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论文实用13篇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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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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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的进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建设,提高有关部门的效益,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贸易壁垒不断下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4.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将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引进、学习、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已经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一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以及整个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归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方法,许多深受游资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

2.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削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种是经济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联合自强的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国家中,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南亚的东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南美的“共同市场”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给了发达国家有力的回击。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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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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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曾在讲话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而正确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基础,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能力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的特殊时期,“十二五”开局已经两年,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分析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尤为重要。

一、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之中,但复苏进程还很脆弱、很不平衡;从国内看,虽然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很高,但面临的矛盾也仍然不少。从深层次和长远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呈现出一种常态化,并将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清醒地认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妥善处理好长期累积和不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关系到能否巩固当前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的趋势,关系到能否顺利为“十二五”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把握能力,积极引导经济社会良性有序发展。

导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现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资本所有者、中介组织人员以及民营经济、“三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新的经济利益主体大量出现。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各自有其独立利益,分别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对经济活动的预期等相互博弈、分散决策,从而增加了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在初步建立阶段,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仍然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市场”,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机制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正如同志讲话所言,市场经济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再次,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还没有完全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特别是在当前各类问题叠加而致的“矛盾凸显期”,使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客观上增加了正确把握经济形势的难度。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劳务、资本、技术等流动更加迅速,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国际产业转移、各国经济政策制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二、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有效途径

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助于经过经济发展实践检验相对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有效分析工具,辩证认识经济运行的主客观现状和条件,致力全面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规律。

1.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理论基础。领导干部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目前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所依据的凯恩斯理论等更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务必熟知的基本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立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主题是发展。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系列内容;对外开放的理论,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发展、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凯恩斯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应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该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这里所称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生产厂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生产厂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生产厂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2]在干预经济的方式上,凯恩斯强调运用财政政策,而且主要是赤字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他的理论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历经30余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导致的“短缺经济”仍然有其影响。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至20世纪9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鉴于此,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与调控充分借鉴凯恩斯经济理论,以其所主张的“逆经济风向行事”和“相机抉择”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行的“需求管理”的方式运用到中国经济的实践之中。应该说,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无论是通过直接增加需求还是通过影响人们的预期,都使总需求有所增加。但是由于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没有被带动起来,总需求仍然不振。这主要因为凯恩斯理论在我国运用的市场体制还不够成熟,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时,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主的西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必须充分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更好地利于我国宏观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2.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原则。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被实践证明科学成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科学通行的分析工具,遵循宏观与微观结合、总量与结构结合、现状与趋势结合、国内与国际结合的原则,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并用,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和主要问题,丰富和深化对经济运行总体状况的认识,正确确定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重点和政策组合,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变化的维度。

要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宏观分析是把握宏观形势的基本依据,微观分析是宏观分析的基础,没有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宏观分析无异于缘木求鱼。宏观分析,重点进行总量、结构、财政、金融分析;微观分析,重点考察企业行为:销售、利润、库存、订单、企业家信息(11项PMI指数),居民行为:收入、消费、储蓄、信心(消费者信心指数)。要把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结合起来,总量分析是宏观分析的基本内容和最高层次,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关系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总量分析主要分析总供给和总需求,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在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结构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结构分析主要是分析各主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要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加强趋势分析,现状分析,主要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趋势分析,主要进行增量分析、边际变化分析、环比分析(趋势往往领先同比1-2个季度)、景气分析(先行指标分析)。要把国内经济放在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去审视,重视国内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国际分析主要分析国家经济和政策、产业发展和科技发展、国际商品市场和价格、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汇率、利率、股市、资本流动等),在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时,必须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3.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方法。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运行。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调控宏观经济。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滞胀性”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科学性在西方经济学界因此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逐渐开始盛行。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至今余波未平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地位迅速动摇,西方经济学界“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益强大。尽管对于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系列矛盾,西方宏观经济学也在与时俱进,并先后出现了“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或代替凯恩斯主义,而是与凯恩斯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上已证明其存在难以言说的种种弊端,可以称得上与其一脉相承的改良后的各种西方宏观经济学流派也非促进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走向科学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关注与宏观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但是受制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观念束缚,早期的研究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商品与货币流通、资本流通等,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就成为了必然。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学界开始普遍关注市场经济的流通关系,尤其在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分析、实证方法和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是,过犹不及,在拓展研究视野、方法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严重倾向:有人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唯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操作实践只能依赖于它,并发展到直接套用凯恩斯主义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并提出对策。而对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发展置若罔闻,甚至将其完全抛弃。事实上,要实事求是地调控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必须抛掉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思。宏观经济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过一系列科学的宏观分析。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继承、研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显然是可行且不可缺失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和应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唯有与新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为主,博采凯恩斯主义等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流派众家之长,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

三、提高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素质

1.加强学习打好基础。对于同样经济现象的分析,理论素养不同,分析水平就不同。提高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的素质,首先必须加强学习。要加强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当下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既是我们党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举措的新的理论概括,又是关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和总结,尤其应该进一步深刻领会。要理解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了解价格、税率、利率、汇率等调控手段的特点,把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要加强学习掌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比如:现代产权制度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关系理论、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理论,了解资本流动、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特点。要加强学习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理论和工具,不断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2.调查研究掌握实情。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重视调查研究,加强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环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掌握了实情,才能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如果没能完全了解实际情况,甚至被虚假信息所蒙蔽,那就很难做出正确判断和把握。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围绕大局,把握中心,确定调研方向,在宏观上把握大局,在微观上抓住重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问题的实质,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社会、一个信息时代,处处留心皆信息。领导干部只要心细,随时随地注意掌握情况,都能为自己的调研找到准确、实在的第一手资料和有参考价值的情况。调查研究要调查了解和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好的坏的都要听,要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在掌握相关资料后,要认真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形成有质量、有深度的调研材料。领导干部工作忙,时间比较紧,动手写文章的时间可能不多,但也要抽时间多写调研文章。

3.科学分析准确把握。掌握实情,是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准确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各级领导干部还必须密切结合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根据调查研究的目的,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调查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审核、检验、分类、汇编等加工,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并以集中、简明的方式反映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深入解剖经济现象之间、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抓取主要的、关键性的信息,努力从经济运行的现状中找出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从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表象中揭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切实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脉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是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之一。针对当前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各地各部门应充分创造条件,以增强领导干部分析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能力素质为重点,优化领导干部队伍知识结构,提升领导干部队伍服务发展能力。比如可以组织领导干部成员到知名高校进行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专题培训,或者邀请高层次专家教授举办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专题讲座,通过从理论到实务的专题化学习,全面提升领导干部对宏观经济形势、外向型经济等专业知识的掌握理解水平和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高效服务的能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是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但是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面临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比以往更加重视和加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工作,为有效调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力求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参考文献:

[1]张根海.美国金融危机的社会根源及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9,(12).

[2](美)曼昆.宏观经济学(6)[M].张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2.

[3]邓小平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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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篇7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篇8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赖建平,试析跨国银行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篇9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

篇10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篇11

③清光照夫,岩崎寿男.水产经济学[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

④乔怡丹.从物权法看我国现行的渔业权制度[J].齐鲁渔业,2008,25(7)

⑤Chung-LingChen. Unfinished business: Taiwan's experience with rights-based coastal fisheries management[J]. Marine Policy,2012,36(5)

⑥Nobuyuki Yagi, Michael L.Clark, Lee G. Anderson, Ragnar Arnason, Rebecca Metzner. Applicability of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s (ITQs) in Japanese fisheries: A comparison of

rights-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Iceland, Japan, and United States[J]. Marine Policy, 2012,36(1)

篇12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篇13

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世界经济竞争正在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以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也随之发展。最早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是以古典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导致各成员国在某些生产领域的取得专业化发展,相应的生产活动开始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中,进而使每个国家的总体利益都增加。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布朗、小岛清等人研究了“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小岛清提出的协定分工理论,认为组建区域经济集团后,企业可以摆脱原有市场规模的限制,通过协议使各成员方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除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以通过区内设厂生产,绕开区域经济同盟的贸易壁垒限制,从而能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20世纪70年代, 形成了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它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行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为基础结合而成。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异,但是它认为世界经济技术存在一个从先进国家到落后国家的传递过程。在产品和技术周期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比较优势,生产区位在不同发展国家之间转移,并通过产品交换实现比较利益。后来又产生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为基础。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等是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因素;思考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中忽略的假设条件,强调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量的影响。在同样的贸易条件下,两国间距离越近,贸易运输成本就越小,交易费用也就越小,贸易量就会越高,贸易量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区域经济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等因素。产业部门的经济地理集中导致地区经济的持久增长,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进一步使生产和创新集中。由于地缘因素、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市场演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贸易利益以及其他共同利益,依然有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与方式。基于以上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绥芬河作为中俄两国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必须尽快进入一体化进程中。

边境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东北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在中俄共同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范围内,绥芬河已经走进了一体化进程。而且作为中国重要的口岸城市之一,绥芬河正在中俄以及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交通优势、较高的开放度以及中俄经贸合作全面升级的重要机遇,绥芬河应尽快成为东北亚陆海大通道经济带上的一个发展热点,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交流担任重要的角色。

绥芬河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距离俄罗斯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参崴230公里,与俄罗斯有一条铁路、两条公路相通。俄罗斯引导着中俄大企业对接,在能源、原材料等大项目合作开发上都有合作的空间。参与俄远东远东地区能源、原材料开发,不仅是对俄投资合作的重头戏,也是我国能源开发战略的需求。俄远东是世界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石油、天然气、木材、贵金属蕴藏量之大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无与伦比。因此,建立大绥芬河经济区势在必行。对此,绥芬河市应积极态度应对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做好区域一体化的工作:1.签订两地建立经济区的框架协议。2.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制定大绥芬河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升区域开发战略加快开发步骤、促进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与合理利用资源。形成整体发展态势,提升整体竞争力。3.制定统一的区域经济政策。4.在规划、土地、环保、交通、外贸、旅游、市场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进行磋商协调。5.统筹安排经贸旅游,招商投资和环境推介等方面的活动,包括共同组办洽谈会、区域发展论坛,统筹安排区域性市场的功能协调等。6.建立文物风景资源共享、文化、体育互动机制;包括大型文体设施、高等院校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共建、综合利用等。7.银行、交通、电信等部门研究出台两地同城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8.积极与俄方就建立经济特区事宜进行对接,实现双向互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绥芬河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得发展。2010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60.5亿美元,占全省边境贸易总额的50%以上;边境上的小额贸易占全省的87%;口岸过客44.8万人次,同比增长52%;过货量占全省各口岸过货总量的70%以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绥芬河是在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2001年7月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两国合作的新纪元,为中俄边境地区的投资与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和政治保障。为绥芬河的发展展示了稳定的、可预见的、良好的发展前景。2011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将达78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7%。这些都标志着中俄经贸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明显加快,已经出现了联手互动、协调推进的开放格局。

参考文献:

[1] 江建能.我国对俄边境口岸物流发展问题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4 - 49.

[2]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9.12.

[3] 宋魁著,《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概论》,哈尔滨出版社,哈尔滨:1998.3.

[4] 韩 飞《基于SWOT方法对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发展趋势分析及对策》商业经济 2010.6 19-22.

作者简介:薛双: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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