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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发展论文篇1
水利经济与发展
1、水利经济的涵义
自古以来水利就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然而水利的重要性却是在人类生产、生活、社会活动过程中不断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被认识、重视的，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水利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体现出来的。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和杜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保证。水利的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己成为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的必要保证。基于对水利重要性的逐步加深认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地位，并把水利摆在基础设施的首位，客观而正确地反映了水利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基础产业是根据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划分出来的一类产业。它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并对其它产业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的产业，缺少了它，其它产业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水利包括防洪、治涝、防风、灌溉、水电、水运、城乡供水、水土保持、水利环境、水利渔业、水库综合开发利用、河口治理、海涂围垦等。水利产业是一个包括多种生产活动的综合经济体。水利产业作为基础产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1地位的基础性和广泛性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水利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切生产和人民生活都离不开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水利产业提供水源保证与防洪、防潮的安全保障。
1.2服务的公共性和效益的社会性水利产业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特定产业、部门或区域服务。水利产业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效益的社会性。
1.3效能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水资源是一种可供多目标综合开发利用的资源，兴水利和除水害关系到地区和国家的全局。因此，水利的建设和运行必须着眼于整个国土开发，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创造协调的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1.4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水利工程较多地受限于自然条件，其工程往往复杂而且艰巨，影响面广，工程量大和投人多，建设周期长，建成后一般都能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益。
1.5发展的先行性和超前性水利产业既是其它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先行和超前发展。对于其它产业部门，不仅在供水、供电等方面要提前进行，而且在减免水早灾害等也应防患于未然。
按现行政策，水利产业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如防洪、治涝、防海潮等，属非盈利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直接的经济收人甚少，需政府拨款支持;第二类如灌溉、排水、城乡生活供水、水运等，属半公益事业，应实行有偿服务，逐步做到自我维持;第三类如发电、工业供水、水利渔业和水利综合经营等，属于生产经营型企业，应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转。
第一、二类属于事业性质，第三类属于企业性质。将水利定为基础产业，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水利的基础地位被肯定了，基础要超前建设，国家和地方对水利产业相应地实行倾斜政策，加快发展。
随着水利经济的发展，水利经济作为一个学科也随之产生。水利经济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实践的指导意义上来说，水利经济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水利经济分析计算，研究水利设施项目的经济效益，为水利技术政策、技术措施、技术方案的制定和抉择提供科学依据;从水利基础产业的发展壮大来说，水利经济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照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行经济评价及财务评价，为管理、发展新项目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
水利经济研究的内容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理及经济效益分析方法在水利经济中的具体应用;②水资源的科学配置、开发利用和发展战略，以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③区域规划经济，包括流域、地区和跨流域调水等水利规划方案的可行性研究;④防洪、灌溉、排涝、发电、水运、供水等各类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综合经营的经济效益的计算和评价;⑤发展水利的经济政策;⑥提高水利事业整体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措施。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提高经济效益无疑是发展水利经济的核心问题。水利作为基础产业又是一项社会性极强的公益事业，理应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但是，在过去长期为农业服务中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一般水利基层单位的收益往往不能维持必要的开支，要靠经营副业来补充经济收人，而且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待遇很差。这样，水利基层单位一方面要保证除害兴利的公益性服务，另一方面又要自己养活自己和补贴水利设施正常运转所需的支出，从而形成了水利行业独特的经济模式。今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利由为农业服务扩展为对整个国民经济服务，水利作为基础产业当然要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实行自我维持、自我发展。近几年来，在深化改革中，明确除害兴利为主要职责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各级水利经济实体通过开展综合经营、综合服务，走向社会，在竟争中不断发展行业经济实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为加速水利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改善水利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待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水利经济效益的评价
水利产业也和其它产业一样有投人和产出。然而，所不同的是水利的产出还包括着兴利、除害、减灾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是难以用货币来估算的，而且这些作用往往不是即时取得效果，多数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水利产业所固有的这种特殊性，往往不容易直接被人们所认识。这决定了对于水利经济效益不能简单地以其货币收益来进行评价，而应当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水利产业的货币收益可以直接按照经济学来计算其投人产出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则不能直接用货币来衡量，只能从它所起到的作用来评价，既要估算有形效益也要估算无形效益。同时还应认识到，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节奏加快，今天对水利的投人，几年后所产生的效益往往不是按算术级数增加，而是按几何级数增加。
以梅州市为例，梅州大堤原每年维修费100多万元，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而1986年7月的洪水超过20年一遇，造成垮堤多处，市区直接经济损失达8仪旧多万元;而现在梅州大堤按抵御1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加固改造，投资2.5亿，捍卫国民固定资产就达180亿元，捍卫市区人口36万。今天投资2.5亿，按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加固，几年或几十年后，在百年一遇的洪水范围内所捍卫的国民固定资产就不再是180亿，而是几百亿，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元。
因此，水利的经济效益不能简单地以货币来衡量，应从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和作用去理解和评价。水利的经济效益不但体现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社会发展、实现治国安邦和促进改革开放方面，而且是稳定水利职工队伍、巩固水利基础产业，实现行业脱贫、职工致富和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
没有水利这个基础，就没有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四化目标就会落空。发达的经济要有发达的水利。发展水利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实现水利产业化的需要，是提高水利良性运行能力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加快水利的发展，充分发挥水利的基础作用，就必须大力发展水利经济，提高水利经济效益。
发展水利经济是发展水利的必要保障，两者是统一的。水利作为基础设施要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完成防洪、治涝、灌溉、抗旱、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等社会公益性任务;水利作为基础产业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以水利工程为依托，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业，因地制宜发展水利经济，引进市场机制，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要把水利建设、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水利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水利经济要覆盖整个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一切兴利除害过程的经济活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要求我们在水利工作各个环节、各个部门中，也就是说从水利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等各个方面，从防洪抗早、农田水利、供水、水电、水土保持、水文等各个领域，都要树立水利经济的意识。
在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同时考虑水利经济，而发展水利经济必须有利于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水利经济工作和水利工程建设一样，都是我们水利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二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承。当前国际社会对水利的评价原则是：水利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水的调蓄能力反映国家的应变能力;对水的保护开发能力乃是国家的发展后劲所在;对水的开发利用程度标志着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水资源供需失去平衡会导致国家社会经济的波动;水环境和水质的优劣直接反映国家的文明和人民健康。由此可知，没有发达的水利，也就没有发达的经济。因此，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战略眼光来全面分析、评价水利经济的效益。
3、水利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要适应形势发展，把水利经济的发展工作搞好，笔者认为应从下列几方面努力。
3.1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努力把改革和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3.2吸收、借鉴先进经验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科技成果及其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诸如价格原理、弹性分析、成本原理，以厂商原理为根据的定价方法、乘数效应、宏观财政政策、工资物价指导原则、经济增长原理、经济发展原理等等，对于我们进一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利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3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必须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我国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地，山区与平原情况千差万别，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也不存在绝对适用的具体发展战略。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努力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具体工作的思路是五要：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改造挖潜要效益，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政策法规要效益。结合我省的水利实际，广东省水利厅1991年8月提出工作要做好，经济要搞活，面貌要改变的方针，并强调工作搞不好是失职，经济搞不活是失策，面貌不改变就会失众。经济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是工作好、面貌变的物质保证。实践证明，哪里大力发展水利经济，注重经济效益，那里的经济就活、队伍就稳定，水利建管工作就做得好。相反，哪里对水利经济不重视，单靠吃大锅饭过日子，那里的工作就上得慢，面貌就改变不快，缺乏生机活力。
3.4结合本市实际，抓好下列工作
3.4.1加快企业改革步伐，大力推进企业经营机制和经济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市水利经济单位还有21.5%的单位亏损，有的亏损额还较大。因此，要下大力气抓好内部的管理机制，以提高单位(企业、项目)的效益。
为此，第一、广泛开展学习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验。我市平远县水电水泥厂等，通过学习邯钢经验在节约开支、减少浪费、降低成本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第二，抓好产品质量，以名、优取胜，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这样，优胜劣汰。第三，加强产品的营销工作。在信息万变的今天，若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下的营销方法，就是再好的产品也难于获利。第四，选配好经济实体的管理人员。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水利佬中也有经济能人，从1996年我市水利经济营业收人达6亿多元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要公开选拔，把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3.4.2抓住机遇，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握时机，利用自身的优势，合理配置资源，以少的投人，争取大的收益。
第一，继续抓好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市电站建设中装机较大的西阳电站、双溪电站、斗晏电站、瓜洲电站等都正在抓紧施工，有的已试运行投产，这些电站投产后，将对我市水利经济起着重大的影响。
第二，抓好三高农业的发展。我市水利系统已种有水果1o67hmZ，197年大部分已进人收获期。要加强科学管理，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在品种结构上实行长、短结合。我市水库渔业潜力很大，水库可养鱼水面2797hm2。
目前要大力发展渔业需抓好如下几点：
一是要加强管理。我市水库养鱼投人少，管理差，自流状况严重，平均单产才6.48kg。要从粗放粗养转向精放、精养，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不断提高产量及收人;
二是列人一库制(每个县抓一个示范水库)建设。要做好规划，因库制宜，或大水面养殖，或网箱养殖，也可拦网养殖等;
三是搞好水库立体开发，种果(茶)、养鱼、鸡、鸭、猪等，有条件的水库要注重发展旅游业;四是广泛筹资和采取多种经营方式。职工投资，按股份合作，职工承包;也可利用外资，实行租赁承包。
第三，用好、用活政策，强化政策性收费。近几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发展水利事业的配套政策。要依照政策、规定，抓好堤围防护费、水资源费、采砂管理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水利行政性收费。同时，要继续抓好水费、电费的改革，逐步实现按成本和合理利润计价收费。
3.4.3加强行业管理，加大国管工程单位的脱贫力度随着形势发展，水利经济需要一个部门来管理。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2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低碳技术几乎遍及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在这些领域，低碳技术的应用可以节能和提高能效。
2007年9月8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气候变暖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其中人类社会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形成的温室效应是气候变暖的根源。
鉴于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威胁，早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15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订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截至2006年11月，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89个缔约方。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又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2006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后京都”问题，即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2007年8月2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工业化国家应力争在202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5％至40％。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该议定书设立了三个具有灵活性的机制，即排放额度贸易机制、共同履约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尤为引人瞩目。“清洁发展机制”是由《京都议定书》第12条设计、规定的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控排温室气体领域协作双赢的新颖模式。它允许承担控排义务的国家,在另一国投资能够减少排放量的项目，而减下来的排放数额可返还投资国，用以冲抵其本身的减排义务。相比在本国改造企业排放设施所需的成本，发达国家情愿通过CDM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例如，在欧盟国家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如果需要80—100欧元，在发展中国家则仅需要5—6欧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通过CDM项目获得部分资金，同时又引进保护环境的先进技术。总之，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CDM合作中共同得利,在全球范围又有利于实现《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任务，可谓在全世界开辟了国际投资、贸易的创新领域和创新模式。
基于CDM机制的森林低碳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于开展CDM低碳项目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各自的吸引力，因此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CDM低碳试点项目已经开展起来。截至1998年，在世界各地开展的CDM低碳试点项目已经达到27个。到2005年6月，仅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就已经提交了130多个林业低碳项目建议书，其中包括中国广西项目在内的大约20个项目进入了准备实施的候选之列。预计到2017年，这些项目产生的低碳将达到1000多万吨。“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首个林业“低碳”项目。在第一个有效期的5年时间内投资15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其中意大利资助1150万元），在内蒙古敖汉旗荒沙地造林4.5万亩，使约2500名当地农民和林场工人受益，该项目实施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能力，并将首次尝试以森林低碳为途径，将防治荒漠化及改善沙区生存条件与增加荒漠化地区农民收入相结合，填补了我国森林“低碳”项目的空白。
除森林低碳项目外，世界各国相继在能源、交通、电力、建筑等温室气体高排放行业实行推行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澳大利亚将从2011年开始试行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排放配额将由政府发放，也可以通过交易获得。全国几千所学校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鼓励家庭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以及对澳大利亚使用核能进行可行性研究等。
英国自2001年4月1日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CCL）。该税是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种能源使用税。英国同时还成立了碳基金。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目标是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碳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方面，主要有3个目标：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
葡萄牙一直倡导再生能源发电，葡萄牙2006年用电总量中的36%源自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水利发电、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
我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比较低，但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预计2050年，我国能源消耗将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60%左右。基于此，发达国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温室气体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国际减排压力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多方面的要求，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
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下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是否“好”的重要标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2007年6月3日，中国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方案》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国际与国内、当前与长远,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地区规划，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二、低碳经济研究目的
近百年，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的显著变暖，全球气温升高0.3℃～0.6℃，中国的气温在近百年来上升了0.4℃～0.5℃。20世纪50—80年代升温比较明显的是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西部。1909—2002年的近百年来黑龙江省夏季气温气候基本态的变化处于相对暖期。气温变率基本上保持着加大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表现为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全球温室效应已经引起黑龙江省气候的异常变化。
如何制定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限制高碳排放行业的盲目发展，控制我省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黑龙江省目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现状不容乐观。2006年，全省废水排放量11.6亿吨；COD排放量49.8万吨，氨氮5.27万吨，二氧化硫51.8万吨，氮氧化物45.87万吨，烟尘53.8万吨，粉尘12.56万吨，固体废物1.03万吨。2006年全省工业行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5991亿立方米，排放量大小依次为火力发电、非金属制品、石油加工及炼焦、燃气生产和供应、化学原料及制造、水泥制造、金属冶炼、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造纸。
但是，黑龙江省的低碳资源潜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据2006年末的统计数据，黑龙江省拥有森林面积2007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43.6%；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水资源总量727.9亿立方米；湿地面积434万公顷；草原433万公顷。
森林、耕地和湿地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中均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界定森林、耕地和湿地的这一特殊功能，如何对低碳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并通过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基于这些问题，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合黑龙江省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规划，在低碳经济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对黑龙江省碳源分布和低碳潜力进行计算分析。通过对黑龙江省低碳市场的现状及特点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完善我省低碳市场交易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制定我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三、低碳经济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机遇
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综合性很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低碳经济将会极大地扩展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因此，开展对黑龙江省低碳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以使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抓住难得的机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实现黑龙江省“十一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黑龙江省是我国资源大省，重工业、高耗能产业集中，长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了区域性的水环境、生态系统破坏。黑龙江省“十一五”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有：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
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25%，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二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8∶54∶38，现代农业初具规模，六大基地基本形成，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耕地保有量控制在117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设生态大省。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我省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十一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2.低碳经济可以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低碳经济积极倡导生物质能源和再生能源利用。在粮食主产区等生物质能源资源较丰富地区，建设以秸秆为燃料的发电厂和中小型锅炉。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等建设沼气工程，合理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大力推广沼气和农林废弃物气化技术，提高农村地区生活用能的燃气比例，把生物质气化技术作为解决农村和工业生产废弃物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大规模开发和建设风力发电，促进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在偏远地区推广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型光伏电站。通过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清洁能源革命，可以极大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为黑龙江省农业发展提供机遇
2006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017.6万公顷，其中水稻208.9万公顷。农作物，尤其是水稻在控制温室气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农业低碳措施主要有：选育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水稻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和发展微生物技术等，有效降低稻田甲烷排放强度；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降低畜产品的甲烷排放强度；进一步推广秸秆处理技术，促进户用沼气技术的发展；开发推广环保型肥料关键技术，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和少（免）耕技术，增加农田土壤碳贮存。
大力发展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为黑龙江省水利建设提供发展机遇
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东北和华北地区干旱趋重，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
温室效应对黑龙江省水利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黑龙江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161立方米，接近全国人均水平；耕地亩均占有水量仅460立方米，远低于全国亩均水量1430立方米。黑龙江省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目前地表水工程利用能力仅为29%，利用水库调蓄利用的水资源仅占5%，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
面对温室效应的挑战，黑龙江省应通过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和推行节水等措施，力争减少全省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治水思路，在加强堤防和控制性工程建设的同时，对于生态严重恶化的河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修复和保护。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投融资体制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控制工程（水库等）建设、灌区建设与改造，继续实施并开工建设一些区域性调水和蓄水工程。
全省水能资源开发潜力大，水能技术可开发量约9870MW，发电量约270亿kWh。集中分布在南部、北部山区和黑龙江干流，多数电站开发条件较好。要把发展水电作为促进黑龙江省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低碳经济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资源。
目前，东北黑土区大约为20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约有1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24292平方公里增加到2000年的45106平方公里，由于受资金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水土流失治理速度十分缓慢。低碳经济中的森林低碳，尤其是《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清洁发展机制，为黑龙江省治理黑土区水土流失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机遇。
5.为黑龙江省林业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为实现从国家最大的原木供应基地向林业生态大省的转变，“十一五”期间，黑龙江省将通过构建林业生态、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三大体系，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林业工程。据预计，到2010年，黑龙江全省有林地面积将达到2141万公顷，林木总蓄积达到17亿立方米，森林覆被率提高到47%以上，林业总产值提高到500亿元。实现林区生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一直以来，制约黑龙江省公益林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难以建立完善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合理地确定补偿标准。通过对低碳资产进行科学的评价，可以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从而促进黑龙江省林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提供生态功能区的服务功能。黑龙江省作为我国最主要的林区，是巨大的“低碳”，通过对黑龙江省低碳问题的研究，积极开展CDM项目，能够吸引负减排义务的国家来我省投资造林，从而带动我省林业发展。
6.为合理计算绿色GDP指标提供帮助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由此可见，绿色GDP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度越高。绿色GDP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克服了GDP固有的缺陷，成为新发展观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对公正地评价社会经济增长进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有深远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建议将绿色GDP引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去。然而，在绿色GDP的计算过程中，自然资产损失特别是环境成本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确定和计量成为问题的难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构成环境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黑龙江省低碳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合理地确定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并为其他自然资产损失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参考，从而为绿色GDP指标的合理计算提供理论指导。
7.为黑龙江省将来可能承担的二氧化碳减限排义务作准备
1998年5月29日，我国签署了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虽然暂时我国还不负减排义务，我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还不是很高，但排放总量很高，约占全球总量的13.6%，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保护全球气候方面承担的相应义务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很有可能在将来承担起减排义务。作为林业大省的黑龙江省更是责无旁贷，因此，加强对我省低碳问题的研究，尽早做好减限排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级秘书网
8.为低碳交易提供理论指导
导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候变暖的根本经济原因是无偿、无限制地使用地球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地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作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进行有偿的分配，形成有效的交易机制。根本途径是在全世界首先按国家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权，形成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换交易机制，然后在各国国内单位和个人之间也要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和交换交易机制。无论是国际间的低碳交易还是国内的低碳交易，在低碳量和价值量的确定方面都应有较为准确的依据和标准，对我省低碳问题的研究可为确立这方面的标准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3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增长，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们每创造1美元利润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产品正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只有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才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经济模式和技术支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安全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正确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原则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模式；第二种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多重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这一点看，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其出发点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实现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农业生产技术模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废物，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因此，循环经济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循环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体现就是生态工业，基本原理是工业生态。1989年，原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副总裁RobertFrosch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工业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工业生产的一门新兴学科，将工业生产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封闭体系，将一个单元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单元的营养物，这样，区域内彼此靠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按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也可以分为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种模式。企业小循环模式是指企业内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废料回收生产技术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全面建立节能、节水、降耗的现代化新型工艺，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区域中循环模式是指以生态工业链或生态产业园区的形式出现，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一家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这种生态链可以扩大到包括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领域。社会大循环模式是指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引和群众的微观生活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减量、再用、循环”（即3R）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再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循环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负荷。换句话说，就是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态系统最优化原则。具体说来，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应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应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费者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实现废弃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量排放。针对产业链的全过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转型，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提升环境容量，实现经济体系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功能的生态化方向转型，力求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加大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良好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全民意识，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能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好的生存空间，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家园。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着重说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使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深刻领会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循环经济知识普及教育。循环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供人们炒作的时髦概念，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全新经济模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许许多多具体内容。动员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方向进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尤其是那些盈利较多并且污染非常严重的经济组织，它们是应用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重点单位，也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矛盾最突出的单位。我们目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研究出能够让企业获利的循环经济应用技术，能够使得企业在追求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取自身利益，否则很难实施。同时将循环经济知识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地安排循环经济的相关内容，使他们获得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在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开展利用循环经济的技术培训和开设循环经济专业，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技术人员和从事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研究队伍。
3.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循环经济的有效保证。我国现有的环境法规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对根本解决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不强。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能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借鉴日本等国经验，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4
首先，公证可以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在中国，公证作为预防性的司法制度，它通过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进行公证，调整民事法律关系，最大限度地使之成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通过这一程序可以减少出现矛盾和纠纷，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尽管我国实体法律中有关公证的规定相对地欠缺，但我国公证机构通过公证活动对公民、一些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一些法律行为进行引导，预防社会纠纷的发生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实践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把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保护手段，公证的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公证普遍引导的效力得以发挥，在整个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工程中，公证、调解、仲裁、诉讼、执行这五个环节，从系统内来讲，形成了一个体系链，其中公证作为第一道防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中不少公证机构通过公证活动，对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提出立法建议；通过公证活动，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设计出合乎法律规范的标准合同文本，提供公证活动使用，维护客户的利益等等。
其次，公证是保护国家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公证证明有预防纠纷、减少纠纷的作用。但并不能保证不发生纠纷和诉讼。经过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纠纷、诉讼后，公证书就是一种特殊的证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
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外，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在实践中，公证业务中的证据保全业务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诉讼中更加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如果举证不力将可能承担不利的诉讼结局，而当事人及诉讼人调查取证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公证的证据保全业务，则在不少诉讼案件中为当事人及诉讼人的取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尤其在债权、知识产权领域的诉讼中，对侵权行为证据保全公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证据保全公证还应不断地完善，使之真正朝着《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把公证文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个目标迈进。
再次，公证可以监督社会活动防止。近年来公证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监督社会益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许多公证处致力于为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通过参与政府采购的全过程，忠于职守，认真负责，仔细审查了各投标单位的主体资格；有效控制了投标文件的提交期限；严格监督了当众拆封的投标文件的报价情况，保证了开标结果的真实、有效性。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公证工作不断扩大其服务领域，目前已涉及金融、信息、房地产业、国企改革、公司事务、西部大开发、家庭事务，及各种经济、科技、文化合作等众多经济活动领域和三峡工程等水利、电力、交通等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制止不法行为，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和安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随着公证服务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公证对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证明。
二
受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与束缚，目前我国的公证却没有在当今的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更为全面、更为直接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公证的效力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相比，现阶段我国公证尚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和诸多的不足。
我们目前的公证制度尚处于幼稚阶段，急需立法支持、政府扶持、政策倾斜。表现在现用法规的低层次和不配套，对众多领域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事务介入与参与的层次不够。毫无疑问，这一现状必将阻碍我国公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公证的效力在未来经济领域中作用的充分发挥。以笔者之见，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四个方面：
一是公证缺乏立法支持，没有国家实体法作依托。《公证法》至今仍处于研究和修改当中。近年来公证职能开始出现弱化的趋势，阻碍公证业务拓展的因素也较多。一方面，所办证件特别是一些新兴业务缺乏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缺乏法律和政策扶持，学术界和立法界长期忽视对公证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建设工作。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相关的实体法中有必须或应该公证事项的具体规定，但是，我国的民事、经济法与实体法规定极不配套，导致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和应用。
二是相关方面及部分群体对公证的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足。相关方面及人士在对待公证的效力服务或介入相关领域这一问题上，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观念急需转变；在对待公证发展的态度上，或采取短期行为、或重标不重本、或急功近利，等等。
三是公证自身建设亟待加强，从业“门槛”急需提高。一方面，公证自身建设缺乏可持续性发展规划，随意性和反复性较强；另一方面，公证的从业准入“门槛”相对低矮，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相对低下，人员和知识结构不尽合理，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较为稀少；另外，少部分公证人员不能正确运用国家法律法规，办证凭关系、审核凭主观臆断，办证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部分公证人员为了短期经济利益，对工作不负责任，办理错证；极少数工作人员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出具假证，触犯刑律，出现信誉危机，在一定范围内给公证行业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尽管上述现象出现的机会及反响程度不同，但却不容忽视。
四是对公证的行业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近年来，在公证行业及内部的业务开展中，开始出现低层次竞争，甚至是非正当恶性竞争，在公证内部的管理和机制运作方面，也缺乏与时俱进的调整，用人、激励、奖惩、倒查、培训等机制需进一步深化改革。
三
公证所担负“特殊使命”，决定了公证自身建设及可持续发展规划，必须适应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与变化的需要，公证决策层及公证从业人员须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顺应经济发展潮流，以更新、更高，更规范、更有作为的形象示人，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公证服务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重任，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进一步溶入经济生活和社会诸多领域。对此，公证急需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或提高。
一是立法保障。尽快改观目前公证立法层次较低，不适应当前及今后经济发展需求这一现状。公证业务的开展，目前还停留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公证程序规则》这一低层次阶段，其工作开展的难度、自身发展的速度、同比所取得的成效，往往事倍功半，也可以说是负重攀升。这与国外公证行业相比，既捉襟见肘，又相形见绌。因此，《公证法》的尽早颁布与实施已成为公证寻求新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当务之急，更是公证业内人士多年来一直祈盼的热切愿望之一。
二是政府统筹。政府在考虑经济发展、出台与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公证的发展这一因素，切实把公证的发展纳入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统筹规划中，为公证拓宽更广泛的服务领域创造条件、提供环境，让公证在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中一展身手，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第三人”这一特殊角色作用。
三是体制创新。公证上级管理部门应立足于公证体制深化改革，着眼于公证事业大发展，落脚于促进经济发展这样一个理念和思路，克服“门户之争”、本位主义和“小团体”意识及倾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建立并落实更加符合公证事业长远发展、更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公证运作新体制。
四是培训管理。公证上级管理部门及公证机构自身，应着重从加强公证自身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双重建设入手，强化行业及人员自律建设；加强对公证的业务指导，加强对公证人员不断适应形势需要的相关培训；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拓宽公证人员的视野，全面提升公证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大对从业人员违法、违纪的处罚力度；修订或落实用人、激励、处罚、追究、赔偿、培训等机制，努力从制度上和“源头”上整治和抵制不正当竞争，共同维护本行业的对外形象。
四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5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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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6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1）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0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7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8
区域经济，顾名思义是“区域”加上“经济”之后两个概念的结合。经济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产物，包括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而区域首先是一定的地理范围概念。至于具体的内涵和定义边界。目前还很难以界定。因此.“区域”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加上“经济”这一专有名词，形成的“区域经济”往往不容易被理解。 这一点无论是学界还是在实践的经济活动中，都有所体现。“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子系统，通常指国内特定地区的国民经济”：“大的区域经济可以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经济区，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田；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省际壁垒是区域经济的最大障碍”，这种理解很显然是将区域经济看作是一个国内跨越省际边界的经济区概念。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宏观部委将涵盖多省市或多城市的区域经济活动称之为区域经济，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概念；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概念都反映了这种认识。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看作一定的区域经济，例如将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分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两大部分，然后整体看成是区域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往往将区域经济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 那么区域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边界在哪里？许多学者试图在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区域经济是指人类经济资源总量稀缺、赋存不均或不能完全流动的前提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特定的区域相结合的复合体。但这种解释仍未完全揭示出区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的理解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亦即区域经济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空间属性。区域经济是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问题，是空间维度上的经济展现。二是中观性。区域经济是一种承上启下，并有着自己的区域特点的中间性、非均衡经济，是一种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三是相对开放性。区域经济通常在内部具有相对一致的制度、体制和运行规则，而对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四是动态性。区域经济相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来说，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范围可能发生变化。 基于此，要完全理解“区域经济”，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的概念问题。 一、区域与经济区域概念辨析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fdson）说的“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科的不成熟。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只就经济学对于区域概念的讨论做出分析。区域的经济学观点主要指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区域的一些观点，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也是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的，但这一类观念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艾萨德开始就侧重于将区域作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 （一）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简单但不太符合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本的主要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人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人之间的“距离”时，这种空间是一种模糊空间，可以用“模糊位置”、“模糊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核”与“”的关系，则这种空间为佩鲁的“受力场”，可以用“核”与“受力的通道”来表述。在与这种纯粹空间有关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区位决策问题。 （二）经济学中“有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当然.传统经济学有时候也从有限空间角度去理解区域概念。这时的区域，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可以用点、线 、面来表述，而且还包括了一定范围。人们平时讨论的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区际劳动分工与贸易等所涉及的区域都属于这种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包含某种边界，尽管这种边界是较模糊的。胡佛、理查森等学者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就是这种有限空间。胡佛指出：“把区域视为一种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同样，聚合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单元或活动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综合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聚合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到.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从胡佛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从这种角度所理解的区域，必然包括在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权，或中央政府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权。区域应该理解为有限空间。正如胡佛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这也就是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区域概念：区域是由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或者城市、农村、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组成。 （三）近年来对区域的一些新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艾萨德的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探寻区域本质的研究流派，一个分支是强调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代表性的有藤田、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区域下定义，但指出“区域就是一定的经济空间，是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和不同类型的流动成本相互平衡作用的结果”。另一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更加侧重区域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基础，杨小凯等从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思想出发，深化了艾萨德等人的区域专业化分工认识。认为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是产生区域差异的基础.提出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新兴的区域经济学观在我国学者的著作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郝寿义、安虎森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上述思想，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 （四）“经济区域”概念的重新界定 通过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安虎森尝试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来解释区域的形成.进一步认为：“以城镇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空间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划分或安排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某一生产要素或某一产业产出量的大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它还反映了网络组织和网络的方法效应（组织的拓扑性质），这种拓扑性质可以通过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表示。”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因为，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的抽象为制度或组织。但是，安虎森对于区域的概念的定义，给出两点重要的启发。第一，经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第二，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具有网络结构和网络性质。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理解的区位、经济功能区等相关概念，可以给经济区域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不同。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一定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彼此并存，相互重叠，构成了经济区域。 基于此，可以将经济区域定义为：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农村地区 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演进 前文对区域.特别是经济区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新解释。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分析区域的经济研究内容，有必要进一步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个概要分析。 （一）古典区位论、古典贸易理论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J.H.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廖什提出的市场区理论，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提出的城市区位论，开辟了研究空间问题的新领域。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者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古典贸易理论，力图揭示空间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贸易的发生。这些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区位科学理论和贸易理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支配下的现代区域经济学 二战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是重建国家经济秩序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一个相互重叠而且实际上很弱的制度体系。经济管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而国内经济管制经常是围绕着大萧条时期传下来的制度来设计的。战后很长时间内，区域经济学被宏观经济学所主导，国家经济体被假设为国际贸易的基石，是贸易计算的边界以及贸易谈判过程和利益的边界。在这个国家边界和影响力的世界里，区域时而被讨论，但是都被理解为国家内部的集团，而不是次国家单位。在这一背景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用来描述地区间贸易发生和空间经济规律。其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下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单位要素价格相同、地区间的运费为零等。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异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达到均衡，即所谓的市场机械主义。这种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集聚和增长的主要理论.并广泛以数学模型加以表达。 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学家W.艾萨德的倡导下，出现了跨经济学与地理学的“区域科学”，“区城科学”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加入了地理学者所重视的空间要素，而且通常以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和论证。在艾萨德的领导下，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增长和产业区位、区域经济差距、城市化的模式、区际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政策等方面关于区域的问题。进而，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的地理学派、制度学派、管理学派及随后的计量学派等。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当代区域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经济迈入了一个充满着巨大经济变化的时代。区域经济学成为关注以下同题的学术探讨领域，即经济变化背景中的空间范畴和规模经济、这些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力以及全球经济变革中的地方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次区域”与“超区域”并存：“地方”作用与“国家”作用同时提升，这都为当代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更多地是在城市上和城市群基础上的区域之间组织，而不是完全被国家空间所决定。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次国家区域和超国家区域的经济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在欧盟经济中，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已经开始削弱国家的社会契约，实质上取代了有关共享财富和权利的国家综合性协议。但是，很显然国家在比较优势方面依然十分重要。在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和金融等领域，国家层面上的管制方式都会深远地影响位于国界内的企业和产业的全球和区域贸易潜力。在此基础上，当代区域经济学形成了几个学派。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派”、意大利学派和加利福尼亚学派、区域竞争学派等。 三、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重构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困于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在此基于上述分析，给出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域形成问题 主要研究非均质基础上，空间的不完全竞争，如何导致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经济区域的边界问题。 （二）区 域经济发展问题 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影响要素、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问题。 （三）区际经济关系问题 主要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业协调发展以及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是“建立区域之间相互依赖或合作的制度安排或秩序”。 （四）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治理问题 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和地方各种区域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区域治理等问题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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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发展论文篇10
2教育管理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该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人才，而人才是教育管理最终的体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非常快，这固然是改革开放有重要的关系，在对外开放中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对我国各行各业发展影响巨大，但是最重要的是对内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经济建设前线输送了大批的人才，随着教育水平的进一步的提高，我国的高等院校可以是市场的需求，可以有计划的开设各个学科，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管理，其经济也很难实现质的飞跃，所以说教育管理发展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未来其贡献的程度将更大。
3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
我国教育管理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阶段，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备都有严格的要求，要想聘请优秀的教师，培养大批的教师团队，使用先进的教学设备这些都需要经济资本支持，而经济资本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体现。我国从各地教育管理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各方面的教育水平都要高一些，而经济欠发达的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则差一些，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教育管理水平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无论是从横向比较，还是从纵向比较，都能够总结这一规律，要想两者形成良性的循环关系，则需要从教育入手的同时，也不放松基础性的经济发展。
4教育管理与经济可以协调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11
2数据、变量与估计结果分析
2.1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数据涵盖了1978~201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地区，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历年《统计公报》。本文使用绝对人均GDP和相对人均GDP两个指标。其中绝对人均GDP为以1978年为基期核算的真实人均GDP绝对值，相对人均GDP为该地区绝对人均GDP与全国绝对人均GDP值之比，以此考察各省区经济水平在全国所处的位置。金融发展指标则主要使用人均贷款量来显示。
2.2估计结果分析
2.2.1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模型估计模型①的估计结果如表1显示，为了判断究竟是模型截距还是斜率参数存在区域效应，我们分别对截距不同、斜率相同以及截距相同、斜率都不相同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主要表现为“截距效应”，因此确定以截距不同的模型作为最佳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并且整个方程拟合度较好，因此中国省级区域增长支持空间俱乐部收敛假设，并且空间俱乐部收敛的总体速度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模型①的估计结果是较为理想，系数估计值符合预期。模型①的结果表明，在1978~1991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负数，区域金融发展的γ估计值为正，表明在此期间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开展，故在此期间区域经济收敛主要还是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在1992~200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正数，表明此期间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发散的态势。在2003~201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β估计值为负数，区域金融发展的γ估计值为负数，表明在此期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金融发展水平就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因素。表2列出了模型①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通过计量分析发现，2003~2012年间，我国区域经济的收敛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收敛。无论是在任何的分位数水平上，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地区的斜率系数都要高于经济发展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收敛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上游地区增长在逐渐放缓，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居中地区崛起的速度正在加快，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认为区域金融向经济发展居中地区加快倾斜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2.2.2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滞后模型估计模型②的估计结果如表3显示，大部分公式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检验效果很好，公式拟合程度也有了进一步提升，表明引入空间滞后因子后使得整个模型较好地捕捉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状况。但是引入空间滞后项对收敛速度的影响不大。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很小，而且很不显著，这种结果与前面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结果不太一致。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测到了较明显的区域外溢，但空间计量分析却没有发现显著的区域外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所发现的空间相关性和区域外溢很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产生于空间异质性，即地区之间的增长业绩相似，可能是由于它们具有相似的区位，而不是真正的区域外溢所致，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中控制了空间异质性之后，区域外溢就变得不显著了。从表4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滞后模型②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在1978~1991和2003~2012年间分别表现为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在1978~1991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绝对收敛的趋势，并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绝对收敛的趋势越明显。但在2003~2012年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主要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越快，再次证明了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对区域经济收敛的重要作用。
2.2.3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模型估计模型③的估计结果如表5和6显示，通过与前面2个模型的对比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误差模型是几个模型中效果最好的。根据表5，我国区域经济收敛趋势在不同时期受不同收敛机制的影响，其中在1978~1991年和整个考察期间主要为绝对收敛机制在起主导作用，但1992~2002年和2003~2012年间，主要受条件收敛的影响，其中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其影响力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其他参数。需要指出的是，在1992~2002年间，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因子的影响力度也非常大，这期间虽然区域金融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误差因子起到主导作用。
2.2.4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敛关系表7给出了基于省级区划数据的模型①～③估计和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首先通过绝对收敛模型的估计及检验结果表明，无论用①～③中的任何模型，在考察期内我国省级区域均主要表现为绝对收敛机制，而不存在条件收敛或者空间滞后收敛等情形。由于在模型中引入空间异质性没有消除空间相关性问题，我们在空间俱乐部模型中明确引入空间相关性。我们推断在省级尺度上可能存在着明显的规模收益递增，收敛模型不适合用来研究省级区域的增长问题。模型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非常显著，这意味着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省级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外溢显著存在，这与省级尺度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发现是相吻合的。一个地区的增长业绩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因素，而且受相邻地区的影响；一个地区获得有利的增长因素以至良好的增长业绩都将惠及相邻地区。通过省级区域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省级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更强的发散性，由于在省级尺度上可能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地理分析单元与集聚经济联系更密切，基于收益递减的理论分析框架不适合用来解释省级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对于理解省级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是比较适当的，但对于省级尺度而言，空间异质性表现得更加复杂，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过于粗糙，难以充分和准确地识别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另外，相对于省级空间尺度，省级空间上的区域外溢更加显著，说明溢出效应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表现得更强烈，这暗示着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有限。
3结论与政策含义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12
循环经济（Recycling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源利用与环境效率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以市场机制为动力，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放弃短期的表面物质追求，通过把废弃物开发为新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重复利用物质和能量，旨在系统地使经济中的总体资源增值，实现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很显然，循环经济是一种高层次、高端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其整个过程都贯穿了对制度建设的依赖性。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目前在国内的发展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和试点的建设方面，没有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从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制度建设是其推行的重要保障。而我国在制度的建设方面还很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对制度的探讨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的建议。
二、制度的内涵与功能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单纯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无法为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类经济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开始为人们所认知。随着制度分析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蔚然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思想、人力资本和收益递增的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许多经济学家吸收并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识到若要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关注发展中的有关制度性因素，认为制度应是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变量，有效的经济组织与制度安排对可持续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把制度看作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思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方式”，是“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定义首先由舒尔茨提出，他为制度做了经典性的分类，将制度分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等，并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行为规则。诺思则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认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对制度的定义都围绕着“规则”一词进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强调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们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制度，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制度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组织中的个人实施奖励或制裁，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制度来观察和理解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关于制度的功能，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威廉姆森认为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舒尔茨认为制度就是为经济提供服务；还有观点认为制度的功能是通过提供激励机制而使外部利益内部化。谭崇台认为，制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塑造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供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和扩散信息”，促成“社会共识或一般性的认识基础”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人们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进而矫正自己的行为。”从循环经济的内在需求来看，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经济主体参与循环经济活动提供激励。第二，对经济主体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提供约束，抑制环境不友好的机会主义倾向。第三，使外部性合理地内部化，将资源要素的投入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第四，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
三、循环经济中的制度问题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使用、浪费，和为追逐高额利润而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副效应。因此，加快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就尤为迫切。根据诺思的描述，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其主旨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制度是制约人的行为的一种准则。我国的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一种制度制约人们的行为。循环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制度作保障，没有完善的制度作基础，循环经济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和推广，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制度在其中的重要性。最早高度关注制度在经济活动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是科斯，他创立了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较低，经过有关当事人的自愿协商和谈判，就能导致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后来，阿尔钦、德姆赛茨、张五常及诺思等人通过对制度的发展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科斯的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有赖于合约（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威廉姆森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以及企业行为的研究，得出提高经济效率必先提高制度的效率，并且，随着经济活动的变迁，制度也应随之改变这一重要结论。到了诺思这一代则直接认定制度与制度变迁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历史也不断证明：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当的制度安排则会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且也包括非正式约束机制。制度是演进的，不断变迁的。制度演进中存在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即制度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路线和方向发展且会得到自我强化。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和突破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则更为重要。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从这两个国家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被视为其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如德国早在1986年起就先后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和《循环经济法》等，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使废弃物从避免或减少产生到循环使用再到最终处置。另外针对不同的行业还专门制定了如《废旧电池处理规定》、《限制废车条例》、《饮料包装押金规定》等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德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为我国提供不少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尽管已经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创办了生态工业园区和开展了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省的试点和示范工作，但总体上说我国的循环经济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发达国家推进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我国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欠缺就显得尤为突出。当前阻碍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因素主要有：其一，尚未形成适合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障。不解决制度和机制问题，仍按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去管理，而将对生态和资源的管理排除在外，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无法建立。其二，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存在。制度变迁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建立循环经济的新制度体系势必要遭到传统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循环经济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三，环境产权难以界定。为使外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内部化，十分有必要界定环境产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产权难以界定。另外在中国，由于环境产权的主体是国家，能不能以及如何将环境产权转让和交易是一个难题。
四、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思路与对策分析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要依靠制度建设来规范政府、企业、等循环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必须意识到，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背景，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殖民地和全球生态资源背景，以及现实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对于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而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没有可供转嫁污染产业的空间和回避社会问题的余地。因此，起源国外的循环经济理论只能部分适应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相应地，循环经济制度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式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政策、计划、规划等；二是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正式行为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三是循环经济制度的实施机制。循环经济建设需要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要构建循环经济的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两方面。法律法规制度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较高的稳定性，因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基本的保障。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资源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因此，我们既要加紧研究制订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同时也要结合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为循环经济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从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来说，关键要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政政策和产品价格政策。要利用经济杠杆对资源利用、清洁生产、废弃物排放等进行管理与协调，从经济激励和行为规范两方面入手，有效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其次，要对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制度安排的构成要素之一，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人的动机和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形力量。环境制度的失败的思想根源在于狭隘的经济增长主义，因此，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第一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摒弃将人与自然相对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第二要改变“自然资源无价”的错误认识，树立自然资本的观念，将资源和环境视作与土地、劳动一样能够参与生产活动并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利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来纠正人们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错误行为。第三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鼓励公众自觉参与各种形式的循环经济活动，形成自觉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好氛围。
再次，制度实施机制。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彻底变革，客观上要求形成经济系统与复合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自运行机制，要求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统一。因此，循环经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推进、公众参与”的方针，从试点示范入手，从微观的企业层面、中观的区域层面和宏观的社会层面协调推进。具体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划及政策，对各微观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或约束；需要企业把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纳入其总体的创新、发展和经营战略，自觉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上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对公众来讲，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树立同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自愿选择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推动整个社会向循环经济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鲍尔丁：宇宙飞船理论[J].工业生态学，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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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13
一：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对设计的认识及取得的成就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90年代，全国开始认识到设计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以1989年广东太阳神集团导入CI标志为例，CI开始在中国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些企业利用CI战略为自己扩大了市场，赢得了利润。进入二十一世纪，就中国的设计院校就达到几百家之多，大量设计人才的出现，却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这里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艺术设计同样也是一种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东部已经高度发展，设计却仍然在那里继续推动经济，在目前的西部开发中，需要更好的利用设计的特殊条件，开发西部，推动西部经济的发展。
中国吸收了国外的优秀文化，将设计成功的导入无疑是祖国经济建设的一片沃土，西方国家的设计比中国早。而且非常重视，所以经济突飞猛进。
美国在一份关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政府文件中，将设计列入了“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文件中共列入22项部级的关键技术，其中，17项指出产品与制造工艺的重要性，设计被列入国家关键技术的开发，可见，设计是现代科技必不可少的一项，而强调设计，其目的也在于增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国家实力。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分析英国经济状况和发展战略时指出，英国经济的振兴必须依靠设计，他曾断言：“设计是英国工业的根本，如果忘记优秀设计的重要性，英国工业将永远不具备竞争力，永远占领不了市场，然而只有最高部分具备了这种信念之后，设计才能起到他的作用，英国政府必须全力支持工业的设计。”
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威玛政府立即讨论并通过了格罗佩斯关于创建包豪斯学院的建议，正因如此，德国紧紧抓住设计，把有限的经济，科技和管理力量充分转化为商品，综合国力明显超过美、英、法等国。日本，在二战后也认识到设计的这一作用，几乎所有高知名公司都有本企业的设计机构，包括人员、资金的投入也很充分，六七十年代的家电、汽车等涌入世界国际市场，设计创造了日本的经济神话，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自90年代以来，市场竞争取决于设计竞争更加明显，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纷纷都把设计作为跨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设计作为经济的载体，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已成为一个国家、机构或企业发展自己的有力手段。
二：设计在东部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振兴西部经济的战略性地位
中国东部自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大力支持，经济迅速复兴，并成为与国外相联系的首要的桥头堡，吸收外来资金和优秀先进文化及管理经验，这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设计的引入。首先：设计的应用在各企业表现出很大的经济利益，借用设计在竞争中树立起自己的企业品牌，树立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借助设计，通过各种形式的营销、策划，对产品实行包装等，这些附加在产品上的形式仅是一个方面；其次，将设计应用于产品的开发之中，设计出更能紧随时代的产品，并且，许多产品都飞快发展，一度走进了世界的前头，更加吸引了大量国外知名企业来中国投资的欲望，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实现了东部的伟大腾飞。
那么，西部的经济发展是否也能这样一如既往呢？首先很肯定的一点是，设计既然可以推动东部经济的腾飞，也必然掀起西部经济的发展高潮。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教授林衍堂曾说：“……面临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如果缺少了工业设计在产品领域的必要作用，中国的经济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西部的发展中，我认为设计的重要性是无法取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设计也是一种生产力”，“设计就是经济效益”的说法并不过分，我们知道，我国的产品出口到国外一直都是“一流的质量、二流的包装、三流的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企业不重视产品造型设计、产品包装设计有关。如今，西部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是很多，外商的大量来西部投资，东部的一部分产业阵地转向西部，每年的西部经济贸易洽谈会也在为西部的建设搭建一做桥梁，政府政策的西部倾斜，等等。但挑战并在，西部是否要走东部的发展道路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如果这样就比较模式化了，类似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所以，西部应在自身优势的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学习和借鉴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重视设计作为经济的载体。
艺术设计是把预期目的和观念具体化、实体化的手段，是人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先期过程，它的本质是人们对将要进行的经济建设活动作为艺术化的设想和筹划，总体看来，这种设想和筹划是进步的、发展的，甚至是超前的。设计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先见性，所以，在西部的发展中，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西部经济，利用设计为经济服务，推动西部经济发展。
设计和经济上的生产、消费、流通、市场及科学技术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管是东部、西部或国外，商品的三个环节，生产、消费和流通却一不可，离开了某一个都是失败的，而在三个环节中，商品又难免受到技术条件、市场变化的制约。而设计又是生产的排头兵，是生产这个链条上的第一环，往往是设计先行一步，生产以设计为依据。西部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将设计作为一个重头戏。比如，西部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形成什么样的城市理念，在工、商、农、科技等行业应有什么样的规划，城市的布局、规划设计是形成科技卫星小城镇呢？还是大工业的工业城市？或者是以人类的居住和生存为首的模式，是否要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注重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样是把设计的概念宏观化了，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具体下来，设计可以作为生产的先导。一个红塔香烟20支装的包装设计交给工厂后，10年的产量超过几百亿盒，装了香烟后卖了几千亿元。一套汽车设计图纸封了几十年，但是还是图纸，一旦投入生产，几年后，地球上到处都可见它在奔跑着。
消费决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就买卖什么，这才成为市场经济。首先，为最稳定的消费设计，其次，为被空缺的消费设计，然后应该为到来的消费设计，只有坚持从消费出发的道贺机才最具有效益，也回受市场的欢迎，这就成为真正为经济的设计，也同时成为商品流通的“保护神”，为商品锦上添花，获取消费，争取流通。
如今，已是市场经济时代，凡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设计也必定是成功的，而且，设计为市场的生产、消费、流通服务，这也正表明设计与市场的密切关系。设计主要的方面也是设计市场，设计市场的商店、宾馆、写字楼、贸易公司和银行大厦，设计商标、包装、广告、橱窗和装饰，设计进入市场的企业和品牌形象等。设计是工业革命后的结果，与科技之间有深刻的关系，无论第一、二次或第三次科技革命，设计都起着不可抹杀的作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设计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无疑会给今天的社会发展以推动。
西部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但不是很明显，现在，随着机遇的到来，而现代设计是高科技与文化艺术的高度融合，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当展的重要载体，它最终为市场价值服务，也必将对西部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三：西部经济的发展中，设计作为持续性推动的载体的价值
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现实，我国的经济运动模式和产业结构更新也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设计产业发展迅猛，且设计产业是伴随着经济不断成长起来，特别是知识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对设计产业的适时性，前瞻心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设计作为一种全心的文化内涵和视觉形象的创造，如果把视野和观念局限在某一个地域和传统观念模式中，或者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吵中，则很有可能跟不上时代，最终被淘汰，因此，我们的设计、企划、品牌、广告和创意行为也必须以西部大开发的姿态运作，追求最新的国际化原则。
西部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各个企业已经昂首挺胸，准备大干一场，而设计也要紧随为企业及整个西部的市场经济服务，它将加入到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中，无孔不入，一个企业需要一个好的形象的导入，需要标志、CI设计、广告设计、媒体设计，对于一个企业，CI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在现阶段，我国多数企业管理水平不高，通过实施CI，有助于企业提高相应的管理水平，提高员工的素质，主动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通过优秀的广告设计和媒体设计有利于创造企业的知名度和建立名牌的企业形象；通过优秀的包装设计，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无限机遇。地方和区域政府实施CI战略，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竞争能力，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西部是一个地域广、人口相对少的地区。首先也应有自己的一整套CI形象，这样有助于西部在自身建设中以及国际竞争中的能力，有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等等。1998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重庆市CI专家团”作为政府智力支持企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西部经济发展中，产品设计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情。市场竞争的生命力在于产品的创新。科学技术转变为有竞争力的商品，创新设计的整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产品设计的第一步，整合的设计则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性能、技术、周期、市场与经济效益，也是世界各国企业都十分重视产品创新整合的原因。
设计是一个新的课题，是在西部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无论是现在或未来，设计都会以强大的推动力和自身优势服务与经济的发展中，走入生活之中，身边的每一个产品，都无疑是设计的结果，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西部发展也是如此，是一个大的熔炉，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科技业等等，而设计则溶入到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中。推动科技的发展和西部经济的腾飞。西部经济的发展在进行着，而设计作为推动力的载体，将持久地伴随着。
四、设计的发展以及对西部经济的促进需要政府和领导的倡导与鼓励
我国接触设计的时间不长，学术界对设计的认识还不成熟，多数学者主要是传播美国和日本的理论和个案，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普及设计知识，而设计对企业本身，还要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展开多方沟通，加强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而且政府与企业应加强合作，做好分工，成立设计与推广中心，以配合政府加强设计，以提高我国产品竞争力，使设计的效益更为明显，对我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面助益。
再者，要紧随国际推行绿色环保设计，以人类生存为主导。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经历了惧怕自然、征服自然两个阶段，如今第三阶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在西部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的设计应以“可持续发展”来定位，“为人类的利益而设计”，推广“适度设计”、“健康设计”等原则。政府也应时刻注意到这些问题，倡导新的环境下的新局面、新设计。发达国家的政府和领袖几乎都倡导现代设计，香港过去也为设计颁发总督奖，以鼓励设计为经济和社会的贡献，这些是值得我国的政府和领导参考和借鉴的。
近几年，深圳为设计颁发了两次市长奖；北京用政策、资讯、资金和专业人才鼓励企业投入工业设计；上海、广东也在行动之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设计为经济服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西部发展之中也希望能够如此，将设计作为经济的基础来提高现代设计的地位，更好地推动西部经济的发展。
参考书目：
《图形与意义》——论为经济的设计尹定邦著[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