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国际贸易论文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好的注解。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2.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入，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1．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2．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到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较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分工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分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分工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的产物。商品的区际间或国际的价格差异引发了国际贸易活动，而资本的区际间或国际间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综合获利差异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对广泛存在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因为大规模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最早是由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和后来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完成，所以经典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行为长期跟踪分析和研究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兴起，又形成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各种投资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认识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由于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也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

四、结语

加强对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宏观上分析世界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分布趋势，从中观上比较不同区域的外资特征，从微观上分析不同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实证支撑。

中国产业论文:跨国公司对中国产业结构激发竞争行为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其中有人担心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巨大优势的外资企业会不会在其进人的行业内形成垄断，从而控制中国的产业，向消费者提供垄断高价。

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反垄断处调查发现，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行业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芬兰诺基亚、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占有中国手机市场的70%，美国思科占有中国网络设备行业市场的60%。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极易垄断行业市场，从而损害国内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利益。

笔者主要分析跨国公司投资进入，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结构变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变化。

一、我国市场结构的变迁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推动了我国的市场结构的改变。在外资进人之前，中国市场是高度分散的竞争性市场。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而在跨国公司进人的初期，由于其具有竞争优势，在其进人的行业一度垄断市场，甚至独占了市场。但随着竞争对手的大量出现，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少数几家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市场成为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

1.从高度分散竞争性市场到寡头市场

(1)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一1991年为及时阶段，其后为第二阶段。在及时阶段，跨国公司投资以新建投资方式为主。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因此跨国公司进人初期一般都会降低集中度。在及时阶段进人的FDI主要投向了纺织、成衣、玩具、加工工业、消费类电子工业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我国实际上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在跨国公司进人之后，短期内降低了市场集中度，促进了竞争。如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家电企业依靠提供技术、转让生产线与中国刚刚起步的家电企业合作，最早进入中国家电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家电企业凭借产品的耐用、品质、精美等特性在中国市场形成良好口碑的机遇，纷纷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合资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家电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使市场集中度已经较低的家电行业进万步降低了市场集中度再如，世界轮胎巨头美国固特异公司和韩国锦湖集团进人我国轮胎市场时的生产规模平均只有500万条左右，而当时国内轮胎行业已经有了5000多万条的生产规模。他们的进人只会降低我国轮胎市场的集中度，促进竟争。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在资金、规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占有率也节节攀升，其中不少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大量中国本土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转行或破产或被兼并，市场集中度又发生了变化。在跨国公司进人的一些行业，市场已经趋向独占或寡头市场。再以轮胎行业为例，2001年3月，国内轮胎行业的龙头老大、世界排名第18的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投靠法国米其林。从此轮胎这个长期被视为战略物资的行业主导权将转移到外方手中。有专家预计，在2008年以前，米其林、固特异、普利斯通三大轮胎行业跨国巨头将占中国轮胎市场80%的份额。我国的半导体工业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控制。1998年上半年，8个“三资”企业的销售额占了88%，其中日本的NEC就控制了中国50%以上的半导体市场。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行业，跨国公司的渗透已经无处不在，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几乎都有跨国汽车巨头的背景。大众、通用、本田、雪佛莱等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汽车业的命脉。2000年前，仅大众就占据了中国轿车行业60%的份额。而通用汽车在进人的五年内，其市场份额就上升到了15%。在信息通信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摩托罗拉、微软、英特尔、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等跨国巨头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兴建研发中心，既夺市场又抢人才，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柯达、富士等跨国巨头在感光材料行业的垄断地位更是牢不可破。此外，零售、快餐、制药、日化、石化等领域，欧美日跨国集团近年来纷纷加大在中国的扩张步伐，进一步蚕食中国同行的领地。

(2)进人壁垒的突破。进人壁垒是反映市场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反映市场中现有厂商对潜在进人者的阻挡能力。由于跨国公司拥有的规模经济和专用性资产构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进人壁垒对跨国公司的阻挡并不具有实质性作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凭借竞争优势，并通过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安排，可以实现对东道国进人壁垒的突破。在我国市场上这种情况比较明显。虽然我国在一些产业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如纺织、家电等。但大多数产业生产能力还比较弱，而且单个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差别化优势不突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上经济性进入壁垒的突破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

跨国公司凭借规模优势。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地位。我国钢材生产总产量世界及时，超过日本和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人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是较大的国内动力集团，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通用动力1994年的营业额为647亿美元。有数据显示，2002年，三资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是国内同行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64倍，平均资产规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其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三资企业的产值和资产规模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规模上的明显优势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行业的规模壁垒，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

跨国公司通过大量的广告投入和促销活动，逐步克服中国市场上的差异化壁垒。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我国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虽然已经拥有了一些名牌产品。但大多数企业的商标保护和品牌竞争意识并不强，品牌运作手段陈旧，不少企业甚至在合资时将原有品牌和商标低价甚至无偿出让给外方。湖北的“活力28"洗衣粉)、北京的“熊猫”(洗衣粉)、上海的“美加净”(牙膏)、广州的“浪奇”(洗衣粉)等日化品牌原本有着很高的市场认知度，但与跨国公司合资后，在外方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外方按照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部署在华品牌战略，将产品定位在品质，即使保留本土品牌，也将其价格提高，导致本土品牌原有的消费人群流失。这种“品牌谋杀”色彩的战略令本土品牌迅速在市场上销声匿迹。相反，跨国公司则极其重视品牌效应，不仅在合资企业安排自己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宣传，而且还积极尝试品牌当地化。宝洁公司仅在洗发水方面就有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品牌。2004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会上，宝洁公司竞标黄金段位，一出手就是176亿元，成为日化行业中的央视广告“标王”!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明显，我国国内行业的技术壁垒在其技术优势面前没有丝毫阻挡作用。有关调查显示，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出国内同类企业，与母公司相比，使用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42%，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5%。与国内企业相比，使用填补国内空白技术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达到了65%，使用先进技术的占35%。

在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竞争优势，实现了对经济性进人壁垒突破的同时，我国对外资市场准人等政策性壁垒也出现了逐步弱化的趋势。加人WTO后，中国对外开放进人了新的阶段，除了个别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之外，其他市场逐步向外资开放。而且，国家在外商投资方式、股权比例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少。加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进人中国市场的非经济壁垒也很容易就被突破了。

(3)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跨国公司来华技资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而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因此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巨大，一般来说都达到了最小有效规模。中国的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经营的产业范围上，很难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跨国公司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各种优势。目前我国在钢铁、煤炭准工、建材、彩电、纺织品及很多日用品等主要产业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但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单个企业的生产规模太小，综合优势不强，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必然会因为力量薄弱而居于下风。我国较大的软件集团沈阳东软公司2002年的销售总额为20.7亿元，仅相当于Microsoft公司2002会计年度销售额280.053亿美元的1.02%。在跨国公司不断冲击下，国内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探刻地认识到了面对世界巨无霸所带来的残酷市场竞争，只有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才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跨地区、跨行业的收购兼并以及由政府行为主导的国有企业重组都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如三大石油公司和三大航空公司的组建迅速地提高了企业规模，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2.从寡头市场到相对分散的竞争性市场

(1)竞争主体的变化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于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良好赢利前景的预期以及市场准人的逐步放松，大量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市场重要的参与者。随着大量跨国公司的进人和国内本土企业的发展，行业的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并引起了市场结构的又一次大转变。先以轿车行业为例。随着通用、丰田、本田、马自达等汽车大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扩大和国内一汽、二汽的加大对国有品牌汽车的支持以及华晨、吉利等民营汽车企业的兴起，中国轿车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大众一支独秀的格局被打破了。2002年轿车市场CR1为25.6%，比2001年下降了7.1个百分点，CR3为53.4%，下降了6.6个百分点，CR4为61.8%，下降了5.9个百分点。手机市场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后期，摩托罗拉公司首先在天津投资2.8亿美元，建立独资的移动通信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手机市场，随后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索尼、阿尔卡特、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进人开始挤占摩托罗拉的市场。就在国内手机市场几乎被外资垄断的时候，国内手机制造商开始发力，波导、TCL,厦新等手机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竞争加剧使得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品牌集中度开始下降。从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上看，2003上半年，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前三名销量份额为45.1%，比2002年市场前三名销量份额下降6.9%}厦新、康佳、东信和科健等国内厂商也进人销量前十名，再加上进入销量前五名的波导和TCL，国产手机品牌已经在中国手机市场上拥有了较大份额。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的大规模进人和中国国内本土竞争对手力量的壮大，不仅单一或极少数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就使整体跨国公司想垄断中国市场也难以实现。

在中国加人WTO后，电信、金融、能源、旅游、煤气和公用事业等行业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外资进人的门槛越来越低。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长较快。跨国公司进人后势必削弱了这些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垄断地位，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增强了这些领域的竞争程度。

(2)重构进人壁垒。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金额较大，一般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收回的。因此跨国公司一般在东道国市场会有较长期的战略目标。为了阻止其他竞争对手(不管是来自东道国还是第三国)的进人和确保自己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需要对其进入的市场重筑进人壁垒。首先，跨国公司重构规模壁垒。由于大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力日剧，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华投资，通过收购、兼并、合资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内资企业很难达到的规模水平。其次，构筑技术壁垒。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上的经验丰富地位，积极开展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跨国公司掀起了在我国进行R&D投资的高潮。微软、摩托罗拉、宝洁、联合利华、杜邦、英特尔、诺基亚、松下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在华成立了研发中心或宣布了大型的R&D投资计划。再次，构建差别化壁垒。日化用品、家电、移动通讯、食品、快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在广告促销方面投人了巨额费用。如前所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太大压力，而对其中国同行来说实际是构筑了相当大的壁垒。

二、跨国公司竞争行为的变化

1.从价格垄断到价格下调

在独占或寡占市场下.市场上鲜有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往往将价格定位于高端，价格垄断是跨国公司获取垄断利润的惯用手法。如背投彩电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1年前长虹还没有开发出第三代背投彩电的时候，东芝、索尼等外资品牌占据了背投市场儿乎百分百的份额，价格也是高高在上，2001年背投的价格在1.8万元以上。

随着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竞争加剧，多数跨国公司在华长期坚持的高价位产品价格战略也随之变化。先以汽车为例，大众汽车的“普桑”在富康、夏利等车型的“威胁”下价格持续下降。从1998年到2001年三年时间价格下降了近40%。手机市场也是如此。1999年以前，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少数手机品牌垄断了中国市场，手机价格奇高.是少数人才能消费的高端产品。而1999年放开手机牌照以后，进入中国市场的手机生产商不仅有来自国外的更多的跨国产商，还有波导、TCL,厦新、康佳、科健等为数众多的国内新进人者，手机价格也持续降价，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消费品:日化品市场也存在同样的现象。1998年宝洁碧浪超效洗衣粉(第2代)400克装市场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2代)400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2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公务员之家

2.从技米锁定到加快技末转移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为了获得持续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期望通过技术锁定战略防止技术外溢。跨国公司进人中国的早期，普遍采用技术锁定战略。据调查，只有14%的跨国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华使用了技术。有33%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和产品，是其母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微软公司在进人中国市场的初期，也采用技术封锁战略，不开放源代码，不转让软件技术，只卖产品。在我国轿车行业发展之初.国外的车厂把一些在国外已经淘汰的旧款车型送人中国，就可以红遍大江南北。当桑塔纳在欧洲已发展成为帕萨特的时候，我们的“普桑”还在大行其道。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据研究人员在2001年的一次调研结果显示，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从1997年前的14%增加到了41%，使用母公司已经淘汰技术的企业由33%降到了13%。仍以轿车行业为例，随着国外汽车业巨头在中国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国际巨头开始将主力车型和与世界同步车型放在中国国内生产。目的是为了赚取比其他成熟汽车市场大得多的利润。像“别克新世纪”、”雅阁”、“帕萨特”、“高尔夫”等。随着宝马3系5系、福特蒙迪欧、以及丰田花冠、佳美都已经或即将在国内投产，许多原来只能在进口车卖场才能看到的车型，都挂上了“国产”的旗号了。半导体行业老大英特尔2002年5月在上海宣布增资3亿美元，用以完善其具有检验、测试、封装功能的奔腾4处理器生产平台。2003年8月宣布斥资2亿美元在成都建立芯片测试封装厂。居世界半导体产量第二的东芝2002年7月在无锡成立了“东芝无锡半导体有限公司”，计划3年内增资100亿日元，使双集成电路的年产量达到3,000万片的目标:甲骨文公司以首期投资1亿美元与中国教育部合作，推动建立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同济等35所示范软件学院。IBM和中国400余家应用软件开发商共享IBM的技术平台，并计划培养10万名中国软件白领技术人员。在IB并和甲骨文等对手的竞争压力下，微软也不得不加快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2002年6月微软表示在今后3年内在中国投人62亿元人民币，并在开放源代码、加速软件技术转让，拟订与中方伙伴的合作计划等方面提出了六项保障。可以说，加快技术转移已经成了跨国公司竞争战略的需要。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国际贸易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从理论出发，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贸易保护政策的有关概念及其内容，经济危机下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进行研究。

论文关键词：产业；国际贸易；中国贸易政策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

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好的注解。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

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二)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较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南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分工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分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分工政策环境不断改善的产物。商品的区际问或国际的价格；引发了国际贸易活动，而资本的区际间或围际间的现实的或澄的综合获利差异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对广泛存在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因为大规模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最早是南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和后来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来完成，所以经典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行为长期跟踪分析和研究的结果。2O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兴起，又形成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

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各种投资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认识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由于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也呈现不同的经济特征。加强对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宏观上分析世界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分布趋势，从中观上比较不同区域的外资特征，从微观上分析不同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实证支撑。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分析

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波动，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这一话题也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关心和重视。因此，本文从产业机构变迁这一层面着手，以理论分析法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并从多方面探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愿意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对业界人士研究工作的展开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

关键词：产业机构变迁；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影响

一、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分析

了解和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不仅是行业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同时是行业工作人员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而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表现在市场作用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两个大的方向，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及时，从市场作用的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品价格都是在系列措施的控制下表现出稳定的态势，而这一态势仅仅是控制的结果，并不能清楚的反映出市场供求的关系。但是，在改革开放后期，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始制定和落实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使得市场的地位得到上升的同时，也是的产品的价格也处在了稳定增长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也很好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机构的变迁，使得我国工业化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这也正是市场作用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表现。

第二，从经济发展的需求层面来看。可以说，经济和产业结构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济发展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变迁。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后期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6%左右，具体来说，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增长的比率是在6%以下，而改革开放的后期经济增长的比例是在6%以上，但是，现如今，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落实，我国的经济增长比例已经稳定在了7%――8%之间，可以说是处在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水平之间，而产业结构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之前，我国拥有更多的及时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高，但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今天，诞生了很多新兴的物联网、互联网和服务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的提出，也给产业结构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总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机构也出现了新的改变和转型。而之所以说改革开放前期和改革开放后期的经济增长比例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助推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逐步扩大了产业的发展，而在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资源浪费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又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受改革开放期间阻碍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同时，各国企业在经济效益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发展迟缓等系列问题，最终也就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迁。

二、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分析

在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经济对中国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影响，而反过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也会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热萑缦滤述：

1.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是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层面产生了影响同时，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上也经历了几次变迁。而这是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也就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的变迁和发展，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水平的增长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会阻碍经济水平的增长，还有可能引发经济的衰退。

2.产业机构变迁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在经济周期发展理论中有所提高。具体的来说，经济波动被划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含趋波动，另一个是周期波动。而产业机构的变迁不仅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会对整个经济体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要想切实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确保整个经济体系实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就需要控制好产业结构，并能够引导其向更积极、更稳定的态势发展。

3.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产业机构的合理化和经济的增长之间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挂席，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经济本身也会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相比，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更能够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那个，能够有效的规避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所以，总的来说，产业机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稳定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产业结构的变迁和优化升级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产业结构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进步，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变迁也对经济波动的作用过程中产生了难以预料的效果。现如今，技术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改善问题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关心和重视，而为了促进产业结构更快更好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的经济实现更好的发展进步，政府等相关部门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作为行业工作人员也需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和重任，加强学习的力度，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强度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摘要：基于SDM运用Matlab和Geoda测度细化产业结构对我国30个省碳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碳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性和路径依赖性。其中对碳强度的影响，交通业（0899，最为显著）>工业（0372）>建筑业（0316）>及时产业（0083）>商业（-0246），整体上看，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碳强度；同时现今碳强度更易受交通业、工业和建筑业的正影响和商业的负影响。因此降低此三类产业占比，增加商业占比，并配合新型节能环保技术，有利于降低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碳强度。

关键词：碳强度；产业结构；SDM；空间自相关性

前，我国针对环境问题已提出建立环境追究责任制的要求，并于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2030年碳强度要相对于2005年下降60%～65%。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环境相关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不乏关于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主要包括：（1）指数分解法。学者们主要利用Kaya恒等式分解得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测度影响程度[1]。（2）结构分解分析法。主要和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2]。（3）回归分析法。及时类为关于EKC假设的验证及讨论，许多学者探讨了碳排放是否存在EKC曲线及预测[3]，如Salih分析得出表明旅游业发展和碳排放之间存在EKC关系[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摒弃了EKC模型，研究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5]。第二类为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6]，如Yanan等人得出能源强度是影响发达地区碳排放的较大因素，工业化、人口和单位GDP对不发达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7]。

实际上，当今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伴随的是贸易的互通有无、大量的进出口和外商投资，这样就忽略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嫁”效应以及“污染天堂”假说中提到的污染避难，模型偏差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结果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本文从三个角度出发，研究细分产业对碳强度的影响大小，同时考虑经济一体化进程背景下污染呈现的空间依赖性，判断和甄别碳强度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比较产业结构变化前后碳强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最终选取合适的模型研究细分产业对碳强度的影响，并就减少碳排放和实现中国的自主贡献目标提出建议。

33空间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331非空间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传统和稳健的LM检验可判断SEM或SLM哪个更为合适，由表3可知，传统和稳健的LM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原假设。双固定效应模型稳健的LM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原假设，除此之外，其余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且似然比检验时间固定效应得出，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为339009（p=0000

Wald和LR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γ=0和γ+ρβ=0的原假设，因此必须拒绝SEM和SLM，选择SDM。 Hausman检验结果（估计值为17623，p=0000

332SDM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出了研究期初、期末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前面已分析得出我国碳强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表明从整体上看，随着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的变化以及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等因素，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降低碳强度。从产业细分来看，期初碳强度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交通业和工业。之后变为交通业、工业和建筑业。相比2005年工业来说，现今碳强度更易受到交通业的影响。建筑业占比远低于工业占比，但它引起的碳强度的增加已经不容忽视。

分析面板数据的SDM可知，交通业对碳强度的影响较大。2013年交通业能源消费量占总量的496%，其中仅石油消费量就占3796%，已超过了工业部门的石油消费量（175946万吨）。车辆能源消耗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9]，2013年民用汽车拥有量为1267014万辆，其他机动车拥有量达113223万辆，车辆增加导致交通业成为能源消费量较高、碳排放量增速较快的领域。2013年工业消耗能源总量为29113063万吨标准煤（占6983%），作为能源消耗的主要产业，工业对碳强度的影响仍然显著。2013年建筑业的石油消费量为30906万吨，并且建筑业在消耗能源的同时，碳排放比例高达36%[10]。建筑业的碳排放不仅包括自身活动直接碳排放，还包括其对拉动和诱发关联产业产生的间接碳排放（这一比例达到95%）[11]，因此建筑业的影响系数较大。及时产业对碳强度的影响作用为正，但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机械使用效率的提高、及时产业比重下降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碳强度的直接效应，这和鲁万波等研究的第五阶段结果相近[12]。商业占比较小且商业的能源消费量低，因此提高商业和降低及时产业比重有利于降低碳强度。

工业和交通业的直接效应较大，是碳强度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建筑业占比低于及时产业占比，但其对碳强度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及时产业，表明建筑业减排也是一项重点任务。商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表明商业占比的增加会降低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碳强度。其余四类产业的间接效应为正，其中交通业的间接效应较大，表明本地区交通业的发展会比其他产业为周围地区带来更多碳强度的增加。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采用Matlab和Geoda软件对2013年中国30个省域碳强度和产业结构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及时，我国碳强度分布呈现阶梯性（东部>中部>西部），碳排放量呈相反趋势分布，东部地区GDP增速大于碳排放量增速、碳排放转移和碳泄露效应都有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第二，Morans I和LISA聚类图表明，我国碳强度和产业结构并非的随机分布，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同时莫兰指数的增加表明我国碳强度有路径依赖性、集聚性和低流动性，主要呈现HH和LL的二元分布结构。第三，LM、Wald、LR和Hausman检验判别时间固定效应的SDM为本文计量模型，分析表明交通业是碳强度增加的较大驱动因素，其次是工业>建筑业>及时产业>0>商业，及时产业、工业和交通业对碳强度的正影响作用以及商业和建筑业对碳强度的负影响作用在OLS中被高估。第四，交通业的间接效应较大，其次是及时产业和工业，表明本地区这三类产业的增加会引起周围地区碳排放的增加。第五，研究期初导致碳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交通业和工业，期末为交通业。整体上看，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碳强度，相较2005年来说，现今碳强度更易受交通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影响。

42讨论

回顾相关研究，有学者得出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降低污染物排放，如吴玉鸣和田斌[13]分析得出，及时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环境污染的破坏不如第二产业严重，且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降低污染物排放；有学者得出第二产业占比增加会显著增加碳排放[14]，这和程叶青等人[15]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中工业和建筑业增加会增加碳排放强度，这与徐海平、程叶青等学者的结论一致，但第三产业中交通业占比的提高会增加碳强度，这与吴玉鸣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综上所述，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交通业和建筑业对碳强度的正影响，调整工业和建筑业结构，加快发展新兴工业、生产绿色环保建筑，规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变交通业的发展方式，使用清洁能源和新型交通工具、提高能源转化效率，h保出行；同时发展生态农业和商业，考虑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关注自身和周围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共同为实现中国的自主贡献目标、控制全球温室效应做出努力。

中国产业论文:侯炳辉 智能制造与中国产业的变革

中国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各种问题，以前由于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缺乏核心技术，生产基本靠人，低成本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近些年，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缓慢等多方面的制约下，我国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家的竞争威胁。加上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崛起，转型升级成了企业必须面临的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工业改革，德国、美国纷纷提出了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的改革主题。而中国《中国制造2025》已完成初稿，围绕在我国工业有待加强的领域进行强化，力争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我国传统制造企业应首先对自身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其次紧跟改革脚步，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逐步成为技术导向型的生产企业。

《智慧城市》：什么是促使我国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的必然因素？

侯炳辉：一方面，中国传统制造业属于粗放式经济，生产主要靠人来完成，即使在很多年前中国制造就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总体来看还偏向低端制造的范畴，无法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无论从能源消耗源还是环境层面上来看，传统制造业都不得不由低端制造向中高端的智能制造转型。

作为工业最核心的问题，制造业的重点是高端制造业。中国虽然每年出口大量数控机床，但都属于中低端产品，高级的数控机床仍需要进口，这就造成了进口数量少，但花费钱却较高的局面。在我看来，这归根结底在于技术没有跟上，而工业智能化力度不够是造成这种尴尬境地的最根本诱因。此时就需要考虑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就回到了工业4.0的主题上。

《智慧城市》：我国为何会提出工业4.0的规划？

侯炳辉：多年前智能制造、工业信息化的内容对于中国传统制造业来说是陌生的。但现如今为什么开始提出工业4.0的主题，并将其作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有两个原因：及时，德国作为率先提出工业4.O战略的国家，已经开始践行工业改革之路；第二，此前我国工业相对落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得不重视智能化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

未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与工业融合，工业4.O将会成为一个连接人与机器、资源，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社会，各种终端设备、应用软件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信息交换、识别、处理、维护等一系列活动。

《智慧城市》：在中国版工业4.0下，哪些传统制造业将首先被改造？

侯炳辉：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重创，但德国受到的影响就相对少了很多。根本原因，其实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基础很扎实，因此才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

多年后的今天，以强大的工业基础为特征的德国经济提出工业4.O的理念，强调“智能生产”和“智能工厂”，实质上是实现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高度集成，保持德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我国在工业方面，无论从发展水平、核心理念还是发展内容上来看都与德国制造业改革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版工业4.0其实应称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把信息化的技术渗透融合到工业里面去，并且将智能制造“嵌入”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

传统制造业哪些是要先被改造？目前我国ERP管理系统已经十分成熟，但在芯片、传感器这样的短板方面，应该作为重点发展目标以及未来我国制造业的投资方向。此外，国计民生部分，譬如医疗、食品行业也是短板的其中之一。

比如今年年初在互联网上被炒得十分火热的日本抢购马桶盖事件。中国消费者不远万里从日本背回来马桶盖，但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尴尬的局面？

这主要是有产品质量和人两方面的原因。我国制造业水平相较日本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段距离，技术水平跟不上，而在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松下公司合作制造的这种马桶盖是按照日本标准的要求制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宁愿花着昂贵的机票钱，也要不辞辛苦从国外背回马桶盖的原因。所以，如果企业要想持续地运行下去，就不得不从自身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使得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相反，人的问题就复杂了许多，当前有很多人更看重短期利益，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逐渐提高人们的意识。

《智慧城市》：中国的制造企业该如何实现自身的发展，达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

侯炳辉：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强国。那么对于国际上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制造业该如何抓住这一时机实现战略转型？其实，由大到强，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目标，需要每个制造企业共同努力。

然而在实现的道路上，就难免会遇到阻碍的因素。这里主要有三点：一是企业中的浮躁；二是思维艺术；三是改革会存在风险。

当前在很多企业中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浮躁现象。这里的浮躁是包括信息化界的浮躁。此前企业里只要一提到ERP系统，可能就认为它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而没有把技术放在重要位置。

思维艺术指的是实现工业4.O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多方面人的思想集中在一起，无论是从事政治方面还是技术方面，大家一定要有统一的观念，一致将制造业改革作为产业升级发展的主要内容。

那么，企业该如何走智能化的道路？在此建议要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性就是企业对于自身怎样转型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定量则是指如何具体实施，通过哪些步骤进行转型。企业需要建立一个模型，然后通过不断试验来调整。

因此，企业的信息化道路应该是问题导向型，当问题发生时，利用倒推找寻问题的关键以及缺失的环节。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大系统”，信息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开放式的复杂系统，解决问题时就不能靠单纯的逻辑思维或者形象思维，也不能单方面由领导或者技术人员决定。好的方法就是企业里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集中各部门相关人员去协同。改革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规划，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靠“四个”的战略，深化改革开放。

链接：

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业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发展战略， “工业4.0”这一热词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

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所主导，我国也无缘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部阶段。而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高科技战略计划，这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中德合作新时代。

2015年3月25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经历了近3年时间制定而成的这份规划，被视为“用三个10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及时个10年路线图。这也意味着，东方国家开始成为主导工业革命的国家，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起跑线上的中国，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

“中国制造2025”的两个制造也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预期，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也是工业革命4.O的要求。

工业4.0可谓是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在此背景下，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力量，我们不能再是制造者而应该是创造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主研发、设计、投产，覆盖整体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创造出“绿色”生产设备、创造出“绿色”的产品、创造出“绿色”的生产力，劳动力也将告别廉价而且会有更为舒适的环境。

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也迫切需要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研发中心”，成为工业4.0的主导力量以加速“中国制造2025”。未来，我希望在那些产品的表现上，看到的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 还有“Created in China”。 （节选自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中国工业4.O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及优化思路

摘要：尽管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二、三、一”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但依然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之下，三大产业内部存在的问题不断显现出来。本文将对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及三大产业内部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

关键词：产业结构；现状；优化

一、产业结构相关概念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不同的生产部门会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按照我国对三次产业的划分进行现状分析。及时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也包括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服务业。

二、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及时产业增长平稳，并逐步放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2014年占GDP总值的9.1%。第二产业增长快速，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GDP的比重较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第三产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仅次于第二产业，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并于2012年占GDP的比例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二产业占GDP总值的43.1%，而第三产业占到47.8%，超出第二产业不到5个百分点。

（二）三次a业内部存在问题

1.农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农业和牧业在农业总产值内部占比较大，最近几年有下降趋势，随着交通运输变更加便利以及物流系统的快速发展，内陆地区对海鲜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渔业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将会增加。

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率低，占将近40%的人口只创造10%的国内生产总值。其次，农业科研成果推广率低，每年经中央和省级部门鉴定的农业科研成果约为1万项，但其中可用于推广的只有30%，与部分发达国家的90%以上的推广率形成巨大反差。，互联网与农业尚未深度融合，比如如火如荼的生鲜电商，比如方兴未艾的农业互联网金融。

2.工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工业存在的问题频频暴露。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钢铁、煤炭等资源性行业，冲击着实不小。《中国智慧矿山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52.4亿元，同比下降4.2%。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388.6亿元，同比下降62.6%。

在采矿业处于萎靡的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也不容乐观。当前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从高增长时期的10%以上下降到目前6%的水平，已经低于GDP的增速。这里既有国际、国内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供给和需求错配也是重要的根源。我国工业产品的质量、性能还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和企业升级的需要，巨大的国内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造成了“海外购，，及产品品牌形象不佳等问题。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建筑业总体下行的态势，以房屋建筑为主的建筑企业，新签合同出现下降，部分已经签署的合同要么推迟开工，要么停工。钢铁、煤炭、水泥、玻璃行业已经长期产能过剩，这些行业出现大面积的企业亏损，在同一时期，建筑企业的日子似乎要好得多。从长远看，建筑业产能过剩将在所难免。

除此之外，第二产业还存在区域产业结构雷同、受困于“价值链”低端、资源环境压力大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3.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如今服务业的产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约70%，一些服务业发达的国家的这一指标甚至接近80%。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快速上升的经济地位迅速成为各国在寻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关注的焦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部门投资的增长，尤其是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同时，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将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将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2012年第四季度起，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拉动为3.5个百分点，与第二产业持平。吸纳就业能力高居三大产业之首，2014年就业人数为31364人，远高于及时产业22790人，第二产业23099人。在制造业和能源产业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服务业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美国是世界上服务贸易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强大的服务贸易实力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健康发展。在改善其国际收支和促进就业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服务业中，美国的现代服务业又一枝独秀，占全球现代服务贸易较大比重。我国第三产业内部，传统低层次服务业占比较大，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不足30%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三、产业结构优化思路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各产业内部存在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及调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重视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提升农业的规模操作。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科研、推广的协作。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背景下，做好土地流转工作，发展现代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提高我国农业经营效率、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

首先，化解过剩，淘汰供给过剩的行业，重点治理钢铁电解铝玻璃水泥等过剩行业。引导结构性过剩产业的优化升级，不断挖掘有效需求，进一步提升技术手段，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不断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当然，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要配套的就业政策，更不能忽视需求侧改革。尊重市场，并以透明的方式制定规则。让市场在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世界各国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美国以新能源驱动产业新格局，欧盟通过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紧密结合发力，日本采取持续高效产业政策引导长期需求和未来产业布局。我国也应该在发展核能技术、新能源汽车、传感网、物联网、信息网络产业中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四）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大力发展

目前我国服务业在结构和供给总量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服务业潜在的需求一直没有被有效地释放。促进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优化升级。今后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售后服务、商务服务、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产品设计。以及生活性服务业，养老健康服务，饮食调理服务，医疗用药服务，娱乐健康服务。

四、小结

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了解中国的产业结构现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中国产业论文:建国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探析

摘 要：本文依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和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自从“一五”计划时期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由传统的农业国变为门类齐全、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已基本上改变了严重失调的状况，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发展轨道。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历史资料；产业结构；历史演进；生产方式

1 引言

建国之初，新中国几乎是个纯农业国，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及时、第二、第三次产业所占比例约为58.5：25.9：15.6。这样的比例结构，甚至低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标准结构”中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国民经济的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经济工作的中心是恢复生产、增加供给、稳定市场、调节供求，为下一阶段进入大规模的建设打好基础。通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解放前的较高水平，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些供给严重短缺的产业得到了加强。虽然从总体上看，旧中国留下的产业结构并未得到较大的改观，但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却是趋于优化的，并具有十分明显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

随着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1953-1978年期间，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产业结构总体上在失衡中演进。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演进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即“”、“经济调整”、“”和“洋跃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随，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

2 封闭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探析：1953-1978

“一五”计划（1953年至1957年）期间，在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这个中心任务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及时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3年的45.87%下降到1957年的40.26%，第二产业由23.36%上升到29.68%，第三产业由30.76%下降为30.06%。产业结构的这种演进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当然，这种演进主要是由“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所要求的，同时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所要求的。可以看出“一五”时期的产业结构是趋于优化的。其决定因素主要在于：及时，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在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第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建立了起来，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也便发挥了出来，这使得该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三，“一五”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运动方式，并以生产为中心进行，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影响也不是很大，但这为所有产业奠定了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第四，“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各次产业发展的措施。在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轻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各次产业；重视从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国家引进人才、资本、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较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外资源；在重点建设重工业的同时，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等。

在1958年至1978年间，曾经出现过两次以行政性分权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变动，其结果并没有触动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反而使它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总体上是趋于严重失衡的。从195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结果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1960年，及时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0.3%猛跌至23.4%，第二产业由29.7%猛升至44.5%，第三产业由30.1%上升到32.1%。这些数据表明：及时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二产业发展过快，第三产业上升过于缓慢。总之，产业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但从1961年开始，持续进行了5年的经济调整，到1965年，及时、二、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又依次转变为37.9%、35.1%和27.0%。显然，以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状态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并大体趋于协调。

1966年至1978年，中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以及两次经济过热，结果造成这段时间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纱窝现厥Ш猓而且又未得到及时调整，结果导致1978年及时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65年37.9%下降为28.2%，第二产业也由35.1%上升到47.9%，第三产业由27.0%进一步下降到23.9%。该数据表明：产业结构失衡已经演变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及时，1958年至1978年间，在社会生产力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发生一系列变化的条件下，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受到“左”的思潮支配下，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指令性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点，因而这成为了产业结构失衡最基本的体制根源。第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许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极其有效的重要战略，但这一关系到经济全局的战略却被盲目地、片面地、长期地延续下来，使其本该具有的积极作用走向了其反面，这成为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重要根源。第三，在1966-1976年期间，长达10年的“”导致政治运动取代了生产，这种状况导致了各次产业失去了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宏观环境，而且也成为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第四，由于国内外因素特别是国际因素的影响，国内大部分地区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结果造成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当然也难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第五，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创造价值，而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产业均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因而，当时严重存在着“轻非物质生产部门、重物质生产部门”的政策偏好。上述因素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造成这段时间的产业结构趋于失衡。当然，这是就该期间总的趋势而言的，并不否定这期间产业结构有趋于改善的情况。

3 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探析：1979-2011

3.1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产业结构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工商业体制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着手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农村的乡镇出现了大量的个体手工业、商业和乡镇企业，随后慢慢形成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期间，特区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978-1992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工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停基本实现了工农业产品相对富足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及时产业由1027.53亿元增长到5866.6亿元，增长了5倍多，第二产业由1745.2亿元增长到11699.5亿元，增长了近7倍，第三产业由872.48亿元增长到9357.38亿元，增长高达11倍，三次产业之比由28.1：47.9：24.0转化为21.8：43.5：34.8。但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产业结构比例都是不稳定的，尤其是经济增长波动性极大，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引起的。具体原因有：一是受左、右思潮的干扰；二是农业受气候的影响；三是没有先例可循，缺乏经验，在试错中前进。

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时期的产业结构

1997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为国有企业改革、调整时期。经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使原有大型国有企业增强了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对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拓展了国际市场，进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平稳高速增长，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考验之后，2003年，国民经济增速为10%，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的比例为12.8：46.0：41.2，显然这一比例比1993年的19.7：46.6：33.7更加趋于合理，即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工业比重基本平稳，第三产业大幅度上升。

2005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连续三年再次发生经济过热，经济增速依次达到11.4%、12.8%和14.3%。因此，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对经济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但这次调整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以往相比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国内经济周期从1999至2007年连续9年的上行阶段很快进入了下行阶段，而且来势非常迅猛；2008年国内自然灾害严重，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2007年第三季度遭遇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结果造成2008年、2009年经济增速迅速下降为9.6%和9.2%。及时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10.8%下降到2009年的10.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47.3%下降到2009年的46.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41.9%上升到2009年的43.5%。显然，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

2010年与2011年为“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的转换时期，在“调结构、稳物价、保增长、促和谐”的目标下，实现了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从2008年底全球共同以超常规刺激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到2009年底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全球金融市场基本上恢复到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水平，全球经济进入所谓“后金融危机时期”。该时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尽管出现了“蒜你狠”、“豆你玩”、和以棉花等农产品为代表的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央接连出招稳定消费价格，打出了给力的政策“组合拳”，不仅实现了物价的理性回归，而且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和2011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0.4%和9.2%。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及时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的10.7%下降为2010年的10.1%，第二产业由2008年的47.4%下降为2010年的46.8%，第三产业由2008年的41.8%上升到2010年的43.1%。然而，中国2011年的产业结构与2010年相比，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一五”（1953-1957年）计划的指导下，中国加大了对工业的投资，尤其是重点发展了重工业，这为我国建立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产业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期（1958-1960年）重工业发展过猛、过急，产业结构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二次产业发展速度过快，而及时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结果造成了“”时期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但经过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国的经济得以的恢复，产业结构又重新变得相对协调了。“”及结束后两年（1966-1978年）的这一时期中，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主要是执行以备战为中心的建设指导方针，因而该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显示出了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但“”结束后的两年，我国经济上执行的基本政策仍延续了“”的做法，结果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并没有改变。显然，1953-1978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是农业增长缓慢，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超前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这一时期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一种依靠指令性计划推动的重工业主导型结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往优先重工业的战略，确立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调整方针，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发展的任务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素质提高为主的新阶段，产业结构由比例失衡逐步得到了优化。

中国产业论文:数字经济引领中国产业改革

围绕“智能时代・数字经济”这一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指导、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中国IT市场年会”于近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年会多方位解x了在未来智能时代下业界需要关注的热点和数字经济为企业带来的变革。主办方特意搭建这一投资机构和企业对接的平台，进一步促进产业、市场和资本的良性互动。

2017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在“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改革”等国家战略驱动下，创新能力不断攀升、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世界产业创新和融合的背景下，IT产业凭借突出的成长性、渗透性、创新性，在推进经济结构优化、驱动行业智能化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不断引爆投资热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时代来临，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内容，不但有力推动了产业界和全社会的转型，而且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围绕“智能时代・数字经济”这一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指导、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中国IT市场年会”于近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年会多方位解读了业界关注的焦点：及时，把握IT创新驱动产业融合，敏锐洞察产业新趋势；第二，依托新模式构建产业新生态，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第三，借助智能技术拓展平台型应用，提升服务新能力。

数字经济促进中国产业跃升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明确指出，基于数字化、网络化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智能时代来临，以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成为新的引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从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辅助角色，快速演变为基础创新和创造的使能者，推动社会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创新，不但重塑了既有经济模式，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活力四射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会峰发表了主题为《数字经济2030――产业跃升的中国战略》演讲。2016年G20峰会提出的“数字经济”，为IT产业未来10至20年的演进提出了新的方向和目标。赛迪顾问认为，基于未来世界所具备的感知、智慧、行动和进化等特征，数字经济将呈现三个变化趋势，并对产业融合、秩序重构和角色转化三个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催生了接入、数据和新生三个方向的机会。

接入的机会在于海量的“端”、丰富的形态和巨大的市场。数据的机会在于海量的“端”引发数据核爆、改变产业结构和未来业态。而新生的机会在于全新视角下的“三维产业”所蕴含的巨大生机。

中国将以顶层规划、区域实践、创新环境和产融互动等方式打造“数字强国”。

聚焦新兴产业 近期研究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沈昌祥，美国硅谷排名及时的孵化器创始人史蒂夫・霍夫曼和东方证券研究所所长陈刚，分别从ICT演进与创新、可信计算、未来黑科技、硅谷独角兽、新兴产业投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甲骨文、英伟达、华为、浪潮、阿里巴巴、360、用友、东软、紫光西部数据、山东易华录等国内外知名IT企业的行业专家，以及宿州高新区、杭州萧山区等重点园区领导共聚一堂，围绕云计算、大数据、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智能化园区建设、共享数字经济等热点领域，通过主题演讲和高峰对话等形式，探讨了智能时代的技术机遇，并深度解读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模式创新，以及中国IT市场的新价值。

本届年会还举办了5场分论坛，分别为2017虚拟现实投融资项目路演论坛（寻找VR风口）、2017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把握产业发展大势，聚焦企业投资价值）、2017网络信息安全高峰论坛（共享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2017中国园区新经济论坛（新经济、新动能、新园区）和2017中国产业地产发展论坛（洞察产业投资机会，共赢地产变革时代）。

虚拟现实产业风生水起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现实从去年开始走向风口。从政府角度来说，“十三五”期间，把虚拟现实（包括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将覆盖软件、硬件、核心器件，成为未来的主要研发重点。目前，虚拟现实是全球技术应用里的一个热点，全世界IT企业巨头都在这方面进行布局，国际和国内资本也对虚拟现实项目投入了更多资金。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风声水起，无论投资机构，还是创新、创业企业，还有应用方案开发商，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16年，虚拟现实产业处于起步阶段，2017年虚拟现实应用开始逐步爆发。但是，投资领域却认为，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有关虚拟现实项目的投资开始进入了寒冬。不过，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是螺旋式盘旋上升，或许经历起伏，但大的趋势是不断向上发展。很多应用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无论在医疗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虚拟现实技术都有比较多的应用，还有国内一些大型制造企业也采用了虚拟现实技术。国内有些虚拟现实企业给国际汽车巨头做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方案。我国虚拟现实技术在起步阶段跟国外的差距并不大，但核心技术方面我国的确跟国外有一定的差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虚拟现实产业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比如为电影《阿凡达》提供动作捕捉技术的那家公司现在已经和我国企业进行合作。虚拟现实产业在逐步布局和不断完善中。

2016年9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指导下，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等联合发起的虚拟现实产业联盟，致力于推动VR产业健康发展。此次“2017虚拟现实投融资项目路演论坛分论坛”是在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的指导下，由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视听产品处副处长曲晓杰表示：“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角度来说，我们是产业部门，为行业提供服务。及时，我们希望借助资本力量，为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做出贡献。我们编制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进行各方面的梳理，希望凝聚行业合力，共同推进产业发展。第二，加强技术创新，开展产学研合作，从去年指导成立联盟，不仅仅是企业，国内主要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一些部门，包括内容制作、影视制作公司，我们通过联盟组织大家形成合力，共同完善。第三，产业链上，协调其他部委，支持虚拟现实产业核心技术，包括我们做的标准体系。联盟标准体系去年年底已经在青岛启动标委会工作，几项标准已经面向联盟成员开始进行征求意见，按照计划应该是4月初就会联盟社团标准。有的企业做标准也知道，如果是行标和国标的话，周期比较漫长，希望通过联盟发挥企业灵活的机制。第四，推进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的应用，探索开展一些试点示范。”

货车帮副总裁赵强和与会嘉宾分享了“大数据+物流的创业故事”，介绍了货车帮如何在十年的创业时间里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具代表性的“互联网+物流”的成功企业之一。他对于传统行业互联网化转型的切入点、数据资源的集聚等方面的见解和认识引起了大家一致共鸣。

，树根互联副总裁黄路川做了主题为《“互联网+制造”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他分析了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所面临的问题，指出制造业最核心的出路就是要提升产品竞争力。他认为，“互联网+”、“物联网+”是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工具。只有引入新兴技术，推动硬件、软件一体化发展才是制造业实现转型发展的出路。

随着互联网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我国互联网发展已经开始步入“下半场”，行业也变得越来越外延有广度、内涵有深度，而“智能化”与“产业互联”将是互联网“下半场”的两大关键词。赛迪顾问通过此次论坛聚集业内专家学者，展开了多方位的产业发展交流与分享，共同为推动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共享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实施和发展，网络信息安全发生了深刻变革，防护对象与防护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卿斯汉在会上精准剖析国际市场主体l展重点，提出创新是大数据和云计算安全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加大大数据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是创新的基石，加强安全标准建设是创新的保障。

赛迪顾问举办主题为“共享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的高峰论坛。本届论坛携手业界大佬围炉网络盛宴，共议安全大势。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同时，也是我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的开局之年。我国是网络大国，网络信息安全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总工郭启全站在国家安全角度，深刻阐述网络安全的重要使命，并表示，依法开展网络安全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宋宇做了主题为《共享IT生态安全时代新机遇》的演讲。宋宇表示，近几年，我国IT市场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产品和商业模式上的突破性变革，产品和技术的跨界融合走向深入，网络信息安全进入生态融合时代。同时，安全威胁和攻击日益严重，并出现了向工业控制系统、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领域侵入的趋势，这对我国IT行业大生态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同时，360企业安全集团副总裁张斌、北信源产品总监姜一、阿里数据安全高级专家张金、启明星辰副总裁潘柱廷和蓝盾股份首席技术官杨育斌分别从数据分析、移动应用平台、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大安全生态角度发表了精彩演讲。深度分析了在IT大生态的背景下，网络信息安临的严峻挑战；网络攻击威胁频发下，大安全生态云全要素的安全思考，以及共享时代下的网络信息安全趋势探索。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卿斯汉做了主题为《大数据和云计算安全的发展关键是创新》的演讲。

新经济、新园区、新动能

在中国园区新经济高峰论坛上，来自政府、媒体、产业界等方面的人士就我国实体经济如何升级转型、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本次论坛以“新经济、新园区、新动能”为主题，着重探讨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园区如何通过新技术、新方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发展园区新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与发挥产业园区的经济主阵地、创新新高地、改革主战场作用。

作为中国IT市场年会的分论坛，本次活动汇聚了科技部原党组成员、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国家高新区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王梅和民建中央能源与资源环境委员会秘书长王虎等人士，同时，多家知名部级园区、软件企业、园区运营商、金融机构等参会。

赛迪顾问园区经济研究中心总经理高原代表赛迪顾问做了全国部分园区新经济年度报告。五矿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赵锦明做了主题《产业园区4.0，产业地产创新发展思考》的报告。来自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公司的曹晓兵做了主题为《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的智慧园区运营管理平台》的报告。

中白工作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史俊做了主题为《海外产业园区建设与实践创新》的报告。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局长余跃海与在座嘉宾分享了池州经济开发区的经验。

本次论坛演讲嘉宾从国家政策解读、双创人才的引进、海外产业园区、新兴的建设与实践创新等与园区相关领域进行解读、预测，并分享关于产业园区新经济发展的前沿观点。此外，论坛了“园区新经济100强榜单”。榜单以大型数据体系为基础，从多层次指标出发，利用大数据分析、热度分析等方法，较为客观地呈现出2016年中国园区新经济竞争力百强排名。

云集重磅嘉宾 关注热点领域

本届年会听众规模超过两千人，人员层次高。多位领导莅临指导；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委员会、虚拟现实产业联盟、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和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等多家单位参与协办；300余位省市、园区领导集聚；50位著名企业CEO亲临；100余位电子信息百强高管出席；200家核心媒体参与报道。

本届年会创新实施“1+5”会议模式，在“智能时代・数字经济”主论坛举办的同时，围绕“园区经济”、“信息安全”、“虚拟现实”、“互联网”和“产业地产”五大热点领域举办高峰论坛，分别关注“一带一路”下的园区新经济发展、共享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虚拟现实产业的投资新机会、产业互联网投资新价值和共赢地产变革时代。

在本届年会和分论坛上，赛迪顾问了100个行业调研数据和4本热点领域白皮书。4本白皮书分别是《中国虚拟现实产业投融资白皮书2017》、《中国Fintech产业投融资白皮书2017》、《中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白皮书2017》、《中国云安全产品市场白皮书》。此外，赛迪顾问还评选出三大榜单“2017园区新经济竞争力100强”、“2017独角兽企业投资价值100强”、“2017产业地产30强”，并且产业数据库、决策思想库“满天星”，以及业内产业知识分享平台。

此外，本届IT年会还公布了“年度市场占有率及时”“年度成功企业”“中国IT自主创新突出贡献”“新兴产业创新典范”等奖项，并为获奖企业颁奖。

面对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本次年会的召开清晰描绘出智能时代未来蓝图，探索了数字经济发展全新路径。赛迪顾问将凭借强大的国家部委资源支撑、丰富的行业资源和高端专业化人才等竞争优势，面向政府、园区和企业提供多元化、全流程的专业服务，与各方伙伴合作共同推动中国IT产业持续创新。

中国产业论文: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摘 要 当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相伴而来的金融危机也难以避免，其影响波及全世界。就中国而言，经济滞停、资金短缺等问题困扰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和怎样促进经济发展一直都受到广泛关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下面就问题和策略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 产业经济 金融危机 经济转型

一、引言

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不得不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探究与思考，尤其是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阐述中国经济转型。此外，还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模式带来的一系列危害进行思考。处在当前这个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挑战与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与思考。

二、国家金融危机

（一）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一是货币领域，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解脱了实物对资本的束缚，虚拟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造成了全世界的虚拟经济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依赖；二是在生产领域，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实体经济的依赖，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国际金融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则是必然结果。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领域出现的一次次危机，产生的冲击波冲击了全球各个国家。美国次贷产生及时轮冲击波；美国债券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是第二轮冲击波；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税收的锐减、政府预算赤字的激增是第三轮冲击波；商品价格下降、生产和服务下降以及经济困难加剧是金融危机的第四轮冲击波。金融危机更容易在具有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扩散，欧元区等许多国家银行希望利用美联储货币互换工具获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为避险资产和应急资产，美国出于为后续向国际社会发债融资而极力稳定美元，这些因素有望支撑美元短期走强。然而，美元近期的价格反转并不能改变美元中长期的价值下跌趋势，决定美元长期走向的除了经济基本面和美元策略外，还有三大根本性因素：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地位、美元享有的铸币税特权、美元走势受制于日益严重的双赤字。

金融危机对我国也产生了严重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受到严重冲击，但由于我国的金融体制、银行制度经过改革，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质量与过去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加上我国政府对金融活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较为有效的管理，所以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系统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但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发达国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水平减低、企业投资下降，这必然导致进口减少。其次，由于在中国的金融行业没有大规模参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其金融行业遭受的冲击不大，避免了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所面临的困境。但是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实体经济体还是会遭到破坏，表现为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的冲击，中国对外贸易、外需市场严重萎缩，国际融资困难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一些负面影响。

三、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一）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亟待转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下滑趋势。在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下，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了困难，产业经济形菅暇，中国的产业也必须顺应时代，不能原地不动，所以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型迫在眉睫。

其实转型的方向就是升级。认识的转型升级，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产业内的升级；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从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的发展；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纵深化发展，实现高加工度化与技术集约化。目标的转型升级，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目标追求过程中，中国经济虽然做大了但并不强，只有做强了才能有拓展空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环境的转型升级，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表现为水、土、空气、食物的污染，这些都是惨痛的经验教训，生态转型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健康和生命比生产总值更重要。体制的转型升级，要使得体制和文化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创业，让各种经济成分公平进入、公平竞争。企业和企业家的转型升级，基础是企业，而企业家则是管事的，企业家一定要意识到过度的商业化、过度的急功近利并不利于企业发展，而仅有资金没有核心技术和市场需求，也无法支撑企业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低成本制造是民营企业的一大特征。民营企业最重要的是自主创新，努力从价值链低端转移至高端，“创新成本低”将引领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与国际竞争的又一个战略竞争力。在创新过程中，创新目标设定要用国际标准，以国际的视野将有限的投入聚焦到中国比较优势的领域。

（二）中国产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全球经济，在这种不利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虽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持续顺差，但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市场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率在上涨，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好转的势头是有限的。其次，国际经济环境混乱导致国际双顺差的结构失衡，以及储力持续大幅增长的总量失衡，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挑战。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压力使中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着特殊挑战：目前的高碳排放阶段，资源禀赋的高碳结构，国际分工体系中属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环节。而这一系列都属于粗放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速换挡也带来挑战，其和经济周期不同，经济周期可以返回原来的状态，而经济增速一旦下来了就难以返回，所带来的挑战远大于经济周期性的挑战。同时，经济增速是一种连带挑战，会产生一系列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部分行业萎缩，面临倒闭；市场需求减少，订单减少，金融风险加大等。而这些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只能迎接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笔者认为应该立足根本点和扩大内需，科学利用外资，提高外资质量和对外经济发展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结语

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坎坷，金融危机的大环境让我们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担忧，需要政府采取正确的策略进行宏观调控，发挥指挥的作用。当今世界金融局势，只要美国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都会感冒”。中国得时刻备着“感冒药”。企业，尤其是企业家，得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顺应时展，紧跟世界步伐；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优化出口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作者单位为重庆科技学院）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政策的两种模式与转换取向

摘要：纵观产业政策争议的历程，本质上产业政策分析的终极逻辑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机制，“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是众多研究产业政策学者的普遍看法，但从产业演进的动态视角来看，这种理论指向并不符合产业演进阶段的发展诉求。“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在当前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阶段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创新意蕴，其最终目标仍在于契合产业政策转换阶段的基本特征，努力构建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协同作用的模式。相较原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要旨，现阶段构建新的产业政策取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的方式，加快过剩产能的退出力度，规避“泛市场化”风险；二是积极构筑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为主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尤其要消除政府主导创新资源配置的传统模式，逐步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鼓励技术创新和营造市场环境的路径上来。

P键词：赶超型产业政策；成熟型产业政策；供给侧改革；宏观经济调控

一、引言

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具争论性的话题。继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引发广泛争议的“东亚奇迹”批评 ① 以来，中国近年来争议甚嚣尘上的“战略新兴产业产能过剩”②、“政府微观领域干预过多”等诸多言论都将产业政策的讨论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经过长期的争论，一个基于产业政策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③ 的基本逻辑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④。

然而，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悖论在于，理论分析习惯于将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相对立，而忽略了两者在实践中并无清晰的边界。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无一没有透露出参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基本倾向。在近期的产业政策研究中，以Naud （2010）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甚至公开支持大力推行选择性产业政策⑤。在国内，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一直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由此可以看出，简单抽象地将“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作为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抓住产业政策研究的要害，要形成对实践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产业政策理论，上述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研究显然有待深化。

纵观产业政策争议的历程，本质上产业政策分析的终极逻辑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塑造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机制。基于任何国家的产业发展都可以抽象为“赶超―前沿经验丰富―再赶超”的过程，本文拟从产业演进的动态演进视角出发，首先剖析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基本运行机制，然后再从动态角度出发，具体分析行进中的赶超型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和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基本模式与总体效应，结合产业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剖析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产业政策的转换取向。

二、产业政策的两种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划分产业政策两种模式的首要前提是要承认产业政策应用的广泛性和产业政策在各国产业演进过程中的相似性。虽然产业政策问题是在日本推行产业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才引起广泛关注，但产业政策的实际应用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后期，新独立的美国面对英国进口货的冲击时，美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的基本命题，随后经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等人的梳理凝练，一套基于落后国家应对国际产业竞争的产业政策理论逐步成型。随着日本及相关亚洲国家经济的加速崛起，与日本及亚洲经验紧密相关的产业政策开始受到政治家、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重视，“经济赶超说”的产业政策理论在学术界蔚然成风。赶超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存在后发优势的情况下，政府的积极参与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较快地赶超发达国家⑥。后期尽管经过广泛争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饱受质疑，但推行产业政策的“市场失效”理论和有关后进国家赶超型发展的观点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理论的牢固基石。

从产业政策应用的广泛性上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着某些类型的产业政策，目前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争论正在向如何实施产业政策转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产业政策就以各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正如谭崇台在研析资本主义早期的产业进程中发现，“市场竞争的环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培育才逐渐得到完善的，在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之前，各国政府都采取过多种实施干预的政策。”⑦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后起国家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主要发达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也采取了诸多形式各异的产业政策。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政策在“赶超―前沿经验丰富―再赶超”的演进历程中大致相似，而产业政策的效果也会因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和不同的条件差异而有所不同。

从产业自身的演进历程及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上看，产业政策可以划分为赶超型产业政策和成熟型产业政策两类。对于一个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赶超型产业政策是以先进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成熟产业体系为目标，通过产业政策手段，动员各种力量缩小与先进国家或地区产业差异的手段的总称。而作为成熟型产业政策，则是以稳定的市场机制为主体，政府服务于弥补市场缺陷的各种手段的总称。

图1是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运作机制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赶超型产业政策是围绕赶超目标、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产业发展推动机制。在此机制运行中，赶超目标的制定尤为重要。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产业政策赶超目标制定的依据一方面源于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水平、产业发展经验和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本国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的确认和产业政策运行后的反馈作用机制。在产业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中，政府通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赶超目标，直至赶超目标最贴近或最适合本国产业发展环境的实际状况。而成熟型产业政策则是以市场机制为主体，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完善机制推动产业发展，政府在产业演进过程中辅助发挥完善市场功能的基础作用。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两种运行模式中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看法不同，前者的运行模式建立在市场本身有缺陷、依靠市场力量难以支撑或实现产业发展预定目标的假定条件之上。在此条件下，产业政策通过多种形式干预微观经济运行，政策信号对a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占据重要地位，政府行为具有较大程度的主动性。而后者的运行模式尽管也认为市场本身有缺陷，却通过政策手段积极弥补市场不足，产业政策对产业运行不会占据支配或重要地位，对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占据重要地位的仍是市场信号，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服务于市场。

二是从产业政策运行的成本角度考量，前者由于技术、结构、发展模式等赶超目标明确，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政策模式可以通过模仿大规模地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创新成本，但由于产业政策信号在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向市场传导的过程中会涉及多种主体的博弈关系，故赶超型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较大的交易成本损失。而成熟型产业政策尽管会承担较多的信息搜寻成本，但由于产业政策本身只起到弥补市场基础功能不足的功能，故产业政策推行传导的成本较低，相关利益群体也没有较多的利益博弈关系。

三是从产业政策运行的风险来看，尽管政府的赶超目标多来源于科学论证，通过产业政策信号引导可以有效降低单个市场运行主体的试错风险，但市场技术的不确定性发展常常会加剧赶超目标本身设置的战略性风险。一旦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突破赶超目标设置的目标范围，政府将承担产业发展误判的集体试错风险。相较而言，由于成熟型产业政策已经处于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前沿，故产业运行的目标信息分散由各个市场主体来搜索完成，由此对技术和市场的试错风险不易造成集体风险。

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的联系在于两者统一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引领的整个过程之中，产业发展阶段的演进转换同样需要产业政策主导模式的相应转换。需要说明的是，推行产业政策的“市场失效”理论和有关后进国家赶超型发展的观点尽管都是产业政策理论的牢固基石，但两者对产业政策的解释并非独立并行的逻辑，两者也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引领的整个过程之中。此外，成熟型产业政策模式中并非只有政府赶超目标主导下的运行机制，在部分产业中可能也会存在市场主导下的运行机制，但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政策信号主导模式占据重要地位，成熟型产业政策的运行模式同样如此。产业政策划分为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同划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区别在于，随着产业政策的推进，选择性产业政策不仅是赶超型产业政策的基础组成部分，而且赶超型产业政策也可以包括完善市场制度目标的赶超。同时，功能性产业政策虽然构成成熟型产业政策的主体，但随着产业发展条件的变化，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动态过程却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难以涵盖的内容。

三、提高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条件

从运行机制来看，赶超型产业政策是以赶超目标为中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协作促进的过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变化是评价产业政策效应的试金石，同时也是对赶超目标实行调整修正的重要依据。纵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高速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的基本特点，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归纳出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三个必要条件（图2）：

及时，赶超目标的协同性。赶超战略的重点是对先进国家通过学习、模仿、观察、引进，进而以较低的代价掌握发达国家通过探索而获得的成熟技术和商业模式，因此如何拟定出既具有较强先进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又能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特征的赶超目标就尤为重要。二战后至80年代，日本觊觎美国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经验丰富地位，以通产省为主导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在明确通产省作为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的同时，也拟定了促进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具体发展计划⑧。通过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和政商双方紧密的协作推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经验丰富者。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拟定出适宜的赶超目标能对产业本身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技术、市场发展不稳定、未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产业上，一旦赶超目标出现误判，也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危害。同样以日本产业发展的历程为例，20世纪80年代起，为挑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优势，日本政府主导推出了第五代计算机研究与开发计划，计划历经12年，通产省拟定的预期目标即将实现之时，全球计算机主流市场发生逆转，通产省主导推进的计划由于背离市场需求而被迫宣告失败，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进程也由此遭到延缓。除了日本典型的产业政策以外，中国、韩国以及东亚众多国家产业政策的实践表明，赶超目标的拟定一般更适用于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领域，而对于进入门槛较高、技术市场不确定性较强的产业领域，产业政策所能发挥的效应不确定性较高。基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如何拟定切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赶超目标对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发挥至关重要。

第二，激励机制相容。激励机制相容是指在产业政策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能在完成赶超目标方面凝聚共识，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对产业政策本身的阻滞力度能降到低。纵观二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以通产省为主导、借助“产业结构审议会”凝聚政、产、企各方力量的产业政策组织体系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有质疑认为，日本成功的主要源泉是民间的奋斗和创新精神，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起到辅助作用。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在日本推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的相互协作是产业政策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相较而言，国内学者江小涓在解析政府如何推动产业政策时认为，任何一项产业政策的执行，都要涉及大量的协调问题，政府负责执行产业政策的部门，往往不具备必要的协调能力⑨。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赶超型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相关参与主体的协同作用对其有效性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市场供需条件匹配。纵观全球主要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历程，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在赶超时期主要集中在供给侧方面，通过品质要素的低成本配给，可以较快地推动赶超国家部分战略产业的快速兴起。而相较市场结构来看，供给侧的政策效应会受到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双重制约。从日本产业政策的实践历程来看，之所以产业政策效应在近年来走向衰微，一方面源于供给要素成本攀升，产业组织形态僵化和产业技术创新水平衰减有较大关系；另一方面，老龄化结构引发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乃至全球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都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市场供需条件不断发生变动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产业政策本身的动态适应性，也是赶超型产业政策发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行进中赶超型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在多个约束条件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动态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要发挥有效性，必须兼顾赶超目标、参与主体和市场供求等多个方面的动态协同。伴随产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和赶超目标的逐步接近，赶超型产业政策实施推进的难度不断增强，赶超型产业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衰减，同时这也是世界上众多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过程中产业政策效应不断走向衰微的深层次原因。

四、转换中产业政策演进的基本模式与效应分析

赶超型产业政策在行进中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约束而走向衰微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随着产业演进由赶超向前沿经验丰富阶段转变过程中产业政策运行机制也需要调整转换的必要性。从制度惯性或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产业发展由赶超向前沿经验丰富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主导者、市场主体以及相关参与者的角色地位乃至运作机制的同步转换。从产业政策转换的方向来看，走向成熟型产业政策模式是赶超型产业政策模式演进的必然。以赶超型产业政策模式为起点，以成熟型产业政策模式为终点，两者的转换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及时种情形：政策信号盲目退出而造成 “泛市场化”模式。即忽视由于赶超型产业政策长期执行后形成的制度惯性和退出障碍，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急剧退出，造成产业发展原有的结构性矛盾沉积，关键时期由于政府角色缺位而造成产业升级延迟。行进中赶超型产业政策有效性条件的分析表明，在适宜赶超目标、激励机制和供需条件作用下，后起国家某些产业往往会高速增长，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这些产业同时也有可能伴随着巨大产能过剩和退出障碍问题，而此时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市场的快速出清，政府的作用在此时也会变得尤为重要。20世纪70年代，日本石油化工等产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亏损，但由于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造成行业退出困难，为摆脱日益蓄积的产业结构僵化问题和加快这些过剩行业的产能退出，日本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至20世纪80年代，这些政策获得良好的效果，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与日本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相反，中国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市场自发程度较高而缺乏政府引导，造成原有僵化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难以扭转，进而错失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时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在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a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盲目崇拜市场化而忽略长时期赶超型产业政策实施的制度惯性，“泛市场化”的模式将会使诸多矛盾的解决贻误良机。

第二种情形：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同一领域发挥作用的冲突排斥模式。即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赶超型产业政策和成熟型产业政策在同一体系内运行，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同时起作用。赶超型产业政策的重要环节在于选择产业和拟定赶超目标，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异逐步缩小，后发国家要进入壁垒较高、技术市场尚不成熟的行业。由于这个阶段后发国家和先进国家面临的都是不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故后发国家在拟定赶超目标过程中，预期目标的实现不确定性也较高。在此背景下，在短期内市场趋势不确定性较高的信息会被作为赶超目标拟定的依据，而且通过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这种由不确定技术市场衍生的市场信号会成为政策信号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如果在短期内市场趋势不确定性较高的信息在长期内同样保持有效，那么由不确定技术市场衍生的市场信号转变为政策信号会加速该产业的发展。相反，如果在短期内市场趋势不确定性较高的信息在长期内无效，那么由不确定技术市场衍生的市场信号转变为政策信号可能会造成该产业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会延误本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总体来看，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诱发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就是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冲突排斥的有力体现⑩。

第三种情形：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协同模式。即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关键时期，承认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过渡时期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两者发挥作用的领域相互补充。一方面，坚持政策信号在强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退出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着力强化政府在市场机制培育中的建设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在重大战略性产业选择领域，政府应该逐步扭转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将产业政策制定的重点放在补短板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领域，强化市场信号本身对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政府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充分协同，进而为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创造强有力的条件11。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赶超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取向正是如此。

综合上述三种情形可以看出，形成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协同模式是产业政策转换的取向，但与学术界认为产业政策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换”的观点有所不同，政策信号与市场信号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协同模式中，以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为主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举措尽管占据重要地位，但强化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等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作用也同样不可或缺。在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转型转换的过程中，没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或功能性产业政策能概括产业政策转换的根本取向。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摘要：进入“十二五”以来，中国产业发展环境出现若干重大标志性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对产业需求和产业布局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人口老龄化提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下降，对产业需求和产业成本（结构）的影响出现重大变化；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转折性变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趋复杂严峻，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对外经济新优势日趋紧迫。“十三五”期间，科学研判这些变化，有利于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关键词：产业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十二五”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环境出现若干重大标志性变化。“十三五”期间，这些重大标志性变化仍将进一步深化，并对“十三五”中国产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科学研判这些变化，有利于“十三五”中国产业发展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廓清产业发展理念，优化政策取向；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补齐明显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本文从城镇化、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等四个方面科学研判外部环境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利于“十三五”期间积极适应并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对产业需求和产业布局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

2010年，中国年末总人口13.41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和乡村人口分别占49.95%和5005%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201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 。从2011年开始，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成为人口结构的主体和人口数量的主要增长点。同年，全国年末总人口13.4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51.27%，较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接近完成“十二五”规划预期目标（51.5%）。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561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立的目标是，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按照业已展现的趋势，到“十三五”末的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几无悬念。

随着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促进投资结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产业转型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变化对中国产业发展布局和形态变化的影响，也将日益广泛而深刻。因此，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更加重视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协作，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如增加城镇基础设施、住宅和公共服务需求，带动城市消费中心建设和创新要素集聚，借此降低产业创新成本和风险等。近年来，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但是，有些地区人口和经济布局过于分散，成为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引导人口和经济布局适度集中，成为这些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必修课”。

姜长云：中国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产业发展和布局形态变化的影响，从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精神可以看得更为清晰。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如果赶不上数量更为庞大、比重日益提高的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难免受到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困扰，产业发展中传统领域供给过剩、新兴领域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也会日趋凸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长期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的部分传统理念，也将日益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扩大国内需求，较大潜力在农村”，恐怕要被“扩大国内需求，较大潜力在城市，较大难点在农村”所取代。未来的产业政策如果看不到新型城镇化作为“较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不能把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重要的民生工程”，将很难走向成功。有些影响重大的政策理念也值得深入推敲。如今后“三农”问题到底是“重中之重”，还是“难中之难”，抑或兼而有之？

前文所说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如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率则要低得多。以2014年为例，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9%个百分点。蔡继明：《努力提高我国真实城镇化率》，《经济参考报》2015年3月9日。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是中国城镇化最为突出的“短板”。推进城镇化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近年来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流动向城镇地区集聚的趋势，也为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提供了良好基础。2010―2014年，中国农民工总量由24 223万人增加到27 392万人，外出农民工由15 335万人增加到16 821万人，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比由63.0%提高到64.7%。资料来源：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载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因此，“十三五”户籍制度改革提速，可望通过带动人口集聚，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消费需求的集中化、品质化、高端化，为降低产业供求对接的成本和风险，为带动中国产业发展及其提质增效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如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增进服务消费的品质化和体验化。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对于扩大城镇房地产需求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人口老龄化提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对产业需求和产业成本（结构）的影响出现重大变化

“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少儿人口数量和占比在2010年陡降后趋稳，少儿抚养比从2011年的历史低位稳中略增；人口老龄化提速，老年人口出现数量扩大和比例提高趋势，老年抚养比增幅明显。因此，总抚养比从2010年的历史低位上升。2010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分别为22.3%、11.9%和34.2%，2014年分别上升到22.5%、13.7%和362%，可见，“十二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负担呈现加重趋势（张车伟等，2016，第1～20页），这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提供了一个重要推手。

在人口总数不断增加的同时，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2011―2015年5年间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十五”、“十一五”期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年均仅分别提高0.14个百分点和0.2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提速，不仅导致经济增长因难以利用人口红利而有所放缓，赛季（2016）的研究显示，日本、韩国和泰国在与当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似的阶段，经济都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会带动健康养生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扩张及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乃至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并因此影响产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老龄人口比率的提高，往往会推动对休闲、旅游、教育、通讯、卫生保健和护理需求的扩张（尼密・乔杜里，2007，第29页），降低结婚、购房、购车等消费需求，甚至影响大宗消费品消费需求的增速（赛季，2016）。“50后”等低龄健康老人的增加，还可能带动生活服务需求的精细化和品质化。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从中长期看，中国较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应该是健康养生产业群。人口老龄化提速，还容易助推产业消费需求的分化和多元化。因为相对于少儿和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较多，闲暇时间较足，对老年人口的社会约束和管理手段较弱；这很容易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越容易出现分化和多元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特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在“十三五”期间，借此仍难以根本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据张车伟等（2016，第9页）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1.8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3.1%；分别较2015年增加0.39亿人，提高2.6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1年达到峰值、占比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数量和占比双下降态势（见表1）。中国劳动年龄下限为16周岁，上限为60周岁，但不包括60周岁。蔡P等（2015）认为自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后，中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持续存在，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此后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十二五”期间数量和占比双下降，加剧了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从农民工月收入水平的变化上可见一斑（见图1，下页）。农民工特别是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放缓，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见图2，下页）。

前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双下降的趋势及其影响，在“十三五”期间将会继续强化。张车伟等（2016，第9页）的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15～59岁人口将达9.1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0%，分别较其预测的2015年数减少013亿人、下降2.3个百分点。受劳动力再生产周期的影响，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不仅难以增加“十三五”时期的劳动力供给，还可能因为有些夫妇为多生一个孩子，而减少“十三五”时期的劳动力供给。

值得重视的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处于结婚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和占比，对社会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影响往往较大。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3.64岁，初婚年龄为20～24岁、25～29岁的人口最为密集，分别占58.7%和22.7%。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这一年龄段。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恰是中国人口增长的低谷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往往被称作“断崖式下跌”（赛季，2016）。这种主要结婚年龄段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会通过影响结婚、购房、购车和大宗商品消费等，影响未来相关产业的扩张。如增加工业“去产能”的紧迫性，加大房地产“去库存”的难度。

三、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转折性变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与“十一五”甚至“十五”时期相比，及时，“十二五”时期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并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见表2和图3，下页）。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较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国新办举行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6年2月3日。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2013年以来政府消费支出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和规范，由此导致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与近年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并快于GDP增长有很大关系。第二，尽管投资增速有所放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减弱，但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不可轻视。除部分公共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少数新兴行业外，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由于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积压等问题加重，大多数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有所放缓。以2015年为例，在按主要行业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前四大行业，分别占32.7%、23.0%、10.1%和89%。这四大行业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5.5%、31.4%、24.9%和20.4%，2015年分别为81%、2.5%、20.4%和14.3%。仅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降，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显著。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及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均呈放缓趋势（见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消费需求的扩张，增加了产业发展的难度和产能过剩问题。“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持续时间的延续，这种趋势还可能有所加剧。第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增长乏力被动带来的。近年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见图5）。从图16可见，投资和消费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在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只不过投资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开始下降的时间更早、下降幅度和波动性更大而已。第三，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持续，政府财政增收的难度显著加大，而在相关民生和防风险方面的支出却呈刚性增长趋势。在此背景下，增强政府投资有效性、激发民间和社会资本投入的必要性显著增强。因此，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日益成为当前产业发展中亟待回答的问题。

图3近年来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

四、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趋复杂严峻，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对外产业竞争新优势日趋紧迫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低迷，经济复苏过程充满艰难曲折和风险隐患，全球经济结构面临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尤其是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为6年来的低点，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深度下跌；加之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导致中国产业发展遭遇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增加，外部需求不振问题日趋严重。从图3、图6本图和图7根据商务部网站“商务数据中心”对外贸易相关数据整理，因原资料缺2011年货物贸易、2015年服务贸易数据，相关数据用对应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代替，两套数据略有出入。 和图7（见下页）可见，除由于2008年开始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2010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受较大冲击外，相对于“十一五”的大多数时期，“十二五”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明显弱化。2015年货物贸易的负增长情况，仅在2009年出现过。2015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较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32%。同年，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增长146%，其中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2%和18.6%。“十三五”时期，尽管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的问题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与“十二五”相比，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总体上难有根本改观，外部需求不振的状况也难有明显起色。此外，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的强化、各类安全威胁的增加和大国合作竞争关系的复杂化（陈和，2015），也会增强国际形势对中国产业发展影响的严峻性复杂性和不稳定不确定性。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摆脱以金融创新和过度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通过进一步增强本国在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培育高新技术引领、附加值更高且处于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的新兴产业，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增强国内实体经济实力，形成以出口带动和制造业振兴为基础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李廉水等，2015，第361、362页）。加之，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以及中国产业发展日益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和生产成本提高等多重挑战，因此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导致国家之间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日益面临来自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和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竞争的双重挤压。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技术创新呈现信息技术、制造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深度渗透、群体兴起的特点，导致许多领域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冯飞，2014，第3页）。因此，中国产业竞争力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鉴于上述国际形势，“十三五”期间，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产业发展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难度及风险很可能继续加大；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引导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顺应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流，促进要素和产权流动及优化重组，提高要素和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借此引导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产业竞争新优势，将更为紧迫。

此外，“十二五”中国工业开放格局已经出现从“引进来”向同时“走出去”的时代转变，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十三五”时期，随着“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产业“走出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中国企业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生产协作网络，其影响将更为广泛深入地植入全球经济。这为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全球竞争培育竞争优势、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产业论文:社会转型与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体系

刘玉照、苏亮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中撰文，分析了中国产业工人制度技能养成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从师徒制的式微、技能认证体系的衰落和职业教育体系的萎缩三个角度分析了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培养体系的瓦解及其原因。

作者在分析国内外研究后，得出了制度变化会改变技能养成的模式的结论，但是，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给出是哪些制度发挥了作用，在其变迁的过程中如何影响技能养成的完整解释。因此，作者试图在梳理建国以来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化的基础上，揭示出当下中国技工荒现象背后的制度转型作用机制。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工人制度技能养成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相对完善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二是以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师徒制”培养体系，三是以面向城镇居民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及时部分主要是以“八级工资制度”为核心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第二部分主要是以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师徒制”培养体系，第三部分主要是以面向城镇居民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首先作为内部技能养成方式的“师徒制”逐渐式微，其中原因不仅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于用工制度的变革、人口流动政策的变化等。其次职业技能认证体系逐渐衰落。主要表现在八级等多级技术等级简化为初、中、高三级制，确立了“行业归口管理”原则。但是也导致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重理论、轻实践，职业资格认定与工资待遇脱钩等问题。社会转型与职业教育体系的萎缩。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单位办社会”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大学扩招政策的出台。

作者认为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需要重建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养成体系，建设什么样的技能养成体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产业论文: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及其理论争论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对此理论界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演化过程、调整路径等都有一些争论和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认识问题、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制定问题和制度设计问题。

【关键词】中国产业结构 调整现状 理论争论

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年均10%的高速增长，直至2012年开始回落，GDP增速两位数的时代已将成为历史。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相伴而生的是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不断突显。例如，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技术和结构升级压力日益增加，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更为紧迫；资源环境制约趋紧，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刻不容缓；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如何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以增速换挡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三期叠加”为主要标志的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经济发展的过程一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各产业的持续健康增长。在中国经济转型步入关键期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应随之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深化改革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窗口期已经开启，适时将产业结构调整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是当前经济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近五年来中国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为显著的是自2012年开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及时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变化不大，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滑且下滑速度不断加快，与此相对的是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攀升。随着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分别为26594.2万人、22543.9万人和27281.9万人，而到2014年，该数量变为22790.0万人、23099.0万人和31364.0万人。及时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持续下滑，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增长幅度远大于第二产业。以上数据说明了在过去的5年时间内，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及时产业的就业人员大量流向第二、三产业，且人员的主要流向是第三产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与现状。

但是从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看，及时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占全部就业人员数量的比重仍过多地超出了其应有的水平，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也呈现不足状态。这说明我国农业仍然占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服务业由于就业人员不足，发展会被严重制约。

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指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以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涉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例如，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制造业的产值比例、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导向等，都包括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范围内。

从目前看，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格局。尽管工业增加值呈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态势，但服务业的发展势头正足，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互动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此外，新技术、新成果的产生及推广是加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量，科技革命会使一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一些生产效率低下、缺乏技术含量的产业会迅速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衰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结果，即科技革命的到来会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再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了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再是单纯以本国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系，而是更多地定位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之中。从这一点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重大机遇。

但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调整阶段也会遭遇严峻挑战。首先，及时产业现代化水平低，发展落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尽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各行各业的科技含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农业而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农产品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是，之前研究表明，农业就业人员数量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极不相称，大量的人员滞留在生产率低、科技含量低的农业部门，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这样既会导致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增长乏力，也会制约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此外，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部门占整个产业的比重一家独大，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对产值贡献不多。

其次，第二产业承担就业压力大，创新驱动力不足。近年来，随着及时产业不断向外释放劳动力资源，第二产业承担了一部分就业压力。但是，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入门槛较高，农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大多数流向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淘汰和转型升级的两难选择。若继续沿着原来的传统道路走下去，必然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遭到淘汰；若要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必将有大批从业人员失业。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悖论，将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另外，中国的制造业一方面表现为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表现为中高端制造业产能不足。特别是一些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高增长行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龙头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凤毛麟角。在涉及国际民生的电力、通讯、能源等部门，中国的发展也落后于发达国家。

再次，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内结构失衡。尽管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势头正猛，且一跃超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为主导产业，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第三产业仍旧存在发展滞后、竞争力低的特点。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但是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已超过70%。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已上升至四分之一左右，与此相对第三产业的比重还不足10%。这表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同制造业发展水平不匹配，会影响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我国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等传统领域，而金融、保险等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一些高技术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是严重不足，缺乏国际竞争力。从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角度划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是所占比重较低，生活性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使得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有限。

此外，中国的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产业分布的过于集中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造成资源的浪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还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劣等自然因素的挑战。

为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中央及各级人民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有序进行。例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乃至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为制造业发展绘就了一幅壮丽蓝图，也为产业结构调整划定了明确的标准；“一带一路”战略的继续深化为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寻到了目的地；“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制定推动了中国新兴产业地位升级等。

总之，在2015年这一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也在朝着既定目标稳步进行中。

理论争论与解释

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出现的问题都表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转型将是理论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对此，理论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讨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及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李勇，魏婕（2015）从所有制的角度，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基于产权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发生在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超过了软预算约束成本时，而民营企业反之。①尹林辉，付剑茹，刘广瑞（2015）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地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及时、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强弱同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呈负相关关系。②陈菲琼，李飞，袁苏苏（2015）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指出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促进作用，其微观传导路径已被证实，但宏观推动效应尚未释放。③杨孟禹，张可云（2015）通过改进的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得出，从城市内部看，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④李力行，申广军（2015）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⑤徐S，李善同（2015）通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指出出口对主导产业增长有重要拉动作用，而主导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⑥余振，葛伟（2014）通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的空间布局具有重塑作用的结论。⑦

第二，产业结构演化过程。一方面，在产业结构的定义上，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贺俊，吕铁（2015）从传统产业结构研究的基本假设和主要命题出发，引申出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并指出现代产业体系概念是对传统产业结构概念的继承与拓展。⑧另一方面，在对产业结构现实演化过程的研究分析上，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孙赵勇，任保平（2014）基于1995年到2010年的相关数据，从比较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特征。研究表明，中国产业体系中的关键生产部门仍然是农林牧渔和采矿业、化学工业等，但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⑨王晓芳，于江波（2015）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要素流动视角研究表明，从空间维度看，及时产业产值重心无规律转移，第二产业产值重心总体西移，第三产业产值重心呈“Z”形移动；从时间维度看，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都是从及时产业流出，劳动力要素大量流向第三产业；资本要素流向二、三产业。⑩刘伟，蔡志洲（2015）研究指出，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后期，在这一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将替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生产率将出现回落且不会恢复到先前水平。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趋势。胡伟，张玉杰（2015）研究表明，我国三次产业空间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呈稳步增长态势，各省非农产业比重提升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李俊华（2015）指出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四条路径，即创新驱动下产业发展的动力转换路径、全球价值网络支撑下的产业高端攀升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的传统产业技术跃迁路径、产业界限日趋模糊化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赵明亮（2015）通过对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及相关指标的分析得出，三次产业结构不甚合理，应采取相应对策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具体为：通过二、三产业支撑，促进及时产业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实现及效率提升；从一、三产业寻找突破口促进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相关服务业对一、二产业的带动作用及在第三产业中的核心作用。陈岩，翟瑞瑞（2015）通过灰色关联模型验证了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其指出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转移过剩产能、增加产业内贸易、学习先进技术，进而对调整产业结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有限。黄群慧、贺俊（2015）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制造工艺一体化以及部分核心零部件领域缺乏优势。因此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有两个可能方向，一是加强将一体化架构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二是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刘楷（2015）在研究了我国地区工业结构变化和工业增长关系后指出，要加快地区工业增长速度，应依托于装备制造业和轻工业，而非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巫强，刘蓓（2014）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及实证检验指出，政府应以比率研发补贴来代替定额研发补贴，从而提高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产出。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2015）通过对工业化后期中国产业结构呈现的新特点、新变化的分析，得出中国经济主导产业将由过去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应的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重化工业时代的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姜永玲，张婧屹，史占中（2015）实证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验证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对称性，且指出该不对称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结语

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发展现状及理论争论，我们认为在产业结构演进和理论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及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认识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若想成功推进经济转型，就必须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首先，产业结构调整是保持经济稳定、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的稳定发展依赖于三次产业之间的相互协调，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必然引起经济大幅波动，进而冲击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产业结构的失衡也会导致部分产业增长过快，部分产业发展受阻，这也极大地降低了经济的发展效率。只有调整产业结构，维持部门均衡发展，使得供给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才能保持经济稳定、高效的发展。其次，产业结构调整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主要手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大、人口就业压力大、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使得国民经济许多部门都遇到了发展瓶颈。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鼓励创新、推动创新，提高创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引导就业人员流向生产效率高、技术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才是解决经济发展瓶颈的一剂良药。再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期处于中下游地位，中国出口的服务业也大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的传统服务业领域。因此，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有待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制定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宽松的政策环境。相关政策的制定应以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为根本目标。产业政策制定应注意两方面问题。首先，政策实施范围。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晰划定。政府不能代替市场起主导作用，不能限制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在某些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应承担起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责。其次，政策实施力度。政府在实施政策的过程，要掌握好政策的实施力度，既不可隔靴搔痒，也不可矫枉过正。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制度设计问题。一个好的制度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正确设计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制衡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升政府的制度供给职能，从而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平台。

中国产业论文:金融余波下调整的中国产业结构

摘 要：2008年8月，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美国房贷二巨头，其股价双双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遭受血损。虽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为表达克服危机的决心，而被迫接管“两房”，但，其后状况并不乐观。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情势的不断恶化，使得世界各国都为此次危机而震惊。所以由美国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中，迅速波及全球。中国政府虽采取一系列措施，但仍未能幸免于难。2016年，虽然中国经济呈现较好趋势，但金融危机余波犹存，金融余波下，中国产业结构亟待调节，升级。

关键词：金融余波；中国产业结构

一、金融余波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关系

广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包括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是指从“质”的角度，动态的分析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法不断变化，而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国民经济产业部门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不断的更替的规律，以及相应结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产业关联理论是从“量”的角度静态的来分析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投入”与“产出”量的比例关系。两种动静态的结合，构成了广义的产业结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中国古代到近现代，都是以农业为主，建国初期，大力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第三产业可是不断发展，欣欣向荣，但中国虽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产业结构仍旧不完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揭开产业发展繁荣的背后，，中国产业的弊端，在金融危机的动荡中逐渐显现。中国虽然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的国家，但其实中国农业基础薄弱，科技化，技术化水平低，农副产品品质率低下，农产品流通不畅，部分农产品出现滞销等情况，农民的保障不完善，从事及时产业的智力水平和能力水平低下。农产品的生产布局不合理，专业化，区域化水平较发达国家较低。农业作为产业中的基础，得不到好的发展。及时产业缺乏好的引导和政策支持。第二产业的扩展与发展迅速 ，第二产业有很大的量的突破，但其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慢，对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消耗大，但浪费率高，对环境的污染较为严重。我国的第二产业发展快，在世界市场中，有“世界工厂”之称，中国制造的旗帜遍布全球，但我国在产业分工中，一直处在最底层，主要依靠加工组建和廉价劳动力从而获得市场，但其真正获得的利润是极低的。虽然一直高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中国第三产业结构并不完善，产业效率低，发展滞后，从发展结构来看，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主要以科学，教育，金融，信息为主，而我国则以餐饮，娱乐，服装等为主。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低。在管理水平，组织规模，营销手段和方式上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金融余波下，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应对。

二、金融余波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有很多，但环境因素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环境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危机必然会波及世界各国。2008年金融危机看似依然过去，但全球经济仍旧低迷，金融危机的余波犹存。国家统计局19日公布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增速创下25年新低。（摘自经济参考报闻2016.01.20）[1]金融余波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就属于外部因素影响内部因素。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国国内环境相应的变化。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政府不断做出调整，但2016年，在中国，金融危机余波犹存，虽然中国经济仍然呈现相对较高，较好的趋势，但经济发展较缓，经济形势仍旧低迷。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的生活水平，制约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金融危机爆发，各国经济发展低迷，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此外，金融危机导致股市动荡，中国股市本来根基不稳，发展迟缓，金融危机更是使中国股市倒回原点。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货币政策出现问题。美国降息，国内通货膨胀加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使得我国的产业在世界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

三、中国产业结构前景

三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和及时产业融入高科技和技术改进，并进行科学的引导。

王保安表示，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分别表现在速度稳、就业稳、物价稳和居民收入稳定增加等四个方面。稳中有进则主要表现出了三个亮点：一是结构升级，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二是需求结构改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达到了60%以上；三是居民消费的结构升级改善，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1.2%降到2014年的31%，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30.6%。（摘自经济参考报闻2016.01.20）[1]政府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引导，主动调节，关注。

北京2016年3月30日电 /美通社/ -- 2016年3月26日，首届创投中国（北京）实业家转型高峰论坛暨E创投学院成立仪式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23号华腾科技大厦一层大益厅成功举行，论坛由百余家国内著名投资机构和知名企业家联合发起，由E创投学院、中国教育电视台《观众为王》栏目和大益爱心基金会联合主办（2016年03月30日 08：52）[2]企业自身，自发的调整，积极应对危机余波的影响。

政府调控，与企业自身的调整相结合，共同促进金融余波下，产业结构的调整。

1、及时产业，及时产业所占比重略有提高。发展绿色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加强对农业资金运用的监管，保障物尽其用。注重农业的健康发展。政策上，采取一些切实能够提高农民收入的举措，制止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在部分省市，开辟出一些农业专用地。虽然扶农政策较多，但真正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很少。加大对物流，信息流等的资金投入和建设，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从而预防农产品滞销，农民遭受损失的情况，积极鼓励农民生产。

2、第二产业，降低对人力资源的依赖程度，机械化生产。多余的人力资源流入及时产业和第三产业。加入更多的科学元素 发展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利用洁能能源，绿色环保工业。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在在第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是初级的人力输出，提高其智力输出的含量。企业提高自身潜质，对自身内部的员工要做好的培训工作。

3、第三产业，由重心在餐饮，服装，等服务业，逐步转移到发展高新技术，电子产品，科学，金融等方面。我国正在加快推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空间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五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第三产业、零售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能够逐步调整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摘自前瞻网）[3]发展第三产业，但科学的控制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规范第三产业内部的发展，规范第三市场秩序，禁止市场垄断的行为，规范第三产业的价格。鼓励科技，电子，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适当对餐饮，服装等类产业提高准入门槛，使得健康，安全，卫生成为其他发展的和经营的标志。在总体上，提高第三产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综述

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很多，面对金融危机的余波，所采取的举措，也并非只有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方面，但环境因素是影响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巨大。外部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内部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是必然事件，因为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不断的推进，大国的经济波动必然会殃及世界其他国家，但2016年，距离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9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仍旧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的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在低迷中发展，那么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只有产业结构进行好的调整，产业结构趋于完善，经济才能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性较慢，那就需要，政府正确的引导，合理调整及时，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普遍提高三个产业中的科技水平含量，注重知识与教育的发展。只有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在正确的指导下，产业结构才能不断的趋于完善。在保障质的基础上，提高量的增加。金融余波下，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明朗的前景。

中国产业论文: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政策

摘 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本应撬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金融体系内部却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金融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和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平稳迈向中高端水平，应对“再工业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国际挑战。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再工业化”；“工业4.0”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通过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寻求经济长期发展新路径，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既包括对现行制度的修改，也包括对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一是积极推出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再工业化”战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调整传统制造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督促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上来。

2009年12月美国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2011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的概念，开启了以智能制造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路；英国提出《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拉开法国工业复兴的帷幕；《日本再兴战略》试图通过产业振兴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是为了在短期实现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更是为了在长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抓住本轮产业变革的机遇，谋求国家竞争优势。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革命和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的重塑。全球经济处于平衡再调整时期，中国则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局面错综复杂，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2014年中国GDP增速仅为7.4%，创24年新低，国家统计局2015年10月公布的近期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7.0%。面对全球制造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重新寻回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正式公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及时个10年的行动纲领，其规划“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预计在10年内初步完成产业升级，力争进入制造业第二方阵，20年后制造业水平达到世界经验丰富地位。

随着“再工业化”战略在发达国家各领域不断渗透，金融部门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发达国家以成熟的金融体系为依托，不断提升和改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等。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助推科技创新，培育壮大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共同作用于创新发展的局面。然而，诸多政策的实施成效不彰，一方面表现为充裕的市场流动性下大企业融资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境。中国金融制度和体系结构不完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进程缓慢，金融体系不但未能实现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亦未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阶段中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其次考察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提出突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的思路。

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

对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体系优劣的比较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争论源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要求的多样性，而不同的金融中介及其所代表的融资方式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1]。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深，研究重点逐渐转为对“如何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且受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体系并不是内生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产品结构简单，产业层次较低，技术发展主要依靠模仿，通过银行体系简单的储蓄形成机制和信贷调配就可以保障产业发展的资金总量和结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单纯依靠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置已经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现阶段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导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

作为连接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金融部门在经济中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机构。目前中国拥有全球较大的资金储蓄池，信贷规模世界及时。2014年末中国M2/GDP已高达1.9，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期美国M2/GDP为0.7）。2015年上半年央行3次降息降准，仅第三次降准就为市场释放了7000亿元的流动性。然而微观层面的情况并不乐观，2014年M1同比增速3.2%，远低于2013年的9.3%，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5000亿元，比上年减少8168亿元，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减少。可见，虽然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供给量均十分充裕，但社会融资规模萎缩，这表明银行间宽松的流动性并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导致银行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货币市场的资金实际上要通过金融机构这一中介才能流入实体经济，货币传导机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虽然目前央行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的惜贷情绪最终割裂了市场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资金循环。当金融贷款链条增长，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每一次传递的成本都会体现在贷款利率上，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就在货币“空转”的过程中被推高。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094亿元，伴随更多不良贷款的是银行业惜贷慎贷情绪的持续蔓延。货币资本不能通过实体经济转化为产业资本，传导机制固化，金融难以发挥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资本配置和信息揭示等功能。

2.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结构性缺陷

中国金融体系“货币宽，信贷紧”的矛盾实际上体现的是实体经济融资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另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行业对中小企业信贷资源的挤占。从中小企业自身原因来看，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的确存在服务成本高和贷款风险大的问题，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症结在于外在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中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金融服务功能过度依赖银行途径实现。作为银行“品质”客户的大企业资金面充裕，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在常年亏损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大企业融资过度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银行业行政色彩浓厚，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上构成了明显的寡占，缺乏竞争的环境导致了银行的短视行为，没有建立起利润合理的经营方式。银行业改革的思路最首要的是赋予其自律管理的权利，限定政府的行为边界。只有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才会做出符合理论规范的行为，否则在贷款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放贷能力下降，就会倾向于向经营效率低于中小企业的大企业放贷，甚至不再积极经营贷款业务，而将资金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这正是央行大幅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升反降的原因所在。

观察产能过剩行业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和煤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这些行业中部分本应淘汰的企业投资收益率低，只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下，银行和政府联手救助了本应倒闭的企业，大量“僵尸企业”不但挤占了巨额的信贷资源，也形成了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加剧了市场风险。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不但无法解决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反而会使得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聚集。事实上，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方面不具备成本优势，大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3.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不利于新兴产业融资

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典型的“倒三角”结构，截至2015年6月，深、沪主板上市的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在场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数量分别为2887家、755家、493家和2717家。参考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发现，主板上市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公司数量一般呈递增趋势，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层次结构与成熟资本市场恰恰相反。这不但限制了资本市场实现自发筛选功能，也抑制了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场外交易市场在为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公司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方面的优势也由于其力量过于单薄而无法体现。除此之外，中国资本市场低效的筛选机制也体现在资本市场各层次之间流动性较差，即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不存在转板机制。而在具有转板机制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内上市的企业，则可以实现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在对应层次的市场挂牌上市，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市场层次的不同有选择地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内实现了持续的、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从实践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有如下作用：一是金融市场通过自发筛选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增量调整，使得社会资本和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银行间接融资体系相比，资本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具低成本优势，特别是风险投资机制和创业板市场更是提供了一个培育新兴产业、扶持高风险产业发展的平台。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和行业拥有重组与扩张的实现机制。产业的存量调整和衰败产业退出均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的信息揭示功能。在直接融资结构下，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大，市场参与者获取企业信息的动力随之递增。中国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和转板机制缺失之间相互影响，抑制了资本市场发挥上述作用，这不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也降低了主板上市公司的危机意识，更不利于高新技术发展和创新成果产业化，阻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

综上，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金融服务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相背离。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故在研究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时，本文侧重于分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

三、美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

二战后，美国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及时次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次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而这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均是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展开的。Solomon和Geithner[2]认为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依靠消费已经不能带动美国经济增长，银行业风险控制要求愈发严格，进一步限制了信用杠杆对消费的推动能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到依靠制造业发展[3]。制造业领域的危机感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国内产业结构问题，2009年12月签署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体现了美国政府制造业回归的理念。此后制定的《2040年制造业规划》和《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也突出了通过制造业升级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目标。此次制造业回归本质上是美国政府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制定的“再工业化”战略，具体措施体现为：通过税收优惠重振中低端制造业；通过生物技术、风力发电、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新产业体系，寻求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并提供融资便利；建立先进、方便和技术含量高的基础设计系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系统[3]。

1.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辅以灵活的银行信贷体系，形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资金配置主要在证券市场实现，完备的资本市场层次能够满足企业多样的融资需求。场内股票市场由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构成，上市公司数量为2463家。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为新兴产业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上市公司2646家。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包括OTC第三市场、OTC第四市场和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OTCBB）。OTC为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投资退出提供一个高效的非主板途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具有监管体系完善和产品多元化的特点。OTCBB带有典型的三板市场特点，上市程序简单、费用低，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水平基本没有要求，适合小型初创企业融资。同时市场上的投资者以风险偏好低的个人投资者和小型基金为主，风险和收益在投资者和融资企业之间都实现了较好的匹配。美国在三板市场上挂牌上市的公司超过10000家。从风险层次结构来看，美国股票市场呈标准的“正三角”结构，底层的三板市场挂牌公司数量超过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66%。此外，美国资本市场的转板机制也十分值得借鉴，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从OTC市场升板到OTCBB市场，也可以从OTCBB市场借壳升级到NASDAQ市场甚至AMEX市场和NYSE市场。在NASDAQ市场内部，如果公司满足标准，也可以从低层次的NASDAQ资本市场升级到NASDAQ全球市场甚至NASDAQ全球精选市场。但当公司低于监管部门的标准，在警告一段时间后仍不能恢复时，则会被降到更低层次的市场板块。

2.利用风险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投资产生于美国，在将科技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创造了巨大的宏观经济价值。一是风险投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分担了高科技企业的风险，加速了高科技的产业化进程。由于风险收益的聚集性，一旦某高科技企业创业成功，风险投资会大量涌入该企业所在行业，极大地缩短了该技术或创新的产业化进程。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勒曾说过：“在科学技术研究初期，由于风险投资的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至少缩短了10年”。二是风险投资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专业化要求，其在产业内形成新的产业链，当技术以网络形式扩散后，先进技术在产业间不断传播，也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在自由竞争、运行高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投资人可以通过IPO上市、兼并收购、创办人赎回和破产清算等多种方式收回投资。美国的实践经验证明风险投资要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紧密相连，只有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2009―2014年，美国风险投资逐步回温，普华永道（PwC）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的报告显示，2013年美国风险投资完成3995笔交易，投资总额为294亿美元，2014年完成4356笔交易，投资总额为483亿美元，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发以来的较高值[4]。近两年对互联网和软件行业相关企业的投资最为活跃。从2009年开始，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额和投资数量稳步增长。2014年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获得的融资额最多，风险投资额达40亿美元，初创企业完成的交易数量最多。风险投资回归繁荣的趋势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基本同步发展，风险投资对科技研发的鼓励作用加速了美国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从而推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运用多种手段为中小企业融资

（1）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中小企业的高成长性是美国具有经济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美国都会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从立法或指导意见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缺口问题。2009年为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美国政府在《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计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划拨出约7.3亿美元，明确提出要将小企业作为本次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主要力量。同年12月，美国政府要求国会修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放宽对小企业贷款的限制，同时将该计划剩余的资金用于资助中小企业。

为解决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较低的问题，美国依靠政府信用，通过小企业管理局（SBA）建立起良好的贷款担保机制。SBA主要提供以下贷款担保计划：7（a）贷款计划是由SBA提供的最基本的贷款担保计划，在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SBA对贷款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贷款风险由金融机构和SBA共同承担。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设立于1958年，提供了利用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资金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思路。小企业投资公司是一家私人所有的投资基金，在该计划下美国SBA特许该公司为小企业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和贷款，回报一般以股权参与的方式实现。SBA以政府信用为小企业投资公司发行的投资凭证提供担保保障。504贷款计划主要为小企业购买设备与房地产提供贷款，针对不同的贷款计划设计了不同的担保上限，从150万―400万美元不等[5]。微型贷款担保计划是通过非盈利社区组织，向成长型小企业提供担保额度上限为5万美元的小额短期贷款计划。SBA的贷款担保计划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杠杆作用，如表1所示。

银行贷款虽然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最主要的方式，但由于传统融资方式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一些非传统的借款人逐渐创新出更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起来。

（2）互联网金融提供了贷款新途径

近年来，在线贷款平台蓬勃发展，2014年美国互联网贷款平台放贷总额超过86亿美元。在线贷款平台与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游资对高收益的追求相匹配。传统银行贷款年利率一般为5%―7%，但由于抵押价值、企业规模、存续期和贷款风险不同，在线贷款平台年贷款利率基本可以达到30%―120%[6]。在线贷款平台申请程序简单便捷、资金投放速度快和注重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明显。如互联网金融上多家在线贷款平台都可以在30分钟以内处理贷款人通过互联网或手机递交的申请，贷款人不超过数小时就可以获知贷款申请的结果，申请通过的情况下一周之内即可收到资金。相比之下，通过银行渠道贷款时，往往要接受为期较长的资质调查，并递交繁复的申请，仅贷款申请的时间就需要数周。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在线贷款平台对借款人的考察有其独特的标准。传统模式下贷款人主要考察借款人资信水平，而在线贷款平台考察借款人信用水平或客户在推特等社交网站上的“个人口碑”。根据运营模式不同，在线贷款平台基本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OnDeck和Kabbage为代表的主要通过考察资产负债表来发放贷款的模式。OnDeck从2007年成立至今承付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Kabbage成立于2011年，仅2013年已经发放了2亿美金的贷款。这些贷款基本为9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年贷款利率波动范围一般为20%―50%，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购买存货。二是以Biz2Credit和Fundera为代表的负责为贷款方和借款方提供交易途径的模式。这种平台试图建立一个包含多种贷款品种的市场，中小企业可以按需挑选。在这个市场上贷款人可以是传统银行也可以是其他资金供给方，贷款种类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存货贷款，也可以是无抵押贷款。这种平台缓解了横亘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较大的问题――高昂的搜寻成本。三是以LendingClub和FundingCircle为代表的通过多种途径为资质好的个人借款人和个人投资者之间提供交易途径的模式，即P2P模式，该平台提供的可分期偿还的贷款期限一般为3―5年。

四、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

德国工业享誉全球，“德国制造”往往是优良品质、先进技术和创新的代名词，但德国却从未满足于其制造业现有的成就。面对互联网技术对于产业结构乃至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德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在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计划，2013年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将其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计划投资2亿欧元，支持革命性的工业技术研发与创新。其本质是德国为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找回其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定价权而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德国中小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具有创新性，被誉为德国制造的“隐形冠军”，联邦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培育，因而我们将着重研究德国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经验。

1.债券融资支持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是德国较大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支持领域为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欧洲和德国金融项目以及为欧洲和德国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目前负责中小企业业务的是KfW的子公司――KfW中小企业银行（KfWMittelstandsBank），该机构负责为初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ERP创业贷款是KfW为鼓励创业、扶持经营时间不到三年的德国中小企业（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欧元）的发展而提供的总额不超过100万欧元的中长期低利率贷款。其本质是KfW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计划。在提供贷款时，遵循主办银行制度，企业通过自己选定的商业银行向KfW提出申请，KfW提供的资金也经由该商业银行转贷给创业企业。对于贷款抵押物的具体要求由贷款人和其选定的商业银行自行协商。在风险分担上，商业银行承担20%的贷款风险，KfW承担剩余80%的风险。该计划也得到了欧洲投资基金（EIF）的资金保障支持。

KfW企业家贷款主要为经营时间超过三年的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2500万欧元的中长期贷款。欧洲委员会规定年营业额小于5000万欧元的企业可以定义为中小企业，在该计划下只有符合标准的企业才可以获得KfW企业家贷款的优惠政策。在具体操作上与ERP创业贷款相同，遵循主银行制度。在风险分担方面，商业银行承担的贷款风险不超过总风险的50%。

ERP创新计划有两个分支，主要为企业的长期融资需要服务。ERP创新计划Ⅰ用于支持企业进行市场调研、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等，为经营时间超过两年的中小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500万欧元的贷款。ERP创新计划Ⅱ则主要用于支持新产品推广，为经营时间超过两年的企业提供不超过100万欧元（在德国东部可以提高至250万欧元）的优惠贷款。KfW提供的融资方案由债务资本和次级债务两部分组成，其中债务资本份额约占总融资额的50%―60%，且债务资本份额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

2.股权融资支持

除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KfW还通过与风险投资资本合作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选择股权融资。如在ERP初创企业基金和高科技种子基金两项计划下，仅2012年就获得了KfW74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7]。

ERP初创企业基金由KfW负责管理，通过和风险投资资本联合为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资的模式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这种联合投资模式下，KfW与至少一位私人投资者共同分担投资风险，KfW提供的份额不超过50%。每个企业每年所获较高投资额为250万欧元，累计所获总投资额不超过500万欧元。2012年KfW共计为初创企业提供了58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高科技种子基金从2005―2014年末已累计为240家中小企业融资。该基金通过公私合作方式为经营不超过一年的高科技初创企业融资，德国政府出资46000万欧元，KfW出资5500万欧元，社会资本（ALTANA，BASF，B.Braun，RobertBosch，CEWEColour，Daimler，DeutchePostDHL，DeutscheTeleko，Qiagen，RWEInnogy，TegenlmannandCarlZeiss共同组成Germannationalchampions）出资5850万欧元组成资金池。对于申请基金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选择过程遵循风险投资的标准程序。

3.德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特点

与美国不同，德国建立的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德国全能银行不但可以经营信贷、证券、租赁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务，也可以超出金融经营的性质，进行实业投资，进而参与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KfW十分重视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也有相应的融资倾斜。这有利于培育活跃的创新氛围，进而为德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力。从KfW的业务模式可以发现，其在经营中充分考虑风险分散问题。如同ERP创业贷款和KfW企业家贷款，KfW不与申请贷款企业产生直接业务联系，资金往来由客户选定的商业银行完成，贷款风险限于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限额一般在20%以内，在具体业务操作上，商业银行要求贷款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贷款抵押，贷款风险进一步降低。

此外，德国担保银行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运作模式方面，信用机构、工商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共同出资成立担保银行，并独立于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每五年对担保银行提供一次补偿金，平均每年约为3000万欧元。在风险分担方面，政府以自身信用为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从而实现放贷银行、担保银行和政府共担风险的担保模式。虽然贷款担保银行与承贷银行承担的风险比例约为8∶2，但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60%―80%左右的反担保，担保银行最终承担的风险降至总贷款风险的16%―32%[8]。德国担保银行发生损失的概率约为1%，担保银行代中小企业偿付损失的概率也控制在4%以下。截至2015年6月，德国担保银行从未出现过破产解散的恶性事件。

五、启示与借鉴

总结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无论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美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德国，都是通过形成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在多个金融机构的通力配合下，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形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性机制。面临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中国在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可以着力于以下四方面的改革。

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翻转“倒三角”结构

Acemoglu等[9]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概括为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类型。在投资驱动增长阶段，实体经济需要持续的资本积累，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缺位，因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相对重要。在创新驱动增长阶段，股票市场具有更强的鉴别创新和相关投资机会的能力，因而更适合培育和扶持创新企业，这也是苹果、谷歌和微软等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渠道。为适应中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高层次要求，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翻转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突破资本市场局限性应从新三板市场入手，新三板这一综合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夯实资本市场“正三角”的底层。一是在进一步推进新三板市场扩容的同时，加快新三板市场法制建设的步伐，出台针对交易主体和交易制度的详实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重视对做市商和保荐机构行为的监管。二是尽快建立转板机制，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转换通道。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上市制度、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规范转板的条件和程序，在不同层次的市场内建立双向转板机制，改善场内外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企业在场间上市、退市和转板的成本。

2.加快推进银行业改革

目前中国金融体制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金融体系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且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已经构成了明显的寡占。二是政府对金融的价格管制和规模管制仍然存在，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改革当前计划性的银行体制，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不但要培育银行业多元化发展的生态环境，也要培育能够自担风险、独立经营的银行主体，达到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激发产业结构升级活力的多重目的。在改革路径上，可以着力于以下两点：一是鼓励民营银行发展，改善金融供求关系，形成大、中、小多元的金融机构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彻底解决了银行对存款人存款风险的顾虑，民营资本设立银行的节奏可以适当加快。二是完善不良贷款处置机制，减少资金沉淀，防止产能过剩行业对信贷资金的挤占。在处理不良贷款这一问题上，银行应完善现有考核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创新风险管理理念。在现有贷款问责制度下，极易发生基层银行行长为掩盖信用风险而发生恶性增资行为，因而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减轻基层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压力。提升利率风险管理和产品风险定价能力，实现风险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银行在不良贷款处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赋予银行更多、更宽泛的自主权利。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升资产质量，降低信贷资金沉淀率，规避不良贷款激增对利润的过度侵蚀现象。单纯依靠央行释放流动性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需要通过银行业改革解决资源错配和资金沉淀等诸多问题，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真正发挥间接融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服务功能。

3.鼓励金融创新，发展和完善互联网金融

观察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充分的市场竞争使互联网金融大多以模式创新推动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银行信贷机构资金配置效率低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创新则是效率的代名词。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融资特色体现为额度大、速度快和成本低。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倒逼传统银行改革，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交易成本下降。中小企业在完善内控制度后，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贷款额度大、速度快的优势，不但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而且提高了整体的资金周转效率。互联网金融拓宽了融资的广度，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金融创新不能脱离监管。互联网金融本质上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因而需要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用风险识别机制，在后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界定和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同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由于横跨不同金融部门，互联网金融产品也易于突破监管的范围。因此，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开展跨部门金融监管合作，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制定横跨金融部门的监管方案，让互联网金融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积极动力。

4.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政府要加强对贷款的反担保支持，以政策性担保弥补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的弱质性。参考德国的经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了两级反担保，如果贷款发生损失，德国担保银行也仅承担损失的16%―32%。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目前承担80%―的贷款损失，各级政府应积极加大反担保力度。在实际操作中，各银行也应积极与KfW、德国担保银行等开展合作，引入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操作的技术和经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提升金融业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解决银行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和成本，激发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动力。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已经实现了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金融机构之间对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共享机制。金融机构之间对中小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共享不但可以提高对中小企业信用调查的效率，还可以综合利用各个金融机构不同的业务优势，汇集中小企业不同角度和层次的信用调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