的例子就是慢镜头。

停顿(pause)：话语时间在流逝，而故事时间为零。

研究时长变形的目的在于揭示时间选择背后的叙述者价值取向。以《无罪的代价》 为例，主人公陈远豪被关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叙述者将这段时间大幅省略，叙述者的兴趣集中在审判和执法部门拘留陈远豪的原因上。记者柴静在采访中得到了陈远豪在看守所里作的一首诗《坐牢不寻常》，《无罪的代价》以此诗概括这段时间里陈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诗的最后几句是：“人说坐牢不寻常，我把牢房当战场，坚持真理斗邪恶，定叫人间正气扬。”这几句诗多少表达了隐指作者(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一个人格)的创作意图。“此外，考察时间变形有助于我们刻画电视叙述者的特征。” 如果叙述者遵从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规律自然叙述，就会减少对故事的干预，藏而不露。如果叙述者的话语顺序凌乱，时间扭曲，叙述者插手故事的痕迹就很明显。

（三）、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也就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有权从任意角度叙述；有限视角——只允许从某个特定角度叙述。

1955年奥地利文论家斯坦采尔在《小说类型》中提出至少应当区分三种“叙述环境”即：全知作者式；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式。

记者是调查活动的主角，摄像机只是把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因此可以说，电视画面就是记者见闻的记录和再现。热奈特认为区分视角就是弄清“谁见到”，由此可以认为，出镜记者是《新闻调查》的角心人物，《新闻调查》运用的是斯坦采尔所称的“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出镜记者是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调查者。叙述焦点转移入作品中，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

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出镜记者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调查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例如：《“解谜”民工荒》中，记者离开作品采访的对象，向观众这样描述：“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民工潮’。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著名的打工城市东莞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企业为什么缺工?大量的民工又去了哪里?”……有时这种交待是通过画外音进行的，画外音对自己的称呼有时是“记者”有时是“我们”，因此，可以把画外音和出镜记者看作同一个叙述者，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同一的。其次，出镜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调查者)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可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

在事件发生现场设身处地地叙述也让观众身临其境，观众甚至能透过出镜记者感受到当时紧张窒息的气氛。如果不是采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叙述视角，这种效果是难以达到的。

（四）、结构

《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在一段话中提到了“叙述结构”。他认为 《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

王纬等在《保持中间地带——<六十分钟>的叙述模式》一文中将调查性报道的叙述模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侦探模式、分析者模式、游客模式。并认为，侦探模式的调查性报道最接近调查报道原始意义的报道。这类报道一般以揭露内幕或案件侦破为内容，记者的角色等同于侦破片中的侦探，通过一步步发掘线索、调查推理，最终揭示事实真相。观众的收视乐趣主要来自于惊人内幕的逐步展现，以及伴随调查过程的推理性愉悦。《新闻调查》的编导徐涛在《追踪伪劣输液器》后记描述了他们暗访的过程，感叹这像是侦探小说：“2000年11月8日，我……来到江苏常州，悄悄地住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宾馆。根据举报线索，当晚……。姚老板与我们约定……。这些如今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侦探小说。”

调查性报道存在两个过程，一个是新闻事件的实际发生过程，另一个是记者的调查过程。这是两个逆向的过程。前者是由原因导致结果，而后者是从结果推知原因。前者是按时间顺序发展，而后者是按逻辑顺序推演。调查过程还要经过后期的剪辑，调整叙述顺序。讲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件叙述顺序的安排。

以《无罪的代价》为例。它由五部分组成：天门市人民法院两次一审均判处陈远豪因涉嫌挪用资金、陈在看守所上诉、汉江市中院终审宣判陈无罪、陈被的原因：天门市领导认为陈向外地投资导致资金外流、陈被关押之后金天公司逐步衰落。《无罪的代价》并没有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组织话语，而是把陈远豪被关押这一结果放在前面，被关押的原因放在后面。这样就产生了悬念。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调查行为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求证、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调查性报道的悬念构建，一般都在节目编辑阶段，利用故事自身的冲突，调整视听语言达到设置悬念的目的。《新闻调查》的悬念设置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为策划的痕迹很淡。《新闻调查》由于素材的客观真实性和不可变更性，不可能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进行人为设置，只有当素材采集完了以后，根据整个叙事结构和栏目风格找准悬念的切入点，在文本上设置结构并安排悬念在开头、中间或结尾的位置。

在《新闻调查》叙事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出镜记者把故事的全部、局部或某种迹象与征兆向观众作预先提示，去加剧人物冲突、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使观众随收视对象的命运、遭遇而悲喜交加、紧张、焦虑《寻亲十八年》讲述了一个叫程娜娜的女孩，5岁那年被人拐卖到河南农村，以后漫漫18年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故事到结束之前都没有告诉观众娜娜最终是否找到了亲生父母，而是叙述她坎坷的寻亲之路和社会各界对她的帮助，观众被娜娜曲折的经历所吸引，为她的遭遇而悲伤，为她能否找到父母而紧张。故事的悬念从头至尾紧紧抓住观众。

有人认为，《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是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作为调查者的记者同时也是新闻的叙述者。他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设身处地地为观众展示新闻调查的历程。《新闻调查》常常运用侦探模式，围绕悬念展开调查。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构建每个调查。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独到、叙述时间的张弛、叙述结构严谨等，都是《新闻调查》在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电视是综合运用具象画面和抽象语言叙事的媒介，把电视看成一门叙事艺术可以加深我们对电视调查性报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电视媒体的理解。

结束语

叙事理论给今天的电视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将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不仅有助于使电视新闻走出社会学批评报道的单一模式，从而提供了电视新闻研究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之从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走向了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为止，电视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已产生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叙事学以其形式主义批判闻名于世，而事实上任何叙事文本都不仅仅只关涉到形式问题，它还必然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走向意识形态的电视新闻叙事分析已初步意识到这些，并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但依然不够完善。也许我们应该将叙事形式与更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如能以更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其他理论资源实现多元互补，那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贾秀清．“故事”氤氲里的中国电视[j]．南方论坛，2005，(1)

[2] 于德山．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与当代中国叙事格局[j]．中国电视，2001，(12)

[3] 黄昌林．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4] 陈霖．新闻叙事的叙述者初论[j]．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

[5] 李勇．电视叙事的特征[j]．当代电视，2003，(12)

[6] 刘红明．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7] 王纬，刘浚．保持中间地带——论《60分钟》的叙述模式[j]．现代传播，1997，(3)．

[8] 李德刚．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j]．声屏世界，2004，(7)

[11]黄挺 学好新闻叙事学 军事记者 2003年第1期

[12]黄挺 学好新闻叙事学 军事记者 2003年第1期

[13]何纯 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4期

[14]齐爱军 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 现代传播 2006年第4期

[15]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10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着《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着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着《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着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着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着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着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着，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着，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时代先锋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11

(一)俄国的形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和普洛普。什克洛夫斯基在191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提出旧的艺术已经死亡，新的艺术尚未诞生，只有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才可以使人恢复对世界的感知。他强调艺术的形式绝对不是对生活的模仿，而是生活的变形，他认为艺术应独立于生活，而不是单纯地模仿，这样做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特别关注人的注意力，他认为那是人保持新鲜生活的生命所在，艺术只有进入一种“新”的形式，才能召唤出另一种独特的生命，这种独特的生命足够能引起人们去追随、去感觉、去认知。要避免艺术形式中的“自动化”，这是不可取的。总的看来，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但他过于片面地强调文学的自足性，也未免过于形式主义化了。普洛普于虽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的一员，但他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在研究方法上与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也被看作是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推波助澜者。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尤其是他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这部书被誉为结构主义奠基之作，被看作是叙事研究中一个旗帜上的创新。在此书中讲叙了叙事研究意义的生成。就像美食家对待菜肴一样，对俄国民间故事进行了分析、调配，以故事为元素，将叙事进行不同组合。在他的整个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准线，那就是试图提炼民间故事中的共性。在对俄国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普洛普从人类学中引进了一个概念———“功能”。他认为人物的行为是不变的，他将其称为“功能”，并把它作为分析民间故事的最基本单位。在他的分析里把角色的功能细分为31种，他将这些功能按一定的顺序排列，通过这些排列，他发现了我们现在称谓的“角色”。在他的研究中，角色共有7个:反面角色、救援者、协助者、英雄、假英雄、公主(被找对象)和她的父亲、送信人。现代叙事学不是单纯地只有“角色”就能形成故事，形成叙事学的框架。而另外一个元素就是功能。同时拥有了这两个基本元素才能形成现代叙事学的框架。后来普洛普的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被许多的批评者用于对小说特别是神话的分析，此方法后来经由电影学者被运用到了电影分析中，比如对电影《蝎子王》的分析。

(二)结构主义

如果我们将俄国形式主义作为现代叙事学研究开端的话，那么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将是现代叙事学的别样的一页，对于这一领域开辟，致使结构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产生。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结构人类学》一书，是直接影响结构主义叙事学产生的作品。在书中运用此种方法分析社会结构，与普洛普的元素量化分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施特劳斯研究神框架，并提炼出神话素，他认为“神话素”是神话故事研究的基本单位。此后，西方学者激情高涨，在学术研究领域纷纷崭露头角，发表专著、论文，使叙事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结构主义的风靡下，于是有了一系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作品。随即现代文学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如托多洛夫的《〈十日谈〉的语法》(1969年)，他是从叙事的语法角度来研究叙事作品的第一人，在语句排列基础上探讨叙述结构，又把句法分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并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学”这个术语。还有格雷玛斯的《叙事语法》，提出了“动素模型”的概念。在布雷蒙的《叙事逻辑》一书中恢复了叙事作品逻辑单位的多变性及丰富性，并成功地勾勒这些构成要素，是叙事艺术将这些要素组合、打乱和梳理。还有罗兰•巴特，也是一位叙事理论家，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1966年)中认为当时的西方叙事学研究一旦面对现代主义的作品时，结构主义叙事学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只能针对古典或是民间作品进行研究。在巴特的观点中，叙事作品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功能，作为最基本单位，它是统领故事的主要方面，被称为功能。第二行为，情节层次，包括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分类及动作。第三叙事，在现代作品中，叙事者与作者的关系性。而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笔者认为是这些人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叙事话语》(1972年)及以后的《新叙事话语》，提出了时序、时距、频率、语式、语态等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由于其本身缺点，使它在欧美文学批评中渐成颓势。因为它太强调诗学的科学性，使小说研究呈现出一种数量化的公式，并使批评文章变得生硬和无趣，成了一种曲高和寡的东西，那么其败落是必然的，结构主义只是这样的一次尝试罢了。

二、传统的叙事学的存在

其实就在结构主义叙事学风行一时的时候，还是有一批传统的叙事学的存在。那就是英美修辞学派。他们以传统的手法研究小说的形式，叙事，结构。有的人也称这种学派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如美国的叙事理论巨擘韦恩•布思，其代表作是《小说修辞学》(1961年)，他反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极端和科学的做法，反对用化学公式的方法来对小说进行批评，主张批评的多元化。那么这部著作也被誉为“小说美学的里程碑”。其中他提出“隐含作者”之意，在叙事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被译为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7种语言，该书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如“隐含的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都成了当今叙事理论的标准术语。这无疑是一种“革新”，他对于叙事学理论中的某些质疑，也恰恰反映了他的智慧与才学，这种价值性在西方叙事学的发展中所起到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三、电影叙事学#p#分页标题#e#

电影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但它的领域性虽然独立却不意味着孤立。文学理论、小说理论都能对它产生影射效应。这种效应性不是一时的，也不是短暂的，而是贯穿的，尤其是文学叙事学所带来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而小说理论所带来的影射效应也是特别的。就像所有的电影理论来自文学理论一样。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叙事学，在电影学当中同样如此。电影叙事学理论作为当代叙事学大树上的一个分支，同样有着茂密的叶子，这些叶子就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电影叙事理论大体可分为四个互相交织又有所不同的理论脉络。

(一)以麦茨为代表的“语言结构表意说”60年代出现了电影符号学，这是从电影理论向现代电影理论过渡中擦出的火花。电影符号学是电影理论上的一次革命，在电影符号学的发展中，电影叙事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许多学者用来研究电影。当时的许多电影符号学家也是电影叙事学家，如麦茨就是代表人物之一。麦茨认为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叙事形式和结构，而对于电影叙事时空的研究，则提出了“八组合段理论”，也可称之为“语言结构表意说”。在麦茨提出的“八组合段理论”中，镜头分解开，形成8种组合段落。在这其中，镜头在叙事上的魔力被详细地分解、剖析。他的“八组合段理论”也被认为是电影叙事结构研究的重要成果。麦茨对于“电影符号”的理论也算为电影叙事理论开了先河，因此麦茨作为当代电影叙事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名副其实的。

(二)以艾柯为代表的“影像符号编码说”艾柯对电影影像符号学的研究是深刻的，他对电影的认识也是深刻的。电影在他的心目中是有生命的。在他的理论中电影并非现实物象的记录和复制，他重视电影语言的运用，并将它发挥到极致。他对电影符码的三重分节与语文符码的双重分节进行了区分。艾柯的电影理论是在用简单的语言符号形式讲述复杂的核心层面，这是对电影叙事元素的再认识，也只有这样的再认识，才更好地诠释了电影叙事元素。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12

叙事学理论论文篇13

电影叙事：基于观众认知与情节风格系统作用的推论建构过程

波德维尔的理论将观众的能动构建故事提到了电影叙事的一个显要位置，把电影叙事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陈述。他认为传统的叙事理论让观众以更复杂的方式思考电影，但实际上电影与口语活动缺少“最基本的对应”，于是转向采取从观众的活动出发来发展叙事理论，并认为观众会依照理解规则来进行影片中建构故事的相关活动。影片所起的作用是通过不同的模式来提示、引发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观众是主动的。因此，在其电影叙事系统中有两个核心部分：一是观众认知对故事的建构；二是文本的模式对观众认知的提示与引发。

在观众的感知与认知方面，波德维尔首先从探讨心理活动的构成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y)寻找到支撑。在该理论中，感知与认知关系关系紧密，感知成为一种主动的假设—试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图模(schemata)主导主体作出假设、进行推论，它在理解故事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构成理论认为观众观看影片的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控制着感知能力、先前的知识经验以及影片本身的内容与结构。从感知能力看，依靠人类视觉系统生理特点决定了电影的幻觉媒体特征，观影中视觉系统自下而上（如颜色的感知）和自上而下（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的过程影响观众的感知；其次，我们理解电影所凭借的图模来自于日常生活和其他艺术作品；而影片本身的内容与结构的作用是鼓励观众进行建构故事，完成叙事过程。在阐释了观众是能动的思考以后，波德维尔转向理解叙事的研究，通过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探讨的人类理解和回忆故事方式的探讨，他认为：“对于当代西方文化受教育的读者而言，理解和回忆叙事最主要的目标，是由材料内容中创造有意义的故事。”①观众在观看影片时，集中精力并且积极运用来自环境和过去经验的图模来构建故事。认知过程中意义的寻找使观众利用图模和提示来制造假定、对故事进行推论，并对先前的接下来的时间拟定、测试假设。这个过程取决于叙事本身、观众的感知两方面。总之，在观看叙事电影过程中，观众是有准备的：他们以建构影片的故事作为自己观影目标。

波德维尔的理论将叙述视为形式活动。形式系统对观众对故事的建构既有提示也有限制作用。波德维尔将影片分为情节风格两个系统和剩余物质所组成的结构。在该理论中，叙事研究的故事（fabula）指的是将行动具体化为一连串发生在一段时间、一定空间及有着时序与因果联系的事件。情节（syuzhet）是故事在影片中实际的安排和呈现。风格则是指影片对电影手法有系统的运用，代表整套的媒介要素。对其电影叙事理论叙述概念中“故事”“情节”“风格”的阐释明显受到形式主义理论思想的影响。波德维尔这样言道：“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叙事理论贡献甚大，这主要是由于对故事(包含在顺时序—因果—空间关系中的事件)与情节(叙事体实际表现这些事件的方式)所作的区分。”②而这一部分的概念的借鉴成为其叙事理论构建的一个基石。他从与形式主义者的论述中找到共同点，“泰尼亚诺夫表示，情节是‘故事的动态形式，由所有材料的联结互动构成（包括由动作连结的故事）——风格的连结、故事的连结等’。这段话虽然隐讳难解，却暗示着情节包括了‘故事连结’（story linkage）和风格，就这些方面来看，泰尼亚诺夫的观念和我具有结构的一致：我和其他人成为‘情节’的，他称为‘故事连结’，而他称为‘情节’，我则称为叙述”③。通过故事/情节的划分，其叙事理论从传统叙事理论里故事/话语的划分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有着跨媒介的特性，在这种划分中故事成了一种积极建构的结果，而非被陈述的“讲”出物。通过故事/情节的划分，波德维尔的叙事理论避开了作为负责机制的叙述者叙述的问题，而从观众认知建构的角度来理解叙事。同时，波德维尔主张情节会依据特定的原则组合故事情境与事件。情节和故事的关联基于叙述逻辑、时间、空间三原则。情节和风格系统互相作用，影响观众进行故事建构。基于此，波德维尔对叙事的界定成为影片情节和风格互动的一个过程，该过程不断提示观众并引导其进行故事的建构。

争议与评价

波德维尔的电影叙事理论对经典叙事中故事/话语理论产生一定冲击。焦点之一集中于关于叙述者（机制）的争论。基于从简原则，他认为在自己的电影叙事理论中叙述者并非理论基础，因此无须设置这个多余的机制。对此他言道：“无论如何，我认为了解叙述的最佳方式，是将它当作为了建构故事而形成的一套提示系统。它预设了信息的接受者，而非发送者，此法让叙述过程多少可以完全模仿传播的情境。”④对“叙述者”的否定激起了诸多经典叙事学家的论争。其中也包括处于经典与后经典交界的叙事修辞理论家西摩•查特曼。然而直到在2008年写作的《电影诗学》，波德维尔再度探讨“叙述者、隐含作者以及其他剩余问题”，重提自己叙事理论原则并坚持原有观点。波德维尔认为给电影以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做法是“要沉溺于一种神人同形的虚构之中”，而叙述则与隐含作者正是来自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在波德维尔看来，叙述者无论在文学中所居地位如何，在引入电影叙事时“没有必要误导性地人格化了一部电影的叙事动力”。他反对概念的抽象和累积，认为如无必要，实不应创造新概念，而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概念对描述和解释电影叙事时并无助益。其次，他认为电影文本中出现的显在或潜在叙述者多带来的“声音”其作用是在于引导观众进入观影过程之中，而且电影人格化的叙述往往淹没于整个电影叙事过程，是电影制作者对这个电影叙事过程进行创造。电影制作者创造出一个提示系统，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构建故事。波德维尔认同的叙事不是语言交流模式，而是认同玛丽-劳拉•瑞恩的立场：“叙事是一种独立于媒介的现象，尽管没有媒介比语言更适合创造明确的叙事逻辑结构，还是有可能在其非语言的表现形式中研究叙事，而不需应用言语叙述的交流模型。”⑤波德维尔认为不应当去搜寻一种电影的“语言”，而是要为了引出能导致理解的各种认知活动而对电影进行组织的方法。简言之，电影不是被“解码”，而是被“构建”的。

波德维尔电影叙事理论有着认知主义的理论背景，同时与其于诺耶•卡罗尔所主张的中间层面研究一脉相承。对于认知主义，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倾向将其视为一种立场，而非一个理论。该立场试图通过诉诸心智再现的过程、自然化的过程和理性的动力，以理解人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认知主义倾向灵活的思考构建，因而往往同其他理论结合。波德维尔的叙事理论就是认知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而这也影响着其电影诗学的构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认知主义者都对观众能动地通过文本了解事实和叙事意义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从观众认知出发与建构使得认知主义的电影叙事理论往往避开传统的电影“隐喻”为其他事物的做法。认知主义者拒绝电影的语言类比，也不能接受传统叙事理论中观众被动的位置，对此，波德维尔就认为电影并“没有‘安置’任何人，而是引领观众完成诸多‘运作’”。对电影理论的隐喻做法的批判，罗伯特•斯坦姆认为认知主义者有失偏颇，似有些极端，如麦茨强调电影和语言的非类比与类比，有些问题麦茨在一开始即已经考虑，而其“从不把类比等同于身份”，对此他批评道“隐喻（例如‘电影语言’）已经给了我们它所能给的，而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或改变方向，是一回事；说它（隐喻）完全‘错误’，那又是非常不同的一回事”⑥。此外，认知主义者对心理分析的作用不完全否定，但仅将其作用局限于情感和非理性的层面。认知取向使认知主义者们专注于可以处理的问题之上，而将一些诸如种族、性别、意识形态、文化环境等问题不纳入考虑范围，但观众进入影院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查询、了解与测试假设”，在反对知识宏大与膨胀的同时，“有时也冒着化约论风险，认为电影经验‘只不过是’生理反应和认知过程而已”⑦。其实，电影语言学和认知理论都有着科学化和标准精确的追求，由此也往往虚弱于对文化、种族、阶级等的分析，其理论的不同在于电影语言学主要诉诸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而认知主义则主要诉诸认知心理学和布拉格学派美学，都有其自身的偏安之处。

波德维尔叙事理论是其所建立电影诗学的一个部分。在其诗学程式下，艺术形式被看成作用于材料的一种组织原则。从观众认知到材料组织，他的研究从自下而上的中间层面对电影叙事过程进行了研究。强调观众建构对电影叙事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叙事理论基于文本自足的看法，但由于其研究范围的限制，又不能穷尽对观众观影情境以及对电影叙事的理解。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和波德维尔基于认知的电影叙事理论有着明显冲突，但也应当看到这只是不同模式建构之间概念的对抗与对话。经典的叙事理论是基于文本自足的论证与分析，而波德维尔的叙事理论则是从电影的观众认知与意义构建来思考的，故而会在某些焦点问题上产生分歧。双方对文本和对观众认知的强调无可厚非，但不应成为叙事理论构建研究中的沟壑。其实，不论在时间空间的论述以及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分歧之外两者也有着共同或相近的论述。

注释：

①③④ ［美］大卫•波德维尔著：《电影叙事——剧情片中的叙事活动》，李显立等译，远流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第147页，第144页。

② ［美］戴维•波德维尔：《少下赌注：电影历史诗学展望》，姬进译，《世界电影》，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