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实用13篇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篇1

以下为求学网为您编辑的:“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敬请关注!!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2

求学网为您提供“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解决您在写中国经济论文中的难题

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3

求学网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中国经济论文浅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浅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浅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4

论文摘要: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 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中国; 经济法学; 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 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 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 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 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 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 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 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 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 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 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 “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 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 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 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1 ] ( P46)时至今日,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 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 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 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 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 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 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 民法和经 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 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 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 民 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 2 ] ( P19 - 20) 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 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 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3 ] 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 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 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 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 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 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 解决市场失灵, 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 ]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 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 进入20世纪末期, 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 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 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 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 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 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 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 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 4 ] 其次, 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 5 ]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 是一种社会法。[ 6 ] ( P220) 再次, 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 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 7 ] 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 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 最后, 经济法的法益目 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8 ]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 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 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 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 提出基本假设, 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 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 9 ] ( P59)1998年, 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 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 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 10 ] 随后, 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 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 3 ] 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 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 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共通性假设; 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 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 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 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 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 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 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 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1 ] 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 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 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 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 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 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 12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 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13 ] 有的学者认为, 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 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 14 ] 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 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 对于保障人权,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 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 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 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 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 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 16 ]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 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 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 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 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 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 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 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其中,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 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 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 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 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 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 17 ]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 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 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 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 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 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 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 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 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 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 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 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 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 其次, 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 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 18 ] 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 因此, 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 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19 ] 再次, 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 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 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 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 20 ] 最后, 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 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 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 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 21 ]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 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 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 22 ]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 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 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 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 1 ] 潘静成, 刘文华。 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2 ] 石少侠。 经济法新论[M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 3 ] 王全兴, 管斌。 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论纲[ J ]. 法商研究, 2000, (5)。 [ 4 ] 王保树、邱本。 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 J ]. 法律科学, 2000, (3)。 [ 5 ] 郑少华。 经济法的本质: 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 J ]. 法学, 1999, 。 [ 6 ] 邱本。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M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 7 ] 李中圣。 经济法: 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 J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 (1)。 [ 8 ] 王保树。 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J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5)。 [ 9 ] 张守文。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 ].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 10 ] 刘水林。 试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差异[ J ]. 法律科学, 1998, (3)。 [ 11 ] 刘剑, 郭锐。 论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问题[ J ]. 中国法学, 1990, 。 [ 12 ] 张文显。 宏观调控及其政策与法律的思考[ J ]. 中外法学, 1994, (1)。 [ 13 ] 李昌麒, 胡志光。 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范畴的法理分析[ J ]. 中国法学, 2002, 。 [ 14 ] 张守文。 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 J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3)。 [ 15 ] 漆多俊。 宏观调控立法特点及其新发展[ J ]. 政治与法律, 2002, (1)。 [ 16 ] 张守文。 论税收法定主义[ J ]. 法学研究, 1996, (6)。 [ 17 ] 刘剑文, 李刚。 税收法律关系新论[ J ]. 法学研究, 1999, (4)。 [ 18 ] 王保树。 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J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8, (5)。 [ 19 ] 王旸。 论反垄断法一般理论及基本制度[ J ]. 中国法学, 1997, 。 [ 20 ] 王晓晔。 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 J ]. 法学研究, 1996, (4)。 [ 21 ] 王晓晔。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 J ]. 法学研究, 2003, 。 [ 22 ] 王晓晔, 陶正华。 WTO 的竞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兼论制定反垄断法的意义[ J ]. 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篇5

求学网为您编辑了“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研究”

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研究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研究”,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6

学号9901059a

姓名a

专业区域经济学a

研究方向环境经济与环境管理a

入学时间一九九九年a

班次盐城班a

指导老师a

填表时间二oo一年二月a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一、选题意义及预期目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相当严峻的问题和困难。作为区域经济,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区际竞争中,正确分析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努力做到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确保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旨在多角度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提出种种对策,以求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8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提出,但至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宏观的认识,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物破坏问题、经济技术水平问题等。而对区域经济的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微观内在因素研究甚少。作者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上加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措施和对策。

三、论文写作提纳

前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目的、基本技术路线。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

(一)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三)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失衡增长导致环境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区位资源的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三)现有环境管理体制与国际不配套制约环境经济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中国区域开发管理体制必须创新;

(二)适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三)制定完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四、论文工作计划

2001年1月至2月拟定论文开题报告,资料与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2001年3月至4月完成论文初稿并请导师修改,完成论文二稿并请导师修改;

2001年5月至6月论文定稿与答辩

五、参考文献

1.张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北京

2.李京文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教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南京

3.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结构转变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北京。

4.叶裕民,《中国区域开发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北京。

5.宋璇涛,《寻求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北京。

6.李京文主编,《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沈阳。

7.汤爱民,《大整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北京。

8.顾介康、储东涛主编,《江苏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南京。

9.薛志平、刘波,《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理念卷),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0年,香港。

10.吴兴鹏、董剑南、谢玉平,《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实践卷),香港大学报社出版公司2000年,香港。

11.国家环境保护局译,《选择还是放弃——荷兰国家环境政策计划》,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

12.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北京。

1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西方经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广州。

14.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北京。

15.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6部门,《江苏省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北京。

16.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资源与环境》,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南京。

17.方在农主编、彭立明副编,《现代科技知识导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南京。

18.《中国环境报》、《农村生态环境》、《农业环境与发展》、《农业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科学动态》、《环境导报》等报刊。

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考与体会

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尽快转变职能,是各级政府做好本职工作,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途径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通过“一增三化”途径,切实解决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和功能,最终把政府职能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轨道上来。

(一)增加一批政府职能。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培育市场,克服市场缺位,替代一部分尚未发展成熟的市场机制,发展商品市场,培育金融等生产等要素市场,完善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强化一批政府职能。要通过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强化监督和监管体系,确保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要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制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弱化一批政府职能。要通过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最大限度地削减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改变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把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四)转化一批政府职能。要通过将承担的社会职

能向社会组织转化,将政府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和部分协调性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推进社会中介、公共服务和自治组织与政府部门的脱钩,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廉价政府”。

二、转变政府职能的几点对策

(一)认真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要从“服务”的视角努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杜绝“有利的事情争着管,没有利益的事情相互推诿”的现象。要结合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放弃不必要的审批,杜绝“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的现象。重点要强化经济调控职能,取消对企业等经济实体的直接干预。加强对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综合管理,使人民群众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篇7

求学网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8

求学网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中国经济论文论市场和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论市场和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论市场和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9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把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作为主要途径。特别是要创新发展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突破口,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进程,努力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这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阶段上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论文关键词:协调发展;创新;装备制造业;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强盛,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都保持在9%左右,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实力已经和解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物质财富的增加,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逐步强盛,就是坚持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来说,我们的经济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国民经济还不够强大,我们国家还需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 一、国民经济各产业和行业的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这个范畴,包括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如第一产业中的农业、第二产业中的工业、第三产业中的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内部又分为许多行业,如农业中的饲养业、林业、种植业;工业部门的钢铁、机械制造工业等;商业中的批发、零售业等。各个行业之间相互联系,形成国民经济的有机统一体。 1.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如果国民经济的发展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那么它的发展就会遇到波动与障碍。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上。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各种原料、材料,同时又能把生产出的大量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既要满足各生产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又要同时满足城乡居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形成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发展的合理结构,以及各产业内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农业的发展是保障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农业生产的产品除了农村居民自用部分外,还要提供给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向部分工业企业提供充足的粮食、禽畜等产品作原料。另外,工业生产的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来满足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对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起着重要作用。 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要能满足工业再生产和城乡居民对生活消费用品的需要。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和各企业之间,生产的各种劳动资料和各种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种原材料,要能相互满足需要,工业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才能协调地发展。除农业、工业之外的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商业等行业,也在国民经济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交通运输业,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要经过运输,才能从生产地运到销售地,运输业如果发展不够,就会有一些产品运输不出去而无法销售,会制约生产的发展,所以运输业是和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是相互联系的,需要相互的协调发展,才能促使国民经济结构更加合理。所谓结构合理,就是它们要符合一定的比例关系。它们之间比例关系协调的具体表现,即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相互满足需要,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某一种数量的商品不能满足购买者需要,它们的价格不仅会上涨,甚至购买不到,这就会影响购买者的生产;如果某一种类的产品生产过多,大量被积压,这又会造成物资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的大量浪费,这两种情况,都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失。为了能使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处于合比例的状态,国家还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处理好各产业及其内部之间的比例关系。 2.加快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处于国际前列。然而,在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尽合理,有些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落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只有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型转变与全面发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持久性。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加紧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这对于我国来说,机遇、挑战并存。我国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与增长方式的调整与转变,这既是我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国内来说,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约束日益突出,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 从当前来看,我国部分产业发展层次偏低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使得一些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形成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在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今年上半年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与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呈现粗放的特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核心技术能力与产品严重地受制于人,不得不依赖进口。“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况:卖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A380空客;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70%的轿车制造设备都要依赖进口。”这些状况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否则我们就只能处于产业的低端,处处受制于人。要摆脱这种状况,就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关键在于实现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在于具有一大批掌握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这才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基础。 我们还应看到,依赖于生产要素高投入为特征的经济高增长,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火力发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4.1%,而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却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众所周知,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我国的耕地面积在1996-2003年的7年中,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整整减少了1亿亩。这种高消耗、高排放、高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难以支撑中国的未来发展。这种粗放型增长所伴随的资源、环境透支问题必将累积出更多矛盾,必然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我们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要注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发展与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为中心,消除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资源、原材料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转移,推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创新发展现代制造业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靠资源投入型的粗放 型增长模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将是难以持续的。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又在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日益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的工业要想拥有持续的增长空间,就必须拥有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核心竞争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而先进的机械设备,则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现代机械装备制造业是制造生产资料、生产现代劳动工具的企业,它是其它一些工业发展的载体和基础,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但我国工业企业使用的各种设备,前面提到有许多是从发达国家购买的,严重地依赖外国,单纯依赖引进只会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并弱化,使我国的企业“空心化、边缘化”问题更为严重,这是我国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我国自己必须研制具有知识产权的具有先进性能的机械设备,运用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采用先进的机械设备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先进的机械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比起同种类的老式机械设备来,它的运转速度会快得多,从而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相同时间内,比起使用技术落后的机械设备来,就能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从而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更强的竞争力。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能降低生产成本,获取得更多的利润,这就会使采用先进机械设备的企业能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发展为工业部门各行业的企业所使用的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我国要逐步实现工业化,就不能只是个别企业采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应是每个产业和每个行业内的一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都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这就会使我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它们内部的各行业也必然会逐步发展起来。在农业产业内的谷物种植业,采用先进的各种机械进行翻耕播种、施肥、脱粒和入库,会大大加快整个谷物生产的过程;在畜禽饲养上,饲料加工工业生产的发展,能提高饲料加工的速度,以扩大饲养规模;在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中,我国研制出了提高速度的火车,这就能加快货物和人员运输的速度,使同一列火车在和过去相同的时间内,就能增加运输量,大量生产出各种高性能的汽车,也会加快运量和速度;在商业经营中,采用电子网络技术,可进行远距离的交易,这不仅能加快交换过程,而且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上面的几个事例表明,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不仅仅是工业企业使用这些先进的机械设备,能使国民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广泛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也能逐渐实现它们的现代化,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各产业各行业都能逐渐实现现代化。 时下,我国所使用的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设备与现代装备还主要依赖于外国进口,暂时进口一些是可以和必须的,但是,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也绝不是我们的强国之计,单纯依靠引进和购买,我国的工业现代化是没有发展基础的。象我们的钢铁企业,从产量上来说已经很大了,但有些品种我们还不能进行生产,我们三峡工程建设所使用的特种钢板是进口的,我们生产的小汽车所使用的一些薄钢板、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还不能自己制造。随着生产的发展,核心零部件仅靠购买显然是不能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这会制约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大力发展机械设备制造业,需要以体现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为突破口,重点解决产业升级所面临的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产品更新、设备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不断有新技术被发明创造出来。“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任何一种高新技术产品,对其技术和产品进行反复研究、试验,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最终是会取得成功的。我们发展高新技术和现代机械装备制造业,现在已基本具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创新的条件。现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和自然科学的院所,在各自然科 学和应用学科方面,都已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水平很高的科学理论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为了使某项科技研究能较快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可以把一些行业与企业的相关高级专业人才适度集中起来,改变分散进行研究的状况,以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或研究院所为依托,按每位专家的专长和工作需要进行分工协同攻关,联合起来会更有利于完成待攻克的科技研究任务。我国的科学家很多都是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努力工作的,有不少人有创造发明的才华,但我们必须组织好,让他们发挥专长,给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没有条件,就是再有学问也很难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古代就有四大发明,我相信,只要努力,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主流一定会实现,这样,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有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三、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人才举措 从根本上说,加快科技发展,实施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都要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由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起步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各类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远不能适应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还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主要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尤其是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形成一种盲目追求产值与速度的思想和体制冲动,经济增长方式重外延的扩大,不重视发展内涵上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存在技术与体制上的约束。 1. 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 这里讲的具有高级经济管理能力的人才,是指国家各级机关具有各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才能并从事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由于国民经济管理涉及的面很广,国家机关需要有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能力的人才,需要他们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管理国民经济的人才,既要能够从全局出发,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同时对国内各地区的企业和全国各行业的发展情况也要有所把握,还要尽可能掌握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与技术应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流程等要有所了解,从而在具体工作中能够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情况。管理国民经济的高级管理人才,要通过对全国一些 地区、一些行业、一些企业进行经常性的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实际情况,从经济与社会角度考虑生产效率、生产质量、产业结构等等问题,进而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2. 培育一大批具有战略开拓能力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 的背景下,人才竞争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培养和锻炼出一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发展状况,懂经营会管理的现代企业家。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管理者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要善于任用一些具有新思想、新方法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特别是要有一些高水平的技术专家、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他们是企业在竞争中发展的源泉,他们的水平是高是低决定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创新活动的推进,决定着生产出的产品是否是市场上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因此,对具有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要格外重视。 3. 培养一大批高级专业技术与技能型人才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有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企业才能不断进行技术与产品创新,因此,对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 机制,以加速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实力的增强,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高技术人才的使用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大力培养出大量的高水平科技专家,他们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在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已取得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支专业技术能力强,在科研、生产、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关键专业技术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做出突出业绩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涌现出了一批以袁隆平、吴文俊、王选、黄昆、刘东升、王永志等当代的高级专家群体,成为国家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材。⋯⋯对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领域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载人航天、三峡工程、杂交水稻、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6 ] 这些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创新的高级技术专家,对我国研制新的高新技术产品,已经起着极为重要的核心作用。 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制造业,运用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已有的成功经验表明,我们国家不断走向富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离不开人才建设。高技能工人也是发展现代制造业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在大力培养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培养出在技术应用层面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象桥吊工人许振超、模具钳工葛茂昱、车工郭嘉明、鞍钢机修工人李晏家等这些具有高技能的专门人才,他们爱岗敬业,有的还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成果写出书来出版。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技能熟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我们拥有的高技能的熟练工人,总的来说在数量、质量上还远远不够,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需要。“在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30 % —40 % ,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4 %。差距之大,促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尊重高技能人才,关心高技能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7 ] 从这个数字看,随着技术进步的节奏越来越快,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工人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传统的技工人才标准已越来越显露出局限性,有必要采取有效方式,大力培养出数量更多和技能更好的技工人才。这与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是紧密相连的。科技是不断发展的,培养的人才也必须与时代同步。我国的国民经济各行业和各企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都必须造就出一支具有相当数量的高级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即必须大力培养出大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要求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才能不断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把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作为主要途径,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作为重点突破口,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进程。要努力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这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在更高阶段上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龚雯.上半年全国没有供不应求的消费品[N].人民日报(第6版),2006-02-14. 任仲平.没有那么一股子气,不行[N].人民日报(第1版),2006-04-05. 李德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J].求是,2005,21. 宋涛.关于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J].教学与研究,2005,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9. 我国“高端人才”建设步入“快车道”[N].人民日报,2004-05-28.第10版 喜看高技能人才受尊重[N].人民日报,2004-08-19,第4版 文章 来源:中華勵志網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篇10

l循环经济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1.1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的概念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沽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要点是:以生态思维傲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总体设计,使经济活动像生态系统那样,自我调节控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傲到综合、反复利用资源.变以往末端治理污染为源头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污染,保护自然环境,从而产生最大社会效益。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如“伦敦烟雾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就是突出代表事件。与此不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l,2循环经济运行遵循的原则

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经济新思维,还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著名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环(Recycle)”。“3R”原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灵魂和核心。“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3R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用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俗称“吃干榨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地通过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而是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3R原则,3R原则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一再利用一再循环。

2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从世界范围看,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主要代表的不同模式:

2.1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

2.2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问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T_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典型代表是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

2.3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网收部门联合组成,目前有1.6万家企业加入。它将这些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绿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谁生产垃圾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企业交纳的“绿点”费由DSD用来收集包装垃圾.然后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再生利用。

2.4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3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法律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首先在设汁产品的时候就要考虑资源再利用问题.如家电、汽车和大楼在拆毁时各部分怎样直接变为再生资源等;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3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和对策

目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已经比较成熟,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其巾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1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主要经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有效平衡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被经济发达国家所采用。

(1)通过立法.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目前发达国家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污染预防性.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此模式虽然比末端治理进了一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与冲突:二是经济循环性.如德国和13本,它将整个社会活动纳入循环经济轨道.建立循环型社会,杜绝了污染问题。

(2)政府制定各种激励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一.政府奖励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奖励政策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一是美国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该奖1995年设立,为了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工业界有实用价值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以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二是英国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该奖于2000年开始设立.用于资助在绿色化学方面卓有成就的年轻学者。三是日本的资源回收奖。这种奖项旨在鼓励市民回收有用物质的积极性。

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成就的企业,发达国家政府要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予以鼓励.如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

第三,政府优先采购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利的项目或产品.发达国家政府还要通过自己优先采购行为来予以鼓励,如有再生成分的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就占据优先地位。

第四,价格优惠政策。价格优惠是发达国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重要政策。如日本有关法规中规定废旧物资要实行商品化收费,即废弃者应该支付与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的费用。目前,日本规定的4种废旧家电的再商品化费用,每台电冰箱平均4600日元,每台室内空调器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2400日元。

另外,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循环经济的切入点、明确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申的主体作用、加强政府监管、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循环意识等方面均是不错的经验。

3、2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经济发展的“3+1”模式,即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加上资源再生产业(也可称为第四产业或静脉产业)。

(1)小循环—企业层面。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建立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物质小循环,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2003年我国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标志着我国依法推进和实施清洁生产新阶段的开始。目前,陕西、辽宁、江苏等省以及太原、沈阳等城市均制定了地方清洁生产工艺政策和法规。我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40O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l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OI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

(2)中循环——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在区域层面.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开始.在山东鲁北(化工)、内蒙古包头(铝业)、广西贵港(糖业)、新疆石河子(造纸)等地进行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试点。目前,通过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建立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已发展到l7个。其中行业类园区8个,占总数的47.1%.综合类园区9个,占总数的52.9%;西部地区(内蒙古、新疆、陕两、贵州和广西)6个.东部和中部地区l1个.另外还有十几家生态工业园Ⅸ正在规划中。

(3)大循环——社会层面.重点进行循环型城市和省区的建立,最终建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在社会层面,从2002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率先在辽宁省、贵阳市进行了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工作,2002年5月贵阳市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同时也成为联合国环境规戈Ⅱ署全球唯一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目前已在东、中、西部地区开展了建设循环经济省市试点,由国家环保总局主持论证的循环经济试点省市达到8个,其中包括2个循环经济试点省和6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分别为辽宁省、江苏省、辽宁盘锦市、山东目照市、河南义马市、河南鹤壁市、甘肃武威市和贵州贵阳市,其中东部省市4个,中部2个,西部2个。

篇11

这个变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1978年的农村改革促进了80年代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也为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市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周其仁关于中国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指出,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是60年代初期那些短期政策和安排的大规模重演。原有体制通过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所有权的逻辑,终于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8]。而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也通过台湾地区的实践说明一定条件下契约的达成对于土地收益的增长是显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农民之间契约关系的达成。“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为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最通俗的概括。伴随着这种制度变革,在经济上,国家从农村的逐渐退却使得农村集市和市场这种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交易场所再度出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提供了交换农副产品的场所,从而增加了农民的个人收入。在行政上,自然村逐渐取代了生产队、等基层机构,而无所不包的职能也逐渐瓦解,农村干部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9]。这种障碍无疑是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制度限制。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不断受到负责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粮食及其他集体种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10]。旧有的体制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又是社会的组织,因此,体制的瓦解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所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是行政制度变革的结果,也即制度变迁的后果。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关系上,钱颖一注意到了中国在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对各省发展经济所提供的激励,这就是政府间竞争机制的作用。林毅夫使用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数据证实财政分权确实改善了经济绩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等政策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激励,尽管在90年代中期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遭到胡鞍钢、王绍光的猛烈批评,但这种权力下放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周黎安则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强烈愿望“,晋升锦标赛”的评价官员的激励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2]。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亦指出,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他指出“:我是1997年才惊觉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当然,地方政府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13]中国的行政改革重构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

改革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进步。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中。这种市场经济既有可能变成好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健全的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但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弱肉强食,腐败丛生的权贵市场经济。而最终的走向如何,则决定于另一个领域,即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在行政领域来说,也具有和经济领域类似的过渡特征。这种过渡性质的行政体制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相比,无疑是更具有经济绩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已经逐渐从微观管理中退出来,但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金融、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各级政府官员仍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仍然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则在于规范政府的行为,进一步改革政府,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计划失灵。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行政改革有意推动下的制度变迁,还是无意造成的制度安排,与计划经济相比,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但这样的制度变迁仍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机制,都不可能长久地为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提供动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要求已经形成的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以适应这样的发展。一旦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或停滞,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政治权力的扩张下为官员寻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却可能在将来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中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必然需要打破目前的制度安排,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与不断推进改革的愿望相比,现实中的中国行政改革却陷入停滞。提到中国的行政改革,公众都容易将之与六次中央国家机关行政机构改革相等同。但事实上,行政改革是在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其外延要宽泛得多,机构改革只是整个行政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机构的合并、撤销与设立与深层次的规则、制度相比,只是表层的变化。数量上的简单增减并不意味着实质的推动,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政府职能不转变,只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效果有限,且屡次陷入精简增长再精简的怪圈。因此,尽管中国的机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维持五年一次的频率。但中国的行政改革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却始终徘徊不前。真正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行政改革多是隐形的,是一种非正式的规则和约束的改变,甚至是诺斯所说的“心智构念”的变化。这种类型的行政改革或者制度变迁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在不断的变动和冲突下形塑了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种行政改革符合诺斯所说的改变交易成本、增加经济绩效的制度变革,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基层行政结构的变化和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变迁。但在这种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之后,却存在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虽然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看似一直没有停歇,但始终未能在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在更深层次的行政制度内,各种非正式的规则已经形成并内嵌于其中,过渡性质的体制具有的路径依赖惯性阻碍了进一步的改革。

正如许多学者观察并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的现状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滞后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表现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著存在的。在经济领域,某些地方政府以宏观调控之名,大肆干预微观市场交易和企业活动,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对土地的掌控和财政资源的不足,“卖地财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之中。而在社会领域内,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却远远不足,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被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是私人领域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才会出现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在考验着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也是行政改革滞后的突出表现。但与中国行政改革近年来的滞后所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如何解释在行政改革滞后情况下的这种增长?概括起来,已有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已有改革所带来的动力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已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制度绩效作用,改革的惯性仍然存在,虽然这种制度绩效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比,改革所形成的各项现实制度已经落后且发展速度滞后。但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行政改革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已有改革的边际效用仍然存在。政府退出经济、社会的部分领域给企业、个人所带来的自和激励对于经济活动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发挥作用。亚当•斯密所说的个人私有的动机能够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正是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个过程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其次,外部环境的推动因素不可忽视。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是中国出口的迅速提高,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近十年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的形成是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市场,分工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发展为后发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迅速的技术模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再次,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政府加强控制下的资源投入密不可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是建立在结构转变基础上、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单纯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制度不变、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产出量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中央政府紧急投入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在此带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投资活动。这种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很显然在短期之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经济危机之下的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种依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效率的提高,只是一种资源投资下的人为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但不可持续,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对环境、资源所造成的破坏在短期内不可恢复。即政府在非常规状况下所采取的应急经济措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而加以推广、固化,在长期看来,这种不当的干预只会挤压市场的自由空间,降低市场所起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行政改革滞后的状况下,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这种经济增长与改革初期相比却存在质的不同,制度绩效提升被高投资、高消耗的政府投入型增长所代替。虽然这样的增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明显成效,但增长背后的陷阱却不能忽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引致增长的管理体制一旦固化,就会陷入诺斯所谓的路径锁定。诺斯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再退出[14]。

三、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行政改革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成功的改革可以推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成长和进步。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无疑会对行政改革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能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也有可能会阻碍行政改革。从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来看,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如李普塞特、达尔等都曾指出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行政改革的目标在很多方面是与民主化的改革目标一致的,例如更加透明的政府、更强大的公民社会、更多的公民参与等。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转型中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成中国近代百年来的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进程,而经济增长无疑是民主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

首先,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社会的进步会促进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涌现,各种平等、自由、、民主等改革政府的理念和思想也逐步扩散和传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文化背景、态度、价值观符合政府改革的取向和趋势。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扩张,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已经从1982年的0.615%上升到2010年的8.930%,尽管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人口收高等教育的比率仍然很低,但纵向比较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随着这一趋势的出现和扩散,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接受并认同改革政府的各种先进理念和实践,对外部世界的逐步了解也使得公众重新审视中国政府的各项职能及其对公众的影响,进而关注并参与到中国政府的各种公共决策之中,对政府提出各种意见。不管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还是目前持续不断的网络举报所掀起的反腐风暴,都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公民个体和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参与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公众可以更直接更有力地推动政府的行政改革,促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其次,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了更多样化更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新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政府不断改革以回应这样的现实变迁。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大型跨国公司、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逐渐涌现并成长起来。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这些权力越来越多地要求自己能够对公共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参与到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之中。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进行了修改,把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首次允许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改革正是对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权力增长的现实回应。财富的增长使得个体尤其是企业家关注自身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公开的政府、法制化的政府、民主的政府成为企业家和社会公众的集体诉求。对于政府行政改革来说,这些政府之外的权力中心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再次,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使得政府能够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容纳改革的成本,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增长和改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从亨廷顿所说“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完成民主化转型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都是在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引导下完成经济起飞和发展,奠定政府改革和民主化的基础。虽然这种经验性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只有富裕和转型国家和地区才会进行行政改革,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却会为政府的行政改革奠定良好的财政基础。相反,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政府官僚机构由于财政的限制和约束根本无力吸纳现代化教育所产生的人才,改革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亨廷顿指出:“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成了关键的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国家。”

既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行政改革有如此多的正面作用,那么是否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然会导致政府的行政改革呢?事实并非如此。影响行政改革的因素众多,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都会对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推迟改革。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通过航海贸易和对南美洲殖民地的掠夺迅速发展,但是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反而助长了封建主阶级奢靡与寄生的生活,助长了高利贷的剥削,并对城市手工业与农业起到腐蚀的作用,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它们国力的衰落和殖民地霸权的丧失。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反而巩固了西班牙原有的政治制度,使得其改革的阻力增大。即使所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措施堆积如山,但却找不到力量来完成这些建议。此外,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使得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借口之下推迟行政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东地区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国在过去二十年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改革进程被一再推迟,反而最后酿成“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运动。因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既为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也产生了可能会阻碍行政改革的因素。那么为何有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改革?而有的经济成长反而阻碍了改革呢?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对于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诺斯指出,“尽管新的技术使两个国家的相对价格都发生了变化,但其结果却根本不同。在英国,它导致了用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的政治与经济的演进,并使它主宰了西方世界。而在西班牙,尽管它初始条件更为有利,但却导致了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没收财产、不稳定的产权以及三个世纪的相对停滞。”

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诺斯进一步指出:“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的集中化或分散化来区分两个社会,但这一特征确实是使它们产生重大差别的关键,而且是它们的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差异的征兆。”[18]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比较了西班牙和英国在16世纪-19世纪的经济增长[19]。西班牙相比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航海贸易起步较早、殖民地的自然条件也优于英国。然而英国最终成为了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并发展成世界霸主,而西班牙却很快衰落。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对比,他们指出造成这样的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两个国家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差异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差异。在英国,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商的权利等使得一般公众能够分享贸易利益,出现了新的工商阶级,从而能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藩篱。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变革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西班牙王室的特权垄断在经济和财富的增长下却日益牢固,贸易所得被用于奢侈消费之上,而社会公众却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发展的最终不同,这样的结论与诺斯的观察和解释是一致的。因此,经济增长与行政改革能否形成良性的循环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以及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财富分配方式。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诸多的条件,如上文所说的政府能力的提升、公众理念的改变以及对于改革的诉求、新的权力来源的涌现等等。但种种有利条件并未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中国的行政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明显:仅仅2006年间,个体经营户的数量就下降了15%,达到2600万户——比起13亿多的全国总人口来,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头三个季度私营企业对国家税收收入的贡献不到10%,而且2008年上半年这一数字还更低。经济增长反而使得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增加了改革的阻力。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行政改革滞后呢?

四、经济增长下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原因分析

论述改革的经典著作很多,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改革滞后的问题都有经典的描述。学者们对于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论述也多引用这些观点来探索中国改革滞后的原因所在。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一国的行政环境影响其行政系统和变革。里格斯提出影响一个国家行政的生态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因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符号系统包含了政治神话、政治法则等。如西方的政治传说中包含了在民、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的根本被许多学者视为政治体制的制约,中国缺乏秩序来真正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其二,从组织变革的角度出发,组织变革理论通过成功和失败的变革探讨组织变革过程中的阻力和动力、变革模型、方式方法等。尽管组织的变革与行政改革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仍可以为行政改革滞后提供解释力。例如组织变革理论将影响组织变革的因素分为个人的抗拒和组织的抗拒。而这样的结论同样可以在中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观察到。董礼胜对浙江公务员群体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作为行政改革的参与主体,也是行政改革的客体对象,公务员对于行政改革的了解却很有限。其三,从政治学意义上的利益角度出发,“十年”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共同的危机意识和利益诉求,中国的行政改革在初期容易取得共识,而且改革每一步的边际效益巨大。而改革的成果在全社会的分配又使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明显,民众从改革的利益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因此顺利地推动改革的前行。但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由于改革的帕累托效应已经逐步消失,改革的边际效益正日趋消失,而对于改革的方向则出现了各种争论。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势必要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改革成果被全社会所分享,但这样的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不愿意接受的。行政改革需要通过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施,因此中国行政改革的主导者恰恰是这样的一批既得利益者,基于个人理性的自私,既得利益者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自然缺乏动力和激励去推动。从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来看,改革滞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上文中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也都可以在现实中被观察到。然而将行政改革仅仅视为多种环境下的一个变量,往往因为强调客观条件的作用而忽视改革本身。正如SimonJohnson,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在比较西班牙与英国16世纪在大西洋贸易中的表现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外部条件要好得多,但最终却是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虽然外部条件、技术等因素可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更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策略以及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本身。正如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策略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选择了一条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改革道路成就更加突出。然而,渐进式改革要面临的问题在于当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如何推动深层次以及根本性的改革。Roland在考察国家的制度移植问题时,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问题,他曾把制度具体划分为快速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前者主要是以政治制度为代表,后者主要指的是文化,包括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规范。单豪杰、沈坤荣将这两类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在中国的改革实践内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提出,快速变革的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规则等;缓慢演进的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法治建设、经济分权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等,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在中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这种制度类型上的划分为解释中国的改革滞后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国渐进性的改革逐步实现了市场化、对外开放等快速变革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如上文所提到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政府间竞争机制、官员政治控制机制等。这种制度安排下所引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日益被政府官员、垄断国企员工等利益集团所瓜分,经济增长不但没有通过培育新的教育阶层和中产阶级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反而使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长增加了改革的阻力,使得缓慢演进的制度的改革一再推迟。这种被国外媒体称为“政左经右”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初始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使得各级官员以手中的政治权力为依托不断侵蚀改革的成果,企业私营业者的活动能力和范围随时可能被挤压,个人的经济权利在政治权力压力之下经常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这种官员的权力寻租不可能通过道德教化或意识形态教育来消除,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改变,即缓慢演进的制度的变革才可能遏制这种权力寻租。杨小凯、萨克斯和胡永泰通过理论和证据对中国渐进型改革进行了严密和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短期效果不错,但长期的代价极大。正如诺斯在论述西班牙的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从上到下都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经济学家也给出了诸多的建议措施,但改革却难以推行。而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即面临这样的危险,有可能陷入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之中。具体来说,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分配的不当只会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和棘手问题,但社会问题又需要在不断发展中来解决,即不能够降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制度安排不断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而这样的高速增长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行政改革停滞不前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不悖,使得行政改革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陷入不能摆脱的恶性循环之中。

篇12

以下为求学网为您编辑的:“中国经济论文论网络游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敬请关注!!

中国经济论文论网络游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论网络游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13

求学网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中国经济论文有关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有关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有关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在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