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通货膨胀中国经济论文

一、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较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具体定义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推动的作用下，仅仅是由于市场结构因素造成的普遍价格的上升变化。分析来看，社会各部门生产效率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和外部的经济联系不同，可是现代经济结构要想使生产要素从落后的部门向先进的部门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落后的部门会要求与先进的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方面达到同一程度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一)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地掌握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三)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竞争能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较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通货膨胀对国内居民的影响

首先，对于固定的工资收入持有者来说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失。对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阶层来说，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人等，他们的收入属于弹性很小的固定资金额，普遍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尽管实际收入通过名义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导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质量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不利，伴随物价水平上涨，居民存入银行的资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原本拥有的资金按照相反的利率来计算，使民众所持有的资金受到严重的打击。，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在前期内可以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但是只要当通货膨胀继续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就会大大的降低积极性，企业不愿意多提供产品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下降，这就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

三、应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为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切入点着手，一方面适当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控制总需求，二者均要重视。若单方面控制总需求而忽略了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将阻碍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处于低速阶段，最终使努力付诸东流。但仅增加总供给而不控制总需求又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调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有效供给，降低成本，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四、结论

在世界经济相互融合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断飞速前进，但同时也显露出各种矛盾与结构化问题，通过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当前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的办法这些角度来阐释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对通货膨胀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处理好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向不好的方向发展。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应对通货膨胀，应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完善社保、养老制度，加强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人，调整收人分配制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降低一定的风险，减少财力的损失。

作者：饶龙先魏枫单位：哈尔滨金融学院

中国经济论文: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

1数据来源以及处理方法

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是年鉴资料(1992～2006)、公报资料(1991～2005)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91～2005)。依据以上数据源，整合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8种影响，即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风雹、低温冻害、病虫害和火灾对农林牧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直接影响。其中的小部分资料为量化非经济指标，参考了1991年以来《中国物价年鉴》的统计价格，先将直接从数据源中获得的量化非经济指标转化为与该时期价格相匹配的量化经济价值指标，然后将量化的经济指标与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的经济指标按照以上的分类计算得到各种影响的经济损失，8种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和即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响应评估值。

2结果分析

2．1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1～2005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2～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214亿～1159亿元之间，经济损失的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低温冻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4亿～90亿元、8亿～74亿元，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1991～2000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4～2003年台风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经济损失为3亿～58亿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气候变暖尤为明显。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1991～2005年干旱、病虫害、风暴和低温冻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呈现上升趋势，洪涝和台风的损失上升不明显。在未来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未来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亦将增加。农业生产将更加不稳定，产量波动增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农业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2．2中国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991～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23亿～2551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1995～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亿～90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亿～30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3年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33亿～8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6～2002年草地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亿～3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亿～138亿元之间;1991～2005年低温冻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亿～180亿元之间;1991～2003年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17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6～2002年草地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0．06亿～1．2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1～2005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于当年GDP的1．08%～5．70%，比重呈下降趋势。GDP年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变化率呈上升趋势。在GDP增长过程中，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损失显著抑制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论和讨论

3．1结论以国家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1991～2005年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为5．70%～1．31%，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干旱、农作物病虫害、草地病虫害、风暴潮、森林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洪涝灾害和台风上升趋势不明显;森林病虫害和草地火灾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一直稳定在相当于GDP1．08%～2．05%的水平，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2讨论

据《中国灾情报告》统计，我国每年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80年代平均每年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约1190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建国近5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

我国GDP连续多年保持8%的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在逐年上升。1989～1996年，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在3%～6%之间，平均为3．9%。所不同的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赤潮、人为诱导的地质灾害和火灾等。1991～2005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31%～5．70%，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2003～2005年GDP保持13．96%、16．99%和33．55%高增长率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经济损失一直维持在GDP1．08%～2．05%的水平上，直接经济损失对我国GDP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减弱。我国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不止上述8种，还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3．2mm•a－1，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西藏冻土层减薄，较大可达4～5m，四川、青海和甘南草原产草量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季物候期提前2～4d，海南和广西还发现珊瑚白化现象，六大江河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祁连山山地森林面积减少16．5%，林带上升400m，覆盖度减少10%，西南地区、三江平原和青海的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气候变化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病例增加。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缓变性影响尚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开展研究，若不采取应对和缓减措施，其中一些影响将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毁坏，功能的衰退或丧失造成的潜在价值损失可能也远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主要造林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河流的径流量下降，平均年降水量偏少，以及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的开花期提前，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仍面临适应能力有限的问题，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危险，缓变性的经济影响随气候变化的加剧继续加重。未来加强研究其经济影响对认识、正确看待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评价难度也远大于直接突变性经济影响，需要各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从我国15年来GDP的增长率与气候变化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GDP增长率逐渐下降，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增长率逐渐上升。随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性措施的实施，以及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经济损失增长率应该会有所下降。但是，目前灾害直接损失没有统计毁坏设施的灾后重建和修复费用，还有一些没有从经济的角度量化到已有的直接影响。因此，对直接经济影响的评估值可能比其真实值要小得多，实际经济损失值增长可能会更快。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害评估方法的改进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灾害影响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前期的直接经济损失缩微化的程度可能比后期要大得多。过去的十几年中，一直致力于探索统一的灾情损失评估指标体系和完善的评估技术规程，以提高灾情损失结果的可信度和可比性，以便更反映灾害的实际损失状况。可是由于评估内容复杂而且繁琐，加上还需统计因灾毁坏设施的修复和重建费用，更增加了估算损失的难度，以致到目前为止仍是灾害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而棘手的问题。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评估结果与实际损失越来越接近，但灾害发生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极其复杂，影响广泛，亟待构建更科学完善的评估系统来提高气候变化造成损失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作者：侯燕捷单位：台安县林业局

中国经济论文:韩流影响下的中国经济论文

一、韩流在中国的发展

并且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收视成绩。除电视媒体之外，计算机网络也成为了人们的接触韩国电视剧的一个主要平台，在最近几年人气比较高的《妻子的诱惑》等影视作品也成为了韩剧发展的新亮点。韩流在我国的发展除了电视剧以外，偶像人气组合和搞笑的娱乐节目也同样吸引大量中国观众的目光。在2000年的时候，韩国当红的人气组合东方神起在中国北京首次举办专场演唱会，各方媒体对其进行大肆的宣传及报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偶像效应，从此韩流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及生活中，并且成为的年轻人十分关注以及效仿的对象，在此之后还有许多韩国人气组合也频繁的来到中国大陆。另外韩国的娱乐节目，例如《情书》《家族诞生》《Runningman》等也在网络上爆红，并且收视率高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韩剧带动了韩流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韩国的经济。韩国的文化不仅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美学魅力还具有具有新颖的创造力。韩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越走越远，与文化的创造力还是分不开的，尤其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韩流文化给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就是利用好自己的发展优势，较大限度地为其提升创造力。

二、中国经济产业的发展举措

(一)以媒体行业带动中国经济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逐渐的采用植入式市场营销策略，其实韩国经济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依靠了这种方式的营销策略，但是不一样的是，韩国是将这种市场营销策略用在了文化产业上，并且以电影电视、音乐、娱乐节目为代表，带动了服装，电子，动漫等产业的发展。在韩国电视剧《宫》中，女主角精巧的服装搭配，再加上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效仿对象，还提高了电视剧的收视率，带动了韩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海外的大量影迷也被剧中被丰富多彩韩国服饰所打动，使得韩国服饰开始风靡全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韩流的影响范围就已经扩大到了包括服装，电子产品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在我们中国也可以通过这种植入式市场营销策略，将以中国功夫为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中融入更多中国本土文化，使之具有更加浓郁中国色彩，也可以将陶瓷、凤凰、龙等元素等融入到电影中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并且具有强列识别度，以带动我国经济产业的发展。

(二)创立特有的品牌价值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是较大的出口国之一，在世界品牌中，具有百分之七十品牌是在中国挂牌生产的。然而，即使中国拥有这么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但是却仍然欠缺创造以及创新能力，造成这一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品牌重要性的忽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世界品牌正式进入了我国，而中国的服装饰品销售商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还在价格上继续做文章，企图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并且利用价格上的优势来争取更多的消费者。这种现象的发生导致中国的营销商根本没有意识到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高端服装品牌的重要性，并且中端服装品牌也并没有能够平稳的立足于服装产业中。韩国作为亚洲时尚界的后起之秀，为了确保自己的韩流位置不受到任何威胁，一直在遵循着消费至上的发展原则，并且这种消费理念已经在韩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了现如今一种有效的营销策略。韩国营销上对于消费者心理状态的把握要比中国强的多，并且发展趋势的敏感度也比较高，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随着经济产业的不断扩大，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产品价格的要求已经逐渐转变成为了对于产品个性化的要求。所以韩国服装业从低廉价格中脱颖而出，逐渐转变成为了注重品牌一项经济产业，以满足顾客的个性化作为发展的目标，使得韩国的品牌开始对服装面料具有更多的要求。在这种运营模式的背景下，有许多韩国品牌已经成功的进入了国际市场中。

三、对我国经济产业的影响

在韩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中，首先用电视传媒来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策略，韩国政府并且相继采取了一切有关韩流向外扩张发展举措。一方面，韩国政府自行进行内部管理以及内部政策指导。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外交活动，希望在其他国家推动本国电视文化产业的出口，并且向世界人民推荐大韩民族的生活、经济等一些内容。经过统计表明，独特的文化不仅能够拥有占领其他国家人民心灵的作用，还能够使人们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或是受到流行时尚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蕴含着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的。韩流对中国的影响不只是局限在文化产业，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韩国的经济发展，使韩国的经济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当前在中国，中国的产品已经开始向全世界流通，但是普遍都存在着低价出售的现象。对于任何改变中国的产品形象在目前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问题。要想发展中国的经济产业，在这一点上应该向韩国学习，先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将文化作为载体，例如用电视剧来对我们国家的形象进行刻画，使我国的电视剧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产品的价值。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商业媒体市场就己经形成，并且有四十多家具有实力的跨国传媒公司占据了整个世界传媒业，在世界媒体业具有的主导作用。这些具有实力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在当时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全球范围内的传媒业都进行了垄断，并也成为了我国的电视媒体行业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另一方面，我国人们的视觉经济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而不断的进行深化。尤其是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大队经济产业迅速的与国际市场相接轨。例如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的电视节目己经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矾、休斯敦地区进行播出。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所属的华侨娱乐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中文电视台(CETV)在2002年的时候也在中国开始播出。这一现象表明，在国际传媒市场中，其一体化的特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并且呈现出了交叉发展的趋势。当前我国电视传媒的经济实力与国外相比还远远不足，甚至不能够相提并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电视传媒产业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并且电视传媒中的商业化功能以及电视传媒中的社会宣传职能还具有错位现象存在。我国政府在对传媒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薄弱的环节存在。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许多产业都具有很多片面追求一时利益而对长远的社会效益进行了忽视现象存在，进而使得我国的很多经济产业正在面临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在我国面对WTO时，也正是在面临着一项全新的经济挑战，所以只有加强经济产业的全新发展理念，才能够迅速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以及达到与国际经济市场接轨的目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产业是提高我国经济水平的一项必要条件，首先必须按照现代企业经济发展制度来建立与之相应的企业集团。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投资才能够发展起来的产业，单纯的只是依靠政府的投资是很难维持生计并且走的长远的。所以只有按照市场发展的计划来对现有的经济产业进行改造，加大力度完善多元化文化产业的资金投资模式，并且通过有效的融资方式来鼓励人们对文化产品进行投资，进而在资金上为经济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茶琴珠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中国经济论文:新常态创新中国经济论文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供给层面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趋势明显，我国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必将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张发挥重要作用。但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也会伴随阵痛。当前房地产业面临复杂局面，相关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诱因。这要求我们在制订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除考虑短期的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外，更多的要结合结构性的供给调控刺激政策，尤其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升段在促进经济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如通过收购兼并手段重组产能过剩产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和金融租赁等多种金融工具组合创新，化解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创造良好条件。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赖以支撑的正要素投入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长期形成的人口结构，为我国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一度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而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趋于减弱。与此同时，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确保粮食安全的共同需求，土地要素成本上升也属必然趋势。另外，我国经济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也倒逼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不可再生资源成本和价格波动也会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挑战。

二、创新引领焕发新活力

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唯有靠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来保持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立足当下，面向长远，以国家启动的“十三五”规划编制为契机，切实推进创新引领发展战略。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极大改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释放改革红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PPP（政府和市场协同，Public-Private-Parternership的字母缩写）投资模式的推广，在市场准入方面探索推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会逐步破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提升市场经济效率。通过技术创新不仅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甚至革命，为经济发展和增长带来新动力、注入新活力，而且会引发产业组织生态的新气象、新面貌。如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来的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等跨界融合发展可一扫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雾霾”，是经济呈现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浪潮。如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和大规模生产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而生物医药技术的突破也会对人的生命健康带来福音。而且我国以某些领域的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实现国际性的引领和跨越。如面对德国提出含有互联网因素的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由德国政府提出的高科技战略），清华大学专家提出进一步提出含有金融元素的工业4.5，笔者也倡导移动互联网（信息）、移动物联网（智能机器人）与移动能联网（持续能源）融合创新的M立方（M3）产业模式等。其实，从基础研究的角度看，存在物质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甚至生命科学交叉融合的潜在可能性。

清华大学专家最近在暗物质方面取得进展，中国科技大学专家发现暗物质与人体疾病的关联，存在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交叉创新的可能契机。因此，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的静态比较优势，必将逐步转化为中国创造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实现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重大历史转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创新含义非常丰富，还包括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格局谋划和战略创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融入的全球化进程，更多是在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和规则下的参与和适应，我国无疑是收益者，但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无疑也受到国际经济霸权尤其是货币金融和信息资源等的制约。面临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和文化大国，我国应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塑造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谋划国际经济合作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通过推进相关各国交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绿色与和平的方式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跨境合作转移，不仅会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提升并跨境转移过剩产能，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效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为构建更加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做出贡献。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下，国内的经济空间格局也必然会进一步优化，两岸四地的合作会更加紧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会面临新的契机，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也会带来区域经济增长新亮点。创新引领还包括国家治理理念和体系的更新，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良法善治，构建多元立体治理体系，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良好运行环境。在经济上逐步建立有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权力“正面清单模式”，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逐步推广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模式”，法无禁止则可为，并通过完善国有资本收益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等方式有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切实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福祉，面对经济增长新常态，构建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新心态。

作者：左传长

中国经济论文:发展模式转换下中国经济论文

1.转换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扩大工业生产力的手法，放弃了总动员体制，释放了为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社会活力，工业化的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营造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果敢地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遗余力。这些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然而在空前的经济发展期，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在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工业化社会机制一直延续，出现了真正富裕起来的群体和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龟裂。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在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民生和服务上来。发展目标的转变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今后中国能否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

1.1提高国民收入

为了提高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在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升高。为了谋求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

1.2培育消费心理

对未来的不安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人们倾向储蓄手头的资金，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准。高储蓄率造成了投资的无节制扩大，助长了经济过热。因此从扩大消费的观点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为此必须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1.3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一方面严重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应不足，甚至没有供应的领域，这种领域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扩大内需的潜力非常大。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垄断。特别是在垄断倾向较强的金融、运输、通讯、文化、传媒等领域，如果不打破垄断状态，不可能有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局面。因此各级政府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打破垄断，缓和管制，让服务业能够真正地回应旺盛的社会需求，甚至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潜在空间，是扩大内需的一大关键。

2.结语

总之，实现模式转换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抛弃增长中心主义的思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和实施新的政绩考核体系。

作者：张安利 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甘河广播电视站

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论文

一、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突出问题

1.依赖资源性投入，创新性产出不足

中国经济的创新性不足，主要是依赖资源性投入，可以说是砸锅卖铁，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一旦资源消耗光，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就会陷入发展、资源和环境的恶性循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产业特色，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只会造成污染、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随着资源的开采呈现波动性的曲线。

2.政府公债增长太快

中国2011年底中央政府国债为6.75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总计17.5万亿的政府公债，2011年度中国GDP为47.2万亿元，负债率为37.1%。［2］政府的公共债务最近几年增加比较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税收增加率较大，如果公共债务增加过快，今后经济发展处于平台期就缺乏相应的财政手段。中国60岁以上的居民已经超过10%，中国未富先老，所以公共债务应当控制合理的水平，为未来的经济调控留下一个空间。

3.能源和原材料风险

中国对石油的外部依存度已经超过50%，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发展风险，因为政局不稳定和不可抗力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石油，其他原材料的外部依存度也不可小视，例如：铜、铅、锌、铁矿石等，这些已经成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坎，不排除产生经济讹诈的可能。11.环境问题突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环境的恶化。中国已经是世界较大的碳排放国，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直接影响了气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对生态平衡产生了巨大效益。中国的水质污染、土壤、大气等污染也相对比较严重，这些直接影响了公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初衷。

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思路

1.推进产业升级

鉴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产业升级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素质进行更加有效的整合，实现劳动效率的提高，最终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产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粗放型经营模式，而是节约型发展道路。只有这个思路才能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碳排放量，实现绿色发展，最终实现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的提升的和谐。

2.调整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还没有可以借鉴的模板，是中国的自身创造，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经济政策的调整需要一个论证的过程。经济政策调整的及时个是中国的财政政策，我们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调整，可以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中国的老龄化和经济成熟期早作打算。其次，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创新政策机制，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的力度要足；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还不够，还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利用政策机制鼓励人们利用近期的科研成果，为节能减排和降低成本做好政策基石。第三，强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服务型领域，除了特殊的行业外，让很多垄断性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不要政府的干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3.合理安排产业布局

中国的产业布局就是一头沉，即东重西轻，这是中国的地形决定的，但是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员工流动成本的居高不下，所以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对降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优惠的政策是必须的，但是要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联系，不要大开发变成了大破坏、大毁灭，所以还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安排产业布局要和户籍的改革同步，因为户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牵制了人们迁移的流动性和随意性，但是合理安排产业布局要求我们也要合理安排人口的流动性，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就不要居住，这样既保护了环境，也使得人口分布和产业分布相一致。

4.建立生态经济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不好，沙漠、荒漠、青藏高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能够供人们生存居住的空间只有国土面积的50%左右。如果发展过程中毁坏了中国的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建立与环境友好的经济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和环境中有一个合理的平衡，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能源，节约用水，降低污染。使得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友好、协调。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前面所说的产业升级机制；其次，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鼓励企业采用生态经济模式。，进行舆论宣传，让生态经济成为人们的愿望和思路，使得生态经济成为一种制度经济模式。

5.经济增长趋于合理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一直有“保8”的习惯和传统，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普通人能够享受的究竟有多少？而且经济增长的过度功利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通货膨胀加剧、收入分配差异太大等社会矛盾，所以经济发展速度应当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要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现实，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对经济发展不要抱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不要拔苗助长，要让公民在经济发展中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让人们的就业率得到提升，让社会更加和谐。

6.制定扩大居民消费战略

中国公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的民族，但是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的比重太小，所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让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人不愿消费有历史传统，但是也有现实国情，因为人们对生活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要扩大居民消费，除了增加收入和减税之外，更重要的福利制度的健全，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加放心的消费。同时，我们要更加重视信用体系的建设，让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有一种安全感，工作和收入有了相对的保障性，人们才可能放心消费。

7.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高低与否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成熟经济体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2/3，中国仅仅占到40%，这里面的差距比较大，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需要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是垄断性质，例如：银行、电信等行业，可以改变的是深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深化竞争，进而促进发展，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和价值增值。首先要改革是金融行业，金融业是产业的基础，金融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垄断性行业，只有100多家银行，而美国就有1万多家银行，因此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服务质量较高，所以要深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其次要理顺交通、物流、通讯等行业，为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硬环境。第三，要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和制度，让人们享受服务的时候有法可依。第四，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服务外包的机会，开拓服务贸易，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机。

8.强化公务员管理，遏制腐败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要想实现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对国家行政管理层面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革，因为政治层面比经济层面更加复杂，所以需要我们的决策层考虑得更加和理性。中国国家管理体制的管理主要是两个方面：效率和腐败。效率就是政府的服务能力和办事过程，是实现服务性政府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公务员体系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腐败问题，因为我们缺乏监督体系，没有社会监督，只有法律监督，监督的层次很单薄。现阶段腐败不仅是政府官员腐败，还有为了捞取任何不义之财而滥用职权以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尽职、不作为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强化教育，树立社会信用，让公民生活在希望之中，而非金钱和物质欲望之中。其次，要对社会的精神文明进行一个梳理，因为改革的目的不是让人民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让每个公民都有幸福感。第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监督体系，监督公务员队伍的服务效率和腐败问题，充分发挥舆论的效力，让社会监督成为一种有力武器；第四，出台更为严厉的法律，用重典遏制腐败，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让社会权利的拥有者犯罪的成本很高。

作者：钟新周 单位：攀枝花学院

中国经济论文:财税改革中国经济论文

一、财税改革的路径

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决定的财税改革的方案中，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包括现代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整，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财税改革。路径总体上是通过先行立法、局部试点以及推进来实现改革目标和任务。从先行立法来看，2014年已经完成了一些比较重大的立法改革步骤，比如，预算法经历4次修订，2014年8月底已经通过了新的预算法修订案;再比如，现在酝酿并准备紧锣密鼓推进的税收征管法修订，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审议和通过;正在积极进行组织起草的房地产税法等等。所以，这一轮改革的路径很重要的特点是立法先行。同时要进行一些试点。比如，在预算法修订案通过了以后，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发债的试点工作，进一步贯彻修订的立法改革措施。推进“营改增”改革，由部分行业逐步向更多的行业推进。预算制度改革正在贯彻落实预算法规定的完整性、民主性、透明性原则，推动预算会计改革，将管理会计引入政府会计核算，这都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改革。

二、新常态经济下的财税发展特点

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的平稳增长从1994～2012年的10多年中，财政的税收收入多数年份以明显高于GDP增速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见表1)，因此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得到提高。1994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0.64%，到2012年提高到19.4%。在经济转向新常态后，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宏观税负将趋于稳定，即不再继续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速度将告别旧常态经济下的高速增长，转向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的税收平稳增长态势。这一变化将使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得以稳定，并使一些行业的企业税收负担减轻，居民的税收实际负担通过物价的稳定得到实惠。2013年开始到2014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2013年税收增长率已经降到一位数，2014年前三季度税收增长7.4%，与GDP增速基本同步。

三、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目前的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着三大挑战:及时个挑战，部门利益能否突破。2013年财政金库中的沉淀资金在年底前大致在3万多亿元左右，今年据媒体报道:财政金库的沉淀资金到9月底已经达到18万亿元多(《机关团体存款增至近20万亿》，《报刊文摘》2014年11月12日)。这些沉淀资金是由于分配方面和制度方面的问题，所以无法及时支出和使用，而存款在政府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账户里。一方面是财政存在大量赤字，有些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缺资金的问题需要解决;另一方面，财政金库还存在大量的沉淀资金，这本身就反映了财政分配的不合理和支出结构存在问题。想要重新分配利用好这些资金，就牵扯到一些部门利益的突破和调整，需要通过改革，运用零基预算方法，削减一部分部门和单位的经费规模，将财政资金运用到真正需要的支出方向，为此还需要改革和突破部门利益的勇气、决心和确实行动。第二个挑战，公共设施投资、公益性投资的供给体制改革。对于地方融资平台改革和处理，在中央高度重视下已经推进得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一个新的地方公共设施投资的体制，确实存在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制度建设需要解决。财政部现在希望运用PTT模式来解决政府融资问题，但这只能解决部分有现金流回报的项目融资，并不是全部项目的融资。政府对公共设施项目投资体系的建立，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如何解决的问题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新的体制和机制重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和经济增长速度显然会受到影响。目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与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有着一定的关系。下一步城镇化的推进，主要是地方政府来落实，如果政府投融资体制问题解决不了，地方政府在那观望和徘徊，会直接影响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所以这方面财税体制改革的挑战是很严峻的。第三个方面是“营改增”的挑战，直观上看“营改增”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制改革问题，但实质上牵涉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乃至税收征管模式和征管机构变化等体制问题。原来的营业税占地方财政税收的40%～50%，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将不复存在，如何设立新的地方税主体税种，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如何完善分税制体制，需要统筹策划和安排。再就是税收征管模式的变化和征管机构的变化。现实当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比如说，地方税务局由于“营改增”以后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企业户征管业务转给了国税局，国税局的业务量迅速增加，国税局在原有编制和人员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搞好税收征管，地税局的工作如何与国税局进行衔接等等。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国税局与地税局进行业务统一协调和管理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否意味着国、地税机构合并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可行，会带来什么新问题，都值得观察和研究。这些问题都对下一步的“营改增”向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金融行业推进构成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迎接挑战，完成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

作者：倪红日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论文:走出去战略下中国经济论文

一、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写进十六大报告经历了从逐步明确到不断丰富的过程，其基本内涵是组织民族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以开拓市场，其主体是跨国公司，其战略价值取向是弥补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市场之不足，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劲，从而促进国内经济长远发展。我国“入世”近十年来，等很好地贯彻了“走出去”这个大战略。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指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品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主权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威胁论”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三、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反击反华势力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苏东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四、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性服务，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五、小结

今后中国经济“走出去”要稳扎稳打不难预料，2015年世界经济将依然低迷，各国对外投资需求势必更为迫切；中国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承受的美元贬值风险上行，加之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境资源压力的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成立，都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势不可挡。东边日出西边雨，“东急西重”是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去”要面对的地缘经济基本格局。在中国东部，美日同盟助推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亚太经济合作进退维谷；在中国西部，企图通过阿富汗战争两线包抄中国的西方势力欲罢不能，而“一带一路”战略蓄势待发。对照之下，西部始终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依托，而东部依然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必须突破的战略瓶颈。中国经济“走出去”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固西挺东”，确保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规避“颠覆性”闪误。交好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国经济“走出去”要通过“对冲机制”稳扎稳打，为抓住新的一年全球经济触底反弹的新机遇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走出去”的基本态势将是：对外投资的主体由最初的“国有企业唱主角，民营企业敲边鼓”向“国企民企并重”发展，对外投资区域由最初的集中在地理相邻、制度相近的区域向跨区域、跨文化等方向发展，投资行业从低端技术部门转向高端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尤其是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走出去”较快。通过集群式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对外投资，中国政府将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国际资源，以最终建立本国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在新的一年，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双边或区域性的投资协定谈判，通过互惠方式在市场准入与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与安全环境。

作者：陈俊杰

中国经济论文: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中国经济论文

1、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传导机制的影响

1.1总量传导机制

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1.3利率传导机制。

1.3.1投资需求受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利率上调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高投入产业，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增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上市公司成本得到提高、降低了股票、基金市场的投资需求等等。

1.3.2消费需求受利率调整的影响。基准利率上调使居民储蓄增加，市场消费受到抑制，但居民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商品消费和出国消费增加。利率下调会使生活消费支出相对增加。国际石油价格和我国的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波动趋势比较一致，利率的调整及波动幅度要滞后并小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它们之间的指数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4汇率传导机制

利率政策通过经常项目影响汇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影响汇率。国际油价会通过国际收支的渠道传导到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对汇率传导的效应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宏观经济，对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较大压力，较大的冲击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会冲击国内市场，抑制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存在负相关性，汇率的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相反，二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对策

2.1开源节流，保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基础

首先，加强建设国内石油生产供应能力。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稳产，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合理规划风电发展，加强经济性研究，做好和电力规划相协调的发展。大力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其发展具有潜力，是要高度重视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政策、技术、金融三大要素的支持。适度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电力工业结构优化的实现，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积极推进节能型国家建设。战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创新技术，强化重点消费领域的用能管理；树立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全民节能；关注三农，重视农业、农村节能减排。

2.2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要加强

为保障石油储备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布局科学地制定石油储备发展规划，为实现多主体参与石油储备的发展格局要放松管制，为石油储备建设要拓宽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石油储备品种和方式的多元化。

2.3对能源金融体系要不断健全并完善

首先要改革国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使其更趋于合理化。发展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其关键是要放开市场。加强石油金融工具创新，建立石油银行、石油外汇储备、设立石油基金。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

2.4大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推进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加强与重要能源输出国的双边、多边合作，要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寻求稳定的支点，在援助与合作的非洲地区实现双赢，进一步深化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关系，抓住加拿大、拉美地区的战略合作机遇。

作者：王胜奇 单位：伊通满族自治县石油开发建设服务局

中国经济论文: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下的中国经济论文

一、会计制度与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讲，会计产生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相应会计信息，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对企业进行必要监督，而经营者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评价出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和设置相关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经济体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会计报告中获得相关利益，可以直接被认为是经营者进行人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产权收益。可见产权会计制度下主要功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确认和维护，通过相应会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固有道德保障会计制度有效性实施，利益会计制度下财务处理及相关日常操作，约束和维护好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会计制度下经济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产权会计制度规范下，构建出一种更加有效经济体组织形式，并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财权所有权，将个人经济获取不断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保障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减少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不劳而获现象；二是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利益获取范围，使经济体在获得收益同时，能够提供真实收益报告，实现一个复杂多变市场经济活动系统，从宏观到微观逐级分解、界定和明确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责，更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式。可见产权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不断促进不同经济体，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得经济体产业发展能够真实反应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而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影响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和控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关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和产权制度明确，将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经济增长作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有利于促进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于资源分配决定性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会计政策；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和会计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大环境下，产权结构多元的改革将会推动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制度进一步明晰和使用，将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产权分配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体监督支出，实现企业中经济交易费用。本文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

与国际标准会计准则制度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结构和内容还存在不完善性，没有构成多方面需求性主体，对于会计准则制度绩效评价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时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经济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本文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建议如下，一是有序改变现有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从博弈论角度看，只有经济体各方利益者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并进行规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多元化共赢纳什均衡状态，才能使经济体的各方利益达到满足，进而推动各方经济利益合理增长，可见会计准则制度应向公开方向发展，逐步改变政府性主导地位，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达到动态博弈平衡；二是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从最终目标上看，是为更好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过程上主要体现是否经过各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平衡结果，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科学合理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环境，公共利益各群体积极参与及实现更为完善会计准则自我调整，因此建议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积极有序借鉴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制定经验，制定出积极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规，调动其个利益群体和公民代表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平衡博弈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类高收益资源领域，不具备相应准入机制，各方利益群体将会争向加入，以此获得自身的较大收益，资源将会被无限制过渡性应用，直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利益体彼此排除对方，但是有必须相互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类发展过程弈行为，会计制度和产权制度之间相互融合及制定，实质上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选择，会计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从自身较大利益角度出发，为谋求自身生存和权益，在一定规则和制度环境下，势必将会发挥经济利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去与企业经济利益体进行博弈，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博弈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创新和信仰，又产生一种新博弈状态，因此会计和产权制度相互影响就是一种不断更新博弈平衡关系。保障和实现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会计法，依据我国具体经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于市场干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二是会计制度制定必然严格体现出主导公平性，确实保障各个经济利益群体公共利益；三是在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选用合适方式，例如政府主导下诱导下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从而更好实现利益各方协调，满足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制度体系，有着重要相互影响和促进关系，一方面科学合理国家会计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协调各方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为国家会计制度变迁提出新需求，为适应经济增长，国家会计制度将会不断优化自身结构和调节构成元素，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之间是一种生态循环发展关系。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相关理论观点，从国家会计制度交易费用和产权两个角度，探究和分析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一是在建立会计准则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积极调动各利益群体积极主动参与，从而实现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合理性；二是会计和产权制度之间本身存在动态博弈关系，我国在经济增长和会计制度协同发展过程中，应重视会计产权相关制度完善性、公平性和方式选择合理性。我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研究，是一个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工作，需要更多经济学和相关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深入式探索性研究，本文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系统之间相关问题，希望能够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理论研究方向和建议。

作者：彭海红 江立武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学院

中国经济论文: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经济论文

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分析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历了规律性的演变。Kuznets(1971)对经济增长中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概括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从初级阶段转到高级阶段的一般程式化事实。本文应用了经济增长核算检验方法(Chow，1993;Heytens＆Zebregs，2003)，建立由劳动和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总量生产函数，以度量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其中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残差，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来衡量技术进步，表示投入保持不变时的产出增长。假设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Y=AF(K，L)其中，Y、K、L、A分别为时间t时的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技术水平。生产函数对时间t求导，所有项除以Y得:G(Y)=G(A)+αG(L)+βG(K)式中G表示变量的增长率，α为劳动生产弹性，β为资本生产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弹性的和等于1。左右两边减去G(L)并整理得:G(Y)－G(L)=G(A)+bG(K)－βG(L)在很小时间的变化下增长率的差可近似为差的增长率，上式可以近似为:G(Y/L)=G(A)+βG(K/L)即G(A)=G(Y/L)－βG(K/L)Abramovitz(1993)应用了上面的方法分析了美国1800－196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美国在及时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之前，即1800－1890年间，资本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小于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同时资本劳动比率大于劳动生产率;而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的经济走向成熟，1890－1966年之间表现为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贡献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可见，美国经济增长历程符合Kuznets(1971)总结出的阶段规律，在工业初期增长依靠资本表现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后期增长依靠技术表现出收入分配的均衡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能成功地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如苏联就陷入了初级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转变到高级阶段(Ofer，1987)。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这种规律性的转变，以及能否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呢?我们应用上面的增长核算检验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产出Y选用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公布的1978－2012年名义GDP和基于1978年不变价格的GDP指数，可以计算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计算公式如下:各年实际GDP=92214．6*各年基于1978年GDP指数/759．9劳动L选用就业人员总数，为了与GDP流量概念一致，需要对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底就业人员总数与上一年人数进行算数平均，从而得到年中就业人员总数。资本存量K的估算普遍采用的是永续盘存法，具体公式如下: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It为在t期时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Pt为t期的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Kt－1表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用统计年鉴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来衡量当期投入生产并对产出有贡献的投入It。衡量价格指数最合适的指标是统计年鉴1991年起开始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样1990年以前的指标只能用其他的价格指数来替代，本文采用投资隐含平减价格指数来替代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至于折旧率，则没有很好的衡量方法，统计年鉴中指出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只能应用规定的统一折旧率。鉴于此种情况，本文采用了Holz(2006)的估计方法，设Kt=Kt－1+ItPt－It－其中，λ表示资本在λ年之后退出生产，在Holz(2006)的设定中λ=14，这样的假设避免了引入固定折旧率所带来的误差。根据这种方法本文计算出2004以后的资本存量。在模型中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和为1，因此计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也就知道了资本收入份额。本文采用李宾(2009)的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α，具体思路是分别计算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然后加总再除以当年的名义GDP。农村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运用以上数据和方法对2007年以后的时间序列加以补全，结果见表3。

(三)结果分析

将得到的数据带入增长核算公式中可以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本文将中国经济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几个阶段，应用上面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每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平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此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对应，198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及时个峰值;1985－1988年间，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从而促使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1989－1991年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僵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衰退，在1990年跌至谷底;1992－1995年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加速了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直到1994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上升到60%左右，不过随后呈现出下降趋势;1996－2000年间，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9年降至一个谷底;2001－2006年间，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回升，并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2007－2012年间，随着北京申奥的成功，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了新一轮的资本投入，资本劳动比率大幅度超出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为负值，同时相对贡献率降至低。改革30多年来，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起伏，但没有使经济持续增长，这说明改革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只起到一次性推动作用，而随着改革空间变小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变弱。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率逐年递增，而资本产出比率则先上升然后下降，近年来又呈现出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Kuznets(1971)的评价标准，中国经济先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然后又转回到了初级阶段，而在中国的高级阶段期间即1985－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达到60%并没有达到像在美国高级阶段中的80%左右，从而表现出一种混合类型的增长模式。下面本文解释这种增长方式形成原因以及指出转变到高级阶段的增长方式。

二、经济增长现状成因及转变方向

技术进步来源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发达国家在面临劳动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研发出来的，属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所谓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最早由Hicks(1932)提出，指的是在特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能提高相对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下面就即于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初级阶段

假设一个单位等产量曲线i，该曲线表示生产单位产量时所需要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组合轨迹。它可以表示为F(K，L)=I，对两边取导数得FKdK+FLdL=0，即FL/FK=－dK/dL。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比率可以用与等产量曲线i相切直线的斜率来衡量。由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定义可知，随着这种技术进步的推进，FL/FK将下降，这可以由图1中过b点切线的斜率小于过a点切线的斜率来表示，这样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就如图1中i曲线的非平衡移动所示，其特点是K/L比率越大，技术曲线向原点移动的距离越大。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出K/L逐年递增，而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量会下降从而导致资本的价格下降。当发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时，这种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的边际产量从而阻止了资本价格(γ)相对于劳动价格(ω)的大幅度下降，在工资与租金比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由点a移动到新的均衡点c，资本劳动比率由OA上升到OB。因为K/L增加而ω/γ不变，可以推出γK/ωL增加，即资本收入份额增加而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根据增长核算的公式可以看出随着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可见，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在初级阶段中经济指标的变化，初级阶段的增长模式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过程，但是需要及时地转变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证明的，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要结合中国的资源禀赋，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优势，通过由劳动力与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来实现向高级阶段的转变。

(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高级阶段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被定义为在一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使劳动边际生产率(FL)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率(FK)增加的技术进步，即FL/FK会变大。如图2所示，过b点切线的斜率大于过a点切线的斜率，这种技术进步曲线的特点是资本劳动比率越小向原点移动的距离越大。从图2可以看出当工资与租金的比率不变时，K/L将会变小，即γK/ωL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会诱使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而这正是中国走向高级阶段所需要的。但从发达国家的高级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工资与租金的比率呈现增长的趋势，当工资与租金比率从(ω/γ)0增加到(ω/γ)1与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发生时，经济均衡点从a移动到点c，资本劳动比率K/L由OA上升到OB。在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由于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资本劳动比率K/L上升，也会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和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根据增长核算公式可以推出全要素生产率也会上升。可见在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中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与发达国家在高级阶段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如果中国采取这种技术进步，则可以在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优势的同时，避免收入的不平均和巨大的能源消耗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利用诱致性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引用发达国家的技术，然而使用这种由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利用资本而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会使资本收入份额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剧。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努力使引进的技术合乎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必要的。通过开发或改进适宜的技术，不但不会牺牲经济效率，而且能促进效率和平等。这种适宜技术可以通过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开发出来(速水佑次郎，2005)。图3反映了典型的以引进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类型，其中，i1是由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符合相对资源稀缺性的适宜技术，是从创新可能性曲线I所包络的许多单位等产量中选出的，使发达国家在高工资利率比率Pd下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单位等产量。当中国引进这种技术进步时，生产点从a移动到b，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从直线OA到直线OB)，资本收入份额增加。此时中国就可以通过开发像i2这样在c点上与I相切的等产量，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在资本劳动比率为直线OB的斜率时，均衡点移至c，这一点上的均衡工资利率比率就是直线P2的斜率，它大于直线P1的斜率。因此，随着技术从i1变到i2，劳动收入相对资本收入增加了。根据诱致性创新理论，因为技术i2比技术i1更有效，所以技术i2会在追求较大利润的私有企业家的努力下开发出来。然而中国私人企业家用于研究及开发的投入有限，同时受要素市场和制度的制约，所以单靠私人资本家很难开发出像i2这样的技术，这就要求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

三、结论

通过经济增长核算验证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尚处在资源消耗大、增长依靠资本投入、收入不平等的初级阶段，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目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消失，很难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依靠资本投入也不能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由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这里的技术进步指的不是单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而是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要想获得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以依靠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实现。诱致性技术创新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而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又依赖于受过深度教育的高级人才。由于深度教育的回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会需要很长时间，开发出广为应用的技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教育短期回报率低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增加教育与科研的投入。不能抱有短期内获得教育投入回报的期望，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在教育内容方面不仅要增加一般高等教育的投入，还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禀赋使投入更有效率，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此外，我们要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性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和完善产权制度。由于中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垄断，目前的要素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定价扭曲现象，导致资本价格偏高，而相对于高昂的资本价格，技术型人才的市场定价偏低，这在源头上导致了不重视职业技能的提高。而深度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则更是被严重扭曲。因此，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要素价格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政府还要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诱致性技术创新的成果，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有效结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进而保障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作者：张云辉 王天尧 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论文:劳动就业及失业预警下的中国经济论文

1我国劳动力就业现状

经过几十年经济改革，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薄弱，政府颁布了很多的就业举措，加强失业预警，对失业人员及时做出预测，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2失业预警的重要意义

2.1有利于及时掌握事失业情况

建立失业预警，能够帮助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了解本地区的就业情况，若是预测到失业风险，能够及时通知用人企业和单位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情况。政府及时掌握影响失业的因素，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保障企业有人可用，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贡献。用人单位掌握失业预警，就可以尽早做好准备，提高了就业的风险意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2.2有利于提早采取措施

失业预警能够帮助政府和用人单位提前采取相关的措施，减少失业带来的风险。首先，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失业预警的警示，积极调整相关的经营方式，适当缩短工期、加强员工培训、降低工资等，保障员工工作的稳定性，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裁员现象。然后，政府可以依据失业预警的提示，采取相关的鼓励措施，尽量保障员工就业稳定，减少失业。而且，政府还要积极的发展经济，完善就业服务，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增大就业。

2.3有利于进行失业调控

政府在失业调控方面具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利用合法的、合理的手段调整经济，和用人企业商量，保障避免大规模的裁员现象，若是出现裁员现象，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督。在保障职工的利益之下，减少企业破产行为，减少失业员工的数量。政府要加大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工作，让失业员工和用人单位积极联系，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培养，为员工再就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2.4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府要建立相关的应急机制，应对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的突发事件，保障员工在发生重大的灾害的同时，还能够具备工作的能力，减少失业。政府要加大专项培训资金补助，给失业人员一定的补偿，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3建立失业预警体系

3.1确定指标体系

失业预警体系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般指标体系和核心指标体系。一般指标体系主要是指影响不大的指标，比如文化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核心指标体系主要是指严重影响或者决定失业的指标，例如国际贸易摩擦、汇率、主要经济数据变化、政府调控、失业就业人数变化等。一般性指标在失业预警中占据的比例少，核心指标影响较大，占据重要权重。

3.2建立调查信息系统

的失业调查系统有抽样调查统计制度、定期调查统计制度、城镇失业登记调查、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调查、调查点失业调查等相关的调查制度。定期调查和抽样调查能够系统性地掌握本期失业情况，城镇失业调查能够帮助当地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调查点调查能够掌握其调查点的就业情况。多方位的调查能够帮助相关人员掌握充足的数据，做出正确的失业预警。

3.3建立信息处理系统

依据收集到的数据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确定计算方法，做出正确的数据评估，确定失业预警的等级。

①失业率在4%之下，证明社会充分就业，劳动力和用人单位存在考察时间和等待，市场不需要调整。

②失业率在4%～5%，适度失业，事业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很小，通过适当的培训，劳动力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③失业率在5%～6%，失业率开始上涨，个别地区的失业率比较高，失业情况引起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采取相应的手段，加大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就业率。

④失业率在6%～7%，达到警戒线的区域增加，政府要做好相应的失业预案，加大工作力度，解决失业率严重的地区。

⑤失业率超过了7%，政府发出警告，增加财政的投入和保险金的使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严格控制失业。

⑥失业率超过10%，政府发出严重警告，要立即采取措施，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额，再次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鼓励企业进行投资，采取宏观调整，鼓励消费者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率。

4促进就业的举措

4.1政府方面

政府在失业和就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要严格做好经济增长和失业预警的相关工作，把增加就业放在首要的位置，确立和就业相关的发展目标，在保障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政府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资金的投入，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范，加大对失业人员的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帮助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

4.2经济方面

就业能力取决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因此要加强就业水平，就要提高经济增长。各级政府要加大经济增长的投入，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扩大就业人口。经济发展的目标要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要加大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将原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轻工业、服务业、农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促进就业。

4.3发展中小企业

经济增长的方式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经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导，国有企业的比例不断的降低，各种民营企业成为主导。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据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非常强大。我国借鉴德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政府加大资金担保力度，建立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减免一定的税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要认真研究失业预警，在失业预警发出警示的时候，提高社会保障、劳动条件、失业补贴、工资等方面待遇，鼓励自由职业、季节工、临时工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外资的引进政策，提供优惠的服务，加强外资的投入，改善产业结构。在进行职业培训过程中，要把员工和用人企业联系起来，让企业培养需要的人才，让员工掌握必备的技能，帮助员工实现再就业。加强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失业人员能够拥有一定的失业保障，在再就业之前，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5结论

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率会提高。我国的就业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失业预警在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建立合理的失业预警体系，对事业情况做出正确的预测。出现失业预警提示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加强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充分就业。放宽银行贷款要求，降低中小型企业贷款利率，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保障社会秩序的和谐。

作者：朱全英 单位：江苏省睢宁县劳动就业管理处

中国经济论文:能源约束下的中国经济论文

1引言

鉴于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将面临着化石能源供给约束，有必要就化石能源供给约束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和002排放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做出科学评估.然而，已有研究都是基于通过能源技术进步、能源结构转换或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减少能源需求从而减少002排放的思路进行,没有考虑化石能源供给约束的影响.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能源进口的限制因氣但没有充分考虑国内能源供给的约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构建了包含资源耗竭模块的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模拟了能源供给约束下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和002排放的长期趋势,探讨了如何通过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控制C02排放，希冀为中国制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科学参考.

2研究方法

2.1模型构建

1)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

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是基于动态CGE模型开发的,参考文献,在生产技术模块中加入能源模块.模型使用多层嵌套的模型结构,并用固定替代弹性(CES)函数来描述能源之间、能源和资本、劳动之间以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模型假设中间投入品之间，中间投入品与资本-劳动力-能源复合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此时CES函数转换为列昂惕夫(Leontief)形式.大多数部门的生产结构如图1所示.但对于炼焦业和燃煤发电技术、石油加工业和燃袖发电技术、天然气发电技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是上述行业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很难被其它的中间投入品或生产要素所替代，釆用Leontief函数形式来衡量原材料与其它投入品之间的关系.模型包括38个部门，2组居民家庭(城市和农村)，3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电力部门拆分为八项发电技术[2Q],能源要素投入来自八个能源部门.模拟的基准年份为2007年.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SAM)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的海关、税收、国际收支和资金流量等数据编制；能源消耗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302排放因子参考文献;生产要素之间替代弹性的设定参考文献[18，19]的参数设定，进口与国产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参考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第六版中经验值设定;行业劳动力的数据来自《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模型的动态化通过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要素技术进步来实现.2007年一2011年的相关经济参数根据基年的数据并基于经济发展实际值的拟合反演进行了校正.

2)耗竭资源供给模块

模型构建了可耗竭化石资源供给模块，以此来计算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每一期供给量.该模块采用了GREEN模型网的化石资源供应函数，即Qn=Qo((i-m)"+入_((【一")n_(丄—A)n))其中Q为化石能源供应量,R为已探明储量,Ro为基年探明储量，r为待探明储量，r0为基年储量，M为开采率,表示产量和已探明储量的比例，A=a广为转换率，即新增探明储量与待探明储量的比例为能源价格,⑴为价格弹性系数,n表示时间.煤炭、原油和天然气分别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开采业和天然气开采业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些能源资源很难被其它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品所替代，因而采用Leontief函数来刻画化石能源与资本-劳动力-能源复合品以及中间投入品之间的关系。由于投入产出表中的生产要素投入只包含劳动力和资本，因此，基准年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开釆业和天然气开采业的能源资源投入量需要从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投入项中根据外生设定的比例得到.参考文献[11，24]，上述三个行业的资源投入数量占资本投入的比例系数分别为0.40，0.45和0.45.化石能源供给函数的相关系数。2.2情景设计本文的情景设计分为基准情景、资源约束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基准情景下,不考虑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资源供给约束较弱，用能效率提髙速度处于正常水平.考虑到未来的资源环境压力，GDP增速的设定比文献中的设定更为缓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根据外生的GDP反演得出(表2).2012年一2020年CPI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数据设定，参考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物价将趋于一个稳定的水平，本文设定2020年后CI?I逐渐减小，2030年后物价趋向稳定(表2).2012年一2050年劳动力设定见文献,人口红利在2015年一2020年间消失，劳动力人口趋于下降.2007年一2020年能源利用效率采用AIM模型的输出结果并结合节能中长期发展规划设定[28].由于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技术进步的空间会变小，参考国内外的能效水平差距，设定2021年一^2030年不同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幅度相对于2007年一2020年下降20%,2031^-2050年提髙幅度相对于2007年一2020年下降40%.资源约束情景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施加了化石能源供应约束,低碳发展情景在资源约束情景下进一步考虑了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固定资本形成比例的变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基准情景下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

基准情景下，我国GDP总量将从2007年的27万亿元(根据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增长到2050年的215万亿元(2007年价格,下同),年均增速为5%.从产业结构变化看，及时产业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50年相对于2007年降低6%以上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幅度有限，降低约4%.第二产业内部的变化较大，不同部门之间增加值增长幅度差异显著，煤炭开采和以煤炭为原料的炼焦业的增长幅度较小,2008年到2020年间大多数高耗能部门的增长幅度仍较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以“土木钢石”为特征的发展格局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07年的26.5亿tee增加到2050年的92亿tee(均按发电煤耗计),年均增速约3%.这意味着从2007年到2050年，我国将以3.5倍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实现8倍的GDP增长.能源燃烧产生的C02排放量将从2007年的56亿t增长到2050年的170亿t，年均增速为2.6%?从能源消费结构看，2050年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相对2007年下降13%,煤炭消费主要通过国内供应满足，国内供给量呈持续增加趋势，2050年将是2007年的2.5倍.石油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较为平稳，国内石油供应量逐步上升,但是增速趋缓.天然气消费总量增长迅速，2050年相对于2007年增长8倍多，天然气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将逐步上升,但仍以国内供应为主，国内供应量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基准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需求增长明显,2050年相对于2007年增长6.5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达到16.5%.在基准情景下，要满足2050年92亿toe的能源消费量，中国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都要快速的增加.但一方面，国内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资源储量按当前生产水平的供应时间有限;另一方面，国外可供进口的化石能源数量有限，过度依赖能源进口也会严重影响到能源安全.由于基准情景没有考虑化石能源供给的约束,实际上是难以实现、不可持续的，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必须考虑化石能源的供给约束，追求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4资源约束情景和低確发展情景下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

4.1经济发展水平

在资源约束情景下，受化石能源供应约束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比基准情景有所降低，尤其是2020年之后，化石能源供应约束对GDP的负面影响日趋显著.2050年全国GDP总量将比基准情景的水平减少17%(表4).在低碳发展情景下，由于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2025年前GDP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基准情景有所提髙,但随着能源供应约束日渐增强，2025年后GDP年均增速逐渐回归到基准情景水平.也就是说,在低碳发展情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将可以抵消能源供给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负在资源约束情景下，由于能源供给约束，国内生产总值整体上下降幅度较大,但能源供应部门和高耗能部门增加值的下降幅度又髙于其它部门，第二产业增加值的下降幅度略髙于基准情景.在低碳发展情景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髙耗能部门需求减少和服务业需求增加，第二产业比重将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比例显著上升，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

4.2能源消费量和C02排放量

不同情景下的能源消费和c〇2排放数据。在资源约束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下，由于化石能源供应约束的影响，能源消费总量将大幅度减少.资源约束情景下，2050年的节能率(即基准情景和资源约束情景的能源消费总量之差除以基准情景的能源消费总量)接近33%，能源消费总量减少幅度较大.低碳发展情景下,节能效果更为明显，能源消费总量在2042年达到峰值(60.3亿tee),之后趋于减少，2050年的节能率将达到35.7%.在资源约束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下，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使得C02排放量相对于基准情景也显著减少.资源约束情景下,C02排放量在2034年达到峰值(112亿t)，2050年减排率(即基准情景和资源约束情景的C02排放量之差除以基准情景的C02排放量)将达到42.7%.低碳发展情景下，C02排放峰值可在2030年前后出现，为105亿t.2020年万元GDP的C02排放量相对于2005年下降41.5%,可实现国务院制定的2020年单位GDP的C02排放相对于2005年下降40%的减排目标.

4.3不同能源品种的供应量和消费量

不同能源品种的供应量和消费量见表6.表6表明，资源约束情景下,煤炭消费量先升后降,2030年达到峰值34.3亿tee(折合原煤48亿t),2050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可比2007年降低24%，煤炭国内供应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31.1亿tee.石油消费量于2034年达到峰值11亿tee(折合原油7.7亿t),石油国内供给量在2027年出现峰值5.7亿tee，之后随着国内供给量的逐渐减小,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将增大,2050年将达到74%.天然气消费量增速明显，2050年天然气占总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比2007年提髙10%,国内供应量于2040年达到峰值4.8亿tce(3613亿m3)，2040年后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明显加大,2050年将达到59%.在低碳发展情景下,煤炭消费量在2027年前后达到峰值31.3亿toe;由于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对煤炭的替代,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可比基准情景和资源约束情景下降更加明显，2050年可比2007年降低近30%;煤炭的国内供应量于2025年达到峰值29亿toe.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供应量和消费需求与资源约束情景下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但由于低碳发展情景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对于资源约束情景更快，对石油的需求量要略大于资源约束情景.在资源约束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下，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逐渐降低，2050年分别为74.6%和70.4%，可比基准情景降低10%左右或更多;非化石能源的需求量相对于基准情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同时由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相对于基准情景有大幅度降低，因此，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需求总量的比例上升更快(表7).但是,不同的非化石能源发展轨迹不同.水电在前期发展速度较快,2025年后转为平稳状态.核电稳步发展,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虽然风电装机增长飞速,但由于风电并网困难，近期风电发挥的作用有限,随着未来技术上的突破，风电的发展潜力非常可观.

5敏感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部分参数的外生设定会给模拟结果和模型的稳定性带来影响，为分析关键参数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对经济增长和C02排放影响较大的部分关键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关键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情景设计.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减少能源消耗和C02排放,万元GDP的能源消费和C02排放相对低碳情景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降低)能大大提高(降低)经济增长的幅度,同时带来C02排放和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减少)，万元GDP的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幅度不大.替代弹性相比能源利用效率和TFP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化石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影响程度要髙于能源与资本劳动力复合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6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的能源需求旺盛，即使能源利用效率有较快的提髙,能源消费需求也将持续增加，中长期经济发展将面临能源供给的约束.由于能源供给约束的作用,2020年后GDP增长率将比基准情景降低0.6~0.7个百分点,2050年GDP总量将比基准情景减少17%.能源供给约束也将导致能源消费量和C02排放量大幅度减少，C02排放峰值提前到2034年前后,预期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2亿tce，C02排放量控制在98亿t.可以说,能源供给约束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空间起到决定性作用.上述结果也表明，中国需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加快能源技术进步,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居民生活消费方式向绿色低碳生态的方向转变.低碳发展可以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抑制化石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大大缓解化石能源供给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在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没有受到较大影响的前提下，进一步控制C02排放增长，使C02排放峰值提前到2030年前后.预期能源消费总量峰值(60.3亿tee)在2042年出现，2050年减至59亿t,C02排放峰值(105亿t)在2030年出现,2050年减至88亿t.可以说,低碳发展情景是在不保障减排与保障激进减排目标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可以在不影响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通过国内自身的努力实现C02排放量的减排，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也有利于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中国的减排策略更多的是出于国内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中国需要在综合考虑能源供给约束、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绿色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既要合理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发展空间，同时也要避免把谈判目标放在超过可能的发展空间，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国际社会也需要深入了解中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可能前景,尤其是资源供给约束的影响，应当着眼于帮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向中国施压，以免谈判形成僵持局面.

作者：石敏俊 周晟吕 气李娜 袁永娜 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区金融合作SWOT中国经济论文

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及金融发展概述

北部湾经济区，位于广西南部，辐射西南六省、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东盟经济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如果规划发展得当，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国务院于2008年1月通过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着重强调了要将北部湾经济区建成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因之后的第四个重要沿海经济区域。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广西北部湾金融发展呈现以下以下几种特征。

及时，北部湾经济区的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自治区的金融相关比率显著

低于全国整体金融相关比率，而且进入2000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从整体上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特征，这表明广西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市的排名进一步下滑，已经属于低度金融发展水平。事实上，从全球金融发展水平比较来看，我国已经属于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广西的金融发展水平却在我国处于比较落后的省份。

第二，广西的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处于全国低值区间。自2000年以来，广西保险业发展无论从保费规模，还是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来看，均排在全国倒数的位置，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广西与全国的保险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呈现出渐趋扩大的趋势。以2007年为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有27个省份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上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包括陕西、四川、新疆、天津和重庆在内的7个省区险深度突破318个省份保险深度在2％～3％之间，6个省份保险深度低于2％，而广西就是保险深度低于2％的省份之一。从保险密度来看，2007年我国保险密度低于300元/人的省份已由上年的14个减至8个，而广西的人均保费仅20.5元/人，与当年我国保险密度较高的上海市相差甚远。

第三，落后的金融发展态势已经抑制了北部湾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北部湾金融相关比率偏低，金融机构动员储蓄能力偏弱都是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发展落后的典型特征。而且北部湾经济区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导致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很不发达，直接融资比重偏低，企业从市场融资困难，大量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内源性融资方式来逐步扩大再生产，这显然会妨碍北部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目前战略管理和区域发展规划领域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它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安索夫教授于1956年提出来,起初是用于企业战略研究,但现在已在多个层面上使用,如分析个人发展、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SWOT分别是S(Strengths)—自身优势或长处、W（Weaknesses）—自身的弱点或劣势、O（Opportunities）—外部的机会或机遇、T（Threats）—外部威胁。对广西北部湾金融合作问题进行SWOT分析，可以对其经济体所处情景进行、系统、的分析,不但对其内部的优势、劣势能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能对外部的机遇和威胁提高警惕,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与发展。

（一）S—自身优势分析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战略政策为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

2006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了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正式启动。随着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的提速，对资金的需求量日益剧增,资金供给已经成为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区域内资金供需之间矛盾突出的问题，政府正在借助本地区经济加快发展之机，有目的、有步骤地创造条件,为本地区构建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平台,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2、南宁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明显

按照区域金融合作中心城市的定位来看，南宁是这个区域内金融中心的最合适选择。南宁作为省会城市，是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其东接发达的“珠三角”，西靠有待开发的“大西部”，拥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南宁还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是便捷的运输枢纽中心,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最前沿、“桥头堡”，给南宁提供了发挥节点作用的地理空间。南宁还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长期举办地，是全国能享有该政策特权的城市,在该政策优势的影响下，给南宁提供了各种绝好的发展机遇，在区域金融合作中将会发挥主导作用。

(二)W—自身弱势分析

1区域内金融业没有被视为支柱产业加以发展

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以往通常把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的发展分开来，更多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金融的发展，更没有把金融业视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发展。实际上金融业不仅是一个资金供给部门，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当今世界所有区域经济发达的区域，都把金融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来重点发展。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各级政府部门更多的是强调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金融业，导致金融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局面。

2、区域内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不完善

金融管制严格在当今的金融资源争夺战中较为普遍，各地金融业的竞争，关键是体现在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哪个地方能提供更为优良的金融业发展环境，金融资源就响应往哪个地方流动。特别是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各大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度，流向能够带来更大经济收益的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各级地方政府由于政策上的不完善将面临金融资源流失的风险。以往广西区政府出于保护本地金融机构发展的目的，对金融业发展的准入条件相对而言过于严格，从而阻碍了本地区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3、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广西的市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商品市场、期货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无论在内容、功能、结构上都发育不完善，市场分割、人为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增加了企业生产者获取各种生产资源的难度和交易成本，限制了企业的产品销售，使企业的外在风险因素增加，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研发服务、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资产评估、会计核算、法律服务、保险业务、信息技术服务、咨询、公正等中介服务水平差或流于形式，制约了企业利用社会资源加快合作和发展。在合作中不讲信用、不守信用、背弃信用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阻碍了金融合作的交流与合作。（三）O—外部机遇分析

1全国和广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民间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为其发展有了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国家一系列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等，都与广西北部湾有关，借助这些机遇和政策优势将为北部湾发展创造条件。

2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重叠优势。

该区域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靠海地区,临边临海临江，是不可多得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国家首批14个沿海重点港口之一的北海市，南临北部湾，拥有1500公里的海岸线，现在广西沿海已拥有着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个重要港口城市，并正在进行重点建设。二是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中，广西也成为了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自治区之一。三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最前沿地区。广西与东盟是陆路相连或隔海相望，相互间往来十分便利。四是属于沿边地区广西是一个边沿省区，这里与越南山水相连，拥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拥有着凭祥、东兴等国家重要口岸。五是属于泛珠三角经济区。以上多重区域划分身份，使广西能同时享受到多种区域发展政策的好处。

3发展机遇。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涉及到众多东盟国家的一个区域。大力推动中国与东盟的金融一体化建设,发挥圈内金融服务对区域经济的倍数效应是各国的共同目标。处在这个区域内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开发,不但带有国内的意义,还带有国际合作的意义。因此,广西北部湾地区的金融地位要今后考虑成为中国东盟金融区域化的中心,构建国际化区域金融体系,最终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格局。

（四）T—外部劣势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在广西参与合作的区域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文莱、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经济较发达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我国的广东省，还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国内的福建、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市，更有经济欠发达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和国内的贵州、海南等省区。从东盟国家看，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印度尼西亚与低的老挝相差3605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文莱与低的缅甸相差29767美元；从国内看，广西参与的合作区域中，2006年，广东省的生产总值较高，生产总值较低的贵州、海南仅及广东的87％、4.2％，人均生产总值广东是海南、贵州的2.24倍和4．90倍。于各合作方的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从经济互补性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能使双方或多方在发展中产生合作愿望，成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过大差异也使合作双方在经济成长空间、合作领域、利益驱动、价值取向、政策措施等难以协调一致，从而导致合作难度加大。

2．行政体制约束力过强

我国的区域合作建立在跨行政区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行政区经济特征。在现行行政区体制下，参与区域合作的各省、区、市、县都是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投资开发战略，对外开放发展的蓝图也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参与地区经济的程度很深，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使各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的行政区域利益及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的特征，地区分割、“诸侯经济”形成市场分割。在依附于行政区背后的行政壁垒割据及本位利益动机的驱动下，各区域在进行合作时，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区域意识，难以从根本上认识到区域合作长期发展的利益所在，或者即使认识到了长期的共同利益，但在产值、财政收入、就业等一些经济指标的支配下，地方政府很难摆脱政绩考核等自身利益的束缚。地方政府的利益趋向成为决定区域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制度、政治倾向、内外政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跨国合作的发展。

3．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欠完善

在广西参与的国内区域合作中，合作协调机制大多是各地方政府通过倡导方式成立的松散性协调协商组织，且主要是以意见的方式进行协调，没有约束性措施。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行政力量过强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协调机制相当程度上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或者某些方面还得借助于地方政府的政治来推进合作协调组织的工作。因而，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实际上难以承担起真正的协调职能，合作的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种官方、半官方成民间组织合作协调

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各种高层协调会议大多流于形式，其机制发育不完善，缺乏约束性，且出现层次越来越低、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虚的现象，难以有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规范化发展。

（五）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西北部湾金融合作的优势和机遇是很明显的,虽然也存在着一些自身不足和外部挑战,但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推进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战略是可行的,是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也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1.充分利用地缘优势

广西的地理位置具有多种区域重叠的特征，在推行区域金融合作时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及时，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的区域金融合作。要充分利用广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在合作中争取获得广东、港澳等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第二，充分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优势。北部湾很可能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经济区之后又一新增长极，应争取吸引更多外省有实力的金机构参与到本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末。第三，加强与欧美等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合作。凭借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把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引进到区域金融合作中来。

2.积极推进广西与东盟服务贸易重点领域的发展

为加快北部湾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和机制。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市长论坛，通过论坛加强联系，达成共识，推动各方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其次，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建立的合作协调机制。如小国一东盟部长级会议、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一东盟联合工作委员会、中国一东盟经济高官磋商、中国一东盟发展合作工作组等，双方在外交、经济、交通、海关、高检等各级别、各领域都已形成合作机制。各方应深入研究有关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及合作文本，熟悉掌握相关区域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找准切入点，加强泛北部湾各国之间的联系，协调有关方面合作的开展．扎实推进区域金融合作。

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2007年广西将投入约99亿元在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港口开工建设15个码头项目、泊位37个，设计吞吐能力超过1亿吨。在南宁兴建江南物流园等几大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初具规模。至于“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一个中心”的实现，必须要结合政策优势，充分利用本地劳动力、土地、地理位置、电力供给等要素优势，确立广西在这些领域发展的重要地位，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发展。

4.大力构建投资融资平台，增强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内信用平台和支付结算体系，加快金融电子化进程，改善区内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机构在区内开展业务提供设施保障。并努力探索与泛北部湾区域各国共建共享这些设施，将金融服务体系及其功能延伸至整个区域，为广西金融业拓展市场和业务。二是整合与发展本地金融机构。引导现有金融机构进行整合，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广西还应扶持本地保险和证券类金融机构，以及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等多种现代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发展，以解决区内金融机构种类单一，服务功能不足的问题。

中国经济论文:房地产市场中国经济论文

一、金融法中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相关理论阐释

(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基本概念

我们知道，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国家通过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来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进而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达到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目的。所谓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指以国家政府为主，为促进我国房地产业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而运用经济、法律与行政的手段和措施，从宏观的角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管理、监督、调节、指导与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平衡，供需结构得到不断优化，进而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国家实施经济职能的一种行为，是国家行政权力在房地产市场中的综合运用与具体体现，也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与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政府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达到不断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平衡和供需结构不断优化，从而充分发挥房地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二)金融法中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概念

我国的金融法律起步比较晚，如《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等主要的金融法律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颁布实施。由此可见，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中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很明显，并且都是通过采取货币政策来实现调节与控制的。所谓货币政策就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实现自身特定的经济利益与目标，通过调节和控制货币总供求行为，进而满足社会的总需求，不断调节控制经济运行状态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持适度的货币供求，为经济发展与运行提供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与供给。调控经济运行失常现象，适当遏制经济过快增长的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标、传导机制、政策工具等内容。其基本目标包括稳定币值、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平衡收支等方面。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看，金融法中银行法调控的目标就是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繁荣，主要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确保币值稳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教训及启示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教训及启示

次级抵押贷款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随后逐渐波及到世界各地。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给那些不符合抵押贷款和市场标准的借款者提供按揭服务，所以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很受欢迎。次级贷款对放贷机构来说是一项高回报、高收入的业务。但是，由于次级贷款对借款人采取比较优惠的政策，信用要求不高，等级贷款较低。因此，一般借款者的信用记录比较差。因此，次级房贷机构面临的投资风险就比较大。当前，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全球房地产市场出现连续暴跌与下滑。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波及，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步入低谷。在美国次贷危机中，世界几大投资银行几乎全军覆没，而商业银行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美国次贷危机给住房抵押贷款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以及房地产市场要充分认识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并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教训及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商业银行的教训及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使我们更能充分地认识和防范房贷市场的潜在风险，其对商业银行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知道，房贷一般都是以房产作为抵押物。但是，房地产的价值一般都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着的。当市场看好时，房地产价格就会跟着上涨，并不断提高抵押物的市场价值，进而降低了抵押信贷的潜在风险，也会不断促使银行扩大抵押信贷的资金与规模。而当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房价就会走低，银行处置抵押物比较困难。因为即便是拍卖了抵押物，银行所得的收益也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现代金融活动中资本的杠杆作用发挥不够，加上信用链极长，给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制约。因此，房贷的潜在风险常常会波及到许多信贷交易主体，不仅给贷款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而且还会影响银行体系的安全，更会制约整个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以，银行就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做到平衡，必须结合市场和自身的实际做出理性的选择，进而提高抵御、防范和控制市场风险的能力水平。

2、对金融监管部门的教训及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教训及启示也是非常深刻的，并使我们更能充分地认识到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要想顺利地摆脱美国次贷危机的深远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力在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建设上很下功夫。一方面，要加快我国金融监督监督体制机制建设，促进金融监管不断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管理化轨道迈进。另一方面，还要在强化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职能上下功夫，充分发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房地产市场中的监督管理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推进。总之，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规范的贷款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监督管理的行为。而且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必须要着力加强对从事房贷业务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监督监管。在各类贷款过程中，要积极推行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及时向借款人提供相关信息，使其充分了解掌握有关信息，让其拥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尽量减少和降低借款人的损失。同时，要积极推进标准化管理，进一步规范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等，逐步规范银行贷款行为和贷后服务。

3、对政府部门的教训及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政府部门的教训及启示更为深刻，也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政府部门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关键作用。让百姓“住有所居”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之一，但“住有所居”并不是要人人都去购买房屋，让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低收入人群进入房地市场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还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与效应。这是因为，一个科学、合理的房地产市场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有机统一。首先，政府在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过程中，几乎不加任何干预，使得了房地产市场交易双方均构成了潜在的风险。但是，由于双方的交易属于市场交易行为，政府已经没有干预的必要。在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的监督监管下，房地产市场发展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和市场经济规律，不仅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的基本原则，而且没有注重借款人的及时还款资金和信誉，反而是依托于贷款抵押物不断升值的基础和前提上。此外，房地产市场产品结构比较复杂，使一些基本产品的潜在风险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与规律。而且政府部门对房地产产品的调节控制不够规范与严格，致使其潜在风险逐步增大，超出了房地产市场的可承受范围。其次，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房地产市场主要通过场内交易方式进行。一般情况下，场内交易都会受到交易场地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监管。但是，由于场外交易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所以场外交易基本上处于游离在监督监管体系之外。场外交易一般都是房地产企业与机构或个人间的私下交易，有其所产生的金融产品就属于在正常的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甚至只能够当成是一种商品、写有保障的纸或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房地产市场正常的交易渠道之外，一般都缺乏有效的监督监管。再次，由于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所产生的金融产品属于表外业务，因而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中体现。作为政府监督管理部门的银行对有关信息的披露一般比较有限，也使得其他一些监督监管部门无法得到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过程中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的金融产品的信息。所以，金融法律调控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一旦出现问题，监督监管部门在短期内无法获知相关问题的严重程度，必然导致了不能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对策与措施。，由于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过程中，缺乏统一、有效的房地产市场产品清算体系，交易不够透明与公开，政府有关部门实际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房地产市场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分布。因此，一旦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政府有关部门一般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正确预测和估计次贷危机所产生的破坏程度以及波及范围等。而且信息的不够充分和，使得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政府相关监督监管部门都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公布途径与范围，但是，效果很不明显。

(二)迪拜债务危机对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教训及启示

近年来，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金融、物流与休闲中心为主要目标，推进了超过3000亿美元规模的投资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就像越滚越大雪球一样不断增加。目前，迪拜政府总债务已经高达800亿美元。迪拜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主要是在于过度负债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所引起的资金链断裂。此次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伸。其实，迪拜债务危机早在2008年已经初步显现出来，虽然由于当时迪拜的各种债务还没到期，国际上很多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得危机得以推迟。随着迪拜各种债务的到期，加上世界各国经济的逐渐复苏，流入资金大幅度减少，最终导致了迪拜资金链的断裂，危机随即爆发了。迪拜债务危机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依然让我们记忆犹新。

1、迪拜债务危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迪拜债务危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类。从短期影响来分析，迪拜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与金融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主要表现在：首先，迪拜债务危机凸显出新兴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风险仍然波涛汹涌，危机突出。受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地房地产市场纷纷不同程度地上涨，有的地区甚至达到几乎疯狂的程度。鉴于房地产市场急速增温，贸易赤字恶化，一些地区和政府纷纷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加以遏制，但是收效甚微，使得房地产市场流通货币纷纷贬值。试想如果迪拜债务危机得不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债务成本可能就会显著增加，从而加大世界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其次，一些避险资金从房地产市场逐渐流向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房地产市场。迪拜债务危机使全球房地产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房地产市场产生兴趣，从而有从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撤出资金的情况，进而纷纷寻找避险性较强的避风港湾。资金的回笼和投资者的避险心理，必然导致了一些币值低位反弹和暂时走强。此外，迪拜债务危机也是检验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极为有效的试验。在迪拜债务危机中，投资者将更加注重基本因素，更加看重发展中国家的潜在能力。房地产市场中经济增长相对较快，资金流转量较大，债务压力和潜在较大，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会受到房地产投资商的关注。再次，迪拜债务危机使全球房地产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和挫折，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由于有众多国家金融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持有迪拜的债务，而大家纷纷担心迪拜无力偿还所有的债务，致使了很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大幅度增加。所以，迪拜债务危机对世界金融股票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增加，导致了世界各大银行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引领着世界房地产业的整体上涨。从长期影响来分析，迪拜债务危机虽然使得投资风险进一步扩大和蔓延，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的可能性不大，不能逆转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发展态势。因为当今全球流动性资金相对充足，低利率仍将维持，所以债务偿还的压力与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迪拜债务危机无论对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还是房地产业的影响都相当有限的。这是因为我国的金融机构与迪拜几乎没有直接的信贷业务关系，也没有直接购买迪拜的债券。另外就是目前我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是内需拉动的。

2、迪拜债务危机对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教训及启示

迪拜债务危机是在经济转型和城市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危机，这对于同样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有一定的教育启示作用和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及时，信用贷款发放，需要进行风险控制。有经济学家通过对历史上多次银行危机的调查研究发现，每次银行危机都由毫无节制的信用贷款扩张所引起的。而这次迪拜债务危机在本质上也是由于过度的信贷扩张形成经济泡沫而引发的。近年来，我国各类银行信贷为了扩大业务，大量增加了信用贷款的资金投放量。在新一轮经济刺激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了配合国家的投资发展计划，在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以地方政府的财政、信用作担保，从各类银行取得大量信用贷款，这就必然大大增加了我国银行信用贷款损失的潜在风险。当我国房地产业出现发展速度放缓、发展效益下降和遇到金融风暴袭击时，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就极有可能变为死帐、呆账。如果银行没有充足的流动资本，必然会大大增加银行的风险，进而引发银行的危机。第二，房地产经济发展要适度。从迪拜债务危机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在逐渐慢慢复苏，但由于各国经济基础有所不同，因而依靠房地产来实现经济复苏依然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在债务危机发生的情况下，政府不敢贸然减少投资，退出起伏不定的金融危机中。当时在我国也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受到“非典”等疫情和大量外汇的影响，引起了我国信用贷款投放过多，进而触发了通货膨胀。因此，我们要谨慎地选择适当的政策刺激房地产经济，但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复苏情况来确定。第三，我们在推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预防房地产泡沫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危机。由于迪拜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其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当出现资金链断裂时，就必然会引发金融危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房地产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不够明显。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必须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资金大量流入，与迪拜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必须吸取迪拜的教训，防止债务危机发生。

三、现阶段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现阶段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随着我国逐渐加快房地产的发展步伐，居民住房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房地产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我国银行总业务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同时，我国住房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法》逐渐完善，住房金融业务的经营方式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多家银行共同经营房地产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住房金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1、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够平衡

为了进一步深化房地产体制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与金融法规政策，如《银行法》等，为房地产市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内各大银行也纷纷根据《银行法》和其他法规政策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经营力度，促进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腾飞。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不尽相同，加上地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个人意识等不尽相同，必然使得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极为不平衡。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情况来看，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2、房地产市场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对房地产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必然带来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变化。根据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需要，国内各大银行纷纷把工作重心向房地产市场信贷方向转移，并由过去重点支持房地产开发贷款转向重点支持房地产消费贷款。因此，引起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从我国各大银行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营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房地产贷款总额的比重逐渐呈现上升的趋势。

3、房地产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渐加快房地产的发展步伐，并把发展重点放在了房地产市场上。由此必然使得各大银行逐渐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中金融法规特别是《银行法》在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不断刺激房地产消费需求和扩张。也使得了我国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不断得到展现。因此，国内各大银行纷纷结合自身实际与特点，从不同的视角分别以不同的措施进入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并逐渐呈现白热化趋势。目前，在我国《银行法》以及其他有关金融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国内各大银行都纷纷扩大房地产信用贷款的规模，大力支持房地产市场建设与发展，不断刺激房地产市场消费，并在产品创新、提供服务、健全网络、提升质量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同时，各大银行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严格遵循法规政策，严格依照程序办理，使得住房信用贷款业务更加规范、合理，潜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和防范。

4、房地产市场资金占用过多

土地是房地产市场最基本的资源。按照我国以往的思想与观念，谁拥有的土地多，谁拥有的财富就多。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趋炒热，土地价格也随之疯狂猛涨。在我国，对工薪阶层和农民而言，住房一般都是其较大的财富。而他们要创造财富，必然就要从土地开始。这样，必然引起我国土地资源的逐步减少，价格也随之不断攀升，“地王”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而以土地作为“命根子”的国人，在购买房屋以后，就等于购买到了不断升值的财富。在很多地区，土地价格往往都翻了好几翻。如此一来，必然使得大量的闲散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占用资金过多。

5、房地产市场开发成本增加

房地产市场开发成本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在土地等资源持续涨价的同时，建筑材料等价格也随着上涨，房地产开发运作成本不断增加。这样，必然进一步加大了房地产市场价格与开发成本之间的矛盾。而绝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也面临着开发资金严重不足的压力，房地产开发成本无形中增加了，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存在着运作较为困难的困难与问题。一些房地产开发为了尽快回笼资金，纷纷不同程度的提高了新开发房地产产品的价格。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购买房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而房地产市场却一直居高不下，必然导致了购买房子陷入了价格越走越高的怪圈。

(二)现阶段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金融法律特别是《银行法》在调控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也是客观方面；既有政策的因素，也有市场的因素。由于我国过分依赖政策措施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所以，在这些的影响因素中，政策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前，我国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够完善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与其他商品走价格战经营策略不同，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将直接影响和引导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而由于我国经济适用房的调控政策不够明确，加上过分地依赖政策措施来调控房地产市场。因此，必然造成了我国大量高收入群体涌入购买经济适用房行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发展经济适用房已经成为了房地产市场供应的主要途径。可以说发展经济适用房不仅平抑了过高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而且不断满足了个人购房的不同需求，还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效益。但是，由于我国过分地依赖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加之不够健全完善，在各地还普遍存在着中低收入家庭比较多，收入水平、界限、条件、购买能力、价格定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2、房地产市场调控贷款额度较低

目前，国内各大银行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贷款额度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额度基本仅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我国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贷款的期限则长短不一。这样，必然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滞后、收入低、房价高的基本国情不相符合。特别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调控贷款就更加使人们难以承受，不能使广大中低收入者通过调控贷款来解决住房困难与问题。在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的住房金融首付比例一般占房价的20%左右，甚至更低。但是，在我国，目前住房金融首付比例一般都在30%左右，甚至更高。这样，必然使中低收入者望而止步。而且贷款利率偏高也是制约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一些银行机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由于条件标准比较高，对于一般买房者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3、调控房地产市场抵押形式单一

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住房贷款的形式比较单一，一般住房抵押贷款的限制条件非常严格，如先存后贷、抵押担保、一次整借按月偿还等。这样，不仅极大地打击了买房者选择住房信贷的积极性，而且也制约了买房者的自由选择性。当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依然尚未大量形成与发展，加之缺乏合理性，信息化管理程度比较低，融资渠道不够畅通，金融品种较为单一，难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房地产市场潜在的风险。此外，银行转移潜在风险的方式比较单一，因此，各金融机构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时一般比较谨慎，导致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与制约。

4、调控房地产市场法规不够健全

当前，我国虽然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房地产法律法规，诸如《银行法》、《民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依然不够健全完善。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更谈不上法律法规的保障，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此外，我国依然没有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进行有效的资金筹集，对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筹集缺乏有效管理与监督。所以，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完善，也就成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

5、调控房地产市场服务发展滞后

调控房地产市场服务发展严重滞后，是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又一难题。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服务体系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依然不够健全完善，在房地产贷款过程中的手续办理、房屋评估、资信调查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效率比较低，相关的配套服务也不够到位。而在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时，不仅要严格审查贷款者的收入情况，而且办理评估抵押、担保抵押、抵押保险等的手续、条件和标准比较繁琐，效率一般不高，而且相关收费比较高。

四、提高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有效性的策略思考

（一）构建房地产信贷风险的预警机制

在房地产行业中，履现信贷风险造成的严重后果。类似的信贷风险不仅造成大量资金流损，同时也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因此加强法律风险，特别是信贷风险的管理势在必行。而在信贷风险管理中应列于首位的是对于房地产行业中信贷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如何构建房地产信贷风险的预警机制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公开

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银行体系深受房地产波动的影响。因此，健全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房地产与房地产金融的良性互动,二是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因此，必须推行信息公开制度，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调整房地产市场会分别影响到投资和消费,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金融稳定性降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很还不明朗，房地产贷款所占比率仍然较高,这在在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缺乏的情况下，房价下跌很可能使银行体系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巨大风险。我国房地产市场远不能满足数量庞大的自住房需求，并且相当数量的商品房投资及投机需求正存在于房地产市场中并将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重视逐步建立和完善房地产风险管理和监管长期有效的机制，推行信息公开。

2、统一信用信息评估标准

中央银行需要按照《银行法》的规定，建立针对于房地产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对市场走向的预判。并且要使各个地区支行要对房地产市场时刻保持理智清醒的认识，结合本地区实际和自身发展优势，科学地制定政策以此把握住房地产贷款的规模和节奏。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管理，要按照银监会的指引要求，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改善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流程，保障各项制度的落实和实施，保持较高的房地产风险管理能力。中央银行应当鼓励各商业银行根据宏观调控的要求，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提高创新能力，使房地产业务向差异化方向发展。同时，应当逐步加强对房地产风险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特别是在一些中心城市,其监管机构应将房地产市场作为持续跟踪的对象，及时为各商业银行提供风险提示。中央银行及监管部门都应在实际中不断积累有关房地产的案例，以此其丰富管理经验,提高监管力度，建立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良性互助的长期发展关系。综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建立房地产信贷风险预警机制的过程中。为了维持房地产行业的正常有序运行，需要对信贷风险加以分析和预测，并建立高度精准的预警机制，只有这样才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并防范各种信贷风险。特别是对于一般的信贷风险，房地产企业只要处理的及时妥当，就可以很快转变为主动一方，从而战胜危机；但如果处理不妥，则有可能使房地产企业从此每况愈下，更有甚者会造成企业倒闭。因此笔者认为，建立房地产信贷风险预警机制是必要和有益的。

（二）建立多渠道融资体系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中存在多种融资渠道，例如银行贷款、房地产信托、上市融资、海外房产基金和债券融资等。这些融资方式一同构建了房地产融资体系。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房地产行业的信贷已经成为了银行的重要资产，所以一旦出现信贷危机将对银行的盈利状况和风险情况产生极坏的影响。在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融资仍然处于对银行信贷过分依赖的程度，此外还包括对股权、债券和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的不敏感。只有大力开发房地产金融市场，使其向多元化方式转变，并将房地产信贷机构的信贷风险分散，才可以将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转变为由整个市场共同承担的形式。而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融资体系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早在2003年出台了“121号文件”，进而又出台《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2005年的“国六条”和“国十五条”等政策都将银行的信贷管理逐步完善。国家规定要严格执行住房开发和融资管理的政策，要积极发挥税收的作用，将信贷、土地政策的调节作用发挥到，同时也对擅自变更项目、违反交易规定、改变融资渠道、囤积房源和哄抬房价等一系列问题采取了配套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控制。其中对于融资渠道部分是对房地产信贷风险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行业融资的主要问题就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房地产融资体系并完善房地产行业金融法律法规。

1、完善法律法规

在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如《银行法》等，各地方也相应做出了相关指示，但是整个关于融资渠道的体系仍不。从整体角度讲处于滞后性。房地产融资向多元化角度发展，在出台新的融资工具时，并没有配套的制度及时跟进，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体系，特别是针对新型的融资工具，要对其组织形式、流通转让已经收益来源分配等问题做出严格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多元化发展起到规范和保障的作用。

2、改革金融体制

（1）优先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

大中型房地产公司、信托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加速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目前，我国大中型房地产企业在无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是经验上都具有有一定的实力。如何引导大中型房地产企业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通过建立半附属型房地产投资公司逐步实现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是问题的关键。大中型房地产企业将筹募的资金与集团的资金集中共同管理或者各自分开管理是目前较好的办法。这样，既可以投资经营集团的房地产项目，又可以对市场上较好好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经营，使企业逐渐积累起大量的房地产资源和由此所产生的大量租金现金流。经营模式方面，应促进大中型房地产企业集团由开发型向经营型转型。将隶属于大型房地产企业集的房地产投资公司或经营公司的整体或公司部分优良资产打包组成为房地产投资信托，使其形成国外权益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我国的一些信托投资公司因此具有了长期的经营业绩，获得了发行房地产信托计划中的经验。因此，房地产信托计划应作为大中型房地产企业与信托公司的基础，前期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基金证券，筹募资金，后期通过购买房地产和抵押贷款来建立企业自己的资产组合。如何在发展中使公司型房地产投资基金得到逐步的完善也是大中型房地产企业的需要面临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转变企业运营模式。公司的发起机构和股东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应当将公司以拿地、建房、销售、物业一条龙的这一传统的开发模式向专业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转变。其次，要注意吸收、培养房地产投资基金管理人才。对于有着长期不断的扩张能力的大型房地产集团，应当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内形成一个适于高级人才尽可能发挥其效率和展示其能力的运营平台，以人才形成的运营核心才是使其成为房地产投资基金业的经验丰富者之一的必要条件。大型房地产硕士界团的集篡可以通过引进、实践、培训来实现，以此培养出集团自己的房地产投资基金管理人才团队，参股、合作、合资也是企业组建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方式之一。将国内外的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等同本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整合人才，共同分享管理经验。

（2）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将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整合，通过风险隔离、资产重组以及信用增级等方式，在房地产市场上发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这一结构性融资行为即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住房贷款由于其期限长、贷款分散等特征，符合证券化条件。实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扩大个人住房贷款的资金来源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这些原本应该由商业银行独自承担的支付和利率风险被分散给了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承受这类风险的投资群体，使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得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商业银行资产的负债结构。

（3）继续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对外资流入进行有效管理

通过系统的体制改革措施及政策的综合协调，较大程度地减轻国际资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所造成的冲击和危害。真正做到趋利避害，在有效利用资金的同时注意防范风险。通过税收政策调节资金结构，以此限制资本流动是目前较好的方法；建立专门的国际流动资金统计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大对国际资本的监控力度；加强对跨国公司资金流动去向的监管，以此了解并适应其经营活动特点从而对其在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进行监管。

（三）加强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就是内部风险管理，而如何进一步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体制，如何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效率与能力，已经彰显出其必要性的特质。作为一套成熟的管理制度，必须从其产生到实施经历制度意识到制度建设再到制度执行这三个层面的递进，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制。而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应予以重视。

1、严格控制贷前风险管理

一是在商业银行借贷之前要将内部风险管理的意识根植于企业文化当中。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加强教育培训，对全体员工实施教育灌输，让他们掌握现代风险管理的基础知识，从而自觉的考虑到风险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从基层做起，让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降到低。要建立共同的风险管理价值观与行动观，使员工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做到对风险管理机制的推动和示范，并结合业务进行必要的规定，限制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沟通。二是在贷前要对其借贷对象做深入了解，进行必要的调查。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需要对国际先进经验进行借鉴，特别是先进的科技技术，逐步建立起对所有业务的风险评价和预警系统，在执行贷款风险的集中管理时要对风险做出早期预警，认真实施重大违约情况的报告，加强数据收集和定量测算，为风险控制提供依据。这虽然是借贷的必要程序，但在不少商业银行存在着马虎行事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调查借贷对象的资产，所以无法做出正确的评判，导致该贷款项目的巨大漏洞，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强化贷后风险管理

建立长效机制，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测算这两方面积极处理，进行合理的消化。针对商业银行内部，要加强监督机制。促进内部控制建设，对于防范银行风险的关键环节实施风险评级制度，对经营管理状况做出分析，建立健全独立的内部审计制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针对外部测算，要适时跟进该借贷对象的情况，进行必要的测算。如在借贷完成后，对其企业情况和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要及时了解跟进，如出现问题要及时报告上级指示，不能置之不理，以免在问题扩大后造成不良影响。

3、谨慎处理问题信贷

对于什么是问题信贷，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但频发的所有者缺位、审查贷款制度缺陷、信贷文化脆弱等问题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虽然在不断完善，但对巨额不良资产的疏于管理却是一个严重问题。以估值不足的资产抵押，就可以借贷到足值的贷款，这在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中屡见不鲜。因此，对于问题信贷，特别是估值不足的抵押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商业银行贷款过程中要谨慎处理，特别是基层员工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深入调查，学习现代评估技术，并认真对待问题贷款。只有加强了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才能从另一个方向控制银行贷款和市场流通贷款的问题，从而提高银行法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

（四）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监管

中央银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并有相应的强力政策工具。而在房地产信贷风险问题上可以发现，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将导致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不力。在房地产信贷风险监管的问题上，要对监管法规和监管机构进行必要的规定，以监管力量控制风险出现的概率。

1、规范监管法规

在地方政府看来，受城市住房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城市居民，因此最有发言权的是城市居民而不是中央政府。因此，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使社会各界和民众都能参与管理体系，形成一个从内在被各方利益互相制约的决策机制。只有地方政府的官员本地的选民负责时，才会切实主动地关心民生利益。通常来说,按照政府运作的原则，政府和企业应该严格分开，政府不能直接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地方政府因为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是其地区内土地的供应商，因此它对社会、民众负有更大的责任。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应当和维护公众利益两者有机协调起来。在中央政府看来，同样存在如何与地方政府利益相互协调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利益再房地产市场中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逐步建立起一个更为合理有效的地方利益表达渠道及机制，加大地方政府在参与中央决策的程度，真正实现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中央政府应加强立法，对于监管部门、监管过程和监管的方式方法作出权力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以强制力保障监管的实施，并做到有法可依。

2、明确监管机构

对于监管法规的制定，应明确监管机构的设置，建立并完善科学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对各项规定的的监督和执行力度,从根本上消除投资盲目扩张和片面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倾向，要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对不能够完成本职工作的职能部门必须严肃追究，在地方政府干预下而导致的违反规定的行为，要对其监管部门进行问责，并追求地方政府的责任。国务院已经对各省市政府建立了宏观调控的问责制，真正的树立起了政府的威信。要对监管机构予以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各级政府的消极情绪，确保房地产市场监管体制的严谨性，将风险问题中的监管事宜落到实处。

五、结论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并逐步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和生活条件改善，更有利于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由于房地产的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加之我国房地产开发商整体实力有限，房地产市场开发过程对金融贷款依赖程度很大。因此，金融法律及政策特别是《银行法》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供求具有较深的影响。研究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特别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和法律等手段，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实现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使房地产市场价格趋于合理，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作用，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