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1
【 正 文】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了几乎无所不能的“魔力”。经济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和基础，彻底打破各国国家之间的自然和社会界限，把这种无限创造力进一步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它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国际经济政治的不稳定状况，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新科技革命固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也使我国社会发展遭遇巨大的冲击，人口多、底子薄等发展劣势日益彰显。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高科技竞争格局之中，我国虽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还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仍然存在着许多高科技风险和隐患。这从根本上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威胁。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后，资产阶级学者公然宣称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宣扬只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模式，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发展道路。其惟利是图的本质和惟我独尊的本性，把经济全球化演变为一场世界市场的无政府主义闹剧，给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动荡和危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这必然同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尖锐的斗争。西方国家始终妄图以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取代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从未停止，反而借经济全球化之名，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其实质是要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摧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对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当今国际局势并不十分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威胁。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传统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国际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全球性跨国公司利用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主导着全球性经济发展，并且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甚至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主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必然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束缚。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活动，以及具有国际支持背景的台独、藏独等民族分离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也对我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直接影响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不稳定发展状况，这也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还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要求，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达到良性运行，否则就可能失去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同时，又必须保持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之间的和谐、平衡与稳定。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对我国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管理能力、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规范政府管理过程都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十分缺乏治理国际事务的经验、高素质人才、风险防范机制、政治文化支持等等因素条件，特别是全球性危机与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成本、政治压力、政治责任和政治负担，孕育和加剧着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和可能。在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中，这一系列新的挑战、风险、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引发、加剧和激化社会政治不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各国在政治发展方面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认同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多个方面的危机，这无疑又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目前，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外来文化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影响和渗透。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信念的变化，从而有可能使中国公众对本国政府产生政治认同差异、政治信任偏差、政治情感疏离、政治评价分歧等等，引发或者加剧人们的政治思想混乱和政治心态的不稳定，产生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乱。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近年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货币汇率、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的各种经济波动，都直接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所特有的多米若骨牌般“溢出作用”和“联动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引发我国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与社会利益矛盾，加剧国际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使经济不稳定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不稳定。比如，我国加入WTO后，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农业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下降、某些国有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破产、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和其他社会不稳定问题，它们都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经济政治发展也对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过程，集中表现为“国内经济政治国际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国内化”。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直接地推动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世界一体化，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但在文化上仍然是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整合并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还没有出现一体化的可能性。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功能性影响，更有结构性影响，是一个结构功能关系的整体互动或者制度化发展过程。总的表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控制为核心、文化整合为归属，使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逐步达到制度化的发展格局。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破坏安定团结的不利一面，也有促进政治稳定的有利一面。总起来看是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但是不利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首先，必须树立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稳定观。在全球化条件下，要维护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既不可能实行闭关自守式的绝对稳定，也不可能实施高度集权压力下的极端稳定，而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和保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为基础，争取实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化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和作用，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保证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其次，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社会稳定大观念，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稳定与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十分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发展进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已经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稳定，就必须保持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稳定。以经济稳定为基础，政治稳定为核心，文化稳定为关键，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再次，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稳定新观念，坚持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绝好历史良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在社会全面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首先，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实行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走一条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实行中国社会与世界发展之间良性互动、全面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按照WTO的基本法律框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促进现代化建设。其次，不断地调整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改革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合作机制。要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技术合作，巩固国家安全合作的国际经济基础。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同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双边和多边合作渠道，开拓和完善我国国家安全合作机制，保证我国主权的安全统一和政治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结束语：积极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实现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均衡发展，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性质和特点，积极探索和运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和文明的发展道路。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开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不断开拓，取得更加可喜的成就。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2
科学技术本身最根本的冲动性和最强烈的革命性，就是创新化。没有创新，不仅是它自身的生命结束，而且整个人类社会也因此而结束。我们所研究的科技创新，是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技创新。20世纪的后半期和21世纪初以信息革命化为代表，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与生物技术社会的到来为标志，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的重大革命推动力量，使全球化进人了加速和升华的全新时代，其表现如下：
（一）科技创新带来全球加速度发展和革命性变革以及创造出巨额财富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指数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根据估算与分析，科技知识的总量在近30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总和还要多。科技知识的教育培训已经成为终身教育，仅美国各公司培训费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到800亿美元，而到了2000年则翻了一番，达到1600亿美元。科技投入的增长更是令人瞠目结舌，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比20世纪初增长了400倍。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通常占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3％。科学技术的人员队伍迅速壮大，美国每10年翻一番，这说明创新的知识劳动在2l世纪成为人类劳动普遍的形态。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作用，到20世纪末所出现的新技术革命则使得这一世纪的后10年所创造的财富超过过去19个世纪的总和，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出现与发展。
（二）科技创新带来全球多角度化和高度综合化
科技创新的高度分化，宏观、微观更加深化，又高度综合，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的科学与技术的综合化、整体化趋势。技术越来越依靠科学，把一种新知识运用到产品和工艺中夫的时间正在非常迅速地缩短，科学正在变成技术，高技术群正是包含密集科学知识的技术。新的突破是线性的、多角度的，新的融合是互补、合炼、集成和系统的。从未来情况看，将是不同领域科技创造性融合的时代，伴随着共振现象和共鸣作用，将会产生爆炸性波及的效果。具体地讲，一是不同学科和技术之间的横向联合、交叉渗透明显加强，出现了大批交叉学科；二是形成了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为目标的新兴综合学科；三是涌现出了超越学科门类的横断学科；四是“需求型”技术不断地出现，使“科学性”技术日趋减少；五是科学观念、科研方法和科技管理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深刻变化。
（三）科技创新体现在学科领域的全球性集成化和超大集成化，形成科学技术群和高组织化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越发展，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方面遇到的问题日益复杂，涉及范围之广、问题程度之深、解决难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绝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胜任的，必须依靠多学科综合合力和总体优势，这就从根本上推动着科学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提高，形成了人才荟萃、梯队合理、知识密集、优势互补、协调合作、合力攻关的高度集成化、高组织化的科技创新的新形势。
（四）科技创新表现为以数字化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化为基础的信息化科学技术的数学化。
各门学科日益把数学和数学方法作为本学科从量和质的方面解释其本质和规律的重要工具及表达方式。即使是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日益精细和抽象化而更加需要数学，而且因为数学本身也在运用中得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数学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发展和应用，使科学技术走向了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创新时代。信息、物质和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资源。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知识和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计算机及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存储和传递，用离散的数学量表示现实世界的模子的量，使信息数字化，成为信息的崭新载体，推动了信息化的产生，同时虚拟化的全球趋势，又推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成为国家、全球实力的象征。现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化社会、生物社会的各种说法遮天蔽日、层出不穷，就充分证明了科技创新在这方面的全球表现。
（五）科技创新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的共同化，导致经济全球共同化
这里所指的共同化，主要是指在四者之间的渗透、交叉、融合中产生出来的组织形式的统一。一是四者的共同化在内在的性质上相互融通，不仅出现了“科学的技术化”，而且出现了“技术的科学化”；不仅深化了更高科技层面上的“生产管理”，而且出现了与此相适应的“知识管理”，四者之间出现了融为共同化的重大趋势。二是四者之间的相互融合使科研成果———技术———管理———直接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管理作为其中的“中锋”，有效地将规律上的周期缩短，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周期缩短。这样的共同化才真正催生了科技创新的快速化。三是四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共同化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产生出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等多要素集成的新的组织形式，成为“科学工业综合体”、“学习型组织”等等。这种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的传统形态，以崭新的面貌和独特的作用又反过来推动着共同化组织形式的创新。
（六）科技创新表现为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更加紧密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代全球社会出现的任何重大问题，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质，这种问题的高度综合性质，要求各门学科多方面合作。二是因为自然科学原则上很难解决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任何重大的综合问题，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一方面，而且有社会心理、人的发展的另一方面。因此，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和融合，解决综合问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三是因为从主体的行为能力而言，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只能作为主体的硬能力和硬竞争力，而如果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和发展，主体便会缺乏软能力和软竞争力。历史证明，软能力和软竞争力有时候比硬能力和硬竞争力更为重要。有了它，就可能是“事半功倍”；没有了它，就可能是“事倍功半”。四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既离不开自然科学技术，又离不开社会背景和文化根基，要创造人类的现代文明，就必须有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五是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除了自然科学技术推动的方面外，还有人文关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要自由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只有自然科学技术，而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总的看，科技创新全球化应包括四大基础理论和五大基本模型。四大基础理论即是相对论、量子论、信息论、基因理论；五大基本模型即是宇宙演化的大爆炸模型、物质结构的夸克———轻子模型、遗传物质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智力活动的图灵计算机模型，地壳构造的板块模型。
三、科技创新成为决定全球化的革命性力量
生产力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新时代之所以区别于旧时代，就在于有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又正好是科技创新的过程和成果。因此，科技创新催生了先进生产力，从而催生了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作为新兴事物，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全球化时代，以高新技术群作为科技系统，以人力资本的独特作用作为未来发展动力，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全新的知识生产力。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以机器大生产为先进生产力的时代早已经被以知识经济的、智能化的先进生产力所代替，这样，世界性也就让位于全球化了。因此，正是科技创新成为全球化的第一推动力和根本原因，否则，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
（一）科技创新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对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起决定作用
一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出现了群体突破的态势，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常态和趋势。二是各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特别是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使重大创新更多地出现在学科的交叉领域，科技创新越来越综合化。三是科技发展与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渗透，互为促进，高度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有机合成体，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突飞猛进的重要力量。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由科技创新决定的，这是因为科技创新大大催化了国际分工，使当代生产、交换、消费的规模、速度和结构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的共同化趋势。五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是由科技创新决定的。如前所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空前加快，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近10年，美国有2／3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电子信息技术有关，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成员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产值和出口中的份额翻了一番多，达到20％—25％，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连续登上了8万亿元、9万亿元、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三大台阶。六是全球经济结构是由科技创新决定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例不断下降，服务业比例不断上升，工业化社会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七是科技创新领跑了全球范围的新经济，特别是美国的新经济和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发展。这场新经济使全球经济质量的两个指标走向新形态。八是原始性。自主性创新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因此，各国都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创新能力，突破原始性创新，建立起国家创新能力和体系。
（二）科技创新对全球化革命性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一整套的传导机制和规律上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知识又难以让创新者隐瞒和保密，因此，投资的积极性内生地由技术溢出所决定。技术溢出使得后代的研究者比起前辈能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创新之实际成本的下降阻止了利润的下降趋势，于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内生地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溢出及效应是全球性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交往的手段和方式，强化了各国互通贸易的动机和促成世界贸易共同化的成果，使各国经济互相日益开放，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使全球经济向人性化方面发展，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实现了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这样的运动过程带来了全球人财物、信息资源能力的前所未有的大流动、大分化、大分层，从本质上讲却带来了文化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文化也开始走向全球化。在此基础上，全球政治、各种力量也同步发生了大震荡、大分裂、大重合，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在这样的传导规律和趋势下，一方面人们正在创造全球化并享受着其成果，另一方面，飞速变化却带来一系列人类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遇到过的全球问题。而这些问题根本上构成了人类社会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共同利益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重要性、可能性。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新的全球秩序来解决。这样，科技创新带来的全球的多元化与传统的一元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人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创新出新的共同性，以适应这些大变化带来的多元化。通过合作进步，克服过去残酷竞争的两败俱伤的局面，找到大家都能赢的游戏规则，以实现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人共享全球化的成果，让全球化造福于全人类。全球化的第一推动力和根本原因就是全球的科技创新。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3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和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化，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并不多见，IMF在2002年提出了外部失衡（External Imbalances）的概念，较为学界认可的定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odrigo de Rato的定义：“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自那时起，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国内外文献大多将全球经济失衡等同于经常账户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指的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国对外负债增加（Cooper，2005；Bordo，2005；Hausmann，2005）。上述概念偏重于实体经济层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货币金融世界找到源于实体经济失衡的映射：伴随着全球各国间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必然存在全球各国间资本与金融项目的不平衡。一个经济体在出现经常项目出现差额一定也在存在方向相反的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差额。这就需要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中加入资本与金融项目失衡的内容，而且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伴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宋玉华等（2011）将世界经济失衡定义为世界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国际范围内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国际经常账户结构失衡、国际金融结构失衡、国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以及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失衡。综合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卢瑾（2012）定义的全球经济失衡概念。即为：在全球范围内，少数国家的经常账户差额规模越来越大且长期持续，并造成国际资本巨额跨境流动以及债权债务在这些国家过度积累，形成经常账户失衡、资金流动失衡与债务失衡等一系列经济现象，从而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长期发展持续地带来不稳定冲击的现象。因此，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有着以下两种表现：第一实体经济层面上，全球生产和支出格局差异。第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国币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机制分析
概括地讲，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特点一是失衡幅度越来越大，二是失衡日益集中于几个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且涉及的数额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从经常项目表示的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到全球资产泡沫体现的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从2004年到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占美国当年GDP比重分别为5.3%，5.9%，6.0%，5.2%，4.9%，美国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持续占全球经常账户逆差的一半以上，其中2006年高达全球全部经常账户逆差的75%。2007年底全球前五个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总量高达60%。世界上经常项目逆差大部分集中于美国一个国家，中东产油国、中国、日本、新兴亚洲经济体积累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经常账户顺差。图中数据给出了主要经济体间经常项目平衡占GDP比例。
可以看到，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失衡中的角色十分重要。部分学者、美国国会议员（如Edwards（2007），Nicholas（2007）等）认为中国的调整尤其是人民币升值、扩大内需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至关重要。Richard Portes （2009）建议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币国际化进程，他认为如果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则发展中国家还会放弃不断积累外汇不断积累外汇储备，改变追求经常账户盈余的战略。同时，IMF（2005）、Rato（2006）等提出，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需要“集体行动”和“一揽子”政策，无论处于盈余国家还是处于赤字国家，都应该承担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责任。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过程中，国际政策的协调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较高的实施难度。Kinberly（2010）曾构建出一个涉及多国多部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发达经济体的紧缩财政、汇率的有序调整、亚洲新兴经济体需要增加内需，这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失衡调整至关重要。
对于目前的世界经济总体失衡，国内外许多文献已经就失衡原因提出了若干解释，但事实上，许多原因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部分，如全球储蓄过剩、美国生产率的大幅上升、美国储蓄投资不平衡、中国等国家的汇率盯住机制等等。尤其是站在美国视角，美国认为当前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和资源出口国的过度储蓄。过度储蓄造成市场需求不足，美国利用其融资优势，将其他经济的储蓄转化为美国的支出，从而补偿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不足，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世界其他经济的过剩储蓄正“挤入”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国内支出，而非美国的储蓄不足在“挤出”其他地方的国内消费（Summers，2006）。如果在其他经济没有减少过度储蓄的条件下，美国贸然减少其过度消费，那么就有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的危险（Choyleva，2006）。
同样，基于中国视角的研究同样很多，最普遍观点就是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分工和货币体系，如果新兴市场经济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产业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继续维持，则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就会成为一种常态（樊纲等，2006）。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尤其是美国当局肆无忌惮地推行赤字财政和弱势美元政策，极大地扭曲了全球市场私人主体的决策行为，对其他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施加强大压力。
事实上，本文的视角强调世界经济结构的演变及有效的调节手段的缺乏才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前文已经提到，在界定“全球经济失衡”时，提出了的经济失衡基本特点：实体经济层面上，全球生产和支出格局差异；制度层面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国币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根本原因还在于结构的演变，辅之以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因素。
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核心是经济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实力、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一格局中，作为中心的美国收益颇多，但国家风险较大。首先，对于美国来说，能够享受大量的廉价商品与低成本的融资。仅仅承担着持续的贸易赤字和对外负债，然而由于国家大量购买美国资产，资本的回流致使贸易赤字保持不断。虽然引起美国的债务不断增加，但是美国利用这部分借贷资金可以向国外进行投资。所得到收益远远高于借贷的成本。从这点上讲，也使得巨额的外债得以延续。对于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它们需要依靠对美国的出口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因而顺差难以消除或大幅度减少。积累起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在遭受美元贬值压力时，面临外汇储备减值的风险，也限制了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在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由于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更多地用于购买收益率较低的美国长期国债，因此导致了新兴经济体被迫“贴补”美国。
要解释由亚洲各国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是最适当不过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基础是资源禀赋结构，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与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就会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配置，促使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增强，而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相对萎缩，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势必形成发展中国家本国总产出高于总支出，发达国家本国总支出高于国内总产出的格局。比较优势战略就是根据一国的资源禀赋发展产业，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的对外开放，由价格机制向国内生产者显示该国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对稀缺性，并通过这些相对价格引导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部门发展，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全球产业基本格局的形成与变化也在经历了以美国-日本-东亚-东盟和中国沿海地区的顺序到目前的制造业通过产业链分割、外包与加工贸易等形式的模块化整合。例如，生产环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设计、包装、物流、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仍然保留在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讲，追根溯源，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格局是由全球的产业格局决定的，产业格局受全球分工格局影响，分工格局由发达国家的输出资本来主导。发达国家为母公司的跨国公司根据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不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而资本收益率却又决定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差异和变化致使形成现在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以中国为例，2009年进口额的55.2%由外资企业完成；其中出口55.9%由外资企业实现。中国83%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和75%的电子产品出口均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在美国，关联公司内部贸易比例达到其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些都将影响中美经常账户平衡关系并加剧两国的贸易不平衡程度。虽然发展中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获得大量美元资产，但是在全球化生产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发达国家的输出资本，这些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发达国家的产出小于支出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大于支出水平。
以比较优势理论下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的角度看，实体层经济层面的失衡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差异所决定的，并由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所主导的。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全球经济失衡是基于全球比较优势的动态格局，更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被配置到发展中国家，形成现在的生产和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包括资本性收益在内的收入和财富规模较高，在全球的支出格局中人均支出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总支出也远高于本国总产出，因此全球生产与支出格局的不一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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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4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5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6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7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以中国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的全球性救市行动的作用之下,国际社会信心增强,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出现积极变化,中国等一些重要经济体开始步入复苏轨道,“后危机时代”悄然而至。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 “后危机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实现再平衡。展望未来,世界可能出现“多级增长”,这将有助于世界实现平衡、全面的增长。“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对此前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重构,将伴随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的消长,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世界性议题。对此,中国应该未雨绸缪,主动适应全球经济失衡格局重构带给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一、全球经济失衡:当前国际分工格外的外在表现
全球经济失衡作为一种现象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衡自然演变成包括经济失衡在内的全球发展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托最先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用于描述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学界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提出了诸多理论,包括孪生赤字假说、汇率贬值效应假说、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美国金融优势假说以及资产组合供求均衡假说,等等。总体而言,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既有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转移、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也同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各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外在表现。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的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以金融服务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吸引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以中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后起国家,则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能够创造远超自身消费能力的财富。从而使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所在。
在经济学意义上,失衡代表资源错配和扭曲,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纠正,是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内在结果。诚然,美国政府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有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并为自身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寻找理由等意图。但是,中国仍应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因为,一旦美国经济已朝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发展,影响最大的国家将是对美贸易顺差额最大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谁拒绝调整,谁将承担未来更大的风险。不过,中国无需按照别国开出的药方进行调整,而应根据自身条件主导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向,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在国际分工体系重塑的过程中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面临深刻调整
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国集团匹兹堡金融峰会上提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建议,力促“启用一个规定了政策和方法的行动框架,以创建一个强有力、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模式”。美国这一提议的理论依据是全球经济失衡构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具体表现为中国等出口型经济体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这部分顺差再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从而助推了金融泡沫的形成。尽管美国的上述主张刻意回避了自身的金融监管不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对美元霸权的滥用才是导致危机的更深层原因,不乏脱卸并转嫁责任之意,但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却无疑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调整的一条主线,危机之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必然会在“再平衡”原则基础上实现重塑,这将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对此,中国必须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重大课题,趋利避害,将其转化为中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强大动力,适时推进中国经济战略的优化升级。
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在“后危机时代”刚显端倪的情况下显然难有定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经过调整会走向再平衡,可能出现若干不同情形,这意味着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定型之前,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所展开博弈可能的均衡解是多重的,其中有三种典型情形:一是如果缺乏重大创新的支撑,可能经过短期和有限的调整,原先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得以复归;二是在重大创新的支撑下,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三是虽然发生了重大创新,但全球经济迎来的是新的失衡格局。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尚无发生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技术或制度创新,有学者据此认为,原由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将得以维持。但是,对于当前这场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不能局限于“短时段”视野加以审视。虽然现在对于“后危机时代”中全球经济的走势做出定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经济体增长动力的转换,即需要赤字国家放缓国内需求的增长,盈余国家增加内需。从这个角度来看,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就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面临深刻调整。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中的应对策略
整体而言,“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是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战略取向,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协调增长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不应被动适应而应主动顺应外部形势的变化,积极推动自身经济战略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为协调和更加健康的发展。
首先,要调整需求结构,促进内需与外需均衡发展。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市场需求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良性循环具有决定性作用。拥有庞大的现实或潜在市场需求规模是大国经济的重要优势。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能力发展迅猛,消费层次不断提升,消费结构正在实现以日用品消费为主向以大宗耐用品主转型,已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消费大国。内需导向是大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利用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支撑国内经济增长是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本土市场领域的“大国效应”,使得中国的民族企业可以普遍享有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为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在竞争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利用各类已有的优势和资源,避免在产业成长阶段因与发达国家的竞争者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差距而陷入困境。当然,扩大内需并不是要简单地替代外需,事实上,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外需,推进贸易开放和自由化,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提供外部驱动力,还可以打破内生的体制和利益壁垒,成为国内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因此,中国在着力破解抑制内需成长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的同时,也不应放弃继续拓宽国际市场的努力,从而促进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衡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革命。综合考虑国内外情况,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现实的切入点。这方面发展的潜力大,应当重点给予扶持,力求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中国实现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不仅将为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将实质性地增强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由此赢得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有力态势。在注重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仍不可忽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尽管虚拟经济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无论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现实层面看,发展虚拟经济对一国经济来说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繁荣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规模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过小的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会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过大的虚拟经济规模又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因此,要保持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与实体经济相匹配,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的战略支撑。
最后,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推动改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国际机制。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世界经济实现全面持续平衡发展将为解决中国国内严重的失衡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二是鉴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借“全球经济再平衡”向中国转嫁责任与风险的意图,中国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参与到相关的国际协调当中去,通过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化解压力,赢得战略主动;三是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参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流行的“中国责任论”的正面回应,是负责任大国的切实体现。在政策层面,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货币区域合作,强化各种经济政策和机制的国际协调,推动改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国际机制,使“全球经济再平衡”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同时为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在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中争取主动权乃至主导权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Robert B.Zoellick. After the Crisis.2009-09-28.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9
1.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即涵盖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亦即世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日益兴趣。其主要表现，即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全球化，包括了国际流通过程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资本向全球扩张来推动和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高度发展和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其具体表现是工业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世界范围内便兴起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而言，90年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改革和冷战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2.现代高新科技突飞猛进，推动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现代高科技取得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从科学发明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中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所谓“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一体化，表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极为迅速。有关资料表明，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初期为30年，20世纪中期为10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转化周期已经缩短到5年以内。据发达国家的测算，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占5％～20％，在50～60年代占50％，在80年代占60％～80％。现代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大大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3.国际水平分工深入发展，加强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国际水平分工是在第3次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国际水平分工。一般说来，当达国家之间、新兴工业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分工，属于水平型国际分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也逐渐参与了工业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例如，现代波音客机(约有450万个零部件)，就是建立在国际水平分工基础上的高科技产品。有7个发达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分布更多国家的1.5万家(其中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参与协作制造。目前全球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水平分工是当代各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是当代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和扩大的基础，它将各国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使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和坚实基础。
二、国际营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核心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必然会促进世界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转移和扩散，会改造和优化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在今后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意味着世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随之改革，使国际分工日趋合理，促进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竞争的发展，优化世界资源的配置，可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还可优化国际经济关系结构。
2.推动世界经济有序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民再生产过程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各国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要求在国际范围内按照经济合理的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经营，要求有关国家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在当代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又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这样，便产生了再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正是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于是，以国家和国际机构出面组织的国际经济协调便应运而生。在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国际市场活动受到3种机制的调节：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各国政府单独制定的自主经济政策和措施的调节；在国际协商基础上若干国家政府的联合调节，即国际经济协调。在这3种调节机制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矫正，而各国的调节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机制予以协调(如关税政策的协调等)。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和目标，是要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在当代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成功与否，则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兴衰。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营销和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1.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竞争。
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正处在两大潮流之中。一是现代高科枝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显示出当代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二是世界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前一个潮流即现代高科技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求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轮高科技发明权、领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战。这都表明，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卷入了争相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的大潮之中。展望未来，21世纪上半叶这种国际竞争将会更加发展、深化和激烈。
2.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求合作。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也日趋增强。其根本原因是现代高科技、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产业的国际转移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分工日益发展和深化的基础上，各国民族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发展；同
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也越来越难于垄断技术，一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产要素配置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按照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原则来决定取舍，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各国技术、经济互补性的国际经济效益。因此，在现代科技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同时矛盾和利益同在，竞争和合作并存，而国际协调的成败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冲突和合作、停滞和发展。这可以说是当代和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
四、国际营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地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划分是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资料划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仅有22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冰岛、挪威、卢森堡、西斑牙、瑞典、瑞士、葡萄牙。而不发达国家则是原来经济落后、现在正逐步发展(民族经济)的国家，一般称为发展中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统计，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1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内)。
2.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是利益和风险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所以，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共同机遇主要有：第一，提供了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因为全球化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和经济发展。第二，给各国提供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机遇。第三，给各国经济体制趋同带来了机遇。这是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建立能够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主要有：第一，优胜劣败的挑战。既然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各国卷入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有竞争就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的法则。第二，金融动荡的挑战。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全球化，是各国间的金融活动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一旦某个国家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便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10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11
关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文献：赵晓、刘阳（2005）从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经历20年左右的国际显性摩擦时期，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国际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还需要20年，这是现阶段中国遇到发达国家各类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将夫在其论文“全球经济的抵制场”别对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离开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民族自行其是。他们选择具有稳定政治结构、廉价劳动力、适当基础设施和较低税率、对环境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
关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赵瑾（2005）认为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十大特点，分别是保护的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手段主要依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环境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为主；保护方式由限制进口变为通过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出口、通过多边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劳工标准、技术标准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其动机由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转变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梁丹（2005）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中“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背景，认为如SA8000等人文壁垒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所用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则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国际环境政策的共同协调来防止环境政策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非关税壁垒。
二、近年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表现
1、国际投资方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的干涉。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相关部分干涉、中海油并购尤科斯失败等等。
2、反倾销
以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来看，我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6年6月，世界范围内共发起2938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以500起的总数量排名第一，占世界总量的17.02%，为第二位韩国的2倍多。
3、技术性贸易壁垒
主要包括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等。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技术性贸易壁垒占到世界贸易壁垒的10%～30%，而最近几年几乎占到了80%。有关数据显示，入世以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每年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约为450至50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5%以上。
三、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原因和动机
1、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为了用于分析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动机以及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本文将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根据新增长理论，若假设经济增长是希克斯中性的，则一国的生产函数一般写为：Y=Af（L，K）。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一国劳动力，K代表本国资本。这里将要根据全球化背景对其进行一些改进。首先，在全球化下可以将生产资料分为易流动与不易流动资源两类，其中劳动力目前根据现状仍然属于不易流动资源。其次，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可以购买本国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借由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全球优化配置，一国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料或者说资源事实上是世界易流动资源能够被本国利用的部分加上本国劳动力能够被利用的部分。第三，假定一国的技术研发投入是总资本存量的一定比例，那么技术的进步也取决于本国总资本的数量。尽管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开发模型得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与研发资本投入比例无关的理论推论，但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还是十分明显的。第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技术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小于技术密集型发达国家，因为其生产过程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即产出的价值较低。这样，归结以上四点变动，全球化下a国的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以下形式：
Y=Aρf（Laθ3（Ka+Kf），Swθ4（Ka+Kf））
其中，La代表a国的劳动力数量，θ3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能够开发使用本国劳动力的比例，Sw代表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总量，θ4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可以由本国利用的比例。
此外，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产出必须有相等数量的需求才能保持稳定，总产出若超出总需求，则会由价格水平变化减少至实际需求水平，即Y=D。
同时，在消费全球化背景下，假设任何国家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量取决于该国的人口和人均收入，而其中有一定比例的需求将通过a国产品满足。这个比例应当取决于a国产品的价格和综合垄断程度，它又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不可代替程度等因素决定。因此，a国产品面临的需求包括a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a国产品的需求量两部分组成。即：
D=θ1Da+θ2∑DW
θ1=θ1（k（P，A））әθ1/әP＜0әθ1/әP＞0
θ2=θ2（k（P，A））әθ2/әP＜0әθ2/әP＞0
Da=f（la，ia）әDa/әla＞0әDa/әia＞0
Dw=f（lw，iw）әDw/әlw＞0әDw/әiw＞0
其中，k表示a国产品的综合垄断系数，它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一般来说θ2＜θ1，因为本国需求通过本国产品满足的比例通常要大于外国。l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口，i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均收入。
由以上几个方程可以基本了解经济全球化下一个国家生产函数的全貌，它将用于本文分析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采取“反全球化”行为动机。
2、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长期动因
全球化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开始挑战发达国家国际地位。随着世界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迅速发展，其中又以经济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深刻，包括生产、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全球化。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将大量资金注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政治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将它们的资金与被投资国的大量劳动力与技术结合起来，以用低成本生产出产品，再销往包括被投资国在内的广大世界市场，从而获得高额企业利润。这种资金及其代表的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聚合的效应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全球化下的生产函数：Y=Aρf（Laθ3（Ka+Kf），Swθ4（Ka+Kf）），必然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并附带使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企业制度、国内就业、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和优化。可以说，全球化给予部分发展中国家绝好的历史契机，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方面有可能挑战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遭到现存霸主国家在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制，直至新兴国家完全崛起为止。而在当今社会，经济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最核心力量，因此采用以贸易保护为主的经济手段来压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便是发达国家政府有意愿采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它们在这个全球化时期采取反全球化行为的长期动因。3、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短期动因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利益与发达国家利益分离的后果迫使发达国家政府在现阶段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使得跨国公司取得了越来越独立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的所在国与其它国家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跨国公司作为单独的企业法人要实现的只是自己的最大利润。这种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离在短期内立即产生了以下两个结果：（1）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空心化，跨国公司将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成为夕阳产业，从中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一时难以转移至新的就业岗位，近年来造成了失业问题。（2）跨国公司带动的这些产业的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依靠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结果导致其与吸收了大量FDI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四、应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与意义
针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应对举措就是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转移资金和生产要素的契机，发动民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抛弃低价产品的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价格，防止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
第二，通过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破除发达国家的标准壁垒，便利自己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并提升国家地位。
第三，加强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可以促进对本国产品的需求程度。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和全球化下生产函数，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假定本国的产出总能拥有相应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可以直接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我国许多学者已经从各种角度和各个国家、地区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都得出了正面的结论。
第四，加强民族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根据市场原理，产出如果没有相等的需求，供过于求，或者说产品没有销路，就会通过价格的下降逐渐减少，直至与相对的需求量相等，也就是说这种缺乏相应需求的产出是不能持久的。因此，保证本国产品有相应需求量对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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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曲如晓：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三大壁垒及应对策略[J]．国际经济合作，2004（5）．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12
关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文献：赵晓、刘阳（2005）从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经历20年左右的国际显性摩擦时期，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国际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还需要20年，这是现阶段中国遇到发达国家各类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将夫在其论文“全球经济的抵制场”别对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离开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民族自行其是。他们选择具有稳定政治结构、廉价劳动力、适当基础设施和较低税率、对环境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
关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赵瑾（2005）认为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十大特点，分别是保护的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手段主要依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环境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为主；保护方式由限制进口变为通过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出口、通过多边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劳工标准、技术标准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其动机由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转变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梁丹（2005）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中“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背景，认为如SA8000等人文壁垒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所用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的要求。Benoit Laplante & Jonathan Garbutt（1992）则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国际环境政策的共同协调来防止环境政策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非关税壁垒。
二、近年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表现
1、国际投资方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的干涉。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相关部分干涉、中海油并购尤科斯失败等等。
2、反倾销
以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来看，我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6年6月，世界范围内共发起2938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以500起的总数量排名第一，占世界总量的17.02%，为第二位韩国的2倍多。
3、技术性贸易壁垒
主要包括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和标签、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等。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技术性贸易壁垒占到世界贸易壁垒的10%～30%，而最近几年几乎占到了80%。有关数据显示，入世以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每年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约为450至50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5%以上。
三、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原因和动机
1、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为了用于分析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行为的动机以及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本文将构建生产与消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国生产函数。
根据新增长理论，若假设经济增长是希克斯中性的，则一国的生产函数一般写为：Y=Af（L，K）。
其中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一国劳动力，K代表本国资本。这里将要根据全球化背景对其进行一些改进。首先，在全球化下可以将生产资料分为易流动与不易流动资源两类，其中劳动力目前根据现状仍然属于不易流动资源。其次，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可以购买本国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料。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借由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全球优化配置，一国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料或者说资源事实上是世界易流动资源能够被本国利用的部分加上本国劳动力能够被利用的部分。第三，假定一国的技术研发投入是总资本存量的一定比例，那么技术的进步也取决于本国总资本的数量。尽管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开发模型得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与研发资本投入比例无关的理论推论，但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还是十分明显的。第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技术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小于技术密集型发达国家，因为其生产过程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即产出的价值较低。这样，归结以上四点变动，全球化下a国的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以下形式：
Y=Aρf（Laθ3（Ka+Kf），Swθ4（Ka+Kf））
其中，La代表a国的劳动力数量，θ3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能够开发使用本国劳动力的比例，Sw代表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总量，θ4代表由本国资本和外商投资资本决定的世界易流动生产资料可以由本国利用的比例。
此外，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产出必须有相等数量的需求才能保持稳定，总产出若超出总需求，则会由价格水平变化减少至实际需求水平，即Y=D。
同时，在消费全球化背景下，假设任何国家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量取决于该国的人口和人均收入，而其中有一定比例的需求将通过a国产品满足。这个比例应当取决于a国产品的价格和综合垄断程度，它又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不可代替程度等因素决定。因此，a国产品面临的需求包括a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a国产品的需求量两部分组成。即：
D=θ1Da+θ2∑DW
θ1=θ1（k（P，A）） әθ1/ әP＜0 әθ1/ әP＞0
θ2=θ2（k（P，A）） әθ2/ әP＜0 әθ2/ әP＞0
Da=f（la，ia） әDa/ әla＞0 әDa/ әia＞0
Dw=f（lw，iw） әDw/ әlw＞0 әDw/ әiw＞0
其中，k表示a国产品的综合垄断系数，它由该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一般来说θ2＜θ1，因为本国需求通过本国产品满足的比例通常要大于外国。l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口，iw代表除a国外的任一国家w的人均收入。
由以上几个方程可以基本了解经济全球化下一个国家生产函数的全貌，它将用于本文分析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采取“反全球化”行为动机。
2、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长期动因
全球化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开始挑战发达国家国际地位。随着世界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迅速发展，其中又以经济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深刻，包括生产、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全球化。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将大量资金注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政治比较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将它们的资金与被投资国的大量劳动力与技术结合起来，以用低成本生产出产品，再销往包括被投资国在内的广大世界市场，从而获得高额企业利润。这种资金及其代表的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聚合的效应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全球化下的生产函数：Y=Aρf（Laθ3（Ka+Kf），Swθ4（Ka+Kf）），必然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并附带使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企业制度、国内就业、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和优化。可以说，全球化给予部分发展中国家绝好的历史契机，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方面有可能挑战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遭到现存霸主国家在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制，直至新兴国家完全崛起为止。而在当今社会，经济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最核心力量，因此采用以贸易保护为主的经济手段来压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便是发达国家政府有意愿采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它们在这个全球化时期采取反全球化行为的长期动因。
3、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短期动因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利益与发达国家利益分离的后果迫使发达国家政府在现阶段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使得跨国公司取得了越来越独立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的所在国与其它国家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跨国公司作为单独的企业法人要实现的只是自己的最大利润。这种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离在短期内立即产生了以下两个结果：（1）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空心化，跨国公司将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成为夕阳产业，从中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一时难以转移至新的就业岗位，近年来造成了失业问题。（2）跨国公司带动的这些产业的转移使得发达国家对于这类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依靠向发展中国家进口，结果导致其与吸收了大量FDI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四、应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与意义
针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应对举措就是利用全球化跨国公司转移资金和生产要素的契机，发动民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抛弃低价产品的战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价格，防止发达国家使用反倾销。
第二，通过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破除发达国家的标准壁垒，便利自己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并提升国家地位。
第三，加强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可以促进对本国产品的需求程度。根据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和全球化下生产函数，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假定本国的产出总能拥有相应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就可以直接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我国许多学者已经从各种角度和各个国家、地区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都得出了正面的结论。
第四，加强民族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提高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根据市场原理，产出如果没有相等的需求，供过于求，或者说产品没有销路，就会通过价格的下降逐渐减少，直至与相对的需求量相等，也就是说这种缺乏相应需求的产出是不能持久的。因此，保证本国产品有相应需求量对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参考文献】
[1] 王逢振等：全球化症候[C]．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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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篇13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