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论文篇1
通过上述文献、网站、会议资料检索分析，形成问卷条目，分为4部分：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会、外部威胁。进行了两轮调查，第1次首先对总体框架（S-W-O-T条目）进行调查；第2次对专家共识的框架细目（S-W-O-T子条目）进行调查。两次调查的条目均参照RobertG.Dyson的评分方法[2]，按照0-5分评分，以内部优势为例：0表示非优势，1表示较小优势，2表示一般优势，3表示较重要优势，4表示重要优势，5表示非常重要优势。
3数据录入及统计
将全部数据录入EXCEL，采用频次统计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经过咨询统计专家，确定共识统计方法为：对于每个（子）条目，≥3分的评分超过60%认为获得共识，即60%及以上专家认为该（子）条目较重要。结果1.第一轮问卷调查共识情况第一轮问卷共设S-W-O-T条目17项，其中内部优势（S）7项，内部劣势（W）4项，外部机会（O）4项，外部威胁（T）2项，共识情况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第一轮问卷调查内部优势7项条目、内部劣势4项条目、4项条目、2项条目≥3的评分比例均超过60%，即全部达成共识，可以作为第二轮问卷调查构建子项目的基础。2.第二轮问卷调查共识情况根据第一轮问卷得到共识条目，第二轮问卷共设S-W-O-T子条目66项，其中内部优势（S）21项，内部劣势（W）21项，外部机会（O）16项，外部威胁（T）8项，共识情况见表4-表7。由表4可以看出，第二轮问卷调查内部优势21项子条目中有19项子条目≥3的评分比例均超过60%，即19项达成共识。由表5可以看出，第二轮问卷调查内部劣势21项子条目≥3的评分比例均超过60%，即全部达成共识。由表6可以看出，第二轮问卷调查外部机会16项子条目中有15项子条目≥3的评分比例均超过60%，即15项达成共识。由表7可以看出，第二轮问卷调查外部威胁7项子条目≥3的评分比例均超过60%，即全部达成共识。
4两轮问卷调查结果
经过上述调查，得出内部优势条目7项，子条目19条；内部劣势条目4项，子条目21条；外部机会条目4项，子条目15项；外部威胁条目2项，子条目7项。综合分析认为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内外部形势如下。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内部优势：①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②我国中医药有法律保障，各领域基础深厚；③我国中医药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有专门管理机构，标准化工作取得显著进展。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内部劣势：①中国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还偏低；②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相关人才缺乏；③部分领域国家及行业标准及机构尚不完善；④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保障机制尚不完善。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外部机会：①中医药广泛传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②我国在ISO/TC249有较大影响力；③ISO/TC249设定优先工作领域；④目前ISO/TC249内国际形势有利。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外部威胁：①韩国、日本积极争夺ISO/TC249主导权；②日韩以外的其他国家积极竞争。
中国医药论文篇2
出土卷于是出土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其中以敦煌出土卷子数量居多，敦煌医学卷子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收藏于海外。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九百余年的近五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这批珍贵文物在发现后不久即大量外流，其中以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盗劫的卷子(今编号为s和p)最多，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医经残卷有十余卷，内容包括《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和《平脉略》等。
针灸残卷有六卷，包括《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等。
本草残卷有七卷，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龙530卷，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基本完整。《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 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卷末所记为唐开元六年(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为六朝写本。
医方残卷有三十余卷，共录方近千首。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署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及撰者。
藏医卷，是1983年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经藏医学家强巴赤列审订，内收敦煌石窟出土的用藏文抄写的四卷吐蕃时期的藏医文献。
2．3 以石刻为主的地面遗存的医药档案
石刻，是先在石头上写字再进行雕刻来传播知识的一种载体。在石头上刻字是原始人的一种风气，至今能见到的有石窟、摩崖石刻、石碑乃至庄重的“石经”。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100多个，碑刻题记23600余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魏碑和初唐楷书艺术的代表作品。窟群中的“药方洞”洞壁上载有治疗40余种疾病的民间验方，用药150余种。摩崖石刻也是传播医药知识的方法之一。位于广西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以粗健的楷书，书刻了宋代宜和年间，当地防治岚瘴之气所致病的药方“养气汤方”的来源、组方、煮服法与治疗效果。石碑传播医药知识较多见，四川绵阳李杜祠的石碑上以隶书为主，书刻了汉代名医涪翁隐居涪水渔父村时曾用针石治病取效的情况。北宋医官王惟一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首先辑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久将它用清秀的楷书写刻于石碑上，内容含十二经、657个穴位，供后人抄录流传，洛阳兴国寺的一块石碑上，用楷书刻写了宋代无际禅师留传后代的“换骨丹”药方。由于石碑上的宇可以不断地拓片流传，故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2．4 以编研成果形式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
中国医药论文篇3
周期： 半月
出版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2-7386
CN： 13-1090/R
邮发代号： 18-3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河北医药
中国医药论文篇4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志勇，李彦文，崔箭.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J]. 医学与哲学， 2011，32（7）：78.
[2] Hong Liya， Guo Zhiyong， Huang Kunhui， et al.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Maonan people in China[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5，11（32）：1.
[3] 海波，刘天君. 民族医药的内涵与分类探讨[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 17（4）：71.
[4] 奇玲，罗达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M].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 洪宗国. 中国民族医药系统化分析与分类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0（2）：43.
[6] 李志勇，李彦文，朴香兰，等. 论中药与民族药的关系[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4（1）：26.
[7] 朱根华，熊耀坤，钟国跃. 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改革策略研究――以蒙、藏、维民族医药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8）：147.
[8] 贾敏如，张艺，严铸云，等. 中国民族药的品种和使用现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7）：1546.
[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 2015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R]. 2016：23.
[10] 郑健，过立农，昝珂，等. 九省区民族药质量标准现状调研综合报告[J]. 中国药事， 2015， 29（12）：1223.
[11] 韩立炜.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谈民族医药基础研究的特色与创新[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7）：3379.
[12] 李禾，马超一. 从文献分析角度看我国民族药的发展现状[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0）：1941.
[13] 张伯礼，陈传宏.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1996―2015[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 李维宇，李敬，杨建熔. 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25（3）：195.
[15] 杨洋，张艺，黄宇，等. 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 38（17）：2878.
[16] 何雁，刘勇，罗晓健，等. 我国民族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 中草药， 2006， 37（12）：1915.
[17] Halmurat Upur1，Yin Chen， Mayila Kamilijiang，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lasma protein markers common to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ur and Abnormal Savda in Uighur medicine：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J]. BMC Complem Altern Med， 2015， 15（9）：1.
[18] Zhang Chuang， 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 Niwat Keawpradub， et al. Analysis of prescription database extracted from standard textbooks of traditional Dai medicine[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2， 8（34）：1.
[19] 李岑，王东平，多杰，等. 藏药佐太安全性研究及其复方当佐的临床安全观察初探[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3）：2573.
[20] 何江，王宏，张论理，等. 维吾尔药复方的研究现状及其建议[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7）：1220.
[21] 罗莉，宋民宪. 民族药成方制剂标准中存在的问题[J]. 中药与临床， 2015，6（2）：98.
[22] 孙东东，程海波，洪净. 民族医药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2）：447.
[23] Shafiq Ur Rahman， Achyut Adhikari， Muhammad Ismail， 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Trillium govanianum Rhizomes in pain and inflammation[J]. Molecules， 2016， 21（1095）：1.
[24] Ruiping Fan， Lan Holliday. Which medicine？ Whose standar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edic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 Med Ethics， 2007，33（8）：454.
[25] 叶华，刘树林，翟永松，等. 谈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16）：3176.
[26] Choi J G， Eom S M， Kim S H，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herbdrug interaction： a focus on pharmacodynamic interaction[J]. J Altern Complem Med， 2015，22（4）：262279.
[27] Yea S J， Seong B S， Jang Y， et al. A data mining approach to selecting herbs with similar efficacy： targeted selection methods based on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J]. J Ethnopharmacol， 2016，182： 27.
[28] 许志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在 2014 中国民族医药大会上的主题报告[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4，12：11.
[29] 梁琼麟，罗国安，邹健强，等. 中药复方新药创制及技术支撑体系[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3）：1.
[30] 周文斌，林力，李志勇，等. 土家药天珠散防治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668.
[31] Raja Ikram R R， Abd Ghani M K，Abdullah N. An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 review of four traditional medicine systems[J]. Int J Med Inf，2015，84（11）：988.
[32] Elaine Yu， Hakima Amri. China′s other medical systems： recognizing Uyghur， Tibetan， and Mongo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s[J]. Glob Adv Health Med，2016，5（1）：79 .
[33] Zhu Zhaoyun， Wang Ting， Fu Dehuan， et 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omedicines： an overview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J]. Front Med， 2016， 10（2）： 166.
[34] 李志勇，李彦文，张，等. 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学说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9（4）：68.
[35] Li Shao. Network systems under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and herb formula[J]. Curr Bioinform， 2009，4：188.
[36] 徐卫方，哈木拉提・吾甫尔，阿不都热依木・玉素甫. 异常黑胆质与肾虚痰瘀的关系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5，28（4）：300.
[37] Igor Gogol，哈木拉提・吾甫尔，努尔买买提・艾买提，等. 基于中维西理论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3，36（3）：297.
[38] 李志勇，赵晖，裴凌鹏，等. 血管性痴呆“V毒内生”病机初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94.
[39] 李志勇，李彦文，庞宗然，等. 民族药特色与研究[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5）：17.
[40]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41] 骆和生. 中药起源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4（1）：15.
[42] 李志勇，杨永强，李林森，等. 民族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12）：2356.
[43] 任小巧，王明强，毛萌，等. 基于藏药药性理论的藏药方剂组方规律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5）：894.
[44] 柴兴云. 试论中药涌现性特征[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480.
[45] Thomas M Ehrman， David J Barlow， Peter J Hylands. Phytochemical informa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 relevance[J]. J Chem Inf Model，2007，47：2316.
[46] 韩建欣，袁涛. 维药阿里红中2个新三萜酸成分[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42（7）：1225.
[47] Bao Yanfang， Li Jiyu， Zheng Lifang， et al.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ldnature Tibetan herbs are signifcantly greater than hotnature one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levels of total phenolic components[J]. Chin J Nat Med， 2015，13（8）：609.
[48]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1）：25.
[49]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宋金元明清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2）：23.
[50]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 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
[51] 钟国跃，王昌华，赵纪峰，等. 民族药资源研究思路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5.
[52] 文检，张艺，刘川，等. 藏药“蒂达”的基原、药性及功效的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16， 41（4）：609.
[53] 陈四保，彭勇，陈士林，等. 药用植物亲缘学[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7（6）：98.
[54] 赖新梅，杨雪梅，陈梅妹，等. 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中药功效频数统计分析[J]. 情报探索，2014（2）：18.
[55] 宋晓玲，李F辉，靳敏，等. 植物亲缘关系与蒙药性味相关性研究[J]. 包头医学院学报，2010，26（1）：110.
[56] 孟珍贵，杨永平. 几种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初探――兼论数值分类软件NTSYS的使用[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07，89（6）：347.
[57] 郝大程，肖培根. 药用植物亲缘学导论[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58] 马俊蓉，李子信，温红艳，等. “藏茵陈”的基原植物和药用亲缘学[J]. 广西植物，2009，29（4）： 552.
[59] 管志斌，张丽霞，宋美芳，等. ISSR标记研究云南产牛奶菜属几种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37（11）：1550.
中国医药论文篇5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 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着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着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着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国医药论文篇6
先贤张仲景不但医术福泽苍生，医德堪为人杰，治学垂范千秋，为官以民为本，而且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承古开新、开放包容、向善思进、文明诚信”的南阳城市精神。
缘于这些因素，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医药文化节围绕建设“医圣故里、美丽南阳、健康之都”的目标，以“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为主题，按照“政府指导、学术主导、社团主办、企业运作”的原则，以学术研讨、项目招商、普惠群众等为重点，进一步传承弘扬张仲景学术思想，着力提高医药文化节的学术性、大众性和效益性。本届医药文化节期间，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系列活动、中医药产业项目招商推介活动、中医药惠民系列活动，成为令人目不暇接的三台“大戏”；同时，在本届医药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张仲景基金会募捐、名医名家义诊、健康养生大讲堂等多项惠及民生的活动。
开幕式：《伤寒论浅歌》手稿现身
10月22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南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程志明主持，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致欢迎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开幕式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南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豫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揭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向医圣祠捐赠其祖父亲自编撰并手书的《伤寒论浅歌》手稿。医圣祠暨张仲景医史文献馆馆长刘海燕欣喜地说，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陕西中医名家米伯让先生向南阳赠送《伤寒论》刻版之后，张仲景医史文献研究收藏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医著史料。据了解，出生于1931年的杨士莪，如今已是耋耄之年，其祖父杨鹤汀系民国时期南阳首任知府，中年办学兴教，晚年埋头于医学研究，著有《伤寒论浅歌》、《金匮浅歌》等医著。
“愿《伤寒论浅歌》能丰富张仲景医史文献库，更希望能为后人带来健康福祉”。带着“传家宝”回到故乡，杨士莪感触万千。
“医圣仲景南阳论坛”开坛：
宣读《南阳宣言》
在仅仅20分钟的、简约隆重的开幕式结束后，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正式开坛。22日上午9时许，王国强庄重地敲响了“医圣仲景南阳论坛”铜锣。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曹正逵致创坛辞，他说，仲景论坛的宗旨是：依托医圣故里南阳的人文资源优势，汇聚高端学者专家，创造民主、宽松之学术氛围，开展多元、开放式交流，多视角、全方位解析研讨中医药学术、张仲景医学的精髓内涵，培育壮大中医药健康产业经济，为仲景医学的继承创新和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学术智力支撑。仲景论坛的目标是：立足中医学术，拓展国际视野，将“仲景论坛”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中医药创新、仲景文化交流的主阵地，打造成为中医药养生健康产业的孵化地，打造成为中医学子、社会贤达瞻拜先贤、传承国粹的朝圣地，打造成为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开拓型人才的输出地，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中医药对外开放、辐射发展的示范地。
在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开坛仪式上，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华宣读了《南阳宣言》。《宣言》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养生理念，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正是有了中医药的佑护，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才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呼吁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推进中医药全方位参与健康中国行动计划，让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南阳宣言》倡导传承、创新与发展，注重开放、包容与共享，致力于多元对话、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现代医学菁华，吸收跨学科研究成果，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让中医药在人类健康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期两天：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
在为期两天的“南阳第十一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上，记者观察到，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医药文化节体现出了“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的新亮点。
之所以说“更专业”，是指传统中医药的学科特性更突出。在这届医药文化节上，不但请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药界领军人物，还请来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专家、国际流通专家，更推出唐祖宣、吴林鹏两名“南阳中医大师”和王建、王新昌、刘占国、吴汉卿、宋红旗、张炜、杨磊、郑均山、赵青春、贾太谊此“南阳中医十大名师”；更重要的是，为确保节会的专业性，《南阳宣言》，提出创设“医圣仲景南阳论坛”，成立经方论坛国际协作联盟，开展多维深度合作。在首届仲景南阳论坛开坛的同时，专业性更强的中药开发应用论坛和“三部六病”研讨会一并举行。
之所以说“更务实”，是指今年的医药文化节的活动密度。仅从时间上看，往年的医药文化节多为7天，而今年则缩减到了两天，但从效果上看，医药文化节各类要达到的“目标落地率”却显得更高。一是在中医药项目信息暨项目签约活动上，南阳新区管委会、卧龙区、市中医院分别与海王集团、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南阳有限公司及台湾地区两家公司签订了“现代中药产业园区项目”、“白云山和黄南阳大健康生态产业园建设项目”、“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及现代中药产业园建设项目”、“海峡两岸中药产业合作发展协议”等。同时，海王东森现代医药物流系统正式上线。二是河南省南阳张仲景基金会现场募捐，河南宛西制药、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深圳海王集团、中国医药集团等单位慷慨捐款700多万元。三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张仲景形象诸多，形态不一。这次节会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河南省南阳张仲景基金会和南阳医圣祠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考证、研究、琢磨吸收，终使权威版张仲景像面世。四是由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出资300万元修建的仲景经方碑林在医圣祠内奠基。碑文采用张仲景博物馆珍藏的国家文物白云阁木刻藏本《伤寒杂病论》的328个方剂，由全国中医名家手写每一方剂镌刻成碑。
之所以说“更惠民”，是因为在今年的医药文化节期间，共有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80名专家参与了义诊，现场提供的中医特色疗法也超过了40种。前来应诊的群众，有病的当场诊查开方；适宜现场治疗的，当场或针灸或推拿或理疗，这让前来寻医问药的3000多名群众，不出古城南阳，即可一睹名医风采，充分享受了一场“中医惠民”的饕餮盛宴！
各界声音：
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在22日上午致欢迎辞时指出，传统的中医药瑰宝应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穆为民说：近年来，南阳深入实施张仲景医药创新工程，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逐步形成了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六位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格局。今后我们将以节会为平台，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紧紧围绕建设“中医药都、养生之都”的发展定位，把南阳地区的中医药产业提升到国家层面来发展，扩大到跨产业门类来整合，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打造一个规范种植、企业引领、学术为先、文化传承的和谐药都，让传统的中医药瑰宝在南阳大地焕发生机，永放光芒，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穆为民在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上所作的题为《传承医圣仲景文化、成就健康中国梦想》的主题演讲，还围绕“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的主题，提出了优先发展仲景服务业、建立国家健康养生CBD的概念，为南阳市健康产业的打造指明了方向。
在这届医药文化节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李连达在发言中指出：中药临床再评价助力中药的二次开发。他认为：“未来中药产业大致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新药创制，另外就是对现有大品种的二次开发。近年来，随着新药审批数量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已上市品种的二次开发，过去20年里世界上的‘重磅炸弹级’药物，其中有许多是在上市后，通过系列的、精心设计的上市后临床研究，获得新临床证据，寻找到新临床定位或新适用人群，而获得持续的市场高速增长的，并最终成为真正的‘重磅炸弹级’药物。”
同时李连达还担忧：“目前国内企业的上市后临床研究和上市后临床再评价存在一些误区，很多课题的结果对医生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市场销售也没有任何帮助。”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认为：张仲景开创了辨证施治和个体化治疗体系。他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张仲景以整体观为指导的辨证施治的组方用药特点，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特点；仲景辨证组方的个体化治疗特点是以个体为核心，紧密结合临床实际，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仲景创立的宏观辨证论治体系，是个体化治疗的最早典范。《伤寒杂病论》辨证组方所揭示的疾病规律和创制的汤方证治不脱离个体情况，至今仍具有令人信服的实践价值。”
王庆国阐述说：“张仲景还确立了与260余首经方相对应的证候，从而使方剂运用指征由个体化到规范化，是令后人瞩目的最大功绩。仲景个体化辨证思维表现在病、脉、证、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辨证思维，为中医个体化的辨证论治树立了典范，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王庆国认为：“现代中医从业者，应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整地发挥个体化治疗的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南阳中医大师、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则从顶层政策的高度指出：新医改应以普及中医药为基础。他认为：“中医药主张预防为先、治疗有效，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方面，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明、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甚至艾滋病，都显示了中医药独特的疗效和显著的优势。并且中草药的价格低廉，中医的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具有‘简、便、廉、验’等特点，最适合成为我国医改的核心力量。由于中医不需要什么仪器设备，尤其适宜在农村和城镇社区建立小诊所，可以方便群众就地治疗，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要想使医改取得成功，必须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路子。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尤其是农村收入低投入少，而中医药廉价安全，强调‘治未病’，既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具有深厚的文化与群众基础，只有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医改，才能为广大群众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
唐祖宣还认为，医改的中国特色，首先要体现在以中医药为基础上，尤其在广大农村以及城镇社区，一定要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这是一条低成本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我国医改成功的唯一可行之路。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已在医改中更多地借助中医药的力量了。
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延淮则从中药行业的视角提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他认为：“目前，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和中药的最大生产国。欧、美、日本、东盟和拉美国家已成为中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与世界6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相比，还是非常小。令人尴尬的是，目前中药配方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免费大餐。日本人以张仲景等中国古代医圣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210多个处方为基础，建立汉方药厂达200多个，所形成的汉方制剂，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中国仅占5%，其中大部分中药是以原料药材廉价出口，成药比例不足30%，而且是按食品和保健品种类出口。迄今，鲜有中药能进入西方国家医院处方市场。”
刘延淮担忧：“中药知识产权正在被大肆掠夺。比如，日本人在我国名药‘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研制成的‘救心丸’，其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由于中国企业没有注册专利，这上亿美元收入就落进日本人的口袋。而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没有申请专利就在外国，反被德国人申请了专利，使我国每年损失两三亿美元。韩国人利用同仁堂牛黄清心丸配方，改变剂型，在世界上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申请的专利，年销售额7000万美元。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外国公司在海外抢先申请了专利。”
中国医药论文篇7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回族医药的基础研究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1989年，宁夏中医药学会在全国率先成立回族医药研究会，开始回族医学研究：1995年，宁夏首家民办性质的回族中医药研究机构――固原地区中医研究所开办；1996年，宁夏中医药学会组织专家分赴全国多地，收集史料、文献、药方，编纂出版两部专著。1997年，宁夏中医院成立“回族医药研究所”，从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2001年起，宁夏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学者对现存回族医药文献进行大规模挖掘整理，整理编写《中国回族医药》、《回药本草》等5部书籍。宁夏医学院编撰出版《回族医学简史》、《回族医药保健》、《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等8本教材。
通过近年的发展，回族医药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宁夏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宁夏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忠和在论坛上说，目前回医回药发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由于历史原因，回族医药发掘、整理与研究起步晚、起点低，高层次的回族医药专业人员、研究人员短缺，回族医药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医药体系，回医药文献资料较为匮乏等。因此，王忠和建议，应加快回族医药的研究开发，开展回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回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的临床研究和应用，加强回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回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和支持，通过组织实施重大专项回族医药研发项目，支持回族医药科技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进一步完善加快回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此外，就回族医药如何发扬光大的问题，回族医学专家陈垄说：“回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上有独特之法。只有将回族医药投入市场，才能将回族医药发扬光大。”
中国医药论文篇8
(一)学习:(1)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学习文化。学习先进经验。(2)效法:学习他的为人。
(二)创新:(1)抛开旧的,创造新的:要有创新精神。(2)指创造性:新意:那是一座很有创新的建筑物。
(三)振兴中华:大力发展,使中华兴盛起来。
(四)中医药事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中医:是指中国固有的医学。用中国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中药是指中医所用的药物,以植物为多,但也包括动物和矿物。
本文所指的中医药事业,不但包括常见的汉族拥有的中医药事业,还包括少数民族的中医药事业。中医药是中国民众在长期的防病治病实践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具有“简、便、验、廉”的优势。
二、学习与创新的意义
(一)为什么要学习与创新中医药事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一次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开坛演讲中指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第一批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是汉语汉字,第二批能够深入到家庭,给人造福,让人信服,同时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粹,了解中国人精神和灵魂的,唯有中医。
许嘉璐说,中医对世界的影响很大,美国政府已经宣布,把看中医纳入美国保险的范围。过去在西方中医被认为是伪科学,是被禁止的,现在中医的理论与实践被认为是科学的、神奇的,是西医的理论解释不了的。越来越多的西方政要有了疑难病症以后到中国来治疗。
许嘉璐以“中医振兴:历史的必然,世界的需求”为开讲题目,从哲学理念与文化发展的渊源上,分析了中西医差异的根源,阐述了中医蕴涵的深厚文化根基及其重要价值。
他说,中医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本身,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古老的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精髓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多源一体、包容、吸纳、整体性、动态论和辩证思维”等特点相吻合。中医药自古就不断吸收各个部落、部族、民族,国家的医学成果;儒、道、释并容;药、针、推拿、养生并举;与西医结合;中医学中的“望闻问切”及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与“君臣佐使”的关系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经脉学说”的循环往复和“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原理符合变动不息的自然规律;“六经辨证”、“理法方药”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辩证思维。而西方古老文化的特色是一切从宗教派生,一元化;由不可证明的前提出发,按照“理性”逻辑思维证明。
许嘉璐指出,中国医学应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中医的特点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紧密结合,是一个综合的科学,它不仅医疗人的身还医疗人的心;中医当自强,要珍惜固有的成果、固有的传统文化;同时可引进世界的技术和设备,为我所用,使中医如虎添翼;要树立新的世界观:中国中医药不仅仅肩负着中国13亿人口的健康,而且还肩负着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新华网广州11月9日电(记者杨霞、毛一竹)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9日在广州表示,“医改”对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支持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王国强在广州举行的“2009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博览会”做了主旨报告。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医药在理论上具有独特的生理观、病理观、疾病防治观,其本质特征是从整体、功能和运动变化的角度来把握生命的规律和疾病的演变。
据王国强介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立足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均占有卫生资源比较少、卫生投入相对不足的国情,在大力发展西医药的同时,将中医药作为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措施。
当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起遍布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县及县以上中医医院有3000多所,中医从业人员达50多万人。中药产业不断壮大,中医药服务走向世界步伐加快,已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对中药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2008年中国中药出口已超过13亿美元。
他还表示,中国中医药发展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一些传统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传统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野生药用资源破坏严重等影响和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加快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
今年初,中国政府全面启动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对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措施。王国强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医改文件精神,大力支持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他提出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技术、疗效评价等系统研究,推动中药新药和中医诊疗仪器、设备的研制开发,加强重大疾病的联合攻关和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发展现代中药研究开发和生产制造技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中药资源,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使中医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中医药是高科技
中医药发展有数千年甚至说自从有中国人类起就产生了中医药,中医药能在这个世界存在这么长时间就肯定了其具有独树一帜的科学性。为什么说中医药是高科技呢?许多人认为西医具有高科技性,而中医到目前为止很小看到有说其高科技性的说法及理论。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证明其高科技的。(1)在世界上,中国是人口大国,为什么会成人口大国,证明其医药发达,中国医药在未引入西医时,只有中医。(2)世界上流行多次特大的瘟疫,西方国家的西药无法阻止其流行,唯有中华大地的中医药能阻止这些疫情的流行,并治好了受感染的人群。(3)许多奇难杂证的病只有中医才能医治。(4)现阶段外国许多药品的提练,是通过我国出口中草药原材料研制而成的。(5)中医药的高科技只能在学习与创新中不断提高和发展。
(三)中医专家及接班人后继缺乏人才
据我了解,在100个中医名家中,找不到一个其子女,继承其事业的人。这与过去传统的一代接一代相传,有相违背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这里应从体制,从经济方面找原因了。因此,从现在起必须加以重视,只有专业人才才能有可能学习与创新中医药事业。
中国医药论文篇9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 》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 ）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中国医药论文篇10
中医药学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医学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不仅产生得早，而且对外交流也有了比较长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医学传入东南亚各国。同时，中国的医学、文化，以及汉字也传入了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在公元8世纪，中医药随着“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国家，翻译成了交流的必要手段。到了公元17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多国有了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但进展比较缓慢。18世纪末之前，在欧洲仅有19部有关中国医药学的译著出版，就翻译的语言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和荷兰语。翻译者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随着帝国列强的侵入、新文化运动和，使原本封建闭塞的中国门户打开了，中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不少中医药书籍杂志出现，翻译语言逐渐以英语为主。出现了黄光明博士等人亲自撰写的有关中国医学史专著。1932年出版由王吉民和伍连德所著的《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天津出版公司）一书。七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位新闻记者在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华采访期间，因患急性阑尾炎采用针灸麻醉术进行手术而获得成功。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掀起了外国人学习中国针灸的热潮，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派遣人员来华学习中医。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有关方面曾组织专家学者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医教科书，如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组织翻译出版的《中医针灸》（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专著，至今仍被使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西医对一些疾病的研究举步维艰，世界各国更多地开始关注中医，很多国家不仅派学者来华学习中医药，而且在本国成立中医学院或研究机构。此时，中医药的翻译者就成了中医药传播的主力军。经过许多年的艰苦努力，几部颇具影响的汉英中医用语词（辞）典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例如，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出版了由谢竹藩等学者主编的供内部使用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Common Ter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lish）；1982年，广州中医学院（现在已成为大学）编写组编著的《汉英常用中医词汇》（Chinese-English Glossary of Common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1986年，欧明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及三联香港分店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问世；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汉英医学大词典》（Chinese-English Medical Dictionary）中所收录的“中医中药词汇”达11，000条；1984年，台湾五州出版社出版了刘必先主编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同时，英国学者Giovanni Maciocia来华学习中医数年，归国后于1989年编写出版了纯英文版的《中医基础学》（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published by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Ltd.）。1990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张恩勤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文库》；199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995年，国内用于中医专业英语教学的《中医英语教程》（李照国，张登峰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1996年12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在海上正式组建，促进了中医药翻译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的关于中医药英汉或汉英的辞书不断涌现。2004年，海外学者吕聪明博士英译的《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合订本（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Nei-Jing and Nan-Jing，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Vancouver）在海外出版。至此，中医药翻译事业朝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主要目的在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中医药名称翻译的现状
（一）中医药翻译取得的成绩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汉英中医词典。另外，大量的英汉对照、英文中医药教材也随之出版。目前已有大约8部汉英中医药词典问世，其中翻译了很多中医药术语，使中医药的翻译有了依据，推动着中医药翻译的发展；李照国先生《中医翻译导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中医药翻译长期以来由单纯的翻译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已有上千部中医药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匾要略方论》、《中医理论基础》、《中国气功疗法》、《大雁气功》、《中国推拿》、《实用针炙手册》、《实用中草药》、《中医梅花针》等。1991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英语研究会及中医外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最终出台了《国际针灸名词标准化方案》。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进程。
2005年7月张晶晶的硕士论文《中医药术语英译方法的探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答辩，2007年7月，北京中医药大学赵霞的硕士论文《中医方剂英译标准化的研究》通过答辩。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已进入大学研究生的教学领域。
（二）中医药翻译存在的问题
1.翻译术语不统一。词典应该是翻译的依据，但是现存的很多中医药翻译词典对同一个术语的英文翻译并不完全统一，这就容易造成翻译的混乱，甚至误解。
2.存在文化障碍。中医和西医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不同，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中医药的很多词汇和用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包含着浑厚的中国文化意义。中医的很多疗法及用药使西方人很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产生误解。如果译者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重视理论，那将不利于中医药的传播。
（三）中医药翻译的必要性
当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但是还有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中医是不了解的，甚至对中医的治疗方式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很少在国际上被人了解甚至使用，导致这一尴尬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药没有得到广泛推广，这其中中医药的翻译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中医药的恰当翻译，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医走向国际化，造福于全世界人民。我们应该立足于前人的基础，不断深化中医英译理论，致力于中医术语英译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中国医药论文篇11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英国；传播现状
【中图分类号】R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56-02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文化生活的不断碰撞和融合，中医药不只在中国的国土上发扬光大，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各地放射着光彩。本文对中医药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并浅析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的优劣势以及相关思考。
1中医药在英国传播和发展历程
对于中医传入英国的时间，据史料记载是在17世纪晚期，英国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到中医和针灸。从现存史料看，《中国脉理医论》可视为中医学传入英国最早的著作［1］，此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最初对针灸进行直接报道的是英国外科医生约翰·丘吉尔。他于1821年发表了用针灸治疗风湿病和中耳炎的论文，成为针灸传播到英国的最早的确实史料［2］。1958年，费利克思·曼恩在英国伦敦西区开设针灸诊室，并在诊室里教授课程，成为英国针灸诊所的创始人。1960年，杰克·沃斯利创立了传统针灸学校，这是英国最早的针灸学校，为英国针灸的传播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也被认为是历史上中医西传的传承者之一。随后，1970年英国针灸师行会成立，1980年英国医学针灸学会成立，1986年英国补充与替代医学委员会成立，1990年英国针灸专业评审委员会成立，1995年英国西敏市大学开设针灸专业……这些史实有力地说明中医在英国传播过程中稳步发展，逐渐壮大。虽然在此过程中饱受争议，但中医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使得中医在英国发展越来越好，英国人民逐渐接受并认可中医医学。Chinese medicine is gradually being accepted and is practiced even in the Western world［3］. (中医在西方国家正在逐步被接受和实践。) Over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we have made huge progress in the clinical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in medicine［4］.(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在临床诊断和外科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
2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现状
目前，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状况良好。不少医院设有针灸科、针灸诊所，中药店遍布英国。中医在英国受到从皇家到平民的信赖，每年约有150万人接受针灸疗法［5］。2008年，英国卫生部在提给政府的建议中，针灸以独立的“名号”出现［6］，将针灸“立法”、“注册”，把中医推向主流医学位置，而不是替代医学［7］。此外，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至2006年，英国有11所正规大学开设中医、针灸的相关本科或硕士课程［8］。这些大学和国内知名中医院校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均有合作培养计划，每年有数百名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医药知识，并参加临床实践技能操作。国内的老师每年也到英国进行授课，为中医药文化交流作出贡献。2011年9月在英国伦敦开幕的题为“中医药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第八届世界中医药大会［9］，进一步加强了中英、中欧之间的中医药文化交流。
随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广，英国研究者的目光不再只停留在针灸上，他们更愿意发掘更多“中国特色”的东西，于是中药也走进了他们的世界。相比针灸，中药在英国的发展比较缓慢。长期以来，中药都是作为食品、营养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等进入欧洲市场。虽然如此，英国官方对待中草药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朗的，政府允许草药和天然药物以非处方药产品的形式上市，经过英国卫生专业委员会登记注册的传统草药师可以继续使用无照草药制品［10］，这为中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外，英国开始出现对中医文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他们致力于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对中医的未病先防、整体观念很感兴趣。
中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医疗实践的产物，是直接在人身上反复应用得到的经验结晶，这和西药的实验室验证截然不同，它不像西药是由动物实验到临床验证，然后推向市场。因此在临床应用中，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到质疑。2013年11月，英国药监局宣布2014年4月30日起，禁止一切中成药在英国销售。12月，英国卫生部宣布成立“草药和注册师工作小组”(Herbal Medicines and Practitioners Working Group)，探讨所有被欧盟草药法影响的产品，预计2015年3月前能给出最终调查报告。
3中医药在英国发展优势
现代医学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如疾病谱的变化、疑难病的增加、合成药的副作用、沉重的医疗费用等［6］。中医讲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不论是辨证诊断还是治疗，都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与英国当下崇尚“回归自然”的热潮不谋而合。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phasizes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and aims to cure and maintain balance in the body through more natural treatments［11］. (中医强调从整体观点出发，通过更自然的手段去治愈疾病，保持身体处在平衡之中。)中医的疗效和安全性经过了长期的实践验证，历经千年而心口相传。在辨证论治中的人文关怀也是现代医学理念中所不具备的，中医医生在辨证诊断中的望、闻、问、切，与病人沟通、关心病人整体上的病情，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病人的精神压力。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富含智慧与哲理的医药文化积淀和独特表现形式，在形式上表现为技艺，但文化才是她的命脉，是传统文化思维、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中医学不仅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而且符合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和后现展的需求，这才是中医的绝对优势。
4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的劣势
首先，中医药在英国缺少法律保护，尽管中医人士为此多方努力争取，但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对中医立法地位的落实。英国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医师的认证资格，中医师只能通过针灸师和草药师来进入中医行业。欧盟的禁令中规定，中成药虽只限制在药店柜台零售，但凡是有资格的中医师，依然可以开药方，或者自制中成药开给病人。英国中医师学会主席马伯英教授认为，这条规定在英国没有意义，从根本上讲这是英国条例的一个漏洞。英国没有中医师立法资格认证，没有保护中医师头衔，就无从确认是有资格的中医师。其次，中医药在英国属于补充医学或者替代医学的范畴，并没有完全纳入英国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诊疗费用，保险公司往往拒绝支付，普通民众常常因为要自己支付不菲费用而对中医诊疗望而却步。最后，因为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文化难以广泛传播［6］，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命门等概念，英国人很难理解。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ise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y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n the thinking styles for making diagnoses［12］.(西医和中医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有着不同的特色，尤其是在做诊断时，思维方式截然不同。) 许多中医经典，中国人都觉得高深，翻译成英文很可能词不达意，往往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6］。目前，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医的认识只停留在针灸、按摩等中医技术上，对中医理论感兴趣的人比较少，能研究透彻的人就更少，英国中医师在治病时也很少会进行辨证论治。
5中医药在英国传播发展的思考
中医药如果想要在英国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扩大文化的影响力，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 1弘扬中医药文化中医不是孤立的，她具有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丰富的理、法、方、药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使更多的英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的丰富内涵，改变“针灸就是中医”的错误观念。在中医翻译上也应注意文化的传递［13］。
5 2重视中医教育并且加强两国交流与合作重视中医药教育，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改变中医师良莠不齐的现状，是进一步发展中医的必经之路。国内中医院校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开设对外中医专业，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国际交流能力的中医药人才。要加强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与英国高校的合作办学，互派访问学者，师资交流，举办研讨会，共同编写教材，在英国的中医教育中，增加中医理论的学习比重，改变中医师只重技能不重理论的状况，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中医药文化的正确传播与发展［14］。
5 3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由于英国曾发生多起中药的医疗事故，中药需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上重新建立起良好信誉。质量和安全是中药在英国存在的关键。中国的中药企业要学习并积极引进欧洲企业的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体系，建立严格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15］。
5 4正视自身对中医的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文化是我国的瑰宝，只有我们自己珍视中医药这一伟大的财富，将中医药传承发扬光大，使中医药永葆活力，才是中医发展之本。用中医药防病治病，提高人民的健康生活水平，用事实和疗效说话，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中医药的显著疗效，从而信任中医，这样才能持之以恒地推动中医药的传播与发展。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constant accumulation and summary of experi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16］.
总之，今后随着中医药在英国的法律地位的肯定，中医在国际的信誉会不断提升，相信中医药在英国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和运用，更好地为全英国的健康事业和世界医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于天一.中医药和针灸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J］.针灸临床杂志，2011,27(11)，3.
［2］Peter Baldry,翁小刚.英国医学针灸学会概况［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6(2)：87-90.
［3］Patrick Kim Cheng Low, Sik-liong Ang.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Chinese Medicine,2010,1,84-90.
［4］A.Rooney. “Medicine, Stem Cells, Genes and Superbeams”［J］. Harcount Education,UK,2006.
［5］左言富.中医药在国外［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19(3):184-187.
［6］程铭钊,沈惠军.英国中医立法的10年历程回顾［J］.环球中医药,2010，3(3):210-216.
［7］侯建春,鲍燕.英国中医药发展概况［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6(9):819.
［8］肖子曾,刑瑞,郭小鸽.中医药在欧洲的现状与展望［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2(5).
［9］司鸶.第八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在伦敦开幕［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1，19(9):836.
［10］张杰,廖启顺,穆丽华,等.中医药文化近十余年来在英国的传播发展［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36(5):82-84.
［11］D.E.Kendall.“Dao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standing an Ancient Healing Art”［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2002.
［12］K.Chen and H.Xu,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J］. European Review, Vol.11, No.2,2003,pp.225-235.
［13］吴江莹,吴江雁,刘晓新.针灸英译应重视文化传递［J］.中国针灸,2010，10(11):949-951.
中国医药论文篇12
1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医药文化教育现状
1982年，卫生部颁《教学计划》中规定：中专护理专业开设《中医学基本知识与针灸学》课程，总课时为72节。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医院校中的护理专业作为必修课，都开设了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实施“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时”，将医学中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的中医课程修订为“选修课”[1]。2004年，教育部、卫生部两部委联合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和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指导方案”中，将3年制护理专业、5年制高职护理专业的中医课程，全部列为“选修课”。所谓“选修”，实际上就是变相取消。因此，绝大部分西医类职业院校中的护理专业，或取消了中医药文化课程，或大量缩减中医药文化教育的教学课时。
2011年，在护士职业资格考试中，首次纳入了中医药文化内容，但由于总数270道题中，中医药文化试题仅有2道题，只占2分，部分西医类职业院校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少数医学职业院校依然取消了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大部分职业院校护理专业的中医药文化课时仅有18节、30节、36节等。由于普遍存在中医药文化教育课时偏少，没有足够的实践教学时间，学生动手机会较少等情况，使临床护士的中医药文化知识缺少，尤其对中医护理操作技能和中医药知识，了解甚少[2]。目前，我国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的中医药文化教育现状令人堪忧。
2 中医药文化在中国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3]。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传统。它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以及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2.1 中医药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形成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与结晶。时至今日，父辈、同辈们在勉励、叮嘱后辈时的“用心读书”、“用心做作业”等话语，都渗透着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因为在中医药文化里，将具有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都归属于心。同样，凡与此有关的汉字结构，大多数字的偏旁均为“心”旁，如思、念、想等字。另外，人们练气功、拔火罐、喝凉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中医药文化息息相关。
2.2 护理工作中中医、西医碰撞不可避免 我国现行的卫生方针与政策是“中医、西医、中西医并重”。即在中国特色卫生事业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现阶段并存；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现阶段都属于我国的主流医学。而且，中医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毕业的绝大部分护理人员，将来主要在国内从事护理工作；大多数护士，将来也要到基层从事护理工作。
中医、西医医疗的对象都是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和现代医学的碰撞的日益加剧。而工作于基层的护士，有意或无意间，都会遇到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的碰撞。这种碰撞，就要求我国西医类职业院校毕业的护理人员，对中医药文化要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这种碰撞，使工作于基层的护理人员，希望也能运用中医护理技能，对病患、伤残人员开展相关中医护理与疾病方面的中医健康指导。
3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继续开展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它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概括。仁，强调仁者爱人，生命至上；和，突出崇尚和谐；精，即医道精微；诚，指重视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4]。因此，在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3.1 有助于提高护理专业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在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与古代自然科学的渗透下，中医重视从宏观辩证的角度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把握人体生命活动[5]。相对以解剖实证为准则的现代医学，令护理专业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同时，她们对于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如用心读书，胆大、胆小、胆识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他们已经在应用中医药文化语言。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才能使学生对中医药文化有所认识和了解，才能明白：在中医药文化里，胆在人的意识思维活动过程中，具有正确地判断事物和作出决定的能力[6]。胆大、胆小、胆识，其实是指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以及作出决定的能力大小而言。并不是说谁的“胆囊”真的大或真的小。
3.2 有助于培养更多愿献身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护理专门人才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我国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的中医药文化教育，几乎是学生的唯一一次中医理论初始文化正规教育，这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和观点的形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7]。通过弘扬中医药文化的教育，才能真正使中医药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更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观点得到认同；才能真正理解不少中医药话语都属于中医药文化的内容。只有更加了解中医药，喜爱中医药，才能激励更多护理专业的学生关心中医药，愿献身于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护理专门人才。
4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要内容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中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主要内容，根据专业的特点，学习的内容、课时数而有所不同。
4.1 高职护理专业的学习内容 高职护理专业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中医护理常用技术、中医养生与常见病证的护理与健康指导等内容。（1）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中医护理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专业学生只有认真学好了中医药学基本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医护理的基本内容。主要学习阴阳五行、藏象、病因、中医护理原则、中药方剂基本知识等内容。（2）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主要来自于中医传统的护理理论与方法，并汲取现代护理中有关的理念、模式而形成。主要学习中医病情观察、中医一般护理、辨证施护总纲等内容。（3）中医护理常用技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医护理形成了一套与现代护理不同的独特的护理技术。主要学习针灸、推拿、拔罐、拔罐、刮痧、耳针、熏洗法、贴药法、坐药法以及穴位注射等内容。（4）中医养生：中医养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健康长寿。中医数千年来形成的丰富的养生理论与方法，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学习中医养生的基本概念、养生原则与常用的养生方法。（5）常见病证的护理与健康指导：通过常见病证的护理与健康指导的学习，使护理专业的学生能掌握指导病患、伤残人员的必要的保持或恢复健康的中医药学基本知识，消除、降低或避开危害他们健康的各种不利因素。促使他们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有助于他们早日康复或恢复。主要学习临床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护理方法与健康指导的内容。（6）学课时：学课时宜108节。其中实践课时应占30%。
4.2 中职护理专业的学习内容 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弘扬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内容，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中医护理常用技术及中医养生等内容。（1）中医药学基本知识：主要学习阴阳五行、藏象、病因、中药方剂基本知识等内容。（2）中医护理理论与方法：主要学习中医病情观察、中医一般护理、八纲辨证施护等内容。（3）中医护理常用技术：主要学习针灸、推拿、拔罐等内容。（4）中医养生：主要学习中医养生的基本概念、常用的养生方法等内容。（5）学课时：学课时宜72节。其中实践课时占40%。
5 小结
西医类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开展弘扬中医药文化的教育，是让年轻的护理人员了解、认识独特的中医药理论的最好课堂；是全民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一环。它能使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8.
[3]胡海燕，方虹，王彩春.高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中医教学现状调查[J].卫生职业教育，2006，24（8）：16-17.
[4]张其成，刘理想.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及核心价值[J].中国中医药报，2007，10，27（3）：1-3.
[5]李正安.中医护理学[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5.
中国医药论文篇13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医药学的理论和专业术语中充斥着大量的哲学内涵,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首先面临的就是对中医文化的了解。
对“整体观”内涵的理解障碍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自然、社会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而欧美学生,“从小生活在重视分析还原思维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思维习惯与中医理论的直观整体思维没有同构关系”[4],因此当他们看到“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灵枢•终始》)等内容时,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中医学在治疗疾病时着眼于全局的整体观。至于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虽然本国文化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在这些国家西方医学一直是主导,人们已经熟悉了强调“人体———环境———病因”三者关系的生物医学模式,因而对注重“生物———社会———心理———环境”的中医学整体观同样难以接受。
对模糊性特征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在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极大的模糊性。比如:“心”从西医解剖学角度看,只是一个实质的脏器。而中医学认为,“心”不但是实质之心,更是神明之心。“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这与西方医学是共通的。然而,心还能控制人的心神,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所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显然让很多习惯了明确概念的留学生大为困惑。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医学大相径庭,并非来自实验,而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的结果。因此,与强调精密数据的西医相比,中医学更加注重宏观、整体以及功能的研究,对于微观、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则有所轻视。此外,中医学在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往往以生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主,以形体器官的物质性为辅,即以功能之“象”来界定形态之“器”。因此,“心”一个概念也就有了多种解释,其实,对这些模糊概念的解读也就是对中医理论内涵的理解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接受了西方本体论,已经习惯了恰当判断和严密推理的留学生来说,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些模糊的概念绝非易事。
对中医思维模式的理解障碍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用于由已知形象到未知形象的概述和说明,也大量见于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推理。中国人善于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类推等方法,使之成为易于理解的认知对象。”[5]“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素问•示从容论》),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医学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中医学将五脏与自然现象进行比照类推,脾在五行中属土,而土在自然界中具有生化、承载和受纳的特点,因此中医学认为,脾的功能主要是运化五谷精微。再如:中医学诊断脉象“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用“规、矩、衡、权”四个具体的事物将四季常脉的脉象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然而留学生习惯的是逻辑思维模式,善于描述客观事物,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缺乏想象的空间。此外,“援物比类”的事物基本上存在于古代中国,这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医文化理解的不足是广大留学生面临的新的学习瓶颈,如何开展中医文化教学,变瓶颈为突破口,是发展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
中医文化教学策略
确立全新的教学理念中医药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文化色彩,留学生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因此,改变传统的以中医药知识讲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内容引进教学,确立“以文化解读中医”的教学理念,是广大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根本,更是捷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培养留学生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认识中医药,理解中医药,并最终达到以医学来阐释文化的目的。
在预科教育阶段开设中医汉语课程中医药院校留学生的预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医院校所认可。然而,不同于普通汉语进修课程的是,中医院校的留学生预科教育不能仅仅注重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而应该涵盖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在汉语课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医文化的内容,使留学生在接受各种语言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信息,在潜意识里拉近与中医药学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