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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按市场经济原则和我国合同法规定精神，当事人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自我决策、管理、实施，以实现合同目的经济活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现状及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的特点，政府对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及合同履行活动依法实行监督。
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首先，政府管理体系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强调政企分开，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等单位及机构都已基本脱钩，然而，不能否认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革政企不分所造成的旧习惯、旧观念的影响还依然存在，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的思想观念远未消除；其二，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项目法人制度尚未完全实行，因此，凡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在主导地位投资建设的项目，政府对这些项目投入资金的有效使用、防止国有资金流失、充分的发挥投资效益等问题依法实施监管显得十分必要。
再从建设项目本身特点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作为一种特殊产品，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参与方多，涉及面广的特点，而且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所以，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施工承发包合同依法实施监管，以利强化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使其在合同活动中能全面认真地贯彻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为此，国家对这类建设项目在承发包交易阶段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工程承发包招标投标制度，就意味着对合同缔约阶段的监督又进入法制轨道。国家《招标投标法》第三条从项目性质和投资主体两个方面做出规定：
（1）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2）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都必须用招标的方式，遵照招投标法定程序完成缔约过程，达成合同关系。显然，政府把施工合同监管的工作重点放在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项目上。《招标法》第七条又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除了要自觉执行招标投标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外，还要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招投标活动依法实施的行政监督，有关当事人应当服从与配合，包括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如实提供资料，接受依法进行的检查，对拒不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正确理解施工招标项目合同文件的基本概念
1、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及其相互关系
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方式：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订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本质是一种合意，使合同得以成立的合意是指当事人对合同必备条款（或者说实质性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合同订立过程即是当事人对合同内容协商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经过要约、承诺来完成的。采用招标投标方式进行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就意味着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工程承发包交易全过程，完成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当事人（招标人）发出招标文件、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并且在规定期限内向招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按评标标准选择中标人应向中标的投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按当事人订立合同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即为：要约邀请、要约、承诺。也就是说，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是通过要约邀请、要约承诺来完成的。
要约邀请：招标人向投标人发出招标文件的行为是一种要约邀请，招标人希望投标人能响应招标文件并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一般来说，要约邀请处于合同的准备阶段，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文件是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复杂的法律性文件，它不仅依法规定了完整的招标程序，而且还提出了各项具体的技术标准、交易条件、评标标准，规定了拟定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投标人准备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的依据，是招标人组织评标选择中标人的依据，也是招标人与中标人拟定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投标人准备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的依据，是招标人组织评标选择中标人的依据，也是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基础性文件。因此，招标法对招标文件的编制及内容都提出了统一的规范性要求，对可能产生不公平竞争的内容做出了禁止性法律规定。
投标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招标人递送投标文件的行为是一种要约。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因为：
（1）投标文件是对招标人招标文件的响应，内容具体确定；
（2）表明了一旦接受要约招标人承诺，要约人即受意思表示约束。
招标人在投标有效期时限之内向中标的投标人发出中标通知的行为是承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使合同成立的承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承诺必须由受履约人做出；
（2）承诺须向履约人做出；
（3）承诺的内容须与要约保持一致；
（4）承诺必须在履约的有效期内做出。
从以上论述可以不难了解，建设工程承发包交易实行招标投标制度引入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当事人依法进行的招标投标活动，其本身就是缔约阶段的一种合同行为。
2、招标投标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
从合同法的一般理论来讲，合同自承诺生效时成立。但是，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使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同时，《招标法》第46条又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所以，就建设工程合同而言，尽管有了投标书和中标函，但是产生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还必须有一个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的协议书。
按国际惯例，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合同文件的组成内容；
（2）承包人向发包人保证按照合同文件约定的承包内容进行施工，竣工并在法定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发包人向承包人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国家工商局、建设部的GF－99－020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示范性要求，除上述二项内容以外，还包括：工程概况、工程承包范围、合同工期、质量标准、合同价款等内容。
3、招投标工程施工合同文件组成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书及附件；
（4）合同专用条款、通用条款；
（5）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6）图纸；
（7）标价的工程量表；
（8）双方有关工程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
由此可见，工程施工招标合同文件中的实质性内容都是形成招标投标过程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所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文件。所以，不论从合同活动或是招标投标活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或是合同缔约过程的监管，本质上属同一个主题的两种不同的提法。
按《招投标法》第46条规定精神，在此应当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当事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再行背离招标文件和中标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则明显违背了招标投标活动的初衷，整个招标投标过程也就失去了意义，对其他未中标的投标人来讲也是不公正的，忧乱了招投标（工程承发包市场）经济活动秩序，对于这类行为必须予以禁止，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工程竞争易活动依法健康运行。
三、就当前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中，有必要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1、仅注重程序合法，对交易过程中的制假行为的监管显得力度不够。
（1）表面程序合法，暗箱串通行为依然存在
《招投标法》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有些项目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违背了这一竞争性缔约基本原则，表现在表面程序合法，又在场绕着中标条件等实质性内容暗箱操作，相互串通，少数项目中标单位投标书（合同文件）或者在签订工程合同的同时签订带有垫资内容的补充协议中出现许多垫资行为，很显然，经管理和审查备案的招标文件，在通常情况下至少在当前其内容不可能要求投标人做出垫资行为的响应，这是一种进行暗箱串通而违背公开、公正原则的行为，因为这种要求未在招标文件中对所有投标人提出，并将行为的结果带进了合同文件。作为合同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投标书出现垫资性条款，虽然，相关法律对这种行为未作强制性禁止，但是，国家有关政策又有明确规定，1996年4月国家计委、建设部、财政部以96/347＃了“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过程中带资承包”的通知，通知精神对建设单位要求承包商带资承包，对承包商把带资承包作为竞争手段承揽工程都作了相应的禁止性规定和行政处罚措施。
（2）表面程序合法，先签约后招标行为依然存在
某建设单位在法定交易之前就已经选定了施工承包商并签订了施工承发包合同（在此，称作阴合同），当事人为了履行法定的招投标程序，通过监管进行了所谓的“招标”，结果中标单位仍为先前所定的施工承包单位，双方签订了“招标工程施工合同”（在此，称作阳合同），据了解，这一违规过程有关监管部门并不知道，在工程实施和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因阴、阳合同的约定的实质性条款发生冲突，阴合同的计价方式为平方米包干，阳合同的计价方式为总价下浮率，两者计价结果相差甚远，直接影响着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为此，合同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依法实施行政监管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在监管工作中仅注意程序监管还不够，还必须十分重视依法对交易过程中的制假行为的监管，一旦发现制假行为，要认真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依法做出行政处罚，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以利贯彻招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2、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规范建筑市场交易行为，全面贯彻执行招标投标法，坚持建设工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首先，有必要依法规范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的行为。因为，一项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是否能公正、公平地依法运行，其中招标文件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如果招标文件中使用或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不当，提出显失公平的交易条件，忽视程序中关键性的时间要素等，那么，对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或者说竞争性合同缔约活动依法健康运行将产生负面影响。
（1）招标文件中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不当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反映在：
A、《合同法》自99年10月1日起施行（《经济合同法》已同时废止），但至今还在沿用《经济合同法》；
B、《招标投标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还在沿用过去且与现行法律有抵触的部门和地方规章。
C、国务院2000年27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自2000年1月30日施行，本条例第六章对建设工程质量实行保修制度中做出了最低保修期限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在一些招标文件中还有沿用93年就已经废止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分别于84年、87年的：建设工程保修办法（试行）和建筑工程质量责任暂行规定，有的沿用建设部93年29号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显然上述三部规章中有关工程保修期限的规定与国务院2000年279号令均存在明显的抵触。
（2）招标文件中引用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不当现象时有发生，99年12月建设部、国家工商局以（99）313号文通知推行使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99－0201）示范文本》，原施工合同（GF－91－0201）停止使用，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一些招标单位还在沿用GF－91－0201文本。当然，是否使用示范文本，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如果参照使用示范文本，就不能使用又停止使用的文本，因为GF－91－0201中的部分示范文本内容不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比如，原文本中第30条争议。对“有管辖权的经济合同仲裁机关”的提法及仲裁两种解决争议的方式同时采用都与国家仲裁法的规定有抵触。
3、应当注意增强交易时效意识，严格交易时限规则
工程承发包交易活动是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判定行为是否有效，行为时效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及行为时效在国际工程交易规则中重要。但是，在当前工程承发包交易过程中，有些当事人仅注重从招标文件发出至中标这一过程的时间安排，而对投标书发出后时效要求，签约时限要求等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a、投标有效期：从招标截止日至中标通知发出所延续的时间区域称之为投标有效期。有些招标人因评、决标工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能按期（即投标有效期之内）发出中标通知，那么就应当在中标通知发出之前，以书面形式函告所有投标人，以说明投标有效期的延长，因为，当业主提出有效期延长，投标人将可能做出两种选择：
（1）投标人同意延长期，投标书在延长期内继续有效。
（2）投标人有权拒绝延长期，退出投标，为此招标人不得没收其招标保证金。其实，投标有效期的规定，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加以明确。
b、签约时限：招投标法第46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订立的书面合同，当事人不能依照法定的时限要求签订合同，从法律意义上说已属违法，承发包双方未能按法定时间规定签约，应当将原因、责任等情况向监管部门书面报告，一些当事人对这一法律规定没有引起重视，因而，有些招标项目在中标通知发出后，超过法律规定时限二－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不在少数。
4、必须坚持法定的交易运作程序，以体现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
一项工程的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运作程序进行，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目前市场存在的一些违背程序原则的现象，虽然是极少数，但是，有必要引起重视。
中标通知未发出，就订立合同。这是市场中存在的一种不规范行为。一些合同当事人认为已经决定了，就可以订立合同。这种操作思路明显不符合法律要求，因为，中标通知发出以前，谁为中标人，仍属保密状态，同时，中标人在未接到招标人书面中标通知以前，按《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及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凡采用招标交易方式订立合同的，在程序上的必要条件是中标人收到招标人做出书面承诺的中标通知，再从合同法的意义上讲，招投标活动，中标人在接到招标人发出的中标通知前，就签订合同，也违背了要约承诺的订立合同的程序。
四、设想和几点建议：
1、研究制订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采用合同示范文本是国际工程承发包市场通行的习惯做法。它的明显优点是能既规范又合理的平衡有关各方之间的要求和利益，尤其能公平地在合同各方之间分配风险和责任以利达到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标准化要求。如试行所颁布的各种合同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制订的FIDIC合同文本等，这些文本的共性是将建设工程招标的程序、招标文件的编制、合同文件的组成等作为一个整体，一并纳入示范文本的范围。国家工商局、建设部根据相关法律，总结了近年来（GF－91－0201）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推行的情况及借鉴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合同示范文本的基础上编制了（GF－99－0201）并于2000年出台推行，从推行的实践分析，特别是按照国家《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要求，考虑我国即将加入WT0与国际建筑市场接轨等因素，现行（GF－99－0201）示范文本显然不够全面，未完善工程招标投标程序，招标文件编制、合同文件的组成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从建设工程招标开始直至施工合同签订，在示范文本中都应当有一个全方位、科学性、系统性的规范运行要求。
2、完善和强化中介机制在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的作用。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是一项较复杂的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有完整的运行程序，环节多，经济、技术、法律等专业性强，组织工作繁杂等特点。招标机构专门从事招标投标活动，在专业人员的综合智力、市场信息、招标实践经验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招标机构为当事人所提供的优良服务，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规范运行对工程承发包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完善的作用。但是，在招标活动中，有些事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1）招标人和招标机制之间在法律上是一种委托关系，有时存在过于迁就招标人的利益，主要反映在所编写的招标文件中显示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委托人应当向被人宣传和坚持公平、公正的思想理念，以保证工程施工招标活动依法、平衡运行的效果。
（2）一部分招标机构对工程竞争性承发包交易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等，研究之明显不够。因此，招标机构在人员组成和知识面上应当精选一个技术、经济、法律的三维知识结精空间的智力服务体系，以适应法制经济前提下的高质量服务要求。
（3）进一步树立规范到位规定。目前，有一些机构服务范围只限于到中标通知发出为止，忽视了签约生效阶段的智力。因此，反映在一些合同约定的实质性内容与招标文件、中标单位、投标书不一致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一部分机构，在招标活动中解决好程序性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按《招标法》规定精神，实体应当延伸落实到交易缔约依法生效的合同上。
篇2
关键词包括叙词和自由词。
1) 叙词——指收入《汉语主题词表》、《MeSH》等词表中可用于标引文献主题概念的即经过规范化的词或词组。
2) 自由词——反映该论文主题中新技术、新学科尚未被主题词表收录的新产生的名词术语或在叙词表中找不到的词。
2 关键词标引
为适应计算机自动检索的需要，GB/T 3179—92规定，现代科技期刊都应在学术论文的摘要后面给出3～8个关键词(或叙词)。关键词的标引应按GB/T 3860-1995《文献叙词标引 规则》的原则和方法，参照各种词表和工具书选取 ；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以及文章题名的人名、地名也可作为关键词标出(自由词)。
所谓标引，系指对文献和某些具有检索意义的特征如：研究对象，处理方法和实验设备等进行主题分析，并利用主题词表给出主题检索标识的过程。对文献进行主题分析，是为了从内容复杂的文献中通过分析找出构成文献主题的基本要素，以便准确地标引所需的叙词。标引是检索的前提，没有正确的标引，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检索。科技论文应按照叙词的标引方法标引关键词，并尽可能将自由词规范为叙词。
3 标引关键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3.1 专指性原则
一个词只能表达一个主题概念为专指性。只要在叙词表中找到相应的专指性叙词，就不允许用词表中的上位词(S项)或下位词(F项)；若找不到与主题概念直接对应的 叙词，而上位词确实与主题概念相符，即可选用。例如：“飞机防火”在叙词表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专指词“专机防火”，那么就必须优先选用 。不得用其上位词“防火”标引，也不得用“飞机”与“防火”这两个主题词组配标引。
3.2 组配原则
叙词组配应是概念组配。概念组配包括2种类型：交叉组配。系指2个或2个以上具有概念交叉关系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 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例如：“喷气式垂直起落飞机”，可用“喷气式飞机”和“垂直起落飞机”这2个泛指概念的词确切地表达叙词表中没有的专指概念；“肾结石”可用“肾疾病”和“结石 ”这2个叙词表示一个专指概念。 方面组配。系指一个表示事物的叙词和另一个表示事物某个属性或某个方面的叙词所进行的组配，其结果表达一个专指概念。例如：“信号模拟器稳定性”可用“信号模拟器”与 “稳定性”组配，即用事物及其性质来表达专指概念；“彩色显像管荧光屏涂履”，可用“ 彩色显像管”、“荧光屏(电子束管)”和“涂覆”3个词组配，即用事物及其状态、工艺过程3个方面的叙词表达一个专指概念。
在组配标引时，优先考虑交叉组配，然后考虑方面组配；参与组配的叙词必须是与文献主题概念关系最密切、最邻近的叙词，以避免越级组配；组配结果要求所表达的概念清楚、确切，只能表达一个单一的概念；如果无法用组配方法表达主题概念时，可选用最直接的上位词 或相关叙词标引。
3.3 自由词标引
下列几种情况关键词允许采用自由词标引。
a.主题词表中明显漏选的主题概念词。
b.表达新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等新出现的概念。
c.词表中未收录的地区、人物、产品等名称及重要数据名称。
d.某些概念采用组配，其结果出现多义时，被标引概念也可用自由词标引 。自由词尽可能选自其他词或较权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选用的自由词必须达到词形简炼、概念明确、实用性强。采用自由词标引后，应有记录，并及时向叙词表管理部门反映。
篇3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辨诉交易、恢复性司法以及民间通俗所称的“私了”等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将刑事和解与这些相似概念区分开。
1.刑事和解有别于刑事调解。
当前不少人将这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混为一谈,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就事件而言,是同一回事。这种看法在一定的刑事和解模式中是正确的,但若就此将和解完全等同于调解则是错误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虽有着很大的关联并只有着一字之差,但他们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刑事和解有着比刑事调解更广泛的涵义,就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
2.刑事和解有别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刑事和解与辨诉交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为了达成双方的合意,都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刑事和解是施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而辩诉交易,顾名思义,便是刑事诉讼中辩方与诉方达成的合意。其次,合意双方的具体目的不一样,虽然在两者均有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目的,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侧重于有效弥补既有损害,施害人侧重于罪刑的减免,而在辩诉交易中,辩方侧重于罪多罪少,罪刑轻重,诉方则侧重于节约司法资源。
3.刑事和解有别于恢复性司法。
所谓“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刑事司法运动。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不少人将我国的刑事和解视为是“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但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恢复性司法”属于偏法学理论的概念,而刑事和解则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概念,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此外,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整体“治愈”,而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也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更侧重于对被害人的补偿。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恢复性司法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提供有效的理论帮助,而刑事和解制度虽非从恢复性司法理论中产生,但却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完成恢复性司法理论拟达成的目标。
刑事和解有别于俗称的“私了”。民间俗称的“私了”,是指被害方与施害方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的有关程序,自行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做法。俗称的“私了”对应于法律程序,它允许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包含了民事、行政及部分刑事案件(事实上,民间意义上的“私了”,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群众对“私了”概念的了解,故往往在听到刑事和解的概念同时,脑海里就会产生“这不就是私了嘛?”的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两者的相似性,有媒体更是将“刑事和解”解说为“阳光下的私了”。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阳光下”和“非阳光下”这么简单。从合意双方的目的来看,“私了”往往是以摆脱刑事追究为主要目标,而“刑事和解”在当前的司法架构下,往往仅能将被害人取得有效补偿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此外,“私了”仅在于缓和、解决被害方与施害方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往往无能为力。刑事和解则需要多方考虑,既要考虑被害方的补偿,也要考虑如何安抚社会情绪及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实施,有效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理念,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实现了“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其在维护社会正义及保证被害人、施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在刑事诉讼中,缓和有效的社会创新管理模式,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及尝试,已经为我国进一步全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打下初步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式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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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认识七年制学生的特点
在传统的医学生课间实习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是全面系统的复课讲授的理论知识，有时结合一些典型病例进行讲解，实习过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忽视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对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能力的培养。在七年制学生骨科课间实习时，我们充分了解了七年制学生知识面广，接受能力强的特点，注重学生的自己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在短暂的课间实习时间里让其所学的理论知识得以充分发挥，改变以往实习“教师唱主角学生唱配角”的模式，实行“教师唱配角学生唱主角”，以适应新世纪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才竞争的需求，为使医学生的培养从知识型向能力型转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实习课程设置及内容的改变
七年制课间实习全面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导的“五步”教学方针，即走“学生-教师-学生-教师-学生”路线。实习过程首先让学生自己尝试诊查、处理病人、操作使用石膏夹板，对这些东西先有感性认识，教师讲解后再由学生自己总结分析错误所在，之后教师再予总结评价，最后进行学生考核。使学生先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实践与所学理论相结合去理解分析问题，从而加深印象，提高实习效果。实验组按照此方针总结出“五步”教学方法：学生自行操作、处理-教师讲解-学生自行纠正错误-教师总结评价-学生实习考核。注重实践，发挥潜能，创新思维。在实习中结合实例讲解骨科理学检查、骨科石膏夹板牵引技术、骨科影像学检查基础等实用内容，使学生理解并能利用这些骨科基本技能。对照组仍采用传统的教师单纯讲授典型病例和石膏夹板牵引技术，然后即由学生操作的教学方法。
3具体实施方法
本学期七年制学生共72人，平均分成4组，每组18人，2组作为实验组，另两组作为对照组。每组实习18学时。
3.1典型病例实习
实验组首先选择急诊骨折病人统一问诊、查体(注意避免加重病人痛苦)，回到教室要求每个学生均作为主治医生给出初步诊断、辅助检查方法、治疗处理意见。然后老师和同学共同对每一处理方法进行总结分析，分析学生正确处理方法及错误所在，最后得出明确诊断，正确治疗处理意见。教师尽可能先让学生自己进行分析总结，然后再结合大课所学理论提示性给出结论。学生提问，学生解答，教师评价，师生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印象深刻，教学效果良好。对照组则完全由老师进行示范讲解，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操作实习。实习结束按照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全真试题进行理论考核。
3.2骨科检查法实习
实验组：(1)运用投影仪多媒体技术组织学生学习观看骨科检查法的正规操作；(2)学生交叉进行骨科体格检查，教师在旁进行辅导，纠正检查中的错误；(3)教师选择典型体征病人让学生实际查体操作。对照组：(1)教师示范骨科检查法的正规操作；(2)学生交叉进行骨科体格检查，教师在旁进行辅导，纠正检查中的错误。
最后一天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3.3石膏、小夹板技术实习
实验组：(1)首先由学生按照自己掌握的知识尝试使用石膏和小夹板。(2)教师集中讲解骨科石膏、小夹板技术的原理、适应证、禁忌证、正确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教师进行示范石膏、小夹板的操作。(3)教师示范后学生自己总结纠正首次石膏、小夹板操作中的错误，教师最后再给予评价和最终总结。学生再次交叉分别进行石膏、小夹板的操作。对照组：(1)教师集中讲解骨科石膏夹板牵引技术的原理、适应证、禁忌证、具体的方法、注意事项。(2)教师进行示范石膏、小夹板的操作。(3)学生交叉分别进行石膏、小夹板的操作。
石膏管型、小夹板操作统一考核。
4教改结果考核
4.1床典型病例处理考核
国家执业医师考试骨科部分共21题，实验组2组共36人，对照组共36人分别进行考核结果见表1。表1临床典型病例处理考核（略）
对考核结果进行χ2检验分析可以看出，P＜0.05，实验组比对照组具有明显优势效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4.2石膏夹板考核
以教科书理论叙述为判定标准，对学生逐一考核石膏或夹板(任选其一)使用操作技术，分为优、良、差三等。经χ2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实验组比对照组实习效果好。见表2。表2石膏夹板考核（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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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创新过度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加大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升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二是利用适度的银行体系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杠杆效应。但是，一旦金融创新超出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和监管主体的约束能力时，会出现创新过度的乱局。而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是把风险转移给有承受能力、承受意愿而且能够管理这些风险的合适的金融投资者。此时，过度创新就偏离金融创新的初衷，单个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只关心自身风险的转移，对“受让”风险的投资者或交易对手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做考察。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没有通过金融创新的原始功能得到降低，而是在金融产品链条中不断传递，并通过衍生品的杠杆效益放大风险，将风险“传染”给产品的所有参与方。当金融体系内的风险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诱发危机，并系统性破坏金融体系。原来出售风险的金融机构和风险转移过程中的每一个承接方都会因此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金融系统性风险面前都难以维持原有的功能，经济产出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跌。因此，金融创新必须对应宏观审慎监管，在风险监测的基础上平缓金融风险的波动性。
（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源于金融市场的同质化金融市场具备合理流动性和稳定性的前提是拥有大量目标迥异且预期稳定的市场参与者，即市场中的异质性。而如今的金融市场却充满了严重的同质性。金融市场同质性的主要表现是，金融机构在资产利用和投资方向上主要集中于某个行业或产品。例如在2000年美国IT泡沫前期，金融资本积聚在互联网行业中；2008年次贷危机前期，金融资本的投向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的产品和房地产行业，换言之，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在泡沫形成期间逐渐过度集中于特定一个或多个行业或产品。一旦特定行业或产品因为经济环境影响出现不景气或贬值的现象，例如美国IT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中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次级抵押贷款的折价抛售都对金融机构造成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罗伯特•希勒认为交易市场一旦流动性过剩，将诱发非理，并受到自我增强的羊群效应和动量效应（momentumeffects）的影响，此时，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呈现趋同局面，最终将某一类金融资产的价格推高为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集聚高峰。所以，金融市场的同质化风险是指规模迥异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模要求、按照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模型预期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系统内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无法彼此抵消，所以形成了金融系统内部的正反馈环，从而强化了放大作用，在正的一面会催化金融泡沫的膨胀，并在负的一面加剧金融危机冲击的恶性循环，正负两方面都使系统缺乏收敛性，放大了金融系统的波动性。如果市场参与者均采取趋同投资行为，随着同质化风险的加剧，金融系统风险也在正反馈环的作用下不断放大。
（三）顺周期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顺周期性表现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放大了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引起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现代金融体系中诸多因素对金融体系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影响，由于顺周期性具有内生特征，所以顺周期性成为金融机构可持续增长的最大威胁：其一，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在经济上行周期相对乐观，投资项目财务状况和信用评级都较为良好，资金投放会提升市场流动性；其二，经济下行期间金融机构的反向操作会加剧流动性欠缺的市场的紧缩性。
（四）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与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系统（ShadowBankingSystem）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BankingSystem），通常是从事放款、接受抵押、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系统多年来一直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通过高杠杆投资放大利润，刺激金融系统的信用扩张和风险承受，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五）多头监管诱发监管套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使得各类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开展了激烈的竞争，金融需求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互交叉、渗透，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同质性很高。在此情境下，单纯的机构监管开始突显不足，也就是纵向规制将导致不同机构开展的同种业受到差异化的监管。然而金融“混血”产品（hybridproduct）的不断涌现，突显了监管重叠（duplicateregulation）与监管真空（regulatorygap）等问题。监管重叠中，不同监管部门所的监管规定互相矛盾的情形并不鲜见，而且金融公司经常发现自己必须接受来自于不同监管者的重复监管。在次贷危机中，监管真空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金融衍生品到底由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美联储来监管，难以从法律中寻找依据。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RegulatoryArbitrage）提供了空间，诱导金融机构选择监管宽松的监管者，形成了竞择监管者行为（Regulator-shop-ping）。
三、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
（一）监管成本以JulianR.Franks,StephenM.Schaefer,MichaelD.Staunton(1998)为代表将其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由监管当局（政府及准政府机构）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运作费用，也即金融监管的行政成本。与直接成本相比，金融监管的执行成本则相对复杂，主要包括被监管者为监管所支付的成本。HowellE.Jackson(2005)在直接成本和执行成本基础上引入了罚金、酬金和交易费用（Sanctions,FeesandTransferPayments）的概念。国内的学者则习惯于将金融监管的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的间接成本。第一种是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都应归为直接成本，并且认为间接成本应该是由道德风险（MoralHazard）、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损失所构成的。第二种是将金融监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件设施、组织运作以及监管人才的培训及培养归入直接成本；把由于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入，对被监管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的激励、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等方面有所遏制，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失作为金融监管的间接成本。第三种将监管成本分为两类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包括监管机构执行监管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与被监管者因遵守监管条例而耗费的资源；隐性成本是指被监管者因为监管措施而改变原来行为方式造成的福利损失。
（二）监管收益监管收益通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融监管提升被监管机构的盈利水平，金融监管的功能发挥与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成正相关关系；第二是金融监管提升金融体系的总收入，监管通过保护充分有效竞争、防止垄断和欺诈行为及避免系统性风险，以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收入；第三是金融监管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三）成本—收益的理论的缺陷毋庸置疑，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第一，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难以量化。这两种成本有三个特点：其一，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的性质，与直接成本的预算硬约束性恰好相反；其二，由于隐性支付从而令人难以察觉，在具体计量上也存在巨大困难，特别是其中的机会成本和由于道德风险而引发的间接成本更难以估计；其三，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相比于直接成本而言可控性较差。第二，收益难以量化。衡量金融监管的收益比成本更为困难。因为不存在与金融监管直接成本相对应的直接收益，监管收益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即便显现，也难以准确量化，譬如监管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投资者利益，需要一定周期方能显现效果，此时要去量化稳定和保护效果本身的收益，一方面难以衡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效果是由包括监管、市场主体自律、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难以剔除其他变量。
四、金融监管的边界有效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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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医疗体制进一步改革,社会福利性的医疗单位逐渐向营利性的经济实体转变,加上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的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疗纠纷不断增多,且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误导,医患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原有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纠纷处理的需要，在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成了一纸空文。为了妥善处理解决医疗纠纷,2002年月日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据条例卫生部了相应的配套规章。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
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对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范，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概念性质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我们可以这样介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的过程。本文所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指医学会组织专家组依法（《条例》）进行的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
《条例》明确了由医学会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条例》第21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为医学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组织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实行市、省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医学会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库，参加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提起可以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书面委托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学会对单方面委托的鉴定申请不受理。第二种，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书面移交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第三种，法院审理涉及医疗事故问题诉讼案件时，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移交委托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医学会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鉴定实行合议制度，过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予以注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其文稿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
卫生行政部门对鉴定结论的人员资格、专业内别、鉴定程序进行审核，不符规定的重新鉴定，符合规定的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均可以进行再次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性质
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首先必须研究其鉴定行为的法律属性。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1]。有一种意见认为,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医疗事故鉴定是一种行政行为,当事人对医疗鉴定结论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2]。这种观点是由原《办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具隶属关系所得出的。目前医学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受理机构，是独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不是行政主体，所以鉴定行为也就算不上具体行政行为。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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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
1．20世纪末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双重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即使仍然沿用“双重体制”，也是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体制成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开始占据优势，国有经济的份额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样，当前的体制格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体制已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进程，因而市场化程度指标可以用来表示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水平。
2．21世纪的上半叶，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总体市场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这种变化是相当深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性的。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并不理想，距离目标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36．6％)过低，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61．71％)和企业改革领域(51％)，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还有不小的距离。不过，总体来讲，从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五个方面(产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形成。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总体市场化程度从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尽管我们要更多地触及市场化改革中的“硬骨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如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制、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等，但我们毕竟积累了20多年的改革经验，现在的经济环境也比较宽松，政府驾御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就一定会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按照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将有显著的提高，总体市场化水平达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再经过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达到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实现。
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与完善的税收制度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重视宏观调控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具体到税制的设计上，就是要处理好税收中性和税收调控的关系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在税制建设上，税收中性的要求是：税制结构应科学、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场竞争，如税制应该统一，税负应当公平，避免重复征税；税制应当简化，方便纳税；扩大税基，合理制定税率；税收征管制度应健全有效率，征纳成本低。
税收中性是相对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将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并非万能，也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对某些经济现象亦常常显得无能为力，需要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弥补或矫正。税收调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税收的操作主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在税制建设上，税收调控的要求是：及时、足额、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在我国当前突出的表现应该是提高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包括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世瞩目的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新税制运行两年来，保证了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新税制是成功的。如果从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分析，94税改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在税改主要内容上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革来看，取消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税率趋向统一，这都体现了税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同时，对烟酒等11种消费品和石油、天然气等7种矿产品分别开征了消费税和资源税,并实行差别较大的税率，这又体现了税收对特种消费品高额收益和自然资源级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调节。就增值税本身来说，规定了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以及减免税优惠规定，这又体现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绝大多数产品适用同一基本税率这一中性特征来看，由于各种产品的供求弹性不同，必然会影响税负转嫁的程度，从而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抉择，其税制运行结果又会是非中性的。这反过来说明，绝对的中性税收是没有的，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是辩证统一的。从所得税改革来看，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有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取消企业税后征集“两金”，取消奖金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税向中性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仍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一是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税制，税负不平；二是税率上内资企业仍实行33％、28％、17％三档税率；三是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从所得税改革的整体来看，既通过税收的中性化为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又通过税收的非中性措施体现了对小企业、特殊行业企业(如残疾人企业)的照顾，在这里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新税制还通过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理顺分配关系，取消困难性减免，严格控制偷漏税，强化税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在进一步完善新税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正确处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例如，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税制，体现税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实行统一税率，现存的内外资企业的大量减免优惠规定也很难取消或统一，有些规定甚至是很必要的，这在事实上表现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被公认为是具有中性优势的税种，但仍在税率(三档)、进项税额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过改进完善有关规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对待税收中性原则，应坚持相对论，防止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既与国际惯例相符、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2．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优先考虑效率的要求，适时转换税制结构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实行的是流转税类为主体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一状况更趋强化，仅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其税收收入就占全部税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营业税、关税等其他流转税种，其比重高达80％左右。可以说，我国税制结构的这一现状，从历史上看，与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然而，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在现阶段已有根本性改变。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税制结构符合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社会原则，要求税制结构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实现，而所得税制则有利于这些原则和目标的实现。人们通常说积极财税政策下的减税手段，则是在所得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减税即减少所得税收，使厂商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增加，由此达到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的功效。为此，我国的积极财税政策要想获取更大的效用，必须及早转换税制结构模式，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先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左右，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不仅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剩下需求不足这一重大难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模式转换的经济条件。
3．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而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来看，公司制是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种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也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点都是公司资产的股份化。这便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也有利于公司产权的转让和流动，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重组，实现资产的最佳使用效益。税收作为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进行课征的一种分配活动，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产权制度的不断创新，其有关政策和制度也必须作进一步完善，以更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仍以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所得税的归属，把中央企业所得税划归国家税务局，地方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税务局，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用行政手段干预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为使政府与企业行为彻底分开,分税制对所得税的划分不应以企业行政隶属为依据，而应象增值税那样，以税收收入分割为标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所得税收入。
其次，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展，公司的产权主体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一个由国有法人股、国家股、外资股、个人股组成的公司制企业里，所有制性质已显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单一产权主体的企业为对象所建立的企业所得税制必须向以多元化产权为主体的公司为对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发展。这就要求：第一,尽快统一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内外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第二,规范目前股份制企业所得税，特别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无论是从公司公平竞争角度还是从税法严肃性角度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实行统一的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的所得税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这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则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2)各省市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市的竞争力，经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税率有按15％执行的，也有按24％执行的，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所以，为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必须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海外上市公司还是国内上市公司;无论是特区公司还是内地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应执行统一的33％法定公司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第三,制定集团公司的所得税规范。企业公司制改造，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集团型公司,目前全国已有上百家企业集团正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的试点。所以，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必须制定专门的条款予以明确。在国外，税法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都有专门的规定，因为集团公司的所得税涉及到股息抵免、纳税方式的选择、公司综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纳税报表的编制等比较复杂的事项。而我国对集团公司税收问题只规定股息、红利收入比照联营企业收入处理，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资产控股为100％的，可由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等几条比较笼统的规定，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第四,明确特殊问题所得税处理规范。产权流动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收购与兼并是产权流动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对收购与兼并过程中产生的所得税问题如何处理，目前我国税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法必须尽快予以明确。
4．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社会保障税制又是健全与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条件，所以在新的世纪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法，还没有将保障资金列入预算内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筹集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定单位”的办法，各地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调剂面窄，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问题，无法专款专用，难以满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具体实施方案是：(1)在保障项目上，设立退休、失业和医疗三个必缴税目，对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项目，暂时仍由企业或家庭自我保障。(2)结合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公司)、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我国国情,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也应该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单位、工薪收入者和个体经营者。(3)按照国际惯例，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为雇员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个体经营者的纯收益额或营业利润；在税率上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并且对税基的最高额有限定，当然限征额要根据物价指数适时调整。(4)社会保障税可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将税款的大部分划归地方收入，少部分划归中央，供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5)社会保障税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税款入库后再拨付给社会保障部门使用支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成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5．加大费税改革的力度，为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税收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税费的界限和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国，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增长速度看，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l5亿元，1992年为600亿元，1996年高达2900亿元，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无论是税费之比还是非税的增长速度在当今世界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为了解决税外收费过多而又不能从总体上减轻宏观税负水平，2l世纪初必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改税”改革的基础上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如尽可能取消大量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严格批审新的收费项目；属于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企业名目繁多、不堪重负的规外费负担。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操作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对“三乱”性质的、不合理的收费要坚决取缔。农民、企业、单位在缴足了税收之后，有权拒缴各种非法收费、集资与摊派。同时，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的力度，从源头上压缩对财政性开支的需求，这才是治理“三乱”的制度保障。这也正是有的国内学者曾经提出过“费改税”应重在正本清源的基本要义。显然，如果治理“三乱”仅在于取消、清理一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而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精简等后续配套改革又跟不上来，那么只能说这样的“费改税”改革是浅层次的改革，没有祛除“三乱”的制度根源。其结果，只能是治理一阵子好一阵子，过后又会出现反弹，甚至出现更多的新的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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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质量安全管理，改善就医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是医院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立院之本。近几年，医院通过连续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和“三好一满意”活动，不断完善各项医疗规章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不断强化质量、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提升服务水平。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科技的发展，创造人性化的医疗环境，已成为医院发展趋势。宽松优雅的诊疗环境能够满足病人的诊治需求、心理需求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满求。我院近年来在病房楼建设、新仪器配备上都加大了力度，绿化美化医院环境，为病人提供了一个优美、舒适的疗养环境。同时在服务上简化流程，门诊配有导医并采取弹性排班措施，尽力避免门诊病人“三长一短”的现象发生。全院上下坚持挂牌上岗，文明服务，杜绝服务忌语，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投诉和纠纷逐年递减，病人和家属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三、加强管理，建章立制，形成推进医院文化的长效机制
我院以“三好一满意”为活动载体，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医务人员的准入制度，规范执业行为，对新进医护人员和未拿到执业证书者实行带教或转岗。完善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纠。着重抓好以下一些工作：每月对各部门科室完成任务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集中对病历书写管理、门诊医生值班进行了专项治理，进一步明确对核心制度落实的情况进行考核。完善医德档案，加强医德考核，把医德医风考核结果与个人利益挂钩并及时存入档案；定期进行门诊、住院病人问卷或电话调查；推行公示制度，打造诚信医疗，公布各种检查、服务项目及常用药品的价格，对住院病人实施“一日清单制”，设立举报信箱和投诉电话等。由于管理到位，各项业务指标继续攀升，医患矛盾大幅度下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完善充实了医院的管理规定，为医院文化建设形成了长效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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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1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了医疗市场秩序，医疗安全得到相应保障。但该条例实施至今已有19个年头，受制于当时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水平，一些条款设计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不强。现结合实际工作，就执法监督和行政处罚过程中该条例的法律适用困难做进一步探讨。
1 问题的主要表现
1.1 概念界定不严谨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养老院、门诊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该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本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必须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前提条件[1]。那么打击涉及无证行医的“黑诊所”便无法套用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与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2]。《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罚则缺失
在民营医疗机构，有一种现象较为常见。某医务人员的胸牌上标注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该医生仅为医师职称。这种虚假标注胸牌内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戴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但是该条款并无对应罚则，所以卫生监督部门只能在《监督意见书》中责令立即改正，无法做出行政处罚。在检查中还常出现一种情况，即发现医疗机构在其大门处私自悬挂未经认证的牌匾招牌，比如，发现一所肝病专科医院大门外擅自悬挂有一块“某某肝病研究中心”牌匾。违反了《条例》细则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以及医疗机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的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细则并无与之对应的处罚性条款，所以也只能责令改正。
1.3 处罚金额不适应经济发展
实施《条例》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经近20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在3000元以下，明显不适应今天的经济水平[1]。除了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的罚款数额偏低，法律威慑力差等问题，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条例》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3000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3000元以上；（二）给患者造成伤害；（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第一项规定，只要机构超范围执业的违法收入累计超过3000元就必须吊销执照。可见3000元的界限成为吊证与否的关键，但是，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科手术一例的项目收费就已经超过3000元。由于3000元标准的易达性和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严苛性，造成法律上限与下限之间缺乏有效过度，不仅从法理上违背法律设置原则，更给卫生监督员在实际行政处罚过程中造成压力。
2 建议与对策
2.1 完善立法
一部运行良好的法律，立法是关键。《条例》及其细则从1994年实施至今，只在2006年由卫生部对《条例》细则的第三条进行了相关修订。所以，由于时间跨度久，法条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甚至是使其法律化，提高法律效力。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丰富《条例》的内容设置，完善处罚金额的设定，处理好同《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增强该项法规的适用性[3]。
2.2 强化法律解释制度
时效性是法律的典型特性之一，近几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医模式多样化的特点，《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困惑，许多新医疗模式无法套用原规定，或者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此时法律解释无疑成为一种有效手段。涉及卫生领域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此国家应该做好“两个严格”，一方面，应当严格司法解释的主体，保障司法权独立。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行政解释权限，避免行政解释成为新法创立。
2.3 出台《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此举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由于《条例》所涉及的罚则多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条件不达标，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医疗服务质量上，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形成一部《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2]，就医院乱收费，收取病人红包，病历处方管理混乱引起医疗纠纷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法律约束，配合《条例》，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赵莉.对医疗卫生监督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4）：2661-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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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规制低价竞销的相关措施主要有出口许可证、出口关税、行政处罚等。
（一）出口许可证
我国在出口贸易领域为了遏制企业低价竞销，在相关行业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如商务部等六部委在2006年12月31日了《关于规范汽车出口秩序的通知》，对汽车出口企业实行许可证管理，逐步淘汰资质差的企业。
出口许可证管理，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然而，这种措施与WTO下中国企业贸易权的规定有冲突的嫌疑。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五条规定：“在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应逐步放宽贸易权的获得及其范围，以便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且《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工作组报告书》）第84条（B）款规定：“获得贸易权的任何要求仅为海关和财政目的，将不构成贸易壁垒”因此，对企业贸易权的获得应当实施自动许可才是符合WTO规定的。但是，不得对企业贸易权进行限制也有例外。《工作组报告书》第160条后半段规定：“GATT1994第二十条也允许限制性出口措施，但此类措施只能与对国内生产或消费相联系实施。”这为我们在国内法中通过不与WTO相冲突的立法来给出口贸易许可证管理寻找合法性提供了可能。根据WTO的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在美国和加拿大关于禁止未经加工的鳕鱼和鲱鱼出口案和美国进口汽油标准案中已经指出，“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是要求相关国家在出口限制的同时，在国内也要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但这并不是说在国内就要采取与出口相同的限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下称《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第六款规定：出口经营秩序出现严重混乱的，国家可根据需要限制出口。然而该规定能否被理解为“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并未明确。但是，汽车是国外的优势产业，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在没有直接威胁到发达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被到WTO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被，也有长达几年的审理期限，可以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完成国内产业调整。
（二）出口关税
我国正在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和有选择的加征出口关税来规制出口低价竞销。根据国际商报报道，2006年9月，国家取消了对于煤炭8%的出口退税，使出口退税实现了“归零”，11月又开始加征5%的出口关税。
但是，《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一条规定“中国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除非本议定书附件6中明确规定或者按照GATT1994第八条的规定适用。”议定书附件（六）规定，中国对84个不同税号的产品可以实施出口税，其中并没有煤炭产品。而且，如何适用GATT1994第八条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其是否违反WTO关于关税削减的规定是有疑问的。《工作组报告书》第155规定：“一些工作组成员对仅针对出口产品适用的税费表示关注。他们认为，此类税费应予取消，除非其实施符合GATT第8条或列在议定书（草案）附件6中。”而在出口产品征收税费问题上，我国目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税则》及《出口商品税则暂定税率表》做为征税依据，但其仍应受到《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六的限制。如果提高出口关税，在WTO法律体制中，至少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对同样产品的出口和国内销售在税收上实行区别对待，有违反WTO“非歧视”原则的嫌疑。第二，关税问题是WTO中的一个敏感问题。虽然我国提高的是出口关税，表面上看并没有影响进口产品。但出口关税如果实际影响到了我国出口产品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而影响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如出口的煤炭价格上涨，而国内的煤炭价格却维持不变甚至下降，将会使我国出口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三）政府指导价
我国《价格法》第三条规定“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而《工作组报告书》第54条规定：“中国代表补充指出，政府指导价机制是一种更灵活的定价形式。价格管理机关规定基准价格或浮动幅度。浮动幅度通常为5%至15%。企业可在指导价的限度内，考虑市场情况，自行决定价格。对于市场调节价，企业有权在关于价格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依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价格。”政府指导价在WTO下的合法性应当不容怀疑，但是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作组报告书》第62条规定：“价格控制将不被用于向国内产业或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保护的目的。”因而，价格控制不能被用于阻止企业的正常竞争秩序的形成。第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二条（A）款中提到“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因此，中国将保持中央和地方在法律执行上的一致性。如果具体实行政府指导价，行政主管部门就必须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执行规范，确立其制订的依据，并给各利害关系方提供相关的救济途径。同时，还要确保国内不同地区相同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会因政府指导价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严重，这就使政府指导价措施难以有效应用。目前，政府指导价在出口贸易中很少使用。
（四）行政处罚措施
商务部于2006年5月公布了《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规定（暂行）》（修订草案）（下称《规定》），从其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借鉴了WTO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规定》第一条指出，“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防止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该《规定》的立法目的与《对外贸易法》第一条是相符合的。而《对外贸易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不得违反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垄断行为。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实施垄断行为，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依照有关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有前款违法行为，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于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的，禁止该经营者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由此看来，如果《规定》中的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是属于以上两种情形的“垄断低价”出口或者“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低于成本价出口，其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
笔者认为，《规定》要得到有效实施，至少还需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不正当低价”概念的正确理解。有学者提出了“市场化成本价值”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某种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市场化成本价值''''，就是低于成本的销售，也就是不正当低价销售。“市场化成本价值”的确定，则以企业抽样数据统计为准。其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规定》是借鉴WTO反倾销协议的，如《规定》采用“市场化成本价值”的概念，无异于将未列入抽样统计的企业统统归入了没有按照市场定价的企业。可以预见，如果国内法都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又如何能让国外反倾销调查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相信其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呢？
第二、提出申请的困难。《规定》提出，申请调查的企业必需提出“主张被申请人存在不正当低价出口的初步证据和事实”，这在反倾销调查中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进口国企业依据的是本国市场上的价格。但是，出口国企业要举证却很困难，因为它要证明出口产品在进口国的价格。在出口贸易环节中，由于商业秘密问题的限制，出口国企业要获得其它出口企业的真实出口价格，也非常困难。
综上所述，《规定》是与WTO协定相符的，但是在国内法上还缺乏有效实施的法律依据。
二、规制出口贸易中低价竞销的法律建议
笔者认为，当前主要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制：
第一，必须使国内贸易规制措施与WTO协议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制定或实施直接违反WTO协议的立法或行政行为。而对于有“灰色区域”嫌疑的单边规制措施如出口许可证等，应尽量确保其国内法中的合法性依据，并做好应对其他国家可能将其到WTO的准备，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作为权宜之计，利用符合国内公共利益的要求，但可能有悖于WTO协议的制度安排来调整行政权与企业贸易权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过渡性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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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水资源匮乏
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相对来说并不稀少，多年平均水资源年拥有量为28,124亿m3。其中，地表水为27,115亿m3，其余为地下水，位居世界第6位。但是，人均的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220m3，不足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4，位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09位。水资源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各地水资源的数量相差十分悬殊。我国的水资源大体分布为：长江流域以南的水资源占全国的70%，供给38%的耕地；长江以北的水资源占全国的30%；而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却以9%的水资源供给42%的耕地。农业用水可以说严重不足，平均每公顷占有的水资源量仅为29万m3，全国平均每年农业缺水高达300亿m3，受旱面积约0.2亿多公顷，缺水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北方有9个省市和自治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m3，常年干旱缺水，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不少地区出现了激烈的城乡间、地区间的争水矛盾。有些干旱的山区、牧区由于资源贫乏，造成饮水困难，经济十分落后。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重的水危机。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节水灌溉
节水灌溉，即合理灌溉，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从而为达到农作物高产高效而采取的技术措施。节水灌溉技术体系主要可以分为：水资源的合理调配、节水灌溉工程技术、农业耕作栽培节水技术、节水灌溉管理技术等。
我国的农业灌溉依然以传统的地表水灌溉技术为主，水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在一些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水资源的不合理灌溉处处可见。灌溉渠道的管理不善导致渠道水资源的利用率仅为55%左右，农田水利灌溉利用率也只有80%左右，经计算可知，我国的灌溉水资源利用率仅仅40%~45%。而一半以上的灌溉水会在输水、配水以及田间灌水的过程中损失掉。我国的灌溉水资源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这也可以看出，我国的节水灌溉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如果普遍实行节水灌溉技术，那么会为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总的灌溉面积为9.28亿亩，其中8.48亿亩是有效灌溉面积，0.80亿为非亩耕地上灌溉面积。在总的灌溉面积中有3.20亿亩为节水灌溉面积，包含耕地上节水灌溉有2.95亿亩，非耕地上节水灌溉有0.25亿亩。
渠道防渗14,454万亩，低压管灌9,933万亩，喷灌4,184万亩，微灌932万亩。在目前比较成熟的节水灌溉技术中，以滴灌系统为代表的微灌技术是节水效果较好，节肥和增产效果最佳的灌溉技术。该技术起源于以色列，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引进后，已广泛用于大棚作物，及葡萄、棉花等高效经济作物的灌溉，特别是1996年以后，政府将农业节水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工作，开始大范围推广实施滴灌技术，相关产品生产技术和工程实施能力都已经比较成熟。
滴灌工程的系统组成如下图1所示。新疆是水资源急剧匮乏地区，自2001年来，新疆开始推行大田棉花膜下滴灌，促使棉花种植行业的节水灌溉工程实施，成为国内节水滴灌行业的最主要的市场。对于新疆地区典型的棉花种植农户，实施节水滴灌的成本包括：
（1）一次性投入建设成本约600~700元/亩；
（2）每年更换毛管的维护成本约120~150元/亩，毛管废料出售可回收30~40元/亩。
对应收益情况可简单测算如下：
（1）常规灌溉：籽棉产量280~350kg；
（2）地方滴灌：籽棉产量380~450kg。即棉花实施滴灌后可增产40%以上，按2009年籽棉收购价5.5~7.5元/kg计算，农户净增加收入550元/亩以上。由此可见，随着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的增加，可以高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可持续性快速发展，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稳定，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节水灌溉工程的政策性建议
（1）提高对节水灌溉的深度认识，促进节水灌溉技术发展。我国降水量受海陆分布、地形和季风等影响，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随着人口增长、社会经济等的不断进步，农业水资源灌溉在用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保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要坚持走节水灌溉道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我们应加强节水灌溉管理，提高节水灌溉技术，加强节水意识，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环境。
（2）建立节水灌溉技术的内在机制，反对不合理用水现象。控制水资源利用权限，建立水资源利用政策，完善水资源使用相关政策制度，对农业水资源需求进行有效调控，削弱大量低效的用水需求，遏制水资源的无效用浪费，促进农业节约用水意识，推进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节水灌溉技术应用。
（3）节水灌溉技术发展要因地制宜，符合农业的实际情况。节水灌溉技术作为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不但要考虑工程技术问题，还应从社会经济等方面来考虑。
节水灌溉是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目的是要实现农民从节水灌溉中得到经济、得到实惠，促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根本上拥护，只有这样才能让节水灌溉变成一种现实，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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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特征
1、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具有群众性、娱乐性和继承性
自古以来，民族舞蹈都是在本族人民群体化的自我审美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它从最初的个人感情的表达逐渐发展成为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同时慢慢成为劳动人民讴歌现实、自我娱乐的主要方式，在娱乐中接受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陶冶，所以我国民族舞蹈的发展必然具有很大的群众性和娱乐性。另外，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就是民族舞蹈，民族舞蹈的发展更是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在新的时代，民族舞蹈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民族文化的又一发展特征就是民族舞蹈的继承性。
2、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具有感彩
丰富的民族舞蹈文化可以让人民从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升华到精神世界的感情投入，也就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这就导致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具有浓重的感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广大人民的舞蹈自娱活动也越来越丰富，舞蹈作为宗教礼仪、节日庆典、劳动丰收等风俗习惯的主要庆祝形式，已融入了众多人民的感情依赖，这也是千百年来民族舞蹈文化不断发展、长流不息的主要原因。
3、我国民族舞蹈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受世界多元化的发展，我国现今的民族舞蹈文化正经受着国外艺术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冲击，不断的发展、变异、更新和完善，逐渐向更高的精神层次的表现转变。现在的民族舞蹈已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民族舞蹈已走向夜总会或者歌舞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它的机会；有些民族舞蹈经过改编后已成为人们强身健体的一种运动方式。由于现在民族舞蹈比赛的盛行，舞蹈艺术家们也对民族舞进行适当的改编和创作，努力提升民族舞蹈的艺术表现力和精神层次的追求，使民族舞蹈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民族舞蹈文化正从“俗”向着“雅”的方向发展，这标志着民族舞蹈文化的审美境界在向着全新的层次发展，终将会以饱含民族特色及个性的姿势走向世界。
二、中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意识
在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民族舞蹈的创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编导在对民族舞蹈进行编排设计时，要始终保持冷静的思考力，明白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要不受各种流行舞蹈的影响，让民族舞蹈能够体现出民族文化的特色。真正优秀的民族舞蹈作品无论怎样变化，作品的编排都会尊重当地民族的文化习俗，更不会随意打破民族禁忌，违反民族规定。舞蹈中融合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才能突显出民族特征，彰显出当地民族独立存在的文化价值，对此，舞蹈的编排设计上应该求异而不求同。好的舞蹈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理念，发展能够扎根于民间，立足于时代。
作为空间和时间共存的艺术，舞蹈具有文化传播及传承的个性特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民族舞蹈应该具有长远发展的眼光。现今民族舞蹈文化正不断地融合外来元素，处于一个多变和发展的阶段，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舞蹈的创作需要用发展、创新的眼光来看待，还需要把坚持传统和现代意识有效的结合起来。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韵律、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以及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等都是民族舞蹈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进行民族舞蹈创作时，必须要真正理解民族舞蹈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以现代的审美理念、前瞻的意识、发展的眼光和研究的态度，紧紧抓住民族文化的特征，认真分析作品内容形式与文化发展的关系，通过深厚的民族文化，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底韵。
三、中国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
民族舞蹈的创作不能片面强调坚守传统，舞蹈的创作要迎合时代的发展，一味地注重民族传统的融入只会阻碍民族舞蹈的发展。我们需要用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对民族舞蹈，更要以学习、继承的态度来对待它，保证在保留民族传统的同时，加入符合时展的内容，从而促进民族舞蹈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1、倡导民族舞蹈的自然传承方式：这种方式是比较原始的一种传授方式，传授人没有专门的记录方法，只能一招一式地通过身体的示范，言传身授。因为现在各种新的文化争相涌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对传统文化和物质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更喜欢新的接受事物的方式，传统的授艺方式也就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
2、引导人们在娱乐性活动中传承民族舞蹈文化：在节日庆典或者庆祝丰收的时候，舞蹈是人们主要的自娱方式。这种娱乐性的舞蹈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去教，人们跳的次数多了自然而然就会掌握。这种舞蹈方式没有固定的形式，存在有自编自演的情况，所以能够更快的接受和融入外来事物，再加上自身民族元素的混合，民族舞蹈文化就逐渐的丰富并传承下去。
四、中国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民族舞蹈文化也代代相传，为其以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能。目前我国民族舞蹈文化具体可以向以下两个方向发展：1、通俗文化方向。民族舞蹈文化带有很强的群众性和娱乐性，这决定了民族舞蹈自身具有通俗的特征。“民族舞蹈大家跳”也逐渐成为民族舞蹈发展的重要助力，所以促进民族舞蹈文化向通俗文化方向发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精英文化方向。这种舞蹈要求技艺要美观、表演要高雅，从舞蹈中能够体现出民族精神和时代特点。要把民歌、史诗中存在的思想和主题融入到民族舞蹈中，用现代的方式表现出舞蹈家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感情。
面对世界舞蹈文化的频繁交流，舞蹈艺术创作要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节奏，把舞蹈的主题与人们群众的思想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把民族舞蹈与现代流行舞蹈区别开来，认真挖掘民族舞蹈文化的内涵；把民族特色、民族精神以及民族审美情趣融到民族舞蹈之中，在人们欣赏舞蹈的同时传播了民族特有文化；采取民族舞蹈健身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舞蹈中来，保证民族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把我国的民族舞蹈文化发扬光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重而道远，既需要民族舞蹈工作者的激情投入，也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我们要明白民族舞蹈文化的重要性，认真研究民族舞蹈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在传承和发展的同时，不但要坚定立场，保留有一定的传统民族特色，还应具有开放精神，积极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做到传承与创新并存，创造出一种贴近时代精神，体现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舞蹈文化。（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参考文献
[1]于景春.舞蹈教育在民族舞蹈传承中的作用[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4）.
篇13
1.知识讲解内容较为复杂，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效
针对于西医内科学的教学是每一教师都需要面对地问题所在。因为西医内科学每个疾病的讲解内容包括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实验室与其他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等7大部分，有的用1学时，最多2学时讲解，同时要针对重点有层次地讲解，易造成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没有时间思考。
2.课程设置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在课程设置方面，我国大部分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西医内科学在课程设置方面，从课时到内容，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就西医内科学的课时而言，连中医课时的二分之一都没有占到；而旧西医内科学的教材《西医内科学（第三版）》来讲，内容繁复，重点不清，导致教师在讲课的时候都不得不在有限的课时内将繁复的内容讲授给学生，从而导致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效率也不高，致使临床实践的过程中，不仅知识不够用，动手能力也非常欠缺。
3.学生无法在短暂的临床见习中实现对书本知识的融会贯通
因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不少学生的见习单位往往是中医院，这也就使得学生难以在短暂的临床见习中，加深对西医内科学认识。大多数中医院的分科不细，病种有限，加之医院的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满足临床见习带教的要求
二、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加强西医内科学教学方法实践建议
1.加强实践教学内容与模式的重构以提高临床诊治能力
相较于其他专业来讲，医学专业不仅需要具备充足、科学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求有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因此，中医药告知高专院校在改革和优化西医内科教学模式时，必须对实践教学加以高度重视。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资格证考试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重点进行实践教学内容与模式的重构，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理论，再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在反复的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同时还能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
一是开展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阶段性实践教学，可以分别在课程前一学期、课程中、课程后一学期进行临床相关实践，形成创新的阶段性实习模式。课程前实践主要增强学生对临床疾病的感性认识。二是可以实行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模式在临床实践中，由带教完成，先对学生展示疾病的典型病例，提出问题，然后去病房接触患者，先问诊再进行体格检查，然后再进行辅助检查及相关诊断技术，提出诊治方案，书写病历及开具医嘱，带教老师总结及指正。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改革教学内容
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需求。因此，在改革西医内科学教学内容时，应当充分了解市、乡、镇的中医药、卫生所等单位对高职高专院校中医学专业岗位的相关需求，包括理论和技能。在充分了解之后，在根据具体的需求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从而确保培养出适合社会需求的西医内科学专职毕业生。
一是开设西医内科学的导论课使学生早期接触临床疾病，理论学习后组织学生深入病房进行4学时的临床见习，使学生早期进入医生角色，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及自觉性。
二是理论教学内容与模式重构提高基础理论知识的水平及利用度。我们建议优化课程结构，调整授课顺序，例如考虑疾病发生的季节，按照季节的不同，讲授相应的疾病，如脑血管疾病在冬季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季节，为让同学们见习到更多的典型病例，我们打破原来按照教材和教学大纲编排的授课顺序，冬季安排脑血管疾病的教学。
3.改革教学方法以提高授课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