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论文篇1
内容论文摘要：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突破口，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对金融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不同类型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在“博弈”互动过程中，共同促进金融业发展。Abstract：Financial innovation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financial deepening .As a measure of control ,financial regul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but also restrain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Different kind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demand different financial regulations. The "game "interplay of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simultaneously .关键字：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一． 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1． 概念创新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熊彼特使用“创新”一词是用来定义将新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但是金融创新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则是80年代的事。虽然金融创新是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到目前为止，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阿诺德˙希尔金（Arnold 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显然，这个定义主要论及金融工具创新。大卫˙ 里维林（David 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谈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在他看来金融创新显然应该包括金融体制创新，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2． 理论基础金融创新是以金融深化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的基本理论。 （1） 金融深化理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 S ˙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将这种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金融先行论论。金融在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机制一方面会促使被抑制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金融领域本身被抑制或扭曲的话，则会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金融先行的政策。金融深化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提出“财富的研究比货币的研究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以往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制订中以货币为中心。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研究经济，最重要的不是流量而是存量，只有研究财富的存量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也才可能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发展潜力。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它的金融资产量越大。金融资产的大小跟该国的国民收入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越高，经济发展越快。据此，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2）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穆斯。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第一，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第二，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此，政府的责任在于确立一种有利于公众进行理性预期的政策规则，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强硬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力主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反对金融管制，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吻合。(3) 利率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由凯恩斯于1923年在其《货币改革论》中首先提出，后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间存在利率差异，投资方为获得较高收益， 就将其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转移到利率高的国家。如甲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乙国，投资者就会把资金从乙国调往甲国，为避免汇率风险，投资者一般按远期汇率把在甲国的投资收益变为乙国货币，并将此收益与乙国投资所得收益进行比较，从而确立投资方向，两国间投资收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直到通过利率的调整，两国的投资收益相等时，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厉以宁先生指出，利率平价理论研究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个资本的流进流出和它的管制问题，都推动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而其本身也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3． 分类同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如果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结合起来考虑，从金融创新产生动因的角度来划分的话， 可以将金融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为规避监管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消极金融创新，另一种是因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将它称之为积极金融创新。从金融创新的历史看，金融创新是“放松管制”要求的产物，因此，绝大多数金融创新都可归纳为消极金融创新，但我们不应忽略了积极金融创新，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竞争的压力，积极金融创新已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区分积极金融创新与消极金融创新也有利于我们采取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的益处而尽量减少其弊端。二、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1、 概念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2、 理论基础（1） 从一般“市场失灵”理论角度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金融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①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如私人阳台上种植的花草对行为所产生的愉悦作用等，后者如大气污染等。对金融业而言，两种外部性可能都存在。②垄断。某些部门具有很强的由其技术决定的规 模经济效益，同时其固定资本又具有很强的长期使用性和沉淀性，因而构成加入壁垒就自然垄断。金融业在本质活动上是规模经济的，因此就会表现追求超大规模，摆脱管理的特征。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交易的双方，对其交易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金融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对称现象，这将导致市场主体在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即道德风险问题。（2） 从金融业的特征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①金融业是“公共性”产业。金融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储蓄，而资金的运用又是面向社会公众，因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行为、业绩对社会公众产生直接的影响。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③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综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说，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而金融监管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业的逻辑延伸。经济发展史表明，绝对的自由化和绝对的政府干预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当代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自由”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至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从理论根源上讲，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就象“自由”与“干预”一样，是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这样互相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金融改革的深化。三、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1． 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2． 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禁止金融创新，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3.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日益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通常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4． 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传统监管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各国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监管方式上，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由于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便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②监管标准上，从资本监管到全面性的风险。传统监管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监管主要是针对信贷 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监管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目的。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③内部控制制度的加强。传统监管制度注重外部控制制度，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对金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影响1． 积极方面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侧重于指出金融监管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亦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这一方面的监管可称之为保护性监管(。这种保护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交易商品的质量不能经常为所有交易当事人立即了解，确立监管框架，规定共同标准保持最低可信度，可能会减少交易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阻碍。（2） 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它们不再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来担负其市场职责。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3） 监管可以减少损害新市场发展的过度竞争。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美国早期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不加管制，结果出现了出售“蓝天”的投机现象， 而对上市公司的不加管制更是导致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崩溃， 因而很多创新往往要求同时引入一个监管框架。（4） 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对银行的特定管制，但却缺乏一个全面集中的公共机构，这种特殊结构构成了美国银行特殊的创新环境，否则，没有官方许可的创新便难以想象。（5） 监管的变化甚至可以导致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还有，由于利率上限对银行存款的限制，在美国创立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2． 消极方面事实上，金融监管经常被用来解释金融创新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哈林顿在谈到美国的金融创新时认为，美国的银行传统上受到很多限制，许多限制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而现代技术使金融在形式上和地理上更容易变化，因此，在美国，新技术便难以避免地用于市场设计规避有关条例和限制跨州银行的管制的方式。事实上，国际市场的许多早期发展可以用美国银行想在国外从事在国内受到限制的业务来解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金融监管都曾被解释为某种金融创新的理由， 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美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工具——存款凭证都是很好的例子。五、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监管是一个公益性的管制问题，它既有利于受监管的产业（金融业），又有利于不受监管的产业（非金融业），但这种公益性是就整体和宏观意义而言的，从单个或微观金融机构看，金融监管总是通过限制性的方式出现的，在特定条件下，金融制度和体系中的微观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生产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求得更多的利润。受获利冲动的驱使，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监管，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扩大生存空间。这种“个人理性”行为规则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败和金融体系的灾难性危机，即引起整体的“非理性”。其结果必然是：消极金融创新部分抵消了某些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内容和结构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的公益性决定了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必须采取积极抑制或规范的对策。否则，金融监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六、金融监管对积极金融创新的影响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 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只有市场主体和交易工具的发育成熟，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 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任其为所欲为，无约束的“自由”是产生金融风险以至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简言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而对积极金融创新则应“消极”监管。七、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1． 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2．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3． 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无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外部监管的美国模式，其特点是金融监管主体可以站在超然的地位监管金融活动，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协调部门的立场和目标。二是侧重于内部监管的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政府除按必要的国家立法行事以外，较少干预金融活动，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来进行。三是侧重于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德国模式。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因此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需要更多的依据赖于内部监管。内部监管是第一道“防火墙”，外部监管是第二道“安全网”。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参考书目：①俞天一主编《中国金融运行机制转换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②刘宇飞著《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③王延科著《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④王中华 万建伟编著《国际金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⑤陆泽峰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⑥秦凤鸣 徐冬编著《金融大震-全球金融角逐与金融制度变迁》济南出版社⑦尚明主编《新中国金融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欧洲投资银行编：《创新、技术和金融》，中国审计出版社1993年版。P1( David.Llewellyn: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System ,in Gilbart Lectures on Banking ,London :Institute of Barkers,1985.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U.R Finan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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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论文篇2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金融法论文篇3
适应加入WTO需要的金融立法不仅要包括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还应包括调整各种金融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以及解决处理国际和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纠纷的法律和配套规章细则等。金融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又要有可操作性，同时必须在借鉴外国金融立法经验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二）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金融立法步伐，先后颁行了大量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创了中国金融立法的新局面。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金融机构管理的法律规范，二是规范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三是对外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的颁行对促进我国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和保障作用，但其不适应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加以调整。
1.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是立法的滞后性，如目前各银行广泛开展的资产重组、投资理财、衍生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信息咨询、消费信贷业务等不仅在《商业银行法》中没有规定，在其他法律中仍然没有规定，这不仅不便于维护广大客户和银行的合法权益，也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操作上无所适从，立法的滞后性十分明显。其次，相当多的领域在立法上仍然是空白，如关于金融机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规，一些金融业务必然涉及的领域尚无相应法律，如金融租赁业相关立法等。再次，我国加入WTO后在金融立法上尚无明确的实施对策，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能够体现FAS的法律规范，在金融立法上没有做到接轨，甚至还没有必要的准备。立法上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普遍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了解不多。
2.修改调整有关金融法律。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一些金融法律和规章与FAS原则精神不尽一致，存在着不协调条款。为此，需要修改《商业银行法》有关银行业务范围规定，科学合理、事实求是地扩展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并逐步解决由分业到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修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或将该条例所规范的内容上升为法律，制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消除外国金融服务者在业务范围“歧视性待遇”和税收政策上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外资金融机构在税收、贷款利率、收费等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同享国民待遇，同时要明确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的法定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条件，依法避免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对我国民族金融业的冲击；修改《境外机构管理办法》，依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业务，鼓励其拓展境外金融市场，培育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金融服务的输出能力。
3.采取多种形式弥补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真空状态，同时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实践中要依据规范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首先，要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其次，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部委规章的形式，进一步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再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完备补充；最后，对于明显违背GATS和FAS规定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理和废除。同时，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监管执法。加入WTO后，金融监管当局能否公平执法，对创造“国民待遇”良好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能否有效执行GATS和FAS基本要求，而且涉及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公平开展业务。良好的金融监管必须体现金融监管规范性、公平性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4.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定保护民族金融业。GATS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对我国进行保护性立法很有启发作用。利用GATS中“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完善我国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保护性、过渡性立法，可以保护民族金融事业在过渡期内尽快发展，最大可能地减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给国内造成的金融风险。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WTO135个成员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国家。加强保护性立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以独资、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进入中国，从法律上鼓励采用合资形式，便于国内银行业尽快掌握国际金融领域先进的管理经验，按照FSA规定，合资金融机构50%股份属于中国股东持有，这样有利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二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开业数量，尽量避免同一国家在中国设立过多的银行或过多的分支机构，防止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形成垄断；三是逐步解决外资金融机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中外金融机构在同一税负起跑线上发展；四是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可以考虑将其国际结算业务和国内贷款业务挂钩，并引导外资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国家优先发展而效益较低的产业；五是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依法管理外资金融机构，对其违法经营和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为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金融立法上要考虑到我国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根据GATS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因服务和竞争能力的差别，允许发展中国家享受一些不对称原则，包括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第4条）和“逐步自由化”（第19条），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在立法上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在立法上还要坚持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国际条约并不能凌驾于我国金融立法之上。
（三）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亟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不论是从业人员、机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均属于“超级型”，而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又很难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因此，国家仅从金融立法上予以保护还不能全面从法律角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与法律方面相关问题。
1.提高广大员工的法律意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法制意识十分淡薄，商业银行因违法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惨重。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方面的法律意识，其实质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这种权利与义务是以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在一个法制精神和信用意识缺失的商业银行里，仅靠外部法制环境是不能保障其自行的健康运行。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进行加入WTO相关的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和金融法律知识培训，其次加强银行内部的执法检查和监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机构庞杂、内部规章制度繁多，也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适应加入WTO需要，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的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主要从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清理，确保现行的各类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规定一致，避免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相冲突。对于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参照CATS和FSA的有关规定，从防范加入WTO产生的新的法律风险入手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3.加强法律顾问工作，造就一批国际金融法律专才。加入WTO给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方面的新课题，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也显得日趋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要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顾问的队伍培养、专业工作机构设置等方面研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多种途径入手，造就一批既懂国际金融业务，又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事务工作的需要；适当提高法律顾问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千方百计留住人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就要参照国际上管理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方面的经验，在总行和一、二级分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把法律顾问工作纳入国有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法律保障之中，通过法律顾问工作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依法经营，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
4.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行不仅仅需要国家在宏观金融立法上予以法律体系保障，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必须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作为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它需要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众多的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时刻将依法合规经营理念渗透到商业银行运营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国有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还应逐步解决业务工作人员不懂法、法律专门机构工作人员不懂业务的“两层皮”现象。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还应将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运行中暴露的法律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探讨建立化解重大法律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的绿色通道，从法律风险防范的机制上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缪剑文，罗培新.WTO与国际金融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李本森.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金融法论文篇4
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市场实在地带给人们的益处,让人们充分确信市场的能量。自从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来,“看不见的手”就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理念和法宝。后来,虽然这一观念因为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挑战,但自从美国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又高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里根经济学的旗帜,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事实,又进一步树立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我们充分体验了一回市场失灵的恶果,它必然会迫使人们重新反思市场是不是万应灵药,反思市场和市场化的限度。
这场经济危机也让人们认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观念中,政府管制职能的扩大,被人们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和“走向奴役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以这样的书名,来反思类似的问题,尽管他的反思,还有其他所指。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总管家”。尽管如此,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仍然深怀戒心。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各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出现了政府间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对公民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现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场体制下政府的作用?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内国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内国政治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必须重新反思、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国际关系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质疑和反思,多年来人们期待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条件,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再者,这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国际经济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配。特别是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育、成熟和完善,他们寻求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话语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四国”元首会晤,提出了可能取代美元的新型硬通货币的建议,便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与此同时,在文化的发展和主导上,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大家知道,自近代以来,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事实上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独大地成为文化的输出国和领导者。美国的“文化殖民”现象令世人担心。但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以欧美或者美国为中心的“文化殖民”现象,必然会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受到世人强烈的反思和质疑。因此,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中主导权的争议,也就不难预期。
金融法论文篇5
[摘 要]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了自身的金融危机，并逐步席卷全球，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其自身危机则具有深层次的法律原因。通过对深层次的法律原因的思考，我们来寻找金融法律制度的出来该当如何?这便是本文所论述的重点。 [关键词]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中国出口业务衰退，进出口违约率提高，回款率恶化，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创造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金融立法应当立足于国情与实际 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从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所以中国金融立法不应再盲从西方发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根据自身国情需要，制订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决自身问题。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弃之不理，借鉴还是要借鉴，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结合自身情况与实际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借鉴，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才能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例如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通过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够成为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的行业，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国家监管当局所能容忍与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与创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 三、中国应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单一，内容不够丰富，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为核心内容，涵盖证券与保险法律规范，具体到业务操作层面，仍以行政规章为主要内容。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规定，与现代金融发展形势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法律中尚无较为详细的关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规定，也就无从谈起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其次，由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监管缺位与错位现象严重。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理念转换不够，不仅职能交叉、监管过度，又有监管不到位，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存在盲点等问题，很多金融风险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nbsp;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工具与措施缺乏，导致最后贷款人制度形同虚设。另外，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发生危机后的并购、接管等制度缺失，也无防范与化解国外输入型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金融业无法适应全球金融竞争及风险逐步加剧的形势需要，也将阻碍中国金融业进入国际市场稳健发展。最后，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但距离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尚远。只有该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才能逐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信用风险没有法律约束、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较低而无法有效遏制等问题。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也不利于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质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才能切实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才能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与整体经济竞争力。只有强化金融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引、保障、规范、促进作用，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金融法治，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包括规范银行、证券、保险等整个金融业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与退出，金融危机应对措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体系、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获得创新发展之际，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稳健发展，才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黎四奇: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李有星 陈月影:我国银行危机处理措施的法律思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35卷第2
金融法论文篇6
一、金融犯罪的概念 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财产利益，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金融犯罪通常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的骗购外汇罪，共涉及34个罪名。由于金融犯罪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金融犯罪特别法立法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犯罪特别法呢？这是由当前及未来一定时间内的金融犯罪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快速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金融领域的犯罪呈现激增和蔓延之势。 从目前全国金融违法犯罪的实际状况和基本走势来看，如今的金融违反犯罪，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犯罪点位普遍化；二是犯罪手段智能化；三是犯罪种类多样化；四是犯罪主体多元化；五是犯罪金额大额化；六是犯罪形式隐蔽化；七是犯罪方式团伙化。 金融犯罪猖獗与现代高新技术密不可分。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金融业务，具有无穷的魅力，同时也产生了难以预见、难以控制的风险。法律是严惩金融犯罪锐利武器。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犯罪实践充分说明，仅依靠金融犯罪的一般法是不够的。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善、有效的金融犯罪特别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三、惩治金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1、使用假票据诈骗的有关情形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行为人利用假票据进行诈骗，因被银行及时识破未能得逞的情况。这类行为人通常利用某些单位急于融资的心理，把假票据（谎称真票，票面金额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提供给融资单位，双方商定如通过银行查询并办成质押贷款后，融资单位即付出相应报酬（此前有的则先付少量定金或中介费）。对这类行为，如何定罪处罚，各地做法不一。一种是以票面金额作为数额标准，按照票据诈骗（未遂）处理；另一种是以预先取得定金、中介费等费用作为数额标准，按照票据诈骗或诈骗罪处理。 笔者认为：（1）票据诈骗中的数额标准，应该理解为完成形态（即遂）的犯罪数额，即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而不应是票面金额或预期得到的金额。这一点虽无司法解释，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中关于“盗窃数额”的规定可作参照。该《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盗窃和诈骗同为侵财型案件，其本质有相通之处，因此，行为人所持假票的票面金额和约定后而未实际到手的定金、中介费金额不宜作为定罪依据。（ 2 ）根据《刑法》23条规定，未遂犯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但票据诈骗（未遂）在目前情况下，何种情节可定罪处罚尚无明文规定，而前面述及的盗窃罪，对未遂犯罪的追诉定罪情节，司法解释则专门作了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整个金融诈骗（未遂）的追诉情节作出规定，以限制“自由裁量权”。 2、关于使用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单据、文件的行为如何定罪的问题 《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条文中，只对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和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确规定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除此之外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前提。但是，笔者感到金融诈骗作为诈骗罪的一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必要构成要件。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同时，《纪要》就认定金融诈骗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了7种情形，即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据此，认为信用证诈骗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显然不对。前例行为人虽有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单据的行为，但其在接管企业后逐步清偿债务，且并无上述7种规定情形，故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据不足，不宜作为信用证诈骗犯罪论处。行为人为了开证而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单据，能否按《刑法》第177 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笔者 也认为依据不足。《刑法》条文虽作了原则性规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和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追诉标准》对此又作了限制，规定“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数量在10张以上的”，应予追诉。这里所指的金融票证，通常是指汇票、本票、支票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而开证所用的合同、仓单等是否包括其中尚不明确。为减少争议，规范行文，笔者建议今后有关部门对金融诈骗各罪种表述时均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予以规定，同时对“金融票证”所涉范围予以明确。 四、金融犯罪现行立法的问题与完善金融犯罪特别法的建议。 1、 完善银行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必要性：中国银行卡犯罪也在迅猛增长。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外卡偷换欺诈率为0.038%，相对于亚太地区0.010%的比率来说，中国外卡偷换欺诈率颇高。国内银行卡犯罪已由先前的恶意透支、冒用等传统犯罪形式，发展为伪造银行卡、使用伪造银行卡、网上欺诈等新的犯罪形式，境内外相勾结，分工专业化、集团化、高科技高智能化成为银行卡犯罪新特点。 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在给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非法活动创造了机会，数据可以被篡改或破坏，安全系统可以被变换，偷窃的信用卡和长途电话账户可以瞬间传递到全球各地，转移资金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在我国的金融实践中，常见的涉卡犯罪有：直接伪造身份证，骗取银行卡；作弊担保骗取银行卡；利用银行卡恶性透支；卡丢失后被冒用；谎报挂失，骗取银行资金；银行卡代扣公用事业费用形成风险；内外勾结、协同作案；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伪卡，盗取别人资金。 在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已经采取刑事立法手段，加强打击力度。利用刑事法律的惩戒功能，把多种涉卡不当行为规定为犯罪，能够有效打击银行卡犯罪。借鉴他人的经验非常重要。 立法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进行单项立法或补充立法，将下列行为定为犯罪。由于银行卡犯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财产所有权，作为独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属于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 在互联网上盗取他人银行卡信息的行为；持有、运输、销售、提供伪造变造银行卡，变造银行卡，非法持有、销售制造伪卡制作机具及材料，以及窃取磁条信息等与伪卡犯罪有关的行为；骗领银行卡行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非法金融中介罪 必要性：洗钱犯罪猖獗 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清洗黑钱的数额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2%到5%，也就是介乎于6000亿美元到18000亿美元间，而且每年还按照1000亿美元的幅度在增加。 根据权威机构的估算，中国每年的非法洗钱数额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在近30年里，西方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加强反洗钱，但被动的反洗钱行为和主动的洗钱犯罪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 目前，洗钱犯罪活动已经搭上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快车，逐渐摆脱了其他犯罪后线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犯罪环节。洗钱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公害。 洗钱犯罪不仅直接蛀食着国家经济，而且纵容了许多恶性犯罪，如绑架、贪污、诈骗等。1999年赖昌星案发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才发现洗钱竟帮助他隐藏了那么多罪恶。打击洗钱已刻不容缓。 地下钱庄是洗钱犯罪的“中枢神经系统”，高额的佣金诱惑着它们铤而走险。合法或者非法的金融机构在洗钱犯罪过程中始终起着一种中介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帮助犯罪分子洗净“脏钱”（黑钱）。非法的金融中介为洗钱等金融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需要创造专门适用于非法金融中介的、特别的刑事法律规范，通过最高权威的立法打击非法的金融中介活动。 立法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进行单项立法或补充立法，创设非法金融中介罪。由于非法金融中介罪的犯罪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财产所有权，应将其作为独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属于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一。可以这样表述：从事非法金融中介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金融法论文篇7
一、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法理基础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尤努斯认为,金融权利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法哲学研究中的人权理论将其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个层次,农民的金融权益便属于应有人权的范畴,不仅可以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角度得以证成,而且可以通过对其在现实中的享有和实现来评价和检验一国金融法律的质量和状况。首先,包括金融融资、获得农业保险、参与并实现合作金融等各项权利的农民金融权益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正式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无论进行融资、获得农业保险抑或参与合作金融,都需要在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对农民金融权益的关注和保护,决定着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的转化。因此,可以说,从法学的层面上,运用权利理论对农民的金融权益状况、原因和保护进行权利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寻求法律的保障,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
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
1.我国农村金融监管资源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现有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具有诸多方面的缺陷。具体到农村金融体系,目前主要的监管机构为银监会,而且地方银监分局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属地监管机构。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机构小链条长的特点,绝大多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都设在县(市)及乡(镇)和行政村,在其辖区内只设有监管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并不具有独立的监管主体资格,而且一般仅有3—5人的监管人员,应对辖区内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已是困难,再加上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以及大型商业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参与,监管资源更是难以为继。
2.监管体系混乱,非正规农村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1)传统商业性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受银监会监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也由银监会监管,但其在资产规模、市场定位、资金运作、员工构成、贷款审批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均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重大差别,难以根据一元化的监管体系进行简单处理;(2)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比照《商业银行法》执行,监管责任由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担当,其效力通过县联社—省联社的模式由联社体制来贯彻,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联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层社的公司治理之间冲突加剧;(3)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无需接受银监会的审慎监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试点,实际情况是,由省金融办把试点的权限再次下放到县政府,负责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的则为当地工商局;(4)合会、私人钱庄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应的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总体存在较大风险。
3.金融改革以及监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忽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性培育。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轨迹即可说明这一问题,而我国农信社的改革过程仍然忽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内生力量,未能给农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间,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执行的方式,使得农信社的合作金融机制完全未能体现农民的自主参与意愿。
4.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监管体系除前述已经论及的外部监管系统缺陷外,其内部治理、控制和行业自律等监督体系均存在缺失。
三、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借鉴
构建完备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农村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发达农村金融体系的国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
1.美国以农业部为政府监管主体,辅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内部治理结构控制以及农业保险的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业保险体系组成。其中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均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管辖。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则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专门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四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在美国,各种信用社协会或合作金融多达几十个,这些行业协会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为规范,进行自律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具体业务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营的储蓄协会保险基金承担,并承担对投保金融组织的监督。
2.法国“半官半民”体制模式。法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是从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对较为稳定。法国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主要由国家农业信贷银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信贷合作社三级构成。其中地方信贷合作社是基层组织,直接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则由地方农业信贷合作社组成,同时以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农业信贷银行作为合作金融的中央机构,对合作金融的运作提供最后的保证。1945年,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了全国农业信贷联合会,作为省级农业信贷银行在国家一级的代表,参与决定农业信贷政策。除此之外,法国的农业保险体制也相当发达,并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相对应地设置了三个层面的农业互助保险机构。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日本,对农村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实现整体风险调控;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包括农林水产省下设金融科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农林水产省在六个大区设置农政局对辖区内县信联的监管,以及都、道、府、县农政部对辖区内农协合作金融部的监管。另外,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日本还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现行农村金融监管法律的构想
1.针对农村金融的特质,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实践,总是将农村金融机构当作一般的金融机构看待,仅仅要求投入金融资源,没有足够认识到农业作为产业的独特性和由此产生的城市和农村金融之间的显著差别。实际上,农村金融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其本质主要是贴近农民,而不是贴近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监管首要主体的银监会,在农村金融监管中具有监管资源不足,难以贴近农村、不了解农村金融现实需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农村政策之间不具有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极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局面。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当以农业部为主导,同时厘清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设置目标和宗旨,在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业部之间建立顺畅的国家产业政策的表达和执行机制,并通过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导向、补充和支持等作用,构建农村金融的政府监管体系。同时可以在财政部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建立辅助机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业公会,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我国于2005年底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应当引导协会发挥职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管理办法,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将那些监管部门不宜管,而被监管机构又需要的工作,尽量交由协会负责,实现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注重农村金融主体的内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内控制度建设是建立有效监管体制的关键,也是有效监管的基础。农村金融监管中内部治理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基层合作金融组织中自愿入股的成员通过完善的治理结构,形成、表达并且实现自己的意愿,同时,由于基层成员是最为贴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资状况的主体,使得对于资金发放、运用以及贷款的回收等事项具有最为直接和灵活实用的监督管理作用。另外,就农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发展方式而言,应该是把选择权交给农民,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贷模式和本土金融组织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满足当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一是针对农村金融监管进行理性立法,设立可以作为农村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机制,将已在农村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减少非正规金融活动对农村金融监管的消减效应;三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实现农业保险的支农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1]张燕,吴正刚,杨依凡.论农民金融权益的法律保障与实现[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7).
金融法论文篇8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金融法论文篇9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著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经历了初期的管制、20世纪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国际金融立法表现出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并举的发展趋势，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为主要目标兼顾金融安全。
考察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可知，安全曾是其基本价值取向。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长期以来是各国金融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但近年来，从引领金融立法潮流的发达国家，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无不将促进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立法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以近年来英美国家的金融立法为例：在美国，确立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处处体现了对金融安全的倚重，在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被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取代，而后者提出了重整金融资源、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等新思路、新举措，价值取向明显转变为金融效率优先。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有效监管”原则也充满了效率精神，即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成本的原则、促进金融创新的原则、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扭曲和破坏的原则。
考察国际金融统一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无论是WTO倡导的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还是NAFTA推进的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均以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为追求，以效率为核心取向。因为它们都认识到“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潜在的基本因素”，因而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壁垒和限制，开放金融市场，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同样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也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看上去似乎与市场机制无关，主要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其实不然。审视世界银行的组织结构和机制运行可以发现，其主要服从和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志，对外贷款一般伴有与市场机制相契合的各种附加条件。而市场机制强调的就是效率。由此可见，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所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以促进竞争为主要宗旨的。
虽然，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播、金融危机的此起彼伏，也使国际社会和各国金融当局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并由此催生出许多行业性的金融监管文件，如有关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文件、有关证券业监管的国际证监会组织文件、有关保险业监管的国际保监会组织文件。但笔者认为，这些文件从效力上看。充其量只是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的国际惯例，无法与国际金融条约相提并论，因此，其宗旨和目标不能代表国际金融法价值追求的主流。
四、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渐入高潮，在空间上表现为金融的区域化。从欧洲货币联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南方共同市场到亚太经合组织，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体都开展了程度不一的金融合作。区域金融合作所依据或涉及的法律规定，或者以单行法形式出现，或者散见于区域经济法中，可统称为“区域金融法”，如欧盟银行法、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种区域货币法制度等。随着区域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并初具规模，成为国际金融法演进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区域金融法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金融法的内容，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立体化和统一化，而且由于其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法律传统的滋养，其法律制度往往不乏特色，因此对国际金融法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欧盟银行法为例。作为区域银行监管合作的成功典范，欧盟银行法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既对成员国的银行立法及监管实践具有直接的影响，也为国际银行监管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有的则已经被国际金融条约所吸收。例如，在成员间有关审慎措施的承认问题上，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金融服务附件二就参照了欧共体银行指令所规定的特殊协调方式。在国际货币法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积极影响。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清迈协议》等为基础，已分别形成或正在酝酿形成欧洲货币联盟、美洲货币联盟和亚洲多重货币联盟。各类区域货币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正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提供着鲜活的实例。
五、科技含量和市场导向性增强
“管制一创新一再管制一再创新”是国际金融及其监管制度发展的规律，这就使国际金融法在内容和范围上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幻、紧跟金融创新的步伐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成为法律体系中科技含量最高、市场导向性最强的部门之一。而近20年来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金融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交易形式日益复杂多样、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国际金融法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例如，面对电子货币、网络银行、衍生金融交易等金融创新，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纷纷制定电子金融法，以应对电子金融的挑战，加强电子转账与信息系统的安全管制，保护顾客隐私和权益，防范“机器故障风险”和计算机犯罪。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法》；新加坡1998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澳大利亚1999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1999年通过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等。又如，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将8％设为跨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的“警戒线”以后，采用量化标准、实施数据管理便成为各国金融当局通用的金融监管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建立风险预警系统以加强其金融监管职能时，也借助了电子与网络技术。
此外。晚近客观存在并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频频肆虐的金融危机，要求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以减少危机隐患、维护金融稳定。近20年来许多国际金融规则的出台和修订。正是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产物，显示出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在这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监管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几乎对每一次大的银行业危机和类似事件，巴塞尔委员会都作出了某种反应。例如，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的发生，催生出1992年的《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管的最低标准》；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银行事件的发生，则推动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直接导致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的问世。如今享有盛誉、被各国金融当局广为采用的巴塞尔监管原则。是踩着市场变化的鼓点、在应对各类银行事件或危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注释:
[1]如1994利马的BolsadeValorses与曼谷的对应机构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第一次将秘鲁成长中的小型资本市场与东南亚一个较成熟的交易所联系起来，在证券信息共享网络、日常统计数据互递等方面达成一致。
[2]该法明确指出：“美国开始半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见黄毅、杜要忠译：《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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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机后英国金融监管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英国财政部《改革金融市场》的白皮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ouncilfor Financial Stability，CFS)，以取代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在2006年3月设立的三方常务委员会(The Tripartite Standing Committee)。金融稳定理事会是一个法定委员会(statutorycommittee)，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三方组成，对议会负责，由财政大臣担任理事会主席。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宗旨主要包括：(1)通过定期磋商和讨论，及时发现金融市场上的风险;(2)协调三方制定的金融政策;(3)增加金融市场上各类信息的透明度。二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金融服务局的职能。
然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更为彻底，即FSA的职能将由三个机构取代，分别是：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下辖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主管宏观经济风险;央行下辖的风险管理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业等的风险。这一方案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将从FSA那里接管金融监管职责，成为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而英国财政部则保留最后时刻的否决权。
事实上，这也是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13年后重回老路。FSA是上轮英国金融改革的产物。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决定设立金融服务管理局。自此以后，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就呈现财政部、央行、FSA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三者并没有明确分工，没人知道究竟是谁负责。而按照最新的监管改革方案，央行的权威将被重新确立。
(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白皮书对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明确提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密切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规模非常大，它们的业务牵涉到方方面面，对广大的市场主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大型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危机，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重创。虽然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不鼓励政府限制金融企业的规模、不鼓励对金融企业具体业务的干涉，但向这些重量级企业提出适当的要求则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这些企业灌输关于社会责任、市场纪律、资本金要求、危机应对策略的知识。这些知识和理念部分带有约束性、部分只具有引导意义，但这确实可以更好地减少这些金融企业存在的风险，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二是完善防范管理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包括：(1)改进会计制度，增加金融体系的透明度;(2)提高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完善批发银行市场的基础设施。
(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笼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危害是普遍的和深远的，批发银行业务和零售银行业务都深受其害。但是不同于批发银行业务，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更依赖零售银行业务，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其利益受损的情况更为严重。白皮书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强调政府在实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尽量减少他们的风险和损失。
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则提出了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局。无独有偶，美国的改革方案要求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为消费者提供简明清晰的资讯，防止不公平和欺诈性交易，并促进公平、有效率和创新性的金融市场服务。英美两国的改革说明了加强消费者保护已经称为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英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中央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一国的金融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央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维护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但是在现实运作中，各国中央银行所具有的法定权限大小不一，这既取决于各国立法进程，也取决于各国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例如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以往是没有中央银行的，充当央行的美联储其历史并不算悠久。但是金融危机的积累和频繁发生，会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相应的立法产生刺激，迫使各国强化金融监管机制，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央银行的职能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强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考虑到现代金融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先考虑到现代金融与其他行业的交叉重叠特性，传统上仅仅关注银行业的金融监管也显得不足，迫切需要理念和立法上的创新。再加上传统上央行的监管权限显得过小，受到的限制过多，显得束手束脚，可以调动的监管力量和监管资源有限，难以有效约束银行的行为，在频繁的金融运作中显得力不从心。从英国等国家的金融改革来看，中央银行的权限正在进一步扩大，其监管范围狭小的问题正在被克服。具体到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也同样存在着监管权限不大、监管范围狭小等问题，这就需要借鉴西方金融业的经验，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加强金融立法，明确并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只有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才能增强央行的监管能力，从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二)加强审慎监管
考虑到现代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连锁性，金融监管部门有必要将监管关口前移，多做一些前瞻性的监测工作，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免金融危机出现时疲于应付。从英国北岩银行危机来看，监管部门的疏于防范和玩忽职守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原因，正是监管部门的失职使北岩银行的风险一步不累积直到爆发。这一案例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也有重要启示。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大多是从央行分离出来的，其分离设置的理念不可谓不明确。但在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人员水平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我国金融业在入世冲击下更是显现出竞争力的不足和安全性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多向西方国家学习金融监管经验，让更多具备胜任能力的人走上监管岗位，而不是滥竽充数。同时应在实际工作中将监管关口前移，及早发现隐患、解决隐患，而不是只是在事后寻找补救措施。通过多种措施实现审慎监管以后，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就能够得到更好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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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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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综合现代金融理论，它是金融经济学家在研究金融市场“特异性”过程中形成、完善并把人的有限理性引入其中的理论体系。它从微观个体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动因来研究、解释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本质上，行为金融是深入研究被标准金融理论忽略的决策黑箱，它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长期以来，传统金融理论是以投资者理性、市场完善、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等作为假定前提，认为证券市场的价格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包含了所有市场信息。
行为金融学和传统金融学主要存在以下区别:
2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偏差的分析
2.1过度反应
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研究最早是由德邦特和撒勒(1985)进行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倾向于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
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波动幅度大，而且波动的频率也相当高。股市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与市场投机心理，而市场浓烈的投机氛围则反过来会推进股价波动幅度与频率。因此，中国股市的频繁大幅度波动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
2.2处置效应
斯特曼和谢弗林研究发现，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和对亏损的“损失厌恶心理”，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急于卖出赢利的股票，轻易不愿卖出亏损股票的现象等。实际上，处置效应正是前景理论的应用，因为赢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盈利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结果，而输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损失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冒险，于是投资者持有已套牢股票更长时间，持有已获利股票较短时间。
我们认为处置效应反映了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
2.3噪音交易
行为金融学家对噪音交易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噪音交易者和短期性投资者存在的市场中，交易者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在他拥有的信息集合中，利用其中某一信息的投资者越多，他就越可能利用该信息获利，这些信息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也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聚集正溢出效应。而这一效应可能使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不利于信息搜集与资源配置。
中国股市中噪音交易者太多，1999年纽约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20%—50%之间，而1998年—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395%、388%和477%，噪音交易太多导致股票市场系统风险所占比例太高，同时总风险太大。平均而言，沪深股市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为39%，这一数字显著高于美国、英国、香港等成熟股市。
2.4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并模仿他人的决策。行为金融学家从人类的从众心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等角度来探讨其内生机制。在股票市场上的羊群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1)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金融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羊群行为。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的“跟风”、“跟庄”的投资行为就是典型的羊群行为。(2)基于名誉与基于报酬的羊群行为。这种现象在基金经理中相当普遍，由于雇主不了解基金经理的能力，同时基金经理也不了解自己的投资能力，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出现的名誉风险和自己的报酬，基金经理有模仿其他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动机。如果许多基金经理都采取同样的行动，羊群行为就发生了。我们股市中投资基金投资风格雷同显示出羊群效应的普遍存在。
3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投资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3.1反向投资策略
反向投资策略是行为金融理论针对羊群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当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的联动推进投机性正向及负向泡沫放大时，基金经理可以利用能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套利交易。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过度反应的一种纠正。
由于市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基金经理不但需要良好的洞察力和应变力，更需要直面市场以及同业压力的勇气。基金经理在投资理念中融入行为金融的投资理念，一方面防止自身的羊群行为，一方面利用大多数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对市场整体走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基金经理们的投资运作水平。
3.2利用行为偏差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是非有效或不完全有效的，由于投资者受经验法则的谬误和情绪因素的影响，将会导致证券的市场价格偏离理论价格。通过发现这些偏差，买入低估的股票，卖出高估的股票，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例如，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可能会对市场中的信息反应迟缓，在利好消息造成某种证券价格上涨后，这种上涨的趋势就有可能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因此，买入价格开始上涨的证券，卖出价格开始下跌的证券的惯易策略就成为基金经理可以选择的投资策略。惯易策略是首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市收益和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定义的惯易策略源于对股市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Jegadeeshkg和Titman(1993)发现，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连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的动态效应。事实上，美国价值线排名就是惯易策略利用的例证。基金经理只有对投资者的心理，对市场延迟反应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证券价格变动的趋势和持续时间有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才能在合适的时机买入和卖出证券。此时，对于投资者大众心理的研究和把握就成为优秀的投资基金经理必备的一项能力。
3.3投资组合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势有效)。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3.4购买并持有策略
个人或者机构投资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入一支股票时，应详细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指定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
3.5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下的投资者应该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超前的信息优势，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二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三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而降低。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行为金融学虽然在国外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许多规章制度都不完善，基本上是个无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进行研究，要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加以发展和利用，探索出适合中国广大股民投资行为、投资策略，以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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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论文篇13
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是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凸现的。但金融法在法学体系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及其发展演变，缺乏结合金融法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法基本理论进行提炼和建构。欠缺理论的支撑和担纲。这导致在诸如现代金融法品性等问题上缺乏科学认识和定位。并进一步影响到对金融法主旨和任务的分辨，同时导致金融法缺乏支撑其整个内容和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并进而造成其组成部分因有机联系的迷失而似乎呈现出一种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成为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法还没有完成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
科学地建构现代金融法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现代金融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品性?这是关系到金融法的主旨、任务、目标、定位、内容体系和金融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否有立足之地的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虽然有一定的阐述和观点，但实际上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的。其中，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于将金融法定性和定位为混合法或。即认为金融法既调整金融调控与监管关系，具有公法性特征，同时也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包含有大量的私法规则和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金融法是典型的公法和私法相融合的法，是“一个法群”(abodyoflaw)；或者认为“金融法”也是一个以“金融”事项为参照的“法域”。由性质不同的调整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与调整金融监管规范构成的二元结构的“法域”。
但是，这些看法在理论上进而在金融法制建设上由于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因而需要慎加对待：金融法为什么同时调整两类不同的关系，进而有两类不同的规范组成?难道金融法就是相关的行政法规范和民商法规范的简单累加吗?如前所述，有学者就认为金融法呈现二元规范结构。既包括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也包括金融监管法律规范，提出金融法是以事项为参照标准的法律规范群，与作为法律部门存在的法是不同的。据此，金融法就是为调整金融关系而由两类不同规范的简单叠加和习称而已。果真如此，金融法就没有任何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发挥，因而“可有可无”，可以纳入到行政法和民商法之中，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如果金融法不是上述两类规范的简单叠加，那么，金融法是什么?金融法有无独有的个性、作用和独立存在的理念?如果有，这些个性、作用和理念在哪里?在所谓私法性和公法性的规范中。哪些应属于或不属于金融法的范畴?决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是金融法的重要基础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金融法作为一门法律科学的基石仍然是缺失的，且难以厘清和厘定金融法学的体系。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奠定现代金融法学的基石和科学体系，宜历史地对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进而辨识现代金融法存在的理念、作用和品性。
法的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表明，法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的文明进步而演进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演变。这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业和金融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金融业和金融关系如果发生了发展变化，金融法律规范迟早地会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满足其发挥调整金融关系之功能的需要。对于金融法及其品性，需要历史地结合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发挥的作用来考察，而不宜一概而论。为此，以下主采史学通说并适当考虑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征，以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后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为界将金融法律规范的变迁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比较和辨别金融法规范随金融业发展而出现的变化。
二、古代金融法
金融的原本意义是资金融通，即资金剩余者与资金需求者以信用方式进行的资金余缺调剂。这一含义本身就表明金融的产生需要具备社会产品及其体现的财富出现剩余这一条件，原始社会因缺乏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没有金融。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金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出现，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自我积累、丰衣足食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推手、主导驱动模式和形态。这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没有资金融通的发生，而是说资金融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纵而观之，这一时期的金融主要有以下体现和特征：第一，伴随货币的出现而派生的金融活动。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就出现了早期的金银兑换、保管、汇兑和借贷业务，形成了早期的货币兑换商和钱庄、银号等机构，如欧洲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就有金银保管兑换与放贷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结束前，这种钱庄业务一直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上而没有进一步的突破，究其原因是低下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模式的限制所致。第二，当时的金融活动主要体现为人们之间借贷关系，这种借贷通常是直接的而不需借助金融媒介，金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弱小而非庞大，简单而非复杂，零散而非集中，自发而缺乏组织性、专业化和社会化。适应金融的这种发展状况，早期的金融法萌芽于货币兑换、收支、借贷等活动中逐渐形成并普遍遵循的各种契约和习惯，在奴隶社会成为奴隶主和大商人高利借贷的习惯法。而在封建社会，金融法的最具重要意义的发展是统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并使有关借贷关系的不成文习惯法成文化。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文明的统制，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法律典籍中，并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依现代部门法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当时的金融法律规范不仅
民刑不分，而且实体法与程序化不分。第二，当时对金融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当今观念看来，以强制性的公法性规范为主，并且金融违法行为通常都具有刑法上的效果，即对金融民事违法行为通常采取刑事制裁的方法。法律对金融关系的“严讯峻法”式的调整。反映了当时的法律极力保护奴隶主和封建主私有制，剥削小生产者和其它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将金融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普遍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对社会危害的需要。
三、近代金融法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依靠传统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家庭世代积累以及具有浓厚人际色彩的偶发借贷。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金融业发生了严重的依赖，并催化了包括银行业和证券业在内的金融业的大发展。就银行业而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向近代乃至现代金融业的转变。虽然16世纪中叶。为满足地中海沿岸各国工商业与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融资需求，最早的商人银行出现了。虽然这些商人银行既办理存款与贷款，也从事转账结算业务，但其贷款往往带有高利贷性质，使一般工场手工业主和商人很难获得贷款，即使获得也因高额利息而无利可图。这显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逐步发展起来了。这些银行取代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利贷商，以其雄厚的资本大规模地吸收社会资金，同时以较低的利率发放贷款，逐步成为社会信用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就证券业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工业革命后涌现出一些高回报项目，但这些项目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而财富所有人通常并不愿意长期放弃对财产的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将资产便利地转化为交换媒介的瓶颈。资本市场应需而生。有了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人们可以放心地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持有资产，在需要变现时可以方便和迅速地出售。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将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换成了对生产过程的非流动的长期资本投资。据考证，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生产的产品远在此之前已经发明出来，许多发明创造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没有金融市场的配合而仅有技术创新并不能引发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18世纪的英国引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换，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依赖及其导致的金融业的发展，近代金融立法有了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适应资本主义对市场统一、货币统一的要求和币值稳定的需要而颁布的立法，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建立。如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该条例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央银行法。第二，规范金融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立法，主要包括银行立法和票据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在有效聚积和配置社会资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故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对银行的管理，对其组织和业务开展予以规范，例如，美国在1864年颁布了《国民银行法》。根据该法，美国联邦财政部设立了货币监理署(OCC)，用于负责国民银行的注册、检查和监督，并以统一的纸币代替州银行券，开始了联邦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加拿大在1871年颁布了《加拿大银行法》。在票据立法方面，1807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规定了汇票和本票。1865年法国又制定了《支票法》。统一前的德国各邦都有自己的票据法，德国统一后于1871年将《普鲁士票据条例》稍加修改，颁行全国。日本于1882年制定了《汇票本票条例》，英国也于同年制定颁布了《票据法》，规定了汇票、本票和支票。
由于上述立法的颁行，这一时期的金融立法具有了一定的规制性质，例如，银行法从一开始就具有对银行的组织和经营行为进行规制的天性。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私法自治鲜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扮演着“消极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在经济领域实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原则上不干涉经济活动。资本主义法制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利益的同时，维护私法自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权利。在私法自治中，私法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取决于个人意思。国家和法律的任务是保护个人意思。国家一般不主动干预私法关系。只在个人有所请求时才进行干预，即便干预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私法自治源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19世纪，贝戈豪特面对运行良好的英国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叹道：“在英国，资本总是肯定地和立即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和资本能够赚取最多的地方。就象是水总能流向需要它的平面”。在这种条件下，各国对大量的市场行为并没有制定强制性的立法。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资本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对其进行规制则基本上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由于证券的发行和出售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领地，因此，在证券的发行和出售中便出现了“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sellbuildinglotsintheblueskyinfeesimple)”的现象，即便如此，法律在长时间里仍然采取隐忍和不干预的态度。
第二，由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和实行私法自治，金融规制范围和程度有限，而其中可视为规制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相当数量的规制性规范乃属于商法的范畴，例如。当时出现的票据立法就是规范票据行为的商法规范，而对大量的金融市场行为缺乏规制。这些有限的规制的目的除维护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外，主要在于维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誉和秩序，虽然其中固然蕴含着维护金融安全稳健的成分，但防范金融风险等现代金融法的目标并不是这一时期金融立法的主旨。也正是因为金融业缺乏必要的规制，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仍发生，但一般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和修补。例如，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频繁地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美国自1783年取得了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先后在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总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除少数情况外，对金融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民商法，金融法就其主流而言是金融民商法，这是当时金融法的真实写照，金融法也因而缺乏独立的品性而不具有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
四、现代金融法
从历史发展体现的脉络来看，现代金融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引起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剧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溶合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长期贷款、股票和债券的买卖以及直接向工商业投资。支配着整个工商企业，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活动。
由于金融在整个经济中取得和占据了支配性地位，频繁、深刻的经济危机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创伤愈益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发生后。一味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自由放任主义信条遭到沉重打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此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和制止金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被动摇和侵蚀，并为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金融法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向和转变。
首先。几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大致同步，中央银行的重点转向维护金融稳定，其在消除危机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1866年。英国发生了欧沃伦?格尼银行(0verendandGurney)危机，英国通过贴现率的及时适当调整，避免了严重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由中央银行采取适当行动避免危机的方法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受到效法之后，欧洲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减少了危机的发生。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则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历程。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即使是上帝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这一格言概括了美国人对任何种类权力集中的不信任。1836年至1914年期间美国没有没有中央银行，此间美国爆发了多次危机，但仍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表明这一时期美国的危机与增长并存。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蔓延的其他国家。一位法国银行家在其报告中评论到：“美国是金融界中非常重要的麻烦制造者”。这次危机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经济衰退，引发了美国是否需要中央银行的再次争论。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并在1914年正式运营，但亚当斯表达的美国人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被继承了下来，其体现就是美联储的组织机构与英格兰银行等传统的中央银行是不同的。美联储具有区域结构，决策权是分散式的，自从其建立之后一直没有获得防范危机的能力。始于1929年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之后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银行系统的问题催生了1933年的《银行法》即《格拉斯一斯蒂尔法》(Glass-SteagallAct)，依据该法美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规定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以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1935年的银行法扩展了美联储的权力并改变了其运作方式。可见，1933年美国银行业危机和美联储防范风险的失败，导致了美国对金融规制的广泛采用，尤其是将存款保险和其它谨慎干预作为防范危机的方法。
其次，证券规制立法开始大量出台，以保护投资者、维护资本市场的根基。以证券法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美国为例，虽然美国证券法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前几个世纪的英国有关立法，但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制定规制证券市场的立法。在20世纪之前美国证券市场处于自由放任状态，这导致证券欺诈泛滥。为了制止欺诈，堪萨斯州1911年率先对公募证券进行规制，通过了第一部“蓝天法”(blueskylaw)，瞄准的就是“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的证券出售者。此法通过后，其它各州竞相效仿。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和美国经济的瘫痪。而各州分别立法的方式不能有效地对付欺诈活动，许多证券发行者利用州与州之间法律的差异和州际竞争，逃避法律的规制。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1933年5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在联邦层面的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证券法》，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披露特定的信息，美国接着又在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所包括的两项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其中强制披露包括公开发行时的初始披露和上市交易后的持续披露，两部法律都强调政府对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监管，特别关注对证券交易违法行为的查处和制裁。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不仅奠定了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也为其他许多国家的证券立法提供了蓝本。例如。日本就效法美国证券立法于1948年4月制定了《证券交易法》。
最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许多国家加强了银行立法和银行监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银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银行业在所有国家都受到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在美国，银行制度事实上一直以规制和监管为发展趋向的。1863年国民银行制度的建立和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尽管如此，大危机还是暴露了当时银行制度的软弱和混乱，并给予银行业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对原有的银行制度进行改革，于是1933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如前所述，该法确立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明确分开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证券发行、证券包售、证券分销、证券经纪人业务都属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由投资银行专门经营。任何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除了可以进行投资、经营指定的政府债券、用自有资金有限制地买卖股票债券以外，不能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投资业务。同时。经营证券投资业务的投资银行也不能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和金融稳定，美国根据《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对存款利率实行限制。美国1933年《银行法》及其确立的体制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金融立法，其中对英国、日本和我国的金融立法影响尤为明显。英国仿效美国实行了银证分立的模式，英国的银行主要有《1979年银行法》和《1987年银行法》，前者赋予英格兰银行监督的责任。后者加强了这一监督职能。日本在吸收英美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银行监管法律体制，其主要银行监管立法是1981年《日本普通银行法》、《日本银行法》，对银行业务范围、财务监督、经营管理、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总之，由于大危机的作用和结果，在有些国家，政府直接干预金融体系来分配资源，利率被控制，系统风险得以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被认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论以多大代价也要避免其发生，银行业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或许是严格监管的作用，也或许是限制市场力量的结果，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各国政府都没有出现与银行有关的系统风险。波尔多和埃肯格林指出，除了1962年的巴西之外，1945年至1971年期间没有爆发银行业危机。
2.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重新抬头，并在80年代后成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严格监管，特别是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主张放松金融规制，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成为了西方政府的基本理念。以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㈣，将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作为“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广，也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逆转。
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兴起，许多国家逐步放松并最终取消利率管制，降低强制性的准备金要求，降低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准人限制，放松政府对信贷配置的直接介入，许多国家还进行了国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这些改革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又促使金融不断创新，金融业通过兼寻求优势互补，拓展业务领域。新技术特别是电子通讯、信息处理、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业，为金融创新以及跨国银行的跨地区经营提供了支持。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下。并伴随着金融市场全球联系的日益加强，以英、美、日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在冲击中遭到挑战并最终瓦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业经营的代表——美国为了提高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其金融体制不断地进行调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规制的规定，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肯定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英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放弃分业经营，采用混业经营。
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放弃。以美国为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或监管职能弱化，或监管标准降低，或不实行监管。例如，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住房信贷机构实行了“忍者贷款”(NINJA(NoIncome，NoJobandAssets)loans)，即无收入、工作和资产，也就是无需任何证明、只要有脉搏的人都可以申请的贷款。这是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忽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的典型体现，也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信用风险的巨患，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却在金融风险的火山口上呼呼地睡起大觉。又如。在金融衍生产品监管问题上，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动放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与监管，尤其是以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期间更为突出。1998年春季，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对场外衍生工具激增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则表示，出台新监管措施有扰乱资本市场的风险。正是受到以格林斯潘为代表人物的影响，加之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CDS(CreditDefaultSwap，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和监管。国会通过该法正是基于对市场自我约束的考虑，认为投资者的自我选择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机构。无需政府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这不仅是因为衍生产品本身过于复杂，缺乏透明度，同时投资者也不允许调查最初借款者即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信息都无法全面了解，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自我约束从何谈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人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很难找到哪个监管机构来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立法抛弃了金融规制。可见，金融自由化的开展、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抛弃、带有自发、盲目性的市场力量的回归，加剧了金融动荡，导致了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再现，防范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问题再次凸现。
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规制的松懈，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在那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曾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金融危机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伴生物。但直到2007年始于美国、扩展全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才不得不对放松金融规制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进行深刻反思和矫正。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经济体、相关重要的国际机构和G20峰会等，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并相继出台了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方案，极力寻求未来避免如此规模、代价如此沉重的金融危机的重现之道。纵观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尽管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不能保证今后不发生金融危机，但国际社会对有效的金融规制与监管至少能够防范如此规模金融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严重性和爆发频率深信不疑，因而各金融改革方案不约而同地都将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处方。
纵观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国际机构的改革方案和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它们具有以下主要共同特征：
(1)各金融改革方案都以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来看。对于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问题。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危机根源中，金融规制与监管薄弱或失败作为危机的主要根源自不待言。其它根源。如金融市场失灵可以说是规制与监管的“渎职”，因为金融规制与监管存在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医治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国际经济失衡，是宏观审慎理念和宏观审慎监管缺失的典型体现。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都把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
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疗法。
(2)金融规制与监管的改革，体现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最终凝结为相关法律的出台或对原有法律规定的修改。危机发生后，许多经济体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而展开的一轮造法运动就是充分的体现。
(3)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改革具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加强宏观审慎与对系统风险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规制资本要求，提高抗周期性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流动性监管改革，改革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加强对证券化和对场外衍生品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支持金融稳定的薪酬改革，改革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结构和模式的改革，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会计制度，加强危机化解与解决的改革等。
(4)这些金融改革方案都强调，国内金融规制和监管制度的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共同一致的监管及其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无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就成为各经济体进行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事实上，危机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十分强调各项规制和监管改革，如果不能在国际间配套地、一致地实施，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因此，都要求在国际层面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配套改革，以保障各国监管改革取得应有的成果。
五、余论
从金融法嬗变的历史考察及由此适当拓展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金融法律规范适应不同时期金融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任务、角色的不同以及受限于法律文明的状况而具有不同的品性。在古代，金融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峻法”中。在近代，虽然有规范金融机构及其市场行为的少量规制性规范。但金融关系多是由民商法律规范来调整，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基本上是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民商法原则和规则。但意思自治和由此而致的市场自发性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金融危机，因此，到了现代，金融法转向强调金融规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和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及信心。尽管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围绕规制和放松规制发生过激烈博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些也表明金融法在历经曲折之后以不可逆转之势愈加展现出自身的品性和科学定位。这就是现代金融法是金融规制之法，规制是现代金融法的基石和支柱，现代金融法制建设的主旨在于科学的金融规制，至此金融法才获得了不同于民商法的独立品性。
从实证来看，各国有关金融立法多为规制之法。从国外来看，以备受推崇的美国证券法为例，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包括的两个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这些制度都是公权力对证券的市场发行和交易的干预和介入，具有突出的规制性质。近而言之，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于2009年12月12日由众议院通过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etl。201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另一名称通过了《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接下来，二者合并通过后，即可送交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这一法律的重心在于加强规制及监管，其通过生效后，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规制及监管改革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纵观我国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金融法规，规制性规定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有些法律和条例，如银行监督管理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由清一色的监管性规范构成。有些法规即便含有少量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规制的原因而规定的，目的是使有关当事人因违反规制而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规制的延伸，带有显著的规制性质和烙印。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规制因具有坚不可摧的经济社会根基而不可或缺，同时这些根基也为金融规制确立了内在的规定性，内设了金融规制的目标及任务、程度及范围、方式等，从而赋予了现代金融法以科学性。金融规制的经济社会根源就在于金融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如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对金融业的监管必要、正当且合理。金融业具有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和公共信心维系性等特性，客观上要求通过规制使金融机构依法运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金融规制产生的这些社会经济根源决定着金融规制和金融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消除金融垄断需要放松限制竞争的金融规制，以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放松这些规制并不是要放松或取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审慎监管措施，相反，随着更充分的市场化，金融风险更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需要加强和完备金融审慎规制。外部性、金融业的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以及公众信心维系性，更突出地表明金融规制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特别是系统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危机。信息不对称性意味着金融规制需要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保单持有人等，同时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为了防止金融滥用和金融欺诈对公众信心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侵蚀和动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金融规制的目标主要防范系统风险和危机，保护保护投资者、存款人、被保险人等。提高效率。金融规制所根植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决定的金融规制目标。又决定了金融规制的范围和程度。金融规制只有出于上述经济社会根源并服务于上述规制目标，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否则，则不应规制，因此，金融规制不是漫无边际的，是有限度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通过规制介入金融业，在什么情况下不应介入?这一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但从金融规制所根植的基本理念来看，规制只有在其避免发生的损失或取得的利益大于规制监管的成本和代价时，才是正当和合理的。
第三，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规制可以看作是国家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发生的结果。规制作为国家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限制，表现为两种法律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金融规制离不开金融监管，因为规制需要借助监管来实现，因此，现代金融法的许多规范体现出行政法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规制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重塑或再造金融交易关系来表达和实现，只不过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根据规制的需要进行了重新配置而已。这种重新配置不是消灭了而是创设和改变了有关的法律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规制是基于和服务于金融市场的金融活动和经营行为而为的，而不是行政法单纯调整的行政关系。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金融法发生的环境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而行政法发生的环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进行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是导致金融法在强调对金融监管关系调整的同时，亦包括对金融交易关系调整的根源所在。因此，金融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法，它包括了因金融规制而产生的金融交易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