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论文18篇-杂志之家

经济基础论文

时间：2022-04-04 04:42:41 关键词：经济经济基础经济论文经济基础论文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障，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较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二）

（英）M．波斯坦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长期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三）

（英）M．波斯坦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二十五年时的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被更高级的轮作制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长期耕作的核心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长期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四)

（英）M．波斯坦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较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较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长期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及时，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及时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及时，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及时，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平衡的，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较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