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论文篇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含金量最高的是城乡统筹发展政策，这也预示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终将被彻底打破。在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主要有：一是原则性的政策。有些引导性政策，既没有规定哪个部门落实，也没有明确怎样去落实，往往导致落实主体缺位。如“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和农村。”这样的政策，就较难把握和落实。二是落实部门不明确或涉及落实部门较多的政策。突出表现在农业部门的设置与农业产业发展不配套。如农产品流通政策，既涉及到农业部门，又涉及到外经外贸等环节，农业部门难以落实，其他部门往往顾不上落实。再如统筹城乡发展的有些政策，涉及落实部门多，农业部门没有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的有力手段，影响政策落实的进度。三是制定明确、在执行中遇到深层次矛盾或财力制约的政策。如土地延包政策，涉及到土地产权、农村保障等深层次问题，有些村为解决人地矛盾，虽然延包手续已按规定办好，但在思想上还准备采用“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调”的办法。再如农业投入政策，费税改革后，部分乡村经济困难，负债多，集体收入少，没有能力偿债，更没能力投入农业、农村建设。农村政策落实不到位，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主要是体制、财力、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迫切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解决。
二、把落实农村政策摆到突出位置
党的农村政策对解决“三农”问题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能替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每一次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社体制和高度计划、垄断的经济制度，把农民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使农民从离社不离土、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解决了粮食短缺、商品短缺、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等难题。农村政策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解决农产品短缺需要政策推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更需要政策推动。从当前面临的环境和形势看，农村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统筹城乡发展就要立足“三农”，又要跳出农业和农村寻求破解的途径，农业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适应和探索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才能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三农”，使这一“重中之重”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二是导向性。政策既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意图，也包含着农民的希望和要求。政策落实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过程，使工作政绩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统一起来。
三是实效性。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最快，增收效果最好，涉及的面最广。今年的费税改革、粮食直补、减负等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是突破性。现行阻碍农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主要是由各种类型的政策构成的。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不统一的劳动用工制度等，只有抓好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能逐步改变原来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重工业、轻农业的现象。基于农村政策的重要作用，应当把政策研究、制定和贯彻落实，作为农业部门的突出重点，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下大力气抓好落实。
三、明确农村政策落实的重点
从淄博的情况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抓好四类政策的落实。
1、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把农业的产业布局与城市规划相配套，把村庄改造、市场建设、非农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相衔接，避免散、乱、差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事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保障制度，突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政策，尽快使农民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四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继续搞好对口帮扶，动员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机制，加快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农民增收。五是统筹城乡社会资源配置。妥善处置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落实各项支农政策，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2、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一是加快特色农产品基地和优势产业带建设。认真落实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20%支持农业发展、实施沃土工程、良种工程等政策，加快建设100万亩生态农业基地、100万亩优质专用粮基地、80万亩优质蔬菜基地和20万亩特色农业基地，推动畜牧、蔬菜、林果三大支柱产业快速膨胀。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住龙头企业列入财源建设扶持范围的机遇，重点扶持22家部级和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扩大规模，促进乳品、肉兔、肉鸡、肉鸭、生猪、蛋粉、果品、蔬菜、木材9条龙型产业快速膨胀。三是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进行市场准入制度试点，组织实施“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农业标准化基地和优势农产品出口基地。四是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好粮食支持政策，抓好10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50万亩专用玉米和30万亩杂粮基地建设，实施好50万亩优质小麦节本增效开发工程，增加种粮农民收入。
3、加强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政策。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建设的支持力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公共产品的差距。今年，我市安排乡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358个，总投资3.98亿元，为保证三年实现村村通柏油路、通客车奠定了良好基础；投资960万元，对400个农村卫生室进行改造，在3区5镇进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受益人数达8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3%；安排1228万元用于农村教育投入。从今年起，五区和桓台县、高新区建立了农村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标准执行每年700元，高青、沂源两县暂执行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力争2005年转为农村低保制度。今后，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公共财政的优惠。
4、加强农村稳定的政策。继续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确保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保。在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搞好涉农收费专项整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探索费税改革后，增加集体收入的新措施，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同时，抓好农业法制建设，加大农业综合执法力度，搞好农资市场整治，维护好农资市场秩序。
四、建立农村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机制
建立农村政策监督检查机制，是确保政策落实的有效手段。
三农政策论文篇2
最近，我到澧县、桃源等区县市的部分乡镇，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到农户家走访，了解“三农”，问计“三农”，收获和启发很大。我感到，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问题。现阶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开展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活流通，使农产品卖得好价钱。我市这些年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过百万元的有多家，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有多家。但相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带动力偏弱，还不能让农民从加工环节、流通环节获取更多、更稳定的收益。特别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种养规模迅速扩大，到了急需引进加工龙头企业予以消化的阶段了。像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的牲猪，去年全乡养殖规模上百头的就增加了多户，没有加工企业，效益就上不来。
二、土地流转问题。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特别是省政府宣布从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承包的土地上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很多弃田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收回承包地，这就使过去处置土地过程中存在的流转不规范、抛荒地拍卖还债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纠纷。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引发了不少的土地纠纷。据统计，××年，全市发生农村土地纠纷多起，占农村各类纠纷的，今年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乡村负债问题。前些年，由于教育“两基”达标、兴办集体企业、治水修路、买税填税等原因，乡村两级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在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基金会问题。据统计，年月底，全市共有农村合作基金会家，股金余额亿元，放款余额亿元。在中央亿元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已累计兑付股金亿元，占全部股金余额的，目前还有亿元的缺口。要想尽快把剩下的股金兑现给股民，靠以吃饭为主的市县财政来解决，难度是很大的。现在，部分股民情绪较大，上访不断，给农村稳定带来了压力。
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目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遇到了很多困难，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一是工程老化病险严重，效益急剧衰减。我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超负荷运行，大多老化、失修、病险严重。全市座小型水库中，有多座存在不同程度病险，高达。全市小型蓄水工程应蓄水亿立方米，目前实际蓄水能力亿立方米，仅占应蓄水量的。处小型机电设施，已全部达到或超过了使用期限，设施完好率不足，实际排灌能力下降为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全市灌溉渠道工程硬化率仅为，土渠卡、堵、淤、漏现象普遍，渠道水利用系数只有—，部分渠道仅为，实际灌溉面积仅为设计灌溉面积的。二是工程投入严重匮乏，投入渠道越来越窄。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筹资投劳。而近几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投入逐年下降，××年为亿元，××年减少到亿元，××年只有亿元了。从××年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将完全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对我市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江河湖库的治理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三是基层水管单位生存困难，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水费长期收缴困难，到位率低，大部分基层水管单位专业人员纷纷自谋生路，造成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流失，人员素质逐步下降。目前，全市基层水管单位人员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仅占。
五、主产粮区财政负担重问题。××是粮食主产区，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必须在上级财政的补贴下，配套设立粮食风险基金。这样粮食生产越多，配套越多，给粮食主产区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配套资金总额较大，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年，市财政预算共安排粮改配套资金亿元，平均每年在万元以上，最多的××年为万元；粮改配套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在以上，最高的达到。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包袱沉重，地方财政无力化解。到去年底止，全市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累计达到亿元，其中政策性挂帐亿元，经营性挂帐亿元。目前还有多名企业职工没有置换身份，按有关政策需安置资金多万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央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实。
边调查，边思考，我感到化解农村经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从完善、配套政策上出实招。为此，有必要实行“五个一”的政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得到更好的落实。
⒈减少一块税收。主要是减少针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用宽松的税赋环境，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更多的农产品流通专业协会成长、发展、壮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⒉放开一块政策。主要是放开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三农政策论文篇3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1)年为2.1%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超级秘书网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三农政策论文篇4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含金量最高的是城乡统筹发展政策，这也预示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终将被彻底打破。在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主要有：一是原则性的政策。有些引导性政策，既没有规定哪个部门落实，也没有明确怎样去落实，往往导致落实主体缺位。如“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和农村。”这样的政策，就较难把握和落实。二是落实部门不明确或涉及落实部门较多的政策。突出表现在农业部门的设置与农业产业发展不配套。如农产品流通政策，既涉及到农业部门，又涉及到外经外贸等环节，农业部门难以落实，其他部门往往顾不上落实。再如统筹城乡发展的有些政策，涉及落实部门多，农业部门没有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的有力手段，影响政策落实的进度。三是制定明确、在执行中遇到深层次矛盾或财力制约的政策。如土地延包政策，涉及到土地产权、农村保障等深层次问题，有些村为解决人地矛盾，虽然延包手续已按规定办好，但在思想上还准备采用“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调”的办法。再如农业投入政策，费税改革后，部分乡村经济困难，负债多，集体收入少，没有能力偿债，更没能力投入农业、农村建设。农村政策落实不到位，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主要是体制、财力、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迫切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解决。
二、把落实农村政策摆到突出位置
党的农村政策对解决“三农”问题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能替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每一次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社体制和高度计划、垄断的经济制度，把农民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使农民从离社不离土、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解决了粮食短缺、商品短缺、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等难题。农村政策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解决农产品短缺需要政策推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更需要政策推动。从当前面临的环境和形势看，农村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统筹城乡发展就要立足“三农”，又要跳出农业和农村寻求破解的途径，农业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适应和探索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才能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三农”，使这一“重中之重”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二是导向性。政策既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意图，也包含着农民的希望和要求。政策落实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过程，使工作政绩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统一起来。
三是实效性。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最快，增收效果最好，涉及的面最广。今年的费税改革、粮食直补、减负等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是突破性。现行阻碍农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主要是由各种类型的政策构成的。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不统一的劳动用工制度等，只有抓好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能逐步改变原来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重工业、轻农业的现象。基于农村政策的重要作用，应当把政策研究、制定和贯彻落实，作为农业部门的突出重点，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下大力气抓好落实。
三、明确农村政策落实的重点
从淄博的情况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抓好四类政策的落实。
1、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把农业的产业布局与城市规划相配套，把村庄改造、市场建设、非农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相衔接，避免散、乱、差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事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保障制度，突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政策，尽快使农民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四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继续搞好对口帮扶，动员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机制，加快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农民增收。五是统筹城乡社会资源配置。妥善处置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落实各项支农政策，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2、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一是加快特色农产品基地和优势产业带建设。认真落实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20%支持农业发展、实施沃土工程、良种工程等政策，加快建设100万亩生态农业基地、100万亩优质专用粮基地、80万亩优质蔬菜基地和20万亩特色农业基地，推动畜牧、蔬菜、林果三大支柱产业快速膨胀。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住龙头企业列入财源建设扶持范围的机遇，重点扶持22家部级和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扩大规模，促进乳品、肉兔、肉鸡、肉鸭、生猪、蛋粉、果品、蔬菜、木材9条龙型产业快速膨胀。三是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进行市场准入制度试点，组织实施“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农业标准化基地和优势农产品出口基地。四是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好粮食支持政策，抓好10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50万亩专用玉米和30万亩杂粮基地建设，实施好50万亩优质小麦节本增效开发工程，增加种粮农民收入。
3、加强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政策。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建设的支持力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公共产品的差距。今年，我市安排乡村公路改造工程项目358个，总投资3.98亿元，为保证三年实现村村通柏油路、通客车奠定了良好基础；投资960万元，对400个农村卫生室进行改造，在3区5镇进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受益人数达8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3%；安排1228万元用于农村教育投入。从今年起，五区和桓台县、高新区建立了农村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标准执行每年700元，高青、沂源两县暂执行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力争2005年转为农村低保制度。今后，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公共财政的优惠。
4、加强农村稳定的政策。继续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确保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保。在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搞好涉农收费专项整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探索费税改革后，增加集体收入的新措施，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同时，抓好农业法制建设，加大农业综合执法力度，搞好农资市场整治，维护好农资市场秩序。
四、建立农村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机制
建立农村政策监督检查机制，是确保政策落实的有效手段。
三农政策论文篇5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 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
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__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__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 ，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
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__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 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三农政策论文篇6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1日
参与式教学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源自英国，其主要理论依据则是合作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我国21世纪初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多少受到参与式教学法的影响。参与式教学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参与者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各种教学手段、方法，创设宽松、和谐、平等、有趣的教学情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教学过程中来，在参与中学习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能力，在参与中掌握方法，体验各种丰富的情感，形成新的价值观。参与式教学也充分关注学生的自我体验、自我发现、自我反思，从而达到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发展能力、促进自身主体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与模式。
农业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农业经济科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是专门研究农业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及调整和具体各项政策目标、内容和措施的课程。在开设这门课程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土地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企业管理学等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因此，从课程定位来看，该门课程在教学上呈现立体多元的特征，它融合了基础课、专业课以及素质拓展类课程的特征；从教学内容看，既要掌握农业政策的基本内涵、理论和政策制定执行，还要深入了解各项具体政策；从教学要求看，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点，对相关农业政策有很好的理解和对政策运行现实及效果进行分析；就教学方法而言，主要采取讲授法、案例教学法与课堂讨论相结合，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基础理论为重点，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培养学生运用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农业政策学的课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在教学中采用参与式教学法。
一、农业政策学教学中采用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课程性质决定了可以采用参与式教学，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农业政策学既注重理论教学，更注重实践性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理论基础知识，更要求学生能灵活运用相关具体的农业政策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农业政策学包含较多的政策内容，决定了教学中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培养学生理解、学习、运用知识的能力。但是传统教学模式下，大都采用灌输式教学，具体学习农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各项具体农业政策内容，学生参与度较低，这样的填鸭式教学势必造成学生“上课时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完扔笔记”，学生考完一门忘记一门的现象，学生能力素质很难得到提升。采用参与式教学，既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兴趣，更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体系庞大、内容复杂，采用参与式教学可以灵活把握，提高教学效果。农业政策学包含内容较多，上篇是农业政策学总论，着重讲解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及调整；下篇讲解具体农业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农产品流通政策、农村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及案例分析等。由于有些知识点在前序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和讲解，如果按部就班讲解内容，学生单纯听、记笔记，很少参与课堂教学，这样既提不起学生学习兴趣，也不利于重点知识点的讲解。采用参与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到课前预习、课中讨论、课后评价过程中，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又能调整教学进度、内容和方法，还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三）课程内容不断更新，采用参与式教学可以跟上时代步伐。“三农”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已经了九个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土地政策、农业科技政策、农村财政金融政策等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决定课程教学内容必须不断更新，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保证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央关于农业政策的内容、要求、目标、战略。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受到课时的限制而难以引入农业政策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采用参与式教学拓宽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安排教学内容灵活性较大，可以引导学生课前阅读资料、查阅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转变学生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同时，要求教师课前也要充分准备，及时更新知识，紧跟课程前沿步伐。
二、参与式教学法在农业政策学教学中的实施
（一）课前设计讨论专题，指导学生准备参与。参与式教学强调的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能力培养，教师要组织学生参与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平等的身份与学生共同选择问题、设计问题。在指导课程预习的问题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农业政策学》教材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将当前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讨论题目设计和选择的同时做到时代性、新颖性、趣味性相统一，借此吸引学生去熟悉教材，思考问题，并能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主动地解决问题，初步达到了解内容，感知知识的要求。教学开始第一节课时，要详细介绍课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教学目的和教学安排等；根据教学内容让学生提前预习、阅读教材、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杂志，设计讨论专题，根据班级学生情况按照宿舍分组，这样平时可以互相交流讨论，有利于分工合作，提前做好参与讨论准备。如设置了国内外农业土地政策比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管理政策变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应、农村财政政策与农业发展、WTO对我国农业政策的影响、农村教育政策与教育质量、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学生根据自己兴趣选题、做好课堂参与准备。
（二）课堂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参与式教学的出发点是让所有参与者都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目的是使每个有着不同背景、个性、知识经验和智能类型的人都能有效参与。开展课堂讨论，既可以检验学生前期查阅资料、归纳总结和学习效果，又可以借助课堂平台展示小组成绩、特色和存在不足，学习成果可以由全班分享。其他个人或小组可提问或表达不同意见，展开辩论。教师对小组专题讨论的结果给予评价，肯定成绩的同时，对指出存在的不足及以后努力的方向。指导学生如何阅读文献、查阅资料和汲取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观点，同时要把讨论的问题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尝试进行论文写作和研究，告诉学生进行研究或者对问题进行探讨要以现实经验为出发点，要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当然，由于学生知识面的限制看待问题、解释问题的深度不够、观点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在讨论时可以帮助修正学生不正确的观点。通过参与课堂讨论，比如讨论日本农业政策与农业发展对中国启示，可以丰富学生对日本农业发展的认识、日本政府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等，扩展学生知识面和鼓励学生对农业政策重要性的思考，从而加深对“三农”热点问题的认知与了解。参与式教学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三）注重实践性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农业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教学中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的运用，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在讲解农村土地政策内容时，组织学生到农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制度安排、内部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等等，让学生将课堂上的问题以及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内容与现实情况进行结合，使其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和感受。在讲解农产品价格政策内容时，让学生到农贸市场、超市和社区蔬菜食品连锁店调查走访，树立学习专业也要密切关心老百姓生活的意识，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映老百姓呼声。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时间到周边农村或自己生活的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和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申请平台等撰写论文、社会调查报告，将实践融入在教学之中，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效果
（一）更新了教育理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参与式教学，是在师生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一种教育新理念。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师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合作教育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让师生在教与学之间相互参与、相互激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相互统一，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主体的作用，使师生在互动过程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在课堂上营造平等、和谐、愉快、健康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转变学生被迫学习，死背笔记的传统方式，营造了一种主动学习、快乐学习的学习氛围。学生在参与教学中也体会到专业学习的乐趣，加深了对课程的认识与理解。
（二）增强了合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大学学习不仅仅要求学习好专业知识，更要求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组建课程学习小组，可以增强学生合作意识，围绕课堂布置的专题分工合作，比如搜集资料、整理提纲、专题汇报结构设置、课件制作、汇报表演等等。学生参与的过程是一个同学间合作、小组间合作以及师生合作的过程，它使学生看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合作的过程又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组织与交往过程，这里既有生生交往、师生交往，还有学校与社会的交往，多种交往使学生心胸开阔，提高了他们待人处事的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同时，在分组讨论中，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他小组同学进行点评，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增强了责任意识，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通过实践性教学，鼓励学生对“三农”相关政策进行调研，关注“三农”政策走向，关心老百姓生活，能使用所学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走近农村、亲近百姓、接触农业的过程中，在和农民交谈过程中，在多种角色的扮演下，学生们了解了社会、理解了他人，增强了服务社会、建设祖国的责任感、使命感。学生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得到了创造更新和表现自我的机会，显示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发挥了个人应有的作用，从而更增强了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求发展的信心。人是社会人，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和要求，在与社会大众交往过程中，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三农政策论文篇7
二、把落实农村政策摆到突出位置
党的农村政策对解决“三农”问题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能替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每一次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社体制和高度计划、垄断的经济制度，把农民从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使农民从离社不离土、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解决了粮食短缺、商品短缺、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等难题。农村政策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解决农产品短缺需要政策推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更需要政策推动。从当前面临的环境和形势看农村政策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统筹城乡发展就要立足“三农”，又要跳出农业和农村寻求破解的途径，农业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适应和探索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才能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三农”，使这一“重中之重”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二是导向性。政策既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意图，也包含着农民的希望和要求。政策落实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过程，使工作政绩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统一起来。
三是实效性。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最快，增收效果最好，涉及的面最广。今年的费税改革、粮食直补、减负等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是突破性。现行阻碍农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主要是由各种类型的政策构成的。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不统一的劳动用工制度等只有抓好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能逐步改变原来重城市、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重工业、轻农业的现象。基于农村政策的重要作用应当把政策研究、制定和贯彻落实作为农业部门的突出重点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下大力气抓好落实。
三、明确农村政策落实的重点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
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把农业的产业布局与城市规划相配套把村庄改造、市场建设、非农产业发展与城市规划相衔接避免散、乱、差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支持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事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劳动保障制度突出抓好r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完善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政策尽快使农民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四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继续搞好对口帮扶，动员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机制加快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农民增收。五是统筹城乡社会资源配置。妥善处置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落实各项支农政策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二）农业结构调整政策
一是加快特色农产品基地和优势产业带建设。认真落实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20%支持农业发展、实施沃土工程、良种工程等政策，加快建设100万亩生态农业基地、100万亩优质专用粮基地、80万亩优质蔬菜基地和20万亩特色农业基地，推动畜牧、蔬菜、林果三大支柱产业快速膨胀。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住龙头企业列入财源建设扶持范围的机遇重点，扶持22家部级和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扩大规模促进乳品、肉兔、肉鸡、肉鸭、生猪、蛋粉、果品、蔬菜、木材9条龙型产业快速膨胀。三是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进行市场准入制度试点，组织实施“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农业标准化基地和优势农产品出口基地。四是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好粮食支持政策，抓好10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50万亩专用玉米和30万亩杂粮基地建设，实施好50万亩优质小麦节本增效开发工程，增加种粮农民收入。
四、建立农村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机制
建立农村政策监督检查机制，是确保政策落实的有效手段。
（一）建立政策落实考核机制
三农政策论文篇8
态度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被共识为主体对“刺激先例”（antecedentstimulus）或者“态度客体”（attitudeobject）的反映（response）和评估（evaluation）。在外界刺激下，态度会被激发形成行为，由内隐的“态度”转变为外在的“行为”结果。因此，态度在对解释人的行为逻辑，政策的实施效果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基于此，本文关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从态度角度分析土地贷款政。
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两方面：第一，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态度的内容，并量化分析其具体态度。国内态度的研究大多是单一维度的衡量，如选择支持、中立、反对来衡量农户对土地调整制度的态度[4]；选择非常积极、积极、非常不积极衡量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态度[5]。国外研究已表明，态度是具有静态性和动态性共存的特征，因此单维度衡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国外学者已将态度扩展到二维态度（twodimensional model）和三维态度（tripartite model）阶段。据此，本研究应用多维度态度理论，全面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第二，从态度角度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已有研究发现土地抵押贷款出现了农户获贷率低而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获贷率高的现象[6]，学者多从供给角度进行解释或者提出政策建议[7，8]。少量文献从农户需求层面分析，认为信息不均衡分布是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获贷不均衡的主要原因[9]。态度是行为前“评估”的过程，直接对主体行为以及政策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而从态度层面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不均衡现象的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影响了受贷不均衡的现象。
二、理论与研究框架
（一）态度结构理论
态度结构研究发展了单维学说，二维模型与三维模型。单维态度采用好与坏，喜欢与不喜欢等直接衡量。随着“态度改变”（attitude change）主题的关注，学者们认识到态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新态度会重叠在旧态度上，而不是替代旧态度[10]。因此单一维度的态度模型逐渐发展为二维与三维态度模型。二维模型将态度分成“情感-认知”两维度，情感是态度客体作用于人的情绪反应，认知是基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信念、观点等对态度客体的好与坏的评估[11，12]。以二维态度模型为基础，学者们还研究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形成了理性行为模型（TRA）与计划行为（TPB）模型成为研究行为的重要模型[13，14]。三维态度模型认为行为意图属于一种“内隐”性的态度客体评估，是二维态度中情感、认知的一种推进，因此可将态度扩展为认知-情感-行为意图三维度模型[15]。三维模型中认知态度是主体信仰、知识结构、知觉在态度客体上的表现。态度的情感要素是指对态度对象的情感反应，可通过情绪调查，如悲喜、好恶，或者生理现象如心跳率，皮肤抽搐等指标反应。态度的行为要素是态度认知与情感形成后的行为意图，即使是无意识的，我们更倾向于和态度一致的方法去行动[16]。1960年后，三维度模型成为态度理论以及态度改变的重要分析模型，被理论界所认可，编入教材书。学者指出，三维度模型所代表的态度束（the bulk of attitude）研究能更全面理解态度以及态度的变迁过程。
土地抵押贷款现阶段在全国仍然处于“试点”期，各地方政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有条件的选择制度供给。如在宁夏土地抵押贷款中贷款对象必须是村土地合作社成员，在嘉兴南湖区土地抵押贷款对象必须是土地面积在2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在贵州凤冈贷款对象必须符合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上的条件。因此在农业主体“贷款意图”和“实际贷款行动”之间现阶段存在着“制度供给障碍”。在二维态度模型中，“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是假定不存在外界制度限制，仅受主体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态度三维度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2：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态度差异分析
选择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两种方法对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差异性分析。
1.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独立样本t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4。
第一，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态度上存在部分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中，政策认知态度在1%水平上显著有差异（p=0.000），且显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认知态度更加积极（t=21.581）。
认知态度是将外在信息录入大脑，通过编码形成自身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这与认知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编码能力以及认知主体所处的信息环境相关。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受教育以及社会资本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年，新型经营主体是12年；农户最低受教育程度有0年，新型经营主体是9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农户有13年，新型经营主体有19年及硕士毕业。在社会资本调研中，有19.9%的农户家里曾经或者现在有村干部，27.25%的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组织里面有村干部参与。15.04%的农民熟悉银行里面的人，而36.36%的企业在银行里面有熟人。可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可能影响农户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认知态度上的差异。
第二，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上无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政策情感（p=0.257）、缓解功效（p=0.221）、收入功效（p=0.087）上均未在5%置信区间内显著差异。
土地抵押贷款从本质上来说是土地产权的扩展，首先不会对原有产权产生损害，其次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本质上是为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而扩展信贷抵押品的制度，在政策上是不具有群体歧视性的。因此，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产权政策的情感都是积极而不具有差异性的。
第三，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行为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行为态度上，两者的行为意愿在1%置信区间内有显著差异，且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更积极（p=0.000，t=70.343）。进一步分析行为态度差异的动因，对不愿意土地抵押贷款的被试者继续提问“您为什么不愿意用土地抵押贷款？”对回答愿意的主体继续回答“土地抵押后贷款用在哪些地方？”结果见表5。从表5看影响意愿差异的因素。首先，贷款资金用途差异。85%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表示土地抵押贷款用于农业生产，而仅有4%的农户表示用在农业生产上，18%的农户表示会用在应急性生活消费领域。其次，资金需求与融资渠道差异。99%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0%的农户具有资金需求，可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度远高于农户。此外，21%的农户表示缺钱可以向亲戚朋友借，而农业新型主体该选项空白。可见资金需求度高，融资途径窄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显著高于农户的主要原因。
2.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双变量相关性分析，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以及双尾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的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以及行动态度作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其分析结果见表6。
中心态度，即态度束中与其他态度高度关联的主态度。从表6的相关显著性来看来，政策认知（Ac2）是农户的中心态度，与其他态度变量均显著相关。收入功效（Ae2-2）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中心态度，均在不同置信区间内显著与其他态度变量相关。这表明，农户是以认知为态度基础，拓展其他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更加看重政策的功效态度，以此为态度中心。可见，从态度的中心性来判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存在态度差异。
此外，从土地抵押贷款行为意愿与其他态度的相关性来看：农户的贷款意愿Ac2与政策认知（r=-0.09， p< 0.05）与Ae1政策情感（r=0.12， p< 0.05）显著相关；新型经营主体的贷款意愿与Ae2-1缓解功效（r=0.48， p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1.三维度态度法能很好反映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包括对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认知态度中，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对贷款政策认知程度不高；情感态度中，主体对政策的满意度高；行为态度中，主体利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意图并不强烈。
2.选用态度强度以及中心性两种方法衡量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中心性以及强度中的行为态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3.影响农户、新型经营主体行为态度的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受政策认知与政策情感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受到缓解功能和收入功能影响。所以，现存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现象与主体自身的态度密切相关。
（二）研究意义
1.有助于政策的完善和后期政策的推进。土地抵押贷款在我国仍然处于“试行”期，现阶段全面探析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能真实反映主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是否满足其情感需求，是否会产生响应行为，对后期试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完善，以及全国层面土地抵押贷款的推广提供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对现象的新角度解释。已有文献与实际调研中已发现，多个试点地出现了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以往文献多集中在政策供给的对策建议上。本研究表明，在政策制定与政策效果之间是存在过程环节的，不同主体对待政策差异性的态度也是造成不均衡政策效果的原因之一。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拓展原有文献中的单维度态度，引入三维度态度分析方法，丰富国内的态度研究。
（三）研究启示
三农政策论文篇9
不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包含着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只能是“愿景”，没有实施能力和公众支持，那只能梦想（梦想区V），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成为实现梦想之区（梦想实现区V+C）；缺乏公共价值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属于别人的梦想（别人的梦想区S），甚至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噩梦区C+S）；具备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条件，那就可以放心去做（耐克区V+C+S），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更多的公共决策是具有公共价值，但目前尚无能力或尚未得相关者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官员提升自身的领导力，开展工作创新，“将新的尚不欢迎的现实，呈现给个人、组织或整个社会，让他们认可，并成功地适应新的现实的过程”。
（二）“三圈”理论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决策分析。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工业点源污染相比，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点多、面广、源杂、分散隐蔽、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工业点源污染才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绝对主要污染物。1990年美国面源污染占污染总量的2/3，其中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为68%～83%，氮、磷营养元素是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的污染物质。丹麦270条河流中94%的氮负荷、52%的磷负荷是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发达国家既有较强的政府执行能力，又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力度，它们通过采取立法、发展替代技术、实施补贴等政策措施以及生物工程技术手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取得明显的治理效果，以美国为例，1990-2006年期间农业面源污染面积就减少了65%。当然，由于受到各国（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面临着不同的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近年来我国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流域以及福建省闽江、九龙江等区域性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虽然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但它明显受制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资源能力以及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现阶段更重要的民生需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着制度、技术等多个相互矛盾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既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又是区域环境管理中需要政府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
二、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的“三圈”组合
（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农业产业结构逐步由过去“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多元结构转变，具体表现为种植业比重下降和养殖业比重上升、粮食比重下降和经济作物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福建省“肉猪年出栏数”由766.46万头上升到1963.31万头，粮食种植面积由2745.92千公顷下降到1232.30千公顷，经济作物由同期的665.35千公顷上升到1038.59千公顷。同期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和薄膜施用量以及畜禽污染物排放均大幅度增加。闽江上游的三明和南平两地市是福建省现代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规模化、集约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加剧闽江流域面源污染程度。因此，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突出地表现为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闽江畜禽养殖污染负荷约占全流域的60%，畜禽养殖废水的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别约为流域工业废水排放量的5.7倍和7.5倍；闽江下游福州市郊16种蔬菜的硝酸盐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含量超标严重，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上限的2.76倍。农业面源污染所产生的化肥、农药、重金属残留物等有害物质一旦进入水体，会直接殃及水生生物，某些有毒物质还可能通过食物链的密集作用使处于食物链高位的人或畜中毒。可见农业面源污染不仅会加重流域水体的营养化，加快土壤退化，危及流域生态安全，而且影响着特色优势农产品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影响着消费市场的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已刻不容缓，既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
（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执行能力有限。我国现行环境政策主要是针对工业点源治理而设计的，各级政府主要采用“命令—控制”性的行政手段、排污收费等约束性的经济手段和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向企业提出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者命令其采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标准，从而达到直接或间接限制污染物排放，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这种“命令一强制”性的环境治理范式，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具体的、可以用指标量化的环境问题以及点源污染，但对点多 面广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并不明显。当前地方政府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物理和生物防治等工程技术手段，相对忽视农民参与式激励性政策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现行的碎片化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仅要鼓励农民参与面源污染防治，而且要处理部门间利益矛盾。农业污染防治工作涉及到环保、农业、畜牧、林业、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存在空白，缺乏统筹协调，难以监管到位；各个部门之间谁也无权命令或指挥、协调别的机构，部门间责任权利边界模糊导致经常出现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相互推诿与扯皮的现象。县、乡（镇）、行政村基层环保能力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没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农业污染“无人管、无力管”的现象普遍。
（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农户支持度低。从农业微观经营角度看，农户经营行为短期化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根源。农民是理性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个体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难于把握市场价格，只能采取以大量施放化肥农药和增加种植养殖面积及数量为主要手段，以追求产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并在利用公共环境资源创造自身财富的同时，尽量地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外部化。随着福建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演进，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386199”部队成为闽江上游南平、三明等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和环保意识较低，没有掌握好正确的、环境友好型田间管理技术，在缺乏农业技术辅导的情况下，主要根据往年经验过度施放化肥农药，个体农民大量利用化肥和农药，既可以获得较高的产品和经营收益，又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减少劳作的艰辛。“高度依赖化肥农药”不仅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而且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三、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导向
（一）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思想根源是政府和农民的环境观念淡薄，政府部门没有把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存在着“重经济轻环保”、“重城市轻农村”、“先污染后治理”、“放任自然消减”的思想；农民环保意识普遍较差，责任感不强，粗放经营和随意排污等生产生活方式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调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增加农民自主参与的力度，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从政府的角度看，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需要由经济增长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以及官员考核体系转变为注重绿色GDP、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充分认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到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从农民的角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面源污染危害的认识，引导农户树立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念，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路子。同时扩大公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大家共同减少污染，关爱家园。
（二）提升政府面源污染防治的能力。
1.加快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立法。当前我国缺乏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限定性生产技术标准，缺少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性规定多，配套性细则规定少，可操作性不强，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立法，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基于福建水系的相对独立性，建议制定《福建省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业环保执法监督监察机制，并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实施方案。
2.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组织体系。增加县级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的编制，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乡镇先试点设立环保机构，争取用3年的时间，所有乡镇全部设立环保站，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环保“缺胳膊少腿”的状况。在农村“六大员”基础上设立环保员，加强农村环保宣传、环境监督等执行力。
3.设立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在目前环境治理的组织资源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遴选若干个条件较好的区域，设立省、市和县不同层次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是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围绕农田化肥农药减施、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规模化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推广综合防治技术。实行奖励和补助相结合的投入方式，加大“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支持力度，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发动个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愿筹资筹劳，参与面源污染防治。探索建立村民环境自治机制，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起到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作用。
（三）建立农户参与式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机制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央政府的规制缺失、地方政府的GDP偏好、个体农户的驱利性和第三部门发育的滞后性，使得流域面源污染成为个体理性选择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流域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将取决于能否通过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加强利益相关者互惠基础上的互动，建立相互间激励相容机制，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多元主体信任合作机制。这就要求政府不仅仅要采取强制手段，包括严禁销售高毒高残留农药、对被列入“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 dylw.net双禁”的“两高”农药全面清出市场，在农业生产上禁止使用等，同时更要建立以经济激励导向的鼓励性政策，引导农户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由政府单边治理向政府企业和农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以强制为主的政策导向转变为激励为主政策导向，由以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治理，建立起政府引导、农户自主参与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政府环境政策的效果和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取决于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接受意愿。以无偿技术援助、有机肥价格补贴和尾水标准等三项政策为例，农户对无偿技术援助政策的接受意愿最大，尾水标准政策的接受意愿最低。因此，以提高化肥利用率为特征的无偿技术援助政策，既能从源头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政策目标，又能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有效地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结局，是未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的首要选择。政府提供无偿技术援助等以激励为导向的政策措施，使得农户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愿意采取有利于环境政策目标实现的经济行为，最终使农户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环境政策的目标。
参考文献
曹俊德“三圏”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决策方法论意义.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
卞辑部.美国如何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北京：北京农业2009（1）：50.
根据1990-2011年福建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三农政策论文篇10
2.解决好三农问题亟需农村第二步改革
3.“三农问题”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4.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5.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6.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7.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研究
8.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9.“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10.“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
11.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百年三农问题再思考
12.城镇化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3.乡村旅游:缓解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14.“三农”问题与高等农业教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院校改革发展
15.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以“三农”问题为背景的分析
16.三农问题解决路径: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
17.“三农”问题的研究综述与反思
18.人口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
19.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兼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20.“农家乐”民俗旅游与“三农”问题探讨
21.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22.对治理中国"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23.对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24.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5.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26.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
27.权利保护、法律供给与“三农”问题
28.“三农问题”: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2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30.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反思
31.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32.浅析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33.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34.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35.我国“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战略
36.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37.河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与金融支持的分析与研究
38.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
39.我国“三农”问题的特征分析及政策选择
40.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发展
41.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
42.“三农问题”的困境及其对策
43.浅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
44.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45.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46.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途径——兼谈我国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障
47.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
48.“三农”问题与二元结构政策
49.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十八大之一瞥——三农问题
50.三农问题传统解决路径的反思
51.“三农教育”: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5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53.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54.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55.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增进观
56.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57.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58.城中村: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
59.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60.试析新形势下三农问题与城镇化发展关系
61.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与路径
62.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63.“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64.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中国三农问题
65."三农"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6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核心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67.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研究
68.“三农”问题现状反思及工作方法的改进
69.论城乡互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70.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探讨——论乡村旅游的作用
71.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改变看“三农”问题的解决
72.贵州“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兼议贵州农村法制发展的社会背景
73.“三农”问题现状及建议
74.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75.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76.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77.“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与改革思路探析
78.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79.“新三农问题”背景下农地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研究
80.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
81.取消农业税后面对“三农”的公共财政建设问题——兼论解决云南“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2.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83.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
84.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85.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市场化改革
86.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7.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88.论“三农”问题与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建设
89.“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90.“三农”问题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与应对策略
91.三农问题困境与出路
92.农村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
93.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94.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95.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96.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给农民国民待遇
97.浅谈三农问题及解决措施
三农政策论文篇11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三农政策论文篇12
指引方向，成就新篇。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这块“水桶理论”中的短板，引发了较多的学术讨论。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自2004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连续将解决好“三农”问题锁定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2007年，编辑部的李文苓老师敏锐地提出对改革开放以来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梳理和阐释的选题，并约我撰写。这样，当年第9期发表了《“三农”政策突破与理论创新——9个中央1号文件的重大突破》。该文指出，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在“三农”政策上实现了转折性突破。20世纪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行放活政策和市场取向改革，重塑农村经营主体并为其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根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两个趋向”论断，新世纪初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向“三农”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以改善“三农”发展的政策环境。认识突破与理论创新不仅为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实现政策突破提供了理论支撑，还将积极影响未来“三农”事业的发展。基于对“中央一号文件”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2008年初，地处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在策划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时，提出了《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出版选题，知道我写过这样的文章，就向我约稿。尽管时间紧、任务重，我和长期的合作伙伴，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为己任，精诚合作，在11月正式出版该书，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献上了自己的礼物。该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之一、增补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人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还入选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如果没有编辑部老师的指引，或许也就没有承担《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写作的机会，由此所获得的研究进展及其荣誉也就无从说起了。
三农政策论文篇13
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市场性不足的问题。最显著的矛盾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和不断提高的城乡居民农产品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讲，上述问题表现为:［2］34 －39一是生产环节上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力度不足，农业社会投入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标准化生产普及程度过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等; 二是流通环节上的现代农产品物流设施设备水平不高，产品辐射半径过小，现代化的物流网络建设不完善，城乡物流体系不能实现无缝衔接，农产品物流成本占比过高; 三是农产品销售环节上的现代化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体系建设不足，市场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基础性农产品价格受政府稳定物价水平的行政手段影响较大，又因 WTO 农业协议对价格补贴的限制以及各级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重视力度不足等各种因素而致使该部分农产品不能获得市场合理价格水平补偿。上述问题或矛盾，靠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存在一定的困难，亟需政府的合理干预，来引导社会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资本向农业适当集中，提高农业产业、产品结构面向市场的适应能力和优化升级能力。
在实现政府对农业合理干预的过程中，公共财政至关重要，通过财政收支行为，可以引导或影响农业资源的配置过程，实现政府干预。但是，政府财政对农业资源配置过程的影响，应当遵循和利用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以提高农业市场活力，提升农业资本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为目的。基于上述认识，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应该是以辅的扶持为主，以资本注入式为主要扶持方式。资本，是指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生产资料或货币。公共财政对农业投入应以资本注入式为主，遵循生产、流通和销售的市场经济规律，以提升农业资本盈利能力为核心，具体来讲包括向农业企业注入生产资料或者货币资本来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或充分利用 WTO “绿箱”政策，通过公共投入来普遍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资源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反方向提升企业自有资本的盈利能力。
上述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可以简称为农业财政，与不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传统农业财政不同的是，其具体指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遵循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原则，围绕提升农业产业的资本竞争能力，而对农业产业发展提供的财政收支行为。
二、农村和农村财政支农政策
农村是具有社会学和地理学性质的概念，是根据人口集聚程度等标准对人类居住地区的划分，其逻辑上相对应的是城市。农村产生的直接动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农村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先祖在战胜自然灾难，谋求生存的过程中累积的经验和知识，同样农村的发展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向着更高形式的群居形态———城镇演进，这既是历史上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现实中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的理论依据，是人类社会进步必然要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城市化是个相对的、动态的和历史的概念，不应囿于工业时代的，以机器、厂房和大烟囱为标志的城市化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伴随信息流通网络和现实交通网络的便捷化和快速化发展，以及信息和现实交通资源的可达性和城乡对称性的不断提升，都使人类社会逐渐失去了在拥挤不堪的城市群居的必要性。日新月异的新能源、新科技和新劳动工具的出现在解放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同时也在解放城市地区的劳动力，使得农村与城市一起向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前进。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反哺和支持已经是各界共识。但是对支持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却缺少深入的探讨，在实践中也缺乏反思和规划。虽然农村发展的短期目标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及居住地的适当集中和改造，但是农村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而不是纯粹的演变成现在的城市模式，上述问题对于已经初步具有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都市农业地区来讲，则更需注意。但是，无论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都是落后的农村社会生存环境与提高和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
政府和市场在促进农村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主导力量，其首要职责是保障社会公平，保障农村享有与城市同等甚至是优先的发展权，市场手段的引入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促进农村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以完善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为主要目的。
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可以简称为农村财政。农村财政是对农村发展提供或增加农村社会公共资产的投入，属于社会建设性财政支出，其主要投入方式是资产注入式。资产，又称为财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农村社会公共资产的一定积累，是实现农村居民享有一定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在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很难依靠系统内自身的资金积累和投入而发展到与城市相对一致的发展水平，因此，由政府主导的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则显得十分必要。
三、农民和农民财政支农政策
农民有多重、多种含义，但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那么，我国现行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 “三农”政策和相关理论则有明显的缺陷和漏洞。显然，政府在社会人和国家公民的层面上，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尤其是对于没有生产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更有不可懈怠的责任，而目前的 “三农”概念中农民的范畴则恰恰是筛除了农村地区没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弱势群体，则其 “三农”理论，无论在实践中是否有相关的职责履行或政策执行，在理论上都有了不完善之处。
对上述对农民概念的定义，本文持不同意见。如果将农民定义为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者，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概念将有多个，从而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例如: 在城市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 例如都市农业生产者) ，在农村地区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劳动者 ( 例如农村地区企业工人和农村副业从业人员) 等。本文认为参照农村和城市的逻辑关系，农民应该定义为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公民，与在城市地区居住的公民，即市民相对应。将公民按居住地的属性划分为农民与市民，同样纳入人类社会学的概念范畴，是对公民实现全覆盖的分类标准。将农民定义为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公民，可以使我国 “三农”理论体系更加完备，使 “三农”政策中对农民的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和公平性，也更容易划定清晰的政策界限，避免将对农业和对农民不同范畴的财政支农政策混淆。
公共财政对农民的投入，可以简称为农民财政。与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都被广泛提及的农业财政和农村财政不同的是，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关于农民财政的文献和报道。
问题在于提出农民财政究竟有没有意义? 本文认为，有针对性的提出农民财政，有助于理清对传统财政支农政策中对农民投入的认识误区，也有助于财政支农理论体系的完整和齐备。在现有的传统财政支农政策中，谈及对农民的支农资金投入，首先提及的就是对农民的 “四项直接补贴” ( 即: 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良种补贴) 以及对农民的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等支出。然而，以上述四项直接补贴为例，从表面上来讲该补贴造成了部分农村居民的增收，但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际上仍然是在农业生成环节，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并不是在农村公民层面上的政府财政普惠性投入，原因是其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性净支出的降低，刺激的是农业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的是农业产出物质的提升和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升级。如果长期将上述投入计入对农民的普惠性投入，则实际上是对农村丧失劳动能力者等农民弱势群体营造了更大的不公平。由此可以看出，理清公共财政对农民政策的边界和内容，对完善政府管理和体现社会公平意义重大。
以农民是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公民为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基础，本文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保障农民基本收入水平，保障农民个体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上述问题体现在财政支农过程中的政府上，就是提供一定水平的农民低保，农民医疗、教育和卫生等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农民发展的问题是人的综合发展问题，其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整体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