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教学论文篇1
1、在语文教学中的阅读教学方面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1.1重视加强阅读教学中文本的朗读和感受
现代阅读观对于阅读教学的理解是师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学生是这个对话的中心，而文本的意义在于学生在阅读的时候，自行发现文本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有效的构建起来，所以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提高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重视文本朗读，因为朗读可以将学生自主阅读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文本中的情感因素。
1.2重视加强阅读教学中文本的阅读和体验
目前小学语文课文中，文章大多都来自于名家名篇，语言华丽、情感丰富，就连说明文也写得非常生动有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想要让学生感同身受，就一定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首先要重视加强表情感染；小学生情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感染、相互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增加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这样可以有效的感染、激发学生情感；其次要重视加强语言感染；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要是使用慷慨激昂的声调去阅读文章，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情感；最后要重视加强画面渲染和实物演示；世界万物丰富多彩，教师利用图像引导学生进入到自然世界、童话世界中去，可以让学生心灵和情感上面产生共鸣，进而激发出学生的阅读情感，除此之外，教师将生活中的实物拿到课堂上供给学生观察，也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情感。
2、在语文教学中的口语交际方面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口语交际主要指的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在课本素材中将作文题目提炼出来以后，就可以让学生决定接下来的课堂流程，教师从旁做出适当引导即可，所以在口语交际的时候，教师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为学生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并且要注意语气的转变，例如：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可以将语气“你应该怎么样……”转变成“你觉得怎么样”，这样有利于为学生创建非常轻松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情感、态度的表达。
3、在语文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方面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语文课程的相关标准要求一、二年级的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做到认识1600左右数量的汉字，可以写出800左右数量的汉字，要求五、六年級的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做到认识3000左右数量的汉字，可以写出2500左右数量的汉字，因此，教师在开展语文汉字教学的时候，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这些汉字，然后在合理的借鉴低年级的识字教学方法，使五年级的学生可以更快的熟悉这些生字。例如：一年级语文教师在开展“锄禾”这节课教学的时候，可以使用识字与诗文理解相融合的方法，引导学生去了解生字和诗文意思，这样可以取得字出图像、图出情感、情感升温的理想效果，在进行生字巩固的时候，教师可以联系生活实践，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找出这个字的意思和用处，五年级的教师可以引用一年级这种识字教学方法，这样不管是哪个年级的学生，在识字的过程中都可以将情感融入进去，切实的了解字的含义。
4、在语文教学中的写作教学方面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
4.1根据目前的作文教学情况进行需求改革
很多小学生都难以对作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写出来的作文也缺少激情、感情、感染力，导致学生的作文不能将真实的自己很好的展现出来，再加上教师不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沟通，与学生之间产生情感隔阂，使学生不愿意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作文中表达出来，这样会让学生的文章缺乏个性，所以一定要根据这种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学生保持良好的情感沟通，鼓励他们积极表达情感、态度、价值观。
4.2重视加强情感的融入
教师想要让学生的作文中具有丰富的情感，就一定要对学生的情感状态有一定的了解，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互动，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情感更加丰富，态度、价值观更加明确，首先要重视情境的创设，教师要善于为学生创设不同的写作情境，这样有利于扩展学生的写作空间，以自主作文课的形式促进学生勇于展现自己、表达情感；其次要重视题材的扩宽，将作文素材与生活进行紧密的结合，让学生回归到生活中去，这种熟悉的习作内容，更有利于学生观察和表达；最后要重视生活阅读量的积累，这样有利于增强情感、精神方面的交流。
结束语
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情感，那么无法找到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所以教育行业在开展教学的时候，除了追求教学效率，还要重视加强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语文作为情感表达的主要学科，在开展教学过程中，一定要从各个方面加强情感的融入，加强学生情感的培养，这样才能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
参考文献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5-0147-02
2012年2月10日，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落实《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关键在于严格幼儿教师的培养、准入、培训和考核机制，深化幼儿教师的教育改革，不断提高幼儿教师的培养、培训质量，这要求幼儿师范类院校要针对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特点，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作为我国一线幼儿教师培养主要渠道的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具有明确的职业价值取向，要紧紧围绕课程这一学校教育的核心，努力使课程系统中的各个因素都能发挥职业教育功能，其中，课程内容的职业化建设是实现课程整体优化的关键环节之一。
一、现行的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课程内容是由过去中等和高等幼儿师范教育的课程叠加而成，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门类众多，容量过大
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招收初中起点的学生，进行专科层次的教育。为了弥补学生高中文化的缺失，学校开设了大量的文化补偿和专科通识教育类学科；为了塑造学生从事学前教育的理念、技能、实践能力，开设了众多的专业理论、专业技能和专业实践类学科。虽然这种内容结构适应了幼儿教师“通才”教育的特殊性，但也造成了学科林立、内容繁杂、总量过大的问题。
（二）结构不合理，系统不科学
现行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课程的内容体系采用必修课唯一、课堂教学主体、显性课程主导的形式，缺乏必要的选修课程、活动课程和隐性课程，忽视学生的选择和个性；文化和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主要移植于高中和专科的课程内容，采用分科设置课程，体系庞大，挤压了专业教育类课程的开设空间；课程内容系统忽视横向的通联关系和纵向的领属关系，学科各自为战，内容彼此阻隔、互不贯通，没有达成一致的职业教育价值指向，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和“渐进式”梯度结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淡化了职业教育的“色彩”，难以形成课程系统的整体教育合力，职业教育的实际效果不理想。
（三）内容陈旧，定位不准确
现行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的课程内容主要移植于过去中等和高等幼儿师范教育，未建立起具有“五年制”特色的教材体系，存在着课程内容陈旧，学科教学内容定位不准确、不统一， “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重原理阐发、轻案例和实际运用”等问题严重，不利于学生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课程内容的职业化建设框架
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不同于培养理论型、研究型人才的学前教育本科，它主要是面向幼儿园教育培养实践性、应用型人才。这种特定的人才规格定位决定其课程内容应具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因此，其课程内容的构建必须确立“实践能力本位”的思想，采用职业教育的理念，讲求“工学结合”和与未来岗位的对接，打造课程内容的实践性特色；必须适应幼儿教师专业化的要求，注重专业文化、理念、态度和专业技能能力的培养，打造课程内容的专业教育特色；必须考虑学前教育专业“通才教育”的特殊要求，突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广泛性和基础性，打造全面教育特色；必须体现其高等师范教育的属性，做到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两结合”，坚持学生人文和专业素质“双培养”，围绕着“学会做人”和“学会做事”两个方面进行课程内容建设，打造素质教育特色。
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课程内容的职业化建设要充分考虑幼儿园教育的实际和学生学习的实际，文化基础课程内容在满足“ 广泛、必需、够用”的基础上，突出工具性和基础性；专业理论课程内容以职业素养持续发展为目标，突出理念化和实践性；专业技能课程内容以幼教岗位实际需求为指向，突出语言、艺体、保育教育等职业核心技能的实用性和针对性；要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对幼儿进行全面启蒙教育的要求，构建“文化奠基、理念引领、应用为本、技能先行”的模块化课程内容体系。基于上述认识，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课程内容职业化建设的框架应包括文化基础与应用课程、专业技能与应用课程、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三个课程板块，各板块由相互贯通学科集群组成，采用“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辅，活动课程并存”的课程设置形式。
（一）文化基础与应用课程内容板块
此板块由三个学科集群构成。首先，需要对现行课程中的文化补偿和专科通识类课程内容进行压缩整合，由分科设课转化为综合学科设置，为专业课程开设预留更大的空间。其次，对文化学科内容进行专业化改造，嵌入职业教育功能，文化基础学科与应用性学科并行开设，以发挥其文化奠基和专业教育的双重功能。
1.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与应用学科集群。把高中文化补偿课程中人文类学科（历史、地理、政治等）和专科通识教育课程中的思政类学科以及其他门类社科类知识压缩整合，突出知识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综合为“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学科，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学科相互融合，横向贯通，并行开设，实现文化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在学前教育中的实际应用有机结合。
2.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与应用学科集群。把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与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整合为“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学科，与“幼儿园科学、数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学科并行开设。
3.学生成长指导学科集群。把幼儿教师礼仪、就业指导、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教师职业道德与认识、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学习方法指导、创业指导等方面的内容整合为“成长指导”学科，缩减周课时，拉长学程，伴随并指导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
以上三个学科集群均为必修课程，应在后两年学程中适当添加文化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大学英语、高等数学以及国学、文学名篇阅读等，以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
（二）专业技能与应用课程内容板块
具有过硬的职业技能是实用型幼儿教师的重要标志，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的专业技能与应用课程是核心课程。此板块构建要遵循技能形成的基本规律，讲求内容的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必须提供技能训练的程序和原理性知识，必须与相应的教育方法学科内容结合，使学生明确每项技能“怎样做”“为何做”“怎样用”；要根据幼儿教师职业的需要，把语言、艺术、教育教学技能等技能的训练作为重点，把综合教育技能渗透到一般专业技能训练中。本板块主要由六个学科集群组成：
1.汉语言学科集群。“文选与写作”“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幼儿文学” “听话与说话” “普通话等级证书辅导”“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等语言文学基础与应用主干学科依次全程开设。其中“文选与写作”放在在一、二年级，“现代汉语基础知识”放在三年级，“幼儿文学”放在四年级，“听话与说话”放在前三个年级，“普通话等级证书辅导”放在四年级，“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放在五年级。同时，把“朗读、讲故事”以活动课程的形式全程开设，使之形成以语言运用能力培养和实际应用为主线的语言课程系统。
2.外国语学科集群。与上同理，本集群由“实用外语语法与语音”“外语基础”“外语阅读”“外语口语与听力训练”“少儿外语教学法”等主干学科组成。其中一年级开设实用外语语法与语音，二、三年级开设外语基础课，四年级开设外语阅读，五年级开设少儿外语教学法，口语与听力训练课全程开设，以突出外语口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3.音乐学科集群。围绕着幼师生音乐素质综合性要求和音乐素质生成的规律，音乐课程内容应由音乐理论和基本素质的培养逐步过渡到技能的训练和实际应用。开课的顺序大致为：一年级开设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形体与舞蹈基训；二年级开设声乐基训、和声与键盘、现代舞蹈；三年级开设歌曲演唱（儿童和美声、民族、通俗歌曲）、键盘器乐弹奏与合奏、民族与国外舞蹈；四年级开设童声合唱与指挥、键盘即兴伴奏、少儿舞蹈与创编，五年级开设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把音乐欣赏、小器乐演奏、非键盘乐器演奏、音乐编导、播音主持、晚会组织等作为音乐选修拓展课程。
4.美术学科集群。一年级开设美术基础（素描、水粉、速写）、书法；二年级开设图案、国画；三年级开设简笔画创作、手工制作；四年级开设手工美学与美术欣赏、幼儿园环境设计；五年级开设美术教学法。把摄影摄像、舞台设计、手工染绘、形象设计、服装设计课程作为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美术专业技能的广度。
5.现代教育技术学科集群。能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是幼儿教师的一项重要技能，应把计算机技术与专业应用对接起来，在前四个年级依次开设计算机操作基础、课件制作、电脑美术、电脑音乐制作等学科。
6.体育学科集群。体育舞蹈、韵律操、体育游戏、器械类活动、幼儿园体育教学法等课程与大学生体育教育内容并行开设，以达到增强学生的体质、服务幼教职业的双向目标。
（三）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内容板块
学前教育理论主要包括学前心理学、幼儿卫生保健基础、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践、幼儿园课程、家庭教育学、幼儿园管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等主干学科；专业实践课程主要包含教育见实习、教育调查、教育模拟实践等活动类型。
塑造学生先进科学的学前教育理念和实际岗位工作能力是本集群的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岗位实践能力形成的前提是理论学科教学与专业实践活动的高度融合，要将两个类别的学习内容穿行，紧密结合。具体做法是： 学前心理学与幼儿心理观察测量、幼儿心理健康调查等实践活动穿插，幼儿卫生保健基础与卫生保健见实习活动穿插，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心理学与幼儿园教育见实习、幼儿教育调查、幼儿园参观等实践活动穿插，幼儿园游戏理论与实践、幼儿园课程与幼儿园教学见实习、游戏见实习、模拟实践等活动穿插，幼儿园管理与幼儿园或班级管理见实习活动穿插，学前教育研究方法与定岗见实习结合，家庭教育学与家庭教育观察调查活动结合。
为了使理论与实践课程更加紧密地结合，应大力开发校园合作课程、幼儿园特色教育课程、幼儿教育实践模拟课程、学前教育时事以及与职业资格证书匹配的教育训练课程。同时，应适当开设中外学前教育史、教育统计与测量、当代幼教改革与实践等选修课程。
[参考文献]
[1]邵长媛.对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问题的思考[J].文教资料，2005（5）.
[2]戴军.关于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3）.
[3]杨丽华.建构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课程体系的思考[J].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报，2011（2）.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3
1、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教师参加培训学习。7月初，刘凤芝、邵在军、张俊芳、王敏、张敏五名教师分别参加市、县级教育技术培训，赵雷、张卉、张敏三名教师参加新教师培训，全体班主任及学校领导参加全县组织的领导干部及班主任培训，于淑玲老师参加德州市六年级英语新教材培训。8月份，全体班主任参加县进修学校组织的班主任工作培训。9月份，六年级数学教师参加德州市数学新教材培训，五、六年级语文教师参加语文新教材培训。10月份，全体班主任参加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报告会。于淑玲老师参加全国英语优质课听课学习。11月份，王玉香参加山东省数学优质课听课学习，田秀英参加山东省语文优质课听课学习。
2、抓年轻教师的课堂教学的培养。本学期指导宋佩佩、刘海霞老师参加语文手拉手送教下乡课，指导丁春涛参加全县数学课堂教学大比武，在课堂教学开放周活动中指导魏冬丽、陈晓阳、赵玉双、王玮、张敏五名年轻教师上课，新教师听课活动中指导陈晓阳、徐淑娟、王书香、鲁萌、唐明明五位新教师上课。通过锻练指导，这几位年轻教师的课堂教学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二、加大常规检查及教研活动管理
1、在教学常规方面，教导处加大了检查管理力度。本学期分期中、期末两次对教案、听课记录、作业批改、教学随笔、教研组活动记录等进行认真检查，查找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及时反馈给本人，督促和提高了教师的教育科研水平。
2、定期招开教研组长、年级组长会，了解教学进度、教师的集体备课情况、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教师的工作态度等，有的放矢的安排教学工作。
三、组织全体教师听评课活动，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本学期9、10两个月份分别组织了各年级组教师听评课活动。老师们分高年级语文、高年级数学、低年级语文、低年级数学、艺体、常识六个教研组，每位教师都能精心准备上一节自己最高水平的课，无论听哪位老师的课，本教研组的教师都是座无缺席认真听课，吸取别人的长处，改正自己课堂教学中的不足，大大提高了全体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
四、组织多种比赛活动，提高教学成绩
本学期11月底组织了一至六年级的古诗文诵读比赛，比赛中所有学生都能将必背古诗熟练背诵，大大提高了小学生古诗美文的普及率。12月份组织了四、五、六年级数学智力检测，训练了学生思维，为优秀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同时也提高全体同学的成绩。还组织了三、六级习作检测，通过大量阅读拓宽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习作能力。
五、教学教研成绩
本学期全体教师努力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孙艳梅、刘凤芝、刘志广、张丽芳、王敏、祝玉花、张俊芳、李书君8位教师被评为武城县教学能手。
张卉执教的劳动课、王玮执教的数学课、禚艳华执教的英语课、庞明梅执教的品德课、李书君执教的音乐课分别荣市县一二三等奖。王敏、刘志广、王玮、张俊芳、祝玉花、刘海霞、陈雪梅、宋佩佩在送教下乡活动中执教的公开课得到了领导及听课教师的好评。
张俊芳、王玮、张敏、祁玉英撰写的论文获省级二三等奖，刘凤芝、祝玉花、庞桂英、庞明媚撰写的论文分别获市级一二三等奖，魏冬丽、禚艳华、孙艳梅、刘艳华、郝俊霞、刘子瑞撰写的论文分别获县级一二三等奖。孙艳梅、李书君、庞明媚、刘志广制作的课件分别获省、市一二三等奖。张玉春老师的书法作品在迎奥运书画展中获县三等奖。
在德州市十四届“少年文萃”征文大赛中刘艳华、于邦芝、张敏三位老师被授为“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4
一、“三长”职责分明,健全电教机构
电化教育是改革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好形式,然而它需要有一批素质过硬的人员齐抓共管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上实行“三长”拍板制:即县上成立电教馆、区(镇)文办配备电教专职干部、学校建立电教领导小组,这个县区校三级电教机构由县长开口子,财政局长拿票子,文教局长选班子,对进县电教馆的人员由馆长调查、局长考察、县长审批;对学校电教员的配备,采取校长提名,馆长推荐,局长拍板的办法。由于“三长”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制度。目前,我县已形成文教局有固定的分管领导,县电教馆机构健全。区(镇)文办有电教专干,学校有校级领导分管。校校有专(兼)职电教员的管理机构。同时,人员相对稳定,若需调整变动,须经“三长”同意。人员年龄结构合理,思想文化素质较高,全县专(兼)职电教人员122人,有党员19人,大专生31人,其余均为高中、中师毕业生。
二、“四员”协调一致,培训电教人才
农村电教服务范围包括普、职、成的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电教发展中,管理人员应当做什么?学校电教员应当会什么?这就有一个自身建设,共同提高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求“四员”,即电教管理人员、电教教研员、电教技术员和学校电教员协调一致,共同抓好在职培训和自身建设工作。根据我县电教队伍的现状,我们认为“四员”应具有“五懂、五会”的基本素质。“五懂”即懂管理、懂教育、懂教学、懂电教理论和电教的基础知识。“五会”即会使用电教设备、会维修电教器材、会制作电教教材、会保养硬件软件、会总结电教经验。根据这几懂几会,我们又制订出具体细则,实行目标管理,年初签订责任书,年终进行评估量化。这样一级抓一级、一环扣一环,层层定指标,人人有任务的立体网络,加快了自身建设的步伐。几年来,“四员”既分工又协调,举办电教理论培训班12期,参加学习的达502人次,全县撰写经验论文1000余篇,地级以上刊物发表的123篇;举办硬件培训班4期,学员178人次,有68%以上的电教员会保养、维修常规电教器材,平昌师范和平昌中学的电教员周平儒、安开明二同志对重庆教仪四厂生产的02C型投影仪电路进行改制,被厂家采纳;举办软件培训班8期,参加学习的达294人次,有85%以上的电教员和部分教师会制作投影、幻灯片。1982年唐文泽等同志制作的地理投影片有5套出版发行。1986年唐令文等同志制作的历史、数学投影片,获省首届优秀电教教材评审二、三等奖12套,获奖数占全地区第一位。去年李成平、谢渊等同志编制的初中地理135幻灯片,被省上选中115框。实践证明,管理与教研结合、硬件和软件结合,理论和实际操作结合,上下“四员”结合的立体结构方式是提高电教队伍素质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五家”配合默契,管理电教队伍
电教工作面的拓宽,工作量明显加重,队伍越来越大,素质越来越高,仅靠县电教馆抓队伍建设是不够的。于是,由文教局牵头,把任务分摊给教育股、教研室、电教馆、师范和进修校五家,共同抓好电教这支队伍的管理。电教领导小组五家有成员,到电教学会五家头头任理事。各种电教会议五家到场,培训电教员五家讲课,年终检查五家共同参加,不论工作、学习、会议,五家互通信息,协调一致。为提高电教队伍素质,电教馆年年举办培训班,师范校自87年起开设电教基础课,进修校举办的各类训练班补上电教课,教研室同电教馆一道举办一月一校电教活动,深入学校搞讲座。教育股组织外出考察学习也少不了电教方面的内容。五家协调配合、管理有方,壮大了电教队伍,提高了人员素质。仅以近三年为例,122个电教员和管理人员中,有一人被省政府命名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有三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有12人被地区评为先进个人,有51人次受县级表彰,有2人破格晋升一级工资,有4人去西南师范
大学电教系深造,有26人参加大专函授学习,有11人担任学校领导工作,有24人评为中级技术职务。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5
学 号
姓 名
指导教师
职 称
年 月 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翻译
翻译题目
系 别
年级专业
学 号
姓 名
指导教师
职 称
年 月 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
设计题目 有害气体检测与控制电路设计
系 别
年级专业
学 号
姓 名
指导教师
职 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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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关键词(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引言(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正文(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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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标题(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二)二级标题(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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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注释(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参考文献(小四号宋体)……………………………页码(小四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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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设计)题目(居中、小二号黑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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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空二格，五号楷体加粗)内容(五号楷体，150-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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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空二格，五号楷体加粗)关键词内容(五号楷体、每两个关键词之间空一格,一般3—5个,最多不超过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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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级标题)(四号黑体加粗)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一)(二级标题)(小四号黑体加粗)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1、(三级标题)(小四号黑体加粗)
(1)(四级标题)小四号宋体
(正文内容用小四号宋体、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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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级标题)(四号黑体加粗)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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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四号黑体加粗)(根据需要)
结论具体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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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空二格，五号楷体加粗) (根据需要)
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做必要的解释或补充说明，序号用“①、②”表示(空二格五号楷体)
(空一行)
参考文献(顶格，五号楷体加粗)
参考文献具体内容(空二格，用五号楷体)
1.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
[序号]作者.书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2.期刊文集[j]
[序号]作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3.报纸文章[n]
[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子：[1]王彦.保险会计诚信问题探讨[j].财会通讯, 2005,(5):45—46
次数 指 导 意 见
第
一
次
年 月 日
第
二
次
年 月 日
第
三
次
年 月 日
第
四
次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定稿意 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指 导 过 程 记 录
毕 业 论 文 评 审 表
指导教师
评 语
成绩评定等级：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研室
初审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系复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终审意见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6
二、“四员”协调一致,培训电教人才
农村电教服务范围包括普、职、成的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电教发展中,管理人员应当做什么?学校电教员应当会什么?这就有一个自身建设,共同提高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求“四员”,即电教管理人员、电教教研员、电教技术员和学校电教员协调一致,共同抓好在职培训和自身建设工作。根据我县电教队伍的现状,我们认为“四员”应具有“五懂、五会”的基本素质。“五懂”即懂管理、懂教育、懂教学、懂电教理论和电教的基础知识。“五会”即会使用电教设备、会维修电教器材、会制作电教教材、会保养硬件软件、会总结电教经验。根据这几懂几会,我们又制订出具体细则,实行目标管理,年初签订责任书,年终进行评估量化。这样一级抓一级、一环扣一环,层层定指标,人人有任务的立体网络,加快了自身建设的步伐。几年来,“四员”既分工又协调,举办电教理论培训班12期,参加学习的达502人次,全县撰写经验论文1000余篇,地级以上刊物发表的123篇;举办硬件培训班4期,学员178人次,有68%以上的电教员会保养、维修常规电教器材,平昌师范和平昌中学的电教员周平儒、安开明二同志对重庆教仪四厂生产的02C型投影仪电路进行改制,被厂家采纳;举办软件培训班8期,参加学习的达294人次,有85%以上的电教员和部分教师会制作投影、幻灯片。1982年唐文泽等同志制作的地理投影片有5套出版发行。1986年唐令文等同志制作的历史、数学投影片,获省首届优秀电教教材评审二、三等奖12套,获奖数占全地区第一位。去年李成平、谢渊等同志编制的初中地理135幻灯片,被省上选中115框。实践证明,管理与教研结合、硬件和软件结合,理论和实际操作结合,上下“四员”结合的立体结构方式是提高电教队伍素质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五家”配合默契,管理电教队伍
电教工作面的拓宽,工作量明显加重,队伍越来越大,素质越来越高,仅靠县电教馆抓队伍建设是不够的。于是,由文教局牵头,把任务分摊给教育股、教研室、电教馆、师范和进修校五家,共同抓好电教这支队伍的管理。电教领导小组五家有成员,到电教学会五家头头任理事。各种电教会议五家到场,培训电教员五家讲课,年终检查五家共同参加,不论工作、学习、会议,五家互通信息,协调一致。为提高电教队伍素质,电教馆年年举办培训班,师范校自87年起开设电教基础课,进修校举办的各类训练班补上电教课,教研室同电教馆一道举办一月一校电教活动,深入学校搞讲座。教育股组织外出考察学习也少不了电教方面的内容。五家协调配合、管理有方,壮大了电教队伍,提高了人员素质。仅以近三年为例,122个电教员和管理人员中,有一人被省政府命名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有三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有12人被地区评为先进个人,有51人次受县级表彰,有2人破格晋升一级工资,有4人去西南师范大学电教系深造,有26人参加大专函授学习,有11人担任学校领导工作,有24人评为中级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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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讨论，初步明理。在主题教育时，可根据教学目标设计中心问题，引导讨论。如我在教学《规则在哪里》（三年级上册）时，组织学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前，先问学生做游戏时有哪些要求，学生争先恐后地介绍了游戏规则。游戏后，我再让学生讨论：生活中你还知道有哪些规则？通过讨论，学生们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有规则，规则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规则。
3.运用讨论，深化道德认识。例如，教学《诚信是金》（五年级上册）一课，结合学生的生活体验，先让学生理解诚实守信的意义，感受社会生活中的不诚信行为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然后，组织学生讨论：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讨论使学生的道德认识更深刻、更全面，进而懂得了诚信是人立足社会的根本，体会到了“人无信不立”的含义。
4.运用讨论，解决疑难。教材中常有理论的说理，这是教学的难点。如教学《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五年级上册）一课，学生对有关社会民主生活的常识了解得不多，教师可让学生从最接近、最常见的事情入手，如通过班队干部的选举、班集体的事谁说了算等问题的讨论，让学生初步明白民主生活的意义，增强社会民主意识，从而解决教材中疑难、抽象的问题。
5.运用讨论，激发道德情感。在教学六年级上册《不屈的中国人》时，讲到过去面对外国列强的践踏，中华民族蒙受了许多屈辱，但是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不沦为亡国奴，为了祖国的强大，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不怕牺牲，英勇反抗外来侵略者。讲述故事后，可引导学生思考讨论，体会中华民族顽强的抗争精神，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6.运用讨论，明确道德行为。如设计一个问题：“周一升旗时，还没有加入少先队的一年级学生，看见大哥哥大姐姐向国旗行队礼也跟着做了。”以此让学生讨论。教师就可透过学生的认识层次，抓到他们的行为难点，适时教学生向国旗行注目礼的方法，使正确行为得到传递，迁移正确的道德行为。
二、成功运用讨论法的条件
1.教学前，要组织学生弄清教学要点，预习课文，搜取有关的资料，教师要设计好讨论题，以便激发学生的讨论欲望，这是课堂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设计讨论题时，要符合学生的知识层次，议题应具体而不空泛，应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思考价值，要让学生爱议、可议、能议。
2.多样的讨论形式。根据讨论的主题和内容，可以是同桌讨论、小组讨论、全班讨论。有时，学生有不同的观点，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阐述、争论，并适时指导，渗透对学生的品德教育。
3.抓住讨论的时机。如五年级上册《我们都是中华儿女》中的第一课《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如果教师在教学前布置学生了解有关我国多民族的知识，比如有关民族形成的传说、人口、信仰、语言文字等历史与文化知识，这样，教师在课堂上再进行针对教学目标的指导，给学生讨论的机会，学生在讨论中就会生成丰富的内容，在讨论中就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4.创造讨论的气氛。如果课堂过于严肃，或过于散漫，都难以开展讨论。课堂讨论的理想气氛是既民主又热烈，能让学生围绕主题，有所思考，有所感悟，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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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的共同努力。在老一辈主要学术带头人陈征教授和新一代主要学术带头人李建平教授的培养和带领下，经济学学科拥有了一支结构合理、方向明确、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富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梯队，现有教授20人，副教授17人，讲师28人，其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分别为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福建省优秀专家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省劳动模范2人、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3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3人；省优秀教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省级教学名师各1人；等等。
二、学术研究的源流与特色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特色是学科发展的生命，也是学科建设的立足点和突破口，作为东南沿海的省属师范院校，我们始终立足实际找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好学科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和发展学科优势，形成了一组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
(一）关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早在1972年政教系复办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就十分重视《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国内学者虽然出版过解释《资本论》的专著，但大都只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或者是复述《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尚未有系统解释《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问世。1978—1983年期间陈征先后出版了长达144万字的《<资本it解说)(五卷本)，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解说《资本论》三卷的专著，至今修订三版，重印4次，印数达14余万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许多高校、党校、军事院校采用为教材，影响深远；该书于1988年获部级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和省“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1991年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1982—1986年期间陈征带领学科梯队成员进一步对《资本论》开展多维度的研究，陈征、严正、郭铁民、林述舜等合作编著了《资本论》研究的两套丛书，出版《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等15部著作。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成员还编著20余部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辅导资料，主要有:陈征、林健合作主编《政治经济学学习指南》(1986)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
2.1和42人在学科梯队成员中获得全国劳动模（1989)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合作主编的全国高师通用教材《〈资本论〉选读》（1990、1998)和《政治经济学》(1984、1992、2003)、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资本论〉选读》（2003)和我校国家经济学基地系列教材等，其中全国高师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被誉为“名教材”，广被米用。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建平就对《资本论》方法论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他于1986年出版的专著《〈资本论〉辩证法探索》在该领域独树一帜，他将《资本论》看成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并力求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每一种辩证方法的既成形态，并进而寻究其历史的来龙去脉；该书出版后，《光明日报》等媒体迅速做了报道，陈征教授等知名学者评价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称赞它是一朵学术界“初春的红萼”。1987年该书荣获省社科规划”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2006年该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获得广泛好评。此外，他还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1年他所撰写的论文《关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论述之一，1994年该文获得了第二届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教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重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使之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围绕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地租理论、分配理论等专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这一富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陈征选集〉(1996)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陈征选集续篇》（2005)是我校经济学学科在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经济学学科在对《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上，着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陈征、林健的合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问题新解》(198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1988)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1989);严正的专著《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该书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林健、李思的合著《国情与选播（199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该书获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2000)，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著作。主要论文有：陈征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原刊于《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被美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use)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10期；林健的论文《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研究》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9);骆焉名的论文《怎样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作用》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吴维崇的论文《试论生产资料流通经济效益》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李建平以《资本i论〉原理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而撰写的论文《关于资本营运的几个问题》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1997);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论文《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并居于获奖论文的榜首（1999);李建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改革的系列论文获得第五届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陈征和李建平两位教授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学习十五大关于分配方式新论述的思考》，双双获福建省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杨强的专著《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平分配研究》(2007)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等等。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李建平教授将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共10辑100本著作)，带领学科成员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2、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深化研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资本论》力运用《资本论》原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诞生100多年来人们围绕劳动价值论的激烈争论就从未休止，其原因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也有来自于对《资本论》理解的偏差，更由于《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当代社会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如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征教授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新的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特别是针对当前流行的“知识价值论”等观点，进行了分析和商榷，澄清了理论是彳非捍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他的专著《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和发展》（2005)，根据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的新理论，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和本质性的核心理论内容，这是对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新发展。该书中有关文章已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省第五届和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李建平教授以独特的视角，提出要划分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种形态即抽象的和具体的劳动价值论该系列论文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张华荣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研究了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的问题，其专著《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论》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征和李建平还针对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潮，撰写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予以反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和广泛认同。经济学界的泰斗、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赞誉我校经济学学科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南方阵地”。
3、关于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研究。学科梯队成员以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为指导，系统、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租、地价和房租、房价理论，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房地产价格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填补了理论空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和地价理论；同时着眼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土地产权关系、城市土地市场结构、批租地价的形成和住房贷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取得丰硕成果。如陈征的专著《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主义城市中的应用和发展，该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和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李建建的系列论文“土地资本试探”和专著《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发表一系列高级别论文，如陈征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1998)连续发表“论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和“论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两篇论文;李建建在《经济研究》（1991).《当代经济研究》（2001、2003、2004)等刊物发表《有关城市土地使用费的几个问题》、《论城市绝对地租》等系列论文，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二）关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郭铁民、林卿、廖福霖等围绕“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开展持续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1、关于土地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学科梯队成员借鉴国内外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农村就业结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性、跟踪性研究，突出农村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现代化等多维度进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十五”人文社科规划《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林善浪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及其相关政策研究》(2004);李建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土地征用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2005)；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与保护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2007)和国际合作课题《中匈土地制度比较研究〉（2006);廖福霖的省社科重点规划课题《海峡两岸生态生产力发展研究〉（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林善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1999)，该书获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学术专著，是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在社会恤一等奖(2000).省第—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邓小平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林卿的《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地利用问题研究》，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林卿主编的《土地政策学》，该教材被教育部列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推荐教材。另外学科成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廖福霖的论文《生态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等等。
2、关于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该方向学术梯队成员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割体制双重制约条件下的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工农业关系的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全面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关系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蔡秀玲的《论小城镇建设一要素聚集与制度创茅新>，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张国的《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少晖的《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研究》和《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王知桂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大调整》(2007);等等。学科成员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相关论文，如吴维嵩的《对福建省农村过剩人口转移问题的探讨》（1987)、李建建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运行机制》（1990)等等。
3、关于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李建建、张国、黎元生等以闽江流域为例，对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补偿原则，补偿计价办法，补偿资金的筹集、营运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李建建主持省环保局横向课题《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研究〉（2005)和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闽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与对策研究》(2005)黎元生主持省社科规划课题《闽江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006)、《完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思考》(2007)等4项省级以上课题，并在《农业现代化研究》、《生态经济》、《福建日报》(求是版）等刊发了“闽江流促进区际协调发展”10余篇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有关完善闽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同和实践部门的采纳。
(三）关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1、关于产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在努力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学术领域在产业组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新兴的网络产业和企业虚拟化经营等相关领域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级别课题主要有：李建平的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福建和其它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2006)和《福建和其它省域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李闽榕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王知桂的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福建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路径研究)(2005)，等等。主要著作有：由李建平、李闽榕、李建建、张华荣、黄茂兴等主编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230万字）蓝皮书，该书于2007年3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各级政府、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央和地方媒体共200多家单位全方位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情况及相关研究内容，在国内夕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大扩大了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郭铁民、王永龙和俞姗合著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和全国第五届外经贸研究成果优秀作品奖（2005);林善浪和吴肇光的《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此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出版了多部著作，主要有陈朝阳的《中国企业并购论》（1998)、黄瑾的《市场占有论》(2000)、何荣天的《产业技术进步论》（2000)、林玉妹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2002);张国和林善浪的《中国核心竞争力研究》（2002)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陈明森的《试论社会主义信息经济学》（《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是国内较早阐述经济信息功能、作用和效益的开创性学术作品；林子华的系列论文《虚拟空间与虚拟企业问题研究〉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一个视角一浅谈我国推进企业虚拟化运营》，分别获得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2005)集群研究”和“全球价值链与集群外部空间延展规律研究”，分别获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和优秀成果佳作奖（2005)；等等。
2、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也是本学科开展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围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农业增长与发展、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重点规划课题《股份合作经济研究》(1991)、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课题《股份合作制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199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股份合作制经济问题研究》(1998)以及省社科规划课题10余项。主要著作有：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股份合作经济研究)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下册)，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研究股份合作经济史的力作，该成果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股份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9)。林善浪、张国的合著《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和《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黎元生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研究》获得福州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另外，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百余篇相关论文，其中郭铁民的系列论文《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有新视野)以及他和黎元生合著的系列论文《有关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2005)。
3、关于金融产业发展研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有根、祝健和黄向臻等对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结构演进、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持续、深化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吴有根教授是我省较早进行证券投资理论和实务研究的资深学者，近年来在《宏观经济管理〉》、《福建论坛》等刊物上发表(2001)、《规范，从政府做起》（2002)、《股市困境的理论溯源》（2004)等论文，出版《股票投资诀窍》（1990)、《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2003)、《营销与金融运营中的互动》（2006)，其中《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成长和崛起的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的私营经济，就是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资本，提出现代民族资本是21世纪中国的主流资本的观点，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祝健在《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物发表《试论银行与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2001)、《私营企业信贷困局及破解》(2005)等论文，已出版专著《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5),即将出版《论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等专著。黄向臻在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进行深入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股市晴雨表功能的思考》(2004)、《中国股市价值投资与投机的思考》(2006)《上市公司净值提升的市场分析》(2007)等论文。另外，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还承担10余项高级别的课题，如徐龙炳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效应研究》（2002)，等等。
(四）关于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999年我校成立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下设闽台经济研究所、闽台文化研究所和闽台政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经济学学科部分梯队成员在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带动了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方向的成长和壮大。该方向学科梯队成员立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宏观背景，多层次、多角度考察和描述台湾产业的演进轨迹，探讨台商大陆投资的结构演变、区域分布、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特征和趋势，以及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整合闽台资源要素、创新闽台区域优势的模式、机制与政策创新思路等等，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高级别课题有：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世贸组织框架下闽台农业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200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研究”（2007);郑胜利的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台湾产业集群演进中国际代工问题研究”《迈向新世纪我国与国际资本竞争的发展趋势》麵；蔡秀玲的省社科规划课题“加入謂与闽台两岸产业结构调整研究”（2001)、黎元生的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产业链整合：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现实路径”（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严正、蔡秀玲等主编的《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该书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蔡秀玲、陈萍的合著《海峡两岸直接“三通”与区域产业整合研究》，该书获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蔡秀玲的著作《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0)和《面向新世纪的两岸经济合作》（2002)，林卿、郑胜利和黎元生的合著《两岸三通与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5)等等。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台湾研究》等全国性刊物以上发表5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
三、经济学学术研究服务“海西”建设
经济理论创新源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实践，而理论创新的成果对经济改革与发展又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基于此，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十分重视实践应用，特别是加大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为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承担了几十项有关福建省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研究课题。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围绕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承担了一系列应用性强的重大课题，主要有：陈征的“福建省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改革研究”（1997)和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在新的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2001);李建平的“福建省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与对策研究”（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与重组研究”（1999年）、“加强交通建设促进福建经济发展”（2003);李建建的“福建省社会发展'十五’规划超前研究”(2000年)、“闽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2006年）郭铁民的“福建省‘十^一五’农业发展规划”(2004年）、“构建福建省公共卫生突发危机应急机制”（2003年）、张华荣的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福建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2004)以及厦门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厦门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005);等等。上述课题中许多思想、观点均被相关文件吸收和采纳。
2、积极参加省委、省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策论证、咨询。本学科有不少教授、博士被聘为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顾问、咨询专家、特约研究员。如李建平教授兼任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十五”计划专家咨询组成员、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10
四、五、六年级学生已经上过几个学期的信息技术课，具有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大都非常喜欢计算机，他们的强烈探索热情会使没有组织的课堂完全乱套。在上个学期学校安排每周一节理论课，一节上机课，我在上理论课时，交代清楚学习要点，布置上机作业，第二节课再来机房实践，这样的效果还不错，本学期我打算还用以上方法。同时加强四、五年级学生的教学管理，根据他们好动，不喜欢受约束的特点，多安排实践性的学习内容。比如课堂学习以游戏、活动为主，尽量将理论学习的时间压缩在10分钟以内。六年级学生要给他们规范的学习方式，用建构主义原理帮助他们建立关于计算机的系统知识，提倡他们运用信息技术于其他学科学习中，均衡地发展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
三、教材分析：
本课程采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本教材分五册，本学期四年级选用第四册、五年级选用第五册，六年级为总复习。第四册共18课，第五册共18课。本教材都有单元内容模块化、语言文字童趣化、图形图像直观化、学习过程自主化、知识内容趣味科学化、信息教育整合化的特点。
四、教学目标：
四年级：了解因特网的接入方式及方法，学会使用IE，会保存网上的图片，文字信息及下载网上的文件。初步学会在因特网上查找信息，了解申请电子邮箱的方法，学会收、发电子邮件。初步学习简单的静态的网页制作。
五年级：认识多媒体与多媒体电脑，认识录音机程序，会用多媒体电脑播放音频、视频文件及看VCD等等。学习幻灯片的制作。
六年级：XXXXXXXXXXXXXX
五、进度安排：
XXXXXXXXXXXXXXXXX
六、评价工作安排：
平时在上机操作登记表中，将练习和学习上很优秀的，以及有困难的学生情况进行记录，期末时按学校的统一部署进行学科考核，考核方式是完成一个指定的操作任务。本期将学生对计算机使用和维护情况列入到学生考核细则中去。
七、教研专题及研究措施：
1、游戏在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的运用与研究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11
苏教版语文教材中的古诗，从小学低段就开始出现，粗粗统计了一下，低年级有6首，中年级有12首，高年级有诗12首，词3首。古诗的量从四年级开始逐渐增多，五年级开始出现词，从教科书编者看，大多是按照古诗的内容进行编排的。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编在五年级的古诗两首中，描写的是西湖的一动一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示儿》是六年级的爱国诗篇，《石灰吟》、《墨梅》是六年级的两首借物言志诗。
在小学进行古诗这一类文体的教学价值是什么呢？第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第二，促进人的持续发展。《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总目标中这样叙述：“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小学阶段学生要求背诵古诗文160篇（首），其中课标推荐了70首古诗词。
古诗词对孩子的成长具有积淀作用，老师都很清楚，可是反思平时的课堂教学，却让我们有喜有忧。古诗到底教什么，怎么教，一直困惑着老师。于是我们在各类公开教学中经常难觅古诗的踪影，有幸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课堂：要么是让孩子不停地重复地背，背得口干舌燥，背得天昏地暗；要么是老师不停地讲，讲得支离破碎，讲得体无完肤。大量的经典古诗进入课文以后，它所遭遇的命运，非常让人同情。
很多古诗课堂往往“滑进”这样的误区，“把理解诗意作为教学的全部”、“以为有深度才有内涵”，教学千课一面。“析词――解句――入境――拓引”似乎已成低中高三个年段的模式化，年段特征不明显，教学目标设定不合理。
古诗教学价值的缺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如何根据文体特征，基于学情，挖掘诗歌类文体独有的语文教学价值，如何培养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使课堂兴趣盎然，有滋有味，摇曳多姿，展现古诗词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值得每一位语文老师思考。
语文课程课标中对不同年段的古诗教学有明确的要求。低年段“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中年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高年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
教什么？课标已经说得很清楚，首先是把握诗意，了解诗的内容，这部分必须扎实；其次是意境，古诗描绘的场景，怎么样让学生置身其中，这是一门艺术，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最后是体会诗人的情感。但一节课中情感体会到什么程度？教师应有所选择。古诗距今有上千年，诗的情感与诗人所处时代、环境、人生境遇都有联系，今天我们很难再现当时的情形。教学中我们坚持这样的落脚点：关注诗的内容，尊重学生的阅读感受。
二、基于学情，研设“这一首”的教学内容
以《绝句》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为例。
先看教学内容。《绝句》这首诗苏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古诗两首》中的第二首。这个单元的主题都是通过课文对学生进行美的熏陶，旨在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是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古诗两首》中的第二首，诗中把夏天西湖满池的荷花作为描摹对象，前两句是议论，后两句是写景，明为表达对西湖美景的赞叹与热爱，实则抒发诗人对朋友林子方的眷恋之情，是“送别诗”的佳作。而且这种整首诗写景，但写景抒情、寓情于景的诗作在小学阶段是第一次出现，其表现手法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手法，具有很高的教学价值，是一首“别样”的送别诗。
再看学情。《绝句》是中年级的古诗，三年级学生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古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正是孩子们喜爱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高年级的一首诗，古诗学习一般分为“读古诗”、“明诗意”、“入意境”、“悟诗情”四个环节，五年级学生根据已有的学习古诗的经验，借助注释、工具书、想象画面等多种方法解决前三个环节（“读古诗”、“明诗意”、“入意境”）。但这首诗是一首送别诗，全诗都在描绘西湖荷花，体会诗人如何寓情于景，抒发了对友人的眷恋之情，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同时希望学生能通过学好这首送别诗带动这一类古诗的学习。
最后看课堂。《绝句》可以分五步教学：激情导入“期待美”，初读古诗“节奏美”，赏读古诗“画面美”，诵读古诗“情感美”，拓展古诗“延伸美”。从教学中可以看出，作为三年级的古诗教学，老师较低年级已有了明显的年段差别，这首诗具有明显的主题。学生对基本的文字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握，只有少数生字词需要学生学习。所以，老师在中年级古诗教学中首先侧重的是学生对诗的认知，将诗意说明白，领悟“含”字的意思。其次老师引导学生透景悟情，通过想象再现诗人看到的景象，体会诗人的欢快心情。最后是引导学生对经典的阅读背诵，为将来在语文学科的发展打基础。这样的课堂教学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节中年级的古诗课。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教学可以呈现以下几个教学特点：第一，注重吟诵，让学生得其韵。读诗句时，不仅要关注读正确，读出节奏，还要注意押韵。第二，注重情境，让学生入境。如老师出示西湖十景，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不写其他景，而独写此景。诗人是如何写出这别样之美的？这样的问题不仅让学生体会景色的美，更引导学生感悟诗人的写作方法。第三，注重悟情，体会这首诗的别样之处。这是一首五年级下册的送别诗，教材中前有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平时积累有李白的《赠汪伦》，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些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作者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但这首不同，单单诵读诗句，让人感悟到的是一幅壮美的夏日荷花图，但勾连题目，浓浓送别情才浮出水面。如何在五年级初识一般送别诗的基础上拾阶而上，体会诗人表情达意的不同写法呢？老师不仅要关注诗文，还要研读诗人的经历，写作的背景，这样文中蕴含的情学生体会时就水到渠成。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12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 「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 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4) 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 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 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 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 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 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 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 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 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 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 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 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 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 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 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
(2) 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
(3) 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
(4) 党应该领导教育。
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份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 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 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 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注释：
（1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 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页95.
（3 ）（4 ）（5 ）（6 ）《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 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 、101.
（7 ）《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8-19.
（9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 1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 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43年2 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 月5 日。
（17）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 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 1944年5 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97.
五年级教学论文篇13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 「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 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4) 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 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 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着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 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 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 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 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 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着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 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 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 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 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 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 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 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
(2) 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
(3) 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
(4) 党应该领导教育。
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份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 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 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 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注释：
（1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 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页95.
（3 ）（4 ）（5 ）（6 ）《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 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 、101.
（7 ）《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8-19.
（9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 1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 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43年2 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 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 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 月5 日。
（17）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 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 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 1944年5 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4 月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