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历史论文:历史上的粤港经济合作

粤港地理毗邻，方言相同，亲情相连，历来关系密切。即便在港英当局统治时期，两地就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合作，并随着时代的步伐，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达到目前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阶段。

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可以看作粤港经济合作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合作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即便如此，粤港之间的合作对于两地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粤港商人的个人行为。从清末开始，就有粤港商人到两地投资，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广东厂商因香港的地理位置便于沟通中外市场而在香港设立分号或分场，香港华商和洋商也想通过在广州设立的分支机构占领内地市场。一批粤港联号企业发展成为粤港两地的著名企业，如设在广东的香港联号企业先施公司、永安百货、大新百货等均成为成功经营的典范；广东设在香港的众多联号企业，如协同和机器厂、陈李济药厂等在香港相关行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粤港官方也曾表达过合作的愿望，并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一些成果。如民国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省政府采取主动行动，吸引香港厂商赴广东投资，并得到香港同胞的响应。而在20世纪60年代，经过粤潜双方协商，广东方面为满足香港同胞的用水需求，修建了东江供水工程，并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香港供应生活资料，缓解了香港的通货膨胀，为香港经济腾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粤港关系增添了活力，粤港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将粤港经济合作推进到了投资带动的“前店后厂”阶段。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广州、湛江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吸引着大量香港厂商投资广东，众多“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纷纷建立。从1979年到1997年，广东实际利用港资约580.5亿美元，占广东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1.57％。香港充沛的资金、实用的技术、丰富的信息、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与广东的廉价土地、品质劳动力和灵活政策相结合。形成粤港之间以“前店后厂”为核心的经济合作模式。

港商投资的大量增加，带动了商品、技术及信息在粤港间的重新组合，两地合作扩大到贸易、金融、旅游、房地产等各个方面。不论是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酒店、娱乐设施，以及科技含量较高的资讯科技业，都可以看到港商活跃的身影。粤港都从双方的密切合作中获益匪浅。1996年约有80％的香港工厂或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在广东各地的6万多家企业中重新焕发生机，移师广东已成为港商的集体行为。在此过程中，港商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广东则获得了紧缺的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数百万人找到了就业机会，广东工业化迈上一个新台阶，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1978年，广东对香港的出口仅为6.34亿美元，1996年增加到505.97亿美元，16年增长了近80倍。广东80％以上的出口经由香港实现。1996年，广东由香港的进口额为323.9亿美元，在广东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也接近80％。

伴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粤潜经济合作更上一层楼，发展到政府推动、合作的阶段。

香港回归后，粤港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由英国管治下的香港与中国广东省的关系变为“一国两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粤潜经济合作克服了政府层面的障碍，在两地政府积极推动下，粤港台作日益深化两地经济合作扩大到各个领域。

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大力支持香港的政策为粤港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为帮助香港克服暂时的困难，推动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先后推出鼓励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的“个人游”和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等政策。香港特区政府的资料最示，截至2008年6H份，利用“个人游”签注访港内地旅客已突破3000万人次，其中85％的人来自广东省。而仅在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个人游”已为香港带来约227亿港元经济效益及相当的就业机会。而根据CEPA的规定，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实施零关税。内地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CEPA实施以来，内地进口香港享何cEPA零关税优惠货物的累计货值到2010年达27.3亿美元，累计关税优惠额达16.6亿元人民币。从粤港贸易额在全国对港贸易额的比重来看，这些优惠多半来自粤港贸易。如在2007年广东进MCEPA项下香港货物达3.7亿美元，占内地进口香港零关税产品总额的66.4％。2007年，广东与香港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363.亿美元，比香港回归当年的进出口贸易额翻了2番，占同期内地对港贸易额的691％。

近两年来，通过签订cEPA补充协议和《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广东又获得了“先行先试”、深化粤潜经济合作的机会。协议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众多方面对港澳做出了优惠安排，并将粤港合作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协议的实施将整合粤港产业优势，进一步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粤港打造为具有巨大增氏潜力的经济区域。

回顾历史，粤港经济合作见证了广东的经济腾飞和香港的稳定发展，也见证了粤潜两地社会、民生的大幅提升。1978年广东人均GDP仅为370元人民币，20lO年达到4699万元人民币；同期，香港人均GDP从18.361港元增加到247,332港元。粤潜经济相互融合，共同进步，不仅带动了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而且随着《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和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粤港合作必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经济历史论文: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

摘 要： 19世纪法国的农业经济继续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史学界对法国19世纪小农经济的评价呈现出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探讨了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盛行的原因，以及小农经济的属性与历史地位。这对于公正地评判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19世纪 法国 小农经济

一、进入19世纪后法国小农经济继续盛行的由来

自16世纪起，小农经济便是法国农业经济的主体。法国大革命后，农村形成了新的土地占有结构。据统计，1826年，法国小土地主共占有土地1480万公顷，占全国土地的32.5%，占土地主人数的89.3%；中等规模的土地主共占有土地2120万公顷，占全国土地的46.4%，占土地主人数的10%；大土地主则占有945.5万公顷土地，占全国土地的20.8%，占土地主人数的0.6%。这一结构在19世纪上半叶一直未有根本性变化。而1826年时，法国小土地主约有580万人，其平均占地约2.6公顷；中等土地主约有65万人，平均占地32.6公顷；大土地主约有3.9万人，平均占地242.4公顷。本文把小土地主称为小农，把大土地主称为地主，把中等土地主称为富农。富农和地主共占有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7.2%，其平均土地占有量远远超出了其生存所需，他们已具备了从事农场经营的土地条件和能力。所以，二者成为法国跨入19世纪后改变农业领域中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力量。

迈进19世纪后的法国，仍不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因此，地主和富农选择何种土地经营模式，主要还得取决于国内工业和城市为农业所创造的农产品市场条件。

工业方面，直至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法国工业革命才达到高潮。即便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工业中仍有58.9%的产品出自手工工匠之手［1］(P32)；且多数企业依旧是小型化、分散化的企业，“每个雇主平均雇有14名工人”［2］(P14)。工业总产值在1885年前仍低于农业［3］(P346)。这些史实反映出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

工业经济的落后，制约了城镇的发展。1811―1911年间，法国城市人口平均每年仅增长1.2%［3］(P353)。城市人口占全国人数的比重，1789年为16―20%，1846年才达到24.4%。可见，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城镇化水平也是很低的。不仅如此，农产品的城镇市场大都还是相对独立的地域性市场。

城镇及工业的上述情形，决定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国内农产品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从而使得该国农业根本就没有大力发展农场经济所必需的广阔市场。在此条件下，进入19世纪后，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们，大都只好照旧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耕种，以致小农经济继续占据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因而，步入19世纪后，法国小农经济之所以继续盛行，首先是因为多数地主和富农缺乏发展农场经济的市场机会。

二、小农经济的属性

19世纪的法国小农，包括了小土地主和租种小块土地的佃农，前者往往与后者相联系。由于其年收入的2/3左右被用来支付了租税，为了生存，小农们只好通过其它途径来弥补生存所需的不足。

恩格斯曾总结道：马尔克（即农村公社，本文简称“村社”）土地使用权和工业副业是农民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4］(P487)。就农村公社而言，19世纪上半叶，农村公社残余在法国农村还大量存在。例如，农民仍然可利用较多的休耕地来作为行使集体权利的场所。19世纪初，法国农村的休耕地占全国耕地的1/3，1840年占1/4，1852年占l/5。此外，各地基本上都保存了村社原有的林地、牧场。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孚日及汝拉地区，还大都保存了原村社公有地。这样，小农们能够利用休耕地、集体财产来发展家畜、家禽养殖及养蚕等家庭副业，并获取辅助食物、燃料、建筑材料等。残存的农村公社制成为他们弥缺的一个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农村个体手工业和乡村手工企业得以广泛存在。一方面，农村继续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其剩余纺织品则用于市场交换，另一方面，农民还兼做其他各行的手工业者和手工业雇佣工人，大量的妇女及儿童纷纷接受工场的雇佣，为制造商或承包商加工产品。尽管19世纪中叶后，农村手工业经济逐渐呈衰落趋势，不过，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手工业劳动雇佣的工人比工业劳动雇佣的工人还多1倍多［2］(P114)，农民手工业者仍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市场交换和兼做雇工。如1862年，就有占法国农村劳动者总数15.4%的小土地主、小农继续身兼雇佣工人身份［1］(P149)。手工业劳动成为小农们弥补生活所需的又一重要保障。

进入19世纪后期，法国小农经济的破产渐成主流。行将破产的小农们纷纷以土地作抵押而求助于高利贷资本。至19世纪末，小农的土地抵押债务达到250亿法郎，其大部分土地沦为债权人所有。然而，由小佃农和“小土地主”组成的小农还是农民的主体。据各种统计资料来测算，19世纪下半叶，“小土地主”在农户总数中的比例大体稳定在80%左右，其中占地不足1公顷的“小土地主”的比例又保持在38%左右，小农的数量与结构处于大体“稳定”状态。这就出现了小农的破产与“稳定”并存的矛盾局面。究其原因，则在于破产小农的主体是用土地作抵押的农民；债权人在得到债务农的抵押土地后，不是剥夺债务农的土地，而是让他们留在原小块土地上继续其农耕，让债务农接受他们的长期奴役。这样，高利贷资本的运营便寄生于小农经济。

小农们生存的历程史清楚地表明，19世纪法国的小农经济集合了封建经济残余、手工业经济和高利贷资本，成为前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的混合体。

三、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

小农经济始终是19世纪法国农业经济的主体。19世纪上半叶，小农生产占优势的法国农业生产取得了一些进步。1790―1812年，法国谷物产量提高了10%；1840年，每公顷土地的小麦平均产量达到9.5公担，这要是在18世纪末是令人难以置信的［5］(P118)。1840―1865年，法国农业生产则以每年2.62%的速度递增［5］(P23)。牲畜养殖方面，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有300万头牛［5］(P413)，1905年增加到1432万头；美利奴绵羊由1815年的150万只增至1850年的1100万只。生产的发展，大体上保障了法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如在粮食方面，19世纪上半叶，除灾害歉收年份外，法国农业所生产的粮食基本上满足了国内消费；尽管有粮食进口，但平均每年消耗的进口粮仅占全国生产总量的0.01%。因此，这一时期法国的农业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与当时法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

进入19世纪下半叶，法国工业革命在60年代末得以完成；铁路运输网基本形成；城镇人口不断增多，1891年占到了全国人口的37.4%。这些因素都有效地扩大了农产品市场。虽然19世纪下半期法国农业生产也在慢慢进步，但农业服务于国内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功能却逐步落后。与19世纪上半叶进口粮食每年均在200万百升以下（灾荒年除外）相反，法国1861年进口粮食1350万百升，1872年进口1400万百升，1877年进口多达2980万百升［5］(P91)。当然，在这过程中，法国也有粮食出口，但在1861―1891年间，仅有5年为出口顺差，其余年份均为逐渐增大的进口逆差。况且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还逐渐由葡萄酒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7］(P48)。这些史实表明：主导法国农业经济的小农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已逐渐不能适应法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发展的需要而呈衰落趋势。

总之，在19世纪法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当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很低时，小农经济尚能适应其需要，但随着19世纪下半叶法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它则表现出了不适应性。其位置的置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经济历史论文:传媒经济再腾飞的历史契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传媒经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中国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回眸审视、沉思总结，使传媒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出更大、更积极的作用，由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传媒经济三十年学术峰会近日在中国传媒大学隆重举行。

本次学术峰会的主题是“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传媒作用”。与会嘉宾在回顾了传媒经济30年发展历程、传媒经济理论30年探索脉络的基础上，阐释了当下传媒发展的历史契机，并就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0年发展脉络与特点

中国传媒经济诞生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之下、在开放政策的沐浴之中。我国的传播媒介开始了产业经营的探索。四川大学欧阳宏生教授指出，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大陆及时条电视广告，当年10月广东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同年底中央电视台也开始播出广告，从此广告进入了中国的媒介，中国媒介的投资体制也因此发生了重要转折。

尽管如此，在30年前的社会环境下，研究传媒的经济问题还是理论“禁区”，但是具有敏锐洞察能力、创新精神和开拓勇气的学者们还是冲破了思想的禁锢，进入到了一个新领域的理论探索之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怀亮回顾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发展历程时指出，30年前当时还在北京日报社工作的周鸿铎教授就率先开始了对传媒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思考，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正式拉开帷幕，一批学者开始探索传媒经济规律，分析传媒经济现象。研究传媒经济理论，总结传媒经济实践。李怀亮教授特别强调，也许当时的学者们所研究、探讨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早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当我们以30年为一个历史阶段来回顾以往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者们身上所具有的巨大的理论勇气。

传媒经济的发展特点。针对传媒经济体制变革的脉络，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教授总结了四方面特点：及时，随着文化体制、传媒体制以及相关配套体制的深化改革，过去我国在媒介体制方面是“党办国有”，由于单一化和大一统的媒介构成，如今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媒介资本运营、资源整合、法人主体等现象；媒介的投融资打破了一些规制“禁区”，加快了传媒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第二，中国的媒介过去是按照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运作，改革开放还原了中国媒介的基本属性，使我们认识到媒介既具有政治属性又具有经济属性，既具有宣传功能也具有产业功能。第三，传媒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营销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第四，传统媒介持续发展，新媒介和延伸媒介不断涌现、日新月异，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正在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发展现状与困惑

传媒经济的发展现状。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传媒经济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07年我国传媒经营总额已经达到了4811亿元。其中广告总额达到了1741亿元；2008年我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有望超过5400亿元。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我国传媒经济蔚为壮观的发展规模，这些成就也奠定了未来传媒经济发展的基础。

针对报业的发展格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玉山指出。1978年全国有178种报纸，930种期刊：30年后的今天，全国的报纸已经发展到1938种，期刊发展到9468种。到2007年，全国报纸的总产值已经达到306亿元。期刊的总产值达到170亿元，其中，全国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超过340亿元。

魏玉山总结了中国报业30年发展所形成的三大特点：及时，从党报党刊一统天下到如今的结构多元、异彩纷呈。如今的报刊结构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国民的阅读需要和精神文化的需求。第二，报刊从政府拨款维持生存到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迈入了了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快车道。第三，报刊从单一的纸媒体进入多媒体的发展时代。键盘和鼠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纸和笔，到2007年全国已经有多媒体报纸400多种，手机报纸70多种，手机期刊40多种。

广播电视是传媒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勇指出，2007年全国广电总收入是1316.4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9.77％，扣除财政收入174.5亿。实际创收收入为1129.41亿元。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王甫介绍，我国现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87座，广播电视节目套数为3760套(其中付费广播电视节目155套)，有线电视用户超过1.5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2006万户。在31个省级卫视频道及时季度的平均收视率方面，近两年均出现了明显的涨幅，2007年和2006年相比增长8％，2008年和2007年相比增长达到了11.9％。

传媒经济的科研与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时至今日。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队伍日趋壮大、名家云集，传媒经济的理论体系也已经基本形成。今天开设传媒经济或者相关专业的院校已经超过百所，在全国招收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全部95所高校中，传媒经济与管理类硕士研究生专业占到了其中的15％，全国招收传媒经济或传媒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已经超过了5所。这些都说明，传媒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们对传媒经济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社会对传媒经济与管理人才的需求越发迫切。

传媒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传媒经济经过了30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周鸿铎教授认为，在我国媒介系统存在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格外重要：一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媒介理论落后于实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导致一些不善于学习的媒介实践者找不到科学的媒介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无法形成科学的媒介发展观；二是在我国传媒系统内部，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市场机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也是我国传媒经济发展速度不如其他行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黄勇教授在分析了广播电视产业的现状后提出了三方面问题：及时，广播电视行业的事业与企业收入比重严重不均衡，事业收入所占比重远远大干企业收入的比重；第二，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和自身相比进步很大，但是和与它密切相关的电信产业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广电产业的收入只占整个传媒产业收入的23.48％，它只及电信产业收入的15.5％；第三，产业收入结构不合理，过分倚重广告收入和有线网络收入，前者导致广告乱播、节目低俗，后者导致网络整合步履维艰、不利于在新一轮竞争中形成网络优势。

未来腾飞的契机

创新是传媒经济发展的动力。传媒经济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原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认为，中央电视台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吸引了一批非常有创造力的年轻同志加盟中央电视台，他们充满活力和朝气，他们的创新精神使得一系列好的节目被创造出来。

欧阳宏生教授针对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及时，市场定位的创新，从渠道的垄断者转向内容集成商；第二，组织机构创新，从新闻宣传机构转向舆论与信息管理者；第三，生产模式创新，从垄断内容生产转向全民创造的微内容聚合服务；第四，营销模式创新，从频道专业化转向“一站式”服务；第五，竞争模式创新，从同质市场的差异竞争转向创新市场的“蓝海”竞争。

人才是传媒经济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人才是传媒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方面，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用“自由、时间、金钱、心境”八个字概括了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研究者的必备素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则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传媒经济从业者的文化理想问题，他认为在传媒经济发展为传媒环境守望功能提供强大支撑的时候，也理应为传媒人特别是传媒的掌门人的个人文化守望提供坚实的平台，传媒人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理想应该成为指引媒介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周鸿铎教授则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促进我国传媒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方法：及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应学会走自己的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理论。第二，要尊重科学。在传媒经济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第三。要从我国媒介现实入手，建立学习型的传媒产业实体，促进媒介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的贯彻落实，推进传媒产业和传媒事业的共同繁荣。

经济历史论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过程，不仅意蕴学习、批判、借鉴的理论生成，更为主要的是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践养成。从中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玉汝于成，是怎样的民族力量聚化为怎样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B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88-08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运动与运行规律，指示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光辉历程，我们发现：对于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市场规律、市场法则、市场要素的认识发展历程。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发展，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的产生与丰富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同时，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丰厚土壤。同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为历史潮流的引领者，为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奠定基础

如何科学看待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历史的、客观的审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同市场关联的私有制经济的两面性。依循这一理论，建国初期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但对市场经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市场机制持谨慎允许态度。其间，形势发展要求对市场经济采取过相对缓和的战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吃人”的邪恶面相联系。这种总体认识，同中共中央那一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特别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两国政治和军事同盟地位巩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中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刚刚建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泛起了“涟漪”。 一方面，我们突出国家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价值法则对经济发展有着无形的影响。两种力量在“共存”中“交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排斥市场手段从而单一依赖计划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农业方面，“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使有些农户变相破坏生产工具；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很方便。后来……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业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1]340-356。

这一时期，以的《论十大关系》面世为标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主要指向。《论十大关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其中经济思想和理论，则从经济哲学层面阐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道路问题。此文主要阐述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对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经济领域诸多矛盾关系过程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问题，阐述了解决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阐述了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推动主要矛盾的思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具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统筹兼顾思想和辩证统一思想，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虽然并未动摇刚刚依据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但是，不可否认，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道路的氛围下，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具有思想引领意义。

在倡导的“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反思苏联模式，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受此影响，作为党内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大胆破除党内以往对斯大林经济理论模式的过度依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当然，由于历史固有的局限性，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运用市场机制方式和道路上继续深入发展，但这种开创新路的大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生长点”。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时期，针对如何走出中国经济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层和思想理论界，曾产生过关于“是否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对这一时期有关“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思潮提出批评，并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进而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由此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又比如，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当时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很多农民对此采取了对生产的粮食“瞒产私分”，拒绝缴纳相应比例的“征粮”，以此方式加以对抗；更有甚者，为了缓解当时的生活困难状况，有的农民直接到农村粮库“抢粮”。为缓和诸如此类的紧张关系，提议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建议“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理论观点。

再比如，曾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的这些思想观点，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可能做到排斥非市场因素而形成“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为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借鉴。

另外，在分配制度方面，适时提出了利益兼顾、按劳分配等思想；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方面，主张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要科学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思想，等等。

纵观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相关论述，有很多“真理颗粒”，但遗憾的是这些“真理颗粒”并未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56-1966年的十年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实际和理论的背离。对此，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地针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自我纠正，有失败的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经验。针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1966-1976年的十年间，经济思想被“左”倾错误思潮淹没。自由市场、按劳分配、商品经济等同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诸多要素，在“集体非理性”的宣传氛围和盲目实践中，被当做同“资产阶级法权”相联系的灰暗事物――并遭到批判。晚年经济理论中“真理颗粒”的光彩，也被其晚年错误思想理论的阴霾所遮蔽。应当说，在领导下集全党智慧孕育生成的思想理论生长点，相应表述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些“真理颗粒”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思想养料，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弥足珍贵的“源头活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熟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的艰难探索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又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中模式，面临国内国际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如何认识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始终是中共中央不可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展主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重点。中共中央立足、因应执政方位的历史变化，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要内容，并试图引入市场的力量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对外资的恐惧思想，突破将外资同资本主义罪恶无限联系的“左”的思想，提出“要积极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理论观点。由此，“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1]1002。这种思想理论认识，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要素不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理论禁区，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社会环境。这场实践和论争，促进了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论工作者关于商品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极力倡导的的“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果断地提出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交互作用中，重新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探索和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论基础。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次会议涉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制定经济战略设想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等相关问题时，开始突破原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将过去被长期排斥的私有制经济形式，如劳动者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农村改革成为市场要素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且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较早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这一探索的典型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政策从1979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对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和发展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为保障此轮改革中农民土地经营权，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两个法律法规，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法制保障。加之这一时期，对于农村集贸市场的鼓励和引导，使得在农村区域依靠市场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产生广泛影响，农民的市场意识伴随收入增长而增强。

这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农村向城镇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领域产生着变革性影响：在经济领域，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政治领域，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级乡镇党委、政府机构的设立和各级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在社会领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种交易市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流动在区域、产业之间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宽泛；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等不断增强。这种影响，使得基层民众自觉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与此同步，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多方位的改革开放逐渐铺开。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较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相伴启动。

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呈现出“轮廓”到“细节”到“系统”的进化描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从理论上开始确认价值规律和市场对生产、流通的调节作用，并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界定了商品经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理论创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对此，邓小平后来高度评价该《决定》的历史地位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

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时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又将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运用、发展。特别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改革开放理论进行系统提炼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了较为成熟的框架。这一思想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及时，在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性质的界定上，认为市场经济不独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独属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都可以作为调节手段同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第二，在对商品经济形式的理解上，认为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此商品经济的形式不会背离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要鼓励其不断发展。第三，在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上，认为我们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要求相结合，积极探索利用价值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和途径，并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在关于上述市场机制、市场要素、市场法则姓“资”还是姓“社” 判断上，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这些系统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动荡发展，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为核心内容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在十四大上作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之后，以调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和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达成“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多方共识。这些思想理论的继续拓展，使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市场要素理论逐步丰富。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需要遵循价值规律所要求的供求关系、价格杠杆、竞争机制；需要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经济领域和环节中去，给基层经济单位传导市场信号，使企业回归主流经济，运用市场对经济信号反映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同协调。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也进而认识到：过于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发展也不科学，也需要同时发挥长期坚持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以此调和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理论的演进顺应实践的要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之前探索中遇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一步总结提炼，勾画出更加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蓝图。正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前提，既致力于推动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又致力于运用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了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

走进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方位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各种市场要素的快速流动，“四个多样化”特征――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中共执政历史坐标的重要内容。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成为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体现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改革方向，又注重制度建设、强调体制创新；既坚持以人为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作用，为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既坚持通盘考量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坚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改革；既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又协调好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合法诉求；既坚持社会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又树立、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决定》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立场和总体方向，重点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加灵活、更加充分，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致力创新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三年半时间，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导问题意识、底线思维，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这样的表述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深度解读。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的主流趋势和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因为中国市场和经济脉动会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作为看得见的手，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都不可或缺。随着中国制造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是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愈加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运用各自话语体系所确立的相应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结论是截然不同。2005年，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标准还有很大差距；2006年，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7]。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没有及时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认同，固然有很多国际政治因素，但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思想理论认识也存在一定关联。

毋容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凭借制度优势、改革红利、人口资源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机制模式，皆为世人无法小觑。尤其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的影响权重日益提升，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扩大了认知和认同。在此历史节点，以中共中央全会形式，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作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理论指引，不仅符合中国党情、国情、世情，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代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还是以民为本的道德经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战略布局相互统一和协调推进的改革，还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先导、创新引领”的改革。这些既“集中体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8]，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新经济、新常态、新动能的高度融合。注意到这些背景与趋势的格局之 “变”，自然就要注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变”。根据这种变化，可以从中循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及时，全新定位市场作用，由原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9]76。之前，基于大国经济转型不能操之过急的考虑，才出现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加以辅助，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大国执政党理性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表现。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统筹兼顾的战略安排中，积极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重作用。市场作用代表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代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如何有效发挥二者作用，既能发挥自由市场活力和政府调控稳健，又避免市场盲目和调控滞后的局限性，是各国执政党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交接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直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又有所侧重。认为，“只要市场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10]。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9]77。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一个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时，围绕劳动、资本和效率三因素，在理论上作出“供给侧”的创新性概括；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政策上作出系列前瞻性安排。最显著特征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上，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举措体现出大国执政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立完备现代市场体系的较大关联性和较大通约性，任何一方“失调”都将导致“失序”。只有科学做好顶层设计，把政府“有形手”的作用定位合理、发挥正常，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同时，也只有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无形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从而使“两只手”作用发挥配合得当。值得肯定的是，“两只手”的观念已成为目前的发展共识和经济常识。

第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转型中，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仍处于趋向健全与成熟的阶段和水平。面对经济发展瓶颈凸显的情形，如何树立问题导向、解决问题，以推动中国市场改革步伐，本身也是巩固大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9]77。2016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这是首次提出的论断，从中可以看出发挥好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深化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愈加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是问题意识、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又一实证。这也充分表明，“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9]86。

第四，因应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强调推进依法治国，提升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蕴含着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指导。“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9]77。简言之，就是要“简除烦疴，禁察非法”，对该管的事和该放的权加以厘清，进而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及时次把“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相提并论，统一于“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诠释了“法治是发展的保障”的近期论断。及时次提出“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落脚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体现了法治自身的规律性和能动性；及时次提出“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落脚在“实现政府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体现了法治对于发展“保障”的制度化、常态化；及时次围绕“发展”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是发展的保障”，体现“改革、发展、法治”新的辩证统一，使“稳定”这一侧重主观的意愿转化为侧重客观的“法治”的方式，隐含“中国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制度”的实践。“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深化和丰富了三中四中全会的“姊妹”关系和“动力”机制。这些思想观点，也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利于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协同推进，有利于正确把握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独特的中国制度优势。

第五，立足大国执政、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遵循现代政党建设规律、发挥总揽全局领导核心作用，为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定位执政党历史方位，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表现，也符合现代政党制度特别是大党执政和大国执政的内在要求，关系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实践基础和执政形象、执政效能、执政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的深化改革同从严治党互促共进，是新时期“四个”重要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9]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中“集中统一”和“生动活泼”两个方面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中国社会各阶层，既要积极贯彻落实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又要在从严治党的号召下，积极助力中国共产党 “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此凝聚共识，协力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很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尤其是把握经济建设中的新形势、新问题，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强大。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绩取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于市场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取得。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新的方法论指导，“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一切思想和方法的结合运用，深刻表明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至关重要，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厦的重要内容，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成功实践，其功能和目的是研究和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学科高度，以中国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当代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系统性理论，集中体现在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凝结成以他们为代表的承载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相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始于毛，成熟于邓，传承发展于江、胡，创新于习”的学术观点，合乎中国经济实践与理论交互作用的历史规律，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经济历史论文:从德国历史学派看经济学说的国度性与特殊性

摘要：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是英美的普世经济学。而在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倡贸易保护主义，以捍卫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并对抗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由此，德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德国历史学派将经济理论的国度性和特殊性上升到了较高的高度。而对于中国现在出现的“依附型经济学”，我们应学习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较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较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较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较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经济历史论文:比较中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及方向

【摘要】中美两国由于其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本文以两国的经济法经济法的发展及前景分析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历史轨迹及差异 经济法发展的环境要求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比较 经济法的地位和历史使命 经济法发展中的法哲学思考 浅析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法问题 浅谈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法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法保障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经济法对策 经济法产生背景比较分析 浅析经济法在我国的现状及发展 经济法的生成逻辑及经济法学的任务 经济法在企业文化中的发展 中国入世后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 浅析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探讨 对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展望 德国经济法的发展路径及其借鉴意义 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及实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经济法律 > 比较中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及方向 比较中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及方向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 document.write("作者： 张静")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中美两国由于其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本文以两国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中美两国的经济法产生及发展历程，同时将二者进行比较，得出其发展具有同向性的分析结果，并以此大胆推测，东西方国家经济法的发展应该是具有同向性的。

【关键词】中国美国 经济法 发展 同向性

一、中国经济法的起源及发展

（一）中国经济法的起源

中国经济法是一部年轻的法律体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启动实施催生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自此，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与之配合。“1981年7月，国务院成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持中国经济法的立法进程。由此，中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得到展开和推进，中国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发展态势已显雏形。”

（1）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理清了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而法学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地位的划分不明晰使得经济法的发展失去了方向。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随后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自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清，强调市场作为基本手段来优化资源配置，而政府则作为市场约束来进行宏观调控。因而，经济法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臂膀，确立和制定市场规则，其发展方向得以明晰，开始良性有序的运行。

（2）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经济法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初期，国家着眼于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其手段具有强烈的粗放性，导致环境被污染、自然资源被浪费、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愈演愈烈。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指明了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经济法也进一步深化，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等观念纳入其中。

二、美国经济法的起源及发展

（一）美国经济法的起源

美国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思想方面，一直信奉由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认为实现国民富裕的途径就是自由的市场竞争。然而历史证明，的自由竞争容易造成垄断，而垄断的出现势必会限制自由竞争。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垄断企业，其市场秩序被严重破坏。1890年一部旨在反垄断的法律出台――《谢尔曼法》。这标志着美国经济法的诞生，同时它也是世界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一。

（二）美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1929年美国经历严重了的经济大萧条。四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意识到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恰恰是大萧条的症候所在。因此，1933年，以救济、复兴和改革为内容的“罗斯福新政”颁布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模式在美国展开，为经济法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中美经济法法的发展方向：同向性

综上，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及时，从起源来看，中国经济法起源于由政府管理市场向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自我调节的市场运行机制的转变；而美国经济法起源于由市场自我调节向政府合理宏观调控的市场运行机制的转变。

第二，从两国经济的性质来看，中国经济更侧重集中，因此中国经济法更偏向管理性；而美国经济更侧重民主，因此美国经济法更偏向开放性。

虽然前文述及两国经济法所存在的差异性，然而，其表现出的一致性才是两国经济法发展的主线路。

首先，中美两国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相同，都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是指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化，即由分散的小生产者转化为大规模社会生产的过程。生产社会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及时，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即生产资料从单个人分散使用变为大批人共同使用。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第三，产品的社会化，即生产出的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两国的生产社会化使各自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了改变，中美两国在处理生产社会化问题的不同做法，体现在经济法上，就表现为二者的不断接近和趋同。

其次，中美两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都是将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进行协调配合的过程。由于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都不是的，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并且二者的优缺点具有互补性。因此，中美两国都意识到这一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协同并用，相互配合，来保障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这表现在经济法上就是以经济法来合理适度地规制市场的运行。

，同样从内容上来讲，中国学者们对经济法所做的划分（包括市场规则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宏观调控法），美国经济法也包含相应的版块。

实际上，中美两国经济法发展的同向性是世界发展之必然。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发展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这为不同文化、思想的冲突和融合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确立的根基是国际市场经济，这又以各成员国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基础。相同基础上各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趋同，即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针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进行国家调节，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关国家调节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WTO 在某些经济领域企图统一各成员方经济政策的做法，则直接导致了各国经济法相关制度的趋同。更何况各国不可避免地进行政治经济上的相互借鉴，加之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学术交流，各国经济法的同向发展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历史论文:及时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经济的历史考察

摘要：及时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布局严重不均衡，工商业发展高度依赖外资。1860年代改革后，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封建色彩浓重，欧俄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城市难以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缓慢。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资本主义因素向农业领域艰难渗透的条件下参加及时次世界大战，导致战争对俄国的冲击尤甚。

关键词：俄国；工商业；农业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视察萨拉热窝时遇刺。得到德国支持的奥匈政府以此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及时次世界大战爆发。7月30日，俄国开始总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此后，法国、英国等协约国相继参战，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线的一战爆发。

这一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并不具备参加世界大战的经济条件。1913年，俄国（不包括芬兰）国民收入160亿卢布，相当于同期美国国民收入的1/4略强。俄国加工业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的5.5%。

一、工商业发展

1900年，俄国企业数量为25 327家，总产值约32亿卢布，工人近205万人，到1913年分别发展到29 415家、74亿卢布和311万人。1909―1913年，俄国企业数量增长16.1%，总产值增长1.3倍，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由l 553卢布提高到2362卢布，增长52%。可以说，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取得长足发展，尽管工业生产的规模不大。

但是，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消极因素，首先是俄国工业布局严重失衡。大部分企业集中在5～6个欧俄地区，例如西北地区的企业几乎都位于彼得堡。中部工业区、乌克兰、乌拉尔地区、西北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企业数量占全俄的57.8%，产值占64.7%，工人数量占68.5%。各地区生产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极大差距。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生产集约化程度很高，而乌拉尔和中部工业区的生产则比较粗放。因此，战前俄国各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各地区的工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俄国铁路运输的保障能力薄弱。虽然20世纪初俄国铁路建设规模宏大，而且于1913年跻身“世界五强”（五国铁路长度约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80%），但俄国铁路网密度低，铁路布局不合理。1913年，美国的铁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铁路长度1.4公里，欧洲为8公里，俄国则只有0.3公里，而且铁路主要位于欧俄地区，边远省份尤其是西伯利亚和远东铁路运力严重不足。

俄国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到1914年，俄国52%的银行资本集中在7家较大的银行，这些银行实际上都是外国银行的子公司。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俄国通过贷款和直接投资等方式，积极输入资本。1900年，外国投资约占俄国股份公司总资本的29%，到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重提高到33%。俄国工业也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外资在1916―1917年间增加到22.5亿卢布，大约占俄工业投资总额的1/3。外国资本垄断了俄国南部70%的生铁冶炼和制成品、约60%的石油开采量以及90%的电力企业。所以，外资一定意义上可以直接影响俄国经济。

及时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俄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商品流通机制。1900年，全俄城市商品交易额（不包括集市贸易）为46亿卢布，但其中37%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1900―1913年，登记贸易额增长了59.3%，达196亿卢布，但商品流通体系有待加强。据统计，1912年全俄116.62万家应该领取营业执照的贸易企业中，批发和零售企业18.32万家（15.7%），小货摊60.81万个（52.1%），售货亭34.92万个（29.9%），流动售货企业1.07万家（0.9%），货郎1.5万人（1.3%）。落后的集市贸易仍然存在。1911年俄国共有近1.6万个展销会，总交易额110亿卢布，其中约87%来自建堂节期间乡村举办的小型展销会，交易额超过100万卢布的大型展销会只有23个。马卡里耶夫展销会（下诺夫哥罗德）和伊尔比特展销会（彼尔姆省）是全俄有较大影响的展销会。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城市居民人均商品交易额430卢布，农村居民则不超过22卢布。

二、农业和粮食生产

农业是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约占俄国国民收入的50%，农业人口占全俄总人口2/3以上。虽然1860年代改革显著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仍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欧俄农业人口严重过剩，耕地短缺；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无力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有这些因素无疑延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

村社在俄国农民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村社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初期玛克的特点，但在所研究的时期，村社以不同的社会结构行使经济、税收和其他职能，根本不是久远历史的残存，而是当代重要而且有效的制度。”截至1905年，在欧俄地区农民中，村社土地占有制水平平均达83.4%，波罗的海沿岸和西南部地区村社土地占有制程度低（分别为0%和3.7%），北部、中部工业区、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村社土地占有制最普遍（高达99%～）。不同类型的农民中，原地主农民（70.6%）、国家农民（87.8%）、皇室农民（99.2%）和哥萨克（）的村社土地关系普及程度较高。1907年以前，俄国农民土地自由流通程度低，土地交易规模小，土地市场发展滞后。

20世纪初，农村的生产条件趋于恶化。1901―1915年，播种面积仅增长14.6%，低于人口增速，结果，同期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从0.66俄亩降至0.62俄亩，下降6%。耕作水平落后，主要依靠广种薄收。1906―1907年至1913年，虽然粮食和饲料总产量出现大幅增长（54.3%），而单产仅增长10.4%（由每俄亩48普特增加到53普特）。农村畜力日益短缺。1888―1891年至1912年，农户户均马匹数量由2.3匹降至1.97匹，只有一匹马和无马的农户比例则由55.9%升至65.2%。粮食需求，其中包括商品粮需求（20世纪初俄国国际市场粮食出口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增长导致牲畜饲料播种面积减少，结果，1902―1904年至1911―1913年，俄国每百人平均牲畜保有量由63.9头（折合成牛）降至55.3头。农民经济的有机肥使用量下降。

经济历史论文:基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内容论高中历史教材的整合

摘 要：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的了解，高中历史教材的版本越来越多。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的整合为例探讨基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内容论高中历史教材的整合，主要探讨高中历史教材的整合的必要性和模块结构及反思，以供广大教师和学生参考。

关键词： 古代小农经济 高中历史教材 整合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的了解，高中历史教材的版本越来越多，历史这一门学科，涵盖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要让学生在每个学期都能点与线相结合地学习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进行历史教材整合的时候要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同时也要结合高中这一阶段学生的学习基本情况进行编排，因此需要一定的编排技巧。

一、高中历史教材整合的必要性

尽管多个历史教材版本被广大教师应用于授课，但是这些版本的教材中基本都是采用专题的形式进行编排，然而这样的编排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及时，高中生在初中对历史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而且较零散，而专题形式的教学是需要学生有一定的相关基础知识的储备才能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所以老师要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就需要课前进行大量的铺垫，一步步带领学生进入专题。第二，专题形式的编排往往将古今中外的历史进行混编，虽然这样有助于综合各种新的历史史观，但是也会出现割裂同一时期、统一国家或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这样使得学生只看见历史沿革的“线”而不见时代特征的“面”。第三，专题形式编排虽然内容但是遗漏一些内容例如清末新政涉及较少，这样的遗漏对学生理解有一定的影响，还会使得知识的过渡不流畅。

无论是以教材为依据进行教学还是脱离教材将教材边缘化的教学都不是好的教学方式。历史教材是历史课堂的重要资源，教师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优化教材，整合教材，结合学情开展教学活动，才能增强课堂教学效果。例如就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而言，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征、劳动工具类型和耕作方式等，这就需要在教材整合的时候归纳概括，或者用图表的方式进行编排，便于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二、高中历史教材整合案例分析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一直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在对相关内容进行教学的时候，老师可以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进行设计。以古代劳动主体“男子”为例。说到男子在对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的时候，可以从“男”字的结构入手，中国古代男子就是在田地里出力气的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主导者，然后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综合分析。

古代男子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享有家庭的主要权力，给予男子非常多的权利，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拥有户籍，而女子却只能三从四德一生围绕男人生活和成长，甚至还要忍受“裹小脚”这一残酷的封建习俗，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成了中国古代妇女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使得农民的目光短浅，一味追求多子多福，自私地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些绝技有传男不传女的观念。还有统治者只能是男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的强权又进一步制约女性的发展，拉大男女的不平等差距。这样一些落后的观念造成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发展滞后，人们思想保守、闭塞。

另外，可以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集中存在方式以时间为纽带进行授课。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业经营等，而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经营形式。小农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天吃饭，春怕洪涝夏怕旱，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给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制约农民经济的发展。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中经济主体是男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代小农经济基础的薄弱反映出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同时也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

三、高中历史教材整合的反思

教材是一种材料和资源，是一种帮助学生学习的工具，教师不必按照教材内容照本宣科地授课，可以根据教材的特点，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开展一些探究访问、调查等实践性的活动帮助学生，带领学生慢慢地养成乐于探究、主动参与的习惯，增强动手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在运用教材的时候不是向学生“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高中历史这门学科本身就需要教师有非常厚实的历史知识底蕴，熟悉学科的基本结构和各部分历史知识之间的联系。新时代还对高中教师提出更高的素质要求，需要教师了解史学发展的动向和近期的研究成果，给学生提供最真实的历史史料。但是我国教师现状出现令人担忧的状况，老教师面临知识老化，年轻的教师知识面不够广阔，学科渗透力不够强，而教师的继续教育又明显滞后，所以整合教材对教师能力是一种考验。

对于历史这门学科，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要让学生理解这些史实发生的各种背景，理解之后再记忆，然后用记忆中的历史知识反观当时的社会现状，在整合教材的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例如在谈中古古代小农经济的章节的时候，就需要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情况和劳动力情况进行编排。在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使用木石工具，刀耕火种，传统农业是以畜力牵引或者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综合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进行整合教材，点和线相连接，这样反复教学和带领学生进行系统的学习，科学合理地运用好教材，才能高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及分析能力，从而扩大学生的历史纵向和横向知识面。

历史这门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求是真实的、的记忆，尤其是在时间和事件及人物的记忆上，需要记忆但是又不同于数学公式那样可以一个公式走天下，也不同于化学各种公式结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历史是培养一个人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的学科，基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内容论高中历史教材的整合就需要有一定的必要性和不断的反思，希望本文能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历史论文:破除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经济决定论的误读

摘要：马克思历史观被指认为，一种经济（或劳动、生产、生产力、科技）等因素依靠自主性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决定论，这种认识是由建立在超感性基础上的Being实体化的Ontology哲学思维方式所致的。要破除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的这种指认，就要在分析原因产生的基础上，在对Ontology完整认识的引导下，确立起一种建立在感性世界基础上的，依靠人的实践活动力量运行历史规律，从而不断生成趋向人类社会历史价值目标的历史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

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指认（本文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在包括恩格斯意义上使用的），无疑是自马克思历史观诞生以来，误解最深且流弊最广的一种认识。如何找出这种对马克思历史观误读的深层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破除这种错误认识，还原马克思历史观的本真面貌，对于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Being实体化Ontology误读

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指认.最早发端于德国19世纪末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后经李凯尔特、詹姆士、胡克、罗斯托、阿隆、波普尔、伯林、萨林斯、莱茵尔、托夫勒，直至福山一直没有间断。一般认为他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指认，就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只承认经济（或劳动、生产、生产力、科技等）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否认思想观念、道德以及政治等因素的作用.或只肯定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而否认偶然因素作用的历史认识，再或者只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而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认识③。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反驳，也大多聚焦在因素功能作用大小或强弱方面。实际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要想真正破除对马克思历史观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指认，必须从更深层次来寻找这种认识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指认学者的阐述中，看出问题的端倪。比如李凯尔特，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把经济生活看成是“本质”的，从而把那种对经济生活来说具有意义的事物变成了真实的存在，其他方面都变成了纯粹的“反映”，因此，这“是一种以粗暴的和非批判的方式臆造出来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从形式方面表现出柏拉图主义唯心主义或概念实在论的结构”。再比如波普尔，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本质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在或本质。柏拉图尤其相信，可感知事物的本质可以在较真实的其他事物中找到，即在他们的始祖或形式中找到”，而这种认识的“两位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图和马克思”。此外，柏林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一个无论怎么说都是自我证明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假设上，这个假设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和古典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他们大都认为马克思历史观之所以是经济决定论，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柏拉图或黑格尔的哲学。那么，为何属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就一定会是经济决定论呢？首先要回答的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

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有些差异，但总体上二者至少有两个方面是相通的。首先他们都持有一种Being实体化的Ontology思维模式。贺来教授认为实体化的Being，“是‘超感性的’或者说是‘先验的’”，“是的、自在自因的、超时空和永恒在场的”，“是真实和无限完善的”，是与“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相配套的。这并不错。但还要强调一点，即具有以上特点的实体化的Being是要外化出去的，也即它必须解决外部事物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依托的是自我意识所幻化的Being的抽象概念及其吞噬一切的同一化魔力。我们一般认为柏拉图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对苏格拉底关于“作为美的美”即美本身的哲学认识思路的发展，一朵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其“分有”了美的理念。柏拉图这种观念的树立与巴门尼德对Being的认识有莫大的关系。“存在的东西怎么能够灭亡呢？又怎么能够生成呢？它如果在过去或在将来生成，那么它现在就不在，所以生成是子虚乌有，灭亡同样不可言明。”巴门尼德通过否定Be-ing的“既非曾是，亦非将是”而强调了“当下而是”，从而把Being之中的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因素都蒸馏掉了，以此纯化了Being。柏拉图由此构建的“型相论”成为了西方哲学几千年发展的酵素。从中世纪宗教中上帝的形象也可以窥见这一观点的魔力。上帝“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再……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尽一切”。而到了黑格尔则把这一哲学认识传统发展到了。不过他同柏拉图解决“外化”问题是有点不同的，即黑氏采用的概念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黑氏看来，只有让凝固的概念通过中介的形式相互发生关系流动起来，理念才能在成熟之时自然而然地从精神世界之中外化出现实的人和自然界。“精神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不是一个在其显现以前就已经完成的、躲藏在重重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只有通过其必然自我显示的种种确定形态才是真正现实的，而且不是如理性心理学所臆想的那样，一个与身体处于外在联系中的灵魂物。而是由于概念的统一性而与身体内在地连接在一起的”，“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不过，他对理念何以会外化这个问题说的也不是很清楚。总体上看，柏拉图和黑格尔在对实体化Being作用的认识上还是一致的，但这种认识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正如文德尔班指出：“笛卡尔在《沉思录》中认为自我意识是在怀疑的茫茫大海中出现的一座拯救人的山崖，继《沉思录》之后得到结论（此结论后来康德称之为哲学的耻辱），即人们需要证明外界的现实性，而任何适当的证明一个也找不到。”

其次，实体化Being的基点都是建立在超感性世界基础上的。这一点是能否保障Being实体化的关键支点。因为在Being实体化的Ontology哲学看来，我们感官所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而隐藏在其之后作为超感性的Being才是真正的存在，如此就必须把一切都归结到超感性世界（观念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本质世界）里面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方面，建立起一种同质性的哲学关系，也即“存在就是被思维化的存在，而思维则是无条件地渗透贯通于存在中的思维。简言之，就是思维与存在具有同样的属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尼采为何会认为，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现象世界（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两个世界的划分这个问题了。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在生成和变化的现象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两个世界又不是同等重要的.现象世界只是一个虚假和低下的世界，而理念世界则是一个真实和更高的世界，所以应该成为现象世界的原则和根据。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同质性问题，当然也是黑格尔要面对的问题。黑格尔要想建立自己的概念辩证法哲学，就必须首先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较高分裂，“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他说：“思维不是主体的私有的特殊状态或行动，而是摆脱一切特殊性、任何特质、情况等等的抽象自我意识，并且只是让普遍的东西在活动，在这种活动里，思维只是和一切个体相同一。”这就是思想客观性的规定性。或者具体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胡塞尔在说“内在本身是无可怀疑的”这样的话时，已经表明西方现代哲学仍然没有摆脱近代哲学内在性思维的藩篱。

根据上面的论述，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Being实体化Ontology哲学指认思路可以展示如下：及时，经济（或劳动、生产、生产力、科技等）等因素拥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第二，这种主体地位会使其自主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与人的力量无关：第三，既然经济因素的这种主体力量与人无关。那它就一定是躲在本质世界或概念世界之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一”；第四，这个“一”也是较高目的和终极价值实现的力量源泉，其会自动地把人类社会导向一个美好的境地。简单地说，所谓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指认，就是一种认为实体化了的经济（或劳动、生产、生产力、科技）等因素依靠自主性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认识。

由此，我们要破除Being实体化Ontology哲学思维模式对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指认，首要任务还是要厘清马克思是如何确立起感性世界观这个现实基点的，或者说马克思的认识是如何跳出超感性世界而进入感性世界的。

二、破除马克思历史观经济决定论On-tology理路的基点转换

一般认为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以及德谟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在对水、气、火或原子本原论的认识中就蕴含着同质性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古希腊的这些自然哲学家在对水、气、火或原子的认识之中，还是包裹着灵魂、神灵等精神因素的，也即他们并没有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封闭在同质性的哲学认识之中。当然，真正对同质性哲学提出异议的还是亚里士多德。有些学者认为亚氏是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哲学家。因为其在《范畴篇》中表述的“这一个”的个别为及时实体，而在《形而上学》中又把隐藏在现象背后统一性的本质看作是及时实体。亚氏的这种认识所透露出的正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同质性哲学突破的一次尝试。中世纪只承认个别存在的唯名论，甚至笛卡尔对心灵、物质与上帝三种实体的区分，也不能说不带有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试图突破这种同质性哲学的痕迹。康德在休谟事实与价值不可沟通的观点的启示与引导之下，把存在也即思维的对象分为人们通过表象和知性范畴可以把握的经验范围的“现象”和不可知的超验的“自在之物”或“物自体”两类，无疑也是对这种同质性哲学认识突破的又一次尝试。不过，对这种同质性哲学认识的不满挑战还是在费尔巴哈这里得到了鲜明的展示。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推动哲学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过程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像第二国际的哲学家一样过分夸大其作用，也不能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小觑了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费氏看作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那么其在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中的作用也就比较清晰了。“在我看来，费尔巴哈哲学属于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中介人物。”也就是说，费氏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至少对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部分扫清了道路，二是启发了马克思哲学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费尔巴哈猛烈地批判了由费希特、谢林开始，进而在黑格尔手中构建的一种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同质性的成熟的体系哲学。“思维与存在同一，只是表示理性具有神性，只是表示思维或理性乃是的实体，乃是真理与实在的总体，只是表示并无理性的对立物的存在，一切都是理性，如同在严格神学中一切都是上帝、一切真实和实在存在的都是上帝一样。但是一种与思维没有分别的存在，一种只作为理性或属性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被思想的抽象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存在。因此思维与存在同一，只是表示思维与自身同一。”也就是说，费氏借助于对宗教的批判将矛头直指黑格尔的同质性哲学。他要在黑格尔统一于概念世界的抽象哲学中撕出一个裂口来，“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

不过，马克思走出黑格尔同质性哲学的怪圈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才甩掉了这副枷锁，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马克思最早在《博士论文》中，认同的还是黑格尔的同质性哲学理论。康德质疑“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认为观念上的一百塔拉和口袋里的一百塔拉是不同的，上帝在表象中存在不可能一定会在现实中存在。马克思对此反驳说：“难道一个真正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们的表象中，哪怕是人们的普遍的或者毋宁说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还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开始意识到这种思维与存在同质性哲学存在着问题，“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的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不过，同质性的认识还没有清除掉。他说：“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中间历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出现，马克思对存在的含义做出新解释时，才不再被囚禁于思维与存在关系同质性哲学认识之中了，他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当马克思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总结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观点时，“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一德国哲学批判家们的断言也就被清除掉了。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确立，为马克思最终摆脱思维与存在同质性关系哲学的羁绊，实现由精神世界向感性世界的彻底转变提供了一个导向。

一般把社会存在理解成以生产方式为决定力量的包括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并不错。不过它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社会存在论提出的意义。马克思社会存在论提出的意义首先在于哲学认识空间上的一种转换，也即由精神世界向感性世界的转换。“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的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代表）的唯物主义，虽然撕开了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同质性关系的哲学裂隙，但为何其最终还是没有彻底实现这种转换？或者说为何“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的”？问题就在于其没有处理好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存在问题，或者说只要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存在问题没有搞清楚，存在的意义没有揭露出来，那么这种空间转换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当然，这种转换的实现也依赖于社会存在，即我们对社会存在的理解只有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只有把生产方式这种人类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种主要力量深入到社会历史之中，社会存在所蕴含的Being的实际意义（Dasein或Existenz）才有可能显露出来，从而感性世界转换的全部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在社会存在哲学认识的导引之下，终于跃出了思维与存在同质性关系哲学的藩篱，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由精神世界向感性世界基点的转换，由此，这个“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最困难的任务之一”的难题被马克思解决了。

经济历史论文:结合经济思想史研究相互保险的发展历史

摘要：相互保险在国外保险市场中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当今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其发展历史能为我国发展相互保险提供宝贵的经验。历史是具有延续性和连贯性的，因此融会贯通地研究经济思想史才能真实地揭示相互保险的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关键词：相互保险；经济思想；相互化运动

在最早出现保险的例子中，保险基于团结的概念。出海的商人共同分担风险。团结可以减轻风险的理念迅速在工会、贸易协会和村庄中传播开。这个理念促使了保险，特别是相互保险结构的创建，至今仍然是这样的。

一、现代相互保险的起源

互助保险的概念起源于17世纪末期的英国。

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是重商主义，它提倡民族主义、赋予商人尊重和重要性、为经济和军事扩展政策辩护。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欧洲的经济快速发展，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积累了很多财富。

保险在最开始只是保障贵族、资本家的财产生命安全。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人对于保险可以防范风险的益处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人们也没有做出改变。促使人们改变的转折点是1666年9月伦敦的一场大火。这场持续4天的大火，使人们的损失惨重。1696年11月12日，以相互组织形式成立的手拉手火灾生命保险公司成立了，成为现代相互组织和合作社的先驱者。

二、现代相互保险的传播

工业革命的发展对经济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重商主义的很多政策因为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被废止，新兴起了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的观点常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其基础是个人自由、私人产权、个人主动权、私人企业以及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古典学派认为自由的、竞争性的市场力量能够生产、交换和分配。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会自我调节并趋于充分就业。

相互保险是伴随着英国在全世界展开的殖民扩张中传播的。在殖民扩张中，英国的保险公司开始进入国外市场。保险开始广泛地传播到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相互制的保险组织逐渐被采用在大多数殖民地区，如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东南亚。此外，移民也在保险传播中的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自由贸易原则的影响下，英国同意授予诸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白人殖民地自治领地位。自由贸易地开放了英国市场，也促使其他国家在19世纪中叶开放他们的市场。

因此，相互保险的传播途径有三条：殖民扩张、移民和自由贸易。

三、现代相互保险的发展

到19世纪下半叶，贸易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交通运输的发展等都为保险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到世纪之交时，保险已经遍布全球。

（一）相互化运动

工业革命进一步激发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

（1）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提高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工人补偿、失业补偿、低工资与超市工资、职业卫生与安全法等；无政府主义及时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提出了互助主义，促进了相互组织、相互保险和相互基金的发展。相互主义促进了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

（2）凯恩斯主义

1929至1933年席卷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宣告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结束。凯恩斯主义着重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世界的主流经济学。

及时，在互助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府为了缓解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通过发展相互保险来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

以美国为例，罗斯福新政中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制订了《社会保险法》，将一部分寿险险种变为强制性的，这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因为相互制保险公司中投保人共享利益而被提倡，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于1915年转变为相互保险公司，美国谨慎保险公司于1943年转变为相互保险公司。[ 许谨良：“美国和日本的相互保险公司”，《上海金融》，1900年，第30-31页]

第二，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资本而提倡发展相互保险。

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政府在1957年修改了《加拿大和英国保险公司法案》。修改后的法案要求公司的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或者常住居民，授权董事会禁止转让股份给别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允许企业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自己的股票。法案颁布之后，1959年，Canada life进行了相互化，1962年12月20日，Sun life也成为相互保险公司。[ Swiss Re： Swiss Re Corporate History. A history of insurance in Canada. 2013. p22]至此，相互化浪潮开始在加拿大盛行。

（二）私有化浪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自由放任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澳大利亚的经济理性主义、新西兰的罗杰经济政策等，他们都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放松管制，提倡私有化、打压工会。保险市场中广泛出现了私有化浪潮，大量的相互保险公司转化为股份保险公司。

四、总结

纵观相互保险的发展历程，它也反应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相互保险经历了人口急剧增长时期、商业的兴起和金融行业的鼎盛时期。相互保险经久不衰的原因有四点：能够真正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有助于缓解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护本土保险行业，避免大型公司股份都被国外企业控制；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者简介：赵 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研究生。

经济历史论文: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研究

中原经济区内历史文化资源类型多样，内涵深厚。为促进其更好、更快的发展，本文在分析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等五地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认为五地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认识存在误区、挖掘力度不够等，建议要从深化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认识、加大挖掘力度等方面开展对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

2012年1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使其有了长远发展的动力。对中原经济区内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概括，给予深度挖掘和优化配置，可以了解区域内旅游发展差异，不仅为今后中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还能进一步促进中原经济区旅游业整体规模的扩大，实现中原旅游经济的大发展。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中原经济区

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

（二）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遗存，这种遗存可以为人类现在及今后的社会生活所利用。在这个瑰丽的宝库中，有大量的实物遗存和文字遗存。实物遗存中，包括历史文物、历史遗址或文化遗址及墓葬等。”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积淀。文化性、时代性和历史性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二、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分布概况

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城类、古迹文化类、根亲文化类、宗教文化类、建筑文化类、饮食文化类、戏曲文化类、武术文化等八大类。

中原经济区以历史文化名城、古迹文化、根亲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发展见长。历史文化名城有历史古都型的郑州、开封、洛阳、安阳、邯郸，传统风貌型有商丘、聊城；一般史迹型有南阳、濮阳、邢台、浚县、新绛；特殊职能型有亳州。古迹文化河南地区集聚在以开封、洛阳、安阳、郑州为代表的古都，东平县、邯郸、邢台等地也分布有众多古迹。河南是根亲文化的主体，以姓氏之源、名人故里为主，新郑黄帝故里和伏羲太昊陵两地的祭祖活动发展出色。戏曲文化中，豫剧、曲剧、越调、河南坠子主要分布在河南，鲁西地区有弦子戏、山东梆子、枣梆，冀北有四股弦、梨花大鼓，蒲剧流行于晋东地区，淮北有梆子戏、泗洲戏、淮北大鼓。武术文化以河南、河北、安徽三地的分布为主，河南以少林武术和陈氏太极拳为主，冀南地区以杨氏太极拳、邢台梅花拳为主，五禽戏、晰扬掌、六合八法拳等分布于皖北。

三、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点

（一）资源的分布存在着集聚区和分散区

以洛阳、安阳、邢台、聊城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内分布着大量密集的历史文化资源，遗址遗迹丰富，相对于其他城市资源明显富集；河南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主体，境内历史文化名城和古迹分布最多。

（二）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同质性

根亲文化所包含的姓氏、名人、文明起源等在中原经济区各地均有体现，如起源于各地的姓氏和各地或多或少的名人故里等，体现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发源地的根源与主体；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各地的历史遗留中均有体现，以佛教的流传为例，各地都分布有寺庙，与之相关的石窟、壁画等屡见不鲜。

（三）资源流传分布得益于地缘的相近性

戏曲文化、武术文化的流传多波及发源地周边地区并在周边地区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并形成属于各自地域的鲜明特色，以太极拳为例，河北杨氏太极拳是由河北邯郸永年人杨露禅及其子孙等人在焦作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发展创编的。

四、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现状

（一）河南地区――重点突出，瑕不掩瑜

河南以古都文化、根亲文化、功夫文化为重点发展对象，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围绕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发挥古都群体优势，构建古都文化旅游中心区（郑-洛-安-汴-许），整合四大古都历史文化资源。与此同时，河南又致力于打造“记忆中原，老家河南”品牌，整合中华始祖文化和姓氏祖根文化资源，重点建设了鹿邑、偃师、濮阳、淮阳等重要姓氏寻根旅游目的地。作为重要的中国功夫旅游目的地，河南省充分发挥以少林拳 、太极拳和杂技为代表的中国功夫文化作为典型中国文化元素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独特作用，以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和濮阳杂技艺术节为载体，扩大“功夫河南”在国内外的影响。

但是，河南饮食文化缺乏推广，发展现状良莠不齐。尽管豫菜历史悠久，但由于宣传推广的力度不够，政策扶持不力，致使豫菜在现今中国的餐饮市场上无法同川菜、粤菜、湘菜、鲁菜等菜系相媲美。

（二）冀南地区――文化品牌众多，文化形象不鲜明

冀南地区依托各地历史文化形成独特地域文化。邯郸和邢台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地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如邯郸的赵文化、梦文化、鸡泽毛遂文化、成语典故文化以及邢台的邢窑文化、邢都文化、扁鹊医药文化等。冀南两地虽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但城市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形象不鲜明，游客对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认知度不高。以邯郸市的赵文化为例，赵文化来源于战国时期在此定都的赵国，是邯郸旅游文化之源，但是与赵文化相关的赵王城等景点却缺乏深入人心的能力。

（三）鲁西地区――名人效应明显，合作共识不够

鲁西地区对名人和传说的利用较为充分，聊城作为鲁西地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开辟了“水浒旅游线”和“古运河旅游线”等特色旅游线路；菏泽市开发建设了孙膑旅游城、东平县利用新版《水浒传》在此拍摄的契机，积极构建水浒影视基地，倾力打造以水浒文化为特色的精品旅游品牌。不过，鲁西地区主要问题是跨区域合作开发水浒旅游资源的力度不够。

（四）晋东地区――资源挖掘深度不够、力度不足

晋东地区发展较为突出的是以青莲寺、府城玉皇庙、运城解州关帝庙、普救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沁河古堡群、皇城相府、中华宰相及时村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和以蒲剧和上党梆子为代表的戏曲文化。晋东地区虽然拥有极其丰富的华夏古文化和根祖文化如同善镇的“帝舜故里”遗存，但是挖掘保护力度明显不足。此地区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分布零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其开发力度和知名度明显不够。

（五）皖北地区――发展分散，合作不力

皖北的历史文化资源众多，发展分散。亳州是三朝古都、道教源地；蚌埠地区创造出灿烂的淮河文化，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宿州有涉故台、垓下古战场等。皖北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实体性遗存较少，分布较为分散且等级层次多，没有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高品质品牌，使得文化旅游形象不突出，吸引力不强。

五、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存在的问题

（一）对历史文化资源的认识存在误区

中原经济区内许多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遗址遗迹类的资源，由于时代的变迁加上各种因素，使其只以一堆黄土或者是传说的形式留存，虽然其历史文化价值深厚，但是却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注，历史文化资源所在地区的群众甚至也很少对此关心。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旅游业时，根本不考虑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或者是对其挖掘保护的态度很是麻木，在景区的建设和资源的开发中，习惯了“一窝蜂”和见利就上的窘境。此外对与自身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认识的局限使得好多地方在发展名人文化时，对其发展现状认识不够，造成与其他地区的“撞脸”。

（二）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力度不够

文物古迹专业性强，晦涩难懂，作为普通的旅游者很难理解其珍贵价值。如相关部门不注重历史内涵的挖掘，不能用形象生动、直观动态的语言或讲解很难满足游客的求知需求。由于知觉的选择性等特点，就导致绝大多数旅游者喜欢欣赏自然风光地，而忽略了一些历史文化资源，使其养在深闺人未识，被忽视、闲置甚至浪费。

（三）对近现代的、非物质形式的历史文化资源关注和挖掘保护不够

由于古代的、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源在开发上便于取得成效，但是与之相对的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众多历史文化传奇、传说，由于年代久远，能够保留下来的遗迹极少，开发利用难度很大，很多地区在实际的旅游发展中厚此薄彼的情况屡见不鲜，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技艺就面临着失传、灭绝的境地。

（四）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中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在受到旅游知觉相似原理与接近原理的制约下，中原经济区内，地理区域相邻、资源特色相近的旅游区，由于管理体制的多层管理等问题，导致景区出现严重的雷同现象，山寨景区比比皆是。中原区内缺乏一个服务于整个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管理的机制。如安阳、邯郸两市关于曹操墓的争夺就曾趋于白热化。

六、中原经济区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建议

（一）深化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认识

加大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力度，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使各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和途径了解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培养政府、企业、民众的保护意识，转变和提升对历史文化资源以往认识的不足，以更好的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让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历史文化修养，进而认识到保护遗存的重要性，营造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注重非物质形式、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

中原经济区内存在着众多的近现代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在资源的挖掘保护已刻不容缓。对近现代资源的挖掘，不应仅仅局限在建展览馆、保护旧居这些方面，应该尝试更多的形式。对经济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积极进行申报保护的同时，应该借助高科技手段和多种形式，留住传承。

中原经济区内存在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促进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地在旅游业的发展中也充分了证明这一点。纵观中原经济区五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现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原经济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希望通过各地的努力，对各地区内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切实有效的挖掘，开展地区间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合作与交流，在人才培养、管理体制转变等方面做出积极尝试，形成中原经济区旅游业的良性发展的局面，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历史论文:国家兴衰的历史政治经济学

制度！ 制度！制度！这是2012年西方财经界和读书界最震慑人心的天籁之声。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热衷于追求国际范儿的中国财经界和读书界，这一声音却没有激起多大回声。三年过去了，音调不再高亢的“制度！ 制度！制度！”终于在众声喧哗的2015年初夏传入了中国。

天籁之声的曲名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实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这部2012年的国际畅销书，回答了任何不无趣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都会为之兴致盎然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极度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异常贫困？国家为什么会兴起，而有些一度勃兴的国家为什么又会衰败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无数智者贤人为回答这些问题而殚精竭虑，答案也五花八门，包括地理民情、资源禀赋、宗教文化、精英抉择、政策制度等等，不一而足。面面俱到但却蜻蜓点水并非西方智者的思维和论述方式，而剑指最重要影响因子，方显分析功力。当代新制度主义智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剑芒，寒气逼人。透过比较历史政治经济学分析，二位合修的大气磅礴之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揭开国家贫富兴衰的谜底：及时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于2012年春由知名出版商兰登书屋的子公司皇冠商务出版，一时间在西方的财经界和读书界激起阅读和阅听热潮。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各路媒体刊载无数书评，书评者既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包括知名学者和畅销书作家。

事实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也曾在中文世界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不仅有相关读书会、书评和论文详尽讨论此书的学术思想，而且还有论者干脆以《国败论》作为此书中译书名，以推崇其堪与《国富论》相比肩的思想和写作功力。该书英文版出版后不到一年，其繁体字中译本就在台湾出版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该书简体字中译本直到2015年5月才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印行，且有所删节;更令人扼腕的是，原书目录每一章正标题下大多有一两句话的副标题，醒目点出该章的核心内容，但不知为何，这些副标题在简体中译本中都删除了。《国败论》共有15章，第13章是点睛之章，正标题为“今天，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唯其副标题仅有三词：“制度！制度！制度！”可是，黄钟大吕之音，却在简体中译本中泯然无存。

尽管姗姗来迟且黯然失色，但《国败论》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依然及时。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制度变革的深层推进，却已成为举国智者忧思的焦点。作为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杰作，《国败论》的如椽巨笔揭示了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和国家衰败的充分条件，为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政策的研讨和制定，确立了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思考框架。毫无疑问，对于所有关心华夏兴衰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无论哪一个版本）都应该出现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 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智者

《国败论》在西方读书界取得的巨大成功，与阿西莫格鲁的学术号召力不无关系。这位冉冉升起的巨星，在国际经济学界真可谓无人不晓，在中文经济学博客中也常被称为“鲁神”。鲁神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系的讲座教授。这位1967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亚美尼亚家庭的聪慧学人，25岁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被MIT挖角，并在33岁时晋升为正教授，37岁时荣升讲座教授。

对经济学江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MIT稳居五岳之列。在如此声誉崇隆的学堂仅用十年多时间就晋升为讲座教授，非有过人的成就而不可能。事实上，鲁神的学术成就，那是相当的过人，简直可以用彪炳、强悍、神奇来形容，在中文经济学博客中也常见“巨牛”、“超牛”之类的礼帽。自2000年以来，鲁神每年以5篇-10篇的频次在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试比较一下，中国众多顶级大学所有社会科学学者在顶级国际学刊的年总量多不足20篇）。尤其突出的是，近十年来，鲁神稳居世界引证率较高的前十位经济学家之列（多排在第五、第六的位置），而且其引证宽度（即考察引证者所的亚学科范围）的排名更是稳居前五，足以凸显出其学术影响力之强和学术影响力之宽。鲁神于2005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该奖有“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誉。鲁神的产量如此之高，难道真是他一人所为吗？据说在克拉克奖颁奖仪式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大牛曼昆调侃说：“达龙，你的神秘双胞胎该出场了。”

依照中国人的概念，年龄不到半百的社会科学学人均属青年。2006年，年仅39岁的鲁神当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07年，鲁神又荣获了匈牙利拉兹洛高等研究学院约翰・冯・诺依曼奖。诺依曼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他在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气象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科学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以这位科学大师名字命名的奖项，自1995年颁给那些为“精密社会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国际学者，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声誉之隆，不亚于诺贝尔奖。鲁神终将荣膺诺贝尔桂冠，这在国际经济学界早已是随处可闻。

鲁神的长期合作者罗宾逊1960年出生于英国，其父曾任英国派驻多个殖民地的官员，罗宾逊自小就随父亲在加纳、尼日利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来，罗宾逊一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并在2009年荣升讲座教授。尽管罗宾逊在鲁神的阴影下多少有些星光黯淡，但他的光芒已经开始在学术界四射了。2012年，罗宾逊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15年2月，罗宾逊被芝加哥大学挖角，荣膺大学讲座教授，在该校的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院任教。

鲁神和罗宾逊都接受了经济学的正宗修习，但其学术修为恰互有长短、刚柔相济。经济学的无上内功心法有二：一是数学建模;二是统计计量。鲁神之所以神乎其神，全在于其内功修为至少达致八层境界。将模型和计量之功用于分析寻常的增长、失业、培训、收入分配、工资结构、失业保险、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积累等经济学问题，只不过是少年鲁神修习内功的操练而已。进入21世纪之后，鲁神的关注转向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普选、腐败等词汇出现在他的论文题目之中，这些充满了模型和计量的论文是很多不谙数理分析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看不懂的。鲁神能将建模和计量炉火纯青地施展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分析，足见其经济学内功修为之深，不枉其成为诺依曼奖的第十二位获奖者。

就政治制度而言，阿-罗的分析范畴突破以往社会科学中盛行的民主-独裁框架。事实上，民主或独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增长理论的一个老课题，只不过始终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论何种关系都能找到足够的例证。阿-罗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转换了研究焦点，不再将竞争性选举的存在与否，而是将国家能力的强弱和参与机会的宽窄，视为真正的自变量。

依照阿-罗的分析范畴，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而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最劣制度条件。《国败论》分别用以“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为题的两章，以英国、北美、澳洲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将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促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用近代西班牙、近代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将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引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败，娓娓道来。其中，对博茨瓦纳为什么欣欣向荣而塞拉利昂却贫弱衰败的精彩分析，尤为引人入胜。

相较于处在两个极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更为常见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模式。很多独揽政治大权的人，出于各种考虑，大都衷心冀望其统治之地的财富快速增加，因此他们会采纳一些包容性经济制度，以提升人们的生产性激励。与此同时，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统治精英，也会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那些业已证明较优甚至的产业，从而实现较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剪刀差强制收购（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重工业倾斜等政策的快速经济增长。所以，阿-罗指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不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有时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然而，尽管攫取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大有可能风光一时，但长期可持续性却很弱。这种组织模式的脆弱性有两方面的原因：

（1）结构性限制：民众缺乏对攫取性利益集团的制衡，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展开竞争，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也会参与竞争，结果自然是寻租滋长、腐败横行、投机蔓延，生产和创新的激励降低，最终阻碍了长期经济成长的实现。

（2）极限性限制：攫取性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输入技术甚至“山寨”并输出低端产品，经济有可能快速腾飞。可是，这种增长模式极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众的收入增多，其消费需求层次必定提高，而满足其需求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创新的更大激励和更好保护。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

前文提到，《国败论》虽姗姗来迟，但依然生逢其时，盖因此书极为切合中国的国情。有趣的是，国际上对《国败论》批判点之一就是其分析不适用于中国（福山之论）。总体来看，《国败论》中有关中国的陈述一来篇幅比重不高，二来多为正确但却肤浅之论。

可是，此书的核心之论，即少数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经济会引致国家衰败，无疑可在浩瀚的中华历史通鉴中找到无穷无尽的精彩案例。几千年来，中华帝国治乱循环，无非是王朝初期朝廷在民生事务上采纳一些包容性制度和政策即可成就盛世，而朝政一旦被各种利益集团（或外戚、或官僚、或宦官）把控，包容性递减乃至丧失就必然引致盛世之衰。在当今中国，行政化盛行，游戏规则的制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深受利益集团影响。因此，必须真正改变既有的增长模式，必须真正触动既定的利益集团格局，必须真正将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社会，必须真正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包容性。

所有这些，既是《国败论》的分析之论，也是当今中国的改革之道。将权力之手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政府放权上真正做到“壮士断腕”，这正是当今中国难得的举国共识。“制度！制度！制度！”依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中之重。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历史论文: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创新

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常态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我国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发展创新的客观规律。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方位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以重要战略机遇期为背景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应当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对发展全局具有重大意义的特定历史时期。目前我国仍然处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国际大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主流。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和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发展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危机论”，企图遏制和诋毁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交融深化，相互需要的关系日益突显，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强，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利，力争谋求和平与发展。我国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有利的，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没有变。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看，一方面，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大，新矛盾和新困难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大大加快，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经济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态势没有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看，我国制造业体系完整、能力强，基础设施完备，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教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快改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制度优势显著，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重要战略机遇期还会延续一段较长时间。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判断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我国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6年以年均9.7%的高速运转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及时，中国经济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这不是人为的，是由中国现实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首先，劳动力供求关系明显变化，人口红利基本结束。2010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人口（16-59）逐年下降，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净减少371万人。其次，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增强。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人均石油天然气可开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2014年我国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石油为59%，铁、铜为70%，铝为50%。再次，土地日益稀缺、成本快速上涨。2014年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3522元/平方米，为2000年的2.34倍。其中，商业服务业地价6552元、住宅地价5277元、工业地价742元，分别是2000年的2.41、2.72、和1.90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日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健康水平。这些条件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

第二，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最终消费成为及时拉动力。2012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比投资高出1.4个百分点，2014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2%，201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

第三，三次产业的比重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及时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占比为48.2%。第三产业更快发展将给中国带来重大变化，吸收就业会增加，经济稳定性会增强。这一趋势也从国际经验上得到了验证。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加快。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平板玻璃加速调整，产量下降、价格下跌、利润下滑。2015年上半年，焦炭、烧碱、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品产量同比分别下降3.4%、1.9%、5.3%、4.2%。原煤产量同比下降5.8%;另一方面，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加速发展。2014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2013年增长12.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0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

对世界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深邃的战略定力，提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变化。他要求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识这一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的核心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始终是核心任务。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调研时又指出：“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是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他强调，关键还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增长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这是追赶型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常现象，必须理性看待。但也应看到，世界上不少国家进入这个阶段后，经济持续下滑，社会矛盾激化，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追求高速度，并不是不讲速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GDP在世界上居于后列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稳定增长，不仅是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而且也关系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们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那么，如何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依靠粗放发展拉动增长行不通了;随着世界主要国家需求下降，依靠外向型经济拉动增长行不通了;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依靠劳动低成本竞争的增长行不通了。显然，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型，否则不仅无法保持经济增长持续，而且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迈向中品质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参与竞争，处于所谓“微笑曲线”的低端，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增长的质量不高。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这种低端增长的弊端进一步凸显，一方面跟新兴市场比，我们已经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和发达国家比，我们在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暂时还不具备明显优势，处于所谓的“不上不下”的阶段。内外环境的变化，倒逼我们必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质量的提升对冲增速的放缓，把经济发展推向“质量时代”。首先，产业结构要转变，使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次，需求结构要转变，使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增长的持续动力;其三，收入结构要转变，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以不断提高其购买力;其四，发展动力要转变，使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及时动力。通过这些转变，加快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可持续增长，从注重总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经济结构升级，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迈向中品质。

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经济发展迈向中高速和中品质，既是我们跟上时展大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的前提。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难免会经历社会阵痛，有些地方会陷入发展困境，有些企业会被淘汰，有部分职工会丢掉工作岗位。但要看到，这是的出路。只有成功转型，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有更高质量和效益的经济模式，才能大幅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创造出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岗位，才能获得更加品质持久的发展。

新常态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更加主动地进行改革创新。深刻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的力度。”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水平。五中全会将“创新”和“改革”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和“改革”将作为两个重要发展路径，贯穿于“十三五”规划实施落实的始终。五中全会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未来五年的发展基点必须放在发展动力、发展空间、发展战略、发展体制等的创新上，要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路径、创新的体制，来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发展新体制，其中的关键又是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实现创新发展必须破解任何束缚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构建创新发展新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和分配制度;必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税收制度，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必须加快建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各种创造活力都得到充分发挥，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更成熟的发展水平迈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经济历史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经济新常态思考

摘要：提出的经济新常态是基于中国社会改革新阶段的新思考，它是时代精神的召唤，是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强化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彰显了人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一致的基本诉求。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新常态；历史观；实践观；群众观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均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及其规律，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挖掘出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2014年5月，国家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当前处在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唯有增强信心，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特征，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经济“新常态”是对我们社会社会改革的新阶段提出的新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深刻分析经济新常态成为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这是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卓有成效的改造”。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实现“新常态”发展模式的目标相结合，不断获得当代中国社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形式，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实现它的新发展。

1经济新常态：时代精神的召唤

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必须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并被运用于解决不同时代的实际问题，在指导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成为一种固化的教条，不仅无法指导实践，还会阻碍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得到了提升，而经济新常态无疑是对以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指导。经济新常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体现了科学发展的需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着手分析，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年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产生了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需要用经济新常态建设社会。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政策运动命令发展模式走向社会主义法制化，深化改革的本质是寻找持久的增长机制与动力，因此经济新常态是基于时代背景的考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的土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不竭动力。经济新常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它、地阐释了中国现阶段需要的发展模式，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为了区别以往的赶超式高速发展战略，经济新常态不仅从速度上提出新的要求，更从质量上提出了新的追求。这里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的理论创新。经济新常态不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不是某个阶级的逻辑，而是时代逻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富强，必须适应经济新常态，这并非是简单地恢复到中华民族曾有的辉煌，而是要努力“再创”世界舞台上的辉煌地位。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新常态”，这是时代精神的召唤，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特质。

2经济新常态：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经济新常态是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提出的，它是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客观现实的综合反映，是为了中国经济稳态发展而绘制的新蓝图。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往往会制约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社会能更好地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方式，不断改善生产关系。中国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的满足，因此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减压，更是给中国紧张的生产关系加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追求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足，而不是单向地追求享乐，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追求不同之处。

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与西方的经济新常态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了缓解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矛盾，而不是从国家长远的考虑来看的一种总体性发展策略。而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主要是为了避免经济发展付出过高过多的发展代价，保障中国经济稳态持续的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创新驱动”三方面的综合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提出的科学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理论体系。

3经济新常态：人的实践的要求

经济新常态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中国经济建设发展主要依靠人民群众，高速发展势必会引发人民群众的焦虑，而赶超式发展的模式势必会引发各类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导致各种疾病的频发，同时引发了马克思所说的四重维度的异化，这些都将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经济新常态有利于保护社会资源，平衡生态环境，更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新常态是调整经济结构内部的关系，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有效促进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以及个人发挥实践主体的创造性。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发展生产力始终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万众一心，不断实践，我们才能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充分发挥实践的主体作用，通过个人实践创造历史，在创造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论认知，以实际行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唯有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真理才具有实际意义。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具体实践中加深理论认知，从而推动理论本身更好地为实践服务。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

4经济新常态：人的价值的诉求

经济新常态发展目标不是简单地寻求经济层面财富的量的增长，而是追求质与量的适速发展，它是对人的生活质量的终极关怀，是对社会发展的真实自由需求的观照。经济新常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它特别强调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同时发展的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这种基本思想是基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需要，也是时代要求。经济新常态体现了实现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想。唯有实现人的发展，保障人民的根本理论，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以往我们更关注改革实践的成效，而不关注改革实践的具体过程，甚至忽略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人的价值诉求，因此经济新常态无疑是对以往忽略的价值问题的重新关注，它更看重每个作为实践主体人的主观感受已经实践本身的具体过程，而不是紧盯GDP增长。经济新常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主体作用，有效发挥创造力，促进实现中国梦。

经济新常态作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诉求，体现了其“亲自然”、“亲生态”、“亲绿色”、“亲人性”的生态观。经济新常态旨在满足所有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需要，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一致，而每个人对价值的诉求也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人的价值追求的重要保障。经济新常态有利于协调好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经济历史论文:东北地区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历史进程

摘 要：文化产业经济是永恒的生命，东北文化产业经济是各个时期历史文化交融的产物。笔者拟对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产业经济的各个阶段进行阐述，并探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化产业经济；历史过程；迁移；经济政治

一、东北文化产业经济早期的发展状况

东北地区文化产业经济的形成与它的漫长历史息息相关。其中一些思想内涵及精神的积淀，会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的影响，而经济政治又受到地理环境影响。东北地处东亚大陆腹地的北边，它与俄罗斯，朝鲜相邻；邻近渤海，黄海；与内蒙古，河北省份相接壤，这块区域范围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面积78.8万平方千米，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8.2%，可谓“山环水绕，沃野千里”。

这块富饶的区域是我国重要的农耕区之一，其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非常多。首先，在这片广阔的黑土地上，有机物质蕴含丰富，地表黑土深厚肥沃，黑土钙质含量高，使得农业产量收获颇丰；其次，地广人稀，人均耕地多，森林资源丰富，由松嫩平原、辽河平原、三江平原组成的东北平原面积居全国之首。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地处温带，气候湿润，雨热同季，有充足的热量和水分。东北的冰雪也可以算作是得天独厚的资源，冬季积雪厚，夏季日照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东北早期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产业经济就是农耕文化。早期在人们迁移的过程中，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及其他宗教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产业经济在东北地区汇聚融合，让东北有了新的文化产业经济气象，在生产劳作和生活上有了新的文化产业经济面貌。1921年在东北辽宁西部发现的红山文化产业经济遗址，主要遗存有彩陶，彩塑女神像等，这种红山文化产业经济就是一种多元文化产业经济的汇聚。同时，东北是淡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也有着悠久的渔猎文化产业经济，东北地区的江河流域分布较多，如：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黑龙江、牡丹江等，这里水力资源及渔业资源丰富，原始先民通过捕鱼谋生，一到汛期就出去捕鱼，靠江的这些渔猎民族，有赫哲族，女真族，鄂温克族等，这些渔猎民族所用的工具品种繁多，技艺熟练，他们时常通过捕鱼来招待客人，这种渔猎文化产业经济也一直延续到至今，带动着其经济的发展。

总得来说，早期的农耕文化产业经济，渔猎文化产业经济涵盖了东北的一切民族，这也是他们根本的生计方式，他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开发创造，进行着衣、食、住、行及其技术工具等这些物质化的生活，传播着多种的社会文化产业经济，不断推进经济的发展。

二、东北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阶段

《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人口的迁徙有生存发展的因素，而迁徙的原因大抵有天灾、、战乱，国都变迁等。

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人口都要进行大规模地迁移。回归历史，我们看到从先秦到近代以前，大多都是由北向南迁移，经济重心如此，艺术文化产业经济重心也逐渐转向南方。由此得知，政治经济的大步向前也引领着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这三方面紧密联系，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是政治文化产业经济的基础，文化产业经济也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人民迁徙流离以希望找到安居乐业之所。这期间东北地区民族分割鼎立，其中女真族先后两次从东北走出，成为舞动中国历史的主角。他们在东北地区开始发展经济和文化产业经济，当时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部落分布众多，女真族基本形成了一种民族形态。12世纪初，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金朝，同时在宋金的联合下打败了辽国，在完颜阿骨打的统治时期，发展了黑龙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还创立了女真文字，女真文字一直被沿用到了明代。女真族灭辽之后，有的中原人被迫迁移东北，这使东北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金朝的女真文化产业经济受到中原文化产业经济的影响较深，比如在先进制度上的效仿和儒家文化产业经济的传承上，以及乐曲和乐器方面等。金国女真人另外还接受到了佛教和道教，因此当时出现了许多的寺庙和佛塔建筑。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人口迁移给迁入地带来了很多的新元素，各个地区的文化产业经济交流使得各种文化产业经济形态增生出许多新的文化产业经济因子，这些不断的繁衍出的新文化产业经济有着不同的文化产业经济类型，也形成了不同的交流状态，他们带着独有奇特的文化产业经济底蕴冲击着本土文化产业经济，虽然这样的外来文化产业经济不一定具有先进性，但它却潜移默化地将一股新的文化产业经济血液融入于那些已有的文化产业经济中，并创造出新的格局，使得东北文化产业经济更加博大精深。

三、东北文化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

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我们经常谈到的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阶段战争不断，民族矛盾冲突不断。晚晴以来，沙俄侵占了我国大片东北地区，日俄战争以后，“闯关东”浪潮迭起，大量的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逃荒者涌入东北地区，使中原文化产业经济与关东文化产业经济互相交融，中原文化产业经济迅速在关东扩散，文化产业经济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外来文化产业经济的思想传入中国，同时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产业经济思想，以及学技术方面都带来了新的文化产业经济元素，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事物和新文化产业经济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日常交流和穿戴生活上都焕然一新。

20世纪初中华民国的东北的文化产业经济产业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东北地区物产丰富，人烟稀少，开发这些丰富的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称作“东北王”的奉系军阀，出于发展东北经济，扩张自身实力的主观目的，开始了大规模地吸引关内人民，鼓励向东北移民，并推行经济发展新政，促进了东北地区人口及工商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持续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给东北留下了独有的殖民历史遗迹，如：现在长春的伪满皇宫，沈阳故宫，高句丽古遗迹，黄龙古塔等等。在日本统治期间，东北地区很大一部分人逃荒到关内，文化产业经济产业很难向前发展，而这时的东北在工业上十分占优势，其他日本财阀对伪满洲国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使日本在东北地区工业上形成一种垄断性的模式。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同胞进行疯狂的侵略，在政治上压迫控制，经济上烧杀抢夺，在文化产业经济上实行奴化教育，这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这期间日本将自己的文化产业经济机械地强加在东北民众文化产业经济中，一定程度上使得东北文化产业经济呈现多元性，但是东北的总得趋势也是比较稳定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这就为文化产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北沦陷，出现了许多的抗日英雄，他们顽强地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竭尽全力地援助抗日战争，同时他们在解放东北的战斗中也起到了至关作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先后进入东北，由于处境艰难，共产党实行一定的方针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动群众，在建设东北巩固其根据地上，他们艰苦卓绝，最终使东北地区解放，使全国在军事形式上有了新的突飞猛进，东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四、建国以后的东北文化产业经济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其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全国的缩影，也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的科技革命及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东北地区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各个范围内实现了竞争与协作相结合的良好共存局面。我国在“一五”计划中重点将东北地区定为建设地区，从而使东北地区重工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变化，它初步改变了伪满洲时期殖民地战争基地的军事工业结构，转向了面向全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轨道使东北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起飞，并为以后的区域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组织大批的干部进入东北地区搞建设，由于东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使东北地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劳动人们在铁路、公路运输，煤炭石油资源，动力机械设备上不断创造，同时还在农业林业上进行调整开发，使东北产能合理的量化发展，这也是东北地区具特色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大刀阔斧的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产业经济，从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展开，东北地区不断进行产业的调整，同时加大开放力度，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形成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创新力的不断提高，使得东北地区逐步走向国际化。所以说，建国以来对中国做出较大贡献的是东北，东北的文化产业经济产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东北文化产业经济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化基地，能源基地，有利地带动了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但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慢慢出现了一系列“老化”问题，如：传统的产业分工方式，工厂的技术设备不先进，生产结构单一等问题。与此同时，人们也存在思想观念滞后，创新意识不强，思维方式和行动能力不一致，盲目的一味向前发展，因而，要深度有效的拓展东北文化产业经济，就要不断开发新思维，走新型的创业化道路，这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强大动力。要高度重视文化经济产业的发展，不断的拓展自己的文化产业经济，不能固步自封，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东北地区的文化产业经济更需要劳动追求精细，同时增加新的开拓意识，新的进取意识，通过文化产业经济产业进一步拉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经济也称显现出了繁荣有序的局面，东北的文化经济产业也开始快速发展，东北地区的历史遗迹的保护，新文化产业经济的兴起，以及环境资源的开发，使东北地区出现了很多森林公园；影视基地；历史古迹等，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也在更加注重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产业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随着文化产业经济的不断提升，也带动着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东北地区的民俗文化产业经济，饮食文化产业经济也日渐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如：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小品”各类民俗文化产业经济节目，他们具有浓郁地方性色彩的民间艺术，这类民俗节目以幽默的语言，丰富的肢体舞蹈动作和流行的口头文字和歌唱结合，让观众捧腹大笑，传达出更多的喜剧色彩和娱乐精神。这样喜闻乐见的娱乐文化产业经济也慢慢促使文化经济产业发展迈向国际化。如今，我们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东北文化产业经济也带来新气象，文化经济产业更加多元化，也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经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作者简介：任燕（1993- ），山西平遥人，从事美术学研究，在读研究生硕士学历，就读吉林大学

经济历史论文: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会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

【摘要】公允价值作为一种估算方法在发达国家被广泛的应用，在全球经济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的宏观背景下，我国也将逐步过渡到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中去，然而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在我国是否适用是一个值得我国会计方面学者进行讨论的问题。本文将从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角度进行分析，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会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允价值；历史成本会计；会计职业道德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市场内多种衍生金融工具的诞生，国际通货膨胀的加剧，国际会计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历史成本法下的会计核算越来越不能满足会计报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决策的相关性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对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的价值进行估算，公允价值会计应运而生，被会计从业人员认为是提高会计报表信息相关性的一剂良药。然而，这剂良药却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备受指责。尽管于2009年，经金融监管部门论证后，公允价值被证明无罪，但时至今日，仍有大量学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是放大2008年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公允价值的使用上，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将从会计职业道德角度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会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二、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发展与其定义

在我国，公允价值的使用经历了“引入―废除―再次引入”的一个过程。我国首次引入“公允价值”这一概念是于1998年，在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准则中进行了这一会计核算方法的使用。但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还不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允价值成为一些企业进行利润表操纵的手段之一，导致财报信息的严重失真，对财报信息的使用者进行财务决策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因此，为了确保财务信息的性，财政部于2001年取消了公允价值计量。

但随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再次在新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中使用了公允价值这一概念。在新会计准则中，基本准则第九章四十三条明确提出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障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计量。这一准则的颁布，根本性地变更了旧会计准则中的历史成本原则，明确的规定了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在新公布的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如下：“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清偿负债的金额数量；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进行交易。”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公允价值这一概念的再次引入具有较大的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而在进行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中，会计职业道德的坚守对财务报表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重大的影响，可见会计职业道德操守对公允价值的使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企业内部环境

现阶段，尽管自及时次引入公允价值这一概念以来已经过十数年，但仍存在大量企业仍处在治理结构混乱，内部人员控制严重的境地中，导致相关会计从业人员的独立性无法保障，易陷入公允披露与被迫扭曲报表的矛盾之中，使公允价值再次成为企业操纵报表利润的手段。

此外，我国会计从业人员自身素质与能力也限制了公允价值这一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大量会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不够，会计职业判断不足，对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解不深，无法真实公允的对资产进行估值与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使得会计从业人员在进行公允价值会计方法的使用时，易受到公司领导层的摆布，违反准则肆意进行运用，违背会计职业道德操守。

四、资本市场环境

我国金融市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投资者的理性不足以及监管力度的不足也导致了会计从业人员在进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使用时，存在较大的操纵空间。投入小，获利大，犯罪成本低，使会计从业人员易受到利益的驱使，违背会计职业道德，运用公允价值，在资本市场内进行会计利润的操纵，影响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从而谋取利益，破坏我国资本市场秩序。

五、结论

公允价值会计作为一项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相关性进行补充的会计核算方法，应当继续被执行。但鉴于我国现阶段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合理，资本市场建设不够健全的情况，全盘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容易给公司造假提供空间，会计从业人员易受自身能力限制及利益驱使，进行违背会计职业道德的公允价值计量。因此，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推广应当被逐步推行。

因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较强性、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从上述的一系列论证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我国应该仍然以历史成本作为基本的会计信息，结合补充公允价值的信息，让多种计量属性并存作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财务报告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

朱麒霈（1994.10―），男，汉族，籍贯：浙江省丽水市，学历：本科，工作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会计学。

经济历史论文:在初中历史课中加强经济史教学初探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