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论文实用13篇

口述历史论文篇1

一、影像与口述：史观变迁下的栏目创新

对于历史的呈现，主要有书写史与口述史两种方式。书写史由历史学家撰写，偏向上层或官方的记述，“往往抱有惩恶扬善、经世致用的目的，希望通过历史的书写来论证现任政权、政策的正统性、正确性”，（周新国，2005：121）带有“帝王史”、“政治史”、“精英史”的特色。口述史则更多地来自于民众本身，由活着的人的记忆构成，以感知来认识历史及其现实线索，偏重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为历史文本提供丰富的细节。尽管人类以口耳相传记事的历史，远远长于其“有史以来”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口述史仅仅作为拓展、补充书写史的方法来提倡，是书写史的附属品。一直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将其作为促使历史研究范式更新的新观念来主张，口述历史渐渐成为与大众亲密接触的显学。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首次提出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概念，主张“以影视的方法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HaydenWhite，1988）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口述史的蓬勃发展共同打破了“读”历史、“写”历史的传统研究模式，成为发现“新历史”的新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影视文本的创作，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成为影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新史观”主张以个人命运来折射社会历史，认为“能保持下去的惟一具体的历史，永远是那种基于个人叙述的历史”，（哈拉尔德•韦尔策，2007：24-25）“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郭于华，2008）因此，无论是影像史学还是口述历史都致力于寻找个人经历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的联系，希望透过微观的经验材料去展示宏观的社会历史，这为电视历史栏目的创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我国以往的历史影像，尤其是涉及历史伟人或重大事件的文献记录片，创作者大多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长期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为保证影片的精确性，偏重对文献的考证，堆砌文字材料，再辅以相应的影像资料，以专家口吻就事论事的进行静态阐述。可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味方式正在逐渐改变，在感受过庄严宏大的叙事后，转而欢迎扎扎实实的个案梳理，从小角度切入、感受以往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历史。（胡永芳，2006）在新史观的启发下，影像工作者开始在历史题材中突出“人的主题”，体现历史的人文关怀，大胆的将历史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放在历史影像五种基本镜头画面（有关历史的影像资料、有关历史的文献资料、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活动的遗址与环境、专家学者的访谈评价）中最突出的位置。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只有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心世界才能理解历史的主要部分。中央电视台《见证•亲历》栏目曾制作了十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节目，第十集《生于一九七八》便是由五个生于1978年的年轻人讲述自己这三十年来的成长经历，透过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来展现特定群体的生活史、价值观及文化心态，继而挖掘个体生命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的相互关系。借此，“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李泽厚，2008：30）的史学观点得到验证。

其次，表现个体故事时采取第一人称的自述而非第三人称的代述，则是口述历史的最大特色。在它看来，要还原历史更真实、更丰富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仰仗人们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见证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只有他本人才有资格说的真实经历，这种独特身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强烈的真实效果。因为“我”不只是一个方便的叙述角度，而且是一个对经验真实的承诺和宣称。写历史可以是替别人记叙，作见证却不能由别人代言。“我”给公众提供的史实，是非常个人的、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的微观史实。（徐贲，2008）

口述历史对亲历者、见证者身份的强调，与电视传播的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电视传播的直观性、形象性决定了影像表现的历史中，人证、物证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字记述。即使拥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倘若无法找到与其相应的影像、人物和事件遗迹，书面的历史也很难适合于电视媒体的表现。因此，在历史类电视栏目中，能否找到恰当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是否愿意出镜接受采访，有无历史物证和影像资料，往往决定某一段落甚至全片的可信性、可看度。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的制作人张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创作心态，“即使每一个人的叙述总会有意无意地掩盖些什么，回避些什么，甚至虚构些什么，我们不考证他的话是否属实，只要他是事件的亲历当事人，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就足够了。”（郭宇宽，2005）就影像传播中的口述历史而言，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已足以引发观众的兴趣。

再次，与传统史学研究强调史料的客观性、精确性、严肃性不同，新史观承认历史应有其感性的一面，诸多形式化的限制会使历史脱离真实语境，失去特定时空的生活气息，而影像与口述的结合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通过见证者对历史场景及自身感受的描述，让人们得以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重构出生动的历史画面。新的史学主张为历史类电视栏目的故事化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如今电视节目面临着越来越故事化、内心化、传奇化的趋势。故事性的强弱和节目收视率几乎是成正比的关系，会不会讲故事、有没有传奇性情节，是节目成功的关键。历史类节目若要在栏目竞争中脱颖而出，便不能继续以往“解说+画面”的制作方式，引入口述历史的模式成为栏目创新的必然之举。亲历者/见证者“口述”中大量口语的使用以及讲述者自我展示的需要，使得口述内容常常带有夸张、荒诞、趣味、情节化等故事化特征，这为影像传播带来了故事化、传奇化、情感化的艺术效果。口述者往往以“说来话长”、“很久、很久之前”之类的句式开始，在叙述过程中，抽象的概念被转为具体现象的表达，有矛盾的冲突，也有情绪的起伏，以此构成一个个精彩生动的故事。

故事的讲述过程也是抒感的过程，口述的形式同时也为记录情境的塑造提供了颇具感染力的情感性画面。在口述历史类节目中，片子从人的视觉经验出发，通过捕捉、放大叙述者的细节行为，记录与话语叙述同步进行的动作，还有画面色调的变化、光线的处理以及不同景别的合理搭配，不仅使得局限空间内的画面视觉层次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丰富了视觉效果，并且让观众感觉到似乎不是在看电视或其他的电子媒介，而是在与叙述者面对面，听他/她像一位朋友或长辈似的向自己讲述已经尘封多年的往事。叙述者和观众之间所形成的对话关系、画面中口述时刻的情感流露，声音元素所发挥的独特魅力能调动观众的伦理感情，唤起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口述片段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立体的认识。这些都顺应了电视节目“好看、好听”的内在要求。

尽管历史见证人的这种个人化、故事化表达揭开了一些历史中曾经被忽略、被遗忘甚至被有意遮蔽的隐秘地带，也使许多细节还原和凸显出来，但是既然是个人叙事，便有它一隅之见的局限性。因此，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叙事往往陷入了另一个悖论，历史的严肃性被个体随意性和盲目性取代，历史的整体性也被零散的个体性所模糊。

二、口述历史：个人化的叙事与表演

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历史类节目通过人物专访，将一段历史几乎完全是由个人的语言来传达。这让我们听到了他们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特殊经历，他们对自己体验的解释，对当时事件的理解或不理解，让我们更好地懂得了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个人化叙事使得历史因为个体生存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的丰富。但叙述中往往有对已知历史内容的简单重复，有对主要叙述空隙的填补，也有个人的猜测，甚至有道听途说或主观愿望。这就表明，一旦时过境迁，即使是亲历者的记忆也不免夹带了主观臆断的成分，历史以其虚构性的想象和带有叙述者主观性体验的面貌出现，与史实本身已有距离。从其叙述的历史表象来看，倒很符合卡尔•波普尔所说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朱立元，1997：39）史实的不可靠传达，与个人化叙述与生俱来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分不开。

在这类访谈节目中，个人以语言来描述记忆。实际经历往往零乱、复杂和不明晰，而“讲述”或“叙述”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访谈者在述说经验的过程中，会将复杂经验改变为可以述说，并在时间序列与因果关系上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有时会前后颠倒、有时省略自以为不重要的部分，突出对个人有意义或有利的地方，或者填补空白或模糊之处。更常见的情况是把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交换。这样做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故意的。（杨祥银，2004：162）

“无意识”，源于受访人不可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来观察、描述该事。每个亲历者对历史的体验与记忆都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每个人的记忆也只是拘囿于自我的个体选择与遗忘，因此每个人的真实记忆中都带有本能衍射的混沌与错乱，他对事实的理解可能是不准确的，其价值判断可能有一定的歪曲性。

“有意识”，一方面是因为叙述者的表达与他的自我认同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叙述者讲述话语中所蕴含的意义体系提供了他自我认同的框架，个体通过讲故事，使自己的经历变得有意义，获得一种认同感，一种身份。他甚至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由于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人们总是在利用文化为自己的存在进行注解，同样，也在利用过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当文化不断地把历史推到人类的视野中的同时，人们似乎也采用相同的策略来处理历史的问题，那就是把过去当作一种记忆，当作一种有利于当下存在的记忆。在口述历史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解释过去，把过去的事情当作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加以谈论。当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为现存的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利用各种手段来遗忘过去。根据现在的需要来选择过去正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这是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和在这本能基础上的文化策略。所以，进入记忆的历史总是要和现实相联系，并且也只有被赋予了现实的意义之后才成为活生生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有了落脚点。（张伟明，2005）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不管受访者想怎样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可是由于受访者在口述历史访谈中的主角地位，使得这种叙述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摄影机的在场，观众的想象性关系更是增加了其表演的欲望。对于一位一生经历有“历史价值”的受访者而言，他（她）们经常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知道自己为何受访），或采访者已说明他或她的期望。或者，他（她）们揣测访问者的社会角色与态度。如此，“过去”常被选择性重建（混合本身记忆，以及与他人共同建立的记忆），来使某种现实状况合理化，或解释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系，并同时满足访问者的需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口述历史中，“历史叙事是词语的构造，其内容既可以说是发现的，也可以说是创作的，而其形式与其说是与科学的共性多，不如说是与文学的共性多。”（赵世瑜，2003）尽管历史影像中叙述的宗旨已经脱离了所谓史实的真实性范畴而转向了语言的叙述性游戏，如何理解和思考历史只是口述者个性化感悟历史的自然结果；但是对电视而言，不可靠的记忆并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有利的资源，它使得历史与故事、真实与想象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与融合。因为与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复原历史，揭示历史真相”的目的不同，历史影像的制作人构建历史陈述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是出于艺术和伦理考虑，历史的真伪已无关紧要。这便是大众传播中历史建构的悖论：历史要求真相，媒介则需要效果。历史的严肃性渐渐让步于传播的娱乐性需求，收视率的要求使其口述历史成为一种表演。

此外，我们不仅要看到个体视角及认知的局限性对于历史客观性的妨碍，同时也应考虑社会语境及媒体生产对于历史再现的制约。控制个人记忆与忘却的机制是什么？口述类历史节目所描述的历史叙事到底是对个人意义的彰显还是排除与遮蔽？

三、历史生产：集体记忆的复现与重构

尽管深知“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2-83）但康纳顿仍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保罗•康纳顿，2000：3）为此，记忆有了延续和传承的内在诉求。而实现这一诉求，保持记忆的完整鲜活，惟一可能的方式是记忆的不断复现。复现总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方式和载体的，在信息社会中，电视传媒成为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依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和描述，还是对过去的重构。所以，任何历史题材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的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那么，电视是否在某种社会意义的掌控下，定义何者是“当代或过去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定义“谁是知道过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们诠释过去的权力？借着这样的口述历史采访所得资料，仍然为男性、主要族群、知识阶层、政治权力掌控者所认知的过去，以合理化某种社会现实？（王明珂，1996）针对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我们可以从个人记忆的当下性以及节目制作的现实需求两个方面来探讨节目对历史的重构。

首先，在口述历史类的节目中，受访者的讲述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在此，被访问者具有双重身份：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与历史文本的阅读者。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的角色，被访问者更接近于历史对象的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历史文本的“行动作者”，它可以对历史对象的解释进行发挥，渗透他的主体意识。同时，被访问者却还具有另外一种角色——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在口述采访中，被访问者更大程度上担任和表现的是其作为历史文本阅读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成分并不是分开的，它们同存于被访者个体之中。阅读者角色常常在影响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角色的正常发挥，因为阅读者身处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必然受其影响，显示出讲述的时代性。（陈旭清，2006）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中，讲述人杨麟表现了以往历史记载中“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大流氓”杜月笙“精通做人之道、有着一身的侠气和一颗鲜明的爱国心”的一面，这与当前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解读的社会文化倾向是分不开的。因此，虽然被访问者对于历史对象的讲述是个人化的，但不是无限开放的，而是存在集体记忆、社会语境的制约。个人“自我的叙事离不开自我所属的地方文化体系，该体系内的解释实践自然会对自我的叙事产生影响。”（诺曼•K•邓金，2004：67）正如保罗•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的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约翰•托什，1987）

其次，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无论是选题还是嘉宾的选择都无不体现出当前政治现实的需要。在英美等国，口述历史主要被作为一种打破传统史料来源局限的有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诸如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等研究领域，人们希望历史研究从此可以避免单一政治史研究的弊端，关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其最有意义和可行性的选题，几乎都是忠于时代的要求的。那些“在地方上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并乐于言说的话题，处于集体记忆的高密度区域”（陈旭清，2006）的热点问题被反复提及，如抗战访谈中关于艰苦、战斗的诉说，时代关于政治斗争、知青生活的讲述，以及政治领袖、英雄人物的生平往事。而那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由于其自然、平淡、习以为常而往往为人们所不屑一提。

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许多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70-94）由此出发，能够加强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常常被人们所强调，而那些与群体凝聚无关的、或者是不利于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则往往容易被群体所忽略、扭曲，甚至刻意遗忘。任何社会群体的历史都是该人群共同体对特定历史情境作出选择性记忆与叙述的结果，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特定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群体利益需求。当外在的利益环境发生变迁时，群体通常会重新调整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并且不断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叙述，以激发起群体新的认同和凝聚。（王明珂，2006：24-33）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于2008年10月18日制作了一期《通海大地震揭秘》的节目，讲述了1970年发生在云南通海的地震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消息被封锁、被隐瞒的往事，该事件让人们联想起发生在2008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与历史类似事件的对比，让人们对当前政府的信息公开政策、执政能力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认同。正所谓“世界上其实本来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异。”（葛兆光，2001）

此外，口述历史还主张，要“自下而上”的研究历史，历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再是充斥以往历史著作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等上层精英，而是普通的民众及其经验与情感。在口述史学家看来，“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陆象淦，1988：220-225）只有大量引进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才能够充分认识民众的历史作用。保罗•汤普逊评价其“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保尔•汤普逊，2000：6）

口述历史论文篇2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9]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鹘淌俊芬皇橛杀本笱С霭嫔绯霭妫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大学，2008.

[2]张广智，陈垣.口述史学[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3]罗小红.落叶归根：台湾老兵口述史个案研究[D].中南大学，2010.

[4]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90.

[5]唐德刚.传记文学45卷[M].传记文学社，1984.

[6]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7]J・福克斯、黄育馥.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J]. 国外社会科学，1981，（1）.

[8]箐舜.口碑史学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1986，（8）.

[9]姚力.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N].北京日报， 2010-01-04.

口述历史论文篇3

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学门类，口述史学近年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史学界都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述史学，并且有相当多的组织和个人开展了大量的口述实践。虽然相对于无穷复杂的历史来说，这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对于口述史学的发展来说，确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口述方法在历史书写中的应用由来已久。在中国，司马迁当年写《史记》，就曾搜集了大量的见闻。在西方，修昔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阐述他写史的原则时道：“我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1]。1948年，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独树一帜地设立了口述科研项目，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历史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从此，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诞生了。

一、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最早从事现代意义上口述史学研究的是唐德刚先生。“195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研究部试办成立”，作为口述历史研究部的一员，唐德刚先生先后访问了胡适和李宗仁，并写成《胡适口述自传》与《李宗仁回忆录》，也由此奠定了在中国口述史学界的地位。中国的口述史学（本文主要指大陆的口述史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笔者认为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是比较合适的。

第一个阶段（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国的口述历史发展情况与当时重政治、重革命、重阶级斗争的政治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口述资料的搜集，比如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集中于“新四史”材料的整理，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2]。这一时期中国口述史学的代表作品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很明显这一时期中国口述史学的研究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革命特点。我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谁也没有办法脱离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同样的，有人类社会就必然有政治活动，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学术研究，从某种程度上也不可能脱离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而与世隔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还保存了当时的话语系统与言说方式，这本身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所谓的历史真实不仅包括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更大程度上还应该包括存在过的深层历史意识结构。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分期许多研究者在文章中已经提出过探讨，比如王艳勤在《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中把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分为三阶段，分别是：1950年―20世纪70年代，即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研究阶段；1978年―20世纪80年代，即由政治取向转向文化取向；1990年至今，由精英走向大众。第一阶段和笔者的设想十分一致，但是作者把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口述史学发展又分为两个阶段，主要是认为这当中产生了两个新的转向：一个是文化史转向，开始以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为研究主题；一个是大众化转向，从英雄人物向大众化人物转变。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阶段应该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王艳勤在文中指出的这两种趋势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人们的思想、生活观念等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而带动了中国口述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所谓的文化史转向、大众化转向它们基本是互相重叠、紧密裹扎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口述史学发展的壮丽的图景。那些文化精英的口述历史作品，比如《跋涉者：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这种从政治主题的转变，其本身就是一种由精英而大众的一种过渡。

相比于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截然分为几段，笔者更愿意接受中国口述史学中存在着几条主线，而其本身是一个并进发展的自然过程。纵观口述历史这些年的作品，主要的作品形式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猎奇类、专题类、名人回忆类。猎奇类口述史学的作品，主要是基于人们的好奇心理，通过口述历史去发掘一些奇闻轶事，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通常这类作品也是商业化的口述史学作品最容易畅销的一种形式。比如权延赤通过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采访，先后出版了《走向神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走下神坛的》、《红墙内外――生活实录》等多部作品……名人回忆类的作品，主要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和一些名人所作的回忆性的文本，比如《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的《历史的回顾》、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与回顾》……专题类，这也是目前口述史学研究领域用得最多也是各种内容交叉最复杂的一个类型。专题类口述史学作品既包括重大政治事件，也包括一些典型或非典型的群体，还可以包括某一个村落的历史口述。所以，专题类的口述史学作品呈现出一种涵盖面广、涉及点多的特点。

二、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现状

口述史学虽说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这些年的发展确实非常喜人，口述历史已经越来越为人们关注，也已经大量地运用到实践当中。但是，成绩的背后存在着隐患，繁荣的下面隐藏着危险。

（一）大家与当代中国口述历史书写的繁荣

中国口述史学界目前的从业者来自各行各业、五花八门，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中的号召已经实现。的确，看看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口述历史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目不暇接，俨然一派繁荣景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创造的大量口述历史著作，对于历史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抢救性地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蔡彻的《黄药眠口述自传》、许福芦《舒芜口述自传》、刘延民《文强口述自传》等，①还有诸如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通过一个个知青鲜活的个人经历，从另外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社会的图景，以小见大地表现历史，“而历史的真正精彩之处就在细节之中”[4]。口述史写作的过程当中，大量地搜集了来自民间和地方的素材，记录下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甚至是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经历。如：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陈文的《吃饭长大》、谢朝平的《大迁徙》、定宜庄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尔冬强的《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林林总总，口述史中的作品无不是为史料的保存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口述历史让历史变得更加生动。保尔・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说：“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口述史让人民自己回忆、发掘、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故事当中包含着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比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5]，本文作者试图通过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展现出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为我们呈现出受访者心中那个时代的特点，书中充满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史料，有很多是地方史料没有也不可能涉及的内容。正是因为口述历史着重从个人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体会历史，才会有这么多人参加到口述历史研究的大潮中来，这是随着时展人们主体意识觉醒的必然。唯其如此，“口述历史让曾经的历史变得鲜活，也让干巴巴的历史充满了原生态生活的质感”[6]。

第三，口述历史的发展为历史建构出一幅更加立体化的图像。通过大家对口述历史的挖掘，产生了很多文献资料中没有的素材，从而为我们认识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更多的角度。通过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的双重关照，大大地提高了人们探索历史的空间，拉近了人们与真相的距离。口述者“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深入回忆和详细陈述，而找到自我回归之路，并由此重新界定自我，重新设计其未来生活”[7]。

（二）“大家”与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的不足

然而，大家都在做口述史的繁荣景象背后，遮盖不住的是我们目前口述史学的“虚假繁荣”问题，也即秦汉先生提出的“口述史学泡沫化”问题，口述史学存在空心化的危险。笔者以为，中国口述史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口述史学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史学研究系统内部，而主要是来自学术界之外。其中口述历史作品商业化利润的驱动为其一，政府部门出于政治考量而出资做的党史类或其他课题类为其二。因为商业化的原因，口述历史的作者就必然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读者的兴趣，所以导致了大量猎奇类，甚至是毫无科学根据的猎奇类口述史学的作品充斥于市场上，大大地降低了口述史学的品位与档次，也对口述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比如在《叫声父亲太沉重》中，作者为了紧紧抓住读者的眼球，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竟以女儿的身份来虚构一段口述回忆，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谎言最后被拆穿，但是如果长此以往，还会有谁相信口述历史的作品？这与玄幻小说类的胡编乱造又有什么不同呢？还有一个口述史学的重要投入部门就是政府的党史部门，这些口述采访中胡编乱造的情况倒是少见，但是群体局限于党政干部、典型人物，还有就是受访者出于自身特殊政治身份的情况，而在访谈过程中有所保留等，这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二，大家主要精力集中于口述历史书写，而从事严肃的口述史学研究的“大家”则寥寥无几。很多人认为口述历史是实践性很强的历史学门类，所以就要决绝地“甩开膀子”，而不管也不顾理论研究者们的“喊破嗓子”。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不久的将来，中国口述史学的实际情况将不是口述材料太少，而是太多，多到我们都整理不过来。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些材料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可信度究竟在哪里？保存史料当然应该成为口述史学的题中之意，但是如果口述史学仅仅停留在保存史料的阶段，甚至保存的还是不合格的史料，那也将是历史学自身的一大悲哀。所以迫切要求加强口述史学理论的研究，但是国内这方面的著作实在是寥若辰星，有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被誉为是“第一部中国口述史学理论著作”[8]。但是无法回避的是，这本书中关于口述史学的理论也只是提到而已，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探讨清楚。萦绕口述史学始终的是关于口述史学真实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口述史学中存在一个“间距”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口述史学理论提出有益的探讨。

一是受访者与历史事件之间的间距。口述历史采访属于一种事后采访，而且一般都是时隔多年，这当然对于受访者脱离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而认识历史本身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的间距会不会导致口述者回忆受后来记忆的影响呢？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受访者会不会对一些事件出现遗忘，或者虚构了一些情节呢？这些虚构的情节又从何而来呢？在现实的口述历史采访和后期的资料整理阶段，又该如何去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呢？

二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间距。口述历史的采访者与受访者之前大多是不认识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因为距离从而谨慎，所以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隐藏起很多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使口述者与采访者很熟悉，他们之间还是会存在“间距”，有一些东西对不熟悉的人愿意说，而对于熟悉的人反而不愿意说了。这些在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又该如何去尽量妥善解决呢？

三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间距。目前的口述史学在访谈完之后都会把口述资料整理成文本形式，或者成书出版，或者作为资料保存。在整理者把口述内容事后整理成文本时，作者对于受访者言语的理解与作者自己文本话语的表达之间，这又存在这两层间距。这种间距究竟有多大，究竟从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受访者的认知和对历史认知？文本中又有多少是受访者的意图而多少是作者或者整理者的意识呢？

四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间距。其实自从作者完成了口述材料的整理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本与作者已经脱离开了，用罗兰・巴特的话说“作者已死”。剩下的问题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读者怎样去理解这个文本，又会怎样去诠释这个文本？他的理解与诠释与当初作者的意图差多少？与受访者的意思又相差多少？在以后采用口述材料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又该如何去应对这些问题呢？

第三，理论与实践脱节。中国口述史学本身的系统理论研究存在着不足，但是对于口述史学理论零碎化的探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说是热闹非常。但是，这些零碎化的理论探讨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并没有多少人把它付诸实践。“在口述史学理论表面繁荣的背后，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脱节，各自兴旺”[9]。只有把对于理论的探讨成果，积极地运用到口述史学的实践当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中国口述史学的研究水平。

三、中国口述史学的未来：大家与“大家”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不仅要“甩开膀子”在口述历史采访和书写领域大展拳脚，更迫切地要在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多做思考，多做研究。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营造风风火火的繁荣景象，也离不开对理论和实践都有经验的“大家”来拓展研究门径，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口述史学在广度与深度上齐头并进，为中国口述史学的真正进步与繁荣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史林，2004，（增刊）.

[3]马克思.马克思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钱茂伟.史学通论[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5]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6]路艳霞.口述史：让历史充满原生质感[N].北京日报，2011-12-08.

口述历史论文篇4

1 关于口述史的回望与发展

口述是人类传递经验、传承历史最古老的方式。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的说就是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的一种传承、回归历史的活动。口述史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口述史一方面能够为历史学提供生动的文字描述, 另一方面还能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最主要的就是它推进了史料的搜集，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当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但就整个口述史学界而言，也的确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而记忆是具有不可靠性的。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其次，便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记忆。第三，口述者的记忆受到现实及生活经历的影响，造成口述者个人心理的变化。其次就是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口述历史是一个容易沾惹是非的领域，因为它除了叙述一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对他们的主观评价，而主观评价却渗透着极强的个人好恶。还有一点就是口述历史虽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交际过程，但是它必然涉及对第三者的褒贬性评价，当这种评价一旦公开，免不了要遭到第三者本人或是其子孙后代的抗议，严重的就有可能牵扯到法律诉讼的问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教育口述史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教育口述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接下来的教育口述史研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口述历史论文篇5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5年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一）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二）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三）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四）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史、社区史、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妇女史、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灾难史等，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口述历史论文篇6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2004年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2005年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

口述历史论文篇7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

口述历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11-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56［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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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各种媒体、网络、和图书出版等都出现大量关于口述史方面的节目和书籍等，涌现了一股“口述史热”。在深入追溯这一股热潮背后的领军者时，让人不得不提起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1920——2009年）。作为海外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很多，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但使他蜚声海内外和富有开创性的是他口述史的研究及其著述，其口述史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史》等。大陆史学界很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把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口述史翻译介绍进来了。笔者学识浅薄，谨以此文，欲在唐德刚先生口述史学及其方法论上有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和总结，以就教大方之家。

一、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史之认识

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长期从事着口述历史的实践工作。从他所做口述史对象来划分，其口述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的口述史。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亦云回忆》和《张学良口述史历史》；一类是能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人群。有《战争与爱情》和《桃园县的“下中农”》。

经过多年做中国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实践，唐德刚先生对口述历史涵义也有着自己的阐述，他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诚然，依唐德刚先生的表述，在口述部分之外，口述史家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所得口述资料为凭借，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积极构建口述历史。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他在比较史学的视野下进一步总结了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异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对口述历史的作用，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而且，唐德刚先生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传统史学中探求“口述历史”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他认为《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是我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实例。又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把我国有记录的“口述历史”的源头最早追溯到孔子作《春秋》算起，并且认为《论语》也是由孔子口述、其学生或其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口述史。在西方传统史学中，他认为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希罗多德的作品到《马可•波罗游记》等，都是“口述历史”。在论述口述史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时，身为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他兼容并包，大胆、批判性地吸收我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中有益主张。我国传统史学有“六经皆史”、“文史合一”、“诸史皆文”、“史以文传”等主张；西方史学很早也有“二经皆史”之说（二经为《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史学发展到当代，在西方更涌现了“史学若文学”等主张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浪潮。虽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种种缺点和不足，如强调叙事中的虚构性等，但在历史的叙述中加强文学性是值得借鉴的。在口述史的叙述中，他积极用生动、幽默、诙谐的笔法来写口述史，增强了口述史的可读性，他说：“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之方法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其从事口述史的方法、技巧和

则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学识有限，试着从口述史访谈、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等方面对他的口述史方法做进一步的探求和总结。

（一）在口述访谈方面

一部口述史著作的产生，口述访谈是其至关重要的部分，否则就不能称其成为口述史。唐德刚先生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其形成了自己一套访谈方法与技巧。

首先，在口述访谈的方式上，他采用的是口述史访谈中最为流行的一对一的访谈，即访谈者与受访者一对一的交流。从他目前流行于世的口述著作文本中可以窥见其当时访谈的方式。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有“唐君，你还要我说什么”、《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随处可以见到“我跟你说一个人”、“我跟你讲”等这样的说话方式。从这些口述著作中留下的当时访谈痕迹可以看出其所采用的访谈方式为一对一的访谈。他之所以采用这种访谈方式，这一方面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对他所指派的要求，人员有限，只能一对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受访者有很好的个人情谊，易于一对一的访谈。而且，这种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易于互动交流信息，可以更好地让受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在访谈的技巧上

他所做的口述史都大多是个人生命史的口述史。唐德刚先生由于熟稔中国近现代转型社会的这一段历史，他把所做访谈对象一生的经历，按逻辑结构和时间顺序，划分为若干专题，编成访谈写作大纲，每次访谈都围某一专题的重大事件与受访者进行访谈交流，有的放矢。这种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史中总结得来的。在做胡适口述史时，据他自己记述：“我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找出个有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这些节目有关的资料和情节稍加汇编。‘访问’之时，我就根据这个单子和资料，向胡适发问，或请胡公自动叙述。”从他一生著作中“用功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的访谈技巧中更可以窥见其口述访谈技巧的娴熟。据他自己记述：“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

而且，他口述访谈的技巧还表现在，虽其有很深的史学功底，但他每次访谈前都事先准备详细，而且在访谈中很有技巧性地从旁提示资料，让访谈者能回忆所经历的历史场景，说出自己的故事。据他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的口述访谈时，都先把每次访谈专题的客观背景讲清楚，然后再请受访者讲述自己在这段历史史实中所扮演角色，然后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仅如此，他很善于和受访者在口述访谈之外交谈、交心，聊些“无记录的谈话”，他说：“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这个技巧是他从做胡适、李宗仁口述访谈中得来的，屡试不爽。

（三）在口述史访谈原则上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静静地、认真地倾听受访者的心声，这也是口述访谈中最重要的原则。像李宗仁、胡适、张学良辈等，晚年生活在异乡，英雄坐老，孤寂难以排泄，唐德刚先生对他们所做的口述史，正好是他们排遣苦闷的方式之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唐德刚先生能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很难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也很难写出当代几部寥寥可数的畅销口述名著。据唐德刚先生自己记述，他在做李宗仁口述访谈时，经常“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四）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

唐德刚先生在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撰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总结：

首先，在口述资料的整理、筛选上，他有一条重要的方法，即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相互印证。遇到受访者所述史实不正确时，他都是回头及时整理并把正确的资料加进去，以求符合历史事实。这条重要方法是他多年从事口述史实践、研究的经验之谈。他说，“口述资料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而考证而成的。”他在整理

、筛选李宗仁口述访谈资料实践就是这条方法的最好实践明证。据他自己记述，“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会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他所用的补充资料都是“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报章杂志的记载”，这样就可以“考据出确信无疑的历史背景”，竟而“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部信史”。

其次，在口述史的撰写上，他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在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尽量保持其口述访谈史料的语气和原貌，做到原汁原味的口语化风格但又不失其真实性。从目前他出版发行的口述史著作中不难看出这样的撰写特点。据他自己记述，他在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这样就有利于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和真实性。

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各个受访者的综合素材和实际情况，在口述史的撰写上对各个受访者的口述史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胡适口述史的撰写中，他创设了一种受访者口述和访谈者注释的综合模式。从《胡适口述自传》可以看出，唐德刚先生的注释部分在整部口述史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朱旭晨对唐注总结的那样，“从内容看，这些注释涉及中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的指出正文所提问题的参考书目及出处，有的对各种学术及制度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对胡适及其他人物、事件、观点等进行评论等等，不一而足。”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先生还把他在做其他口述史中所得到的口述证据通过注释的形式补充进去。如，他在撰写胡适口述认为1915年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中国外交部故意泄露于世的这一史实时，他就在注释中征引了他1960年做顾维钧口述史的口述资料以证明这一史实。其撰写中区别对待的例证还有，他在撰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时，是先写中文稿后写英文稿，他说：“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综上所述，从以上总结可以看出，从他对口述史的认识，到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整理、撰写，唐德刚先生都给后世从事口述史实践和研究的工作者留下来宝贵的方法财富。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为当下不断发展的口述史学提供了借鉴的理论与思路模式。总之，作为海外华人学者中从事口述史学的开拓者，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的认识与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和口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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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2］唐德刚．胡适杂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口述历史论文篇9

一本曾经受到市场肯定并荣获部级奖项的口述历史畅销书，却因作者涉嫌抄袭而被乃至最终败诉，这从某一角度反映出口述历史作品的深层问题。那些表面看来属于概念不清带来的混乱，究其实质，乃是口述历史的身份危机问题。

当下口述历史的蓬勃发展并非根植于严谨、切实的学科张力，而主要来自于注意力经济带来的市场效益，是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媒体的强大运作，引导着口述历史表面的“火爆”。这就难免导致口述历史作品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范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

2010年出版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历史》一书也曾引起争论。该书是季羡林先生的口述体自传，以整理者与季先生在10个月住院期间的75次谈话为基础，在季先生去世后14个月得以出版。有学者指出了书中的诸多问题：“通览《大国学》，很难从中发现真正有益于读者的精神营养，多的是无谓闲扯，且暴露如此明显的知识性硬伤和思维欠缺。”《大国学》一书之所以引起争议，除书中的知识性错误以外，也因为其存在名实不符的问题。该书冠名“大国学”，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却是有关季先生私生活的：“首次全面回顾人生经历、求学历程、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首次披露过继叔父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叔父、婶母生活的经历；首次披露在北大任教期间与北大校花妹妹的交往经历”。作为第一本根据季羡林先生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口述历史著作，书中关注季先生的私生活本无过错，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还原口述者形象的饱满、丰富与立体。但将一本与“大国学”的精神格调相去甚远的著作强以为名就不免令人难以接受了，也难怪读者会发出“‘国学’何辜，被其亵渎乃尔”的喟叹。

翻检市面上的数百本口述历史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严谨之作、求实之作少之又少，而速成之作、拼凑之作为数甚多。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说明了学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与口述历史蓬勃的发展活力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当下口述历史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浅层次研究多，深度研究少。研究的薄弱与匮乏，使得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到底什么是口述历史，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在一个新兴领域的奠基阶段，实践工作的广泛开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与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滞后。面对乱相纷呈的实践领域，理论界缺乏以批评的态度、批判的立场加以澄清、鉴别的回应。大众传媒领域的出版者们自然也只能望文生义，各自把握。衡量的尺度就难免以畅销为准绳，以市场为归宿了。少数急于开疆拓土、跑马圈地的作者们为了眼球经济不惜强拉硬拽、牵强附会，共同构筑了口述历史出版市场的失范与乱相。

当然，因为口述历史本身的特殊性，各界有识之士出于抢救史料的急迫感，难免埋头实践，这并无可厚非。笔者呼吁的是，我们不要忘了口述历史的立身之本。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是基于人类在知识观问题上的自我反思及探索，是人们对记录时代轨迹的既有文献史料不满意或不相信的表现，这种不满意及不相信，反映出人类要用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来读史、写史的自觉意识。口述历史所彰显出来的力量，是人类得以在精神领域不断发展的力量，体现了人类对于历史本真及自由王国的向往与追求。口述历史既是一个理解一认识路径，同时更是一种叙述一阐释手段。作为访谈人的倾听者与运用文献史料的学者们相比，他们不仅在借用口述历史手段书写当代史，同时也在参与着当代精神的书写。从这个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从业者不仅选择了一种职业，也同样选择了一种志业，一种义务。特别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口述历史更有可能突破治学方法的身份规约，进入到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框架中。作为投身于此的学者，不应该丧失“学术方向感和目的论”，简单地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谋生工具或职业领地，而应该去谋求更深层次的学术自觉与自省。也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以何立身

口述历史作品虽一时有风起云涌之势，但明眼人也能从其盛中见衰，热中见冷。首先，口述历史仍未纳入主流史学界的生态循环之中。绝大多数学者持观望态势，少数身体力行进行口述历史实践的学者也都各有本职，口述历史只是兼顾而已。其次，真正有分量的口述历史作品屈指可数，可谓凤毛麟角。那么，口述历史如何能突破现有瓶颈，在解决了立身之本的意义危机后搭建起足够稳固的方法论平台，走上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呢？这就牵涉到口述历史以何立身的问题。

首先，口述历史要想发挥其实质性作用，必须要有独立于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之外的新平台。由于口述历史由活人论史，难免涉及一些仍健在的当世人、仍敏感的当世事，有些内容恐怕一时难以公开。如果以公开出版为目的，口述者论及有较强政治性或隐私性的内容时势必有所顾虑，或者当时三缄其口，或者事后要求删改，这显然都有碍于口述历史的求真。如果口述历史作品能够不以出版为目的，这显然为口述者提供了一个相对放松的条件和前提，但对访谈者或研究者来说，却又成为一件不那么轻易就能肯定与接受的选择。现行学术体制需要以公开出版的量化成果作为学术水平高低之衡量标准，如果成果不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不能纳入评价体系，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访谈者和研究者在职称评聘、工资待遇等等各个环节被边缘化，这难免会导致不少学者对口述历史敬而远之，严谨的口述历史作品当然会相应减少。如果能够设立专门机构对不适合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进行收藏、整理，并提供借阅、流通乃至鉴定、评价服务，使得口述历史作品拥有更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展示及评价体系，显然更有利于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

其次，口述历史的从业者们也要珍视口述历史的内在品质，在进行口述历史实践中深入挖掘其独特之处。优秀的口述历史作品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关照，口述历史工作的背后，应是对于某类问题的求解、某些群体的关注，或某些事件的思考。

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之所以成为典范，正如有学者评价的：“以历史证口述，以口述串历史，是唐氏对‘口述历史’最大的贡献”，唐先生有如一位高明的侦探，他借助口述历史俯瞰政局演进、破解历史迷局的功力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口述历史论文篇10

本世纪中叶，在现代历史科学领域，出现了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新兴学科，这就是口述史学。说其“古老”，主要是指口述史学具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这一点与为数众多的其他历史学科相类似；谓其“年轻”，则是指该学科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科学的（与新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将历史研究纳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1998年恰逢口述史学创建50周年。口述史学的问世及发展是现代历史科学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和揭示重大历史事件恰恰也是口述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两个“重大事件”相加，自然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口述研究的基本框架。当然，时至今日，口述史学一词内含的意蕴已远远超出了上述范围。毋宁说，口述史学涉猎的领域甚多，其视角也较为开阔。下文仅就一些基本问题做一番评述。

一、口述史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1、口述研究的起源及其他

口述史学本身所具有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可追溯到远古时期。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虽然口头传说与当代口述史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乃至历史史实。例如，“有诗为证”不仅是中国的国粹，同样也适用于外国的国情——《荷马史诗》中有关特洛伊木马的传说已为现代的考古研究所证实。在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它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

谈及本世纪的口述史学，不能回避上个世纪的口述史研究。19世纪是近代口述史研究发生质的飞跃的时期，在此期间，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对口述研究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科学巨匠。G.埃文斯、J.米歇尔、J.范西那、A.哈利、L.麦考利、H.梅林、比德、伏尔泰、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对口述研究作出过精辟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除此之外，他们还亲自参加社会实践，积极参与口述历史研究，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均引用了生动翔实的口述史料，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生活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L.麦考利也是一位对后世颇具影响的人物，其历史著作《英格兰史（1848—1855）》是当时最畅销的书。学者们普遍认为，民间诗歌、个人回忆等口述凭证的大量引用如实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该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口述史研究自然也不会例外。本世纪上半叶，口述史研究一方面沿袭了19世纪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对于前者可不必赘言，后者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的两大特点。

20世纪初期是现代历史科学内部趋于分化的时期。口述研究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开始向其他领域渗透，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在经济史（包括工业史、农业史）、社会史等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相当活跃。此时的经济史研究处于初始阶段，文献资料十分有限，有关工业发展、劳动生产率、工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更是寥寥无几。鉴于上述情况，历史学家C.斯托姆—克拉克指出，经济史研究必须充分利用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因而成为该领域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在社会史、农业史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在社会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历史资料所无法取代的。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要的学术团体普遍采用口述研究的方法，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本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一改以往的研究模式，纷纷采取走出去的方式，与访谈的对象直接面谈，直接了解某些社会群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口述史料成为他们从事社会研究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可以在其为数众多的社会学著作中得到证实。在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这些社会学家对口述研究的方法极为赞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实践活动，也为口述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2、40年代末至60年代的发展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科学一词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国内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时至今日，这一争论仍在持续。历史学虽然是一门传统的古老学科，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从传统的人文科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一百年后，整合分化的大趋势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旋律，这一趋势到来之日，就是口述史学诞生之时。口述史学的问世及发展，显然顺应了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创建于1948年，国际史学界对此不存在异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早在1938年，口述史学的创始人A.内文斯教授就发表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主张开展历史的口述研究。10年之后，即1948年，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独树一帜地设立了口述科研项目，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从此，口述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在50年展缓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该学科的发展仍处于筹建阶段，另一方面，音像技术尚未普及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缘由。从1960年至1966年，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除此之外，最初成立的组织还有新英格兰历史学会、中大西洋地区口述历史协会、印第安纳口述历史协会等。60年代初期，许多口述史专著开始面世，如W.鲍姆的《地方史学界的口述历史》、C.戴维斯的《口述历史：从磁带到打字机》、R.柯蒂斯的《口述历史计划指南》等等。

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

3、70年代的突破

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口述史学在7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看法不无道理。1971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已拥有1400余名会员，《口述历史评论》、《口述史书目》等专业期刊也开始相继出版。此外，该协会还出版了有关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70年代末，科罗拉多信息交换所、爱达荷口述历史中心、蒙大拿口述历史学会、宾夕法尼亚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其中大多数协会都定期出版有关刊物。

在英国，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家庭与劳动》、《男女平等》、《罗思柴尔德大厦》、《渔猎生活》等口述史专著也相继问世。在日本，这一时期的著述颇丰，其中包括奥谷松治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野添宪治的《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山本茂实的《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濑川清子的《海女》、广田知子的《生女的痛哭》、小泽昭一的《日本的放浪艺人》、大山真人的《我是盲女》等等。在法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口述史学家对法国近代的历届政府进行了口述调研，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有关人种学问题的口述史专著《骄傲的马》、《野草汤》等，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4、80年代和90年代的概况

80年代以来，口述研究的普及面之广，涉猎范围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口述史学已堂而皇之地步入大学的殿堂，学者们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轻而易举地查找到有关的口述史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80年代，美国的口述史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和宗教史等领域，其中口述史学家对美国历届总统所进行的一系列口述研究，是一项由联邦政府机构倡办的口述历史研究规划。目前，这项历时多年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1993年3月，日本《每日新闻》向世人披露了由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10名政要的口述史料，其中包括町野武号大佐口述的“张作霖被炸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的“中日关系”等等。新加坡口述历史馆由新加坡政府直接管辖，该馆馆藏丰富，共藏有录音带一万余盒，先后出版了《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1984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1989年）、《口述历史手册》（1988年）等专业书刊。1996年，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二、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加以概述。

第一，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这里的“人”，既指抽象的群体，也包括具体的个人。以往的历史学往往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尤其是忽略了对下层民众的研究。显而易见的是，强调对人的研究，意味着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的复归。早在1952年，总体史学的创始人L.费弗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概念的科学。”他认为，“总体历史”首先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这是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纵观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和“新社会史”双重影响下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与后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这也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学的其他任何分支学科都不可能像口述史学那样突出个案研究的地位。

第二，口述史学是一门具有横向性质的典型的交叉学科，较之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之广，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早在上个世纪末，工业史、农业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史学领域就留下了口述研究的印记。由于这些专业领域开发较早，它们同时也为口述研究的发展积累了不可多得的丰富经验。目前，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横向的、具有史学研究价值的重大问题）相当宽泛，涉及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史、科学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政治史、社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人们都可以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基本史实，找到口述研究的痕迹。毋庸置疑，口述史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上述学科的发展。

第三，犹如其他学科，口述史学的研究同样不可能脱离原始资料，这就是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史料，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然而，就口述研究而言，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既是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的直接成果。换言之，口述史料的搜集是一个过程，而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则是另一个过程。平心而论，后者的难度显然要比前者大得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正是由于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具有上述特点，因此深受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的青睐。

三、口述史学的学科特征

现代社会科学的任何学科都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此构成了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特征。研究和分析这些特征，对于开展口述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它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资料，人们只能墨守成规地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塔奇曼语）。口述史研究则向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旧有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因为口述史学家往往是以“拓荒者”的身份出现的。总之，这种治史方法显然具有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优点和长处。

其次，口述史学的客观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史学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是长期困扰国际史学界的“老大难”问题。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修史工作连同历史学家本身都要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因此，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笔者以为，口述史学的发展为上述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契机。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再者，社会性是口述史学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其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的。一般而言，以往的许多文献史料（尤其是正史）多多少少要得到统治者的首肯，否则将难以留存。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像司马迁那样的历史学家可谓寥若星辰。同理，普通民众（包括家族）的历史也算得上是寥寥无几。今天，历史的等式应当这样表述：人民大众认可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民众，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第四，口述史学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又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最后，口述史学还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特征，这就是口述史料的完整性。口述史料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此外，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多次调研，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口述凭证。

四、口述史学的学科性质

谈及这个问题，似乎不能回避许多相关的事实。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众多领域得到普遍的应用，与此相应，一些独立的分支学科也从历史学内部相继分化出来，如数量方法的应用导致数量史学的诞生；比较方法的应用导致比较史学的问世；口述研究方法的应用导致口述史学的出现，等等。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在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大趋势下，分化与整合不断交叉进行，整合仍处于主导地位。其结果，大量带有横向性质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不言而喻，口述史学也是其中之一。口述史学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综合性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较之于其他学科，其综合性质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看来，口述研究与其他史学研究相互交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通过简要的事例加以说明。

1、社会史。社会史与口述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社会性是其共有的特点。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口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文化社会史、妇女社会史等方面。历史学家埃文斯和威廉姆斯曾多次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威廉姆斯的著作《英国乡村社会学》以其完整翔实的口述史料阐释了英国乡村的社会发展。

2、劳工史。劳工史是口述史研究最早涉足的领域之一。在这个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口述研究的成果和著述颇丰；（2）、前人留下的口述凭证涉及多方面的内容；（3）、社团研究是重点项目；（4）、对劳动过程的研究进展迅速。例如，S. 特克尔的口述史专著《劳作》一书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口述史料，其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

3、家族史。有关家族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家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康泰尔的历史著作《爱尔兰农民社会》证实了这一点。

口述历史论文篇11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口述历史论文篇12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

“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买操纵。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⑩］

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等等。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50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50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国，早在1938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创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1948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到70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300多个，有口述史协会（OHA），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日本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使用在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特别多，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早期工作为代表，其代表作为《远野物语》（明治42年）。70年代日本出版了许多口述史书，例如：《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柴田道子著；《证言米骚动》，北日本新闻社编；《新编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野添宪治著；《闻书—丹波的庶民史》，奥谷松治著；《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山本茂实著；《民众的座》，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海女》，濑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广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艺》，小泽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1993年9月3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了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10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1961年口述的“张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1963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1981年讲的“日中关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也工作几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20多人，访问了1千多人，收藏有录音带1万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1984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1989年）、《口述历史手册》（1988年）等。

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他对口述历史的见解是：“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水；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①①］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不能作为定义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领导时，接受了胡适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①②］此计划从1959年12月开始执行，至1972年9月，由沈云龙先生负责，访问过70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1982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发表，到目前已有30多本出版。该所于1984年1月26日又成立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160人以上。他们还在1989年10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企图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他们的近况由于联系中断，难以详述。总之，在台湾的口述史学，由于近代史所的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30多年工作经验，收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相比之下，我们内地虽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历史整理，但尚无系统的工作计划和措施；虽有了一些热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个牵头的学术机构来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经费匮乏。（据说在美国，整理完成一盒录音带的平均费用是100至500美元）

开发口述史学，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以下，而且是档案中的一种。当前更因欠缺过多，而形成“抢救”活史料问题！回忆60年代初始，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呼吁老人们写下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情，遂产生大量回忆录，以《文史资料选辑》名称发表了100余部。限于当时情况，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书写过程，没有历史工作者参加，而且主题内容有限定。到现在，了解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人多已风烛残年，此时不“抢”，更待何时？笔者就经历过，两天前的约会，因老人去世而作罢。而且，许多老人愿意把经历介绍给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动笔而愿意讲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设备和访问者合作，才可能获得活史料。还要注意一点，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本来口述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发达的，但它与口述史学范畴不同，历史的真假在史学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够算是真的。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展开和研究，已经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们应该承担时代的责任，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更不能等待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完成此项任务。

笔者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80岁至100岁老人近200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经费自筹，设备是朋友赠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起因是1993年笔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间理解之困难。回国即向早年留日前辈18人请教，将其中14人的录音整理出来成为此书。显然，笔者的访问计划与前述台湾近史所的计划有一点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请不同的人来谈同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笔者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是经费严重短缺而逼出来的办法，不过这办法颇有特色，很适用。

四、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对于每一位有志者来说，需要在基本训练和认识观念方面进行综合培训；在准备、进行、整理、著书等各个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条件与因素，以对应不同的难点；尤其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还有，对工具的运用也有多种技巧。可以说，当你决定尝试用口述方法时，你已经开始冲破传统方法的拘束，已经在进行严肃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笔记中记下来了。笔者曾经听某人说过：“中国口述历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这是一种遁词，是懒汉的时间表。笔者也曾经见人写过，说是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五大条件：（1）基本的史学素养。（2）足够的近代史知识。（3）写真传神的大手笔。（4）绣花针的细密功夫。（5）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这几条可是够吓人的，笔者要是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看见，恐怕就会不敢干口述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将时间先后反过来看，即通过搞口述史，在这五方面都会有长足进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证的。

口述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确的思想性以外，还要运用复杂又细致的组织技巧。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要从众多因素的配合中争取得到最佳收获，绝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组织者必须能够判断口述史主题和访问范围，还要进行筹集资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读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题，也并不是一想就来的。组织者在主题范围内，要安排对访问对象的了解和制订访问计划，还需要申请和控制适度经费，约集访问者，配备设备，对访问的事前训练，访问中的资料管理，对录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组织者都必须照料到，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严重影响工作进程，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安排；访问者需要热情又实在，有训练的头脑及配备现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要准备吃苦头；受访者一般年龄偏大，事情较多，干扰因素也偏多，所以应该做好谈话的精神准备。又由于受访者回顾经历时，往往会受到事后经历的影响，使原来事情增加了变形的色彩。因此，当受访者与之谈话时，访问者警惕不要被动陷入受访者的变形观念中，但也不能够与受访者形成语言上的大冲突，这无疑是对访问者的更高要求，因为他是谈话的主导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访问结束之后，利用宝贵的录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遗物，将录音的声音提炼升华成口述文字稿，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要将重复多余的言语删去，要处理好谈话中的矛盾不妥处，要处理好谈话与文字史料间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访者谈话特色，又要文字通顺；最后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经受访者审查签名同意，就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以上各个环节，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合适的方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这些相关人士如想完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严格的工作程序，因为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这本身就说明工作的难度和乐趣，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的表现。

五、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困难

经过70年代国际上口述史学的发展高峰后，目前国际口述史学是进入轨道的平静，他们抱怨的是录音太多，多到了难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笔者在1989年曾著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①③］呼吁将中国口述史学安排进国家研究计划中，并希望至少有一个学术机构出面来承担。但是很遗憾没有得到回应。1995年笔者又写了两个申请报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国内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口述史学各有各的看法，有兴趣尽管谈，象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可行性，还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会史、生活史、妇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戏曲史等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口述史的重要性来呼吁别人做此项工作，而笔者略有不同之处就在起而行，从几个迫切的主题展开口述访问工作。

目前国内热心的探索者太少，这恐怕与我们的学风有关系。学术界中坐而论道的学者颇多，评头论足的也不少，深受门户派别、官位职称的干扰。要想认真尝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实践，用一用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为只有历史才永远承认这种辛苦劳累的价值。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关键困难，是缺乏经费。至于愿意进行中国口述史的朋友们，肯定都不会在没找到经费前就去开展工作。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①见托什的文章：“口述的历史”。译文载《史学理论》1987年4期，P89。

②汤普森文章，转引自沈固朝文：“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载《史学理论》1995年2期，P103。

③见顾颉刚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载《史学年报》2卷2期，1935年，P211。

④ ⑤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一版，P148、P42—43。

⑥见梁启超编著：《中国新史学》甲编“论中国之旧史学”文。公利活版所一次印刷，光绪年间，P3—6。

⑦见顾颉刚编：《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P94。

⑧见鲁迅著：《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⑨见翦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一版，P32。

⑩见姜蕴刚著：《历史艺术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7月一版，1944年12月再版，P4。

口述历史论文篇13

在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时就已经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自八十年代始，口述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点在史学界也有所体现。最早涉及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时北京大学张继谦对西南联大的口述采访，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 年开设的口述史学研究课程。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着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定宜庄所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2 口述史的功能与运用

口述史作为教育史学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还具有哪些功用呢?简要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许多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及当时在白区的活动等。(2)让传统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平民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比如妇女儿童状况、秘密组织等。(3)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它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

3 口述史面临的挑战

4 教育口述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4.1 加强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

当今时代，学科间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与频繁，我们必须要加强教育口述史研究自身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与之相关研究间的关系探讨。

4.1.1 教育口述史研究与教育自传、教育回忆录

一般来说，自传和回忆录是以个人回忆为主要内容，以个人自身的成长为主要线索的一种文体。概括地说，二者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回顾。而教育口述史研究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一种研究范式，当事人的回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来说明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内容。

4.1.2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口述史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利用访谈的方法，但访谈法却是教育口述史研究所必须的。其次，从研究的主体看，教育叙事研究既可以存在两个主体，也可以仅存在单一主体。而口述史研究则至少要有两个主体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最后，从研究内容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口述史研究之间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区别：教育叙事研究所叙之事，都是以说明问题为根本的;而对教育口述史研究来说，研究内容的真实性是我们最先要保证的。

4.2 利用教育口述史研究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口述史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收集史料的工作中，也愈来愈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手段。教育口述史研究打破了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把之前的静态课堂转变成为一种动态的课堂。在国外，口述史不仅被用于语言、音乐、化学等各学科的教学，同时也被用于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估，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抽象的教育内容的效果评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等。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这些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充分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就当前而言，我国的口述史研究还仅限于应用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学。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类似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及教育教学评价中，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