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1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意义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也就意味着我国将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以下国家：中亚五国、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这会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的促进两国之间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对两个国家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可以为今后两个国家的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方便两国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进行合理的贸易往来，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劳动力流通，从而，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中国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中国的劳工供求市场，其也可以被叫做劳动市场、职业市场、人力市场、就业市场。首先，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之一。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每年有大批大学应届毕业生加入到人才市场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村每年有大批劳动力涌入城镇寻找工作岗位，因此，这又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其次，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常廉价。由于，我国拥有富足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我国的劳动力在市场中使用的价值非常廉价。再次，由于我国国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非常低，而且，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我国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缺陷，导致我国很多年轻人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所以，很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这样就导致我国的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低，这样就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最后，我国劳动力受不到专业的技能培训，所以，技能水平非常的低，这样极不利于他们的就业。
第二，中亚五国劳动力发展现状。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并且，劳动力素质也很低下，很多青年劳动力资源享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力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但是受到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中亚五国工业的发展程度不高，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发展的阶段，所以，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很高，就业情况还是有待改善。
三、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劳动力参与情况的比较。中国在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程度要比中亚五国更高，所以，在中国男女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然而，中亚五国的观念没有中国开放，很多女人没有资格进行就业，所以，在中国劳动力的参与度要比中亚五国高。
第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比较。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比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多。中国工业发展比较快，在国家三大产业中工业具有很大的份额，而且，农业和第三产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比较不均衡，除此之外，总量过于大，所以，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的就业情况非常不乐观。就中亚五国而言，他们农业发展较快还有以资源、能源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也需要较大的劳动力，其总量也相对来说没有中国大，因此，其就业情况要比中国好。
第三，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失业情况的比较。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所以，在我国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每个岗位的竞争压力也有所提高，优胜略汰较为明显，一些能力较差的员工就会面临淘汰的风险。然而，中亚五国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调整，以及其工业发展的程度没有中国高，所以其失业率比中国要低。
第四，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较。中国教育改革开展的比中亚五国早，中国的教育实力比中亚五国强，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要比中亚五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高。
第五，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工资和人工成本的比较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层次不同，中国要比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高，所以，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较高，中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比中亚五国的强，导致中国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和工资要比中亚五国的高。
四、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与劣势。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较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是：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素质相对来说较低。
其次，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机遇。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劳动力需求都非常大，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加快，为世界各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最后，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需要应对的挑战。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劳动力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五、加快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措施
第一，抓住良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流通，加强对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培训，建立平等就业的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就业平台。
第二，以高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程度，从而，增强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六、结语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制定相关就业政策，合理安排人员就业，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2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现象表现出持久的热情和兴趣。蔡防着重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劳动力流动的深刻影响。他称之为“一项战略、三架马车”：一项战略就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三架马车分别是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蔡防，2000)。正是这三项制度曾长期压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动。1978年以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而且生产了足够多的农产品，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可能；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城市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新兴产业部门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场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和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而区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对劳动力流动形成了利益动机方面的拉力。
在这种体制背景下，许多学者利用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孔祥成等，2002)。他们基本上认同城市居民的较高工资率或预期收入或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民进城的根本动力。一些学者在应用西方人口迁移理论时注意到了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宏观体制、文化观念及决策理念的不同，根据研究目的不同，而对经典模型进行了修正。例如，张彩红等(2004)在评价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后建立了劳动力状态静态模型和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方程，得出了“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的结论。也有些学者怀疑收入差距是迁移动力的基本逻辑。因为，按照这个逻辑，越是贫困的地区应该具有越强的迁移动机，因而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来。但是，一些研究结果却与此逻辑相矛盾，即劳动力转移最多的并不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不是最贫困的农产(杜鹰，2000)。中国许多关于流动劳动力的调查也表明，并非人力资本禀赋最高的那些人最具有迁移动机。赵耀辉(1999)发现，那些具有最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者，优先选择的转移领域是农村的非农产业。也有的研究发现，正规教育对迁移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Hare，1999)。农村地区之间、农产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最快，而且导致这种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资本的差异(Benjamin，2000)。
不少学者证明了社会资本(或关系网)和信息获取能力对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寻求就业为目标的劳动力迁移不是盲目的。在中国，迁移者获得信息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亲戚和同乡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白南生，2002)。胡必亮(2004)在研究了一个村庄的案例后得出结论，“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安排，能起到功能性社会资源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之中对推动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关系”所表达的社会网络结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内尔森把迁移信息定义为两种类型：一般信息和特殊信息。前者告诉迁移者关于迁移目的地的基本信息，后者告诉迁移者适合每个不同的人的特定信息(Nelson，1959)。
还有学者研究了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杜鹰等(1997)认为，西方的人口迁移决策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而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蔡防等(2003)利用国际上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分析了家庭相对收入变化对农民外出打工决策的影响，并且用调查资料验证，在居住地感受到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程度越强，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因此，农民迁移具有双重动因，即绝对收入差距与相对剥夺。姚洋在研究家庭拥有耕地与农民外出的关系后，排除了耕地越少越容易流动的共性，而提出了倒“U”字假说，即耕地较少和较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较低，而耕地拥有量居中的农民外出打工意愿较强(姚洋，2002)。但王志刚等(2003)利用湖南省实地调查材料，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耕地拥有量与农民外出打工之间没有倒“U”关系，而教育对农民外出打工则具有促进作用。
最后，学者们还注意到，经过20多年“民工潮”的冼礼，现代农民工跟以前的农民工大不相同，他们外出的动因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罗霞、王春光等(2003)提出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概念”，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他们的前辈们在思想观念和外出动因上大不一样。他们外出不再仅限于解决生存问题之需要，而是有着更多的期望；他们外出的动因和理由在外出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更新：他们一方面习惯了外出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实现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没有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高。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理由继续留在城市，而不愿返回农村。这是一个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充满矛盾的群体，也是更有希望的一代。
二、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和假设
现代人口流动或迁移现象十分复杂，不是某一个理论能完全解释和替代的，需要从多种角度加以分析。我们可以从个体迁移的角度利用新古典模型分析个体迁移决策的动机，也可以从家庭的层次，利用新经济迁移理论解释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或从国际的角度，利用迁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问题。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条件千差万别，理应具有不同理论的应用条件。
(一)二元结构与迁移动机
劳动力为什么要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根据刘易斯的解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较高的就业收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大量存在的边际报酬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托达罗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改，认为是城乡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的差距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虽然城市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工作，但是，只要他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与他就业后的收入的乘积，即预期收入，仍然大于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收入和迁移成本，他就会做出流动进城的决策。基本模型结构是：
M=f(v，Yr，c，z)
(1)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3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4-0-01
0 引 言
每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随着党中央“十二五”规划和十的召开，政府多次提出了加强城镇化建设战略。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关键问题。我国2012年的城镇化率是52.6%，目前，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已超过70%，这个数据表明我国还有近20个点的空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等多部委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需要新增城镇就业4 500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 000万人，在2012年已经成功转移农村劳动力人数800万人。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功实现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分析，观察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还需要积极发展经济，使农村劳动力正常转移，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保障。
1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和贸易餐饮业等行业。201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共23 697万人。全国转移到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3个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占67.6%。这些行业集中体现着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技术要求低等特点，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农村人口、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调查显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为48.45岁，并且75.24%为女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流动，极大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妇女化，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农村显得更加突出。
2 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2.1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认为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是由于工业生产结构的变换导致了就业结构变换所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依托，而土地的短缺和技术的落后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呈现。
2.2 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始终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虽然城乡居民收入都在相应增加，城镇居民的平均增加率15.2%，约等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率15.1%，但是相比较2010年到2012年的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7.7%，大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4.5%。尽管如此，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2011年的差距是14 830.5元。不同的收入带来不一样的生活质量，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再者，家庭的支出情况（孩子上学资金，住房，生活质量等）驱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使农民享受城镇待遇，为子女的未来考虑。
2.3 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倾向和非农就业地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区位、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作用越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首先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的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 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 487万人。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2.4 政府政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某些发达地区鄙视外省的行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没有尊严，许多拖欠工资等行为屡见不鲜，保障农民工打工权益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社会福利享受不到，子女上学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导致许多留守儿童缺少父爱母爱。随着城镇化的建设，党的十的召开，国家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努力保证农民工的利益问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转移。
政府要为回乡创业的人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各种方便，尤其是对于回乡搞农业规模种植和养殖的人员给予多方面支持，在科学种田、土地流转、土地连片整治、道路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信息、融资和农业灾害保险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扶持和支持。
3 结 语
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这将对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且农村劳动力多集中在建筑业餐饮业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良好的教育能够摆脱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局限问题。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安排来保障农村劳动力逐步融入城市社会，使之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切实解决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首先，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口登记制度。其次，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的诉求，最终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最后，积极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4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年龄、性别因素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5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比较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定是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都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都追求收益最大化。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及在产业间的分配，也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一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传统的农业经济需要支付较高的机会成本。在种养业内部，农户收入受到土地、资本、技术等方面的条件约束，兼业形式成为农户增收和弥补机会成本的有效途径。二是传统农业地区向工业化地区输出劳动力。当区域内农民兼业收入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时，农民向外流动将成为必然趋势。以上两方面的情况决定了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兼业部门之间、区域内与区域外之间的分配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状态。
第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用Z表示）是农民外出就业引起的直接花费，具体由流迁费用和生存费用构成，分别称之为直接成本Ⅰ和直接成本Ⅱ。流迁费用（直接成本Ⅰ）指外出就业形成的交通费、就业信息费、培训费等。生存费用（直接成本Ⅱ）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不过，直接成本的生存费用，并非外出者在迁入地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所有费用，而只是在新旧环境中再生产同质量劳动力的必要费用之间的差额。扣除一部分费用的原因在于，即使劳动力不外出，在原地工作、生活，也会产生一定的生存费用。把在新旧环境中再生产同质量劳动力的两种必要费用的差额计入农民外出成本，是因为这种消费差额不仅真实发生了，而且是由外出引起的。
第二，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用J表示），是指由于外出就业而放弃的在原就业地能够获得的收入。
第三，外出就业的净收益及公式表达。收益是同成本联系的一个概念，对外出农村劳动力来说，一定时期内其劳动力净收益表现为总收益或总收入扣除总成本以后的余额。对这一余额的预期和追求，正是推动农民外出的基本动力。因此，如果用I表示总收益，用I表示净收益。则农民外出就业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集中体现外出就业动力的扣除成本后的收入余额的数量关系可表示为：
I＝I-Z-J①
①式中，Z为直接成本，J为机会成本。I越大时，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动力就越强，I越小时，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动力就越弱。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讲，农民工应得总收益I不仅包括货币工资收入，还应当包括其以实物等其他方式获得的福利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特别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农民工的福利收入普遍存在着制度性缺失。农民工的货币工资几乎是其全部外出就业的总收益或总收入。因此，①式也可表达为：
W＝W-Z-J ②
②式中，W为一定时期内农民工在外就业获得的货币工资，W则是货币工资形式的外出就业净收益。当W0时，外出；当W
二、收益最大化与劳动力区域间流动
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即城乡间的劳动力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动力。一般而言，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地区的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流动，在中国表现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在完全消除市场限制壁垒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区域间的流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并维持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分配的动态平衡。传统农业地区（劳动力输出地区）与工业化地区（劳动力输入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报酬差异是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工业化地区劳动力收益大于传统农业地区劳动力收益时，劳动力将从传统农业地区向工业化地区流动。传统农业地区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流动将降低工业化成本，是有效率的过程，但同时对工业化地区社会福利带来影响。如图1所示，在工业化地区劳动力需求（D）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初始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1，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于P1，此时，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报酬水平为W1，农业地区劳动力报酬水平为W2，因W2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因素
传统农业地区劳动力的流动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传统农业扩大外延、农业劳动力通过兼业实现收入多样化；通过非农产业吸引实现劳动力跨行业和跨区域间的流动。以上两种劳动力流动方式的规模和效率受到以下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收入因素。产业间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或转移的原动力，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越明显。二是成本-收益因素。劳动力流动对个人收入预期较高，但要支付由直接产生的费用、心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择业成本，同时在与收益预期比较中进行选择。择业成本高、收益低流动趋势减弱，择业成本低、收益高则流动趋势增强。三是结构因素。因技术壁垒的存在，劳动力供给在知识、文化、专业、从业经验、个人素养等方面的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使供给和需求错位，从而限制了流动规模和效率。四是约束条件。以上分析基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理想状态，现实中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非制度性因素（社会资本等）成为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约束条件。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可行措施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镇地区流动。站在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并且从目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种种因素出发，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一，推进农村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这是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劳动力积极流动的根本措施。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这一政策措施，包括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这些政策的出台等于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鼓励他们大胆、放心地出去创业。
第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目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这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大障碍。社会主义农村劳动力市场对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促进人才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有重要的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必然会在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要做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除国家宏观指导之外，还要有劳动力市场来提供劳动力的供求信息，这样可以降低农村劳动力的信息搜寻费用，从而刺激他们积极外出。同时，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可促使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通过劳动力市场，让劳动者了解劳动力供求状况，可推动劳动者不断学习知识和技艺，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要。
第三，构建更强大的社会资本。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途径主要依赖的是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此我们将社会资本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有利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动力，降低其流动的心理负担以及各种成本付出。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至少在目前还应该支持并提供这样的关系网络，以便于农村劳动力更有效率地向城镇流动。这需要农村劳动者个人、政府以及各个社会团体的合作与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从全社会形成广泛而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鼓励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
参考文献：
1、蔡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蔡.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6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加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人口大国，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自然应出口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交流与贸易过程中，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上，一直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认为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贸易可以使贸易国双方都获利进而提高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所存在的比较优势，是否影响到中国在国际间分工的格局，下面就此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部分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使用较少的劳动就能生产出一单位产品，其价格也就越便宜，在市场上竞争时就会具有比较优势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能盈利，这个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比较优势仅取决于部门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而与名义生产成本—工资水平无任何关系，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一国的工资水平，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时应该剔除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单独分析，再将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得出了这样的数据，例如：2008年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是美国的11.4%，若不剔除劳动生产率对工资水平上升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劳动成本是美国的12.8%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近年来虽然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在上升，但主要是体制转型和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的工资水平的上升，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之后，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明显下降。
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没有影响到我国的比较优势地位
制造业是最能反映我们国家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但是据统计，我们国家制造业工资的水平远远低于我国整体工资的上升幅度，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认为在与工资上升较快的熟练工人工资相比时，我们国家在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这方面的工资还远远小于那些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所以说在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这方面还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而在与国际进行比较时我们国家一直是在非熟练工人上由于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上处于比较优势，所以现在虽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上升，但在国际水平上还是处于比较优势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主要是集中在国有单位职工和技术劳动力阶层，我们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集中反映—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确实有限的，所以国际间主要使用劳动力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廉价的，所以在国际间这种比较优势没有下降。
三、从供求角度分析
我们国家是人口大国，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劳动力价格一直比较廉价，虽然现在据有些学者反映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不在是供过于求的状态。但其实据资料显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完全吸纳，由于劳动力产业结构，区域，技术等原因可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但中国整体还存在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的进步还会有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现象，但由于区域，技术等原因还会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由于根据供需原理，就会出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上升之后的劳动力水平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时候，总体劳动力工资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竞争水平，因此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中国还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的4%，与1975年的韩国相似甚至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粗略比较，我国职工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说明我们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一直影响着全球的决策投资，但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一因素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最早受到学界乃至社会关注的著名的耐克事件，有很多国家的基地工厂都转移到国外一些市场，这对中国市场来说是一个竞争力性的条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还有自己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人的虽然名义工资比他们的高，但我们国家公认的劳动生产率比越南，印度的哪些国家的劳动生产了水平高得多，所以单位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更多，所以综合来说，我们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仍然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业还未失去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并未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太大的差距。因此，中国更低的工人工资直接可转换为明显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虽然也有不少国家的工资水平已明显低于中国，但受限于这些国家偏弱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集群等制约因素，制造业还无法大规模向他们转移。因为如果工资水平是制造业设厂的唯一考虑因素，那厂房早就应该搬到那些国家了。毕竟，中国工人的工资早就与这些国家拉开了差距。因此，从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来看，中国仍然保有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但在国际间贸易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在国际间丧失比较优势，因此不能片面的看待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中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还会受其它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还是很有实力的。
参考文献：
[1]李坤望.第二版《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
[2]刘厚俊，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7
一、引言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结构既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大概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的数量和结构有什么变化趋势？是否可以继续满足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的最新统计数据，对此进行了跟踪分析，以期为相关的政策制订提供研究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计算方法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计算公式为[1]：
农村剩余劳动力 = 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
其中关键是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本文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要量。
1.农户收入最大化法
该方法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为：农户的生产行为是农户将根据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配置其各种生产要素，使得其生产收入达到最大化。农户当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达到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该农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不需要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假设，其核心思想是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具体计算公式及推导方法参见原文[2][3]。
按照推导的计算公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 ，
式中， 为农业毛收入， 和 分别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 和 分别为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纯收入， 为土地的生产弹性。
为方便计算，土地的生产弹性指标在此采用刘建进（1997）根据中国劳动部1994年对全国8省4000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模拟的结果，即0.2693，并假定其不变。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
2.产业结构差值法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农业实际需要劳动力为出发点，以现有统计资料为依据，构造一个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简单方法[4]。其公式为：
式中，L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F为农业劳动力的总数量；S为农业劳动力剩余率；l为第一产业从业劳动力比重；g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3.资源劳动需求法
农业从业人员与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之差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当前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对农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5]。195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播种面积为0.8158ha，大体上维持“一个人的活儿，一个人干”的局面[6]；国家统计局（1995）认为，“中国农业初期集约化经营水平可以达到农村劳均耕地0.67～1.0ha”，按复种指数150%计算，即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播种面积1.0～1.5ha[7]。根据这些观点，并考虑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假设到2010年中国农业达到集约化经营的初期水平，即劳均播种面积增加到1.0ha，而且1952-2010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各年间是一致的，即劳均播种面积的年均增长率 相同，则有：
式中，SPLt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ALt为农业从业人员， St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Mt为劳均播种面积， St/Mt为农业可容纳的劳动力， t为年份。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4.有效耕地劳动比例法
该方法首先需要估算农业生产中耕地数量与有效劳动力数量的比率，然后用当年的耕地数量除以这一比率得到各年的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有效劳动力数量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该方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耕地与有效劳动力之比。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定某一年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该年的耕地劳动比作为系数，同时假定这一比例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此采用胡鞍钢的假设[8]，即假定1957 年中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年的耕地劳动力比来推算。各指标所需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5.农业技术需要法
运用托马斯•罗斯基和罗伯特•米德有关各种农业活动的成本和产量统计数据设计的一个公式来估算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全国需求量[9]。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L为农业劳动工日数， 为每亩或每畜的劳动力投入数； 为每亩和每畜的实物产量； 为以实物为单位的全国产量， 分别反映作物种类和年份，i相应取稻谷、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熟红麻、苎麻、甘蔗、甜菜、桑蚕茧、绿毛茶、苹果、生猪、蛋鸡、肉鸡、奶牛、淡水鱼等21个品种。
由于按照上述品种法计算用工量无法涵盖全部农业生产活动，我们用产值计算公式：
计算出以上测算所涉及品种的全部农产值，再与当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相比照，根据缺额比例对用工量进行调整。2004年和2005年的计算产值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7.13%和43.55%，我们用这两个比值分别去除相关年份的总用工量，得到调整后的用工量，然后将其转换成劳动工年数，我们采用9个月（269 天）和10个月（300 天）两种情况来折算劳动工年数，即得到农业年必需劳动力数量。最后用农业劳动力总数减去农业年必需的劳动力数量，得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各指标所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0》。
（二）人口流动变化的计算方法
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中的原始数据作以下处理：
1.将各省总人口之和与全国总人口数相差的1815万人，以各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权重分配到各省中，使得各省的总人口之和与全国的总人口数相吻合。将调整后的各省总人口与各省城镇化率相乘，得到各省的城镇人口，两者再相减，得到调整后的各省乡村人口。
2.将全国常住总人口与户籍总人口的比值作为系数，对各省的户籍总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使得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之和与全国常住总人口相等。同时，以年鉴非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权数，以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与之相乘，得到调整后的各省非农业人口，两者再相减，得到调整后的各省农业人口。
3.将调整后的各省常住总人口、城镇人口及乡村人口分别与调整后的各省户籍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相减，得到各省的跨省流动人口（即净流入人口或净流出人口，或称外地流入本地城镇的人口或本地流出到外地城镇的人口）、本省城镇流入人口以及本省乡村流出人口数。
所用计算方法如下[10]：
对于人口流入省：
跨省流动人口=本省城镇流入人口－本省乡村流出人口
对于人口流出省：
跨省流动人口=本省乡村流出人口－流入本省城镇人口
三、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的估计
利用以上计量方法，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进行估算（表1和图1）。估算结果表明：
第一， 2009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上在0.85～1.15亿人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6%～22%。与2005年相比，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及比重进一步下降。
注：①方法一：农户最大收益法；方法二：产业结构差值法；方法三：资源劳动需求法；方法四：有效耕地劳动比例法；方法五：农业技术需要法。②方法五1：按300日/年；方法五2：按269日/年。③由于缺乏2009年乡村从业人员数，2009年的数值由各计算方法按照2000-2008年年均递减速率推算得出。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1992-1996年为一个较明显的减少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92年的1.8亿人减少到1996年的1.4亿人；2000年至今为另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00年的1.51亿人减少到2009年的1.00亿人，平均每年递减570万人①。这表明，200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不断加快。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的判断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等同于农民工的供给量。为了解农村可供给的农民工的潜在数量，需要根据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结构特点，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我们利用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的“全国乡村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抽样率为0.887‰），计算出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年龄分布比例②，并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对外出农民工年龄结构的统计，把乡村从业人员划分为5个年龄组别，并进行比较（表2）。
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情况看，2009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2.3亿人。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19278.5万人，占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的83.9%，这一年龄段转移的劳动力绝对数较2005年增长2030.7万人，但占比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30岁以下的有14514.4万人，占40岁以下转移劳动力的75.3%，绝对数较2005年增长2002.2万人，占比增长2.7个百分点。40岁以上转移劳动力3699.5万人，较2005年增加535.7万人。
注：①2009年乡村从业人员数根据2000-2008年乡村从业人员变化趋势推算而得；②以农民工总量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包括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并假定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结构相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调查数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取所列计算结果的平均值，并假定其年龄结构与农村未转移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相同。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2009年，全国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有2.95亿人，较2005年减少469.9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较2005年减少约1500万人。31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有9061.7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90.5%。其中，31〜40岁年龄段的剩余劳动力只有2532.2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25.3%，而40岁以上年龄段的剩余劳动力有6529.5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65.2%，较2005年占比增加22个百分点。30岁以下的剩余劳动力只有953.7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9.5%，较2005年占比减少8.1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真正可供给外出务工的只有不到3500万人。这一数字具有以下几点内涵：
①从年龄结构来看，一方面，外出农民工主要是40岁以下的劳动力，其中，30岁以下（也即所谓“80后/90后”农民工，或称“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的又占绝大多数，规模越来越大，3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1000万人，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求，这也是频繁出现城镇企业用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40岁以上剩余劳动力已经明显过剩，但规模仍在逐渐扩大，而这部分人群受到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较少，外出务工难度很大，更多地倾向于留在本地。从未转移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看， 40岁以上的占绝大多数（65.2%），说明目前农业的生产已经以“4050”人员为主，如果目前的这种转移状况继续保持下去，农业的持续发展将面临着严峻考验。
②从性别特征来看，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占34.9%，也即5072万人，较2005年增加约880万人。而统计推算16-30岁乡村女性劳动力资源为6988.2万人，16-25岁乡村女性劳动力资源为5003.1万人，而受女性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③，纺织业、制鞋业、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女工尤其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需求最大，也就是说，农村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已经基本全部转移出去，城镇非农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将更加突出。
③从地域特征来看，通过计算各省（区、市）的流入和流出人口，可以看出，2009年，全国由乡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18955.53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4005.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了362.69万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地域空间流向差异明显。河南、四川、安徽、湖南、重庆、湖北、广西、贵州、江西等省是主要的人口流出省，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福建、云南、山东、辽宁是主要的人口流入省。河南、湖南、安徽、四川、广西、浙江、山东、重庆、河北、江西、贵州、云南等省乡村劳动力输出均在650万人以上，是农民工供给的主要省份，其中，河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江西等乡村劳动力供给大省的乡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继续增长，2009年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920.77万人、595.29万人、448.37万人、442.63万人、322.80万人、286.86万人。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劳动力市场不再是“无限供给”
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正在不断减少。2002-2009年，中国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年均递增580万人，如果保持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则现有的可供给的3500万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需不到七年便可转移完毕。
2.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用工的供给将非常短缺
一方面，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后出生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主体（占60%以上），另一方面，这部分劳动力可供给量却不足1000万人，城镇的用工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将日益突出。
3.农业就业将严重过剩
随着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农业机械化作业趋势日渐明显，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量逐渐减少，而40岁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占比重高达65%，加上从城镇逐渐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农业就业过剩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并且从事农业的乡村劳动力日趋老龄化，对农业的持续发展也是严峻挑战。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农民工组织培训力度，健全就业信息服务功能
各级政府应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依托社会力量，统筹规划，加强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外出就业的能力。
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劳动力输出较少的地区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渠道更为有限，无法使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佳。政府应支持在劳动力输出较少的地区完善用工信息平台。
2.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
鉴于劳动力输出地中40岁以上乡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外出转移难度较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复苏和特定人群（女工）生理特征等方面原因，可考虑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村中小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县域经济，支持外出务工人员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强度高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3.重视发展服务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增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及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服务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方面的就业比重并不高，而这些行业都是吸纳就业能力很强的行业，如按等量投资计算，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劳动力比工业多2～3倍。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今后应该进一步培育发展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中介服务，积极支持、鼓励和合理引导农民进镇入区，发展餐饮、商贸、旅游、交通运输等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充分发挥它们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
注释：
① 不同计算方法的模拟结果之间虽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并不会影响总体趋势的判断。在此取方法一至方法四计算结果的平均值来判断。
② 乡村劳动年龄人口包括16～60周岁的男性劳动力和16～55周岁的女性劳动力。
③ 中国乡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2岁左右，平均初育年龄在婚后1.7-1.8年，即24岁左右。尽管部分女性生育后继续外出务工，但更多的乡村女性选择了回乡[11]。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量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2）：34～38.
[2] 刘建进.一个农户劳动力模型及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1997，（6）：15～22.
[3] 王红玲.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1998，（4）： 52～55，69.
[4] 王玲，胡浩志.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界定与计量[J].安徽农业科学，2004，32（4）：803～804.
[5] 陈扬乐.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及滞留经济代价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1，（2）：52～58.
[6] 中国科学报社. 国情与决策[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7] 国家统计局.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专题分析论文集（上卷）[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8] 胡鞍钢.中国就业状况分析[J].管理世界，1997，（3）：36～54.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8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转型最为突出的特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与标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因为这一转移拉开了以劳动力资源流动为龙头的全国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序幕。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规模的转移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开始的。那么迄今为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如何？这一转移究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其再配置效益到底有多大？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尽管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人为滞留，使得中国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固在农业而处于隐性剩余之中。表1显示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农业从业人员为1.7亿，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3.5％，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为0.3亿，比重为16.5％，农业大国的特征非常突出。从1952～1970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相当缓慢，18年间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0.3亿，农业就业比重仅比1952年下降2.8个百分点。从1970年到改革前的1978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始有所推进，8年间，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0.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增加0.5亿，是前18年增加人数的1.6倍。
1978年之后，农村的率先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从而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978～1999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1.18亿迅速升至3.51亿，21年中增加了2.32亿，是改革开放前26年增加总数的2.7倍，年均增长率为5.3％。1999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0.3％与49.7％。
分阶段看，1978～1985年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短短7年中，农业就业份额由70.5％迅速下降到62.4％，非农就业比重由29.5％升至37.4％。非农就业人员由1.18亿，增加到1.87亿，增加了0.69亿人，年均递增6.8％。1986～1990年，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受到通货膨胀与市场“皮软”的双重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下降2.3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0.67亿，比重升至39.9％。1991～1995年，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所快。统计数据表明，仅1991～1995年的5年中，非农就业量净增加0.7亿人，是1985~1990年增加人数的1.04倍。1996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中国商品出口的增长，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1999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为7.1%，比1995年的11.5%下降了4.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内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开始放慢，1996~1999年的4年中仅增加了0.26亿人，年均增加642万人，比改革21年来平均增加人数的1105万人少463万人。1999年，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50.3%，又比1997年、1998年有所上升。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就地转移，另一是进入城镇就业的异地转移。
表2的资料显示，从1979～1999年的21年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绝对数为1.16亿，年均转移555万人，增长速度为8.9％。从进入的不同产业看，转向服务业的人员多于转向工业的人员，前者的年均转移数329万人，后者226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8％与6.5％。从不同的时期看，转移的速度也有差异。整个80年代（1979～199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最快，年均增长11.9％，其中1979～1985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6.3％。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速度开始放慢，年均增长率降为5.3％。其中，转向农村工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降至3.4％，转向服务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降至6.9%。尽管9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相对于80年代有所下降，但转移规模仍是上升的。表2的资料显示，从1991～1999年，每年平均转向农村非农产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590万人，而1979～1990年的年均转移人数为529万人。与对表1的分析相一致，1979～1985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的转移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均是这几个阶段中相对较好的时期，而1996~1999年，则是较差的时期。
由于城乡壁垒的存在以及其他较为复杂的原因，每年转移到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1979~1999年的全部转移量约0.34亿人，只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23%左右。从现有统计数据看（表3），1979~1999年，平均每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约为166万人，其中1979～1990年的平均数为149万人，1991～1999年的平均数为188万人。表3列出了不同时期转向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平均规模，同时也列出了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向农村非农产业以及城镇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规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21年中，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的数量达1.5亿左右，其中近半数是近入90年代后转移的。与表1的变动相仿，1986~1990年间转向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年均转移量为146万人，但与转向农村非农产业变化不同的是，转向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6~1999年间的年均转移人数最大为198万人。
二、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效益
劳动力转移效益即为劳动力再配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效益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低效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因此测量在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或劳动转移效益。
一个比较简单的测算模型可以从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公式中得到。总产出为总劳动生产率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1）
由（1）式可得到总产出的增长率为投入的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
（2）
如果将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话（分别记为i=1,2），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进一步进行如下分解：
（3）
式中为不同部门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代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代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率。（3）式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劳动者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我们视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记为。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4）
（5）
在我们的具体测算中，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通过（2）式由总产出（GDP）的增长率与总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之差决定的；同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是通过（3）式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之差决定的。
农业剩余劳动力再配置效益的表现是，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引致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农业部门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表1显示出，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929元/人年增加到1999年的2003元/人年，增长了1.1倍，年均递增3.7％；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由3339元/人年增加到10811元/人年，增长了2.2倍，年均递增5.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1640元/人年，增加到6377元/人年，增加了2.8倍，年均递增6.6％。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生产率，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或者是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表4进一步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益。
从表4可以看出，以1990年不变价计的中国GDP从1979~1999年年均递增9.59％，劳动力增长2.72％，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6.68％。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8.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9.7％，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1.9％。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进一步的分解表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由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19.9％，因此在GDP增长中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13.8％，这也正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益。
分阶段看，1979～1990年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农村率先进行改革的时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长期束缚而转向从事非农生产与服务，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测算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中，GDP年均增长率为高达9%，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5%与4.87%，两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3％与54％。在生产率的增长中，来自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高达26.1％，这一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1％。
1991~1999年的整个90年代，中国劳动力增长放慢，年均增长率为1.11%，但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相对较快，年均增长率达9.14%，劳动力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该时期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0.7%与88.3%。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比80年代高出34个百分点。但这一时期由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增长放慢，尽管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为14.7%，与80年代相差无几，但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却降到16.6%。
从更细分的时期看，1979~198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较好时期。这期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与.46%，农业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超过非农产业。这一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4%，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为65.9%。在这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部分占26.1%，在各时期中最高，而这一时期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的贡献也高达17.2%。
1986～1990年，由于中国经济既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又经历了国内首次市场“皮软”的影响，宏观环境较差，从而使经济效益出现较大程度的滑坡，GDP年均增长率为降至7.9％。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下降引起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因此降到33.7％；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使其对GDP增长的贡献降到7.5%。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下降到17.8％，进而又使得这一转移对全社会GDP增长的贡献受到影响，贡献率下降到6％。
1991～1995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DGP年均增长率高达12％。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高达10.6%，但劳动力增长较慢，年均增长率仅为1.2％，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对DGP的增长贡献分别为88.6％与10.3％，前者远远超过后者。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部分占21.8％；农业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升至19.4％。
1996～1999年，中国尽管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GDP年均增长率降为8.3％，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降到0.9％与7.3％。虽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仍有87.6％，但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放慢，甚至出现1997、1998年的连续回流，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部分仅占9.1％。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也仅为7.9％，是继1985~1990年的第二个低贡献期。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9
一、慢性病致病因素分析
“慢性病”指不构成传染、具有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态损害的一种疾病的总称。慢性病在症状和渐变性上的特点不是十分明显，一旦防治不当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生命危害。
1.环境因素
环境主要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方面。自然环境包含的自然界中的空气、水分等物质系统以及影响人类健康的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等 。社会环境包括人口、经济水平和生活工作环境等。人口的过快增长和过多的人口数量加重环境污染和破坏，从而影响人类的健康。职业压力过大或者承受的压力时间过长会造成慢性职业病。
2.生活方式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着人体的机能，吸烟、不运动、饮食不健康、有害饮酒、精神压力增大等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导致慢性病的发生。
3.生物遗传因素
生物遗传因素对很多疾病的分布、发生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这样就导致者它对人类的健康危害也是直接的。
4.卫生服务
卫生服务主要包括社会卫生服务和医疗、预防、康复、保健等机构的分配及利用，还包含医疗卫生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在预防和减少慢性病的有效措施中完善卫生服务的是非常重要的。
二、慢性病对中国劳动力的影响分析
1.心理社会影响
慢性病对人的心理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观感觉异常、心境不佳、多疑神经过敏等方面，患病后会感到紧张和焦虑，久而久之就会削弱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机体免疫力的降低，进而影响病人的康复。病人及其周围的人们对疾病的不同理解也影响病人的行为和功能。
2.身体影响
慢性病造成身体的损害及病人行为和情感方面的异常。在人体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等方面均有体现。身体各系统一旦因为慢性病的出现而遭到侵袭，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程度的损害。
3.经济影响
经济影响包括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直接经济负担指为了获得卫生服务机会上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在购买卫生服务上所产生的费用。间接经济负担是因发病或者失能等原因导致缺勤，减少了工作时间而造成的损失。无形经济负担包括精神上的忧虑与悲哀、由于社会隔离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以及因疾病而引起的经济层面的生活质量的下降。
三、预防与减少慢性病及其负面影响的对策
1.疾病的三级预防
第一级预防主要是针对的是会引发病因的危险因素并对其采取相关的措施。作为初级预防，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和自我保健两个方面。第二级预防主要是采取相应的措施在疾病发生的前期对其进行防空或者延缓其发病的时间。医院可以特别设立相关的门诊部门对患者进行定期的检查，对正在恢复当中的患者进行及时地跟踪，观察和了解其病情的发展状况。第三级预防侧重的是对病情的治疗，预防病情进一步严重，并且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对于严重的患者要及时地与其进行心理沟通，在康复治疗的过程中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让患者尽快地恢复健康状态。
2.改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可以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增强自身的身体健康。在生活中想要减少慢性病发生，就要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四个角度出发。饮食是第一大关，在生活中要想保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营养搭配的均衡度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运动，一个良好的运动计划可以有效的发挥其对身体产生的契合度。再次就是做好戒烟和戒酒的工作，给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才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表现。最后就是要做到心理平衡，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
3.加强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最重视健康知识的传授，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改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全球实现卫生保健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通过健康教育来降低国家在医药费用上的开支，且达到了明显的效果。此外，健康教育在降低吸烟率、控制高血压以及减少恶性肿瘤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4.完善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目前我国的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城乡中已经遍布，其在防治疾病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上所发挥的价值与意义十分显著。慢性病在防治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一级预防都与三级网存在密切的联系，充分的发挥其在干预措施、基线调查和健康教育中的实施力度，将三级网在信息管理、康复治疗等多方面的作用得到发挥。
可见，慢性病对中国劳动力的影响有心理的，身体的和疾病经济负担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同程度上阻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健康知识普及、生活方式指导等措施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劳动力的身心健康，全面提高个人的身体素质，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保障与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丁冬等.吉林省居民体力活动与慢性病的关系[J].中国卫生工程学，2008，（4）：238-239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10
世界经济史发展表明：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或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农村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超过农村生产需求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刘易斯经典理论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时的多出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等差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道路和方式也就不尽相同。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表现为短期内靠剥夺农民的方式，迫使大多数农民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无产者，同时通过工业扩张、城市膨胀进行吸纳和消化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面临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如人口基数大、农村劳动力总数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许多农村还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阶段等，由此决定了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道路。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呈现继续增加之势
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使用的测算方法不同，所以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数据。如胡鞍钢2000年用耕地劳动比例法算出2.0538亿，蔡昉2007年基于统计数据直接推算出1.2亿，马晓河等2007年用农业所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算出1.14亿，程名望2007年用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数据推算出1.5亿～1.7亿等等 [1]。党的十六大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是21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意味着全国农业劳动力人数要从2006年的42.6%下降到30%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3 474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从总量上看，全国农村约有1.7亿剩余劳动力，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1 000多万。此外，中国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城市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严重的滞后于工业化进展，第二、三产业层次不高、比重仍然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有限。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虽仅达到47.7%，据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今后几十年中国还将成倍地转移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联合国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数据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这样2008—2050年期间中国必须转移出大概4.73亿农村人口，平均每年转移1 126万农村人口 [2]。因此，要将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可谓任重道远。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受阻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转移方式，但归纳起来可以从两个角度分类：一是从地域空间看，可分为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不离土又不离乡）和异地转移（离土又离乡）；二是从产业空间看，基本上是由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这些转移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就地转移中的离土不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而不离土又不离乡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调整产业结构，改革农业经营方式，从而就地扩展第一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异地转移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离开农业转移到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就业。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致使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向城镇、向非农产业转移，据统计，从1980—2009年大概转移了8 277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80.61%减少到2009年的53.41%。然而城乡统筹就业的矛盾依然很大，1.7亿农业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隐性失业状态，农村隐性失业率高达34.7% [3]。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该去那里就业？诸多专家学者主张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永久异地转移，即永久转移到城市，并且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也曾成为了各地各级政府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农村经济的主要措施。然而现实并没有他们推理的那样完美。因为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容量有限，还不具备短期内大规模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已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7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增长，由2007年的4%、2008年的4.2%上升到2009年的4.3%；到2010年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08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说“2011年要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并且，20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达到了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为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 000万左右 [4]，可见城镇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严峻。然而，城镇一直以来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城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从2002年开始，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增加较快，平均每年增加150万人以上，2002年增长速度超过10%，2004年达到15%以上。但从2005年开始中国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开始有所下降，从15.5%下降到2006年的12.2%、2007年的9.5% [5]。在中国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由此产生了“民工潮”、“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因此，主张短期内大规模的向大中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不切实际。从当前中国就业环境来看，就地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迫切和必要，而各地的实践证明：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一种途径。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且缺乏一定的职业技能
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这不仅表现为经济和收入的差距，而且最根本的是教育程度的差距。由于农村教育落后，目前中高学历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不多，低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占较大比重，同时又缺乏专业技能和一技之长。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9.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1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18%。此外，在农业从业人员中，具有专业技术资格的人仅占0.68%。如此素质的人员来到城市后，根本不具备现代工业产业需要的知识及技能。所以，他们往往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很低甚至是纯粹的体力劳动，如建筑、运输、保洁、搬运等行业的粗重工种的体力劳动。现在各地区政府已开始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但是他们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仍然非常缺乏，在非农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而且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社会劳动分工逐步由简单的体能劳动为主向复杂的智能劳动为主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低素质、低技能、体能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只能在低层次的产业中恶性竞争，使流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越来越狭窄，同时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转移。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转贴于
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其基本含义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围绕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规范化管理，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为一体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被界定为一种以自然物为劳动对象的初级产业，并且是与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产条件相联系的产业，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加工环节作为第二产业被界定为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作为第三产业界定为商业服务部门。这种划分事实上是把农业再生产各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断，把农业局限在仅仅是种植和养殖十分狭小的范围内，从而导致了农业产业链极短、内部的产业环节极不协调，产业规模得不到扩大，使得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农业产业化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来经营，使其成为一个多产品产出的部门，其经济范围包括农、林、牧、渔等业的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等多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这使得农业与加工工业、商业服务行业等产业形成了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农业从原来的第一产业领域扩大、涵盖到第二、三产业领域，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拉长了农业产业链，从而大大拓宽了农业就业空间，直接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农村内部就业。正是农业产业化的这些本质特征使其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发挥出了巨大的效应：
1.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扩大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经过六十多年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解放初的以种植业占绝对比重的单一农业产业结构（194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2.5%，林业占0.6%，畜牧业占12.4%，副业占4.3%，渔业占0.2%[6]）转变为了农林牧渔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下降为48.4%，林业比重上升为3.71%，畜牧业比重上升为35.49%，渔业比重上升为8.98%，但是仍没有达到合理优化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结构中畜牧业超过了50%，而种植业低于50%，渔业和林业的产值比重也远远超过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农业就业结构与农业产业结构基本一致：劳动力在种植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了61.14%，林业为28.41%，畜牧业为8.92%，渔业是最低的为1.56%。根据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原理：产业部门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这样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就可以调整就业结构，而在农业产业结构中农林牧渔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种植业属于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林牧渔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林牧渔业比种植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研究表明，谷物每亩用工14人，蔬菜每亩用工62人，水果每亩用工67人，生猪每头用工21人，牛每头用工57人，淡水鱼每亩用工31人，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加快发展畜牧业、渔业和林业，从而大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要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使其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有一点是十分重要，即要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机对接起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赢得市场的能力，是带动结构调整的骨干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户找到龙头企业就是找到了市场。龙头企业带领农户闯市场，农产品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减少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减少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的行政干预。此外，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开辟农业发展新领域，如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立体农业，把优势产品扩张成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进而形成产业群，这样就可以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增强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快和促进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有效就业。
2.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由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从而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增加了农民就业渠道。农民之所以增收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益仅仅集中在农业生产的产中部分。大量的产前和产后利润被非农部门卷走了，而通过建立“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同农户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二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打破了传统农业仅作为动植物生产部门的旧体制，实现由单纯从事动植物生产向以动植物生产为中心的产前、产后三个领域一体化的经营的转变，这就使融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农民，不仅可以直接得到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利润，而且还可以分享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据研究现在农业产业化较高的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已达到8∶1左右，而在中国，即使是实行产业化较早地区，各类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大多数也只有1倍以上 [7]。中国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也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既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据报道：截至“十一五”末，中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约25万个，带动农户1．07亿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2 100多元，分别比“十五”末增长84％、23％和59％[8]。并且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从而间接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与此同时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促使广大农民不断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这就刺激了对工业的投资，从而不断扩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3.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采取“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企业+农户”等组织形式把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连接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现代农业，这既可以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又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实施了三十年，一方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的农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形成了了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目前中国大部分农村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仍然是其基本经营单位。如果按每个农户4个人口计算，根据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2.18亩/人计算，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8.72亩，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土地经营规模。这种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不仅规模不经济，而且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小批量生产，过高的市场交易成本，直接导致农业经营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进入社会化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而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手中，这样就可以大规模地组织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把分散独立的许多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以创造一种新的农业聚合规模，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满足大规模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业部2010年12月20日消息称，“十一五”期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预计到“十一五”末，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35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 800万，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 [8]。地处西部的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地云南省，2010年预计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达到7 018个，出资总额44.7亿元，成员105万人，带动农户200万户以上 [9]。由此可见，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在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完善产业化经营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就业方面已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4.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从城乡统筹就业的角度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统筹就业就是依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彻底消除体制性障碍，实行城乡劳动力择业自由，不受限制地在区域和行业间自主流动，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地理上被割裂开了，即劳动力供给方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而劳动力需求方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短期变动信息一旦不能及时传递，任何一方都难以及时调整以适应另一方发生的不期变动，这就加大了劳动力市场波动，从而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同时城市却是“民工荒”，“招工难”的矛盾现象。因此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强城乡之间的关联性，将农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取消各种就业准入限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而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将使城市与农村发展和就业真正关联起来，这是因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生产要素合理有序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一方面，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大规模地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这样可以带动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建筑业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增加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通过龙头企业还可以使城镇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更多地流向农村，与农业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产业聚群，从而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组织，更多地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
5.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实施农业产业化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或者说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条件，这样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例如，2010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重庆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严重旱情已导致6 42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绝收面积110多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46亿多元。云贵川都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但是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并且大部分水库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这正如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谈到云南旱情时所说的“云南对水资源利用不够，全省水资源在全国排在第三位，但水资源利用率只有6%，全国总体利用率在16%以上”。其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在2009年就已经受到高度关注。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河北、河南、内蒙古、吉
林、四川、陕西等省区对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显示，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一些地方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50%，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40%。绝大多数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有的只有设计标准的40%左右，有的完全失去了灌排功能，全国大型泵站中急需改造的比例高达85%以上。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农田面积的48%，有一半以上的农田得不到有效灌溉，仍然“靠天吃饭”。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题目定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关注三农的第八个“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文件明确指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因此要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亟待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外，同时还必须加强农村交通通讯、农村电网、通信电视、生态保护等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不仅为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而且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大批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农业内部吸纳就业的积极作用。
总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但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当前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必须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加以大力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晓津.中国城乡富余劳动力供给边界与规模测度[J].改革，2008，(9).
[2]蔡继明.城市化的脚步宜渐行渐快[J].人民论坛，2010，(7).
[3]朱翠萍，蒋智华.政府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与政策建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6).
[4]“十一五”期间转移农业劳动力4 500万[N].第一财经日报，2006-11-09.
[5]高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及转移空间分析[J].经济论坛，2010，(5).
[6]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10-111.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即FDI理论以海默(S.Hyme,1960)的博士论文《民族企业的国际经营:FDI研究》为先导,后经过雷蒙德・弗农(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ostow的“起飞”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到Ehenery和Strout(1966)的“双缺口”模型,再到以Romer、Lue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20世纪末,FDI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新贸易理论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的规模经济理论和Melitz(2003)的新贸易理论对异质企业厂商理论分析。
而刘易斯(1954)模型和费景汗―拉尼斯(1961)模型是劳动力转移理论的扛鼎之作,这也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经典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在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剖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对立,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先进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实质上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趋势。乔根森(Dale.W.Jorgenson,1967)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当农业剩余小于0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0时,才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托达罗(M.P.Todaro,1970)从对拉美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就业的分析基础出发,提出了新的劳动力迁移理论。
但是,将FDI与劳动力转移理论结合起来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见,笔者在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FDI与中国劳动力转移{1}的实证分析模型来动态、全面、均衡地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
一、FDI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模型
FDI与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在规模效益一定时,通过增加两者的投入量可以推动产出的增长。但FDI与劳动力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两者的要素配比关系,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增加一定量的资本则必然要求增加相应的劳动力投入,也就是说FDI的增长不但可以带动劳动力转移在量上的扩张效应,而且也会实现劳动力转移的结构调整效应。
(一)FDI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统计特征分析
笔者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数据,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流动情况和FDI流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图2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如下两个规律: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比重是稳步下降的,已经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了2008年的39.9%,与此同时,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上升,已经由1978年的17.3%和12.2%上升至2008年的27.6%和32.5%,可见中国劳动转移的非农化趋势非常明显。第二,以1994年为界,1994年以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速度加快,这期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年均增长0.94%,高于1978-1993年的年均0.88%{2}的增长率,而且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对比FDI年流入量可以发现,仍以1994年为界,1994年以后FDI年流入量迅速增长,1994-2008年FDI流入量总计为7 534.26亿美元,是1978-1993年FDI流入总量369.87亿美元的20.374倍{3}。这与以上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变化趋势是非常吻合的。可以断定的是,FDI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非农化趋势作用十分明显。实际上,FDI在中国三次产业投资分布呈现非常明显的“非农”和工业化特征,据测算,1978-1993年,FDI对中国农业、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平均分别为2.6%和97.4%,其中工业比例为65.4%;1994-2001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3%和97.7%和66.9%;2002-2008年,农业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至不到1.5%,非农产业比例高达98.5%,其中工业仍占据60.5%的份额(王海军,2009)。
(二)FDI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1. 数据整理。本节模型所用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8年)。为消除异方差,所用数据均采取对数形式,记为logE1、logE2、logE3、logFDI,其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
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确定FDI与中国就业结构存在因果关系且FDI是中国就业结构变化的原因,笔者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logFDI与logE1、logE2、logE3分别进行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ogFDI均构成对logE1、logE2和logE3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FDI的变动是影响劳动力产业转移的一个因素,而且笔者发现logFDI与logE2的F统计值最高,达到37.49800,这说明FDI的变动与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的因果关系最为密切。
3. 协整模型的检验。在因果检验的基础上,为清晰地反映FDI与劳动力转移的因果关系强度,我们对三次产业就业分别建模,模型如下:
logE1=ω0+ω1logFDI1+ε(1)
logE2=ω0+ω2logFDI2+ε(2)
logE3=ω0+ω3logFDI3+ε(3)
由于笔得所选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防止伪回归的发生,笔者对上述6个变量分别进行迪克―弗勒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即协整检验,以确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以上结果表明,logFDI、logE1、logE2和logE3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所有变量都可以进行协整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ogE1=10.39919+0.018734logFDI1(4)
(0.034) (0.008)
t=(305.27) (2.268)
r2=0.2047F=5.148
logE2=9.01496+0.07993logFDI2(5)
(0.043) (0.0057)
t=(208.59) (13.855)
r2=0.9056F=192.0014
logE3=8.56413+0.16967logFDI3(6)
(0.164) (0.024)
t=(52.06) (6.80)
r2=0.6984 F=46.3318
通过对上述三个回归方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方程(5)的拟合程度最高,各项检验都通过,说明E2与FDI2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协整关系,即第二产业的FDI对第二产业的就业有直接的影响,FDI每增加1%,将会带动第二产业就业增长0.079%。方程(4)的拟合程度很低,其r2和F值分别只有0.2和5,因此可以断定第一产业的FDI与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对第一产业就没有直接影响。而从方程(6)的回归结果来看,由于其拟合程度一般,所以只能谨慎的说,FDI对第三产业就业有一定促进作用,投入第三产业的FDI每增长1%,有可能带动第三产业就业增长0.17%,但是这一就业弹性远远高于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0.079,这说明FDI对促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潜力巨大。
4. 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回归方程(4)-(6)显示了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接下来,我们与上述三个方程相对应,分别建立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反映各变量间的短期均衡关系,具体结果见表3、表4、表5。
从总体上来看,三个误差修正方程中被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除方程(4)DlogE1外均通了检验,这说明在短期内,FDI与第一产业就业增长同样不存在均衡关系。而其他解释变量与模型(4)-(6)相比,其估计参数符号均没有改变,这说明即使在短期内,FDI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增长仍然存在正向的影响,只不过短期内FDI对两者的就业弹性系数有所减小。
二、FDI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趋势预测
在以上协整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利用logFDI、logE1、logE2、logE3四个变量的自回归模型即AR模型对FDI及三次产业的劳动力转移量和结构进行趋势预测,由于以上变量已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故对其进行直接拟合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ogFDI=1.21477+0.92015AR(1)(7)
logE1=-0.93783+0.76110AR(1)(8)
logE2=1.34402+0.90830AR(1)(9)
logE3=0.76993+0.611782AR(1)(10)
根据以上估计方程对FDI、E1、E2、E3计算预测值,结果如表6所示。
从预测值来看,未来3年中国FDI流入量将进一步扩大,由2008年底的92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 45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到2011年,农业就业人数将下降至35.8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将分别为30.19%和33.99%,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但是对比发现,从农业减少的就业主要还是为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所吸纳,这从第二产业的年均就业增长率(3.74%)高于第三产业的年均就业增长率(2.09%)可以看出。
三、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实证分析中笔者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FDI与中国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因果联系,FDI从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非农化趋势。第二,无论是从长期均衡角度还是从短期均衡角度来看,FDI对中国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具有比第三产业更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与FDI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密集投资有关。第三,从未来预测看,FDI将继续促进中国就业的非农化趋势,尤其是工业化趋势,FDI对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就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应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1. 进一步调整外商投资政策,改善FDI的行业投资结构,引导其向农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投资。FDI在中国投资的行业和地区结构有着极端偏向性,这与外国资本的逐利性有关,也与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有关。未来政策调整的重点应当是通过税收、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等优惠政策引导和吸引外商投资流向农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等薄弱环节。
2. 实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必须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中的第二、三产业,尤其是进一步搞活乡镇企业和农村社会服务业;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逐渐完善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现代农村经济提供物质载体。
3.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出路。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始和加快,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逐渐提高并达到峰值,而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随着服务型社会的到来,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巨大蓄水池,这也成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仍较高,而且第二产业在结构调整、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趋势下,吸纳劳动力的后劲不足。因此,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将是中国劳动力转移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大突破口。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应当首先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比如零售、餐饮、旅游以及各种城镇小型社会服务业,其次是金融、保险、咨询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再次是农村社会服务业,如农村小型金融业、零售业、合作医疗保险机构,等等。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劳动力转移仅代表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即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
②本段数据均为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相关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③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一年度数据计算所得。
④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j代表阶数。
参考文献:
[1]陈宗胜,钟茂初,周云波.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8.
[2]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4).
[3]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封福育,王少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J].统计观察,2006,(5).
[5]费景汉,尼拉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高帆.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郭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与对策[J].经济学论坛,2006,(4).
[8]刘文勇,蒋仁开.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4).
[9]马岩.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J].统计研究,2006,(3).
[10]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11]吕光明.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17).
[12]杨柳勇,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2002,(3).
[13]姚娟.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溢出效应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8).
[14]王少平.宏观计量的若干前沿理论与应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5]Findlay. Relative Backwardness,“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 Simple Dynamic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2):1-16.
[16]Chore, DoForeignDirect Investment andGross Domestic Investmen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7):445 -57.
[17]De Mello, L.R. J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ed growth:evidence from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133-1514.Shan, Tian and Sun,“1’he FDI-led Growth Hypothesis:Further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7S.
[18]Agosi and Mayer(2000),“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UNCTAD discuss paper.
[19]S.Agosin and Mayer(2000),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UNCTAD discuss paper.
FDI and China's Labor Transfer:Empirical Analysis and Forecast
Wang Haijun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12
适龄劳动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具有三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就需要对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率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对这三个重要的指标，存在以下关系：就业率=劳动参与率×（1-失业率）。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的劳动力群体在市场上的状态也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相对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低；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比本地户籍的要高，失业率也较低。本文主要结合的调查数据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这项调查数据不仅调查的覆盖面广，而且样本容量很大，极具代表性。
一、劳动力市场户籍构成情况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对失业和就业相关问题基本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原则进行相关设计，成为了迄今为止对我国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状态调查的极佳的数据。根据调查，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在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潜在劳动力样本包含了968794，其中本地非农业户籍者499623人，外地非农业户籍者46619个，本地农业户籍者是309807个，外地农业户籍者112745个，其所占据的比例是51.57%,4.81%,31.98%,11.64%，通过加权计算后，所占比例分别为50.24%，4.41%，35.07%，10.28%。
二、劳动力市场各户籍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可以被归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市场的参与者，例如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则是指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本文将潜在的劳动力或劳动力适龄人口定位16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并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因此结合调查，将就业人口定义为了调查日以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或者是由于在职休假、临时停工、学习和季节性歇业而没有工作的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口则被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没有做任何工作，或者是在三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或者是为了自主经营需要而作准备，并且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前提下能够在两周内进行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者则被定义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参与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则是指不满足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968794个劳动适龄人口的调查样本中，失业人口的样本为35313，就业人口的样本为603944，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为320537，所占比重分别为3.65%，62.34%和34.02%，通过对数据的加权计算之后，比例分别是3.44%，63.31%和33.24%。通过对不同户籍状态的劳动力人口考察，又可以发现：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本地的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又要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失业率要高于外地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率失业率又要高于农业户籍劳动率。在劳动参与率方面，外地农业户籍达到了85.33%，本地农业户籍达到了73.68%，都远远高于全国66.76%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而对于非农业户籍的劳动参与率，本地的是58.01%，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外地的是68.04%，略高于全国水平。在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都远远低于全国的5.15失业率水平，其中，本地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是2.61%，外地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2.67%；而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都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5.28%，本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更是高达8.15%。在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都很高，其中外地农业户籍高达83.05%，本地的农业户籍也有71.77%，都远远高于全国63.31%的水平；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就很不乐观了，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还好一点，达到了64.44%，略高于全国水平，但是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却非常的不容乐观，就业率仅仅只有53.27%，远远低于全国的水平。
中国劳动力分析篇13
(一)出口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含义
出口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是指为了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 口，而采取尽可能地降低劳动力价格 (在这里把工资 、加班费、各种保险、工作环境等所有涉及劳工权益的因素都归结为劳动力价格)的方式以降低出 口商品价格的出口贸易竞争模式?
我国长期存在的居民消费不足归根结底就在于劳动力价格太低，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我国企业尤其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所采取的最主要竞争策略就是基于充裕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力价格竞争策略，这使得我国的出口竞争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竞争?
(二)我国出口贸易存在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原因
实际上，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水平，还远不是劳动力市场价格水平，这是由于劳资双方博弈地位的不对等，我国不存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所谓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是一个不存在垄断势力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劳动力的供需双方针对价格的博弈地位必须是对等的，以保证供求原理的顺利运行和劳动力价格的真实体现。这是因为供求原理是指在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 ；价格确定 的过程就是供给和需求随着价格的变化达到最终平衡的一个过程。而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博弈地位不对等的市场，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和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而是一个单方垄断市场。而造成这种原因又是工会规制的弱制度性。这种弱制度性表现 为以下几个方 面 ：
第一，《工会法》的处罚规定有其不足。处罚 的责任含糊不清 ，即使企业拒不建立工会或违反《工会法》的相关规定，也无法依据其中条文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
第二 ．工会存在体制不足。通过工会维护劳工的权益，其实质就是增强劳动利益群体(依附于资本，靠出卖劳动力维生、发展的劳动者)在劳动力价格市场中的博弈力量，促进两大博弈力量博弈地位的对等化。既然工会的博弈对象是资本利益集团(企业 、雇主)，那么工会力量的强大就必须 建立 在 工会 独立 于企 业 这一 基础 之上 ；否则，如果工会受制于企业．那么它就无法使劳动利益群体形成劳动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有特定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能以特定的方式追求特定群体共同利益，具有严密结构和明确分工的组织。劳动利益集团是劳动利益群体为与雇主这一资本利益集团和／或雇主联合(如行会)，这一资本利益集团在劳动力市场中相抗衡而组成的利益集团)，无法代表工人的利益与企、 进行平等的博弈。
第三，法律执行力弱：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关注以 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为创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招商0l资而忽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地方政府政策的右倾化 ．加之执法体制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使现行法律和政策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司法、行政不相互独立，是法律执行力弱化的根源；而右倾化的地方政府政策和工会组织的非独立性，则是法律执行力弱化的直接诱因。
总之，工会规制的弱制度性造成_r工会力量的弱小．并造成劳资博弈弈地位的不对等 ，并使得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长期严重扭曲。
二、我国出口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弊端
(一)造成“相对 贫困化增长”
1．“相对贫困化增长”的涵义
贫困化增长是由巴格 瓦蒂捉出的著名观点 ，该理论指出，对于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而言，在其出口产品国际需求的价格弹性不高，并且进口需求并没有出现显著增加的条件下，其充裕要素的大幅增加所导致的出 口供给大幅增加，将会带来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最终导致国民福利水平的绝对下降。
但是，我国和其他一些出 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事实表明，贫困化增长并非处处与现实吻合，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换来国民福利 的绝对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却对应着相对于其贸易对等国(高端贸易产品国，在贸易中获得高得多的附加值)来说一方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贫困化”增长是存在的，但不是巴格瓦蒂所说的绝对“贫困化增长”，而是“相对贫困化增长”。所谓相对贫困化增长，是指某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在其低端出口产品国际需求的价格弹性不高的情况下，如果依靠充裕要素的低价供给维持出口竞争力，那么，其贸易条件就会处于劣势地位，而其出 口规模的大幅增长甚至会带来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最终导致国民福利水平相对其低端产品进口国(高端产品出口国)的持续下降。相对贫困化增长虽然可以短期内换来 国民福利水平 的改善，但长期来说，却会导致与贸易对等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福利的差距逐步扩大；这样，相对贫困化增长国家(发展 中经济体)永远也追赶不上其贸易对等 国(发达经济体 )的发展水平。
只要一国满足：(1)该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因此贸易条件的劣势地位对福利关系重大，足以抵消因为能供应更多商品而取得的利益；(2)该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偏向于出口拉动型；(3)该国依靠充裕要素的低价供给维持出口竞争力；它就具备了贫困化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果它又满足：(1)该国是贸易大国，它的进出口数量变化会影响世界商品价格；(2)国外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因此出口供给的扩大会导致价格的下跌。
那么该国又具备 了贸易条件恶化的诱因，会加速相对贫困化增长。
2．我国出现相对贫困化增长的现实条件
(1)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高
以2004年为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59．77％，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 19．99％和 23．37％，甚至比印度也高出近两倍。2005年外贸依存度更是高达63．87％。
(2)偏向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我国 1990年以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它是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重出口而轻进 口”的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这表现为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的 gdp增长率保持在 8％左右，而出口增长率除 1996年、1998年增长不明显外，其他年份的出口额增长率均超过 gdp的增长率(见表 1)，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符合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二。
(3)贸易大国的地位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 17606．9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 23．8％，稳居世界第三位。据海关初步统计，2007年 1～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 21738．3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5％，其中：出 口 12180．2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2亿美元，增长 20．8％。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速已经连续 6年保持在 20％以上。
(4)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现在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出口的现实状况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品，如食品、纺织品等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并且，在一段时期内由于 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的限制，不会改变这种出口商品结构。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竞争激烈，需求价格弹性小，且进入门槛低，容易引起供给过剩和无序竞争，从而带来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符合相对贫困化增长加速的条件。
3．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现相对贫困化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5年相关数据，选取43个出口商品作为出口价格指数样本、26个进 口商品作为进 口价格指数样本，计算出了我国 1990～2005年价格贸易条件，分别为 1130．0、103．1、101．5、133．3、99．9、90．997．7、94．4、90．2、82．7、81．3、79．8、77．1、72．0、60．9、60．3可以看 出，1990～2005年，我 国价格贸易条件除了 199年、1993年和 1996年三年有所改善外 ，一直处于恶化态势。而且，根据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的数据，2007年 7月份，当月全国出口价格总指数为 104．4(费氏指数，上年 =1130，下同)，进口价格指数为 108．8，贸易条件指数为96，不仅低于上年同期的 98．5，也是自2007年 1月份 以来的最低水平。
可见，我国不仅具备了比较优势陷阱和相对贫困化增长的条件，而且已经开始陷于“比较优势陷阱”，出现相对贫困化增长。
(二)抑制技 术创新和品牌塑造，阻滞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贸易战略的转变
从主观上来说 ，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竞争优势，大大减弱了其培养其他方面竞争力的动力，不太注重研发和品牌的塑造。
从客观上来说，我国中小企业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过大，由于劳动力价格竞争优势相对于技术和管理等优势来说容易获得，凭借劳动力价格这一竞争优势也能比较容易生存，因而不利于由技术和管理等带来的优胜劣汰机制的顺利运行，从而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阻滞了大企业的产生；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是以大量资金为前提的，企业规模的限制又进一步抑制了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最终阻滞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和贸易战略的转变。
三、关于我国出口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对策
(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劳资双方博弈地位对等化
要改变我国劳动力价格竞争的现状，就必然面临按照经济发展速度相应提升劳动力价格的问题 ；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不能依赖于资方的善心和觉悟，因为资本从来就是不停地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机器。要改变劳动力价格被不合理压低的状况，只能依赖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关键又在于劳资双l方搏弈地位的对等化，这也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原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因为，供求原理的实现过程，亦即价格的决定过程，是一个供求双方博弈的过程，而非简单 的供求原理所说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原因。只有博弈双方地位对等才能实现合理的价格。但这又并非对供求原理 的简单否定，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恰恰依赖于供求原理；当劳动力供求双方博弈地位的对等化之后，将由供求原理真实反映出较高的劳动力市场价格。
因此，要变革工会法规，使工会组织独立化。推进工会建立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使工会组织独立化，要做到以下几点 ：
第一，加强工会的独立性。改变依赖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现状，通过保障劳动者的结社权，规定劳动者组成工会的具体程序、要件，让劳动者自己直接依法组成工会；禁止私营类企业 的企业主、其他主要管理人员 ，例如对其他工人的雇用、解雇、提升或调动有直接权限的处于监督地位的人员等参加工会；必须防范企业主利用提供工会活动经费来控制工会 ，使工会经费来源与使用独立化 。
第二，加强工会的民主代表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工会组织中落实 民主选举和决策制度，使工会真正反映会员的利益和愿望，切实为职工群众服务。
第三，依法保障 民营企业职工和工会组织的合法权利，例如结社权、集体交涉权等。 通过上述改革 ，真正把工会组织建立成为敢于为劳动者说话，代表劳动者利益，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组织。
(二 )快速发展服务业，作为提升劳动力价格的配套措施
我国转变劳动力价格竞争模式 ，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 ，原有产业部门必然要产生相当大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如果我们积极发展服务业，将这部分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服务业中，将会获取一举多得的效果 ，不仅能保证我 国优化竞争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又是产业升级的必要环节。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加强政府对服务业 的支持。应加强政府的组织、协调功能，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服务作用。
第二，改善 fjl{等、 发展环境。首先要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明确各i 业发展主管部门和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细化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其次要强化行业协会职能，发挥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规范、自律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促进连锁、特许经营等现代服务业经营形式的发展。
第三，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应该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培养新兴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能够适应国际服务业发展要求的实用型服务人才；政府要引导、鼓励服务业职业培训、教育机构的发展 ，来保证服务业人才劳动技能的培养和更新。
[参考文献]
[1]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陈郁，郭宇峰，汪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何元贵．比较优势、贫困化增长与劳动要素收入[j]．探 索与争鸣，20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