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地理论文篇1

1、运用对比分析促进环境教育

在地理教学中，通过阅读材料、地理图表进行对比分析，可有效促进学生发现环境问题，受到环境教育。如在教学“地球上的水”这一内容时，单从地球上水的覆盖面积、储量、水循环方面来看，可以说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当我们把地球上的各种水体按所占的比例用统计图表进行比较分析，就很清楚地发现其实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资源非常少，加上人类的污染、浪费，可再生的水资源最终也会变成不可再生资源，从而导致地球水资源枯竭。地球上的水除了储量有限外，在地球上的分布也是极不平衡的，通过对各地人均占有的水资源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发现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十分有限，华北地区缺水相当严重，从而引导大家讨论缺水的原因，探讨解决的方法，呼吁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运用对比分析，学生对地理现象的认识更为深刻，环保意识和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2、开展交流讨论培养环保意识

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许多事物的存在既对人类的发展有益，也可能存在潜在的危害。环境问题同样受多种因素制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们对同一环境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地理教学中设计有争议性的问题，组织学生从不同角度交流讨论，让他们深入理解环境问题，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如在教学高中《地理》“新能源”一节时，可结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提出“要不要发展核电”这一争议性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组织讨论。核电站是全世界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焦点之一，有些学生认为核能是一种清洁、廉价、能量密集、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新能源，应积极发展核电站；另外一些学生则认为应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灾难性的核事故、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以为戒，不能忽视突发自然灾害对核电站的威胁和来自具有很高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威胁，应削减或停止核电发展计划。学生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对核电不同的看法，通过争论，能有效加深学生对核能利用问题的认识。

3、运用多媒体激发环保热情

在课堂教学中，对一些地理现象和地理问题只运用讲述或学生讨论达不到形象、直观的效果，很难引起学生的关注。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电视、幻灯、投影、多媒体课件等形式，增加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在讲解自然灾害时，可播放洪涝灾害、沙尘暴、雾霾等一些形象直观的视频资料和新闻报道，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类破坏环境所导致的恶果，然后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分析形成灾害的根本原因，引发学生思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进行防范和治理。多媒体能以图文并茂、声像俱佳、动静皆宜的表现形式，增强学生对抽象地理知识的理解，从而将课堂引入全新的境界，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思维活跃，能积极参与讨论、探究解决环境问题、保护环境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课堂教学，我们就可以把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感性认识有机的结合起来，达到增强学生环境意识、激发环保热情的教学效果。

环境地理论文篇2

确定地质环境质量的标准是地质环境恶的易发程度和良的易开发程度两个方面。结合勘查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潜水位埋深、富水性、煤层埋深、植被覆盖率、沙漠化土地类型、水土流失强度和水质，划分为地质环境质量良好区、较好区、中等区、较差区四个等级。

2．地质环境质量结果

该区内，上部主采4－1煤层埋深211．58m－589．20m之间，以良好型为主;潜水位埋深恶化型为主，富水性以恶化型为主;植被覆盖率25%～70%，以较好～良好为主;水质一般较好;土地沙漠化类型及水土流失强度以中等－较好为主，因此，评价区地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结果总体以中等至较好类型为主。

(二)主要环境地质问题防治措施

防治环境恶化必须以开发煤炭资源为核心，“防”和“治”相结合，以“防”为主。

1．水土流失

施工前编好水土保持方案;固定施工便道，减少对沙土植被破坏;煤炭开发造成的开挖面、取土面、施工场地等破坏原有地表植被，用完后及时种草，合理规划煤矿弃土堆放、排渣等，充分利用天然洼地铺放弃渣，植树种草。对工业场地、居住区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加强植树、种草，减少裸地面积，缩小风蚀水蚀面。在防治重点上基建阶段适当加大治理力度，生产阶段侧重于管理维护，应统一规划，分期实施，逐渐形成坡林草、沟坝堤防护体系。煤层开采时，增多增大预留保安柱，以减少导水裂隙带的高度，使地下水不受到较大影响;使用井下排水灌溉农田和人工草林地，以弥补由地裂缝潜水位下降对地表植被生长造成的影响;建议采用水砂胶料充填法采煤或留设相应的安全煤柱，以减少甚至不发生地表变形为目的，保证区内的水源地不受到破坏。

2．矸石堆放

矸石尽可能放置于未有地下水存在的低洼处。谨防矸石自燃，减少残煤量，在排矸石过程中及时洒水以免扬尘，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积极做到矸石再利用和资源化。据西安煤研院《煤矸石肥料研制试验报告》和国外资料介绍，适宜研制肥料的煤矸石为炭质泥岩、粉岩和页岩类，在这类岩石中，一般有机质含量为20%－39%，pH值5．7－7．1，氮含量为0．20%－0．33%，并含有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微量元素(B、Cu、Zu、Mn、Mo、CO等)，这些含量要比矿区相对贫瘠的土壤含量高得多;作为公路、铁路筑路路基铺垫材料，国内鹤壁矿区利用煤矸石修筑专线铁路路基17km效果好，公路路基在各矿区都曾采用过;作为水泥、制砖的原料、燃料，代替黏土和燃煤;利用煤矸石提取和生产化工产品;煤矸石中的热能资源(矸石发热量6．7MJ/kg－8．39MJ/kg)，可作为沸腾炉燃料用于发电等。

3．水质污染

把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生产过程中的废水、生活垃圾、矿坑水等建立水污染综合治理规划方案，加强水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合理利用环境自净能力及净化后的污水，加强人口比较集中地区污染源的控制，压缩污水排放量。

4．煤炭洗选废水的防治

对于井筒及矿坑中的较为洁净的水另行修仓储存，作适当处理后即可作为生活饮用及工业用水;对生活废水及井下排水投加混凝剂沉淀或采用系统工艺沉淀池进行沉淀后回用或排放，既做到水资源化，也避免了水循环污染。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风积沙，它不仅具有透水能力，且具有吸附性的作用，故可利用它实现对污染水的净化。

环境地理论文篇3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环境地理论文篇4

1.批判性原则。

环境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放肆开采和对后期环境污染现象的冷漠，因此给学生带来很多误区。在课堂上，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互动，教师需引导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观察和讨论。例如，污水排放，工厂污水未经净化直接流入当地河流湖泊，往往带来水质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许见怪不怪，对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其中缘由。

2.区域性原则。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性政策的约束，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与环境特征有很大的差异，68.8%的人口聚集在仅15%的土地面积上，人口分布呈现“西疏东密”，地形起伏平缓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聚集了大多人口，高海拔地区和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甚至有无人区存在，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自己家乡的人文和自然地貌环境，了解自身所处区域的特点。

3.实践性原则。

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遵循直观性和参与性原则，英国科学家卢卡斯曾提出，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是课堂知识的延续，也是合适的实践对象，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要从当下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的方式对学生的习得才有意义。实践中，学生可以体验当下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增强参与感，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三、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地理教材大都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从自然地理入手，逐步深入讲述至人口、城市与区域经济，人资环经济学的学科理念始终贯穿着地理教育的过程，地理教本的大多数章节也都是围绕人资环经济学展开，明确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对地理学科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1.情感价值目标。

学习人资环经济学相关模块是了解国情的过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仅矿藏而言，已探明的168种中，我国有151种，其中钛、钒、镁等居世界储量首位；文化景观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皆有其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独一无二，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环境问题和人口发展政策往往是平常社会热点，通过此课程，学生应尝试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国家政策，和基于此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未来发展动向及趋势。

2.地理知识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育要求学生可以掌握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基础经济学理念，学生对这四个要素的理解应不是简单的拼接记忆关系，而是将我们生活的环境看成一个系统，人口置于其中与地球环境不断互动，自然资源为人口的增长和繁殖提供可靠的基础，但当人口增长过快或总量超过一定阈值，又反过来对资源带来破坏，甚至是环境污染，动态的观念有利于学生加强对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环境问题的理解。

3.落地行动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实改变学生的行为。人口方面，我国人口发展与国家政策连接很为紧密，例如，“计划生育”的提出，使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育率持续降低，把人口总量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高中生是十年后的重要劳动力，也是核心生育人群，了解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思路，有助于未来政策更好地落实。其次，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于人是主动的一方，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消耗资源，也可以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人资环经济学的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四、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途径探究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仍应是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以讲授法传递知识，如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模式以及其地区间差异这类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解释清楚的专题，仍以讲授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应照本宣科，而可以结合幻灯和视频等多媒体，多方位教学。

2.野外观察。

野外观察是较为直观的教学方法，对环境教学很适用，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知识，通过野外观察可以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教师在过程中需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例如，看到水污染时可以讨论水污染的可能源头有哪些、为何有些企业知道水污染的严重性仍然会直接排污、水污染对人类发展、当地环境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人资环经济学的诸多模块知识在讨论中得以巩固。

环境地理论文篇5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环境地理论文篇6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环境地理论文篇7

汀江流域位于闽粤边区，并与赣南接壤。域内包括福建省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5县和广东省的大埔县，其中福建5县历史上都为汀州所辖。该区域除连城县为“非纯客住县”之外，其余都是“纯客住县”［1］94，即当地居民几乎都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极富特性的一个族群：其民族属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鉴别中才被最终认定为汉族［2］100，但客家人的汉族认同却比其他族群要强烈；该族群至迟在唐宋之前即已集居于汀江流域一带［1］94，但客家人却习称河南的光山、固始、灵宝及陕西的渭南、商城、山阳等地为其先人之祖地［3］24。另外，客家文化被认为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但事实上其文化却具有鲜明的非农本主义甚或返农本主义倾向，还有容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的特征，这些为客家族群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客家的人种起源和形成背景，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在闽粤边区保存了古代中原汉族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既区别于少数民族，又不同于汉族其他族群的汉族客家民系这一观点，最初由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历代北方汉族移民何以能在闽粤边区保存古代中原汉族文化？罗香林的结论是：该地区“山脉绵延”，“交通难阻不便，外地人难以入侵”，所以这里的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能够在人种上“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1］73，而且“比较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1］106。围绕客家的人种起源是否以北方汉族移民为主体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经久不息，但在把客家族群的形成归结为闽粤边区地理环境闭塞这一点上，客家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然而问题是，用地理环境的闭塞性或许可以解释数量不多的移民何以能保持以母语为主的文化，但毕竟无法说明历史上为何有大量移民集结于闽粤边区，更无法解释作为闽粤边区地域文化集团的客家族群具有强烈的汉族认同、非农本主义倾向以及海洋文化特点等的理由。

这样，闽粤边区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状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笔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汀江流域客家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4］41-290，这个以交通史和产业史为线索，重新检证汀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作为这项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并非闭塞之地，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居交通要道，还是铜铁、林木、烟草和纸张等的重要产地。

笔者的研究主要受下述先行研究的启发。一是中川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川氏曾明确指出，整理唐代以来闽粤赣边区的社会经济史料，是弄清楚客家的起源及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5］96-102。受此影响，笔者的客家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客家形成地的产业变迁及其地理环境的背景。二是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谭氏制作的宋代福建地图和宋代广东地图上有矿场分布的标示［6］34-35，这些标示成为笔者研究矿业与客家族群形成之间关系的契机。三是宫崎市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成果。宫崎氏指出上海开埠曾引起“旧交通路废弃，新交通路兴起”的“交通大变革”，并根据这一视角解释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7］36-48，受这一研究的启示，笔者认识到要把握客家族群形成的自然背景，必须先弄清汀江流域在交通史上的地位与变化。

二、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交通与地理位置的特点

据地方志记载，历史上汀江流域河流密布［8］《山川》三。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这些河流构建了当地天然的交通网络。这里通过考察当地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以及连接当地与其他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的状况，探讨该地区在上海开埠前旧的交通路上的地位。

1.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

（1）汀江水系。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属于韩江上流。其主流源于宁化县木马山，南流至大埔县三河堤，与梅江合流为韩江，全长200余公里。主要支流中，最大的是濯田河、桃溪河、旧县河、黄潭河、永定河和金丰溪。

汀江主流自木马山发源后，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迂回，经40余公里至长汀县庵杰乡大屋背村，从一处名之“龙门”的地点流出，始称“汀江”。汀江主流穿过汀州城，经策武、河田、三州，在水口村与濯田河汇合。濯田河源自长汀县古城镇元口村，全长60余公里，有支流近160条。汀江主流与濯田河汇合后继续南流，在武平县湘店乡河口村与桃溪河合流。桃溪河发源于武平县大禾乡贤坑村，全长30余公里，武平县北部大小河川几乎都是桃溪河的支流。与桃溪河合流后的汀江主流，流量增大，河面加宽，南流至上杭县临城乡与旧县河合流。旧县河发源于连城县曲溪乡黄胜村，全长110公里左右，较大的支流有20余条。绕上杭城三面迂回之后，汀江主流继续向南流入永定县境，在洪山乡河口村与黄潭河汇合。黄潭河发源于上杭县古田镇笔架山，全长约140公里，蜿蜒流经上杭、永定两县数乡镇，较大的支流有30余条。继续南流的汀江主流在永定县仙师乡又与永定河汇合，长约90公里的永定河源自永定县坎市镇竹子炉，较大的支流有40余条。发源于永定县苦竹乡的金丰溪在永定县境内长约60公里，于大埔县茶阳镇融入汀江，主要的支流约有15条。

（2）汀江航道。自古以来汀江水路就是人们把山区的产品运至沿海平原，又把沿海平原和海洋的产品送往山区的交通干线，然至端平三年（1236），为方便“官盐”的运输，政府清理河道，开通了汀江航道，使这条水路交通线变成重要的“官道”。绍定五年（1232）前，根据政府规定，当时汀州6县居民中，长汀、宁化、清流3县居民食“福（州）盐”，上杭、武平、连城3县居民食“漳（州）盐”。从福州至汀州，交通不便，途中费时颇长，以致食盐质次量不足，“福盐”额度为“每年八中纲”，但“实搬到盐四中纲，多至六中纲”［8］《税赋》。因此，汀州及其邻近的虔（赣）州一带，盐价高腾，两地居民常常苦于“食盐不足”。而另一方面，与汀州一水相连的潮州一带却为盐的产地，于是当地居民中从事食盐走私者辈出。据史料记载，每到秋冬季节，走私贩盐者数百成群，往来于虔汀漳潮徇梅惠八州，成为当地治安的一大危害［9］卷196《嘉七年二月辛巳》，致汀州政府就此多次向朝廷奏请，“更革”食盐配给路线。胡太初在《临汀志》中记载，“前长汀县宰刘元英为检院申请，欲令汀民与长汀、宁化、清流并照上杭、武平、莲城体例，改运漳盐。郡守赵崇模申请谓搬运漳盐，系遵陆路，恐脚夫有改，反为一方之扰，莫若改运潮盐。绍定五年，准尚书省札，从本路郑转运之请，许本州及诸县艰于运福盐者改运潮（盐）。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诸监司移文潮州，立定体例”［8］《税赋》。端平三年，为便于作为“官盐”的“潮盐”运到长汀，长汀县知事宋慈炸除暗礁，疏通河道，开通了长汀水口至上杭回龙间的汀江航道［10］273。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府知事陈洪范整治回龙滩，使汀江主流长汀水口至永定峰市段全线开通［11］369。但峰市至大埔石市之间的河段有暗礁乱石密布的棉花滩，如当地谚语“十里棉花滩，江水天上来”所形容，那里船只无法通行。

从汀州城到三河堤，汀江航道总长度约为225公里，根据河道情况可将其分为四段。一是汀州城至上杭城，约120公里，此段河面较宽，流速较缓，普通船只较易通行。二是上杭城至峰市，约60公里，此段因河床较窄且倾斜度较大，水流湍急，船只航行比较危险。三是峰市至石市，约10公里，此段船只无法通行，货物往来只能靠陆运。四是石市至三河堤，30余公里，此段河道条件较好，普通船只可顺利航行。

（3）汀江流域内其他水系。汀江水系之外，汀江流域各县境内还有其他水系河流，其基本情况为：长汀县境内有闽江水系的陈连河和童坊河以及赣江水系的古城河［10］74-76；连城县境较大河流有8条，3条属汀江水系，4条属闽江水系，1条属赣江水系［12］102-104；武平县内汀江、梅江和赣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40.5%、54.1%和5.4%［13］100-102；上杭县总面积的95%以上为汀江流域，其余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4］98；永定县内汀江流域面积所占比例更高，达97%以上，其余也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1］86；大埔县内汀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不大，主要为梅江流域或韩江流域。

上述汀江及其他水系的河流大多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且险滩较多。尽管如此，历史上这些大小河流构建起连接汀江流域内各乡村以及与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其中汀江主流则犹如主动脉。

2.汀江流域与外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在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中，下述四个方向的交通路线最值得关注。

（1）潮汕方向。汀江—韩江航道是汀江流域与潮汕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江航道在三河堤与韩江航道相接，从三河堤沿韩江南下130公里左右可抵达潮州，再航行60余公里即至汕头。汀江流域一带至今还流传“上河八百艘，下河一千艘”的谚语，这是指汀江—韩江航道上几乎总是有一千七八百艘船在航行。但关于其具体含义，有人解释为往汀州城方向的约800艘，往潮汕方向的约1000艘；也有人解释说是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800艘船在航行，石市与潮汕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1000艘船在航行。不管何种解释，它都反映了历史上汀江—韩江航道上运输繁忙的景象。据东亚同文书院1910年的调查记录，当时航行在汀州城至峰市之间河面上的船只，平均每里约有两艘［15］卷14。按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长180公里计算，这一航段上即有700多艘船在航行。参加这一调查的东亚同文学院学生留下的调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依稀可见昔日繁华昌盛一大府城的风采，然掩饰不住今朝的衰颓和中落。”［16］212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清末民初时期，汀江航道上平均每里河段就有二艘船在航行；二是清末民初之前，汀江航道上交通运输更加繁忙。

汀江—韩江航道之外，汀江流域与潮汕之间的主要水路还有从永定码头经茶阳到潮汕以及从武平码头经松口到潮汕这两条。历史上，武平至潮汕的水路曾经非常方便，武平境内的中山河—中赤河—下坝河流入广东蕉岭后与石窟河合流而汇入韩江。正德十二年（1517）以前，当地居民利用这条水路与潮汕地区进行物资交换。就在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镇压闽粤赣边区农民起义后，为防止新的农民运动，封闭了下坝河以下七处河口。但即使这样，当地居民还是充分利用这些水路，或用木筏往返运输生活物资，或把木头、竹筏直接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至潮汕［13］263。另外，上杭、武平与潮州、惠州一带之间还有许多陆路，据清人杨澜记载，此种“小径”达数十条之多［17］卷2。

潮汕一带，自古以来就利用海路与外交往，自明以降海洋贸易愈发盛行，北至“乍浦、苏松、天津、关东”，南达“香山、崖山、高、雷、琼、崖”，并“与朝鲜、琉球、吕宋、安南、占城、满刺迦、擢罗、日本如邻人互通有无”［18］卷14，卷38。

（2）梅江流域及粤东北方向。汀江与梅江在三河堤一带。从三河堤沿梅江航行80余公里，可到梅州城。在梅州城沿梅州官道往南，可与潮汕官道相接，在很少取海路往来华南华北的时代，人们大多通过这两条官道往来于潮汕和华北之间；从梅州城沿水路往南，可至汕尾，在那里能出海；从梅州城往西70余公里，可抵达兴宁城［19］483。兴宁城是闽粤赣边区交通要道的枢纽，古来就是三省重要的物产集散地。从兴宁城经70余公里水路或15公里左右的陆路都可到长乐［19］484。出长乐越过岐岭到龙川，在那里可利用东江水路到韶州。韶州为粤湘赣边区交通要冲，从那里可至郴州。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横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路中，从长安经襄州至郴州，然后经韶州到广州的“郴州路”，是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最重要的南北通道。另外，从韶州越过大庾岭到赣州的“大庾路”与“郴州路”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它在开元十六年（727）经修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商道［20］8-10。据《宋史》蔡挺传记在，仁宗年间（1022-1063），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其兄广东转运使蔡抗从大庾岭山脚往上15公里铺设砖路，并从大庾岭到广州的驿路两边都种植松树。这个传说从一个则面显示了这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3）赣南方向。汀州—瑞金通路是汀江流域与赣南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州城与瑞金城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二条，瑞金一带的人称之为“东路”和“东北路”，长度分别约为40公里和45公里［21］。从瑞金城沿贡水航行50余公里至会昌，再航行80公里左右抵达于都，在那里继续去水路北上，经宁都至鄱阳，可连接长江航道。而若从瑞金城往西可至赣州城，在那里沿赣江经吉安可连接长江航道。在上海开埠前，从广东往北去几乎都要走这条赣江—长江航道，但上海开埠后，广东北运的货物大都改取海路到上海，走赣江—长江航道的减少了70-80%［22］274。另外在赣州，若沿章水往西约60公里即抵达大庾岭，翻过大庾岭可到粤湘赣三省的最大物产集散地韶州。［22］301-305

（4）漳州方向。从汀州城经陆路去龙岩，换水路至漳州。或者，从永定城经3天的陆路和1.5天的水路抵达漳州［11］368。这两条交通路线是汀州流域与漳州之间的主要通路，尤其在汀江航道开通之前，它们也是汀州流域与外地之间的主要商道。明代初期，朝廷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但泉州百姓因在元代时深受色目人的欺压，所以反色目人的情绪非常强烈，在这一背景下，漳州月港和福州港取代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23］90

3.历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点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称之为山泽之国，然仅汀州处于万山”一句所示［24］卷3，该地域山脉绵延，险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就有不少，还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长汀县，就地型而言，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台地5种，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另一方面，则如上所述，山区的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航道与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连接起来，在经济上成为海洋经济“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交通大变革”前交通要道上的连接点。如前所述，交通路线把汀江流域与韶州、赣州、潮州等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交通要冲相联结。韶州在唐代以后，随着华南地区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一个要冲；赣州由于宋代在开封和临安建都，也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连接地［19］37；进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带的民间海洋贸易越来越繁荣，特别是随潮汕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汀江—韩江航路”和“汀州—瑞金通路”连接而成的交通运输要道在全国交通网络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连接汀江航道与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陆路通往瑞金、赣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韩江航道交汇点的大埔，是这段交通运输要道上的四个纽结。

上述特点也把汀江流域与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闭塞的山区明显区别开来。

三、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特点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汀江流域中转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自然资源特点

这里从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特点作一概观。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这种耕地面积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资源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总面积的比例很低，且单块盆地和河谷面积也很小。如长汀县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且其中适合于农耕的盆地极少，只有全县面积的6.59%；盆地大多狭小，面积最大的城关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10］63-67。在汀江流域各县的县志中随处可见的“岭岭相叠，山比田多”、“山多林密，然耕地只居一二”这类记述，即如实反映了这种耕地面积比率极低的实际状态。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再一个特征是耕地严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该地区人均占有可耕地数“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和福建省同一时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25］159。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林茂密之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受惠于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人口也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139户，150484口［8］《户口》，就户数来说，已接近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33%。推动这一城市发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当时该地矿业的兴盛。在汀江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矿业也是最为重要的动力。汀州人口从元和年间（806-820）的2618户到元丰三年（1080）增长为81454户，到开庆元年进而增长至223432户、532681口［8］《户口》。作为人口激增的社会性要因，除了先住民中编户有大量增加之外，另就是外来移民大批迁入。通常，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部有大量流民产生，二是本地要具备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条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黄巢之乱引发大量流民，而闽粤赣边区远离战地且外地人难以入侵，犹如“世外桃源”。但如上所述，以汀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边区耕地资源匮乏，宋时又处在刀耕火种依然十分普遍的阶段，仅靠农业，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外来移民的吃饭问题。而如果对照汀江流域的人口变动与矿业的发展状况，则可见人口的激增与矿业的繁荣在时期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汀江流域虽为山区，但在历史上因“汀江—韩江航路”而和民间海洋贸易盛行的潮汕地区相连接，进而通过“汀江航路—汀州瑞金通路”，成为以赣州为中介的潮汕地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运输要道上的一个连接点。汀江流域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带来繁荣的中转贸易，而且使它利用特有的山区自然资源成为海洋经济对外输出的产品生产基地。汀江流域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地理环境，与“闭塞性”无缘，甚或可说具有“开放性”。

根据以上对汀江流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笔者想就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指出两点。第一，从连接汀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看，闽粤赣边区和粤湘赣边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圈。这里值得注目的是这个交通圈内大多数地方的方言，在言语学分类上是被称作为客家语的。根据这个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家的形成与其说是历代移民在封闭的深山维护自己固有语言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这个交通圈内的居民在互相交流基础上形成共有文化过程中的产物。第二，中国大陆与汀江流域具有相同地理特征的只有梅江流域，而在母语及民族认同方面与汀江流域居民最为接近的也是梅江流域的居民。由此可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地理环境与客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和共性，因此在研究客家形成的背景问题上，实有必要对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所具有而其他地域所无的山海联结之地这种独特地理环境加以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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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东.客家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环境地理论文篇8

（1）立足于地理教材，渗透环境教育高中阶段地理所涉及知识范围广，学科深度较浅，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在地理教材中有很多关于环境方面的知识，比如，大气、温度、海洋、陆地、矿产资源等等，此外还包含农业、工业、城市以及交通等人文环境方面的知识，可谓是对环境知识阐述的较为详尽。广大高中地理教师应善于发现地理教材中的环境元素，通过课前备课巧妙地将环境教育融合到课堂教育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地理学科知识的同时不自觉地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他们对环境保护的热情。例如在课堂教学中对于大气环境保护章节的学习，教师应对课本知识内容进行拓展，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哪些是对大气环境破坏的行为，哪些是保护大气环境的良好习惯，让学生在课堂共同探讨大气环境保护问题中明白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引发他们保护环境的欲望，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此外，地理教材中关于人口问题等方面的知识涉及的也比较多，教师应根据生活实际，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人口调查活动，让学生从人口调查活动中切身感受到人口危机问题，可有效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综上我们可以发现，高中地理教材中同环境教育相联系的知识内容较多，教师应善于发掘教材中的环境教育元素，同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充分地利用地理学科特点，让学生在学习中理解环境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

环境地理论文篇9

淮南煤田煤层赋存于淮河及其冲积平原之下，第四系松散层厚20～483.5m，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厚。属水体下开采的矿区。

矿区大气降水及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分布不均，浅层地下水水质良好，水源充沛，补给条件较好，目前矿区利用地下水不致引起地面沉降。

矿区开发引起地表塌陷下沉，扰乱水系，损坏耕地、村庄、河道、提防及其它建筑物受到破坏。矿区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地面塌陷、固体堆积占地与污染，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

1.2地表塌陷淮南矿业集团所属9座矿井、工业和生活居住等地面设施占地2624.2公顷（39363亩）。

9座矿井矿区总面积为301.12km2，截止2004年9月底开采塌陷面积达62.10km2，占矿区总面积20.59%。其中又有约17.7%为积水区，即积水累计总面积达10.97km2。积水范围随降雨量大小而变化。

随着煤矿开采的延深和规模扩大，塌陷范围逐渐扩大，据1997年以来的统计，1997年1月至2004年9月塌陷区增加了24.8km2，年增长率为5.15%。

开采塌陷区尚有15个村庄正在或有待搬迁。

开采塌陷区内，地形、地貌改变破坏了水系，影响河堤长度为15.1km，灌溉渠道5.9km，影响铁路线长度7.41km。

1.3固体堆积物

1.3.1煤矿开采，每年要排放大量的煤矸石，选煤厂也有相当的矸石排放，电厂排放粉煤灰。造成固体堆积物占地和环境污染。

据初步统计，目前现存矸石山（场）23处，占地63.9公顷（906亩），固体堆积物总量为1898万m3。

1.3.2淮河以南的矿区，煤层倾角较大，多煤层联合开采，全部煤层开采后下沉量大，一般在10m以上，最大下沉量达18m。塌陷盆地积水深浅不一，农民进行粗放式养鱼。可耕地的质量下降，造成农业减产减收。

淮河以北广大矿区，煤层倾角平缓，基本属单一煤层方式开采，回采后形成碟形塌陷区盆地，最大下沉量达4.5m，地下水埋深较浅。因此，盆地中间积水，积水范围大小受降雨量控制，变化比较大，盆地的边缘下沉量小呈缓坡地仍可耕种，但不宜种水稻，造成农业减产，盆地的边缘带与积水区之间，地面坡度大，水土易流失，基本上为弃耕绝收地带。

1.4地质环境改变对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1.4.1对大气的影响煤矿生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瓦斯，瓦斯气是一种有强烈温室效应的气体，瓦斯气向大气牌坊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给空气造成污染。

1.4.2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煤矿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和矸石堆积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质量下降，农业减产，造成农村搬迁。

1.4.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煤矿开采造成地表塌陷，矸石成山，导致市容脏乱差，影响市民生活，制约城市发展。

1.4.4对煤矿企业的影响为了减少村庄和城镇搬迁，降低生产成本，煤矿企业不得不改变开拓布置方式，甚至放弃准备煤量，影响了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制约了企业自身发展。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原则

2.1以人为本、防灾减灾所有的地质灾害，直接或间接的对矿山职工和矿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矿山环境治理首先要保证矿区免遭矿山开发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的危害，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2.2因害设防、综合治理针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特点、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采取拦、排、护、整、填、植等方面的综合治理措施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

2.3注重效益、分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应遵循生态社会效益优先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区别不同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同时根据资金情况、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危害大小、轻重缓急，分期、分阶段进行治理。

2.4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矿山环境治理只有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才能达到矿山环境治理的最终目标。各种工程措施只要配置合理，就能根治地质灾害。但其缺点是投资过大，而生物措施恰好弥补工程措施的缺点，其投资较小，能改善小气候的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矿山环境治理中。

3矿区地质环境治理的基本设想

淮南矿区地处华东，是富饶的淮河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土地十分珍贵。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地质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法规制约。因此，煤矿开采地质环境的恢复引起了各级部门和煤炭企业的重视。塌陷区回填复垦是煤炭企业、地方政府和矿区农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不塌陷影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不良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淮南矿业集团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示范工程项目。

实施示范工程的指导思想：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变害为利，企业、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紧密合作，中和开发现代化生态企业，建设小康型农村。

“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煤矿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土地的破坏十分严重，是一个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

《环境保护法》、《土地法》和《矿产资源法》等国家法规，都要求矿山开采保护地质环境，实现治理恢复“占补平衡”的最终目标，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我们将吸收有关兄弟单位回填复垦试验的成功经验，结合淮南矿区的具体地质环境，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技术政策，实施示范工程项目。主要项目有：谢李示范工程，塌陷区回填后作为城市绿化地、改善生态和小气候；张集示范工程，结合农村搬迁、小城镇建设、改变农业结构相结合，由单纯的种植，变为种植和水产养殖、农鱼产品加工相结合的农业结构。

4结论

环境地理论文篇10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1]胡双发，王国平。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5）:91-96.

[2]邓志强，罗新星。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环境地理论文篇11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部，毗邻福建，南临大海，主要区域包括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潮汕文化历史悠久，这块仅占中国国土一千分之一的土地上孕育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潮汕文化形式多样，从具体内容上划分，包括潮汕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歌册和舞蹈、潮汕工夫茶、潮汕民俗、潮汕农艺、潮汕工艺、潮州菜和潮汕小吃等等。

在潮汕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地理因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将从地理环境对潮汕文化的影响方面入手，论述潮汕文化的特点。

一、潮汕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地理环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具体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物产资源、人口等因素。归纳起来，潮汕地理环境主要有以下特征。

其一，适宜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潮汕地区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其中平原3000多平方千米。虽然山地和丘陵面积超过一半，但潮汕平原土壤十分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但由于大陆性气候和海洋的双重影响，潮汕地区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潮汕地区的农业生产迄今已经有3000余年的历史，历代南迁的北方移民不断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进步。

其二，半封闭半开放的地理环境。潮汕地理环境突出的特点就是半封闭半开放。从整个广东地理环境来看，南岭的隔阻已经使广东长期以来成为中原王朝流放官员的蛮夷之地，潮汕不仅跟北方省份隔离，而且跟省府所在的珠三角地区也难以通行。但在向北封闭的同时，潮汕地区南靠南海，拥有325.6千米的海岸线，还有汕头港、柁林湾、广澳湾、海门湾、南澳港等多个优良港湾，海运条件非常优越。这成为近代以来大规模向东南亚移民的地理条件。

其三，北方移民带来的人地矛盾。宋朝以前，潮汕地区长期地广人稀，直到韩愈刺潮时，潮州大概还只有一万户人家。南北朝之后的历次中原战乱，都给南方带来大量移民，潮汕地区因为人口密度小、土地肥沃、远离战乱而成为难民的迁徙地，到南宋末年的“淳v六年，潮州实际人口数可达到611991～679990人”。清朝建立以后，潮州人口逐渐超过百万，到民国已达数百万之巨。解放后，潮汕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各县市人口密度极高，这也成为近代以来潮汕人大规模出海谋生的经济原因。

二、传统儒家文化在潮汕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很多外地人跟潮汕人接触后，都会有一个相似的评价：潮汕人很传统。他们所说的“传统”，多指的是文化上的传统，而这种文化，就是传统儒家文化。

历史上，百越文化作为潮汕地区的本土文化，在一千多年的移民和汉化过程中逐渐消亡，退居次要地位，现在仅在某些民俗文化中可见其端倪。潮汕面向大海，海洋对潮汕地区的文化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但在明清以前，潮人出海没有形成很大规模，明清两朝又实行严格的海禁，留在潮汕的潮汕人更多的还是秉持安土重迁的传统。所以，长期以来，在潮汕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能在潮汕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跟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其一，与中原相似的农业经济基础。如前所述，潮汕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农业生产，而且潮汕地区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长期以来经济上主要仰赖农业，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相似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要求安定，安土重迁，自给自足，在相似的经济土壤下，北方移民移居潮汕后，在中原产生的传统儒家文化在潮汕也能够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其二，传统儒家文化是北方移民和流放官员带来的中原强势文化。历史上的中原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历代流放到潮汕的官员，像常衷、韩愈等流放官员，都在潮汕大兴儒学。北方移民和流放官员给潮汕地区带来了两个影响：一个是汉化，移民人数逐渐超过本地土著，经过民族融合，潮汕发展成“海滨邹鲁”，文化上越来越接近北方；另一个是传统儒家学说相对于本土的百越文化是强势文化，更为先进和发达。这样，潮汕文化形成以传统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体系。

其三，长期以来文化传入的单向性。从地形特征来看，潮汕地区好似一个上窄下宽的漏斗，北方移民多从福建辗转来到潮汕，文化的传播也主要是自北向南，缺乏其他途径的文化传播。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封闭和海禁，近代以前，从海外也难以传入其他足以跟儒家文化抗衡的强势文化，无法撼动儒家文化在潮汕文化中的主体地位。长期以来文化传入的单向性使儒家文化在潮汕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三、海洋为潮汕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潮汕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唐宋，《汕头市志》记载：“唐代潮州（海阳）外国船舶已有到潮州口岸停泊装卸易货，也有潮人抵达暹罗。”明清时期，随着潮汕地区人口剧增，政府又实行严格的海禁，冒死出海谋生的潮汕人大增。鸦片战争后，海禁名存实亡，《北京条约》又允许华工出国，掀起了潮汕人移民海外，主要是移民东南亚的高潮。到现在，海外的潮汕人达到一千万，基本等同于潮汕本土的人口。

潮汕是沿海地区，又有大批潮汕人出海谋生甚至定居海外，故而对潮汕人来说海洋是第二个故乡，它带来与儒家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影响。这种海洋因素的加入，有的学者直接称其为“海洋文化”，也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向型的大陆农业文化，文化结构中缺乏海洋的因素。潮汕文化中的海洋因素，对主体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冲击和补充。海洋为潮汕文化带来的影响，笔者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与高度的团结精神。潮汕人出海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又被政府斥为天朝的弃民，不允许回国，可以说没有退路。海上的风雨颠簸，异乡的艰难困苦，锻炼了潮汕人不屈不饶、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让潮汕人在海外站稳了脚跟，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像李嘉诚、陈慈黉、谢慧如、蚁光炎这样杰出的企业家。同时，海外险恶的环境也让潮汕人空前团结起来，在海外，几乎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潮汕的同乡会，潮汕人曾被称为最团结的群体，实是生存压力使然。

其二，重商传统与功利心理。潮人重商，举世闻名，并因此得到“东方犹太人”的美誉。潮汕人重商的传统，从地理因素来看，一方面是处于商旅辐辏之地，更主要是单纯的农业生产不足以谋生，不得不依靠广阔的海洋。另外，长期在狭窄的生存空间中挣扎的潮汕人，对利益有更深刻的理解，善于精打细算，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功利心理，有一句潮汕俗语叫“百赊不如五十现”，即追求实在的、现实的利益，深刻反映了这种功利心理。

其三，海洋成为潮汕文化的海外延伸。学者们在给潮汕文化下定义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能不能用地域作为潮汕文化的界限。中国很多区域文化，像巴蜀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区域性都很强，出了这个地区就不属于这种文化。但是，海洋的影响让潮汕文化脱离了区域的界限。如果只以陆地为界限，那么广大的潮汕海外侨胞就被排除在潮汕文化人群之外，而海外潮人在文化上一直坚守儒家文化和家乡习俗，这种以区域为界定的方法明显不科学。更多的学者，像杜松年、黄挺、林伦伦、吴勤生等，主张以潮汕族群，或者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如潮汕话）作为潮汕文化的范围，这样就涵盖了本土和海外的潮汕人。

四、无处不在的“精细”特点

林伦伦和吴勤生在《潮汕文化大观》中提到潮汕文化特点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字：“精细”。我认为这个提法精准，很好地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髓。

精细，一个是精明，一个是细致，反映为做事情一丝不苟，与人交往细腻周到，为人处世务精益求精。这种特点，体现在很多潮汕文化现象里。

农业技术，潮汕人的精耕细作可以用“绣花”来形容，而且将土地利用到了极限，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潮汕工夫茶，从选择茶叶盒器皿开始，前后十道工序，其精致和浩繁，完全可以媲美日本茶道；潮州菜和潮汕小吃，潮汕的刺绣、木雕、石雕等，无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以精致纤细为美；潮汕人经商，精打细算，讲求诚信，擅长于放长线钓大鱼，但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份利益都计算得极为精确。

潮汕文化之所以形成“精细”的特点，与地理因素同样有很大的关系。半封闭的生存状态，狭小的生存空间，潮汕人好像被挤压在一个小小的罐头里一样，人与人的距离贴得很近，不精细难以生存，不精细难以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

表面上看，潮汕文化好像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潮汕人既依恋故土，又勇于闯荡；既淳朴热情，又精明强干；既封建保守，又洞达开放；既慷慨大方，又精于计算。其实，潮汕文化呈现出这种看似矛盾的特性，正是独特地理环境下，平原的传统儒家文化与海洋的开放性文化相互冲击交融的结果。作为主体的儒家文化，培养了潮汕文化中淳朴敦厚、忠孝仁爱、安土重迁的文化特点；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化，则练就了潮汕人勇于开拓、精明强干、善于经商的开放性特征。在这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相互融合下，孕育了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潮汕文化。

参考文献：

[1]吴勤生，林伦伦.潮汕文化大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陈泽泓.潮汕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陈骅.海外潮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环境地理论文篇12

2 应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影响的策略分析

（一）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加强地质水文的勘查分析。在进行地质水文建设之前，首先采取实际调研的方式切实了解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潜在影响，在勘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预备方案，采取对应措施进行有效防范。其次要做好地质工程建设的安全规划与部署，积累相应的地质环境水文地质资料，做好前期的影响与成本预算分析，一方面保证水文地质建设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保证地质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二）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降低地质环境的二次伤害。水文地质工程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工程监督与管理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保证管理到位，建设可靠。目前我国水文地质工程在开展实施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水文地质环境受损严重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积极做好工程资金的合理分配，采取最优化最环保的施工方案才能保证对地质环境的危害停留在最小范围内。

（三）创新技术手段，走生态环保建设发展之路。科技的不断发展，为我们走生态建设环保建设之路提供了可能，采用先进的管理与施工技术可以获取最科学详实的研究资料，采用科学便捷的建设施工方式可以将其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目前我国大部分水文地质建设都积极尝试采用先进的科技弥补施工过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常见的有应对地质问题的建筑基本加固技术及建筑底层优化技术，有针对地下水质的检测与过滤技术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通过技术的创新与传统模式的转变实现生态建设环保之路的构建，降低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具有现实可行性与推广性。

3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科技化发展方向

环境地理论文篇13

论文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 ] 。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