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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劳动力。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其中农民大约10亿人,城镇居民大约2亿多人。在人口的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巨大,而劳动力需求相对短缺,所以,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加或减少,对促进或延缓本地区或本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因素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在本质上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活的生命体。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通常16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才是劳动力。经济学把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部分称作劳动力。一国的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一般根据本国的统计制度,通过人口普查、劳动力调查进行统计和估算。
劳动力供给是指一定的市场工资率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所谓劳动参与率是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人口所占的比率,是反映、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的指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可以按照若干标志进行分类,如总人口、不同年龄组人口或不同性别人口等。
劳动力供给是劳动者主体进行提供劳动时间决策的结果。在劳动者进行决策时,决策主体一般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劳动参与决策,即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求有酬劳动;其二是劳动时间决策,即在个人可支配时间中,闲暇与劳动时间的选择。影响劳动力决策
的因素很多。其中决定劳动力供给的首要因素是一定时期的人口数量。其次,收入的多少、工资率的高低、税收等都对劳动力供给决策产生作用。
1.人口数量多少决定劳动力总量的大小
(1)人口数量的增长决定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不同的国家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小不同,劳动力的供给量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并成为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英、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数量相对少,劳动力供给也相对不足,劳动力是其相对短缺的资源。
(2)劳动人口参与率的高低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
一般地说,劳动参与的人口越多,劳动力供给总量越大。劳动参与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变化。从中国劳动参与率生命周期看,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生命周期都呈现倒“U”型,青年与老年劳动力参与率较低,22―55岁年龄段劳动力参与率一般在90%以上;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20―49岁男性劳动力90%以上参与劳动,20―40岁女性88%参与劳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因而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大。
2.工资率决定劳动时间供给
在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则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分析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工资,并把市场工资率作为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惟一因素。劳动者需要提供劳动以便获得生活资料,成年人要养家糊口。当工资率变化时,劳动力供给相应地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量的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程度被称做劳动力供给弹性。一般地说,工资率提高,劳动供给增加。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但是,闲暇也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劳动者需要通过闲暇来丰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因此,当工资收入比较高时,劳动者将放弃一定的劳动量进行休闲和娱乐。斯蒂格利茨指出,劳动力供给取决于收入与闲暇的对比。当收入提高时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共同影响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决策。随着收入的提高,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最初是增加的,但是其后是减少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家庭在消费与劳动力供给方面是基本的决策主体。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选择和经济行为中,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协助关系。在一个家庭中,假设已经有成员就业,其他成员是否参与劳动将取决于是否取得最大效益。因此,一般而言,个人劳动力供给决策受到工资率的影响。当制度劳动时间为t,工资率为w0,如果决策主体家庭成员处于就业―非就业无差异境界时,此时的工资率w0即为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当工资率大于w0时,选择就业;当工资率小于w0时,选择不就业。不同家庭的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呈正态分布,如图1所示。
图1中,横轴为工资率W,纵轴为以最低劳动供给价格为标识的家庭户的密度分布Q。在工资率较低时,如为W1,密度分布较低。在工资率较高时,如为W2,密度分布也较低,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当工资率为W0时,一般都是,凡是最低劳动供给价格比W0低家庭,其家庭成员就要就业了。在图中斜线所示的部分与正态分布线和横轴围成的总面积之比,就是当工资率为W0时家庭中非就业人员就业的概率。这一就业概率与相同统计范围内的劳动力参与率相似。可见,工资率对于劳动供给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工资率的变化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最后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决策。研究表明,工资率的变化对劳动供给决策主体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互关系。而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取决于主体的闲暇―收入偏好,或者说取决于主体的效用函数。如果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那么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时间供给就会减少。一般地说,当工资率较低且收入较少时,由于工资率提高而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而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供给增加;而工资率较高而且收入也在较高水平时,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因而随着工资率的提高,劳动供给时间反而减少。
3.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税收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中,税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外学者中,布里克(Break,1974),阿特金森与斯蒂格利茨(Atkinson,Stiglitz,1980)进行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征收所得税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趋于相互抵消。哈伯格(Harberger,1974)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所得税和一般劳动税是无法转嫁的,并且税负不同将影响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分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种。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征税使价格下降、闲暇价格上涨,促使人们以闲暇代替工作;收入效应是指征税后减少了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了维持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放弃闲暇,增加工作时间。但是,税收对劳动供给者的总效应是不确定的,这是由不同劳动者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通常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对高收入者而言,税收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而对于低收入者而言,结果相反。
国内学者对此也做了一些研究。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会从控制人口数量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来影响劳动的总供给量以及从影响劳动者素质和社会保障税方面来影响劳动供给结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对劳动征税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劳动征税增加了劳动供给。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税率与失业呈现反相关的关系,说明了中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提高税率,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劳动者为了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得不减少或者放弃闲暇,增加劳动供给。
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
从总的水平看,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生育率水平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上一直很大,这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密切的关系。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可以看出有以下特点:
1.劳动力随着总人口增加而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人口总量在建国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总人口为127 627万人,是1953年的2.19倍;就业人数在2001年比1953年增加2.42倍,达到73 025万人,是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增长,至2010年达到高峰,为71.0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20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9.97亿人。劳动力人口比例2005年达到高峰,为62.55%,然后保持相对稳定,至2010年开始趋于下降,劳动人口总量2015年左右达到高峰,约为8.66亿人。今后十几年中,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 000万人,如表1所示。
2.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加趋缓以致过剩
随着计划生育的继续开展,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总人口增加的速度放慢,劳动力供给开始由加速变为减速。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存在阶段性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在总量上,我国劳动力供给既有城镇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供给,也包括大批的农村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城镇劳动力中,很多下岗职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加上新增加的各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每年从农村中转移出大批劳动力进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200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大幅度增加,达到600多万人,而实际就业率只达到30%。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就业。
造成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的原因有:第一,人口规模巨大。我国人口规模过大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此大的人口规模决定我国必然在长期内存在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第二,劳动力参与率过高是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度的又一个原因。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劳动供给总量决定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即劳动力参与率。用公式表示就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劳动力资源量×劳动力参与率。我国一直是劳动力参与率很高的国家,不仅在城镇,而且在农村都是如此。例如,15―19岁年龄组劳动力以及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和其他国家比较,我国都非常高。如表2、表3所示。造成劳动力参与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很多家庭的人均收入较低,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得不让那些具有一定体力的家庭成员参加劳动。我国人均收入偏低,使得在业人口养育家庭的压力过大,致使适龄劳动力过早地参与劳动,加入劳动力供给队伍,扩大了劳动力供给总量。
3.常态性结构性、季节性劳动力供给不足
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周期性的特征,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存在结构性、周期性的特征。2003年春季开始,我国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以招工难为特征的“民工荒”,就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季节性对劳动力需求所致。这种现象在其后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困难。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做出调整,以便吸引劳动力。造成这类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经济发展是不断地进行扩大投资、出口和消费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是投入要素不断增加的结果。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结果导致需求增加。二是近年来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下降。劳资双方对工资率缺乏一致的看法,难以达成就业协议。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被认为是劳动力过剩国家,对劳动者实现低工资策略,工资增长缓慢,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上升,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增加,低工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因而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声提高。在不能得到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意愿降低。因为决定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因素分别是市场工资率和个人的保留工资水平。在保留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工资率越高,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市场工资率一定的情况下,个人保留工资越高,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水平,提高工资是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长胜.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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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现状分析
农村建设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措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增收问题,而增收的关键是减少和转移农民,这就使我国农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龄结构较轻,据农业部调查,2005 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0. 8 岁,比全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低9 岁。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未转移的农村人口,据农业部2005 年调查,农村外出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 0年,比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多1. 5 年;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中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占46. 3 % ,比全部农劳动力高出9. 6 个百分点。三是生存发展能力较未转移出的农村人口强,目前相当一部分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在外面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精神财富,这使他们比其他农民具有更强的经济生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特别是很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外出打工已非完全为谋生计,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另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近1/3。我国建筑业的5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50%的从业人员均来自农村，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劳动者的主体。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还有超过1.8亿有待转移。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
二、 导致我国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因素分析
下面我们简要的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因素着手，分析我国的劳动力城乡迁移的主要因素。现阶段，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农村向城市迁移、由西部和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有边疆和内地向沿海迁移。
下面，通过统计资料对上述相关收入情况作一个比较：
第一，城乡收入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变动。特别是从1986年以来，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的指标不断的升高。并且已经突破了国际上所公认的0.4的警戒线。
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城乡内部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不断扩大。而其中的城乡收入差异尤其引人注意。
第二，地区收入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对国土进行东、中、西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与以前相比，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各地区相对的收入差距却日益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很快，西部和中部相对较慢，这也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不难得出，由于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农村人口、中部和西部人口，对于迁移后的收入形成较高的预期（预期收入大于在农村所得的收入），因而形成了目前我国人口迁移趋势。
除了上述主要促进因素外，作为中国这一发展中的大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
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在确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同时使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显化。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城乡迁移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由于农业产值的下降和农业收入的降低,土地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生产要素转而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土地转而成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使得迁移的农民由于担心在新一轮的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纷纷回到农村,“循环式迁移”成为中国农村城乡迁移的主要形式。
2、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随着各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将会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会加入到未来城乡人口迁移的大军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
3、农村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的不是异地转移，而是选择在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从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来看，迁移人口的受教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上，其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迁入人口又占到迁移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中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倒U.型关系的拐点可能为初中文化程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促使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是由我国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由上述几个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认为,一方面要调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推进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差距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另外，加快城镇化步伐, 提高城市化水平,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篇3
=(工资总额/劳动人员)÷(制造业增加值/劳动人员)
=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
由于中国在世界市场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企业和由于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最多的领域是制造业，所以重点以制造业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并能保持较长时间
(一)制造业的绝对劳动成本在逐年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绝对劳动成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制造业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597元上升到2005年的20626元，提高了34.55倍。平均工资是逐年上涨的，增长速度最快的1993、1994年增长幅度达到27.06％和27.927％，1999年以后，工资增长开始保持比较稳定的两位数增长率。到2005年，工资又出现了22.23％的高增长率。
中国制造业的绝对劳动成本即工人工资的上升，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的GDP长期保持在10％左右，社会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物价水平的上涨，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对人员素质要求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过热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而工业劳动力成本是与农业生产收入相联系的。大量农村富余的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使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中，能保持较长时间的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现在，农村的城镇化、城市化以及国家对农业发展的保护、刺激措施，使得务农收入提高，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成本相应有所增加。这也与农业结构调整有关，农业逐步向生产质量高、有利于出口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农民收入相应增加。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现象也符合要素禀赋理论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即国际贸易会使各国同质要素获得相同的相对与绝对收入。全球劳动力套利方兴未艾，在推动生产由高成本转向低成本劳动力群体的跨境迁移活动中，中国多年来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定理，中国劳动力工资必然出现增长。
(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按高的生产力增长足以抵消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不利
要考察人工成本增加的影响，关键要看人工成本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关系。从表1中可以发现，自1985年以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逐年提高的，由1985年的8634.74元/人增长到2003年的94863.57元/人，增长了10.98倍。除了1990年由于的原因劳动生产率没有出现明显增长外，1991～2003年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特别是1998年，达到了45.75％的增长率，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稳定在10％～20％这个区间。
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工资的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1995年为界将工资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以前，工资增长率都是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而且超过的幅度比较大。自1996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开始高于工资增长率。当然这个超出的幅度在逐年减小。所以可以判定，在1995年之前，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工资的增长速度，所以，此时的工资增长会减少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减少对外资的吸引力。但1995年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企业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不升反降，这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三)相对劳动成本呈现下降趋势，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强国，也比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为了将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和其他国家的相比较，我们必须将两国货币的价值比加以考虑。考察单位产值劳动成本的汇率折算值，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每创造一单位产值平均需要劳动成本0.17。在1989～1997年间，单位产值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由1989年的0.17上升到1994年的0.22。此后，单位产值劳动力成本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1998年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自2002年来，都保持在0.13，在2005年只有0.11。
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单位产值劳动成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德国、韩国的劳动成本达到0.66、0.62，是中国的5倍左右。美国的劳动成本是0.4，日本是0.45，约是中国的4倍；而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也达到0.36、0.39、0.33，约为中国的3倍；泰国0.23，约为中国的2倍；只有印度和中国相当，为0.15。由此可以证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也比亚洲发展中国家低。
二、过于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存在的问题
虽然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制造业目前最大的竞争优势，但是，过度依赖这个优势，已经给经济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首先，使得贸易环境越来越恶劣，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各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巨大的贸易顺差使世界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巨大的压力，造成国民福利外流。
其次，从长期看，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同时劳动者所得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扭曲和畸形化，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分配。
再次，企业过度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利润，可能失去加大科研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企业应该从学习和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使质量与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论
应该看到，低劳动成本依然会在很长时间里给中国带来劳动力比较优势，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从长期看，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怎样使经济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靠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第一，加大教育的投资。中国目前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关键在于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为了使中国的劳动力能够支撑起下一个阶段的工业发展，仅基础教育不够，需要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增加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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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在东部沿海地区首次出现“民工荒”现象初露劳动力短缺端倪，其后，多地出现招工难的情况，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就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缺口有扩大的动向。蔡P（2005）就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作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在将来会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困扰。根据中国采购与物流联合会的制造业PMI中从业人员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2012年5月连续13个月持续低迷，充分显现了制造业就业的不景气。本文就中国制造业就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特征进行分析，以期详述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内部结构特征，为制造业合理配置劳动力要素提供依据。
1 制造业就业总量分析
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80年～1990年，大体经历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代；从1990年～2000年，基本停滞甚至有所下降；2000年以后，又开始缓慢增长。2000年～2011年，我国总就业人数从72 085万缓慢增长至76 420万，年均增长约0.53%；而制造业就业人数从8 043万增长至11 684万，年均增长3.5%，远高于总就业人数的增长；更多就业流向制造业，说明制造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我国就业人数的自然增长速度难以满足制造业的需要，为保证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其劳动力需求。
2 就业分布分析
2.1 就业分行业分布
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制造业包括食品制造业等在内的30个细分行业。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从业人数达到8 053万人，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这五个行业的从业人数最多，占制造业行业的39%，这些行业均为资金和技术双重密集型的行业；相对的，其他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如橡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等，此类行业的就业总和占制造业就业总量的60%左右。
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从业人数从1998年到2011年增加了1倍多，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平均从业人员增幅最大，达到512%；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相关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平均从业人员增幅超过200%；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幅低于50%；烟草制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34%。
2.2 就业分地区分布
制造业就业在我国区域分布中也呈现巨大差异。在2008年～2011年间，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采掘、原料工业则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人数约占制造业总体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中部地区制造业就业人数约在15%左右，但增幅超过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制造业就业人数少，且呈现下降趋势。
就业人数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2011年底，该省份制造业就业总量均已超过600万人，江苏省达到1 233万人，浙江达到1 068万人，单省超过西部11个省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总和，其他各省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远远落后，制造业从业人数仅有2.5万人左右。2008年～2011年间，重庆、湖南、天津和湖北的制造业就业增幅较大，重庆第一，其就业增幅达42.9%，其他三省增幅也均超过35%；黑龙江、山西、河北、陕西四省制造业就业呈现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10.4%、2.6%、1.9%和0.1%。
2.3 就业分学历分布
2011年，我国全部行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没有上过学的员工分别占2.0%和0.5%，受过初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19.6%和10.6%，受过中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65.4%和77.4%，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12.9%和11.5%。城镇单位中，全部行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没有上过学的员工分别占0.8%和0.4%，受过初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9.9%和7.8%，受过中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64.2%和74.3%，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分别占25.2%和17.6%。而根据2005-201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我国制造业从业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5%～80%之间，小学学历的从业者比例从2004年的14.3%下降到2011年的10.6%，降幅达到25.9%，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的从业者所占比例从2004年的6.8%上升到2011年的11.3%，增幅达到39.8%。也就是说，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目前更多集中于中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者逐渐增加。
3 劳动力短缺特征分析
根据2004～2013年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0多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求职人数一直大于需求人数；201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求职人数开始小于需求人数，出现“供不应求”的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我国劳动力短缺实际上要比监测到的更为严峻，而用工量巨大的制造业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构性短缺。
3.1 区域性结构短缺
从区域角度来看，最早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是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的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2009年初开始，东部劳动力市场监测到的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缺口开始增大，求人倍率开始上升，直至2010年底，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监测到的状况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求人倍率大于0，此时劳动力短缺的区域分布特征可以概括为：东部短缺、中西部过剩。但随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加快，自东向西的产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增速放快，短缺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蔓延，2010年底后，我国全国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出现全面短缺，并且走势趋于严重，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特征成为全国范围短缺，局部地区短缺严重。
而与此对应的情况对应的是，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长率分别为2.0%、8.1%和9.6%，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长率分别为3.7%、4.0%和4.1%，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仍然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本地务工农民工所占比重在下降，中部和西部本地务工农民工分别在增加。全国2011年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比例比2010年下降3.2%，2012年比2011年下降0.3%，达到46.8%，也就是说，传统的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正向用工大省转变。
3.2 学历性结构短缺
如前分析，我国制造业从业者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比例超过75%。其中，中小学学历的从业者所占比例下降，但降幅低于全国全行业中从业者小学学历的比重降幅，中大专及本科学历从业占比例增加，但是增幅远远低于我国全行业从业者大专及本科学历的比重增幅，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学历需求重点集中在小学到高中这一层次。而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职高、技校、中专）的劳动者供给小于需求，从2008年以来两类求职者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而大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都低于1，呈现出明显的劳动力过剩。
另外，根据社保部的农民工监测报告，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从事制造业的占35.7%，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达到44.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例在逐年降低，2011年比2008年降低了1.2个百分点。目前，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1%左右。并且，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丧失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3/4的新农民工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注重个人的职业发展，更愿意选择较为轻松的职业，更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提高，不愿从事就业质量相对不高的行业。如低端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往往是这些行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更为迫切。
3.3 技能性结构短缺
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12年的《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的通知》中对职业技能进行了划分，从而更好管理我国劳动力队伍的技能结构。2004年至今，制造业行业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均存在短缺，各技术等级技术人员的需求供给比率高达1.45，明显高于劳动力市场整体水平，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突出。从2004年～2013年间，劳动力需求增幅较大的是中级技能、高级技能和技师劳工，而劳动力供给增幅较大的是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和高级技能劳工。2004年我国劳动力整体是供给大于需求，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劳动力比率达到53%，到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劳动力比率下降到44.3%，整体劳动力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因而各种职业技能等级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仍旧较大。
4 结 语
通过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分布和短缺状况的描述分析，可以知道，我国制造业的从业者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制造业就业结构性短缺问题凸显，主要体现在：50%制造业就业集中在沿海，但中部的增幅最大，劳动力短缺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并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短缺；60%的从业者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凸显；我国制造业对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需求更为迫切，但在制造业从事工作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降；对初级技能的劳动力需求比例最大，但劳动力市场上近一半的劳动者无职业技能资格，远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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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2003—2010年间，工业从业人数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占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03年为42.1％，2010年下降到40％，下降了2.1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03年为57.9％，2010年上升到60％，上升了2.1个百分点。从年平均增长速度看，各行业之间的差别较大。
一是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从业人数增速较快。2004—2010年间，通信及电子设备、电子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6％、12.49％、9.1％和8.65％，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8％）7.96、4.44、1.06、0.61个百分点。
二是具有高能耗特点的原料工业增速低于平均水平。2004—2010年间，金属及非金属制品、石油炼焦、化学、黑色金属四个行业分别增长6.63％、6.41％、6.19％和4.39％，低于全行业平均增速1.41、1.63、1.85和3.65个百分点。但是，有色金属行业保持较高增速，增长8.74％，高于全行业增速0.7个百分点。
三是轻工业增长呈现分化特点。2004—2010年间，纺织服装业增长5.32％，低于全行业平均增速2.72个百分点，但食品饮料、木材造纸两个行业均增长8.51％，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0.47个百分点。
2010年与2003年比较，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占制造业从业人数比重上升。电气机械、通信及电子设备、通用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4个行业分别提高了1.77、3.61、0.4、0.45个百分点。4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比重从27.42％提高到33.66％。
具有高能耗特点的原料工业的比重下降。黑色金属、石油炼焦、化学、金属及非金属制品4个行业分别下降了1.12、0.12、0.73、1.02个百分点，但有色金属业的比重提高了0.1个百分点。上述5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比重从26.64％下降到23.65％。
轻工业的比重变化呈现分化态势。纺织服装业的比重下降了3.2个百分点，但食品饮料、木材造纸两个行业分别上升了0.25、0.18个百分点。3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比重从33.33％下降到31.44％。
总体上看，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的从业人数比重上升，具有高能耗特点的原料工业以及轻工业的比重下降。
（二）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增幅大于平均水平
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
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在全国部分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收集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信息表明，2002年以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技术、技能劳动者需求增速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技术、技能劳动者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总体上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如2011年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达到了1.88、1.76和2.29。然而，劳动者整体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现象。
（三）制造业对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旺盛
篇6
一、慢性病致病因素分析
“慢性病”指不构成传染、具有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态损害的一种疾病的总称。慢性病在症状和渐变性上的特点不是十分明显，一旦防治不当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生命危害。
1.环境因素
环境主要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方面。自然环境包含的自然界中的空气、水分等物质系统以及影响人类健康的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等 。社会环境包括人口、经济水平和生活工作环境等。人口的过快增长和过多的人口数量加重环境污染和破坏，从而影响人类的健康。职业压力过大或者承受的压力时间过长会造成慢性职业病。
2.生活方式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着人体的机能，吸烟、不运动、饮食不健康、有害饮酒、精神压力增大等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导致慢性病的发生。
3.生物遗传因素
生物遗传因素对很多疾病的分布、发生和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这样就导致者它对人类的健康危害也是直接的。
4.卫生服务
卫生服务主要包括社会卫生服务和医疗、预防、康复、保健等机构的分配及利用，还包含医疗卫生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在预防和减少慢性病的有效措施中完善卫生服务的是非常重要的。
二、慢性病对中国劳动力的影响分析
1.心理社会影响
慢性病对人的心理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观感觉异常、心境不佳、多疑神经过敏等方面，患病后会感到紧张和焦虑，久而久之就会削弱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机体免疫力的降低，进而影响病人的康复。病人及其周围的人们对疾病的不同理解也影响病人的行为和功能。
2.身体影响
慢性病造成身体的损害及病人行为和情感方面的异常。在人体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骨骼系统等方面均有体现。身体各系统一旦因为慢性病的出现而遭到侵袭，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程度的损害。
3.经济影响
经济影响包括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直接经济负担指为了获得卫生服务机会上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在购买卫生服务上所产生的费用。间接经济负担是因发病或者失能等原因导致缺勤，减少了工作时间而造成的损失。无形经济负担包括精神上的忧虑与悲哀、由于社会隔离所带来的生活不便，以及因疾病而引起的经济层面的生活质量的下降。
三、预防与减少慢性病及其负面影响的对策
1.疾病的三级预防
第一级预防主要是针对的是会引发病因的危险因素并对其采取相关的措施。作为初级预防，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和自我保健两个方面。第二级预防主要是采取相应的措施在疾病发生的前期对其进行防空或者延缓其发病的时间。医院可以特别设立相关的门诊部门对患者进行定期的检查，对正在恢复当中的患者进行及时地跟踪，观察和了解其病情的发展状况。第三级预防侧重的是对病情的治疗，预防病情进一步严重，并且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对于严重的患者要及时地与其进行心理沟通，在康复治疗的过程中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让患者尽快地恢复健康状态。
2.改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可以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增强自身的身体健康。在生活中想要减少慢性病发生，就要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四个角度出发。饮食是第一大关，在生活中要想保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营养搭配的均衡度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运动，一个良好的运动计划可以有效的发挥其对身体产生的契合度。再次就是做好戒烟和戒酒的工作，给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才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表现。最后就是要做到心理平衡，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
3.加强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最重视健康知识的传授，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改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全球实现卫生保健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通过健康教育来降低国家在医药费用上的开支，且达到了明显的效果。此外，健康教育在降低吸烟率、控制高血压以及减少恶性肿瘤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4.完善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目前我国的医疗预防保健网在城乡中已经遍布，其在防治疾病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上所发挥的价值与意义十分显著。慢性病在防治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一级预防都与三级网存在密切的联系，充分的发挥其在干预措施、基线调查和健康教育中的实施力度，将三级网在信息管理、康复治疗等多方面的作用得到发挥。
可见，慢性病对中国劳动力的影响有心理的，身体的和疾病经济负担三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同程度上阻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健康知识普及、生活方式指导等措施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劳动力的身心健康，全面提高个人的身体素质，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保障与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丁冬等.吉林省居民体力活动与慢性病的关系[J].中国卫生工程学，2008，（4）：238-239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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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劳动分占制度的形成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化解
(一)劳动分占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按劳分配是在农村集体化经济制度被确立之后的内部分配，目前见诸文字的研究，很少深入到集体内部分配机制。就笔者对农村生产队的了解，农村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内部分配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平均分配，也不是纯粹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生产队集体产出的物品，凡是作为家庭生活保障品的(主要是粮食)，一般采用按人头与劳动工分综合平衡分配的办法予以分配；作为福利品的实物(如生产队种的莲藕、生产队宰杀的猪牛等)，一般按人头平均分配。但这并非终极分配，年终生产队要按当年总收入、总支出、实物分配情况以及劳动工分量分户结算。以户工分量计算劳动收入量，以户获得实物分配量计算户消费量，用户劳动力应得的劳动工分收入量减去户消费量，按此计算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生产队集体分配。例如：张三户和王五户同在一个生产队集体。张三户劳动力4人，非劳动力2人，1972年劳动总量是2000个工分日，每个工分日价值是0．5元，劳动工分收入为1 000元；获得实物分配量为650元。那么，张三户1972年实际获得的分配是实物650元，现金350元。王五户劳动力2人，非劳动力5人，1972年劳动总量是800个工分日，劳动工分收入为400元；获得实物分配量为530元。那么，王五户1972年实际获得的分配是实物530元，现金一1 30元。
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队的分配并非实物平均分配，而是实物结合劳动工分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农村集体按劳分配。在这种分配办法里，集体内部人口基本消费粮和劳动力消费粮同时予以考虑，把基本生活保障和按劳动取酬结合起来了，其中按劳取酬似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但是，这样的分配方法却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集体内部的劳动分占。由于农村生产队中的生产所创造的收益局限在极其有限的产品上，而这些产品的价值又被以极其不合理的定价给贬得相当的低，使农村集体中实际创造的价值没有能够真实有效地体现，这种情况下的按劳取酬实际上就失去了应有的公平性。
我们把农村集体内部的分配情况再进行细分，很容易就会看到这种劳动分占在现实中的不合理。假定一个生产队人均口粮稻谷为200公斤，其他实物分配人均价值20元，劳动力工分粮为每100个工分5公斤，国家定价稻谷1 0元／50公斤(大集体时国家收购稻谷50公斤不足10元，为方便计算以整数计)。该生产队每年平均每个劳动力6000个工分，当年工分值为20个工分0．6元。在同一个生产队有两户人家，人口都是6人，甲户劳动力4人，乙户劳动力2人，非劳动力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甲户人少劳动力多，没有家务羁绊，出勤率为100％，甲户当年劳动力总工分为24000分；乙户人多劳动力少，有家务羁绊，出勤率为80％，乙户当年劳动力总工分为9600分。甲、乙两户当年获得分配情况是：甲户工分收／2720元，实物分配口粮1200公斤、折240元，工分粮1 200公斤、折240元，其他实物分配总计120元，获得实物600元，应得分红120元；乙户工分收入288元，实物分配口粮1200公斤、折240元，工分粮480公斤、折96元，其他实物分配总计120元，获得实物456元，超支168元。
依据上述甲、乙两户分配情况，甲户当年实际获得2400公斤粮食，人均400公斤，除了够吃，还有剩余；同时还获得120元现金分红。乙户当年实际获得粮食1680公斤，人均280公斤，其中4人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粮食有点紧张；同时还要向生产队支付168元超支款。
由此可见，当年农村集体中表面看似公平的多劳多得，实际上是一种不讲劳动效率的多劳动力就多得的劳动分占。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生产队是平均分配就效率低下，这是一种笼统的看法，不了解当时农村生产队分配的精细过程。
(二)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化解
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非常有效的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已经接近8亿，农村劳动力人数突破4亿[1]。按一些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实际仅需1．5亿劳动力就足够了。说明当时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就已经是数以亿计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因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而出现社会稳定受破坏的问题。稍做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当时拥有近500万个农村集体，还有数量可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比农村集体更大的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当时中国拥有如此数量巨大的农业集体单位，按平均每个可以容纳50名劳动力就业计算，就可以解决总数超过2．5亿的劳动力就业。这就是农村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
就业问题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政府也无须重视的原因。
篇9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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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大学者围绕农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国际上流行的定量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中国农产品(尤其是大宗粮食产品)在成本和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或比较优势，提供了重要和详尽的数据以及定量化的结论。但这些定量分析多是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在肯定其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毫无疑问.农产品的相关指标是衡量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深层次的因素。因为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经营的整个过程.最终才表现于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深人地分析我国农业竞争力现状才能进一步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一、从劳动二重性看中国农产品竞争力
“商品中包括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疑是研究商品价值源泉、实体、创造.研究价值量决定的规律。从劳动二重性创造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两个方面同样适用于对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这一特定商品的竞争力的分析
（一)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看农产品质量的竞争力
“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在农产品市场上，这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质量的差别。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各国以《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为依据制定市场准人标准，对进口食品药残、污染等检测指标的限制十分严格。由于我国农作物施用化肥、农药过多.农产品的化学品含量和农药残留物过高.导致无法达到某些国家制定的市场准人标准，被限制了出口量。例如，我国苹果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且价格低廉.但我国苹果年出口量却很小。主要原因是苹果质量差，含糖量低，果实农药残留超标等。因此“质的差别”决定一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的基础。如果农产品质量无法达到进口国的市场准人标准，即使价格再便宜，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也不具有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应当首先注意的问题。
(二)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看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川而“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马克思揭示出价值规律的这一本质要求，决定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占领市场，就必须努力降低个别劳动消耗。当市场的涵义拓展到国际市场时，所谓的个别劳动消耗就表现为各国国内生产该农产品所需的国别劳动消耗。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竞争力就体现在各国生产某农产品的个别消耗的差异上。以禽畜产品为例，我国的该类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图。其原因可解释为，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我国凭借劳动力价格的优势使个别劳动消耗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因此从劳动二重性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角度出发，在满足农产品使用价值的条件下，降低我国农业生产的在劳动力、资金、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个别消耗，是提高我国的农产品竞争力的出发点。
二、从资本有机构成看中国农业竞争力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由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所占比例不同形成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别.是劳动二重性的体现。将资本区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问题的钥匙”，而一国农业资本对该国的农业竞争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资本有机构成分析一国农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资本有机构成决定因素看农业竞争力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技术构成”。资本技术构成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决定因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门通俗地说.通过提升生产资料在资本技术构成中的比重可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其丰裕程度更直接的影响一国农业竞争力。我国虽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如按人均土地面积计算.却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匾乏的国家。生产资料中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与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居于劣势。另外.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还需要科技的不断投人，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应是政府。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农业科研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会产生外部性，导致市场配置失灵，市场无法达到农业科研投资的最佳均衡点;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主体—农民对采用新技术而增加物质投人的能力有限传统习惯和俱怕风险的心理限制了科技投人的积极性。
这些因素导致了大多数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于总的科技(包括农业与非农业)投资强度如英国总科技政府投资强度1995年为2. 05.而农业科技政府投资强度则为2. 29%。但中国同期的总科技政府投资强度为0. 6 % ，而农业科技政府投资强度仅为0. 2 plc，后者为前者的1/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自然资源与科技投人等生产资料在资本技术构成中的比重低于世界水平.故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我国大宗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小麦、玉米、大米等)比国际同类产品价格高，缺乏竞争力。
(二)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条件看农业竞争力
“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川，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资本积累与积聚为前提条件，并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二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人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本质上能够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二者有明显区别.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积极意义。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一个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需要资本的大量积累。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资本支持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农业上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例如在农业比重仅占GDP 20的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业的补贴均在上千亿美元，在由巧个国家组成的扩大前的欧盟，用于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费用高达其总预算的50%以上_而我国由于财力不足，对农业的支持与补贴甚少，以1996一1998年为例，平均仅为1 514. 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不但如此.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我国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剪刀差等渠道大量外流。因此.从农业的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制约了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马克思还认为“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对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由此可知资本集中也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有效途径之一。
资本集中程度提高后的直接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远高于我国，如美国农民经营规模每户200 hm，欧盟平均规模20 h耐以上，而我国平均规模仅0. 5 hm。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导致我国农户在生产上，单位产品活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在销售上，自产自销式农产品交易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而且在市场中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取得应有利益。因此，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农业的资本集中程度偏低，阻碍了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三、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原因可归纳为农产品质量偏低、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价格偏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等。加人WTO以后，中国农业受到的冲击更大，提升农业竞争力显得更为迫在眉睫。从以上分析的几个视角可归纳出当前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几个途径。
1.规范我国农产品市场，建立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质的差别”。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绿色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各国对进口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苛刻，这就需要我国建立系统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规范农业生产、产品贸易和加工流通。在生产过程中扩大农业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优质率，加强质量监控，降低农产品的化学品含量和农药残留物;在销售过程中，尽快建立和修订国家农业技术标准和农业产品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认证和监测体系，打破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中的“绿色壁垒”，避免损失。
篇11
上世纪90年代中期，A公司引进了模块化生产系统，但是在10年后，选择转向精益生产模式（简称LP，起源于日本丰田准时化生产方式）。为了转型，公司加强了员工培训，所有工人受到25天（每天9小时）的在职培训，以及工作车间预防性维护的10小时业余时间的培训。公司人力资源部配合流程工程师组织本次培训，为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在转型过程中公司支付员工全额工资和福利。但是，适应新生产模式需要时间，在刚开始转向单元生产模式时，传统模式下具备100%生产能力的工人仅能达到50%的生产水平，而生产量决定了工人的工资，为了让工人能安心去适应新的模式，A公司不仅保证转型过程中员工生产福利的81%，而且采用了物质奖励方式。譬如，在培训结束时，管理者组织结业联欢，每个员工将获得一件Tshirt和一块蛋糕作为奖品。每当特定工作单元完成生产量的100%时，该单元所有员工将获得奖励，照片也将被展示在公司中。
人力资源管理者表明，从模式化生产转向精益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公司将两条生产线转型成三个单元，三个单元的生产量达到2700件Tshirt，而原始的两条生产线的产量为2400件。此外，产品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据A公司反映，精益生产让次品率下降了40%。质量和产量对于A公司而言同等重要，因此，管理层的监督和员工的自我监督同等重要。管理人员称，工人每加工5件成衣就得检查一遍质量，质量控制也是其工作的基本之一并落实到工作评估中。
由此可见，这种转型不仅增加了产量、产品质量和工资，也培训了具有较高设备操作水平的员工。换言之，A公司提高了生产水平，加强了竞争力。
与A公司不同，B公司没有转型精益化生产，而是投入大量资金在生产线系统上。模式化是增加效率、减少成本、大批量定制的方式之一。每一种成衣式样都要求特定的机械和流水线生产流程安排。A公司的设备摆放更灵活，当工人需要完成另一操作时“人动机不动”。单元化生产更适用于款式多和小批量的生产加工。B公司对工人的监督和管理严格。生产计划直接由管理者决定，工人没有机会参与。尽管B公司可以大批量加工产品，日产量却低于A公司。因为A公司的精益生产模式需要对生产流程做更详细的规划，以保证零库存，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的核心，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
劳动者合理定位概念
提高劳动力水平已成为一种新的工作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仅促进了工作车间安全建设，也增加了厂商在劳动力保护法下的竞争实力。在A公司，员工们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每天的工作时间合法，公司致力于合理地安排订单数量以及执行工作计划。在B公司，雇员工作时间长，报酬低，工作灵活性低。通过比较以上两个公司的生产水平，我们发现，工作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分歧关键在于工作环境和劳动力水平。虽然组织和监管行为可以影响供应商的生产水平，但是合理地计划生产、改善工作组织的形式提高质量和效率是更明智地选择，劳动力水平的提高才是供应商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键。
半个世纪前，管理学作家Douglas McGregor指出，公司如何组织工作以及管理员工的策略取决于管理者如何定位员工。生产线的工人可以被看作需要控制的成本、公司发展的推动力量、被监督引导的团体、公司效益的缔造者。在工作组织和生产行为方式上，两个公司截然不同。A公司投入管理于工人培训中，使其工作积极性提高，并且能自主合理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我们希望这里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是重要的一份子。”A公司相关人员说道。在另一家B公司，工人是被控制的“输入资源”、需要消减的“成本”。当被问及，不继续这样低劳动成本行为公司会怎样时，相关人员答道，“那我们就得搬回亚洲。”
生产跟踪和技术支持
除了对雇员的定义不同之外，两家厂商的管理层关系网络的建立也大相径庭，尤其表现在供应商和NIKE地方总部的联系。A公司与NIKE地方总部建立了合作公开的关系，NIKE地方总部的管理者每月一次定期参观A公司，A公司的领导者也会频繁拜访位于墨西哥城的地方总部。NIKE的地方管理人员和A公司在采访中表示，他们业余生活经常共享晚餐或打高尔夫球，他们频繁的交流增进了彼此在生产管理上的信任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效率。每当工作车间相关问题产生时，NIKE的技术专家和A公司的管理者能够迅速地找到补救的途径。总部不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技术支持，在A公司转型时也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他们是共同改进生产能力的亲密的合作伙伴。
B公司与地方总部的联系程式化并有距离感。相对于A公司，B公司可能由于离墨西哥城较远，与地方总部的来往较少，主要通过邮件或电话交流。NIKE拥有很多“策略伙伴”以及未来长期的合作者，一些在鞋业上与品牌共同研发，另一部分在服装上为NIKE提供原料或成衣。作为NIKE策略伙伴之一，B公司也希望与总部建立信任、透明的关系。但仍未实现。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B公司视NIKE为必须满足其要求的买家。NIKE管理人员认为B公司是技术合格的供应商，但并不认为其与品牌有紧密的关系。很多品牌强调管理监督模式：排除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或不合理的雇佣条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生产能力；然而，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得出全新的模型：品牌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更完善的技术以及组织支持，以解决生产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
篇12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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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篇13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