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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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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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基调,为何定为“稳中求进”?

“‘又好又快’是我们长期追求的发展状态。欧债危机的演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可小觑。确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为“稳中求进”。

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明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在外需面临下滑风险的同时,国内受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投资增速也有可能进一步下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明年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在增长方面“稳”字当头。

所谓“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物价压力回落之后,要想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平稳的经济环境、平稳的政策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他认为,通常只有在经济回落的通道中,才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也容易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包括利率、汇率的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农村金融服务的调整。

所谓“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求进’,中央强调的其实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白重恩说,“当前‘求进’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切实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顺序调整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由于今年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所以在宏观调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地位,相应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所放松。随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应当适时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也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双重目标。

“转变发展方式,是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要调整经济结构里重大的扭曲关系。如果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有所突破,我们不仅能在明年保持物价稳定,而且还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整个‘十二五’、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条件。”郑新立强调。

扩大内需,为何成为战略基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有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10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6到7个点,而我国与此相反。此外,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GDP增速为10.6%,其中有2.6%是出口贡献的。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要想实现这些,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就能解决,而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实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表示。

“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如果‘十二五’期间能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即由现在的34%提高到44%,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年能新增一两万亿元的商品销售。”郑新立认为。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这意味着,2010年我国生产的产品里有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老百姓消费比投资的还要少,这种结构是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欧美弱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带动还将回落,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外贸今后对经济拉动作用将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要依赖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稳中求进’,最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消费真正激发起来后,能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巴曙松表示。

在扩大消费方面,减税措施明年会发挥较好的作用。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减轻,能够为消费提供一定的支撑。此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途径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文化、休闲、汽车等消费市场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合理控制的前提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也应得到更好的满足。

白重恩认为,明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可以适当扩大,在这一基础上应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更加重视民生投入的效果。在民生支出上,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效果,比如教育支出,更应该考虑的是公平,重视农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是否可以持续,要考虑到我国今后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只有民生领域投入的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社会负担减少了,其对未来的安定感增强了,扩大消费才具有稳固的基础。

实体经济,为何回归台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增长才能平稳。”巴曙松表示,实体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我国房地产业在经历调控后发展持续回落,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再大规模扩张,因此就回归到要扶持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无论是通过创新,通过税收扶持,还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这其实是属于“稳中求进”中“稳”的部分。

“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明年一定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费、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等方面,真正让做实业的企业有奔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今年,我国中小企业经营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不少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真正的盈利是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做新兴产业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壳”。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经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1至9月份,投资总额同比回落约16%,部分中小企业停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总量性货币政策收缩导致资金投放偏向性效应加剧,使缺少资本金、抵押品和资信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压缩了部分没有转型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使其内源性资金来源更为紧张;三是大量资金流向泡沫领域。

分析认为,经济泡沫的持续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导致中国金融资源虚拟化,监管套利诱发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因此,孙立坚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和成本上涨,而在于经济泡沫和金融扭曲导致的套利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收益,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搬家至泡沫领域。今后,金融机构应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宏观政策,如何预调微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郑新立说。

他认为,这样既能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又能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就是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对明年的通胀压力,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孙立坚表示,当前,央行通过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释放一定的流动性,然后有通胀则发行较大规模的央票来回收流动性。“我认为,这种办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这种技术性操作对流动性规模的改变不大,但实际上为今后货币政策的操作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上调的高度。明年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更不能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专家认为,采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最好不要采取降息的措施。当前,我国负利率的状况仍未改变,如果降息的话,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资金错配。

汤敏认为,我国明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胀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今年最后几个月CPI虽然有比较显著的下滑,但这其中包含了季节性因素,也有统计上翘尾因素逐步减小的原因。因此,物价调控的基础还很不牢固。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上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明年调控通胀的压力仍然非常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因此,明年的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但对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还是要网开一面,货币政策应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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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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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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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试论政府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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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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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农村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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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政府引导机制

传媒产业虽然是一种市场行为,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无能为力或无需作为。相反,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市场无法替代的,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公信力和丰富的资源,通过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持续释放的行政牵引、精干高效的公共服务等方式,为传媒集团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质言之,对传媒集团成长的强力引导和科学规制,是政府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起的基本职责和应当履行的基本职能。

(一)舆论引导

借助大众传媒,在全社会范围内传播、普及有关传媒产业的知识与信息,提高人们对传媒产业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认同度和支持度,为传媒产业发展奠定统一的思想认识基础,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项重要使命。

当前,舆论重点要解决的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的问题。一方面,要引导人们不再简单片面地强调传媒的事业属性,不再将传媒生产视为光投钱不赚钱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性项目,而应真正自觉地形成传媒产业、传媒市场、传媒价值意识,要从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界定、考量、经营传媒产业,传媒产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要引导人们意识到,传媒产业是旨在满足物质生活已大大提高了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崭新产业形式,现在不是要不要发展传媒产业的问题,而是发展得早还是迟、快还是慢、好还是差的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抓住当前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机遇来发展传媒产业,以促进社会经济高效、均衡、持续、和谐发展的问题。

(二)政策扶持

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充分运用其所掌握的行政手段,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或其他干预行为,引导和促进传媒产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传媒产业的发展初期,政策的扶持和拉动尤显宝贵和重要。在日本,把新闻、出版、音乐、广告甚至手机、汽车等多种产业结合起来的动漫、游戏产业,衍生出了与传统概念中的文化产业完全不同的“新文化产业”。为此,2003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知识财富战略本部”,正式把“新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产业放宽限制,增加预算,完善相关法律。同时,日本民间也开始积极兴办动漫学校,通过举办动漫和游戏大赛等各种方式,下大力培养人才,壮大动漫和游戏的创作队伍。日本通过发展“新文化产业”,变“产品输出”为“文化输出”,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

(三)宏观调控

强化政府的适度介入,对传媒集团的成长是必要且有效的。这个作用既包括地方政府的传统功能,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金融支持、市场规范等,又可以延伸到更新的服务领域,如实施区域营销战略、营建创新环境、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2004年9月,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对综合性试点地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出了具体意见。其中明确在综合性试点地区,以属地管理对文化市场实施统一综合执法,在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域内,对其现有的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实行合并,设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同时履行原三个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大决策,尽管出发点是理顺文化市场执法体制,但是对我国文化管理体系的宏观结构将是一次重大调整,将为传媒产业的互融互通、加速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

(四)公共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是推动传媒集团成长的两个主要力量。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应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因此,政府应成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其主要职责是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弥补市场缺陷,承担起由市场、企业和个人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职能,从而使公共服务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和调节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传媒集团成长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除基础设施之外,还包括信息咨询服务,负责为传媒集团提供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培训服务,为传媒集团提供技术培训;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帮助传媒集团进行信息、资金管理;中介服务,为传媒集团与科研机构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开展经济协作及产品出口牵线搭桥等。所有这些公共服务都是传媒集团成长壮大的基础。

二、市场驱动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有资源配置、能量配置的地方,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导入市场法则。作为整个经济链条上重要一环的传媒产业当然也无法例外。传媒集团成长的兴衰取决于制度的现代化,而制度的现代化就是市场化。今天,我们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传媒国际化的现实背景之下,若要赢得应有的“文化版图”,就必须融入市场经济的潮流,建立市场驱动机制,提高传媒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产品没有商品品位,就构不成流通价值;没有流通,就形不成市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份额”的占有也即“文化份额”的占有。

(一)充分发挥市场对传媒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传媒产业要素集中度,逐步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传媒集团

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传媒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使传媒市场逐渐整合成巨大的全球市场,而传媒市场化又使资本的力量得到空前的释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真正的全球商业媒体市场的出现,国家媒体业发生了戏剧性的重新组合。控制全球媒体新系统的是30—40家大型跨国公司,而雄踞全球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家传媒公司,且其中大多数集团公司都把基地设在美国。全球传媒一系列兼并重组战略启示我们:“孤立的单个资源利用率是最低的,而灵活组合的多种资源群的利用率则最高。不管今天的企业竞争力有多么强大,决策者必须对公司的资源不断投资,同时,把别人的资源有机地整合进来,成为集团化的领导者和牵头者。”

(二)积极扩大社会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美国传媒产业一条十分重要的成功之道,就是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化发展理念

借助贸易自由化潮流,美国传媒产业已经取得了向全球输出的主导权,且正在从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中受益。在传媒产品制作中,立足于全球市场需求并引领潮流,牢牢把握海外销售市场,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来进一步培育消费市场成了美国发展传媒产业的法则。为了有效地改善因投入不足而严重制约影视产业发展的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今后将“扩大投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吸引、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广播影视产业的社会化程度。”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形成广播影视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高度重视对市场消费趋势及竞争态势的分析,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个性品牌,在竞争中争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凯文•曼尼在其著作《大媒体潮》中预测,21世纪的媒介品牌将成为激烈的战场,无论是新兴媒介品牌对传统媒介品牌资源的争夺,还是同类媒介品牌之间的竞争,都将会使媒介市场更加不平静。媒介市场竞争已逐渐成为品牌的较量。以品牌来建立媒介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树立媒介形象,已成为十分有效的媒介竞争手段。一些跻身于世界500强的跨国集团公司由于市场分析透彻、目标定位明确、资源配置得当,因而其每年经营的产品效益令人刮目相看:法国维旺迪环球集团经营的电影、电视、音乐、主题公园等娱乐产业,收入约计240亿美元;日本索尼公司自开发娱乐音像制品技术以来,年营业额曾高达531.56亿美元。这些风靡世界的著名品牌,在带给其所属集团公司滚滚红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它们在世界文化产业版图上的霸主地位。

三、人才集聚机制

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健康、生产技术和生产知识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在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明显,贡献比重更大。因此,千方百计地聚集和开发各种人力资源,以优势产业集聚人才,以重点项目吸引人才,以合作方式招揽人才,并努力使之人尽其才,发展“激励性契约”,业已成为传媒集团保持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核心问题。

(一)着力集聚和培养经营管理型人才

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A.Shupeter)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革命性因素。一些企业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把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率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带来了更高的利润,由此引起的竞争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使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扩散到一般企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新和生产方式的质变。对传媒产业而言,在其由事业转向产业,并建立起有效的产业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过程中,谁能接替“政府能人”的作用,完成这一变革过程?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家——一种能将传媒资源和经济资源有机整合的企业家。在我国,职业企业家特别是传媒产业领域企业家的缺席,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这也是造成传媒产业领域政企、企事、“管办”难以分离,传媒集团不得不始终依靠“政府能人”的原因之一。

(二)着力集聚和培养业务精湛的专业技术人才

现代产业社会正从一个受资本支配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受知识支配的世界。在这个环境中,传媒集团的成长与发展,不仅需要带领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的企业家,也需要业务精湛的专业技术人才。据央视统计,2004年上半年我国有151个电视台播出动画片,保守估计每个电视台平均每天播出20分钟,以20%首播来计算,那么我国动画片的总需求量将在13万分钟左右。按中小制作标准,我国动画制作人才需求量近4万人;如果以实际需求量25万分钟来计算,人才需求则将近9万人。但是现有人才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目前,国内缺乏的是动画技术熟练,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包括原画、造型、场设、统筹、导演等方面的人才,或者是极其了解动画产业,又具有策划、编剧、推广、经营方面的人才。”这一窘状提示我们:着力集聚和培养业务精湛的专业技术人才迫在眉睫。

(三)着力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使用、激励机制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人力资本需要很强的激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根据人才的这一基本特征,传媒集团的要务就是竭力认识、保护和提升已有的人才资源以超越市场上的竞争者。一方面,要彻底改变“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稳住人才,让人才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作为集团的最重要任务,构建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服务,营造创新文化;另一方面,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探索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办法,实行业绩与收入挂钩,允许传媒品牌、创作和科研成果等要素参与分配,建立适合传媒创意劳动特点的分配激励制度。这样,就可能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避免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或流失。

四、立法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平等的市场主体、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的市场规则、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以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或经济收益为目标的经济。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的全部活动都是以产权为基础并围绕产权来展开的。产权归属一经准确界定并依法明确认定,就具有了排他性,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其他任何主体不可随意侵犯。健全的法律能为政府和主管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成为调控传媒市场的手段并逐渐机制化,促进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及整个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和传媒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执法力度已成为传媒集团成长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一)在立法方面,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对传媒集团资产重组依法进行。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制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定事物发展、运行的范围、形式及方向来减少经营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资产重组是通过不同法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出资人所有权及债权人债权进行符合资本最大增值目的的相互调整与改变,对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产权资本和无形资本的重新组合。资产重组是一种市场行为,由国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与监督,通过立法、行政加以规范,可以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引导传媒产业健康发展。

二是对传媒产业制定法律法规予以保护。中国加入WTO不只是一个重大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中国的传媒集团不断适应WTO的规则,从而促进全球传媒产业的利益平衡。加入WTO会提升中国传媒产业的竞争意识,从而把评价标准定在全球性的水准而非中国的水准上。我们要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后的现状,制定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电影法、电视剧(片)法等相关的传媒法律法规。同时,还要按照WTO规则对现行传媒管理法规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以尽快适应进而对接国际规范。

(二)在执法方面,应当提高违法行为的必然成本,降低违法行为的收益目前,制假售假仍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公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仍然难以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影响传媒产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国家出版总署收到的各地许多管理部门的报告显示,社会上常有一些部门单位游离于出版发行之外,偷漏税收,违规从事图书发行工作。初步统计,每年这些违规从事图书发行的数额高达几十亿元,这严重破坏了传媒市场秩序。为了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社会应当提高违法行为的必然成本,降低违法行为的收益。因为违法成本越低,人们就越倾向于选择违法,甚至选择通过违法获利,为此不惜付出受到较小处罚的代价。大幅度地提高违法成本,可以遏止违法行为发生,或虽然发生了违法行为,也有利于对其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有效的救济。

五、文化整合机制

专家估计,农业经济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约为90%多,工业经济为60%多,而新经济可将这种依赖程度降低到不足20%。如今,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地取决于知识的发现利用和文化的创新整合程度。

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预言,未来收入最高产业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文化产品价值的大小不再因其科学含量和艺术品位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故事。人们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超越国界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活力,人们精神需求的无限性和文化发展无限性,要求人类还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以引导和创造文化需求和文化市场,传播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藉依迪斯尼、好莱坞大片、皮卡丘、MTV和Internet,美国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将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合法地”传遍了全球,这些崭新的人类文化载体形式,毫不费力地突破了社会体制的屏障,增进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了促进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的情感参与和心理认同,进而使其影响迅速扩大与涵化。

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又刚刚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传媒集团若要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有赖于它将历史意识与时代意识、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一方面以健康的心态对待历史文化,将现实中国文化植根于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时代精神和时代文化来熔铸历史文化;一方面要有民族的自尊与自强,坚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形式;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广泛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充实和丰富民族文化,将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大河中去。也即通过对异质文化的整合,在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重新构筑一种强有力的张力场,增大传媒产业的可能性空间,增强传媒集团的生命力。

业界人士至今仍津津乐道于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与以往的美国动画片截然不同,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一动人心魄的中国故事,以其鲜明的东方艺术风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吸引了许多西方观众的眼球。中国人重视家庭荣誉、抱持个人应该报效国家的固有价值观念在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显然,这种严肃的主题与迪斯尼过去热衷于逗趣的风格大异其趣。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它文化、据为己用,并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

近年来,借助传媒产业,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渐趋频繁。1999年法国巴黎承办的“中国文化周”、2000年中国主办的“中国文化美国行”、2000年中日共同举办的中日文化观光交流2000大会、2004年中德合办的“中德文化周”、2006年和2007年中俄双方轮流举办中国“俄罗斯文化年”和俄罗斯“中国文化年”以及“亚洲艺术节”、“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藉此,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不仅进行了零距离的互补流,而且还将域外高品质的资本、资源与经验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更强势的民族文化产业。

六、技术创新机制

传媒产业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技术密集的领域。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进行文化传播、发展传媒产业,已经成为全球传媒竞争和发展的大趋势。国内外有影响的传媒产业都在不断通过提高其传媒产品和传媒服务的科技含量来开发、转变和引导传媒产业市场的消费热点,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牢牢把握现代高新技术为传媒产业发展开拓的新的空间,是传媒集团谋求更快更大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突破介质壁垒,创新文化传播平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传播科技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数字压缩技术的异军突起,并且迅速促成了通信卫星的结构与功能的深刻变革。数字化技术带给大众传媒的最大欣喜,就是互动性、时效性空前增强,接受终端的音画质量大幅提高,并且可以突破过去那种以介质为壁垒的市场格局,实现跨媒体的融合互动和信息的海量储存、便捷采集,使产品的深度开发成为可能。2006年1月,日本政府的IT战略本部了“IT新改革”战略,明确提出将建设“遍在网络社会”的目标。“遍在网络社会”将方便人们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多种介质向任何人或终端,便捷地实现信息互换。为了适应这一网络融合、技术互通和普遍应用的发展趋势,日本新闻媒体作为主要的内容生产商,积极探索,应对新传播环境的挑战。不同媒介形态的努力进一步模糊了彼此的边界,呈现出媒体融合的发展态势。

2005年6月1日,中国第一门户网站新浪与山东齐鲁电视台正式携手,双方就新闻、节目、活动、无线业务等方面展开广泛合作。新浪网为齐鲁台提供强大的网络平台和信息资源,包括网络展示、信息支持和网络互动,并与齐鲁台实现新闻资源和优秀节目方面的信息共享,齐鲁台的多个精品节目将在新浪网上进行展示并获得强大的网络互动功能,迅速扩大影响力。可以预见,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和宽带技术的进步,网络媒体与电视媒体的汇合交融,定将整合出多种媒体集成的传播优势与核心价值。

(二)瞄准新媒体新业务,开拓新型消费市场

在以消耗巨大能源为代价的大工业逐渐让位给高科技的文化产业时代来临之际,庞大的传媒产业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市场价值,展现了它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潜力。瞄准层出不穷的移动电视、网络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Flas、网络游戏、数字电视图书馆、网上音视频业务等新媒体新业务巨大的市场潜能,主动寻求以自身的品牌和内容资源与新媒体良性合作,这将是传媒集团图强崛起的宝贵契机。

借助网络迅速窜红的Flash,由于具有制作成本低,周期短,产品可以多样化,且能把音乐、动画、声效及交互成功地融为一体等优势,业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为人们传递着轻松幽默友情亲情的同时,Flash的商业价值也日益凸现,带来一条快速挺进动漫领域、快速占领动漫市场的捷径。目前,全国最大的Flash制作团队之一——千龙新闻网Flas设计中心,正在潜心制作各种有着明确受众对象、明确市场地位的Flash系列动画,比如针对青少年的“中国成语Flas”,针对办公族的“e—office”等等。而江苏电视台等电视机构则已为商业Flas开出了200至600元/秒的价格,其巨大的增值空间可见一斑。

七、风险规避机制

风险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结果的变动,是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变动的不确定性。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实质而言都是一种利益活动,而人类的一切利益活动又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不确定性。因此,风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对风险的认识是与风险损失和风险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媒集团理性地衡量和评判自身的经营状况和外部产业环境,确定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并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从而有效地规避可以预见的风险,是其成长过程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环节。概括地说,传媒集团应当规避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避同质化竞争的风险

同质化是指同一大类中不同品牌的产品在性能、外观甚至营销手段上相互模仿,以致逐渐趋同的现象,在产品同质化基础上的竞争行为称为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不仅导致资源浪费,市场泡沫,还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创新活动的成本。对此,传媒集团应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与要求对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进行改造,注意整合资源,塑造核心业务,避免同质化竞争给传媒集团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全国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城市之一广州,几家大报的口号准确地传达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市场定位:《广州日报》——“追求最出色的新闻”;《羊城晚报》——“真知影响人生”;《南方日报》——“高度决定影响力”;《南方都市报》——“办中国最好的报纸”;《新快报》——“新锐、新知、新见”;《信息时报》——“发财狮子,大众报纸”。这些口号既是它们品牌形象的真实写照,也使它们的媒介操作卓尔不群。

(二)规避信息盲区的风险

信息具有无序、分散的特点。信息作为一种核心资源,贯穿于传媒产业活动的全过程。只有对信息资源加以整合,才能形成新的有意义的资源。首先,要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让各为其主的资源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自由流动组合,最终达到最佳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真正做到共享资源,合作共赢。其次,要重视传媒市场的调研,对读者需求的变化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只有感受信息、捕捉信息、辨别信息,才能推出独特的、领先市场的、高品质的传媒产品,从而抢占传媒市场的“制高点”。再次,要重视对国内外传媒产业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密切注视他们的最新动态,为开发独特的具有良好效益的精品提供咨询信息。

(三)规避资本投资的风险

由于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环境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市场极不规范,存在许多无法预测和控制的特殊因素,一旦双方出现危机,投资方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平台,这就使得传媒集团很难准确地预测其投资的未来成效。因此,理顺产权关系,明确利益分配是传媒集团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的先决条件。

(四)规避人力资源外流风险

流动性强是现代人才的基本特征,这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才外流给传媒集团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集团骨干留不住,职工违反合同随意跳槽,不仅带走了技术、市场甚至商业秘密,影响了集团的正常生产经营,而且还会冲击正常的劳动关系,引起企业之间、企业外流人员之间的劳动纠纷,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此外,跳槽使得企业的在职培训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给企业造成巨大的、长远的损失,同时还提高了其他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或管理水平,从而将本企业推入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不断提高员工工作生活质量,建立满足员工自我实现需要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他们施展个人才干的创业平台,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防止人力资源外流的重要方法。

(五)规避企业文化抵牾的风险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是企业价值观的表现。不同的企业文化塑造出不同的经营理念、品牌气质。传媒集团的整合客观上势必带来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尽管这一现象有时隐蔽,有时豁显,但是,在企业的整合过程中,若不从深层次上进行文化的整合或提升,那就难免会造成貌合神离的局面,导致整合矛盾重重,发展步履维艰,甚至酿成整合的失败。美国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两大传媒巨头宣布合并重组所造成的裂痕当是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1]曾繁仁、谭好哲、仪平策:《山东文化产业发展咨询报告》,山东大学网,2006年1月20日。

[2]胡宇辰、吴群:《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政府职能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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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在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升高。为了谋求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

1.2培育消费心理

对未来的不安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人们倾向储蓄手头的资金,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准。高储蓄率造成了投资的无节制扩大,助长了经济过热。因此从扩大消费的观点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为此必须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1.3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一方面严重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应不足,甚至没有供应的领域,这种领域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扩大内需的潜力非常大。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垄断。特别是在垄断倾向较强的金融、运输、通讯、文化、传媒等领域,如果不打破垄断状态,不可能有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局面。因此各级政府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打破垄断,缓和管制,让服务业能够真正地回应旺盛的社会需求,甚至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潜在空间,是扩大内需的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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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间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协定的影响 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部分的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1 年底,世贸组织得到通知的区域经济组织有200 多个,其中150 多个组织的协议仍在生效。 几乎所有的WTO 成员都参加了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些WTO 的成员甚至成为10 多个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成员。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限制和约束,而且这种约束和限制比经济性世贸组织更强。 3.最低层次的双边组织和协定 对于那些涉及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解决,单独依靠其中一国的调节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需要通过双方的组织(协定)来协调,参加这些双边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协定和组织生效后,就必须遵守有关协议,从而使本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例如,中国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国待遇协定;2003 年6 月中俄两国签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协定,这些都是裁定协定两国之间分歧、矛盾的准则,使两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及双边性组织(协定)的状况日益增多。这种状况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职能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参与其中的发 展中国家的主权从多方面进行限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内外经济职能从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据协定)转移到国际性、区域性或双边国际经济组织中。

1.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创建职能 过去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设立都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发展中国家把其看作是主权不受侵犯的重要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这种主权职能部分转移到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内经济政策法规、国内的经济体制要同国际接轨,发展中国家要执行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法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都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加入WTO 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WTO 规则体系,其中包括有《关贸总协定》在内的20 多个具体领域的协定、议定书、决定、谅解等。

WTO 调整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关税减让发展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和拆除。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定的法规政策若与此有抵制的必须限期拆除。 2.监管职能 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有关制度的实施都是由本国政府执行的,是本国政府主权范围的事情,包括进出口关税的减让、国内贸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监管职能转移到国际有关经济组织中去,由这些组织根据有关法则进行监督。例如:在经济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这种机制实质上侵蚀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主权,由于其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主权侵害更为严重。[ ZHLzwCom] 3.解决争端职能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是在国家政府间协商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扩大,不同国际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增多,日益复杂化,因此,国家主权范围内调节的局限性突现,国际经济组织开始介入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国际争端,代行某些国家主权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在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中,全面规定了其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协调、斡旋和调解)、法律方法(包括专家组审议和上诉)、裁决的执行与监督、救济办法等,还专设了争端解决机构(DSB)。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机制解决上有突出的三点要求:其一,DSB 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其二,有一常设上诉机构,受理关于法律问题的上诉;其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对违犯规则事件在多边争端机制下寻求救济,在裁决不能得到实施时可采取补偿和交叉报复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该体制所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没有例外(P150)。 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具有安全、可预见、执法权威性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国家主权的经济职能,这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产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贸易纠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既有保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好的结果,也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不良后果。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在区域性经济组织中也存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组织中,就存在一个受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制度,而且还平行地设有一个解决投资者和成员国之间争端的制度。在亚洲,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个解决东盟各国内部贸易纠纷的仲裁机构。所有这些解决争端机构的设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主权职能的发挥。 三、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二重性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认识,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就是意识到了挑战、侵蚀和冲 击等负面作用的严峻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第3页)还有另一面,即积极的一面,由于和国际经济体制接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增强。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称作二重性。具体来讲: 1.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动机之一。

主要表现在:其一,平台作用。一个是国际经济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主权受到伤害时,提供了解决争端的场所。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通过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由于中国是处于弱势的经济实体,结果中国做出的让步很大,有的甚至伤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权益。美国常常以中美经贸关系同中国人权挂钩来威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反倾销争端增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中国胜诉的次数也不断增多。 另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机制的设立,提高了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摩擦,集体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某些国家主权的平等让渡,获得了更大的国家权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内外职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面,例如,市场经济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等,影响了国家主权的行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后,就必须同国际上先进的市场管理规则接轨,废除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这固然会限制主权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使发展中国家抛弃原来旧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接受国际上流行的政策、法规和体制,从而强化国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力的适应性,有利于提升国家主权的行使能力。其三,保护作用。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利用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主权进行限制和侵蚀,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维护主权的斗争及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力量的增强,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也有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例。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和保护弱势产业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就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对自己的弱势产业进行保护,例如,对汽车工业、农业等就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在实践中,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支持,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发展基金。尤其是作为世界银行“软贷款窗口”的国际开发协会,主要以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贷款对象,向这些国家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该协会在全球反贫困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GATT、WTO 属下的各项多边协定,也规定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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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邮轮经济概述

邮轮经济目前学者并没有权威的、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是指以邮轮运输为中心环节而衍生的其它与旅游观光、餐饮、购物、造船、港口规划与建设等一系列产业相关联的经济体。[1]邮轮经济被称为“海上流动度假村”和“港口都市的一个重要增长极”,是由于邮轮产业的运行与发展而推动相关产业,形成多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现象。“邮轮产业”是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邮轮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言而喻的。[2]自20世纪末以来,邮轮旅游保持着平均每年7.4%的增长速度,已成为世界范围休闲旅游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邮轮市场正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邮轮经济迎来“亚洲时刻”。据WTO预计,亚太地区和中国将是未来邮轮市场发展最快的区域。该区域不仅为西方市场的邮轮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景点,也提供了全新的邮轮客源市场,使世界主要的邮轮经营者把重心转向亚洲。中国以其地跨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区的地理优势、博大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巨大的潜力客源市场,吸引众多世界知名邮轮公司纷纷进驻。据统计,我国大陆2010年共接待国际邮轮223航次,同比增长42.9%。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以前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国际邮轮市场。邮轮公司抢滩中国带来了我国邮轮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发展邮轮产业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邮轮经济在一方面会涉及到海上旅客运输,另一方面会涉及到跨境旅游服务。因此我国邮轮经济的发展与GATS联系密切,一方面关系到我国入世承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我国在海运服务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问题。

(二)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

自1994年4月,谈判范围包括港口设施使用、国际海运、在约定时间内取消限制、海运辅助服务等的全球海运服务谈判正式起航。现如今国际社会在海运服务的开放领域正处于一种僵持、未达成共识的状态,国际上对海运服务业的法律规制,主要是指法律文件。《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是一个基础性的法律文件。GATS在WTO海运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处于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则是以《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部长决议》为主的相关决定、决议等。这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是相辅相成且相互依托的,上一层次的法律规范为下一层次提供价值取向、立法精神和效力根据的指引,而下一层次的法律规范则是将上一层次规范的主旨、意图落到实处,使之能够更加具体,并且赋予它们明确的权利、义务的内涵。

除此之外,海运服务贸易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附件2和附件3的内容。在海运服务贸易所引发的争端及海运服务贸易政策评审问题上,应分别适用附件2《争端解决与程序谅解》和附件3《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的相关规定,此时,它们与GATS等海运服务规范便形成了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此种情况下特别法将得到优先适用。

二、WTO有关原则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及邮轮产业的影响

从服务贸易的多边谈判的背景资料来看,积极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达国家,也十分重视国民待遇的规则及其解释,它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依靠国民待遇才能真正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门,因此,关于服务业的实质意义上的谈判,主要是围绕着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大问题来进行的。[3]

(一)市场准入制度的影响

海运服务的市场准入制度从各国实践来看,海运辅助服务市场准入多有限制,大多数国家不允许外国公司在本国境内从事诸如货代、揽货、集装箱场站、船代、仓储、结关和堆场等此类业务,即使有些国家或地区允许从事,也仅仅限于为其本国自有船舶运输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外国航运公司在本国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从而保护本国航运企业的利益。

限制海运市场准入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对海运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对海运服务雇员总数的限制、对海运服务交易总额的限制、对海运服务总量的限制、对提供海运服务的实体的形式、对外资参与比例的限制。其中,前四种是数量限制,后两种为形式限制。

众所周知,在众多海运国家中,作为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我国的海运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之广、开放程度之深是其他海运服务实体所不具备的。市场准入属于GATS规定的具体承诺义务,因此,成员国可提供有条件的“市场准入”,即在承诺减让表中订立一些条件和限制,在此前提下准许我国对海运实体的中外资比例和存在形式进行了市场准入的限制,规定允许外国服务者设立合资船运公司,外资不得超过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49%,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由中方任命,在提供海运服务的其他商业存在形式上,则不作承诺。[4]不作承诺指将来可能新增或维持违背国民待遇或市场开放的措施。

邮轮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综合性,它不同于传统的海运服务形式。在WTO框架下,各国对于海运市场一般都奉行对等互惠原则,而对中国而言,旅游产业是最早对外开放的产业,国家政策鼓励并支持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但邮轮产业由于我国在立法上是空白,因此对于邮轮市场的准入制度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2011年10月15日原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管理局局长宋德星在天津表示,中国已允许外国邮轮公司在华独资经营,并为其所有或经营的船舶提供揽客、签发客票等辅经营服务。目前,首家外国邮轮公司提交的申请已获批准。批准邮轮公司进驻实际是市场准入不做承诺的表现形式。

(二)国民待遇原则的影响

我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的基本内容是:无货载方面的限制;允许外商在华设立中方控股的合资船公司并可享受国民待遇;允许外商设立合资企业从事海运附属服务并享受国民待遇;保证外国船舶可在不受歧视和合理的条件下使用港口服务。[4]在港口建设与经营服务方面,我国积极鼓励外商参与投资建设与经营公用码头设施,并且允许控股或独资建设与经营港口公用码头设施吸引外资等政策,希望以此能够大力促进我国的港口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国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投资建设和经营港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国民待遇。

我国交通部于1992年4月1日对港口收费规则进行了修订,统一了国轮与外轮的收费标准,施行无差别待遇。与此同时向中外籍船舶统一提供非歧视性的港口辅助服务,包括燃油及淡水和食品供应、应急修理设施、引航、污水处理、拖轮协助、垃圾收集、锚地及泊位和移泊服务以及岸上服务。其中引航、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这三项为强制性的,其余几项均为非强制性。根据以上规定,外轮在港口服务收费和使用港口设施上,都已享受完整的国民待遇。此处仅是指货运及单纯的旅客运输。但迄今为止,中国在邮轮经济的大潮下可以作为邮轮挂靠港或母港的几个港口如上海、天津、大连、厦门等彼此收费不统一。这必然会导致各方为争夺挂靠港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

(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影响

GATS中最惠国待遇的对象是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就海运服务而言,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是指按照另一成员方的法律注册的船舶,或由另一方的人员通过对一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营运和/或利用所提供的服务。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则是指具有另一成员方国籍的海运企业或悬挂另一成员方国籍的船舶。根据本条的词句来看,服务贸易领域采取的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而根据《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2条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中的规定,运输服务属于最惠国豁免的内容。①然而邮轮产业作为海运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的产业,具备了运输、服务和旅游的多重特性。

依《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最惠国待遇是一项一般性的义务。在海运服务业领域不符合最惠国待遇的情况比较突出,以为传统上海运的对外交往多是以政府间签订的双边海运协定的方法来实现的。如果要履行最惠国待遇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各国的市场和服务的开放程度存在差异,因此难免会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例如,如果A国和B国根据对等原则相互开放本国的海运市场,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这种优惠待遇将会自动赋予与AB两国有条约关系的第三国,而此第三国无需对AB两国对等开放市场。显然这对于AB两国而言是不利的,且对于开放幅度越大的国家越不利。

作为一个对海运服务业一直持自由与开放政策的海运大国,目前看来我国海运市场开放程度已接近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因而,邮轮产业是否属于最惠国待遇义务方面内容中关系着我国邮轮市场安全系数。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对未来国际海运服务贸易开放的形态作出充分的预测之后,在国际上尚未形成国际海运服务贸易约束性法律机制之前,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该“间隙”,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培育和发展符合未来GATS法律框架的海运服务业,积极发展我国邮轮产业,形成我国海运服务贸易产业群。其意义在于,可以为未来我国的海运服务贸易谈判积累相关经验,提高我国开放海运服务水平,从而增强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更有以培育我国邮轮的本土市场。

三、我国海运业及邮轮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国内法的有关规定空白

我国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这类规定存在不足,且法律效力不高。我国在海运服务软环境建设上特别是法制建设上,我国与美国欧盟比较,还比较落后,没有促成具有创新型法律模式的生成。我国有关邮轮的法律规定更是捉肘见襟。仅有2008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首次提出“要支持有条件地区发展邮轮、游艇等新兴旅游;把邮轮、游艇等旅游装备制造业纳入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尽管有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但有关邮轮制度的法律规定现在为止实属空白,在国内社会转型、法律环境逐步健全的过程中,应继续推进相关法规建设。

(二)国家政策保护不足导致国际竞争劣势

在加入WTO前后,我国已经逐步取消了货载保留、造船优惠贷款、进口船减免税收和港口收费优惠等政府对本国海运企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货载保留政策。美欧韩等海运强国均保留了这种传统的国家保护措施。入世后我国海运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增大,外国航运企业凭借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效的管理手段与国内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新的态势下,国内企业将失去一部分原来属于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对于部分技术状态落后、管理水平较低的国内航运企业来说,其面临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根据我国政府在GATS下做出的国民待遇承诺和我国现有的税收政策,外国海运企业在中国在一些领域享有国民待遇,甚至还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如在港口码头投资经营方面,外商享有种种优惠待遇,而国内的国营远洋公司想要投资兴建并经营自己的码头,却受种种限制;再如国家对造船业实行倾斜补贴政策,外国船公司在我国造船,我国造船可享受出口信贷优惠的补贴政策,而我国船舶公司在国内造船却不享受这种补贴,使我国海运企业的竞争力与对手不可同日而语。我国海运业的发展劣势,直接会影响到到我国邮轮产业的发展。

(三)船舶制造以及配套设备业的发展先天不足

依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协定和我国先前对外所作出的的承诺,我国在国际海运服务贸易方面须就有影响国际海运服务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向WTO及其成员方公布或者通报,并且接受WTO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政策的审议和监督,并参加WTO对其他成员方的国际海运服务贸易政策的审议和监督。虽然我国为船舶制造大国,但在邮轮制造方面却不具备优势可言。邮轮旅客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产业类型具有极大的升值拓展空间,邮轮经济可以促进旅游业、航运技术及港口建设等多方面的发展,是我国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一个重心。

中国的邮轮产业刚刚起步,从造船到邮轮服务公司皆不成熟。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对邮轮服务进行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外国邮轮公司的成功运作给国内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邮轮产业从船舶涉及建造到公司运营皆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还没有中国制造的邮轮。在邮轮建造的法律问题上,我们还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或合同范本,诸如邮轮建造融资、具有可操作性的格式合同范本。

四、我国应对邮轮产业热潮的对策

(一)履行入世承诺,细化国内法

面对邮轮经济热潮我国应结合WTO服务贸易协议及双边协定,履行入世承诺,制定进一步有序开放航运市场的细则。我国应率先完善《海商法》、《反垄断法》、《国际海运条例》、《国际货物运输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港口法》等航运配套立法。

在符合我国入世承诺的前提下制定国际航运服务准入、待遇、行业标准,做到有法可依。简化航运手续和行政审批,提高行政效能。尽快制定港口航运业投融资地方法规和规章,如研究制定“在建中船舶抵押融资”等法规,梳理并完善港口安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港口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加强软环境之法制环境的创新型模式的构建。

(二)做好邮轮经济发展的软件硬件建设

首先加强海运服务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打造一批具有一定服务功能的专业性的邮轮服务基地。着重发展和集聚维护保养、补给采购、船供物流、集疏通关等企业,做好邮轮产业的服务建设。在硬件设施上,与国际接轨,各项安全措施、人才培养和人员配备形成规范,安全预警设施形成并制定成统一标准,从而为邮轮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从邮轮码头的设施建设上来讲,要配备高效、安全、规范、便捷的登轮设施,营造环境良好的开放空间、作业空间以及亲水空间。码头周边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要良好,形成邮轮经济的良性辐射效应。其次要加强海运服务贸易的软件建设。我国应加大对国内外邮轮专业旅行社的扶持和发展,聚集旅行社等旅游相关的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我国应建设服务性商业中心,吸引为邮轮服务的高端服务业的集聚。邮轮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金融配套措施的形成,加大邮轮融资方面金融投入力度,加快促进本土邮轮产业的发展。我国应建立与国际邮轮经济接轨的邮轮产业发展和运作机制,鼓励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国内外邮轮公司主体参与建设、经营和管理,为我国的邮轮产业发展形成良性的规模效应。

(三)加强邮轮经济“智库”建设

在邮轮经济热潮来临之际,人才梯队的建设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健全邮轮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发展有关高校与世界知名邮轮公司进行产学研合作,引入邮轮培训实践课程,从而培养理论与实践兼具二元人才。支持高校开设邮轮专业,邮轮专业的设立是在熟悉有关WTO法和国外邮轮法律制度基础上设立。积极吸引培养各类邮轮人才,在相应的国内游轮公司可以引进国外邮轮公司高管等邮轮高端人才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邮轮产业作为海运服务业一种形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邮轮经纪、邮轮保险、邮轮金融、海事仲裁等方面,我国需要加强此方面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工作。

注释:

①《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2条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包括:法律服务;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税收服务;工程服务;建筑设计服务;医疗和牙医服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房地产服务;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石油服务;摄影服务;会议服务;维修服务;租赁服务;通信服务;电信服务;视听服务;零售服务;批发服务;佣金服务;教育服务;所有保险及相关服务;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运输服务;证券服务;饭店餐馆。http://.cn/news_show.php?id=13005.2013年5月8日访问。

参考文献:

[1]王海英,马得懿.海运服务贸易法的“区域性”考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58.

[2]林匡平.邮轮经济:外商投资中国的新商机[EB/OL],2013.

[3]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于陈安《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M].法律出版社,1997:260-265.

[4]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以及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编号:017470/WT20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