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实用13篇

中国历史论文

篇1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篇2

文献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从“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保存和整理”讲起,但文献学一直到20世纪才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名称出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建古典文献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历史文献学已成为各高校历史系普遍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历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辨伪学、辑佚学展开,其专业性、学术性很强,但与社会现实联系并不密切。在教学过程中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怎样随着学术发展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做到与学术研究同步发展,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问题。除了强调学术性之外,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在趣味性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程的动力源泉。从已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来看,内容专而精,比较深入,往往令学生望而生畏,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趣味性势在必行。

一 穿插故事与典故,活跃课堂气氛

中国历史文献学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与典故,把它们运用到教学中,可收到深入浅出之效。南京大学的徐有富、徐昕指出:“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做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这个故事可使学生认识到读书治学选择版本的重要性。

在讲解卷轴装时,可介绍“卷帙浩繁”“触手如新”“黄卷青灯”“信口雌黄”等相关成语的来历。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教授指出:“染潢的目的一般是防虫,色微黄,所以卷子又称‘黄卷’。……又用‘黄卷青灯’描绘夜读情景。陆游《剑南诗稿》卷九《客愁》:‘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既然纸是染潢的,所以写错了涂改也用黄色盖住原字,再行重写,这种涂改颜料为雌黄,所以形容不顾事实,随便议论叫‘信口雌黄’。《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曾回忆程千帆教授教学时讲的一个故事:“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问题。

“郭公夏五”、“鲁鱼豕亥”也是常用的校勘典故,“郢书燕说”也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古书致误的一种原因。故事和典故不仅可以使较为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二 彰显文献学的艺术内涵,丰富教学内容

艺术代表性是古籍善本的标准之一,古籍的装帧、印刷技术的发展都与书法、绘画艺术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古籍主要是线装。装帧精美的图书,令人赏心悦目,也可视为艺术品。如明代经厂本虽校勘不精,学术价值不高,但用纸上乘,装帧考究,形式颇为美观。

随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古籍中版画和插图产生了很多艺术珍品。如明代汪光华刻《琵琶记》、汪士珩刻《唐诗画谱》、汪成甫刻《吴骚合编》、洪国良刻《怡春锦》、刘荣刻《凤凰山》等,现代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曾指出:“所刻各书插图,线条秀劲有致,刀法精妙入微。不但为本书增加声色,且因内容丰富,绘刻俱精,成为研究绘刻版画艺术的良好范本。”明代晚期彩色套印技术发展成熟,以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家为佳,如闵绳初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代晚期版画艺术中还发明了版、拱花的印刷方法,如明代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古籍写刻本由作者或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的版刻印,堪称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清代是写刻本盛行的时期,如林佶写刻的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有“林佶四写”之称,极负盛名。余集写刻的周密《志雅堂杂钞》、元好问《续夷坚志》、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黄仪写刻的《渔洋续集》、许翰屏写刻的胡刻《文选》、郑燮自写刻的《板桥集》、金农自写刻的《冬心集》等亦为艺林所重。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徐有富指出:“写刻本一般书写精美、刊刻细致、讹误极少,它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所以一向被人们珍视。”

版画、插图、书法等艺术可使中国历史文献学充满灵性和活力,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三 了解古籍拍卖行情,拓展教学空间

1992年,中国书店开始尝试用拍卖的形式经营稀见书刊资料,并于1993年成功举办“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成为国内古籍拍卖的先行者,后来成立了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中国嘉德首次设置古籍善本专场,此后,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涉足古籍拍卖领域。如:北京德宝、翰海、保利、歌德、纳高、匡时、鼎丰、盘龙、万隆、中鸿信、泰和嘉成、中安太平、大唐四季、中贸圣嘉,上海嘉泰、博古斋、朵云轩、崇源、国拍、敬华、工美,香港富得、佳世得,天津鼎晟、立达以及南京盘龙、山东天承等。

近年来,古籍善本拍卖持续升温,屡创佳绩。如: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晋索靖出师颂卷》写本拍出2200万元;2004年,上海崇源推出的《殷契国粹・孟广慧藏甲骨精品》拍出5280万元的天价;2009年,山东天承推出的《北宋建阳景福院罗汉会斋牒》以5040万元的高价落槌;2012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元代吴郡庠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2012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以3450万元的高价成交。

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古籍包残本与零页,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范围,价值不菲。清代就有“宋版书按页计值”之说,古籍收藏界“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我国古籍善本专家孟宪钧指出:“1999年嘉德秋拍宋刻《朱晦庵文集》一页,成交价为12000元。1999年春嘉德公司拍卖《丹杨后集》傅增湘旧藏宋版书一页,成交价竟达2万元,成为宋版书单页成交价之冠。”

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规范和成熟,拍卖会已成为古籍善本流通的主要渠道,由于古籍善本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2012年,北京匡时推出“过云楼”藏书,上海著名钱币收藏家吴伟忠指出:“以1.8亿元天价起拍,至1.88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2.16亿元,开创中国古籍拍卖价格新纪元。此次上拍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历代古籍善本,曾于2005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中以2310万元拍出,7年里升值了8倍多。”

古籍拍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重要体现。介绍古籍拍卖行情,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使他们更直观地认识古籍善本的价值,但目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尚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加以拓展。

四 介绍区域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有多种说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包括八桂、八闽、巴蜀、草原、陈楚、滇云、关东、徽州、江西、荆楚、两淮、岭南、陇右、齐鲁、黔贵、青藏、琼州、三晋、三秦、台湾、吴越、西域、燕赵、中州二十四种区域文化类型。

近年来,区域文献整理与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湖湘文库》《巴蜀全书》等大型的区域文献汇编工作陆续开展,“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举办三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中充实区域文献的相关内容,是学术研究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怀有爱乡情怀,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引导他们熟悉和整理与自己家乡相关的文献,加深对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五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重实践教学,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讲解古籍版本、古籍修复知识时,可带领学生到图书馆古籍部,通过亲自翻阅古籍,现场观察古籍修复,了解古籍版本的类别、单页版式以及古籍修复的材料、工具、设备和操作的基本程序。

讲解古籍装帧形式时,可让学生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的图书,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各种装式的装订方法、优点和不足。

讲解文献错误的类型与校勘方法时,可选择古籍的不同版本让学生对校,体验发现讹误的快乐,培养他们对古籍整理的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还可以走向田野,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家谱、碑刻、契约等散见文献,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意识。

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应避免“曲高和寡”,在教学的趣味性方面应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图画报出版社,2013:105

[3]徐有富、徐昕.文献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8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26~27

[5]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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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重新定位教师角色

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教师角色的扮演,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成败。因此在新课该的理念要求下,需要我们转变教师的角色。

在传统的教育观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学生不能也不敢有“创新”;学生只是观赏者。新课程强调“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追求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观。历史教师必须要把课堂当做是师生交往和互动的平台,积极的倡导和推动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2.2加强建设,拓宽知识

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水准将对历史课程改革的成效产生显著的影响。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内容更多也更深。如《历史II》“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个专题,“新课标”要求通过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本史实,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再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认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还要通过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个专题从涉及的历史知识到运用的思维方法和指导理论,都是比较深奥的。这些更多更深的内容就需要教师自身学科知识的拓宽。

3改革教学的呈现方式

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如: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4],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如“新文化运动”对旧教材中评价新文化运动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式、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智力和能力。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教师要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注意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及把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作为衡量的标准。对社会热点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成果平台,使学生通过展示成果享受成功的喜悦和体会自身成长发展带来的悄然转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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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上学期历史教学中要注意总结历史规律,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和变通性。例如,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分析,可总结归纳出工业革命的产生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和资金、市场、劳动力、技术、资源等条件,把此上升为方法论进而就可分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的原因:前提——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各主要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殖民掠夺提供了资金、市场等物质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技不断进步积累了丰富经验。分析完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之后,可以引导学生:得出两次工业革命的同不刻意追求初中历史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2、把握历史的整体性与时序性

(1)建立背景性联系,既着重分析不同模块所涉及知识之间的因果性联系,如必修三中的“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实际上与必修一的“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密切相联,后者可以成为前者的背景。

(2)建立横向联系,既通过不同角度对同于历史事件或事物进行分析,如必修一从政治史角度讲述“辛亥革命”,必修三则从思想角度通过“三民主义”阐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3)建立必修各模块内部的历史与逻辑联系。根据中外历史的时序和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把课程标准中相对割裂和孤立的子专题串联起来,用讲解《前言》的形式进行概括性串讲,可以使模块内部的线索更加清晰。

(二)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课堂

1、课题引入要“悬”,吊起学生的胃口

课题引入的目的,在于把学生的注意力和思维引导到探求新知识上来,激发学生对新课的学习兴趣。所以,它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的效果。为此,课题引入不能平铺直叙,没有起伏,必须设置悬念,吊起学生的“胃口”,以切入主题,导入新课。例如:在上完《九一八事变》后,教师总结是可以说:“九一八事变,震惊了世界,而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在积极,迫使红军长征。”并引用的《长征》一诗,引出下节课《红军的长征》。

2、讲述时应力求形象化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教学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往往发源于兴趣,兴趣能促使学生思维活跃,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学生只有对历史知识产生了兴趣,才会愉快、热情、积极、主动地学习。而教师在讲解时的故事化、形象化、戏剧化,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和求知欲的重要手段,使学生感到“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例如:在上《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课时,教师可以引用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述在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故事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的影响来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结合时事特点

历史教学中,有许多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热点时政问题,学生对此也特别感兴趣,可以结合这些时政热点进行教学以培养高中学生热爱历史,培养学生探求知识的主动性和爱国情感。如学习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以利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热点问题进行教学。通过引导和教学,使学生的兴趣得到了提高,并使学生从二战史实中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要正确地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同时也认识到和平来之不易,要热爱和平;认识到法西斯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对日本政府作出的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及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感情的事情给以谴责。这样,历史学习就变得有现实意义了,学习历史的兴趣由此盎然而生。

(四)运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打破时空界限,突破了课堂狭小天地,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让历史通过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媒质,以多种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产生动静结合的画面,使枯燥的历史知识变得直观化、具体化,富有感染力,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力、情感、兴趣等心理因素保持良好状态,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如讲授《红军的长征》一节时,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一,以电视剧《长征》中的歌曲“十送红军”导入,这首歌所蕴藏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学生每一根神经都“乐”起来了,激发了学生了解本节历史的兴趣;第二,讲述长征路线时以动态的画面,鲜艳的色彩,把长征的过程一目了然呈现在学生面前,以提高兴趣;第三,讲述时也把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如雪山、草地、遵义会议旧址,红军的用品、照片,以及有关的诗词等打在屏幕上,以增强兴趣;最后再放一段长征的影片,使学生回味无穷。

(五)以革命领袖为榜样

当我们了解革命领袖人物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的历程以后,便会发现,他们都从小就喜欢学习历史。教师可以利用革命领袖热爱历史的事迹来教育学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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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过程基本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实现的。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之后步履维艰,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大历史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命名,一般的把发生在近代史阶段的叫做近代化,把发生在现代史阶段的叫做现代化。

由于中国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开始的,与西方欧美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呈现出许多自身的特点。

第一、阻力大,内在阻力有技术薄弱、人才不足、观念落后等。外在阻力有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破坏、本国封建因素的阻碍、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

第二、起步时缺乏内在驱动力,外在因素起主要的作用,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被动起步。

第三、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没有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经济领域起步,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不断深化的历程。

第四、主导力量多样化,先是地主官僚、封建政府,后有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是人民政府。

第五、近代史上工业领域以轻工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不平衡。

第六、历时长,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

二、世界历史大潮下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经济工业化的进程1.近代史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工业化起步。

第一:影响中国近代化的国际形势:此时期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英法等国为打开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发动两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动地开始了。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既是“强盗”又是“先生”,侵略中国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主要表现:【洋务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主导力量是封建政府、地主官僚;兴办目的是自强求富,维护封建统治;企业性质是总体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企业;技术设备方面依赖西方;地域分布是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最终结局破产,主要原因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客观历史作用:中国工业、教育近代化起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技术,培养了一些近代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等。

【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产生原因,主要是受资本主义侵华经济和洋务经济的影响,而不是14—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和发展。地域特色: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分布极为不平衡。发展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先天不足指的是缺乏资金的原始积累、缺乏技术,后天畸形指的是发展领域主要在轻工业。

影响因素方面:受中外双重阻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发展。

阶级特色: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晚20年左右出现,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以革命性为主。

(2)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帝国主义加紧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各国互相争夺原料产地、市场、投资场所,在此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大量侵华利益,此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频遭列强侵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宰割中国的联盟形成,中国完全成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剧(资本输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扩大税源,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甚至采取奖励实业的措施,这些都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使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

(3)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夹缝暂时变宽,再加上辛亥革命的推动,民族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

(4)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民族工业总体日益萎缩,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对工业的垄断。

2.现代史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1)过渡时期(1949-1956年)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封锁和孤立中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并支持中国。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此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成就有: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52年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②建国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以恢复与发展。

③1953年———1956年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转型为社会主义经济。

④1953———1957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指导下,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2)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探索,在20多年的探索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曲折与挫折,但同时也必须重视这20年中经济建设的成就,20多年P3366KAOSHIYUZHAOSHENG2011.3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力量,提供了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欧洲和日本崛起,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促使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亚洲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发展不均衡。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对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东欧各国也先后进行经济改革,但效果欠佳,导致经济困难。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科技的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上美苏争霸消长,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更加重视科技和人才,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预计20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1992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注重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强调管理方面的现代化。

(二)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的进程

1.政治民主化的探索与发展进程(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历程)

(1)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2)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伟大成就。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弱小妥协,资产阶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捍卫民主共和的斗争。

(3)1924年———1927年,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

(4)1927年———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经历了从武装反抗反动派,到反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革命斗争。

(5)1937年———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为主的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

(6)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以巨大的让步换得《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是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破坏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

2.中国近现代民主法制文献

(1)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宪法,但它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谓宪法只是一个名誉,实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2)1912年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3)1914年,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实质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

(4)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明确了新生红色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5)1946年,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认了以的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

(6)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该文件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

(7)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地得到健全和完善。

一个国家实行的历史,体现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包含着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三部宪法分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三)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从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近代化的过程,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是中国思想界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不断理性与成熟的过程。它的深化与渐进过程为:器物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变化。其中每一阶段的国际环境与工业化的国际环境相同(参看上文)。

1.近代前期中国思想近代化的渐进历程

第一阶段器物的变化:自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从天朝上国、妄自尊大中清醒,但只认识到中国技术落后,单纯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器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表现为: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开端。

②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③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

第二阶段制度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制度落后,需要变革。主要表现为:

①早期维新派: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认为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②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其政治理想阐发为三民主义,主张以暴力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第三阶段思想文化的变化:

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思想观念落后,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清除陈腐思想观念,于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民权、平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彻底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②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世界上最新鲜的思想空气,以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

③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理论———思想。

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近代前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②从主题上看:救亡图存是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

③从过程上看: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

④从结果上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失去其千年不变的统治地位。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不断涌现。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得到的认识

(一)近代史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

内在因素主要有: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和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使我国近代化缺乏先天实力、缺乏后天发展的社会条件。

外部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长期侵略、掠夺、阻挠和破坏,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殖民地性。列强侵略势力控制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并依仗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阻挠压制中国民族工业,从政治上操纵反对政府,攫取侵略特权。这一切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实现近代化前提。

(二)当今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利弊条件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形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口。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主要有资金不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技术相对落后,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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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胡锦涛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江泽民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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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胡锦涛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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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革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六军团曾在该地区建立了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湘西地区的怀化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湘西会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取了彻底的胜利;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早期领导人,如、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周逸群等都曾在该地区战斗和生活过。因此,该地区与《纲要》课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本文主要结合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就湘西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问题作个探讨。

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的价值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形式多种多样,如历史遗迹、遗址、文献、档案及影像史料等,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运用到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吉首大学部分教师已经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纲要》课程教学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可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教材是以全国为地域范围、近现代历史为时间界限的,是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概括。由于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在中学已有接触,并且因其所讲的历史事件距今较远,学生难免感到枯燥,提不起学习兴趣,使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如果教师在讲授课本时,能联系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不时地穿插讲述当地史实,就能增强《纲要》课教学的现实感,使学生倍感亲切,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另外这样也容易引导学生把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积极情感和兴趣转移到对整个《纲要》教学内容的学习和理解上,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其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任,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纲要》课教学的主要目标。《纲要》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常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史实来实现的, 而如果这些史实与学生距离越近、联系越紧,教学效果越明显,对此,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热爱祖国是从深入热爱自己的家乡开始的。无论学生家就是湘西地区的,还是从外地来到这里读书的,大学四年,必将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成长,高校所在地常常就是学生的第二故乡。地方历史文化使学生穿越了时空的局限,走进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进而大大拉近学生与这门课程间的距离,使学生具有更直接、真实、具体的感受,这种亲历式的教育远比空洞的理论说教效果显著。通过地方历史文化的教学,培养学生树立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更好地彰显《纲要》课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然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具体性、直观性以及地域上的亲近感等优势,将它融入《纲要》课程的教学有助于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满堂灌、缺少师生互动的弊端,可以激活教学主体――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意识。同时,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譬如教师拟定一些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纲要》课的选题,让学生自己进行研究性学习,写课程论文等)以及组织学生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观桑植故居、纪念馆,参观怀化芷江日军受降旧址等),这样既能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也有利于学生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纲要》课程教材时间跨度为 170 多年,内容多、课时少。如何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纲要”课的教学,笔者认为可采用下面几种方法:

(一)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穿插补充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以湘西地区为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穿插相关的地方人物、事件介绍、历史图片、历史影视资料等。如在讲授“纲要”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插入湘西地区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的图片,介绍郑国鸿是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攻占的第一块领土劫后余生的守土军官,是鸦片战争全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捐躯者,是被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又如在讲授第二章第三节“维新运动”中添加介绍湘西地区熊希龄的事迹(主张维新立宪,辛亥革命后曾经当选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再如,讲授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时插入介绍湘西的风云人物以及讲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讲授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等等。这样,在课堂上适当补充和分析这些地方史料,不仅可以丰富教材的内容,也能使课程更具有趣味性与地方性。

(二)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系统了解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师把与之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不同的专题,系统地向学生讲授。譬如,对湘西地区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适合在《纲要》课中作为专题讲授的内容有:第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以及意义(如:教师可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地区建立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史实通过专题式教学让学生了解,学生们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会倍感兴趣;) ;第二,抗日战争中的“湘西会战”(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第三,对湘西著名的人物进行专题讲授等。通过专题式教学,能够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地人民为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努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当然,这种专题教学方式难度较大,要求授课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三)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课外实践教学活动

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课外实践教学活动也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考察,学生们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历史图片、模型等的情景再现,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遗址,亲身感受历史。(譬如在湘西地区,教师可组织学生参观桑植刘家坪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故居、怀化芷江日军受降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历史调查(譬如访问老红军等)实践活动。虽然《纲要》课教学内容涉及到的时间比较久远,但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地点就在当地,参观其遗迹、遗物,调查采访相关的人物, 通过这种亲身体验式的课外实践,能使学生形成心理上的亲近感,容易产生学习兴趣,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同时,在客观上可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展开网络平台的教学活动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进《纲要》课, 网络是拓展教学空间不可或缺的载体。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而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应用到网络平台的教学,也能进一步增加《纲要》课程的实效性。因此,高校的《纲要》课程应开设专门的教学空间,网络设计应该更加细化, 譬如在课程教学空间设立地方历史文化专栏(可以添加各种文献、档案、视频等资料), 开展网络地方历史文化专题征文活动等。此外, 还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等手段延展教育效应。在网络中关注、讨论、分析、研究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在网络中继续加深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 无疑是《纲要》课教育教学目的在课堂外的进一步升华。

总而言之,在教学中合理应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增强《纲要》课的教育教学效果非常明显,但在应用中应当注意处理好教材内容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之间的主从关系、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关系以及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等,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切实起到对《纲要》课教学的有效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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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晓华,马良玉.地方史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运用――以黑龙江省地方史资源为例[J].黑龙江史志,2010(15).

[3] 赵改萍.浅论地方历史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应用――以晋南地区史料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1(3).

[4] 孙忠良,吕学芳.概论”课开发利用地方性实践教学资源的探索――以湘西地区为例[J].当代教育论坛,2010(7).

篇9

同我当年共同经历、共同体验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没有觉察、领悟或者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飞跃”一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体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还未完全意识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这是因为:一是历史发展迅速,以至使人们还未来得及思考、审视,认识这一飞跃;二是理论研究滞后,没有及时总结升华并进行大力阐述这一飞跃;三是我们像古人所说的有久居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充分认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和重要思想确立的意义及其内容,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把建设有中国芋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一要看是否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积聚长久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二要看是否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三要看是否以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在全党进行全面的广泛的思想教育,使之统一全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创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七大确立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只有苏联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惑,我们党和人民经历了曲折和痛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一个难解的理论和实践之结。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历史阶段的定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无限活力,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是一个积聚长久的问题。虽然,党的二大制定的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但大革命后右倾机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把此扭曲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走上了曲折道路,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指明方向,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党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曾经经历过建设“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以及通过所谓“”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建设党的曲折和失误。邓小平十分注重党的建设,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提出了党的干部“四化”的要求,极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党的监督。但当时,他所面临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而把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并作了政治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加上党的干部整体进入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延伸、深化和发展,同时又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使命、主要任务、主要原则、实现途径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重要思想,成为指引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使党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尤其是“十五大”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及改革、稳定、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都是有创新性的,但党的建设是管总的,党的建设搞好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高瞻远瞩,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形成了新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涵盖方方面面,可以看出,重要思想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看是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看是否用新的理论在全党进行广泛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极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我党的,用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普及,为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的灵魂奠定了基础。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全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和农村“三个代表”思想教育活动,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党的宗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极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素质。

事实雄辩地表明,我们党正在进行经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飞跃是突飞猛进,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历史前进的状态。列宁指出:“渐进性是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③从渐进性到飞跃,既需要长时间的蓄势准备,又需要具备历史条件,既有序幕又有高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为序幕的;而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完全可以看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同前两次飞跃一样,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序幕的拉开,也经历了长时间蓄势准备。党的十五大高高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科学论断,确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动。以后,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正气,要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反复强调党的干部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中央部署在圭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大大提高了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江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的建设攀上了一个高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反复指出,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在新世纪立上了新的座标。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也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一方面要打破旧的体制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扩大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又要同国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进行斗争。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淘汰落后的旧产业和行业,一部分职工要转岗,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要冲击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矛盾及冲突更加尖锐,维护旧体制的思想和作风还会为之推波助澜。我们要继续不懈地改革发展,又要协调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直面并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驾驭复杂局面、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新的世纪,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竟然在一部分党员甚至领导干部中成为问题。影响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及信任,使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潮流、经济环境面前迷失方向,加上国际不断地发动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攻势,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自由化,少数党员、干部也对党的纲领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共产主义丧失信仰,对党失去信心,对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产生怀疑,甚至违法违纪,贪污腐化,堕落蜕变,一些党员干部修炼就是证明。还有。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新老交替的重要阶段,经过长时间党性锻炼的老同志要退下来,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党的干部中一部分人存在着思想僵化,信仰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漂浮,特别是腐败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党与群众的联系需要大大加强,这些都是党在新世纪必须作出回答的。是渐进所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飞跃来实现,需要理论创新。

再次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社会改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沉重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使社会主义明灯永远光芒四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把党建设好。把党建设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新考验,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载起历史重任,探索、总结一套搞好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个重任要求我们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中,不能顺序渐进,而要实现飞跃。

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直至获得真理;从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每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理论总是在其形成和飞跃过程中及其之后,不断地经受实践检验,而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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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61-03

作者:邱景源,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1

20世纪初,处于内忧外患困扰下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并非偶然,有当时的现实条件和深刻的民族心理根源。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证了国人渴求变革自强的历程。进化论让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落后和落后就要挨打,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给人们提供了摆脱落后挨打、走向自强的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那么的契合,更何况,我们传统儒家思想本来就有突出的实践理性色彩和人类大同的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行、扎根、发扬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表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翻译文本的非经典性。中国现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文本并不多,主要有马克思《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导言》)、马克思《思辩构成之秘密》(《神圣的家族》第五章)、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译)、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书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之类的几本著作,数量十分有限。中国学者的早期译介。主要是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性著作、前苏联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的论著为主。其中良莠不齐,掺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逐渐形成了一条比较偏狭的、功利的模式。二是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其一,语言的间接性。中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每一次翻译,既是对原文的创造,又是对原文的偏离。其二,地域的间接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道日本、俄国、并非仅是借道而已,在译成这些国家的语言时,译者也无疑会考虑其读者的文化习惯,其译本也无疑会浸染这些民族的文化意识。三是译介中有所偏重的选择性。在译介的选择中明显偏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中国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由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思想家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倾向于选择阶级斗争内涵比较突出的文本,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也倾向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就在中国扎根,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已成蓬勃之势。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伴而行。从1917年至1937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期间,……受了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碰撞中被激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从1908年王国维发表的《人间词话》,到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出版的一系列《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确立。

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超越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而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中国从现实的功利需要和自己固有的文论传统出发,优先选择了以社会历史内容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者便迅速生长,并进而与前者融合,展开了本土化的历程。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逻辑走向与理论架构,已经大致确定,并最终形成了文艺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

二、与传统文论的契合

20世纪前期马克主义及文艺理论传入中国,随即便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20世纪前期,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就能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呢?一般地讲,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被本土吸收和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一种外来文艺理论入主中国,这既要满足中国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时还应在中国固有文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找到许多契合点,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支点。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有着许多可以沟通和契合之处:没有,富于历史观念,怀有大同理想,充满人际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等等,最重要的是二者都强调理论的实用功效性。注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存在着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修齐治平的理论传统,注重社会功利性,强调要把理论有效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这一理论特色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更加彰显,成为近现代中国在接受任何外来文化和设计自己的理论构架时,最为根本和先在的价值尺度与选择方向。

马克思主义恰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品格。从揭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本质同一性出发,它强调使思想从思辨的水平成为现实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种实践性品格的基本涵义在于,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使历史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性格,非常适合于当时中国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使中国人从中看到了耀眼的希望之光。于是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学说便在中国危机四伏的土壤上迅速发芽开花,成长起来。在当时潮水般涌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是和这样的基本理论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文艺思潮,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输入中国的。

中国传统文论中还明显地带有重视文艺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要求文艺创作积极地介入和干预生活的浓重色彩,从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 说,都强调艺术创作主体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否定批判态度,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文艺作品,这一优秀的理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内在的沟通与共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作品的现实性内容,倡导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和战斗性,主张创作主体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态度,旨在“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从而动摇和破坏旧秩序,建设新世界。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恰恰要求文艺家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斗争之中,充分发挥其宣传鼓动力量。这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在依据和基本逻辑走向,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便大致循此展开。

三、中国化典范――文艺思想

文艺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正式形成,并在文艺领域确立了话语主导权和领导权。文艺思想对一些文艺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和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命题,这些后来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原则,直接影响和规范了以后三四十年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1、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指出,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不能脱离阶级和政治。他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出:“革命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及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文艺建设与整个党的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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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 第167页,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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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朝着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世界化和经济世界化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新全球化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文化日趋多元化。任何现象都有双重作用,文化全球化既为我国文化的创新注入了新因素,秉承“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实现文化大融合,让中国的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同时,文化全球化也给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带来了阻碍,为推崇“和平演变”政策的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扩张带来了契机。中国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文化的激荡。中国如何能够以最佳的姿态去迎接大国文化输出的挑战,实现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是当前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双力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与传播,相互碰撞与吸收。

(一)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时就鲜明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他们也在这里直接地指出了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并肩前进的,只是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程度、时间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尤其是在大工业革命开始后伴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而产生的。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比文化全球化凸显程度较高。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人类的生活、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在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互联网的影响下突破空间限制、发生重大改变。这个阶段文化全球化浪潮进入人们眼帘,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并驾齐驱之势。

(二)文化全球化是满足利益诉求的进程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人们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第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从资产阶级角度来说,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是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的方式推动历史的世界化。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4〕。从无产阶级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无产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党人必然竭力地在世界各地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扩大无产阶级的联盟,通过暴力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国家的利益需求。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对外进行交流的职能。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利益的共同点,也存在利益的互斥点,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各个领域渗透。在历史世界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要想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现代信息化的社会中,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全球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

从外国文化流入中国的角度看,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文化都具有差异性,具有优劣之分。因此,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能起到文化融合互补的作用,在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汲取营养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运用来自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思想,提出了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化以媒体、交通、网络通信等为载体进入中国,其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文艺视角、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等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活力。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随着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性的竞争力。谁能在文化发展上站稳脚跟,谁就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直起腰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彰显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儒家思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向世人宣传着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中国新兴的夫人外交也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端庄典雅,极具亲和力的国民风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处理好中外关系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中国正在盛行的反腐败浪潮,与他国建立的联合反腐机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政府铲除毒瘤、整顿党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本性,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好评。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首先,外来文化对本国社会习惯的消融。在传统节日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逐渐冷淡,西方的传统节日如万圣节、情人节、圣诞节日益闯进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圈。在“食”方面,中国的美食对于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吸引力低于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在“住”方面,中国房屋的构筑大多以小洋楼的模式出现,逐渐“西式化”。在“衣”方面,韩流、欧美风、日系列款式占据主流,中国的传统元素日渐消失。

其次,外来文化改变着国民的社会心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试图通过语言文字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迷惑中国人民的心智。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战略轰击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以达到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瓦解中国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西方国家以先进的媒体、通讯等工具为平台向中国传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准则。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宗教、哲学等各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

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整合、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的策略

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式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提高我国文化的竞争力。

(一)整合中外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提升,我国想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实行中外先进文化的强强联合,推动文化创新。文化的多样性既源于本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源于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燃起的新火花。每一个国家的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都是良莠不齐的。我国既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有选择性的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最终实现“洋为中用,推陈致新”。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全盘否定外来文化的“左”和全盘肯定外来文化的“右”都是错误的。我国必须要警惕、避免这样的危险,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二)扩宽渠道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指外来文化的流入,另一方指本国文化的流出。我国想要在文化实力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既要求文化上的创新,也要求创新文化上的传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我国需要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扩宽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一,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可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量新型开放软件,以人民群众为传播主体,向全球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华。第二,我国可组织权威的专家学者讲解本民族的经典文化,拍摄有关中国先进文化的电视剧、电影和纪录片,并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在重要期刊、杂志的版面定时刊播。第三,我国可在外交方面通过国宴、领导人的言谈举止、夫人外交等细节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此外,我国也可通过民间团体组织、旅游、交通、商业活动等其他方式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

(三)警惕文化侵略、维护文化安全

我们不得不承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历程中形成、积累了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典文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警惕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上演成功。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增强我国文化主导力,构筑文化安全防护墙。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按照十报告中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以各种形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础,旨在增强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抵御不良思想的能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教育、期刊、学报、央视主流媒体等传播媒介,专家讲座、社会论坛等交流形式,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内化为大众的信念,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向大众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需强化他们对文化渗透、侵略的认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我国文化的主导力、国民意识的抵抗维护本国文化安全。

〔参 考 文 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篇13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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