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象论文17篇-杂志之家

经济现象论文

时间：2022-04-04 04:55:03 关键词：经济经济现象经济论文经济现象论文

摘要：在经济学上，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评价，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来说明。同样，对盗版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它的经济效应。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既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又包括市场供给基础。盗版现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经济现象论文:农民工回流现象经济学论文

一、农民工的概念及贡献

（一）农民工的概念

对农民工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很的解释，在中国的现代社会词典上，“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雇用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人口”。因此这主要也体现出来农民工主要具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有农村户口，并且在城市或者乡镇的单位工作；二是工作地不稳定，具有很大程度的流动性。因此农民工也可以说是农村身份的城市劳动者，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标识，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

（二）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农民工的外出打工创造了很多经济价值，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我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转移一部分人从事二、三产业，不仅不会影响农业大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2）拉动内需

大量的农民工存在于城市中，拉动了城市的消费，不仅对住房、医疗等基础设施有需求，而且使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了扩大。

（3）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我国从及时次人口普查开始到第四次，我国乡村人口在净增加，然而自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后，农村人口开始减少，这说明农村人口流向了城市，加剧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二、民工荒的出现及民工荒现象的原因

由于现在经济的发展，对工人的要求不仅仅是有劳动力，不仅仅是只知道用力气干活，蛮干，而是要求工人有一定的能力，因此原来那些“有工就打”的农民工因此就使去了市场竞争力，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因此“民工荒”并不是真的劳动力荒。本文分析了民工荒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分别是：

（一）技术能力缺乏

在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过分依靠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忽视了在企业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但是企业改革就需要技术，然而大量的农民工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技术工人，他们整体素质不是特别高，没有专业的技能，没有经验难以胜任工作，因此也就出现“民工荒”，然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荒，而是“技工荒”。

（二）待遇低于社会保障

根据调查显示，农民工短缺和工资过低也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现在的工作条件很是不满，很多小企业的工资普遍低于全国新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因此依靠廉价劳动力的许多企业面临短缺工人的现象。

（三）民工教育程度低

在“民工荒”现象中，其实主要缺乏的还是技术型人才，因此也体现出来很多工人的教育程度不足，因此这也是“教育荒”。在知识经济的现代社会，由于企业技术改革，管理革新，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很多企业进行技术型生产，也就要求工人拥有相应的技术或者经验，这也就迫切要求工人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全方面提升自己的素质以应对当今社会的技术职位。

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分析

（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拉动农民工需求

正如我们所知，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但是实际上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依靠大量低价的劳动力，低价格的出口。虽然有美国等不断地进行反倾销和贸易制裁，可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很廉价，产品的性价比高，企业的订单甚多，需要大批量的劳动力，产品的成本是由原材料成本、能源消耗、固定资产折扣和劳动力成本几部分构成的，前三者世界范围内都差不多，然而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我国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加大，相应地就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

（二）外商投资的区域转移

外商投资虽然仍然集中在东部亚海地区，但是投资重点有所转移，由于华东、华北市场的辐射能力比华南地区有较强的优势，外商更改了原来投资福建、广东的局面，开始面向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地区投资，由于外商投资区域的转移，为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在珠江三角洲等南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外流，农民工短缺严重，受此影响很多南方的企业出现“民工荒”。

四、民工荒的影响和对策

（一）影响

（1）对劳动力

部分企业的工资水平低于平均工资水平，尽管在过去很长时间政府也通过许多手段进行改善，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的存在。“民工荒”的出现也使得企业重新审视民工的待遇工作环境的问题，使得企业正视农民工的诉求，通过改善用工环境、增加工资吸引劳动力。这样一来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了保障，那些侵害民工权利的老板也避而远之。这是民工的胜利，使得民工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工资待遇有了重新的保障。

（2）对企业

长期以来，企业面对日渐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不得不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提高期待遇，同时企业也需要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定期安排他们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从而改造农民工，因此企业虽在工资待遇方面多支出一部分资金，但是保持了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保障其正常生产，形成竞争力。长期以来有助于企业转型，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形成企业文化，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3）对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获取利益，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廉价劳动力也是我国的一种优势。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去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也促进了企业的转型，沿海地区应该考虑从低工资、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向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的战略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但是对于一些内地省份来说，依靠劳动力发展还是不可动摇的。

（二）对策

（1）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

当前情况下很多农民工的工资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月工资扣除一些基本开销后所剩无几，有时候甚至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更别说就医、参加培训提高自己的能力、抚养小孩、赡养老人了，使得很多农民工离城返乡，谋取生计。作为劳资双方都应该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资方。出现“民工荒”现象之后，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参加生产，多地政府陆续调整了工资的低标准，从而保障农民工的低生活。这一举措不仅能保障缓解“民工荒”现象。而且也能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调动农民工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

（2）加强农民工能力的培养

“民工荒”现象中主要短缺的还是技术型工人，这也凸显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工人的质量和能力，这也是解决“民工荒”现象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现状是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就业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让更多的农民具有工作能力，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能力和素质，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更多的农民能够参加工作，缓解“民工荒”，实际上也是缓解“技工荒”，更加能促进企业的转型发展。

（3）更改发展模式，引进设备调节对劳动力的需求

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获取国际优势，这种优势其实所包含的技术含量很低，要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才能支撑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模式早已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抛弃，这也迫切的促成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更新，企业改革。这样可以调节企业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缓解“民工荒”，企业也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工人就业，促使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高了产品的价值，这样也可以弥补农民工工资提高带来的多投入。

五、结语

“民工荒”是我国出现的特殊的现象，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民工荒”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地建议和措施。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出现“民工荒”现象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国的民工荒不仅是给企业和国家的一个挑战，一个难题，也是给农民工的提出的要求，要求农民工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在企业转型的当代能有一席之地，能够适应潮流，掌握一定的技术，不单靠廉价的劳动力谋生，而是从原先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把握自己的位置，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民工荒”的出现也促使了企业的转型发展，摆脱旧的发展模式，不再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获取国际优势，而是进行技术型转变，从而长久的稳定的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作者：陈洁单位：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现象论文:大国垄断现象的国际经济贸易论文

一、大国垄断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期间，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而非强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仅2013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总额高达25．83万亿元人民币，使得世界货物贸易及时大国名至实归。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依然不能摆脱“贸易大国、定价小国”的困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影响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一些高密地的劳动产业转移给我国，导致了我国高价进口原材料和低价输出产品，使得国际贸易中的利润转移，由此可见，这种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垄断现象恶化了我国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迈进。

同样的，从2013年国际贸易规模和份额来看，虽然我国已经稳居世界及时的位置，但这种贸易大国地位不但没有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带来利润分配增长点，更甚者加重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所以，大国垄断的结果为表面上显示的是中国的顺差，实则是国外在享受着丰厚的贸易利润。以资源的进出口为例，我国的稀土出口量占据了市场份额的百分八十以上，具备了大国垄断的明显特征，但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稀土价格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急剧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石油等产品是我国大量进口的贸易商品之一，价格却非降反升。

造成我国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垄断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还受制于旧的经济秩序，缺乏有效竞争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依然具有优势地位;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企业缺乏一定的规则意识、沟通协调和国际贸易运作经验，比如行业混乱、交易缺乏诚信、企业之间互相拆台，这些都成为国际市场逐渐萎缩的重要原因。

二、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应对大国垄断现象的思考

我国的对外贸易正植根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国际贸易已经让中国迈向更大的国际舞台。因此，面对着我国贸易中的“大国”事实，更多的是要进行一种冷静理性的思考，从而为实现贸易强国开辟新的贸易通道，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对大国垄断现象进行清晰地认识，这对于充分利用我国“大国”的身份开展国际贸易有着积极影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还不具备对抗卖方大国垄断的能力，甚至还要受制于垄断势力的经济压迫，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战略商品，还会引发一些政治问题。

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体制机制。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律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为进行国际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但依然要重视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各种不正当竞争问题，通过完善我国国际贸易的机制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克服国际贸易中审批难、税收重、成本高的缺陷。只有构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体系，才可以为我国的“大国垄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要依靠创新来增加我国进行外贸竞争的砝码。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技术，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的科技含量，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这样在反垄断、反倾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对外加工模式方面要加以创新，取消一些对有悖于环保理念的外贸项目的扶持优惠政策，促进对外加工业务的转型升级，保障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和活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响应今年我国商务部部署的贸易强国发展规划需求，培育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竞争的能力，还需要从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多个角度进行努力，针对于我国贸易大国的身份地位，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特色贸易道路，把高科技制造业变成实现贸易强国的引领产业，这是我国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实现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和历史跨越的关键所在。

作者：杨龙陈恒超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经济现象论文: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特点及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及时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及时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及时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较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现象论文:腐败现象经济学分析论文

在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中，行为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只能是个体。巴泽尔指出，一切行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不过是众多个人行为的整合。因此，如果我们以经济学为基础展开对腐败行为的分析，就必须从个体分析入手，某些所谓的“集体腐败”、“群体腐败”现象只不过是多个个人腐败行为的结果或行为组合。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所定义的腐败仅是指公职人员的一种个人行为。

一般而言，腐败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腐败定义为：“腐化(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化(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里所谓的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一些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换言之，已有研究中多将腐败的基本形式或内容定义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此外，由于寻租行为更多、也更容易产生腐败，因而国内部分学者将腐败定义为权力寻租。这是不的。寻租是指厂商或其他组织、个人为获取政府特许以获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而向政府官员施加各种影响的努力。其中尽管包含了“钱—权交易”的可能，但这种活动在更多情况下是对利益的一种合法再分配活动，更多地是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和针对集体，如院外游说。进一步地讲，政府的“设租”行为与腐败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被定义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拥有专有的权力来强制执行一些行为规则的机构，其基本任务被认为是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一般而言，政府实现其利益较大化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将使政府的租金较大化；其二，在及时个目标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较大，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换言之，不仅调整“租”的分配是政府固有的职能之一，而且“设租”以制造更多的“公共领域”是政府增加其收入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笔者看来，“寻租”、“设租”与腐败有着严格的区别。腐败指的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获取不正当的个人收益而收受第三方支付，并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

收益较大化冲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动力来源

如前所述，在经济学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被假定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较大化行为。每一个腐败者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同样是按照其行为的“成本—收益”比较，考虑其道德（心理）成本、惩罚成本、实施成本以及其可能收益来决定其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腐败行为。

在笔者看来，腐败行为的道德（心理）成本主要是指公职人员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因腐败行为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其循规守法的操守、面对可能的社会舆论谴责等。腐败的心理成本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及其强烈程度。在理论上，这种“心理成本”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

腐败的实施成本取决于决策者正常的工资收入、制度待遇以及其从事腐败的机会、收益等，因而是因人而异的。就腐败的受惩概率而言，腐败者所处的职位越高，对其进行监督制约越困难，同时其势力影响和关系网络也越严实，因而即使同等程度的腐败，曝光以至受惩的概率也低得多。但另一方面，对于高层腐败者而言，其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并招至惩罚，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此外，对于腐败者而言，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曝光及受惩概率，一般都会收买上级领导，广泛编织关系网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腐败成本，降低了腐败利润，但却提高了其腐败的“安全性”，为其继续实施腐败创造了条件。

如果腐败者突破上述种种约束的努力，即腐败活动的成本低于其实际利益的话，那么理性的腐败者就会采取腐败行动。因此，腐败在社会约束软化、腐败成本较低、腐败利润较高的情况下，腐败的发生就会变得较为普遍。而且，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腐败的程度和收益呈正函数关系，腐败程度愈是严重，实施腐败的主体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是丰厚。同样，实施腐败的成本与刑罚也是呈正相关关系。实施腐败的成本越高，主体就越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客观基础

古今中外，只有掌握公共权力者才有腐败的资格和能力。在现实经济中，各种资源并不是个人拥有和自由市场配置，某些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并因而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存在，也就为其掌控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相反，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当然也能通过寻租、偷盗等形式满足)，腐败行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产生的。因此，公共权力的存在无疑成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

显然，上述两个前提只是证明了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其是否真实发生，还依赖于其它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公共资源掌控者所处的社会法律法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权力纵向制衡以及当权者本人的需求偏好、道德伦理等。

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

经济学中的委托—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不对称信息的交易，其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被称为人，而另一方则被称为委托人。根据前面对人性的假设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寻求自身效用较大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会有策略地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即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己的效用较大化目标，即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腐败行为人往往掌握了较的信息，即拥有信息优势，这些信息成了腐败行为人手中的稀缺资源，腐败行为主体就会有目的地、有策略地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扭曲(如说谎、欺骗等)，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制度缺失是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

制度是为了规范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系列制约，其主要作用是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提供保险等五种功能。

消极的意识形态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观根源

上述的这些因素都可以看作是人们决策的约束条件或环境。人们对某种行为的评价最终是由其信念等意识形态因素来决定的。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或团体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集团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具有认知体系、影响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特点。它一方面用来规范我们周围世界感性认识的知识，为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提供辩护；另一方面这些感知又规范了我们对知识的追求与获取，对个人行为提供约束。由于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因而会影响他们对世界进行的理念化解释和评价，这些又反过来影响达成一致共识——讨价还价和合约的成本。

腐败既然是政治权力的衍生物，那么只要有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较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有赖于“事先”设计构造一种较为系统和完备的权力设置、控制、监督和使用的运行机制。

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

深化改革是解决产生腐败的深层次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完善权力设置的根本出路。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首先减少其客观基础，尽可能地缩小公共领域的存在。换言之，我们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还权于社，还权于民，把更多的事转让给个人和市场去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范围，在明晰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确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如此，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被限制到低程度。

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依法用权

加强法制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权力拥有者依法用权，增加腐败行为的惩罚成本。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目的，不仅是打击、惩处、清理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更重要的还在于制订和维护法律、法规、政策的严肃性和约束作用，使国家公职人员切实在法制的轨道上行使权力，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一方面，我们要围绕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完备的法制予以规范和保障。要使立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相适应，及时修改和废止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尽快制订出一批有关保护市场主体地位和权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并力求使我们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体现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公开、有效”的原则，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做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快法制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罚力度。惩罚成本是构成腐败决策成本的主要部分，只有使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健全监督机制，实施权力的有效监督

既然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那么，对权力进行制约也就应该成为反腐败的一个必要手段。健全监督机制，实施权力的有效监督就是要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真正实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得掌权者因惧怕被抓住和严重处罚而不敢贪心。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逐渐实现政务公开，变“黑箱”行政为“透明”行政，让公众了解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实现群众监督，从而将权力的行使过程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以确保其较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谋取个人私利。实践证明，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强大力量莫过于社会的监督。二是逐渐放开对舆论的种种限制，保障合法的新闻自由，真正发挥新闻媒体监督的特有优势。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权力制约从人格化向体制化转变。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权力就要受到制约，而且应由从前主要用人来制约转变为主要用制度、用法律的制约。加强监督是切断当权者腐败收益来源的一个重要措施。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我们要改变传统监督机制畸形的问题。一是理顺监督体系，把权力机关的监督、执法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多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加大监督机关权力，大胆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督不力的状况。

经济现象论文:盗版现象经济福利效应论文

主要内容：盗版现象由来已久，累禁不止，这是源于它坚实的市场基础。从需求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从供给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高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存在，并不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害无利。其实，盗版品究竟会增加福利还是减少福利，取决于时期的长短、竞争的趋势以及政府反盗版的严厉程度。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以较大限度的减少而不是消除盗版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关键词：盗版现象，盗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消费价值，经济福利，盗版成本，反盗版成本，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一、引子

盗版现象由来已久。尽管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盗版措施，以对盗版进行打击，但时至今日，盗版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还有日益漫延之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呢？盗版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为什么要打击盗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盗版现象累禁不止呢？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反盗版策略呢？笔者拟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义本文讨论的盗版现象为“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诸如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书籍等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1]这些非法复制品统称为盗版产品，与之对应则为正版产品。

二、盗版存在的市场基础

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既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又包括市场供给基础。盗版现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1、盗版存在的需求基础。尽管“盗版”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绝非一个好东西，应该消灭，但是在一片喊打声的同时，消费者却在行动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就是盗版现象的市场需求基础。在盗版市场上，存在市场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础。

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条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所以更多的选择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什么是商品的消费价值呢？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价格，一个是质量。如果某个商品的质量太差，即使价格很低，可能也不会有人问津；反之，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太高，即使质量很高，恐怕买主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很低，而其质量又比较好，购买者肯定会很多。显然，购买者并不是单独地看待价格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而是综合的分析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即质量—价格比，它可以作为消费者所考虑的商品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消费者购买盗版品的直接原因在于盗版品的质量—价格比远高于正版品的质量—价格比。在消费者看来，虽然盗版品的质量比正版品低，但是相差的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人们一般使用的MicrosoftOffice2000办公软件，除去普通老百姓一般很少使用的一些功能外，盗版品与正版品在质量或使用价值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盗版产品的价格远低于正版产品，比如，在成都市场上，正版的MicrosoftOffice2000办公软件的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人民币，而它的盗版品只需要不到10元人民币。盗版品与正版品的价格比是1比600，盗版品的价格优势让人心动。

消费者更多的“投票”盗版品，从根本原因上看在于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较大效用。为了简化分析，我在此对正版品与盗版品的质量差异不作考虑，二者的差别在于价格，即正版品的价格高于盗版品的价格。下图说明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行为。在图中，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X，正版的X价格为P1，盗版的X价格为P2.（P2低于P1），除了X之外的其他商品为Y，价格为P。如果买主消费正版X，他只能选择B（X’，Y”）才能达到较大效用，较大效用为U*；如果买主选择盗版的X，他可以购买A（X”，Y”）组合实现较大效用U”。显然，X*小于X**，从而U’也小于U”。[2]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预算不变的条件下，对消费者来说，使用盗版品的总效用比使用正版品的总效用大。

2、、盗版存在的市场供给基础。尽管盗版的存在从根本上在于有市场需求基础，但是盗版品毕竟是有厂商生产出来的。对于厂商来说，并不是有市场需要就会有市场供给。就某种产品来说，厂商之所以选择生产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除了它在生产正版品上的所受的诸多限制之外，可能关键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大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什么是商品的生产价值呢？对厂商来说，那种商品值得生产，不能只看它的价格高低，也不能只看成本大小，要看产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差（即利润），或者看价格—成本比。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很高，但是生产成本也很高，从而生产无利可图，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去生产它；反之，即使一种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也很低，以至于生产利润相当可观，价格—成本比大于1，“挡不住的诱惑”，厂商无需政府动员也会趋之若鹜，甚至政府想堵也堵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因此，利润或价格—成本比可以用来反映商品的生产价值。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技术和制度限制使得许多企业不能生产正版品。在盗版或正版中，“版”者版权也！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激励人们创新，政府运用专利法或版权法对版权进行保护。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版”进行保护，这无疑是非常应该的，但是这种保护会形成市场上的行政垄断和法律垄断，从而限制了许多厂商以合法的身份生产正版品。

其次，生产正版品的价格或收益怪圈导致了盗版品的大量产生。在正版品生产的垄断条件下，源于其垄断价格的巨大垄断利润对其他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使资源有向该产品聚集的趋势。然而，在过高的版权费用和制度硬壁的双重阻拦下，这种趋势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品。在盗版品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价格却在盗版品的竞争中不断下降，从而正版品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品的生产和供给。

再次，盗版品生产价值还集中的体现在它的生产成本优势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生产活动的成本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和版权费用。与正版品的生产相比，盗版品在直接生产费用上存在一定的优势，这是因为盗版者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简捷的生产工序，使得产品成本大大降低。比如，用光盘刻录长达30集的电视剧，直接的生产费用（包括刻录机的折旧费、白盘费、刻录软件分摊费、人工费等）不会超过50元。不仅如此，盗版活动的低成本还体现在盗版商免费使用了别人的诸如专利权，著作权等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版权费用在专利保护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盗版产品的供给还与厂商从事盗版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和对待风险的态度有关。由于盗版的违法性，因此就有被查处并被惩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盗版在给厂商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风险。对风险与收益的选择，将影响盗版品供给的多少。假定厂商在投资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安全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正版品生产，一是风险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盗版产品的供给，前者的预期收益为无风险的收益R1,R1,较为固定但通常也较小，风险或损失可能为0，后者的预期收益R2，R2的变动较大但在数量上也更大，可能损失为R0，盗版品的供给就取决于厂商对不同投资的效用评价。对于风险偏好型的厂商来说，较高预期收益带给它的效用大于损失时的负效用，他倾向于进行盗版产品的供给，当然，可能损失的大小会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如此说当被查处的可能性增大，一些本来爱好风险的厂商将变为厌恶风险，从而减少盗版产品的供给。但是，由于现行制度规定的缺陷，市场的人为分割，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执法者的寻租和麻木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检查或逃避处罚，盗版的实际风险极低。

三、盗版现象的经济福利效应

在经济学上，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评价，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来说明。同样，对盗版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它的经济效应。

1、从消费者剩余来看，盗版活动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由于盗版品的存在，原来不能购买或没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盗版品，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原来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改为使用盗版品，因盗版品的低价格而给买主带来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即使是对使用正版品痴心不改的消费者，也能够在盗版品的冲击下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正版品，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长期，盗版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依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和质量生产企业对盗版不采取任何防范和打击措施，让盗版品的泛滥成灾，正版品的生产无利可图，不仅已有的正版品被挤出市场，而且不会有新的正版品产生，那么盗版品将会走到无“版”可盗的地步，此时消费者的福利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果在长期中，通过市场竞争和各种治理措施的实施，正版品的价格不断下降，逐渐逼近盗版品的价格，从而正版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最终挤占盗版品市场，那么消费者也会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2、盗版活动对生产者剩余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详细的分析将另文阐述，本文在此只作简单的分析。就盗版品生产企业而言，由于他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盗版品的生产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他的经济效率会提高，从而在盗版活动中会增加他的生产者剩余。就正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盗版厂商的剩余的获得仅仅是正版厂商剩余的一种转移，那么正版品企业必然会损失剩余；如果由于盗版竞争的存在，促使正版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量，即使其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正版企业的剩余也可能增加。

3、社会福利来可以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和来表示，因而盗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就直接取决与买卖双方剩余的综合变化。从上述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分析，我们知道盗版现象存在有利和不利两反面的影响，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响，也可能减少社会福利。从人们的内心感情和一般认识上看，通常认为盗版活动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盗者偷也！仅仅一个“盗”字就十分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其实，盗版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市场上盗版产品的多少将影响到正版商下期的研发投入。因为盗版产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商的预期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正版商将停止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这将影响到社会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进而造成对总产出的影响。盗版的存在对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加以粗略估计，如果上期GDP增长100亿美元，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1，本期GDP增长110亿美元，且因盗版而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降为0.08，则盗版导致的社会损失为1.2亿美元（100×0.1亿美元-110×0.08亿美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盗版活动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影响，也就不能得出盗版一定要损害社会安定福利的结论。看来，在盗版对?缁岣＠挠跋焐峡赡艽嬖谌鲜段笄?/P>

四、政府的反盗版策略选择管见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于在时期的长短、竞争的趋势和反盗版的严厉程度等上的差异，盗版既可能增加经济福利，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福利。盗版对经济福利的损害为政府的反盗版提供了理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反盗版策略呢？在政府的反盗版策略上，理论和实践上的论述都不少，在此主要就其中还存在问题的几个问题作简单的说明。

1、政府不能杜绝盗版活动，因而彻底解决盗版不应该成为反盗版的实际目标。一方面，只要盗版现象产生的市场基础存在，盗版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另一方面，盗版活动复杂多样的影响，也决定了杜绝盗版行为本身也就同时消除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正如人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娃娃一起倒掉一样，我们也不能消除盗版的负效应时把他的正效应也一起消除。因此，政府的反盗版仅仅是为了抑制盗版活动，减少盗版数量，把盗版的负效应控制在低水平。

2、政府的反盗版行动应该适度，过度严厉和过分宽容都是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盗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各种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就是盗版的使社会付出的代价，简称盗版成本。不仅如此，政府或社会的反盗版行动也会给社会带来成本。政府的反盗版贯穿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从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研究，到相关法规的制定、监督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置，再到对盗版行为的处罚或判罪。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所必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全部费用就构成反盗版成本。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严格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上升，而盗版成本则会下降，反之，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宽松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下降，而盗版成本则会上升。也就是说，反盗版的成本是随着反盗版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而盗版成则随着即反盗版力度的加强而下降。[3]显然，反盗版行动就存在一个度，社会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盗版行动，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一项理性的反盗版行动应该使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愈严格愈好，也不是愈宽松愈好。

3、修改过时规章制度是被政府反盗版行动所遗忘了的重要手段。诚然，执法不力是导致盗版泛滥的重要因素，其实，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保护版权的规章制度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过时的制度规定，助长了市场垄断，甚至是过度的垄断，高额的垄断利润衍生出大量的盗版。比如说，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长达16年的专利保护—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就显得太长，日益严重的盗版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对此，我们很多人尤其政府从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府实际的反盗版行动中也是很难见到的。

4、更多的运用市场机制来反盗版，可能会成为政府反盗版的现实取向。如果说垄断产生盗版，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反盗版就是要反垄断势力。运用市场竞争来反垄断已经是大势所趋，因而用竞争来反盗版也可能成为政府的挑选策略。为此，我国政府可以借加入WTO的机会，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通过改革和开放来引入和加强竞争，有效的防止盗版行为。

经济现象论文:对我国经济“过热”现象的分析

前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高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逐步回升,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热。究竟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形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前一段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由于主要的瓶颈因素有望在近期内缓解,新的均衡逐渐在形成中并将在近几个月内完成,未来出现经济过热和典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从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转变的可能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过热与否的判断与应对,而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处理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在短期可能的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意外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及时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及时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的基础上,2004年及时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及时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及时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及时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经验丰富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经济运行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的双重影响,有专家预计,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将有可能超过年初预期的3%。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如何客观地认识年初3%的预期调控目标问题。事实上,3%的物价上涨幅度既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因此,并不是硬性约束。就货币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物价方面的目标而言,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CPI在1—3%之间,美国为2—4%。我国作为发展中

和转轨中国家,存在一定的自然物价上涨率或自然通货膨胀率,正常的物价变化区间应该设定在2—4%甚至2—5%之间,也就是说,即使超过3%的物价上涨也是正常并可以承受的。现阶段在我国就业状况极不乐观、增加就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比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已到了从经济增长和低物价优先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物价基本稳定目标过渡的时候了。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存在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当前以及今后几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受国内的投资、消费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启动等内部经济因素,以及进出口、外商投资及其他国际因素影响,而且一些目前还没有纳入我国政策视野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不确定事件及其进展也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关于宏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预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认识和展望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从未来发展因素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看,单有适应性预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形势不仅要受适应性预期的影响,而且要受“理性”预期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化可能取决于历史轨迹的推动和未来趋势的引导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比。因此,至少在2004年—2008年的时间区间内,把一些目前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纳入分析,加强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及其影响的理性预期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未来3—5年存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与发展滑坡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但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和较长时间的过热,反而有可能导致从目前的中位增长格局向低位增长格局复归的压力和可能。在此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需要权衡和选择的,不仅包括对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权衡和排序,而且还需在短期可能的暂时偏热和中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紧缩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前瞻性地考虑当前需要有什么样的增长格局。或许,在可以承受的情况下,目前出现的短期失衡甚至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为将来的减速或滑坡提前进行储备和应对的客观需要。

经济现象论文:盗版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主要内容：盗版现象由来已久，累禁不止，这是源于它坚实的市场基础。从需求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从供给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高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存在，并不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害无利。其实，盗版品究竟会增加福利还是减少福利，取决于时期的长短、竞争的趋势以及政府反盗版的严厉程度。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以较大限度的减少而不是消除盗版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关键词：盗版现象，盗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消费价值，经济福利，盗版成本，反盗版成本，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一、引子

盗版现象由来已久。尽管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盗版措施，以对盗版进行打击，但时至今日，盗版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还有日益漫延之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呢？盗版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为什么要打击盗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盗版现象累禁不止呢？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反盗版策略呢？笔者拟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义本文讨论的盗版现象为“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诸如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书籍等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1] 这些非法复制品统称为盗版产品，与之对应则为正版产品。

二、盗版存在的市场基础

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既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又包括市场供给基础。盗版现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1、盗版存在的需求基础。尽管“盗版”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绝非一个好东西，应该消灭，但是在一片喊打声的同时，消费者却在行动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就是盗版现象的市场需求基础。在盗版市场上，存在市场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础。

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条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所以更多的选择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什么是商品的消费价值呢？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价格，一个是质量。如果某个商品的质量太差，即使价格很低，可能也不会有人问津；反之，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太高，即使质量很高，恐怕买主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很低，而其质量又比较好，购买者肯定会很多。显然，购买者并不是单独地看待价格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而是综合的分析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即质量—价格比，它可以作为消费者所考虑的商品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消费者购买盗版品的直接原因在于盗版品的质量—价格比远高于正版品的质量—价格比。在消费者看来，虽然盗版品的质量比正版品低，但是相差的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人们一般使用的Microsoft Office2000办公软件，除去普通老百姓一般很少使用的一些功能外，盗版品与正版品在质量或使用价值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盗版产品的价格远低于正版产品，比如，在成都市场上，正版的Microsoft Office2000办公软件的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人民币，而它的盗版品只需要不到10元人民币。盗版品与正版品的价格比是1比600，盗版品的价格优势让人心动。

消费者更多的“投票”盗版品，从根本原因上看在于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较大效用。为了简化分析，我在此对正版品与盗版品的质量差异不作考虑，二者的差别在于价格，即正版品的价格高于盗版品的价格。下图说明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行为。在图中，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X，正版的X价格为P1，盗版的X价格为P2.（P2低于P1），除了X之外的其他商品为Y，价格为P。如果买主消费正版X，他只能选择B（X’，Y”）才能达到较大效用，较大效用为U*；如果买主选择盗版的X，他可以购买A（X”，Y”）组合实现较大效用U”。显然，X*小于X**，从而U’也小于U”。[2]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预算不变的条件下，对消费者来说，使用盗版品的总效用比使用正版品的总效用大。

2、、盗版存在的市场供给基础。尽管盗版的存在从根本上在于有市场需求基础，但是盗版品毕竟是有厂商生产出来的。对于厂商来说，并不是有市场需要就会有市场供给。就某种产品来说，厂商之所以选择生产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除了它在生产正版品上的所受的诸多限制之外，可能关键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大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什么是商品的生产价值呢？对厂商来说，那种商品值得生产，不能只看它的价格高低，也不能只看成本大小，要看产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差（即利润），或者看价格—成本比。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很高，但是生产成本也很高，从而生产无利可图，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去生产它；反之，即使一种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也很低，以至于生产利润相当可观，价格—成本比大于1，“挡不住的诱惑”，厂商无需政府动员也会趋之若鹜，甚至政府想堵也堵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因此，利润或价格—成本比可以用来反映商品的生产价值。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技术和制度限制使得许多企业不能生产正版品。在盗版或正版中，“版”者版权也！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激励人们创新，政府运用专利法或版权法对版权进行保护。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版”进行保护，这无疑是非常应该的，但是这种保护会形成市场上的行政垄断和法律垄断，从而限制了许多厂商以合法的身份生产正版品。

其次，生产正版品的价格或收益怪圈导致了盗版品的大量产生。在正版品生产的垄断条件下，源于其垄断价格的巨大垄断利润对其他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使资源有向该产品聚集的趋势。然而，在过高的版权费用和制度硬壁的双重阻拦下，这种趋势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品。在盗版品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价格却在盗版品的竞争中不断下降，从而正版品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品的生产和供给。

再次，盗版品生产价值还集中的体现在它的生产成本优势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生产活动的成本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和版权费用。与正版品的生产相比，盗版品在直接生产费用上存在一定的优势，这是因为盗版者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简捷的生产工序，使得产品成本大大降低。比如，用光盘刻录长达30集的电视剧，直接的生产费用（包括刻录机的折旧费、白盘费、刻录软件分摊费、人工费等）不会超过50元。不仅如此，盗版活动的低成本还体现在盗版商免费使用了别人的诸如专利权，著作权等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版权费用在专利保护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盗版产品的供给还与厂商从事盗版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和对待风险的态度有关。由于盗版的违法性，因此就有被查处并被惩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盗版在给厂商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风险。对风险与收益的选择，将影响盗版品供给的多少。假定厂商在投资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安全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正版品生产，一是风险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盗版产品的供给，前者的预期收益为无风险的收益R1, R1,较为固定但通常也较小，风险或损失可能为0，后者的预期收益R2，R2的变动较大但在数量上也更大，可能损失为R0，盗版品的供给就取决于厂商对不同投资的效用评价。对于风险偏好型的厂商来说，较高预期收益带给它的效用大于损失时的负效用，他倾向于进行盗版产品的供给，当然，可能损失的大小会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如此说当被查处的可能性增大，一些本来爱好风险的厂商将变为厌恶风险，从而减少盗版产品的供给。但是，由于现行制度规定的缺陷，市场的人为分割，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执法者的寻租和麻木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检查或逃避处罚，盗版的实际风险极低。

三、盗版现象的经济福利效应

在经济学上，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评价，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来说明。同样，对盗版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它的经济效应。

1、从消费者剩余来看，盗版活动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由于盗版品的存在，原来不能购买或没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盗版品，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原来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改为使用盗版品，因盗版品的低价格而给买主带来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即使是对使用正版品痴心不改的消费者，也能够在盗版品的冲击下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正版品，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长期，盗版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依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和质量生产企业对盗版不采取任何防范和打击措施，让盗版品的泛滥成灾，正版品的生产无利可图，不仅已有的正版品被挤出市场，而且不会有新的正版品产生，那么盗版品将会走到无“版”可盗的地步，此时消费者的福利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果在长期中，通过市场竞争和各种治理措施的实施，正版品的价格不断下降，逐渐逼近盗版品的价格，从而正版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最终挤占盗版品市场，那么消费者也会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2、盗版活动对生产者剩余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详细的分析将另文阐述，本文在此只作简单的分析。就盗版品生产企业而言，由于他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盗版品的生产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他的经济效率会提高，从而在盗版活动中会增加他的生产者剩余。就正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盗版厂商的剩余的获得仅仅是正版厂商剩余的一种转移，那么正版品企业必然会损失剩余；如果由于盗版竞争的存在，促使正版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量，即使其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正版企业的剩余也可能增加。

3、社会福利来可以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和来表示，因而盗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就直接取决与买卖双方剩余的综合变化。从上述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分析，我们知道盗版现象存在有利和不利两反面的影响，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响，也可能减少社会福利。从人们的内心感情和一般认识上看，通常认为盗版活动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盗者偷也！仅仅一个“盗”字就十分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其实，盗版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市场上盗版产品的多少将影响到正版商下期的研发投入。因为盗版产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商的预期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正版商将停止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这将影响到社会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进而造成对总产出的影响。盗版的存在对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加以粗略估计，如果上期GDP增长100亿美元，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1，本期GDP增长110亿美元，且因盗版而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降为0.08，则盗版导致的社会损失为1.2亿美元（100×0.1亿美元-110×0.08亿美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盗版活动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影响，也就不能得出盗版一定要损害社会安定福利的结论。看来，在盗版对? 缁岣＠挠跋焐峡赡艽嬖谌鲜段笄?/P>

四、政府的反盗版策略选择管见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于在时期的长短、竞争的趋势和反盗版的严厉程度等上的差异，盗版既可能增加经济福利，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福利。盗版对经济福利的损害为政府的反盗版提供了理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反盗版策略呢？在政府的反盗版策略上，理论和实践上的论述都不少，在此主要就其中还存在问题的几个问题作简单的说明。

1、政府不能杜绝盗版活动，因而彻底解决盗版不应该成为反盗版的实际目标。一方面，只要盗版现象产生的市场基础存在，盗版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另一方面，盗版活动复杂多样的影响，也决定了杜绝盗版行为本身也就同时消除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正如人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娃娃一起倒掉一样，我们也不能消除盗版的负效应时把他的正效应也一起消除。因此，政府的反盗版仅仅是为了抑制盗版活动，减少盗版数量，把盗版的负效应控制在低水平。

2、政府的反盗版行动应该适度，过度严厉和过分宽容都是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盗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各种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就是盗版的使社会付出的代价，简称盗版成本。不仅如此，政府或社会的反盗版行动也会给社会带来成本。政府的反盗版贯穿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从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研究，到相关法规的制定、监督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置，再到对盗版行为的处罚或判罪。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所必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全部费用就构成反盗版成本。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严格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上升，而盗版成本则会下降，反之，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宽松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下降，而盗版成本则会上升。也就是说，反盗版的成本是随着反盗版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而盗版成则随着即反盗版力度的加强而下降。[3] 显然，反盗版行动就存在一个度，社会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盗版行动，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一项理性的反盗版行动应该使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愈严格愈好，也不是愈宽松愈好。

3、修改过时规章制度是被政府反盗版行动所遗忘了的重要手段。诚然，执法不力是导致盗版泛滥的重要因素，其实，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保护版权的规章制度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过时的制度规定，助长了市场垄断，甚至是过度的垄断，高额的垄断利润衍生出大量的盗版。比如说，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长达16年的专利保护—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就显得太长，日益严重的盗版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对此，我们很多人尤其政府从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府实际的反盗版行动中也是很难见到的。

4、更多的运用市场机制来反盗版，可能会成为政府反盗版的现实取向。如果说垄断产生盗版，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反盗版就是要反垄断势力。运用市场竞争来反垄断已经是大势所趋，因而用竞争来反盗版也可能成为政府的挑选策略。为此，我国政府可以借加入WTO的机会，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通过改革和开放来引入和加强竞争，有效的防止盗版行为。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及时,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及时,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

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__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较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较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障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障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障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较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较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较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较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消除，只可能较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经济现象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的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及时,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及时,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

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经济现象论文: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基于“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

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较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较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及时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部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及时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经验丰富、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经济现象论文: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 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较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 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 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 8. 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较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障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障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障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较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较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较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较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消除，只可能较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经济现象论文:“推移”现象及其解释——论经济增长与教育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教育性别平等/经济增长/推移现象/教育期望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经济增长与教育的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于两性受教育年数的阶梯图的比较，作者发现，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更进一步的探讨表明，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作者认为这根源于教育期望上的双重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教育发展已为所有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国家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投入的加大，女性受教育程度迅速上升。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有关数据表明，女性中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者的比例从十年前的28.1%上升到了50.7%；高中以上比例从12.4%上升到了17.5%；与此同时，文盲比例则下降了18.8个百分点（从29.8%下降为11.0%），青壮年文盲率目前已降至3.7%.伴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受教育年数上的性别差异日渐缩小。十年前，女性上学年数的均值要比男性少1.9年。而现在，这一数字降低到了1.47年。继续教育也已成为改善妇女受教育状况的重要途径。有13.5%的女性近三年来参加了某种类型的培训或进修。在城市，女性参加的培训以专业培训或进修与职业培训为主（共占56.7%）；在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培训为主（61.5%）。更为可贵的是，有相当多的女性自费参加了培训或进修（31.7%）。

上述进步都是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与教育平等关系的研究就成为这一领域中最富于成果的部分，特别是有关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促进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它是通过消灭贫困来达到这一效果的。如果经济增长并未能有效地消灭贫困，而且贫困程度足以影响一个人是否可以接受教育时，我们可以预计到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反而会加剧。因为女孩能否接受教育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更大，对于家庭经济状况更为敏感。在教育费用高涨的情况下，女孩更可能成为牺牲品。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市场化下教育的机会成本升高了，对于贫困家庭可能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可能更需要人手与劳动力。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局部地区，辍学的意愿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常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贫困与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密。

另有一些研究更为关注女性教育与女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家经济日益被整合进全球经济中去，知识经济成了一种趋势。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将会更加有利于那些高教育程度者，因此也将加剧由于教育禀赋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对于低教育者来说，很少有机会可以进入到这些高技术岗位上，也就不能享受到知识经济增长的成果。新的工作岗位被不断创造出来时，失业现象却可能同时增加，因为这种增长提供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是需要高生产率、高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更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教育程度与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上述两类研究都相当重要，而且相互之间有着许多联系。前者注重于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平等，后者注重于教育结果上的平等。换而言之，我们不仅要问，她们受到了教育没有，我们更需要追问，教育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从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发展机会？本文则关注这些研究中的某些隐含前提，对于前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贫困是接受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吗？或者是否解决了贫困，就可以解决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后一类研究，本文想要提问的是，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而单独实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否可以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以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的数据分析和部分个案访谈资料为基础，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二、“推移”现象

首先需要对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做一些必要的介绍。数据的采集时间是2000年12月，采用的是分域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农村与城市样本分别抽取。基本抽样方案中，初级抽样单位为区县，城乡各抽取202个区县；每个区县内抽选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内抽选2个居（村）委会；每个居（村）委会内抽选8个家庭户。实际抽样中略有调整，数据中最终有效个案数为19449人。根据抽样设计，数据还被进行了加权处理。调查涵盖了男女两性在经济、教育、政治参与、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健康、法律、性别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

数据中包括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为了直观地进行比较两性的受教育年数，我采用了下面这种阶梯型的图。在这种图中，横轴表示受教育年数，纵轴则表示百分比，图中的线条表示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的在学比例。以总个案数为百分之百，在每一个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上，都可能会有一些个案主动或被动离开学校，所以图中的线条也就相应地下降，直至下降为零。熟悉生存分析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种图十分类似于“生存函数图”[1].

先来比较一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两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即取出在八十年代（1980－1989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2]，分别做出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再取出在九十年代（1980－1989年）不再继续上学的那些个案[3]，也做出其男女两性的阶梯图，并进行比较。结果如下所示：

到第12年是性别差异拉大的主要时期；在第12年，两性差异达到较大。这大约是发生在高中时期。

（三）在东中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拉大的时间段进一步提前，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但主要是在第5到第8年。这大约是发生在初中时期。

（四）难于解释的是，在西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反而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明显。我们看到的是，教育整体的不发达的前提下，男性与女性的教育程度都不太高，在较低年级就退学的概率都大大高于其它类别。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数据中此类别个案数较少（257人）的原因造成的。

在空间或地域上，两性受教育年数差异拉开阶段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应的“推移”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两性的教育差异并未能够消除，而只是其发生扩大的阶段发生了推移。在这里，贫困也许不能再成为两性间教育差异的主要原因了。另外，两性在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并不仅仅是发生了贫困地区或西部农村，而可能也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贫困与两性教育平等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新加以审视。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这种“推移”现象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不一定能消灭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而只是推移不平等发生的阶段。

三、教育期望的双重标准

以往的一些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初中教育带来的回报较高；而在城市，则是高中或大学带来的回报较高（peng，1992）。这表明，在上述的发现中，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关键的阶段。这意味着可能女性正是在对其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与男性在教育上拉开了距离，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以往的研究都表明，一个人最终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期望的影响。这种期望可能来自其自身，也可能是其家庭（特别是父母），还可能是社会。教育期望可以表述为“什么样的教育程度是足够的”。以往的一些调查数据并未显示出人们对于两性的教育期望有较大差距。如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次调查点的数据表明，在农村人们对男孩的期望仅是略高于女孩，而在城市则基本持平。这似乎表明在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十分突出的。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的所谓“足够”是相当模糊的一个表述。对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说是足够的呢？不同的人对“是否足够”的参照标准可能是不同的。在实际生活中，起码可以有两种参照标准：一种是基本的标准，一种是获取更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或者也可以说，人们的教育期望是有双重性的，是较低标准与较高标准同时并存的。下面两种陈述都可以理解为其期望是“大学”，但其实质意义可能却不同：“我当然希望我的女儿可以上大学，但是如果她初中毕业，那么对她的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我希望女儿一定要念完大学，因为如果她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如此”。忽略这两种标准间的差异就难于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次调查点的数据同时也表明人们的教育期望是具有相当弹性的，不论是农村还是在城镇，表示儿女“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的比例都比较高（农村男孩为31.58%，女孩为34.69%；城市男孩为26.50%，女孩为24.38%）。

在实际的教育决策中，对于女性，人们更多地采用较低标准，即基本标准；而对于男性，则更多地采用较高标准，即获得进一步发展机会的标准。上面分析中，两性教育差异拉开的阶段反映的实际上正是在这一经济发展时期，人们对于获得教育上的基本标准和发展标准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标准也随之上升，但两个标准之间的差异大小并不随经济增长而变动，这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涨并不意味着船被淹没。这是“推移”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因为如此，两性教育年数差异拉开的阶段，正好也就是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收益最多、对人最为关键的阶段。这是一种必然而非巧合。

一些访谈资料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家长都希望其接受到大学教育，如果他们考取，家长都会尽力提供经济资助，“不能让孩子埋怨我们家长”。但是当问及如果未考取是否还会坚持让其复读的问题时，性别差异就显现出来。对于大多数女孩，家长认为不会坚持让其复读，因为“已经尽力了”，另外“在我们这里高中也就挺不错了”；但对于男孩，则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要坚持让其复读，因为“不读大学发展就不太好”。

四、讨论

如果进行更进一步的追问，即为什么家长有教育期望上会对女孩持有基本标准，对男性持有发展标准，我们就不得不将视角从家庭决策转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上来。家庭决策的过程往往要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家庭决策往往正是各种社会因素在家庭领域的映射。对此的详尽分析需要相当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不是本文所可以给出的。以下仅是一些尝试性的思考。

从另外一些角度进行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人们曾一度认为，给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教育，可以使女性获得相当的发展机会，从而就可以实现教育领域内的性别平等。但是，研究者却发现，与接受同等教育相伴随却是另外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女性学生增加并没有影响男性在班级与学校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当的女性学校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仍然集中于特定的某些具有服务性质的“女性”职位；还有部分女性毕业生接受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这与当初人们的设想不相符合。总而言之，事实并不如逻辑展现的一般，获得教育就意味着妇女得到发展机会，得到解放，似乎有着更广泛也更深层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在阻碍着这一看似合理的逻辑的实现。接受教育机会上的日益平等并不一定带来教育结果的平等。实际上，在两性享有了平等的入学机会、平等的学业奖惩之后，我们并不能保障两性可以带着相同的态度、目标、期望进入学校，毕竟，他们不会只待在学校，他们对于学校和教育的认识也决不仅仅来自于学校，家庭中和工作中的性别角色会影响他们的教育经历，会塑造出他们的态度、目标、期望，而受教育者所抱有的态度、目标、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起着比教育本身还要关键的作用（Victoria，1990）。在这里，影响两性教育平等的因素远远地超越了教育领域。

同样的，影响两性教育期望的因素也超越了教育领域，家庭中和工作中的性别定位都参与了两性教育期望差异形成的过程。例如，访谈资料与数据都证实了女性的就业选择面与期望面相对狭窄。大多数女性的职业期望集中于教师、文秘等工作，而且实际从事家务劳动或服务工作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工作领域中的这种性别分隔会深深地影响到两性的教育期望。对于未来职业的不同考虑，使得两性对于教育所抱有的动机、期望也是不同的，从而使得两性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不同。职业领域的性别区分又映射到了教育领域，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又加强了职业领域的性别区分，这种相互作用使得性别定位更加根深蒂固。这些因素是独立于经济因素之外的，所以并不会简单地因经济增长而消亡；它也是超越教育体系本身的，所以也不会因入学率提高而不再起作用，它可能隐而不见，却真实地发挥着其影响。这是一种对于性别平等实现的“软性约束”。这种约束在于人们对于不同性别主体的教育意义的阐释，在于对于教育所抱有的动机与态度。它更持久，更难于消除。

综上所述，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从属于性别平等的整体实现，它不可能脱离家庭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而单独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性别平等问题不可能随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实现，也决不可能单独在教育体系内部得到解决，它是一个深远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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