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篇1

一

“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提法，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从我院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注：“六项重大工程”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出发，我认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要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除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中积极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中提倡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要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旗帜鲜明地批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和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不放松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主动地选择和设置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占有一定的位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应当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这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科研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学术创新能力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程度；并且努力使其中部分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等，继续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我院内部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以及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院外、境外、国外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我院科研局牵头，由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考古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以及当代中国所、地方志办公室等七个史学研究机构参与，并已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我院刚刚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已经确定由我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并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我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好，对于建设我院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负责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在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院务会议批准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从而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比较齐全的优势，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不断加强，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繁荣和发展历史学科，就不能不繁荣和发展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和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的错误倾向。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澄清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思想混乱，保证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但是，历史学只是在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无论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150余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史学理论自身发展、不断创新的需要。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其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自接触“西学”以来未曾有过的。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有益内容，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翻译者、介绍者、出版者在引进这类著作时，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更有甚者，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专门热衷于挑选那些集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糟粕，并大肆褒扬，借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基。受此影响，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把西方史学理论奉为圭臬，盲目接受。对此，我们也需要把分析和批判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当成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鉴别工作，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和认识西方的“新史学”，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很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由中央组织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包括《史学概论》在内的各主要学科的教材正在加紧编写。总书记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另外，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创新，广泛团结全国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使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中，进而在史学领域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三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但是，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或者就世界观来说，历史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另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1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当前之所以要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更主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挑战。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唯物史观如此严重的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同志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同志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对于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显得太短了。

如果说同志的上述分析还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对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滋长蔓延的国际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作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入我国，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从国内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必然进一步多样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趋势。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滋长，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观念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使我们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分析，所运用的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受到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丑化、歪曲、颠倒上。这对于人民的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当然是一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攻击得越凶，对革命领袖、对革命历史骂得越厉害，越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使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坚定的人更加坚定。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使人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史学理论论文篇2

1.以新的研究成果对教材中有误的观点进行纠正

尽管高中历史教材在这几年经过了数次修订，但是因为传统思想的限制，导致历史教材一直无法随着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成果的出现不断更新，现行的历史教材中仍然有很多观点停留在过去片面陈旧的阶段。比如，在历史教材中仍然将列宁的观点作为结论，即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适合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帝国主义仍然还存在，这就表明，即使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仍然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方面。对于这些有误的、主观的观点都需要进行纠正，这就需要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对教材修订进行补充。通过史学研究理论成果对教材中的知识点进行查漏补缺，让学生能够正确全面地认识历史，以时代的角度看待历史，达到历史教学中对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目标。例如，在学习“雅典民主政治”的时候，教科书上对雅典民主政治固有的评价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先河。这个观点是不完善的，并没有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全面的概括，会导致学生在对雅典城邦政治体系进行解读时出现谬误。现代文明史的研究中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教师应该将这些新的观点引入教学，让学生了解到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是有局限性的，城邦政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让学生对雅典民主政治以及西方政治体系发展有全面的了解。

2.将新的史学观点引入教学中

历史结论都会受到所提出的时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更，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也会因为时代的不同，提出不同的历史结论。历史研究学者所提出的新的时代观点，看似与历史教学中的知识没有实际联系，但是在课堂教学的时候，需要应用这些观点在课堂中引入相关的历史问题，将时代背景和历史相结合，让学生对历史事件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正确地认识到历史事件对现实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历史事件的相关结论是由历史学者的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进行总结，在历史教学的时候，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引导，避免学生被片面的观点误导，让学生独立思考历史事件，得出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例如，提到中国近代史，讲到这段“国耻”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过去也一直将这个观点视为真理，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时展趋向，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个观点。在讲到“十月革命”这个内容的时候，根据新课标中的教学要求是阐述俄国革命的事实，让学生认识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意义，教师可以在完成教学要求的前提下，将新的观点引入课堂，“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让学生了解“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开阔学生的史学视野。

3.引导学生以不同的史观看待问题

近几年以来，很多历史研究学者从科学和宏观的角度对我国历史的各种重大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但是在我国中学阶段历史教学方面，不管是课堂上的教学模式还是教材，都是以应付考试为目标，迎合应试教育。为了实现新课改中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可以让学生通过不同的史观对历史事件进行不同的考量。例如，近代史上众所周知的慈禧一直是被视为清政府腐朽势力的代表，以反面的形象被人唾弃，但是却没人知道慈禧其实是第一个敢于挑战世界的统治者，尽管最后没有成果，并且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但是却给予对外抗争一定的支持。与此类似的历史实例还有很多，因为历史教材的片面记录误导了学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因此，在历史教材中有很多片面记录的“史实”并不准确，需要教师扩充教材相关内容，引导学生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资料，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评价，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点。在过去讲解到“新航路的开辟”的时候，教师通常都是以全球史的角度，讲述新航路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现在各种新的历史理论的提出，可以借鉴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从文明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新航路的开辟引发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现代化的角度可以说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人类走进近现代的初始阶段。通过不同的角度对新航路的开辟进行客观的评价，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

史学理论论文篇3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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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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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史学理论论文篇4

二、历史学科问题教学设计的理论依据

历史问题教学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问题的展示，对学生进行深刻思维、灵活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培养，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理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必须确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观点。师与生、教与学构成课堂教学矛盾的辩证统一体。问题教学，正是解决这对矛盾，促使其达到辩证统一的良好手段。它通过教师对问题展示的外因，充分调动学生主动、积极、自觉思维的内因，恰当调节教学节奏，活跃教学气氛，丰富教学内容，生动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在其过程中，关键是“恰当”，“恰当”就是符合学生实际。教师的设计不管多么完美，愿望不管多么善良，但如果不符合学生的实际，就不能体现学生是教学的主体的原则。这是问题教学设计的教育学依据。

其次，要明确在问题教学中，教师的责任是要让学生无疑而生疑，有疑而思疑，思疑而解疑，解疑而心悦。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教学是激发学习动机，启迪求知欲望，点燃智慧火花，追求真知灼识的重要教学手段，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疑为思之始”，有疑才会有思考，才会有探究，才会有钻研，才会有对真理追求孜孜不倦的意志和毅力。这是问题教学设计的心理学依据。

再次，要懂得中学历史教学对能力培养的要求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知识的掌握。它要求学生在对基本历史事实、历史现象识记的基础上，形成历史基本概念，进而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设计历史学科问题教学，就是要使学生注重对历史基本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并能从启发思维的角度，对教材的史实知识重新归纳，具有再认再现历史知识和获取历史信息、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

第二个层次是基础知识的运用。在学生弄清、掌握历史基本事实和历史基本现象的基础上，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运用目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运用概括思维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属性，揭示其本质的内在规律；运用间接思维去比较、判断历史现象的本质；运用创造思维对历史事物形成新的认识，并对现实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也就是训练学生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分析评价历史现象、历史人物，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

第三个层次是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它包括历史问题的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和学生的质疑问难三个方面。就是在设计历史问题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历史时空结构体系方面；从历史的哲学思考，如人与自然的关系、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等方面深入思考，提出疑难问题和不同见解，使他们视野扩大，思路开阔，学得更积极主动和富有成效。这是历史问题教学设计的历史思维能力要求的依据。

三、历史问题教学设计与信息系统的开放

从信息论的角度说，问题教学过程实质是师生信息交换、交流的过程。历史问题教学设计就是通过调控、反馈，控制教学结构，促使信息系统的开放，让学生获得有序信息。

第一是信息接收系统的开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以多层次、多角度、多类型的问题设计，启动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眼、耳、手、脑等接收系统都处于积极状态，形成全方位的交叉感知，充分发挥其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有效地接收、加工和贮存信息。如高三历史的单元复习课，要求在原有章、节教学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系统，重建知识结构，深化知识层次，强化能力训练。教学中就可以复习线索为依托，采取顺藤摸瓜，引线串珠的方法，设计系列问题，形成问题系统，设置新的情景，引发学生通过概括、归纳、比较的思维活动，从宏观上对历史理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信息进行加工、贮存；又从微观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细微区别的信息进行接收、整理。

第二是信息渠道系统的开放。信息渠道既指课堂信息渠道，也包括课外信息渠道；既有教师传输信息渠道，也有学生通过阅读、观察、议论后的质疑反馈渠道。双向的信息渠道有利于学生拓展思维，扩大、加深、巩固课堂上获得的信息。如复习《三个世界的形成和演变》这一章时，可结合现实，设计一些有关“波黑战争”、“车臣危机”、“巴以关系”的问题，既可向学生传输最新的信息，又可引起学生对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向多极发展的新思考，畅通双向的信息渠道系统。

第三是信息网络系统的开放。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大脑中已贮存了许多各类的信息，形成信息网络。且随着不断的学习，不断接收新的信息，使其信息网络处于动态之中。历史问题教学设计，就是教师通过问题设计，开启学生原有的信息网络系统，让他们运用已知的知识，经过联想、综合，接收新信息。如讲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时，可问：“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是什么？它与北宋、南宋、明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说太平天国革命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学生经过联想，至少可形成三个新的历史概念：①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贫富悬殊及土地兼并严重，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②要求封建剥削的制度及建立公平合理的理想社会是人们的普遍愿望。③从口号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战争的水平是逐步提高的，而太平天国革命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在新的历史概念建立后，又要引导学生理清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网络结构，升华为历史观。此外，有些历史概念的形成，还要联系地理、语文、政治、外语，甚至数、理、化的知识。

信息网络系统的开放，也可看作是历史思维能力三个层次——历史知识的记忆、历史概念的理解、历史理论的运用——的构建过程，这一过程是有序的，它通过有序的问题，环环相扣，层层相连，使学生的信息网络系统处在高度开放之中，不断深化学生的认识。

四、历史问题教学设计与思维能力培养

历史问题教学就是将问题作为发展智力的突破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学习思维能力包括深层思维、灵活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等几方面。

历史学习的深层思维：是指能够在对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生深层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在进行问题设计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景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如在复习工人运动的发展时，可向学生提供“工业革命时期工人捣毁机器”、“运动群众集会”、“巴黎人民保卫蒙马特尔高地的大炮”三幅图画，引导学生从上述图画所表达的内容中得出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也从低级的破坏机器的斗争形式向高级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发展。加深学生对“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也向学生揭示了隐含在图画中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逐渐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基本理论，让学生把握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始终并存的这一政治、经济变化的内在规律。

历史学习的灵活思维：是指在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线索。为此，在进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和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如要求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去寻求发散问题的解决途径，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教学设计时要把问题定位在历史三维空间的交叉点上，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如复习中国近现代史，可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民族独立和中国近代化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而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而现代史上，这两个问题仍在继续，只是二者的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的变换。’试分析产生这种‘位置变换’的根本原因，指出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民族运动’的不同表现及其最终结局，并谈谈你对这种不同结局的认识。”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等，可使学生的思维向多个方向发散。

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材料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如可列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有关香港问题的条文；丘吉尔在二战中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文，构成一组材料，指向关于香港问题的形成、根源，及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的政策、措施，以及我国为什么过去失去香港，现在能收回香港等问题，就是将多个有关香港的材料聚焦于香港问题这个中心。可使学生的思维从多个方向聚焦于一个中心。

历史学习的创新思维：是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总复习阶段进行。

借助联想，就是要求学生根据教师的问题设计，对历史现象进行顺向、逆向、横向、纵向的联想，然后根据内在的依存关系加以综合，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如通过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联想，引导学生认识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运用直觉，就是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对相类、相似或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直觉分析比较，找出异同，探求其本质区别。如对历史上巨鹿、官渡、赤壁、淝水等以少胜多战例的分析、比较，可得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在于人心的得失、社会制度的优劣、经济基础的厚雹技术手段的高低、指战人员的勇怯的规律。进而设计问题：“比较1894年与1937年日本两次侵华的原因，分析中国在两次战争中为何一败一胜？”

释放灵感，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依靠灵感的活动，以个别事物或现象为典型，推理、归纳出该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规律；或运用已知知识去推导出未知知识。如设计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以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以英国圈地运动、美国‘西进运动’以及日本倒幕运动的史实进行论证。并谈谈你对马克思这一科学论断的认识。”学生通过对三个运动的归纳、推理，就可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论断，反映了人类社会转型时期的一般规律。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必须以牺牲落后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由此认识到，我们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避免成为牺牲品。

历史学习的批判思维：是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问难；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获得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如“《汉书》评价王莽‘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自书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你认为《汉书》对王莽的评价是否正确？为什么？你认为应如何评价王莽？用史实说明你的观点。”

五、历史问题教学设计与学法指导

无论采用那一种教学方法，根本问题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历史问题教学法，同样如此。为此，教师在对问题设计时，必须同时考虑对学生的学法指导。问题设计的学法指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学生启动思维，独立自主地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这一过程是设疑思辨释疑的过程；二是指导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这一过程是质疑讨论解惑的过程。

史学理论论文篇5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i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史学理论论文篇6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史学理论论文篇7

课堂教学的语言要有一定的速度标准吗？有人说话快，有人说话慢，似乎并不需要划一。但是，一般说来，课堂教学的语速宜慢不宜快。语速过快，像连珠炮一样的发射，攻势太猛，学生的听力能跟得上吗？能捉住你每个字、每个词的发音，并且把这些声音从听觉器官输送到大脑，形成概念图象，再现历史情景吗？教学不同于茶余饭后的讲故事，天南海北的侃大山。讲故事和侃大山，别说听者漏听一个词、一句话无关紧要，即便听不清一段情节又何妨！？而历史课堂语言是一种教学语言，教师的讲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师讲课的字字句句都应该让学生听得清楚，吸收进去。如果语速过快，要么使图象重叠，造成混乱，什么也没有听懂；要么使人疲于理解，难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更谈不上思维活动的伸展，教学的效果不能不受到损失。

教师讲课不能滥用高音和强音。讲课声音太高，语音的刺激太强，会使学生很快由兴奋状态转入抑制状态，注意力不能持久，必然降低听课的效果。有的教师整堂课都是高八度和惊叹号，也许他（她）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学生。可悲的是，他那里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可学生这里却只是替他吃力，笑他无能。相比之下，有的教师用低音、中音讲课，慢慢地道来，缓缓地诉说，循循善诱，娓娓动听，叙事说理犹如涓涓清泉在碎石上流淌，学生唯恐把老师的声音滑了过去，听得更加聚精会神了。

其实，一堂课45分钟，教师的讲课不能匀速前进。老和尚念经，平平的缺乏变化的语调总是催人欲眠，容易使人感到困倦。课堂语言的快慢、高低，都要根据内容不同而随时调节，不断变化，务使声音跌宕起伏，疾徐有间，语调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当我们讲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革命斗争，不妨激昂慷慨，铿锵有力；讲奸佞当道，百姓受苦，可以音律低沉凝重，如闻唏嘘之声；叙述一段生动曲折的过程，要打出节拍来，重音符号、休止符号要巧作安排。至于重要的概念、千古警句的介绍，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吐给学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像“基本结束”、“初步形成”这样的短语就要字字珠玑，一字不差地交待给学生。总之，教师的“讲”是为学生的“听”服务的，教师的讲必须和学生的听协调一致，才能出现学生听课的最佳状态，才能触动学生的思维，在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历史空间自由驰骋，才能收到教学语言的最佳效果。

教师的教学语言要适合学生的水平和兴趣，不能晦涩艰深。用词艰涩，学生不能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思，食而不化，必然减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古代史课堂上引用的古文，世界史课堂上出现的外语，不宜长篇大论。必要引用时，要作解释。教师语言也不能尽是大白话，或者过于庸俗，或者过于浅显，低于学生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听得乏味，令人扫兴，必然要萎缩他们的求知欲，一样会减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教师备课不但要吃透教材这一头，而且要吃透学生这一头，不但要备“书”，而且要备“人”，即要抓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学生的认识能力、知识水平。教师只有吃透了这两头，才能心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才能采用最适当的语速、音调和深度，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师的教学语言要口语化，要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口语。新教师和实习教师初上讲台，不注意这一点，往往给人一种背诵讲稿的感觉。背诵讲稿式的讲课听起来味同嚼蜡，没有味道，而且会失去教师在学生面前的威信。学生听讲时，替教师担忧，好心的学生悬着一颗心，唯恐老师背不下来，调皮的学生等着看笑话，至于教师究竟讲了些什么，反而被大家忽视了。

（二）历史课堂语言贵在一个“准”字

历史课堂语言作为一种教学语言，最要紧的是准确无误，科学性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力求做到语言确切，用词严谨。秦灭六国之前，嬴政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你必须以“秦王”相称，称他为“秦王嬴政”；秦灭六国，全国统一，嬴政称帝，秦朝的历史开始了，这样，称皇帝以后的嬴政，你必须以“秦始皇”相称。“秦王”和“秦始皇”、“秦国和秦朝”，一二字之差，如果颠倒了时序，前后乱用，或者模棱两可，闪烁其词，都是科学性的错误。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应该是：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或者“封建君主制度”。有的教师说成是：了“封建统治”。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结束了君主制度，而我们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社会，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新老军阀的统治，都没有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在这里，“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统治”，文字上的差别无几，而概念却完全不同。

历史教师不但要以准确的语言，用词严谨地讲清楚各个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就是形容词的用字遣词也必须恰如其份，任何言过其实，夸大其词都是在禁忌之列。历史课堂语言有别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可以无限夸大：“白发三千丈”，“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在文学园地里千古传颂的绝妙佳句，在历史课堂上是不允许采用的。历史课堂语言切不可美辞而害意，丢了一个“准”字。

（三）历史课堂语言要讲究一个“精”字

历史课堂语言要讲究一个精字，说话务求明白、简炼、干净。简炼干净的语言使人神清气爽；冗长而抓不住要害的话越讲得多，听的人越糊涂。教师从第一天走上课堂开始，就应该防止出现“官腔”、“训话腔”。一句话一个“啊——，”两句话一个“懂吗？”，不断的“这个、这个”，无数的“嗯、嗯”……这些官腔、训话腔，会成为一种疲劳因素，在你讲话内容的外壳上蒙上一层尘雾，使本来丰富而有意义的内容失去它应有的光彩。

为了使学生全部听懂教师的讲课内容，有一些好心的教师养成了重复的毛病。为什么要一句话重复几遍呢？多遍重复，成为蛇足。那么，在特别重要的关键性的地方，或者估计学生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是不是要重复一下呢？为使全体学生都没有滑过你的话音，教师完全可以把已经说过的意思，换一个说法，从另一个角度再表达一次，当你介绍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荀子，说：“荀子和孟子是齐名的。”如果耽心学生没有听懂，或者听不清楚，最好不去作一次简单重复，你可以补充一句：“荀子和孟子在当时有着同样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还有一个课堂语言含金量多寡的问题。有的教师讲课，知识量、信息量丰富，语言表达又准确精当，逻辑性强，学生获益非浅。而有的教师话语过剩而内容贫乏，废话连篇，言不及义，或者虽然并未离题，但含金量太少。如吃橙汁，掺水太多，浓度不够，醇度不到，淡而无味，吊不起人们的胃口。课堂语言含金量太低，必然激发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损于一堂课的质量。

至于有的教师在课堂里信口开河，天花乱坠，甚至插科打诨，荒诞不稽，学生也许会捧腹大笑，叫好于一时，扪心自问，对得起学生吗？

（四）历史课堂语言要有一定的情感色彩

历史课堂上应该听得见几千年前陈胜在大泽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振臂高呼，看得见万里之外法国马赛人民高唱着进行曲开赴前线的壮丽画面。而这些声音、这些画面虽然有时候也可以借助图片、实物的应用，幻灯、音像设备的辅助，但主要靠教师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把他们再现在学生面前。历史上一些优秀人物的嘉言懿行，革命志士的思想品德更需要通过教师富有感情的语言来触动心弦，感染学生。

历史课堂语言要充分发挥出她的魅力，要富于文采，饱含感情，做到以言感人，以情动人。北京三中朱尔澄老师素以寓情于理见长。在中国古代史《明清文化》一课中，她在介绍了徐光启的科技成就，忧国忧民思想，以及他最早接触西方科技，最早察觉到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历史贡献之后，添加了一个徐光启之死的细节，她说徐光启71岁死于大学士官位，“盖棺之日，囊无余资，据说只有白银10两。一品大学士，不置家产，多少年来为后人钦佩。盖棺之日，囊无余资，闪耀着徐光启金子般的品质。”启发学生从优秀科学家身上学到人生的价值。朱老师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情感，渗透在她低沉而又坚定的话语之中，做到了以言感人，以情动人，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我们历史教师不仅要让学生从理智上，而且要从感情上分清敌与友、爱和憎，才能通过历史课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所以教师语言的情感色彩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怎样增强语言的情感色彩呢？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不要娇柔造作，故作惊人之语；不要堆砌空泛的形容词，不要为增加情感色彩而添加情感色彩。“言为心声”，重要的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在这里，要求教师本人对历史史实有一个公正的善恶是非观，对历史人物有一份真挚的爱憎感情，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语言的表情达意才能感人至深，教书育人的功能才能落到实处。

（五）历史课堂语言要富有时代气息

历史课堂语言要富有时代气息。历史课堂语言最犯忌的是，在讲古人古事的时候，乱用现代名词、现代术语。相反地，在历史课上，倒是应当适当引用古人说过的原话，古籍上记述的原文。讲岳飞抗金的历史，一句“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可以把志在“还我河山”的岳飞，满怀胜利信心准备乘胜追击，直到完全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以及偃城大捷之后，岳家军欢庆胜利，有说有笑的时代气息，鲜明地摆到了学生面前。

原话和原文不能用得太多，使学生难以接受。那么，什么地方引用原话、原文为宜？根据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第一，要害的地方，或者能够用原话一语道破的地方。如，林则徐禁烟，他一到广州，对各国在华商人表了一个态：“若雅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一句话，把林则徐这位爱国的大臣、这位民族英雄坚决禁烟的态度，他的性格和风范，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西斯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引一句希特勒原话：“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法西斯德国疯狂侵略的嚣张气焰便暴露无遗！

第二要短而精，浅而显。如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这短短两句话把削藩的必要性阐述得既深且透，而文字浅显易懂，用字仅22个。如果引用的原话、原文内容虽属要害，而文字艰涩，寓意费解，就不宜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一套历史教材（现行教材）在课文旁边常常专辟方框，恰当地引用古人的原话或古籍上的原文，这是对旧课本的一大改进。

有的教师担心增加原话、原文会增加难度，学生不容易接受，其实，有时候补充古人说过的一句原话，古籍上一句原文，看似增加了难度，实则加浓了时代气息，简化或者概括了教材内容，更加便于学生记忆巩固。如讲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结果时，教师在讲汉军打败匈奴以后，如果补充一句“从此漠南无王庭”，可以唤起学生一串联想：汉军打败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长时间里，匈奴贵族不敢再带兵到蒙古大沙漠以南骚扰，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单于的王庭，西汉北部边郡得到了安定。一句原话，一段原文，一个成语，可以形成一个概念，联想一串现象，概括一个时代的面貌。这样做，能把时代气息染得浓浓的，把学生历史的兴趣鼓得高高的，学生的求知欲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学生自学历史的能力也将在其中得到相应的提高。

（六）历史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准确而生动的语言使人产生美感，它是点燃学生学习兴趣的火种，絮絮叨叨车轱辘转的罗嗦使人厌烦，它是吹灭学生兴趣的冷风。要使学生学好并且喜欢你教的那门课，语言这个基本功不能不予重视。

历史教师课堂语言的表达技能和表达艺术是可以通过自我训练来提高的。自我训练的方法，我总结了这么几条：第一，要充分掌握史料，不断加深功底。史料是内容，语言是形式。教师功底深厚，掌握的史料丰富了，反映史料内容的语言也就丰富了。语言的准、精和美，要以教师掌握的丰富史料为基础，教师只有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史料，才能判辨真伪，用词精当，恰如其份；才能形象生动，具有文采而又感人心弦；也才能选用恰当的原文原话。

史学理论论文篇8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史学理论论文篇9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与您一起探讨旅游名山形成的历史文化一文，内容一下： 论我国旅游名山形成的历史文化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每当我们登上武当山、庐山等名山，总会被山上寺观的悠悠钟声所吸引，陶醉于身心俱静的氛围中；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寻找高僧名士的足迹，往往会听见他们在名山古寺中的心灵对话。这些名山无疑是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宝库，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古往今来引起过很多学者的兴趣。这些名山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从地理学、历史等角度，就名山形成的渊源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1人文心理背景 在中国，天是被当作一个有形的实在的事物加以崇拜的。据古文献记载，夏代已经“行天之罚”，征伐各方部落，殷商时已称天为“帝”了。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帝王将相到凡夫俗子都把天帝、天神看作是最高的神并对它顶礼膜拜，天空崇拜的另一种具体形式就是太阳崇拜。 中国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就有崇日观念和活动，如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表现人合掌过顶跪拜日环的图画，广西花山岩画中有表现人们欢呼迎日仪礼的图画。在古史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帝王们祭日的描述及祭坛的营造规模。如《尚书•尧》中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文字记载，《礼记•月令》言“立春之日，天资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日于东郊”。 由于太阳升起于东方，光明始于东方，因此古人的观念中有产生了另一个内容：东方崇拜，这一点与山岳崇拜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东方大山崇拜”。如据《尚书》记载，舜时就有五岳之名，泰山为“五岳”之尊，舜“五载一巡狩,禹遵之。”《文献通考》谓“东岳，以其处东，北居寅丑之间，万物始终之地，阴阳交泰之所，为众之所宗主也。”因此历代帝王祭五岳必先祭祀泰山。山岳崇拜的产生有以下原因：一是山峰具有高大雄伟和人们难以接近等神秘性;二是山林中为人们提供丰厚的猎物和其他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为远古乃至阶级社会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因此导致人们赋予山以神灵观念。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与您一起探讨旅游名山形成的历史文化一文，内容一下： 论我国旅游名山形成的历史文化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每当我们登上武当山、庐山等名山，总会被山上寺观的悠悠钟声所吸引，陶醉于身心俱静的氛围中；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寻找高僧名士的足迹，往往会听见他们在名山古寺中的心灵对话。这些名山无疑是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宝库，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古往今来引起过很多学者的兴趣。这些名山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从地理学、历史等角度，就名山形成的渊源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1人文心理背景 在中国，天是被当作一个有形的实在的事物加以崇拜的。据古文献记载，夏代已经“行天之罚”，征伐各方部落，殷商时已称天为“帝”了。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帝王将相到凡夫俗子都把天帝、天神看作是最高的神并对它顶礼膜拜，天空崇拜的另一种具体形式就是太阳崇拜。 中国各民族在原始时代就有崇日观念和活动，如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表现人合掌过顶跪拜日环的图画，广西花山岩画中有表现人们欢呼迎日仪礼的图画。在古史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帝王们祭日的描述及祭坛的营造规模。如《尚书•尧》中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文字记载，《礼记•月令》言“立春之日，天资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日于东郊”。 由于太阳升起于东方，光明始于东方，因此古人的观念中有产生了另一个内容：东方崇拜，这一点与山岳崇拜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东方大山崇拜”。如据《尚书》记载，舜时就有五岳之名，泰山为“五岳”之尊，舜“五载一巡狩

史学理论论文篇10

①本书编委会：《漆侠先生生平简介》，《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侠：《后记》，《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漆侠先生的治史历程大体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步，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因此，总结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必定能丰富和加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乃至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以先生《历史研究法》一书内容为中心，试对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历来史家对其学科问题多有论述。自近代学科分类体系传人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人其中之后，中国史学又焕发出时代的青春，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漆侠先生以其丰富的治史经验，站在时代的潮头，对于史学学科问题具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少新的见解。

关于史学的学科性质，他提出，“历史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内容主要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所以历史科学既是一门基础学科(好多学科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都是从前代历史的积累中脱离历史学科而成为一门又一门的新学科)”；同时，历史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很多”，“因而历史科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①这一认识充分肯定了历史学重要而特殊的学科地位。他还在分析批判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观点的基础上，坚持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的一致性，在主客观历史中，客观历史是第一位的，主观历史的形成受制于客观历史，并有一个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的历史过程。“人们所写的历史是对客观历史的表述、反映，或者说是再现。这种反映和再现，也可能与客观历史不相符合，也可能有些部分符合，有些部分不符合。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代继一代地进行研究，这种反映和再现就会越来越和客观历史相符合，越来越真实。总之，历史要不断重写，这是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断认识深化的结果。”②历史学就是“反映和再现”客观历史并“不断重写”历史的一门学科。乔幼梅先生曾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总结了漆侠先生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观点：

漆侠教授认为，历史科学是对史料(包括文献的和实物的)诠释和运用的一门学问。历史科学建立在客观历史实际的基础之上，因而包括文献和实物在内的各种材料是第一位的；而对史料的诠释和运用则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的正确与否又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观点和方法。③

关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漆侠先生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他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了人同自然关系的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连续发展的，是有规律可循的。“要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就要抉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④他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视作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并看作史学提高学科发展水平、成为真正科学的必要条件。这些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认识。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3、19—20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1—22页。

③漆侠、乔幼梅：《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536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0页。

对于史学的功能，他认为，一方面，历史学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具有提高人类的社会素质和人们的知识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历史学具有鉴戒功能，可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历史学也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可对人们进行方方面面的教育。“历史学的伟大功能之一，是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屹立世界的一个伟大民族，中国深厚的传统的历史教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①在史学的诸多功能中，漆侠先生对于史学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漆侠先生不仅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认为历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具有密切关系。历史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各社会科学学科可以相互促进。他曾说：“哲学对人们思想方法的训练很有好处”，“研究历史，一定要多读点哲学”，哲学可以“锻炼思维方法，使一些哲理能融会于史学著作中，提高史学著作的思想性”；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础，不懂政治经济学就很难搞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搞历史研究，应该重视从文学著作中挖掘有用材料”。此外，年代学、目录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等，都属于与历史学关系极其密切的相关学科。②在指导研究生读书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③

二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的客观存在。历者，往也；史者，事也。历史工作者不可能走回历史中去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漆侠先生十分重视史料问题，认为“史料是历史的遗迹，是历史实际的残骸的反映，是当时的缩影”；“历史科学是建立在反映历史实际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史料对历史科学来说是第一位的、至关重要的”。④他认为史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献资料，提出“所有的文献资料记载都可谓之史料”，二是历史文物资料，包括各类古器物、石碑，等等。他还专门强调了“无意的史料”问题，“不经意的史料，大抵是非史官的记载，并且是无意记载了的有关史事，但其史料价值却很高。”他进而指出“在这种无意的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包括诗词赋曲戏剧在内)”。⑤对此，漆侠先生分析了文学作品具有史料价值的深刻原因：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5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8—29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269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0页。

⑤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3页。

“存在决定意识”。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是径情直道地而是曲折地反映它所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即社会经济制度，但这种反映却往往是逼真的、确凿的，尤其是经过筛选、取舍后，就更加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艺作品既反映社会，就必然要接触到社会的两个对立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而人们能从这种反映中理解和认识到当时社会真面目，从而取得大量的好的材料。①

漆侠先生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和新问题的探索。但又同时指出历史研究仅仅依赖新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即使有计划的发掘，也很难说一定会从中找出相应的材料。所以，任何一位历史的学习者或者研究者，决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都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要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极为重要。”②

他还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工作，将尽最大努力搜集最大限度的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将使用材料多多益善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初步要求。“大量占有材料，详细占有材料，详指的是面广，细指的是不放过任何较小情节的材料。”③史料搜集可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可依靠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获取资料。搜集材料要在确定的研究范围内有的放矢地进行。对于材料，不仅要广泛占有，更要有所选择。“不仅要详细占有材料，大量占有材料，而且要选择典型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材料，这种典型材料最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这种材料的选择，就必须是包含你的观点、你的方法和你的识见的，不可等闲视之。”④选取典型性材料是史料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研究中，为了保证所用史料的真实可靠，使其结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还应重视对于材料的分析和审查。漆侠先生将材料的分析和审查分为两类，并提出了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材料的批判和审查，基本上可分作两类：一是对材料外形的批判和审查，二是对材料内涵的解剖和分析。既使材料的外形确定，又使材料的内在实质得以明确，而后才可以谈到著述立说。前者——对材料外形的批判审查固属不易，而后者——对材料实质的剖析则尤难，然而这工作再难也必须去做。⑤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3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38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2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3页。

⑤漆侠：《历史研究法》，第46页。

在对材料内涵的分析、审查中，他指出还应注意到两种倾向：“一是认为材料是实学，而理论是空的，唯材料主义，‘史料即史学’，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认为懂得几个万古不变的教条，就可解决一切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理论必须与材料结合，理论统帅材料”。①

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个“器”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漆侠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历史学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作为研究对象，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具有各种层次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从通常使用的方法看，大约有考据方法、比较方法、统计计量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近十多年来人们还引进了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五花八门，炫人耳目。尽管研究方法是如此之多，研究方法的效用也很不一样，却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

漆侠先生业师邓广铭先生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一些史学研究方法，作为不同层次的史学方法看待。③漆侠先生则明确提出并阐释了史学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视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的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看，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最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从具体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既包括唯物主义，也包括辩证法。唯物主义一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一块钢板铸成的，互相包蕴的(或者说互相涵蕴的)，永不可分的。”④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包括了诸如阶级分析方法在内的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广泛的加以运用。漆侠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充满着各种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只有牢牢地把握阶级划分的事实作为基本指导线索，才能揭示历史的规律”。⑤在历史研究当中，阶级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历史人物等诸多领域。对于阶级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范围和应用时效问题，漆侠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法，把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给以清晰地划分出来。因而不应当把阶级分析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52页。

②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邓广铭先生曾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据邓先生讲：“到1958年的教育革命期内，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为批判我的学术思想，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绝大部分是以我所提出的治史的四把钥匙作为批判对象的。有的大字报上还突出地画了一把金黄色的钥匙，用以象征马列主义，并向我质问道：为什么竟把这一把最灵验的钥匙撇开不谈?当时我心想，倘若我真地把马列主义降低到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诸门类同等的水平，那岂不将构成更严重的罪状吗?”参见《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90页。

⑤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法当作局限于阶级社会才能使用的方法。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进入大同社会，这个方法也不至于废而不用，因为分析在它以前的社会形态时毕竟还需要使用。”①

辩证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重要方法。对此，漆侠先生作过专门的分析论述：辩证的分析方法就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包括了对立统一、质量转化、否定之否定等三种法则；运用辩证法分析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时，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②“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进行考察分析；历史研究中，在坚持辩证分析方法的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在辩证分析历史问题时，要贯彻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分析，细化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分析方法的认识。辩证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是漆侠先生长期重视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尤其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坚持和探索。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史学界“片面反封建”的倾向，漆侠先生发表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新建设》1953年第7期)、《关于中国古代中世史封建社会部分的分期分段问题》(《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等文，前者被认为是当时“史学界深入、全面地批评‘片面反封建’倾向的代表作”。④

考据方法作为史学学科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方法。对此，中西史学都形成了悠久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司马迁为了尽可能扩大史料的来源，采取了调查访问的方法。⑤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中国史学形成了大量的考据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考据方法的范本，而且为其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漆侠先生指出了对待乾嘉考据学的正确态度与方法：

对清代考据学，后人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因为考据方法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的组成部分，应当读他们的书，核对他们是正于原书的地方，由此来掌握他们的考据方法。但应当认识到，这种考据方法，只是点，不是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从个别的细微之处窥探史学，而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取得对史学的系统知识和对史学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乾嘉之学要继承，要发扬，但绝不能倒退到乾嘉考据之学的老路上去。⑥

他还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受到了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和乾嘉学派的重大影响。“历史语言学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的结合，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直到解放之前，居于中国史学的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个系统。”⑦中国近代考据学派重视史料及史料的搜集，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辨析，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94页。

②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③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④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⑤漆侠：《司马迁的调查访问方法——读<史记>札记之一》，《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漆侠：《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⑦漆侠：《论历史研究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漆侠先生通过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通常说，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必须以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前提。”①从这一点来看，考据方法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他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这一史学理论概念。他以研治甲骨文的所谓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为例，认为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是因为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考据研究的结果。以此认识为基础，漆侠先生进而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构想：

就考据的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容许有所不同，但就考订资料中的一字一义、年代、地点、职官制度等等，此前的考据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则是一致的、无任何差异的。就两者的关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辨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②

四

历史学科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历史研究者群体的学术素质。漆侠先生对此问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果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然而泥沙俱下，低劣论著数量巨大，够得上所谓的“传世之文”则少得可怜。究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科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偏低。③为此，他呼吁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提高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以推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作为历史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应有的才、学、识。对此，漆侠先生倡导历史研究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特别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用以推动历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他曾明确指出，历史研究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把历史的研究推进到科学的领域。研究有无成果，以及成果的大小，决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同，对材料的发掘和取舍也就不同；掌握同等的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较高的人就能做出较好的成绩”。④因此，历史研究者在阅读材料书时，丝毫不能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①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漆侠：《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探知集》。

③漆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河北学刊》1999年第5期。

④漆侠：《宋史学习漫谈》，《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以适应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并进一步推动历史学科的向前发展，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漆侠先生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适当注意如下几个方面，是提高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在考察学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选择好历史研究的方向。“学术道路既经选定，不仅要刻苦学习，而且要坚持，要持之以恒，要毫不动摇。”①对于历史研究，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学术上真正作出贡献。二是要加强基本功。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两个部分。专业知识上，要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至于基本理论，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基本理论一定要扎实”。②三是要处理好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博为基础，由博返约，博约结合，形成结论。四是要处理好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专才不易，但通才与专才相比更为不易。专才未必是通才，通才必定建在专才基础上。”③认为通才的培养以专才的培养为基础。五是要掌握—定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贯彻于历史研究当中。“虽有万贯散钱，但无一绳串之，终难成‘贯’，所以要有所建树，就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道。”④

漆侠先生还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主体的“史德”问题，他指出：“尽管研究历史极其清苦，但历史科学要求于研究工作者的却极其严格，即：不仅要具备才、学、识，而且还要具备史德。这个‘德’，不仅仅是一般所谓的职业道德，而是这种职业道德升华了的维护历史科学的那种献身精神。”⑤历史研究以“求真”为要务，要求研究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真正有志于搞学问的人，要树立一个崇高的理想：为追求真理，为献身于史学而作不懈的努力。”⑥史学工作者只有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史学研究，才能有望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只有献身于历史研究的伟大事业，才能使史学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五

漆侠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点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王曾瑜先生认为，漆侠先生“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地运用到自己的立身行事，运用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完全可以说，漆侠先生的治史成就，是与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串在他治史的全过程中。”他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⑦《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著作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历史

①漆侠：《历史研究法》，第7页。

②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0页。

③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1页。

④漆侠：《历史研究法》，第12页。

⑤漆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河北学刊》1999年第5期。

⑥漆侠：《历史研究法》，第7页。

⑦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研究而完成的史学典范之作。①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理论创见，是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坚持和发展的体现。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一身份，漆侠先生本人也是十分认同的。他曾说过：“近年有同志说我是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我的实际情况。”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漆侠先生始终重视和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还提出要坚持学习、反复学习马列著作，“要读马列哲学著作，一些重要篇章要精读，反复读，如《实践论》、《矛盾论》，我就读了不下百八十遍”。③漆侠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和育人。④他告诫青年学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建树也深深体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如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历史研究要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认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为依据的。又如强调对于史料的批判审查也是以恩格斯的观点为根据的，恩格斯指出，相关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⑤再如主张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可以这样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始终坚持是漆侠先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漆侠先生是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撰写出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推进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积极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从而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时至今日，在百花齐放、学术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历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趋势，以漆侠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不但是不可置疑的，而且也必将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特点，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而永葆其青春活力!

①刘永佶：《自缘身在最高层——悼老友漆侠先生》，《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王晓薇：《凝晚年心血炼宋学巨制——读漆侠先生遗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②李华瑞：《漆侠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史学理论论文篇11

新时期以来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但就不见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比当代小说、当代新诗史、当代散文史难写得多：一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政治的联系比创作更为紧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难把握；二是评论对象大都健在，说好说坏都难以使人满意。当然，评论者不一定都要让评论对象满意，但有些评论对象身居高位，掌握着名目繁多的文学资源和话语权，谁也得罪不起。故有些聪明的评论家，做当代文论史（一般附属在当代文学史）时一般尽量拣好处说。不在评论中心的古远清与这些论者不同。他不顾忌别人的议论，硬是一人独立完成了70万余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文论史之所以难写，还在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当论批评“无史”，因当代文论史被政治史所遮蔽；另方面，也没有杰出的理论批评大家及经典性的论著。古远清的写作在于说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有史。他认为：且不说新时期，仅“十七年”就有胡风这样的批评大家，还有朱光潜等人的经典性批评著作。到了新时期，经过文学观念的大变革，批评的主体性被进一步确认，批评自身的历史也不再被社会史和运动史所掩盖。这一事实均要求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应像创作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研究，将中国当代文论史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还有人认为凡文学现象必须经过时间筛选才能写史，这是片面的。时间的筛选固然是最公正的，可文学史的整理与确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且应看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写文学史，古远清是主张私家治史的，这样观点和文笔容易得到统一，不必为贯彻领导或主编意图，将个人见解消融掉。对当代文论史的撰写，古氏还有一个“偏见”：最好不由圈中人执笔。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以古远清来说，假如他是北京的评论家，与书中写的批评家私交甚笃，那下起笔来就难免瞻前顾后：或为贤者讳，或摆平方方面面，乃至把有一定知名度属可写或不可写的同事、同窗尽量夹带进去。好在古氏远离中心，所评对象大都缘悭一面，且不在有中文系的名牌大学任教，因而写起来人情因素较少。当然，不在漩涡中心便容易不知情，有些地方写起来难免会“隔”。何况，个人撰写不能集思广益，有些古氏不太熟悉的领域，亦不可能想像“编写组”那样请专家写得深入，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不是一本理想的”文论史的一个原因。

这部突破体例化和集团式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首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当代文论史专著，以宏阔的背景和冷静而具体的描述，再现了中国从1949年7月到1989年底大陆地区文学理论批评大潮那壮阔的景观、神奇的变幻乃至微妙的涟漪。那死水微澜，那汹涌波涛，都反映在此书的评论旋律里。

史学理论论文篇12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史学理论论文篇13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