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

一、现行税收管理员制度与基层现状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管理员职岗与部门职责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具体表现在两个地方

(1)税收管理员制度原则上要求“税收管理员原则上不直接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审批减免缓税和违章处罚等项工作”。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特别是税收减免税审批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上级部门审批，都得要有税收管理员出具调查报告，而税收管理员只要出具了调查报告，上级审批机关基本上没有不审批的。实际上税收管理员出具的调查报告如何对税收优惠能否审核起到决定作用。

(2)税收管理员的工作职责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还有划分不清之处，相互推诿和扯皮现象仍有发生。这一点在实际工作表现为，上级部门需要解决的大部份事情．最终都要落实到税收管理员身上。

(二)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与现行税收管理员素质之间存在差距

税收管理员是在基层税务机关负责分类、分片管理税源，负有管户责任的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税源管理、日常税务管理、调查核实、纳税服务等涉税事宜，是集“信息采集员、纳税辅导员、税收宣传员、纳税评估员和税收监督员”于一身的税务人员。现行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税收管理员要做到“五清一会”，不仅要熟悉税收业务、计算机基本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知识。而实际情况是基层分局很大一部分税收管理员由于年龄偏大、没有及时知识更新目前在征管一线的税收管理人员中，有些人已无法满足税收管理员制度的要求。现有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三低”：一是计算机应用技能低，常出现错误操作的现象，有个别管理员甚至连打字都不会。二是管理质量低，致使管理工作滞留在催报催缴、政策宣传、审核审批等层面上，不能管得更深、更细。三是财务知识水平低，不能将财务知识与税收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致使纳税评估这项重要的工作至今开展不顺利。

(三)税收管理员人员分布与管户数量之间存在差距

目前．由于案头事务性的工作增多．已让税收管理员显得疲于应付，而对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纳税户，管理员想扎实走访调查，深入了解税源确有困难。而部分税收管理员还存在“重管事轻管户”的思想，缺乏深入实际，脚踏实地的精神，调查了解不深入，影响了税收征管工作的开展。还有的管理员将更多的征管重心和注意力都放到了纳税大户的重点税源的管理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部分非重点户、非重点税源、某些行业和非重要部位及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税源管理“头重脚轻”，征管基础薄弱，给一些蓄意偷逃税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存在较大隐患。税收管理员制度落实以后，基层工作大部分都要靠税收管理员来完成．而基层税收管理员数量与管户之间对比关系差距很大。有的地方一个人管几十户企业，的有地方管几百户企业，最少的地方一个人也要管十户企业、几十个或上百个定额个体户和众多未达起征点户。要想使税收管理员达到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难度很大。

(四)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与现有相关信息数据需求量之间存在差距

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税收管理员全面掌握企业经营情况，而实际工作当中，税收管理员掌握企业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部门内部表现在同级税务机关、上下级税务机关信息不共享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税收征管与税务稽查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征管部门内部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税收分析、日常管理、税政管理、信息管理之问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比较普遍，直接影响了税收部门内部信息共享，同时直接影响征管效率的提高。

(2)税务部门外部表现在税务部门与其它部门之间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国、地税之间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税务部门与工商部门信息交换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税务部门与银行系统之间信息交换严重不足。税收征管缺乏关联信息的有力支持。

二、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几点建议

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强化税源管理，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合理配备人力资源，明确职责，实现最佳税收管理。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

(一)建立完善的税务培训制度

现阶段．税收管理员不仅要完成税收征收管理的各项组织管理和协调配合工作，还承担着纳税评估等一些研究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这就对税收管理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有关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税收管理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尤为重要。一方面，制定征管业务培训计划．采取以会代训、一案一分析等形式，开展计算机知识、法律知识、财务会计、分行业税收政策等培训或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税收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增强其开展税源监控管理的业务技能。另一方面，加强对税收管理员的教育引导，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税收管理员的工作素养及其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税管员的税源管理水平和效率逐步提升。

(二)积极推广税务

税务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有利于促进依法治税．完善税收征管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目前税收管理员的事情太多．实际上许多工作可以由税务完成．如税收宣传、税务咨询、纳税申报等等。由税务帮助纳税人办理税务事宜，既可节省纳税人的成本，又可节省国家的征税成本．还可以使税务机关将主要精力放在征收和稽查方面。

(三)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2

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各国普遍采用征收资源税的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我国资源税征管情况看，历经30多年的变革，资源税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日渐凸显，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2016年国家提出了资源税制度的改革目标，即研究建立规范公平、调控合理、征管高效的资源税制度，有效发挥其组织收入、调控经济、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部分资源大国资源税制度，分析其主要特点和对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启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内容概述

我国于1984年以“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丰富地方税源”为目的开征了资源税，1994年、2010年两次扩大征税范围，目前应税资源包括矿产品和盐两大类，其中矿产品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2016年启动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在河北省试点开征水资源税。我国资源税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收入总量较快增长。1984年开征伊始，资源税收入仅为4.2亿元。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资源税收入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从1994年的45.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035亿元，22年间增长了近22倍，资源税占税收总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2012年以来，随着资源价格下降增长态势放缓，资源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有所下滑（见图1）。

（二）地区间不均衡特征明显。东部省（市）普遍经济总量较大，矿产资源较少，资源税收入占比较小，基本可以忽略。以广东、江苏为例，资源税收入占其地方税收的比重长期不足0.5%（见图2）。而从中西部一些省（区）来看，资源税收的财政贡献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煤炭资源和油气资源丰富的山西、新疆等省区，资源税财政贡献十分突出，部分年份占比超过10%。2015年新疆本级资源税收入66亿元，占其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达7.7%，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达4.99%（见图3）。

（三）调节级差收入和保护资源的作用得到一定发挥。现行资源税制对不同等级的资源规定不同的税额，调节不同等级资源开发者和利用者的盈利水平，为促进各类资源开发企业的税负均衡和公平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加强了对国有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资源开发企业滥采乱占资源的现象，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四）不适应性日渐凸显。尽管现行资源税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指导理论单一、征范围狭窄、税率设置偏低、收益分成不合理、税费关系不协调等问题逐步显现，难以有效发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绿色生态发展等资源税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资源集中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现实情况下，未能体现对资源地利用资源促进发展的支持作用，进一步改革完善资源税制度已迫在眉睫。

二、部分资源大国资源税制简介

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资源税制度，本文选取美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四个资源丰富、税制设计较为完善的大国进行研究。四国都是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或法律程序较为完善，或发展程度与我国相似，加快发展中都面临资源环境保护问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和借鉴意义。

（一）美国。一是具有绿色生态税的性质。以资源环境保护为重要出发点，把资源税列入生态税范畴，注重对资源生产、消耗及经济的调节作用。二是地方独立制定资源税政策。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政府在税收方面拥有很大的自，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制定资源税政策，不仅有利于各州政府根据本地的资源蕴藏量和开采情况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也有利于增加各州政府的财力，使各地能够按实际情况将资金更好地运用到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环境补偿上面。三是征税范围广泛。各州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种达38个，不仅对矿产资源征税，也对许多非矿产资源征税。如美国的森林采伐税已实行近200年，目前大部分州都在征收。

（二）俄罗斯。一是征税范围广。征税范围涵盖了矿产、土地、森林、水、草原、地热、滩涂等主要的自然资源，其中矿产资源税、林业税、水资源税是资源税的主体税种。二是实行专款专用。部分资源税收入专门用于相关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有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如水资源税款的80%用于水资源设施的保护和恢复。三是实行中央、联邦主体、地方的三级共享分配。其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税款，联邦主体和地方各归30%，中央得到40%；对开采其他矿产的税收，50%归地方，联邦主体和中央各得25%；水资源税收则全部由中央分配。四是实行动态税率。运用从价税与从量税相结合的方法，税收管理部门随着资源产品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费用的变化，对税率实行动态调整，一方面可以起到保护资源、限制过度开采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调动资源企业的积极性。五是税收设计体现“绿色”理念。重视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具有绿色“生态税”的特点。

（三）巴西。一是征收目的兼顾级差调控与资源保护。以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为主要出发点，同时也体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具有绿色生态税收的特点。二是强调税款的专款专用。以水资源税收入为例，其税款主要用于水利设施规划、建设以及对水资源生态的保护和恢复上。

（四）印度。一是资源税属于地方税，但由中央征管。法律规定全国所有自然资源归所在邦政府所有，但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负责制定资源税法及相关规定，并统一征收后再直接支付给地方。二是为吸引投资，制定有一系列的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三、对比分析及经验借鉴

（一）指导理论方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以级差地租理论为依据，以调节资源企业之间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差异等原因形成的级差收入为主要目的。一方面，没有将资源开采、使用所造成的环境成本纳入到资源的价格体系当中，其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不能得到调节，从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另一方面，资源开采企业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该行为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无关，没有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能有效地发挥保护资源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而从国际经验看，大部分国家资源税理论依据除传统地租理论之外，外部性理论、不可再生资源最优消耗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体系”不断深入人心，具有“庇古税”的特点，实现了由收益性向绿色生态型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资源税制所要实F的重要目标。

（二）征税范围方面。从资源税开征目的来看，其征税范围应当包括一切被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既包括不可再生资源，也应包括可再生资源。我国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比较狭窄，课税对象仅限于采掘业，共七个税目，实质上仅仅是矿产资源税，而森林资源、草原、海洋、滩涂等其他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资源均未纳入征税范围，既不符合宽税基的原则，也不利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主流上已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大部分自然资源，如水资源、林业资源、地热资源、渔业资源、土地、湖泊、大气、草原、山岭、滩涂、海洋等，如水资源已被各国广泛征收资源税，而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巴西、越南等，也都把林业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三）税率方面。我国资源税除硫酸钾等个别子税目外，大部分税率在6%以下，最低仅为1%，资源税税率整体偏低，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税率不能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的特征，对资源的浪费和过度开发不能起到有效遏制的作用，造成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资源产品的“廉价”使得部分企业选择“掏心式”一次性开采或者选择性开采，大量资源遭到破坏和浪费。其他大部分国家在资源税税率设置方面能够充分考虑各种情况，较好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灵活适用税率，如对石油、天然气等高消耗资源实行较高税率；美国资源税税率随资源存量、市场情况等而变化，各个阶段的税率都较为合理；俄罗斯的林业资源税、水资源税等也实行比较灵活可行的税率。

（四）征收方式方面。我国对部分矿产品实行从量定额计征，以其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应税产品价格与资源税相割裂，税收收入不能随资源价格调整而变化，难以有效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大部分国家一般采用比例税率，计征方式既有从量计征，也有从价计征，但从价计征为主流，从量计征方式一般作为配合手段使用。

（五）资源收益分成方面。我国资源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大部分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但由于我国税制特点，资源税作为一个芝麻税种，在我国税收体系中的所起的作用非常小，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产品收益分配不尽合理。中央通过对资源开发企业和资源相关产品征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享有了资源产品收益的大头，而资源型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源地民众和政府不能从丰富的资源中取得合理的收益，还要承担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环境治理问题，不利于资源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加重了资源产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资源税税收与税源地相背离现象突出，很多资源开采企业为注册地在外地的国有大型企业，以内蒙古乌海为例，央企开采了乌海的大部分资源，把很大一部分税收转移到了外地，导致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优势并不能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从其他国家情况看，资源税在税制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税收入在资源产品收益中占有较大比重，主要由资源地政府享受，有利于增加地方财力，也能够有效调动地方在规范开采和环境补偿方面的积极性。

（六）税费关系方面。在我国现行资源税费制度下，对资源产品的开发利用除征收资源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数量庞大的收费，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能源基地建设基金、采矿权使用费、林业资源补偿费、矿产维护费、探矿和采矿权价款等，税费混杂，关系紊乱，费重税轻现象突出。从整个税收体系的角度看，上述问题导致资源税体系本末倒置，削弱了资源税保护资源环境的作用，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中央的宏观调控。从征管角度看，税和费由不同的部门征收，且收费部门数量众多、关系复杂，管理上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导致了各地资源开发企业所负担的税负高低存在差异，不利于资源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由于资源性收费环节靠前，资源税征收环节靠后，或将助长资源企业重视收费、偷逃资源税的思想，损害税法的严肃性。从国外情况看，大部分国家资源性收费较少，通过征收资源税能够较好发挥调节资源开采、保护环境的作用。

四、政策建议

（一）充实资源税理论基础。修改完善《资源税暂行条例》或颁发《资源税法》，将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可再生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等纳入到资源税理论基础中，实现资源税功能由单纯的调节级差收入向促进资源节约和合理开发、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转变，用税收手段调节资源开采，优化资源产品的价格，实现资源开采过程中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二）完善资源税制要素设计。一是扩大征税范围。将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全部纳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全面保护。鉴于我国税收征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污染和破坏严重、亟需保护的资源着手开征资源税，而后逐渐扩大到其他资源。二是完善征收方式和计税依据。全面实行从价计征方式，让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更好地连动起来，更好发挥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同时，以应税资源的实际产量为计税依据，实现从源头课税，促使资源企业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形成节约资源的意识，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节约开发。三是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税率调节体系。结合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分布不均的实际，赋予地方在一定范围内的税率调整权，在总体调高税率的同时构建动态调整机制，以资源的禀赋条件、开采差异、市场状况等多方面情况为参考，使税率相对多样化、层次化，更好实现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三）构建更加合理的分配机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以及中央和地方收益比例，科学构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分配格局，更多地让利于地方，让资源产地真正发挥资源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实现资源开采与征税同地化，保护资源富集地区的利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建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更好地将资源税收入专门用于相关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实现专款专用。

（四）进一步调整理顺税费关系。明确各类资源税费界限，合理区分两者的不同作用，对复杂的收费进行取舍，规范各类保留的收费项目，合并重复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同时，在合适的范围内，逐步推行费改税，规范征收，以减少征收成本，体现效率原则，便于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

[1]马海涛.中国税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国税总局研究所.外国税制概览[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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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 ：煤炭企业；税收负担；税负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150-04

一、引言

煤炭行业是我国的支柱行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煤炭企业的发展关乎到能源的“命运”。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煤炭企业的稳健发展关系着能源的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未来若干年内，煤炭仍是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基础能源。现阶段，煤炭作为能源消耗之最，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下对煤炭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日见端倪。由于煤炭企业的特殊性、复杂性，分析煤炭企业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帮助企业在税法允许范围内合理进行税收筹划，扩大煤炭企业产业链，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有一定意义。

二、研究综述

国外对能源税负的研究开始较早，Hotelling首先研究了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速度以达到调节资源税费的目的[1]。Maarten Allers通过分析新西兰执政党对地方税负的影响，得出不同党派对税负会产生影响的结论[2]，同年David M.S也证明政府税收体制会对企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3]。由于国外煤炭资源不及我国丰富，因此专门针对煤炭行业税负的研究不多。我国对煤炭企业税收负担研究较为全面，席玮，王一涵测算了2010年中国不同行业实际有效税负，结果表明，煤炭行业存在较高的资本税负问题[4]。王延明利用参数及非参数方法验证了规模、地区及行业对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影响[5]。李国平，张海莹调查了某县煤炭开采企业实缴税费负担水平，结果表明，企业实缴税费负担水平高于应缴税费负担水平[6]。娄权基于1994-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上市公司税负以及影响因素。发现上市公司总体税负与负债水平和投资收益显著负相关[7] 。周国栋以2006-2010年我国A股上市的能源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了流转税、企业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均对企业总体税负有关键的影响的结论[8]。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税收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对税收的影响，国内对煤炭企业的税负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指出煤炭企业税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确定合理的税收负担水平以及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多为宏观层面的研究，而对煤炭企业税负影响因素的专门研究很少。鉴于此，本文将运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经验数据，定量分析煤炭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图1列出了2008-2012年26家煤炭上市公司的企业总体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虽呈波动状态，但总体有上升的趋势。不同规模的企业，其税收负担不同。

吴祖光在研究评述中从政治成本、政治影响、产业政策、政治关联以及企业特征角度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差异进行了解释。本文只是站在企业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以企业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企业特征是企业的本质，是各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特征因素包括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本密集度、盈利能力和企业的成长能力[9]。规模是公司最基本的特征，公司规模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关系备受关注但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结论，学术界对此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是政治影响假说，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可能利用他们的经济影响力影响税收立法，降低自身税收负担；第二类观点是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公司受到公众关注程度高，实际税收负担也越高。企业税收负担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环境或者企业特征因素的调节，从而表现出复杂性。由于负债利息可以税前扣除，而股利是从税后利润支付，理论上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有效税率越低。但有些新企业主要利用短期债务融资，较少使用长期债务融资，从而表现出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之间的非显著关系。税法规定折旧和摊销可以税前扣除，所以资本密集度会对有效税率有一定作用。企业投资规模和获利能力是导致同一行业、不同年度税收负担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大量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就公司特征如何影响税收负担取得一致结论。本文借鉴企业特征因素，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投资报酬率和资产密集度六个方面提出假设，分析影响煤炭企业税负的因素。

（一）研究假设

企业规模较大，营业收入也会高，从而带来各项税收负担就越高，煤炭企业的各项税负也高，因此提出假设1：

H1：企业规模越大，煤炭企业税负也越大。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息具有抵税作用。资本结构理论中的净收益理论、MM理论均说明负债有税盾作用。所以公司的税负与财务杠杆相关，负债越高，抵税效果越明显，因此提出假设2：

H2：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煤炭企业税负越低。

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其必要的消费占收入总量的比重越小，剩余财富越多，国家可集中的收入越高。从宏观的国家税负延伸到微观的个体企业上，结论也应成立。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企业所承担的税负也越重。故提出假设3：

H3：盈利水平越高，煤炭企业税负越高。

煤炭是一种资源性产品，其企业投资大，风险高，受环境制约较大，“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我国煤炭行业未来不能单纯以扩大产量为目标，而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环境负担。由此可见，管理水平高的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政策相一致，减少违法违规行为，可支付较少的费用；另一方面，管理水平高，设备养护及时得当，利于充分发挥设备的最优生产效率。故提出假设4：

H4：管理水平越高，煤炭企业税负越低。

煤炭企业建设周期长，前期需要投入大额资金进行筹建，又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因此投资报酬率对煤炭企业来说是衡量经营好坏的指标之一。投资报酬率高，说明相同投资水平下企业收入多，因此提出假设5：

H5：投资报酬率越高，企业税负越高。

煤炭行业前期投入多，用于采掘、开发煤炭资源及后期加工的设备较多，且价值较高。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每年的折旧费用相对较多。税法上规定折旧具有抵税作用，折旧可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提出假设6：

H6：固定资产越多，税负越低。

（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2年26家煤炭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为基础，经整理计算得出所得税税负、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投资报酬率和资产密集度七个指标。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

（三）实证检验

1、建立模型及定义变量

线性回归分析主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每个自变量的单位变动对因变量均有影响。所得税负担是所得税与利润的比值，利润、盈利能力、投资报酬率、资本密集度和管理费用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所得税税负分子或分母的变化。因此为更好验证假设因素对总体税负的影响，建立多元线性样本回归模型，进行OLS回归：

tax burden= β0+β1size+β2lev+β3roa+β4management+β5investprofit+β6capital+μi

其中β0为截距项，μi是随机误差项，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

为了检验各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重叠部分，下面进行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如表2所示

利用特征值检验多重共线性，从表2中可知，自变量不存在特别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利用spss17.0软件进行处理，得出以下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F统计量为14.067，对应的显著性水平Sig.=0.009<0.05，方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表明模型中所有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影响”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都是显著的。表3所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系数R 方为0.566，这6个变量的共同作用可以解释因变量56.6%左右的变动，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效果一般。为了验证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表4显示，煤炭上市公司总体税负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投资报酬率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管理水平和固定资产比率负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煤炭企业总体税负与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008，即，资产负债率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轻。但由于Sig.=

0.63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负债具有抵税作用，负债越大，抵税作用越明显，税收越少。但资产负债率并不是影响煤炭企业总体税负的主要因素。

煤炭企业总体税负与盈利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42，盈利能力变动一单位，税负变化4.2%，说明盈利能力高即营业收入中净利润所占比重大的企业税负较高，从而证明假设3成立。盈利能力对煤炭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有显著作用。

煤炭企业总体税负与管理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6，即管理能力差的煤炭企业其税收负担越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管理水平高的煤炭企业的确有利于减少企业税收负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些与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工人工作效率相关的其他税费支出，这些支出与管理水平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煤炭企业投资报酬率与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是0.159，投资报酬率增加一个单位，税负增加15.9%，说明投资报酬率高的企业税收负担重。本文定义的投资报酬率是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在企业资产一定的前提下，利润总额的增加会加大企业所纳的企业所得税额，进而提高企业税负。

煤炭企业的公司规模与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是0.001，即公司规模越大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验证了假设1。

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比率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是-0.002，即资本密集度越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低，从而验证假设6。固定资产的折旧具有的抵税作用可以减少煤炭企业的税负。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2012年我国26家上市煤炭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越大、盈利水平越高、投资报酬率越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重；资本密集度越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轻。由于显著相关的因素是影响税负的主要因素，因此结合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针对陕西煤业提出建设性建议。

作为陕西省的煤炭大企业，陕西煤业在成功上市后，紧随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成为中国煤炭产量第三大上市公司。作为陕西唯一集产、运、销为一体的省属特大型煤炭企业，公司拥有完整的煤炭生产、销售和运输体系，自成立以来连续实现高速增长。陕西煤业与其他公司一样，煤炭需求的增长与经济发展高度挂钩，煤炭资源的整合是以国家对煤炭行业的高度控制力为前提。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对煤炭企业税收多次监管。陕西煤业刚上市，面临更多的财务披露，所得税便是其中之一。因此陕西煤业借鉴其他煤炭上市公司的经验来控制税收负担有一定意义。

首先，投资报酬率是衡量一个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盈利能力的提升会适度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盈利的增长额大于税收费用的增加值。作为大型煤炭企业，需要进行作业分析，重构作业连，消除无增值作业，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同时重构价值链，减少资金的占用。不能一味追求高速发展，要科学规划、有序发展，促进煤炭行业绿色生态以及与环境和谐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降低环境负担，减少生产事故的发生。

其次，企业规模的增加会加大税收负担，陕煤可以转变煤炭经济的增长方式。企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扩张规模，这时企业可以通过扩大产业链，分割产业的方式来减少税收负担。把产业更加细化，增加企业下游产品品种，采用分劈技术降低企业税负。同时，促进煤炭企业资源结构调整，规范壮大煤炭产业，培植大型煤炭集团，稳步推进产业化发展，有利于扩大煤炭企业公司规模，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第三，企业需要提升管理水平，有利于降低税负。减少一次能源大规模长距离输送压力，提高煤炭就地加工转化水平，合理规划、建设煤炭设施。随着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煤炭需求增幅将有所趋缓，作为煤炭企业，及时更新和养护大型设备，不断提高采掘机械化程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国家的环境保护原则，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企业设备，为企业添置固定资产的同时合理降低税负。

本文只是从企业财务数据宏观方面进行税负因素的分析，没有验证资源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由于有的企业数据缺失较多，不能得到准确的相关性分析。针对以上不足，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更深入的研究和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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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管理论文篇4

1纳税遵从研究意义及现状

1．1纳税遵从的含义

所谓纳税遵从是指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的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遵守服从税法，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

1．2研究纳税遵从的意义

纳税人遵从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可以说自有了税收本身，就产生了纳税遵从问题。但是对纳税遵从问题系统的研究只是近几年以来兴起的。在当前我国“诚信纳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纳税遵从理论，对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纳税遵从理论。通过对纳税遵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界定纳税遵从的内涵外延，揭示影响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因素，对纳税遵从进行分类梳理，探讨衡量纳税遵从度的方法体系，有助于发展和丰富纳税遵从理(2)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通过研究纳税遵从相关问题，找出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建议，可以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提供理论指导，从而对税收制度和管理方式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安排，达到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减少管理成本和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能的目的。

(3)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纳税遵从研究以纳税人的行为为重要研究对象，有利于准确把握其行为选择，增强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互动，减少征纳双方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建立和谐互信的征纳关系。

1．3纳税遵从的现状

1998年我国推进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来，基本建立起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各级税务部门在提高公民的纳税遵从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全国税收收人持续快速增长，征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纳税遵从度仍然偏低。据相关部门测算，我国纳税遵从度仅为66％左右，与发达国家(如美国为86％)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近几年全国税务稽查部门对纳税人检查情况看，税收违法问题、偷逃税案件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大量涉税违法违规行为的存在，充分表明我国纳税遵从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纳税遵从度偏低的主要成因

2．1税收法律法规不符合确定性准则

确定性准则意味着正常的公民都能够清晰无歧义地看懂制度安排所传递的信号，清楚地知道违规的后果，并能够恰当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制度安排的要求。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利义务不够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在实际工作中，过多的“义务”宣传与被淡化的权利意识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税收宣传一向以应尽义务论为主调，着重宣传公民应如何纳税、纳好税、不纳税应该承担哪些不利后果等，而对纳税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却强调得不够。

2．2税收征管乏力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一是征税观念滞后。使得税收征收管理领域多年以来都以“监督、处罚、打击”基本理念为出发点，征税主体形成思维定式，对税收征管的认识停留在对纳税人进行制约、监督、处罚的层次上，总是先把纳税人设定成偷、漏、逃税者，然后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来制定税收法规征管措施，使得本应是“纳税人权利之法”的税收法律成了“防纳税人之法”、“治纳税人之法”。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纳税人既是管理对象，又是服务对象，税务部门服务观念滞后，服务人才缺乏，总体服务水平不够，制约了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申报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纳税申报程序设置不科学，手续繁复，也成为纳税人遵从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于税务部门内部管理的需要，目前的纳税申报流程设置比较复杂，很多手续都由纳税人完成。同时，纳税环节多，程序复杂易使纳税人出现懒惰性不遵从现象。三是激励机制有待建立。税收管理制度中缺乏对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正面激励。

2．3纳税风气不佳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我国对纳税不遵从进行抵制和鄙视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对纳税不遵从形成的社会压力还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国家税收逐步恢复了它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厌税晴绪的阴影在人们的心中依然存在。申报的应税收人越高，心理满足感越低，也就是说隐瞒不报的收人越低从而偷税额越低，心理满足感越低。

2．4用税机制的缺陷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我国用税机制尚不健全、不完善。一方面，纳税人无法感受到履行纳税义务后的获益激励；另一方面，用税机制存在的缺陷不可避免地使纳人产生纳税对立情绪和对税收取向的不信任感，进而刺激了情感性纳税不遵从。一是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目前，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存在既“越位”又“缺位”现象。二是财政缺乏透明度。从纳税投资论的角度看，公众向政府纳税如同对政府进行投资，作为投资方的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为什么要这么花，纳税人有权监督资金的运用。三是财政支出决策缺少民众参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决策机制，在缺乏财政民主化和财政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这种公共决策行为就很容易演变为个别领导的“随意”安排，政府预算支出不是以纳税人的偏好来进行，而是取决于领导的个人偏好，领导的偏好未必与纳税人的偏好保持一致。如此种种，均对公民纳税遵从度造成影响。

3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建议

3．1完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立法的质量是税法有效实施的基础，一方面我国应继续完善现行的税法体系，优化法规的内容，减少税法各法规中的弹性。税务部门还需会同司法部门及时对偷税界定、偷税情节的轻重和相应的处罚标准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以法律规范限制税务行政处罚和惩治犯罪的随意性，以此引导征税人和纳税人依据法律行为或限定非法律行为。另一方面则应尽快研究并制定出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以明确纳税人在涉税事务中的法律地位和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使纳税人行使权利有法可依。

3．2减少纳税人负担，降低税收遵从成本

降低和优化税收负担，一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费，规范非税形式的收费，实行费改税；二要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制；三要合理扩大部分税种的税基，如扩大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适当调整一些税种和征税项目的征收标准，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地开征一些新税种，以改变目前税负偏重的情况，让纳税人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主动纳税。

3．3加强税收宣传

税收宣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具有持久性，应持续、稳定、系统地开展下去，要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应充分发挥媒体的优势，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海报等媒介，将正确的税收理念制作成生动形象的口号向社会传播，使公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并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观念。税收宣传的重点应逐渐转到纳税人权利义务和税务公开上来。

3．4优化纳税服务

优化纳税服务是提高纳税遵从度的重要措施，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办税流程。一是缩减办税环节及办税时限。及时把握征管体制改革、税收政策调整、业务流程重组、信息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和第三方的税收信息资源，分析纳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员关注的焦点问题及合理化建议，对具备减轻纳税人负担基础条件的，清除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缩短办税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办税成本；以省为单位按照管辖纳税人的特点确定清理次序，分步骤地组织自定办税流程的精简。二是改进工作模式和受理方法。将不同税收业务办税流程中的调查、核批、检查等事项合并办理，合理调配工作时间，避免重复工作；规范各类税收业务的申请受理，涉税文书统一实行税务机关内部流转，一个办税窗口统一受理所有涉税事项的申请，避免纳税人多头找、多次跑。

(2)精简涉税资料。一是修改整合纳税申报表单。修改申报表内容，整合附报报表及资料，减少无效信息报送，提升申报资料综合利用效能。对采取电子申报方式的纳税人延长纸质申报资料报送期限或取消纸质资料报送。二是清理简化办税涉税资料。由纳税服务部门组织，以制定流程的业务部门为主，清理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时需提供的各类资料，积极推进无纸化审批。三是完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规范对纳税人报送资料的管理与存储，整合各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实现纳税人资料信息共享，避免多部门、多环节、多次数要求纳税人报送相同资料，拓展国、地税局涉税信息合作的领域与方式，增强纳税人电子信息和纸质资料的“一户式”管理与应用。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5

1 “绿色税收”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

自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环境外部性理论后，西方经济学家、环境管理学家对绿色税制理论的的研究已有80余年，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理论。我国环境税收理论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而提出“绿色税收”概念是近几年的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来自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通过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文件，把发展与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响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付诸全球行动。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税收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绿色税收被引入到许多国家的税收体系中。

所谓“绿色税收”是以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建立开征以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的“绿色”税制，从而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的理论基础是绿色理论。绿色理论是对绿色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和总结，虽然目前尚未有权威的定义，但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是绿色理论的研究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资源应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平衡，它特别强调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全球共同财富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相对应，绿色税收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绿色理论从科技的角度认识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应是废物排放量的减少或不排放。广义的绿色理论包含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当代与后代兼顾的伦理思想；效率与公平目标兼容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辅以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其中税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必须以绿色税收制度取代现行的税制模式。如果说20世纪的税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税制，那么21世纪的税制将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2 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在世界环保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环保立法、环保投资等等都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协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方面，我国环境政策、环境税收措施仍然滞后，尚未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起到其应有的抑制作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以量取胜、低价竞争，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这种情况至今未得到彻底改变。由于环境成本在经济活动中往往被忽略不计，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包含或不反映其全部环境成本，出现了盲目开发资源性产品出口，对外贸易的开展使环境更加恶化。近年来，我国出口了大量廉价的石油、矿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产品，造成了我国石油矿产资源不断减少、农田土壤质量普遍下降、草原退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引进外资中，置环境污染于不顾，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不注意或较少注意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一些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解决资金不足和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不顾对周围环境的破坏。有些地方甚至把可投资于污染项目作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在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上，也缺乏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明确限制，甚至对其中一些行业还有所鼓励，致使一些省市至今还在大力发展皮革、印染、化工、塑料等领域的合资的乡镇企业和小企业的管理疏漏。二是生态环境补偿费。目前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不是环境生态价值的真正体现，其征收的标准只是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费用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三是排污收费。排污收费标准偏低；单一的浓度超标收费；排污收费的种类不全；对超标排放者征收超标排污费，与我国的《标准化法》中的规定不协调。

由于我国出口商品不包含或较少包含环境成本，因而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其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内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部分资源的紧缺。另一方面，也屡屡遭到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指控，被征收进口附加税。环境状况的恶化，势必影响我国的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原优势产品的质与量也将在国际上失去竞争优势。控制污染及生态破坏，修复改善环境质量，已成为我国国际贸易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其影响将会阻碍我国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地位。

3 建立绿色税收制度，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关系

3.1 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行绿色税收政策的启示

欧盟许多国家实行的绿色税收政策，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对废气、废物排放征收环境税；二是改变税法鼓励方向，对污染行为征税；三是对一般性废弃物和污染征收成本支付税。借鉴国际上环保税收政策，我国的绿色税收政策应坚持以下原则：

(1)绿色税收政策应以调控为主，聚财为辅，积极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为了不加重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新增的生态税将通过降低其他一些税的税负来加以抵消。西方国家在实现税制绿色化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保持微观经济主体现有的总体税负基本不变。比如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我国实现税制绿色化应该建立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税费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生态税收之后，应及时将企业缴纳的大多数环保方面的收费（如排污收费、水资源费）并入生态税收中一并征收，以避免重复征收，加重纳税人负担。

(2)新开征的环保税要保持税收收入的中性。本着“谁污染谁纳税”与“完全纳税原则”，达到税收的横向与纵向公平，并且要使新开征的税种与现有相关税种相互协调配合，以期形成绿色税收调控体系。

(3)征收的环保税款要建立环保专项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由财政部门编制专门的预算，由审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确保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

3.2 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建议

(1)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二是完善计税方法，加大税档之间差距。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通过税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三是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2)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另外对应税包装物，可用企业的产量为税基。在税率设计上，不宜按“全成本”定价，防止税率过高而造成生产抑制，导致社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过大代价，最适宜税率应等于最适资源配置下每单位污染物造成的边际污染成本，在实践中可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税，地方政府应将征收上来的税款进行专门保管，专门用于环保建设事业。二是开征环境污染税。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税缺位，治理污染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在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

(3)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一是减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税收支出。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二是鼓励企业开展环境领域里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税收支出。政府对防治污染的研究与开发应予以高度重视，政府除了直接给予研制、开发控制污染新技术的企业预算拨款外，还可以大量利用税收支出，以鼓励企业从事科研活动，从而增强治污税收支出的整体效应。三是刺激企业投资于治污设备的税收支出。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运用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收支出措施，对防止污染的投资活动进行刺激。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对合格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所谓合格资产，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可能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

参考文献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6

目前，在所得税收管辖权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兼行了居民（或公民）税收管辖权。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格局，有其国际税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根源。理论上是源于国家，源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则是因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纳税人的剧增，各国立法本土性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国家的重要体现，都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关系的加深，这一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体制终将被改革。

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都已率先实行了单一（Unitary）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制度。如美国国家经济发展与税制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建议国会尽早考虑美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主张只就收入来源地的所得征税，放弃境外所得的征税权。[1]

众所周知，从国际税法的实践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同时行使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诱发了国际避税和国际逃税行为的发生。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它阻碍了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导致跨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双重征税情形下，由于跨国投资者要比国内投资者多负担税款，因而往往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时，还诱发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无疑，现行税收管辖权制度不仅导致国际双重征税，给跨国纳税人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也是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的重要动因。只要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就不可避免，国际逃税及国际避税问题也会大量存在。故20世纪初以来，诸多国家都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双重征税的危害性，并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对居民税收管辖权加以适当限制。然而，时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等法律措施都只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国际社会应该寻求一条更彻底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法律途径。我们认为，最佳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即一国政府只对来自或被认为是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和财产拥有征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不是以收入者的居住地或纳税人的身份，而是以其收入的来源地为依据，即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收入和境内的财产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不区分本国人或外国人，一概行使税收管辖权，依照本国法律课税。

二、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

我们认为，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就是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以及税收本质理论。

从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出发，要使纳税人拥有的资本不受税法的影响，能够正常地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首先改革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的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税收管辖权原则，实行单一的税收管辖权。而两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局面使跨国纳税人始终处于国际双重征税的困境之中，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受阻。那么，在国际税法实践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更符合效率原则呢？首先，从两种税收管辖权行使的关键问题看，税法上的居民在各国的规定不一，认定起来容易产生冲突，而收入来源地的认定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标准，因而认定方便。其次，从税收征管制度看，一国居民在他国投资的收入只有在来源地国纳税后才能从他国移入本国，这样，采用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就容易对应纳税收入进行源泉控制，避免国际避税和防止国际逃税，并且征收程序简便、易行。如果采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就要涉及到对本国居民在外国收入的数额进行查证核实等技术问题。可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比起居民税收管辖权更方便、更有效。各国应当缔结《国际税收公约》，统一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然后再逐步统一各国所得税法，包括依法统一收入来源地的确定标准、税基的计算方法以及税率等。

公平原则不仅要求跨国纳税人与国内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要公平，而且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也要公平。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那么，在国际税法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原则更符合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呢？首先从收入来源地所在国看，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纳税人，其收入多少不一，在收入来源地国实行“从源课税”，能够最终达到“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款”和“不相同的纳税人缴纳不相同的税款”的目标。从居民所在国看，由于纳税能力是各种来源收入的综合，理应包括境内外收入。收入来源地所在国政府仅对非居民境内收入征税，而对其境外收入不具有征税权，不能综合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征税。故居民所在国要真正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必须由居住国政府采取境内外所得全面征税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可见，收入来源地所在国与居民所在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较大。

应该看到，在充分体现国际税法“纵向公平”方面，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一原则要求掌握的对纳税人所具有的“纳税能力”以及税收的“社会总效用”等问题是收入来源地国难以掌握的。对此，许多税法专家提出了“累进免税”的补救方案。居民所在国对境外收入免税，但对境内收入适用的累进税率则要按境内外的收入总额来确定。OECD范本和UN范本的第23条均有此规定，对境外所得免税，但对境内所得征税确定适用税率时，可将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我国对外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也采取了这一做法。显然，适用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满足对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要求。但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与冲突所引发的国际双重征税必然会破坏这种公平。

从国家之间税收权益分配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甚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为“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不公平”。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情况，又正好加深了这种不公平的程度。众所周知，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多数的拥有者，资本、技术、物资、信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发达国家大量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吸引外资。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使发达国家行使对境内外收入的征税权，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只行使对境内收入的征税权。显然，这种税收权益的国际分配在向发达国家倾斜，造成国际竞争中实质上不公平的现象。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惟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到发展中国

家投资，并获取利润。尽管作为居民所在地的发达国为其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对获取利润起决定性作用的“机会”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如果使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一无所获，这显然不公平。而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国际投资或国际竞争中，就能够在跨国纳税人和国内纳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2]

此外，从税收本质的角度分析，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也是有其依据的。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所谓公需说，可以理解为国家有增进公共福利的职能，在执行这种职能时，为满足必要的公共需要，就必须征税。但这一学说并没有解决国家为什么有权“必须征税”的问题。保险费说认为，国家象保险公司，而国民象被保险者，国民由国家为其保障生命、财产，税收是国民缴纳给国家的相应对价，相当于保险费。义务说是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的国家有机体论作为基础的学说。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支付税收，是每个国民的当然义务。该说也称为牺牲说，之所以称为牺牲说，是由于它不是对接受国家利益的一种返还，而完全是无偿的，也就是牺牲性的给付。[3]早期比较重要的学说是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次提出，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予以发展的利益说，也叫交换说。霍布斯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出发，率先探究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吸收了古希腊先哲伊壁鸠鲁关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将政治契约与普通契约相类比，使契约成为一种法律事件：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如同售出商品一样，应当获得相应的等价补偿-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他认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4]他提到：“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5]洛克根据发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要求，考察了国家课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他分析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他的结论是：政府只能站在议会赞助权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赋税条例行使课税权。洛克的学说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依据。[6]他认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孟德斯鸠、密尔等思想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益说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从而将商品交换的法则引入了财政税收理论，奠定了近现代财政税收理论的基础，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7]

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做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被称之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国家（政府）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8]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都是在所得来源地、即所得来源地国取得的，这些所得的取得必定耗用了所得来源地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进行费用补偿，就必须对其予以征税。因此，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是符合税收本质理论的逻辑的。

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各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既有其法理依据，又在实践中十分必要。它有利于跨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开展公平竞争。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通常是跨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造成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不仅会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国际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注释

[1]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2]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7页。

[3]参见[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63页。

[4]参见李九龙主编：《西方税收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9页。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7

目前，在所得税收管辖权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兼行了居民（或公民）税收管辖权。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格局，有其国际税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根源。理论上是源于国家主权，源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则是因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纳税人的剧增，各国立法本土性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都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关系的加深，这一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体制终将被改革。

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都已率先实行了单一（unitary）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制度。如美国国家经济发展与税制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建议国会尽早考虑美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主张只就收入来源地的所得征税，放弃境外所得的征税权。[1]

众所周知，从国际税法的实践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同时行使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诱发了国际避税和国际逃税行为的发生。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它阻碍了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导致跨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双重征税情形下，由于跨国投资者要比国内投资者多负担税款，因而往往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时，还诱发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无疑，现行税收管辖权制度不仅导致国际双重征税，给跨国纳税人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也是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的重要动因。只要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就不可避免，国际逃税及国际避税问题也会大量存在。故20世纪初以来，诸多国家都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双重征税的危害性，并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对居民税收管辖权加以适当限制。然而，时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等法律措施都只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国际社会应该寻求一条更彻底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法律途径。我们认为，最佳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即一国政府只对来自或被认为是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和财产拥有征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不是以收入者的居住地或纳税人的身份，而是以其收入的来源地为依据，即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收入和境内的财产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不区分本国人或外国人，一概行使税收管辖权，依照本国法律课税。

二、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

我们认为，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就是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以及税收本质理论。

从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出发，要使纳税人拥有的资本不受税法的影响，能够正常地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首先改革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的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税收管辖权原则，实行单一的税收管辖权。而两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局面使跨国纳税人始终处于国际双重征税的困境之中，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受阻。那么，在国际税法实践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更符合效率原则呢？首先，从两种税收管辖权行使的关键问题看，税法上的居民在各国的规定不一，认定起来容易产生冲突，而收入来源地的认定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标准，因而认定方便。其次，从税收征管制度看，一国居民在他国投资的收入只有在来源地国纳税后才能从他国移入本国，这样，采用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就容易对应纳税收入进行源泉控制，避免国际避税和防止国际逃税，并且征收程序简便、易行。如果采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就要涉及到对本国居民在外国收入的数额进行查证核实等技术问题。可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比起居民税收管辖权更方便、更有效。各国应当缔结《国际税收公约》，统一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然后再逐步统一各国所得税法，包括依法统一收入来源地的确定标准、税基的计算方法以及税率等。

公平原则不仅要求跨国纳税人与国内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要公平，而且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也要公平。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那么，在国际税法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原则更符合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呢？首先从收入来源地所在国看，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纳税人，其收入多少不一，在收入来源地国实行“从源课税”，能够最终达到“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款”和“不相同的纳税人缴纳不相同的税款”的目标。从居民所在国看，由于纳税能力是各种来源收入的综合，理应包括境内外收入。收入来源地所在国政府仅对非居民境内收入征税，而对其境外收入不具有征税权，不能综合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征税。故居民所在国要真正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必须由居住国政府采取境内外所得全面征税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可见，收入来源地所在国与居民所在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较大。

应该看到，在充分体现国际税法“纵向公平”方面，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一原则要求掌握的对纳税人所具有的“纳税能力”以及税收的“社会总效用”等问题是收入来源地国难以掌握的。对此，许多税法专家提出了“累进免税”的补救方案。居民所在国对境外收入免税，但对境内收入适用的累进税率则要按境内外的收入总额来确定。oecd范本和un范本的第23条均有此规定，对境外所得免税，但对境内所得征税确定适用税率时，可将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我国对外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也采取了这一做法。显然，适用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满足对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要求。但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与冲突所引发的国际双重征税必然会破坏这种公平。

从国家之间税收权益分配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甚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为“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不公平”。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情况，又正好加深了这种不公平的程度。众所周知，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多数的拥有者，资本、技术、物资、信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发达国家大量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吸引外资。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使发达国家行使对境内外收入的征税权，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只行使对境内收入的征税权。显然，这种税收权益的国际分配在向发达国家倾斜，造成国际竞争中实质上不公平的现象。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惟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到发展

此外，从税收本质的角度分析，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也是有其依据的。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所谓公需说，可以理解为国家有增进公共福利的职能，在执行这种职能时，为满足必要的公共需要，就必须征税。但这一学说并没有解决国家为什么有权“必须征税”的问题。保险费说认为，国家象保险公司，而国民象被保险者，国民由国家为其保障生命、财产，税收是国民缴纳给国家的相应对价，相当于保险费。义务说是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的国家有机体论作为基础的学说。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支付税收，是每个国民的当然义务。该说也称为牺牲说，之所以称为牺牲说，是由于它不是对接受国家利益的一种返还，而完全是无偿的，也就是牺牲性的给付。[3] 早期比较重要的学说是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次提出，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予以发展的利益说，也叫交换说。霍布斯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出发，率先探究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吸收了古希腊先哲伊壁鸠鲁关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将政治契约与普通契约相类比，使契约成为一种法律事件：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如同售出商品一样，应当获得相应的等价补偿-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他认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4] 他提到：“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5] 洛克根据发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要求，考察了国家课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他分析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他的结论是：政府只能站在议会赞助权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赋税条例行使课税权。洛克的学说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依据。[6] 他认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孟德斯鸠、密尔等思想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益说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从而将商品交换的法则引入了财政税收理论，奠定了近现代财政税收理论的基础，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7]

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做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被称之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国家（政府）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8]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都是在所得来源地、即所得来源地国取得的，这些所得的取得必定耗用了所得来源地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进行费用补偿，就必须对其予以征税。因此，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是符合税收本质理论的逻辑的。

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各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既有其法理依据，又在实践中十分必要。它有利于跨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开展公平竞争。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通常是跨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造成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不仅会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国际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注释

[1]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2]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7页。

[3]参见[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63页。

[4]参见李九龙主编：《西方税收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9页。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8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9

一、中国所谓的环保税制现状

现在实行的税制中没有环保税，但很多其他税种体现了环保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社会环境的功能。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企业所得税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环保因素，但效果并不显著。我国环境保护主要靠行政手段，行政部门根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对环境问题进行规范，通过对各种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收费和罚款。排污收费制度是环境保护的主要经济手段，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它将排污者的切身经济利益与其应承担的防治污染的社会责任相挂钩，按其排污量收取费用。这些措施都是促使企业在创造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了环保的社会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税收没有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的功能。

二、讨论中的环保税制雏形

针对以上介绍的我国的所谓的环保税制现状，很多学者纷纷提出了环保税制的框架和相关建议，建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资源税

1．扩大征税范围

将非矿藏品，有生态环境价值的森林、草原、水、河流、湖泊、地热、草场、滩涂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2．提高税负水平，体现差别税率

对于纳入资源税范围的应税税目，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以及企业自身的开采成本、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全面提高资源税单位计税税额提高税负水平，加大企业开采资源的成本。

3．改变课税依据，提高利用效率

资源被开采出来后，分为自用、销售和未被利用三部分。对自用和对外销售的部分征收资源税，而未被利用的部分则没有征税，正是这一部分不用交税，就有被浪费的可能性。据此，资源税的课税依据应当是开采企业或个人所开采资源的总量，而不应局限于自用和销售部分。

（二）开征新税种

1．特殊产品税

主要是对工业企业生产的有害环境产品征收的一种税．如一次性泡沫餐具、塑料包装袋、杀虫剂、农药、毒性化学品等。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税，提高其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个人消费成本，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人们使用或消费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2．排污税、噪音税、碳税

排污税主要是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废水、废气、废渣)及其工业垃圾征收税；噪音税是对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噪音污染征税；碳税是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征收依据，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缓解温室效应。

（三）改革现行排污收费制度

理顺税费关系是指规范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收费标准、计费依据、管理体制，划清排污费和环保税种管辖的范围，使两者不重复全范围的应对各种环保问题。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已经过时的与排污收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将排污收费改为排污收税后并人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排污收费项目并入相应的环境保护税税目。

三、解决问题方法和对策

（一）确定计税依据

特殊产品税应该从价征收，这些产品数量较多，单位价值量不大，从价计征方便可行。排污税，噪音税和碳税需要从量征收，这些税种的课税对象是排放的废弃物，废弃物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它们的数量却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按照排放的废弃物的数量征收，有利于环境保护。

（二）选择合适的税率

特殊产品税，对相关产品课税，从价计征，选择比例税率简便易行。对排污税，噪音税和碳税应该采用累进税率，超过一定排放数量后，每一单位排放物收取更高的税额。这样激励企业采用更环保的方式进行生产，减少排放物。

（三）增补税收减免政策

税收减免应该体现在各税种，对环保企业予以鼓励，如税额式减免，税率式减免，税基式减免等，体现国家政策的环保导向。

（四）加强税收征管

环保税收的征管的征收对象是从企业开始的，因此必须了解企业的相关经营状况才能确保及时足额征收税款。我国的商品流转税的征收比较成熟，流转税征管税务部门已经掌握了企业的很多情况，因此在征收环境税的过程中，可以依托增值税等税种的信息优势。同时可以与政府的其他技术部门加强合作，比如说水质检测部门，获得征收环保税的技术支持。

四、结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环境问题不仅会恶化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税收理论界提出了建设环保税制的构想，环保税制是适合我国现阶段以及将来国情的，它的施行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施。但现在的环保税制还在理论讨论阶段，既不成型，也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庞凤喜，薛刚，高亚军.税收原理与中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高晓露.我国环境税收制度设计探讨.财会月刊(理论版).2008.

[3]靳蓉.对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0

[收稿日期]2010-05-08

[作者简介]董晓岩(1980-),男,河南安阳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就职于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理论。

一、税源分类管理的提出:当前税源管理的基本格局

2003年以来,我国税务系统逐步形成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34字税收征管模式,强调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基础和核心,凸显税源管理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强化税源管理的载体,2005年我国开始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批判地吸收了传统的专管员管户制度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收征管工作中全面以管事替代管户带来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1]的状况。从总体上讲,尽管新型征管模式力图通过加强税源管理以提升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但实践中由于税务部门受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管理方式的束缚,税源管理工作逐步走入了一个以高成本、低效率为基本特征的怪圈。这从当前税源管理的基本格局中可窥一斑:

(一)税源管理可支配资源与税源管理的高标准要求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

当前税源管理中存在着“一多一少”、“一高一低”两大矛盾,即纳税户多而税收管理员少、税源管理要求高而管理员平均素质偏低,造成税源管理疲于应付、浮于表面,税源管理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管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1.“一多一少”,即纳税户多而税收管理员少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3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和纳税人总户数分别从20,446.1亿元、1,665万户增长到54,219.6亿元、2,157万户,分别增长了164.9%和29.6%,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0%和5.9%,而税务干部始终稳定在85万人左右,税务干部中真正从事一线税源管理的税收管理员国税、地税各有10万人左右。2008年底税收管理员人均管户超过200户,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更是达到1,000户以上,最多者达3,500户①。纳税人户数的迅猛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税收管理员人均管户的增长,给税源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税务部门除了依靠增加管理人员、加大资源投入这种外延式手段以外,更应当从创新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等内涵式手段上下功夫,提高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2.“一高一低”,即税源管理要求高而税收管理员平均素质偏低

税源管理要求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纳税人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经营方式创新、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经营业务创新和以母子公司、总分机构、连锁经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等新兴经济活动层出不穷,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二是税收征管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给税收征管工作本身带来的理念创新、业务创新、制度创新和手段创新,以“信息管税”为特征现代税源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三是税收管理员制度规定了税收管理员的6大项17小项工作职责,涵盖户籍管理、纳税评估、日常检查、催报催缴、咨询辅导等,对税收管理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税收管理员平均素质偏低主要是综合业务素质较低,专业型与复合型相结合的知识结构还不具备,利用计算机进行分析决策和辅助管理的水平不高,税收管理员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尽合理。我们对浙江省某市国家税务局进行了调研(见图2、图3),该局共有税收管理员568人,从学历构成来看,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09人,占比不足20%;从年龄结构来看,40岁上下的税收管理员占比近87%,而30岁以下的仅占5%,这对税源管理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整个税收事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二)粗放化的税源管理方式阻碍了管理效能的提高和管理成本的降低

传统的税源管理方式的典型特征是粗放化,基本上采用人海战术,依靠税收管理员“人盯人”、属地划片管户的方式进行管理,这种全面撒网、不分轻重的“牧羊式”管理方式对税源的控管缺乏针对性,致使管理效率低下,征纳成本居高不下。

由此可见,当前税源管理的基本格局是:一方面是税源管理资源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既有的管理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造成了税源管理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因此,在税源管理工作中,必须突破传统税源管理思维的藩篱,立足当前税源管理的基本格局,着[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配置税收征管资源,积极探索和推行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税源分类管理等科学有效的税源管理方式。

二、税源分类管理的理论基础

税源分类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专业化分工有助于提高效率。亚当・斯密首先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他对专业化分工的研究是与效率紧密联系的,认为分工的效果有三:一是增进了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二是节省了变更工作所需的时间;三是促进了机械的发明,从而方便和简化了劳动 。[4]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阿林・杨格、杨小凯、贝克尔和墨菲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抛弃规模经济而改用专业化经济的概念。阿林・杨格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效益递增实现的机制,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一直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杨小凯认为分工是一种制度性与经济组织结构性安排,牵涉到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关系与协调,个人最重要的生产决策就是选择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即做不做某项工作的选择问题,因而一定程度分工的]进,将会产生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个人及组织间依存度上升以及经济组织的结构性转变等现象。贝克尔和墨菲从分工加深引致的协调成本与知识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认为知识与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促进,二者之间存在的正反馈机制导致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分工能够获得专业化经济效果,那些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工人,可以获得比非专门化工人更多的报酬 。[5]税源分类管理是专业化分工理论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的应用,即在税源管理工作中,依据纳税人所属行业、经营规模、涉税风险等的不同,科学划分管理对象,合理配置有限的管理资源,或者依据税源管理中户籍管理、纳税评估、日常检查、催报催缴等工作职责的不同,科学设置机构岗位,实行专业化、精细化的分类管理。在税源分类管理的方式下,每个税收管理员都能专注于某一类纳税人的管理,从而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纳税人的基本情况,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或者每个税收管理员可以专门从事税源管理的某一项或几项工作,从而有助于提高税源管理的专业化水平。[6]实行税源分类管理,通过发挥专业化分工的“效益递增机制”,必然能够打破传统税源管理方式对税收征管效能的束缚,达到加大管理力度和拓展管理深度的目的,实现税源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三、税源分类管理的基本框架

税源分类管理是税源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从图4可以看出,税源分类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分类管理方式的选择,同时也需要做好组织机构、管理制度、技术支撑和人员队伍等各方面的保障措施。

(一)税源分类管理的方式

税源分类管理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按照客体即管理对象进行分类;二是按照主体即工作职责进行分类。进一步说,按照管理对象,又可以分为按照纳税人所属行业、经营规模、涉税风险等多种标准进行分类管理;按照工作职责,则是将户籍管理、纳税评估、日常检查、催报催缴等税源管理工作职责在税收管理员之间进行分解,每个税收管理员专门负责某一项或几项管理职责。

1.按照管理对象进行分类

(1)分行业管理。即在一定范围内打破地域界限,按照纳税人所处的行业和产品类型,设置税收专业管理岗位,明确税收管理员进行税源管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个行业都有其内在的生产经营规律,如一定时期某种产品可能存在相对固定的投入产出关系,这种内在规律为税务机关分行业开展税源管理提供了条件。税务机关可以从调查和掌握行业税收与经济规律入手,利用同一行业相同产品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相对稳定的投入产出关系,根据行业内个体纳税人的基本能源消耗、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费用等数据,可以计算和推算该纳税人的销售、存货以及其它财务数据,进而据以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评估。通过开展分行业税源管理,税务机关可以逐步总结行业生产经营的内在规律和容易发生涉税风险的环节,建立分行业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型,制定行业税收管理办法,从而大大提高税源控管的针对性。

(2)分规模管理。即在一定范围内打破地域界限,按照纳税人的经营规模和纳税数额,设置税收专业管理岗位,明确税收管理员进行税源管理。分规模管理体现了在税源管理上“抓大放小”的原则,强调加强重点税源的管理。[7]对于重点税源的判定,应综合考虑年纳税数额、注册资本、经营收入等多个指标,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税务机关可以支配的管理资源,合理确定重点税源的数量。[8]

(3)分涉税风险管理。即在一定范围内打破地域界限,按照纳税人涉税风险大小的不同,设置税收专业管理岗位,明确税收管理员进行税源管理。纳税人涉税风险主要是指纳税人税收不遵从的风险,如税收征管相对薄弱的行业、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纳税人,通常具有较高的涉税风险。按照涉税风险开展分类管理,强调优化配置有限的征管资源,采取与风险类别等级相适应的应对策略,实施有针对性的风险控管,把有限的征管资源用于税收风险较大、管理最需要和最能增值的纳税人和领域。

2.按照管理职责进行分类

即对税源管理工作职责进行划分,明确每个税收管理员专门承担某一项或几项管理职责,通过税收管理员之间的协作配合,共同开展税源管理。如对户籍管理、纳税评估、日常检查、催报催缴等各项工作职责按税收管理员进行分解,实现税收管理员工作职责的专门化。按照管理职责进行分类,其分工专业性强,有助于提高管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税收管理员过于集中的权力可以得到有效分解,从一定意义上能够降低税收执法风险。但是,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分工不可避免会产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交易费用系数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税务部门的交易费用主要体现为由于分工或专业化而带来的征税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成本。权衡分工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与交易费用是税务部门确定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基本原则,最优分工水平应实现分工专业化经济的好处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费用[9]因此,按照管理职责进行分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应当综合考虑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长,防止由于协调不畅、缺乏沟通而产生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

(二)税源分类管理的保障措施

1.科学设置税源分类管理的组织机构

在税源管理机构的设置方式上,应由以划片属地管理为基础改为以分类管理为基础,如可以按规模设置重点税源管理局和一般税源管理局,在内部按职责设置户籍管理、纳税评估、日常检查、催报催缴等专业化管理岗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对不同机构和岗位根据其管理难易程度、要求高低等特点配备适合的税收管理员进行管理。在管理机构设置上,可以适当参考美国税务机构的设置方式(见图5),其执法与服务部门由小企业局、大中型企业局、工资和投资收益局、政府和免税组织局以及犯罪调查局组成,其中前四个业务局按照服务对象(纳税人类型或规模)负责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犯罪调查局专门负责调查涉税违法案件,并与四个业务局保持密切合作。这种机构设置模式适应了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的需要,大大提高了美国税务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效能。从长远来看,取消现行的按税种设置管理机构、改按服务对象(纳税人类型或规模)设置管理机构是税收征管机构设置的改革方向,也是理顺税源管理机制、提高税收管理整体效能的根本出路。

2.健全税源分类管理的制度体系

根据《税收征管法》以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源分类管理制度。明确分类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建立并落实相应的分类管理办法和管理规程,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分类管理手段,使税源分类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打造税源分类管理的技术支撑

信息化是推行税源分类管理的技术保障。一是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行业税源监控评估模型,制定行业税收管理办法,加强行业税源管理;二是针对重点税源和高风险等级的纳税人建立科学规范严密高效的税源监控指标体系,对重点纳税人实行动态监控管理;三是依托信息化手段,健全和固化税源管理各层级、各部门、各环节、各岗位的工作协调机制,实现税源管理联动,发挥税源管理的整体效能。

4.培养高素质的税源管理人才队伍

根据不同的税源管理岗位,结合税收管理员制度的要求,对税收管理员队伍进行合理调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员潜能。加强税收管理员税收相关知识的培训,不仅要精通税收业务知识,更要掌握各行业、各类别专业管理技能,强化行业性税收问题的学习和研究,大力提高干部的专业管理水平,逐步建立起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技能强的税源分类管理人才队伍。

[注 释]

①宋兰.大力推进“信息管税”,全面提高税收征管和科技工作水平.在全国税收征管和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2009年6月24日。

②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04-2009)。由于地税税务登记户数大于并包含国税税务登记户数,故纳税人总户数取地税税务登记户数;税务干部数包含国税、地税税务干部数。

③为便于图示,图一对表一中数字的计量单位做了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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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德芳.重点税源实施专业化管理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08(19):20-21.

[8]姜涛.专业化分工下的重点税源管理[J]理论前沿,2007(12):31-32.

[9]张为民.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J]. 现代经济探讨,2005(10):89-91.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ategory Management of Tax Source under the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Specialization

Dong Xiaoyan1,2

( 1.Graduate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China;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1

第二章申报条件和认定内容

第四条申报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实行独立核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能独立计算盈亏；

2、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有关标准；

3、不破坏资源，不造成二次污染。

第五条认定内容

1、审定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是否在《资源综合利用目录》范围之内；

2、审定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文件所规定的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

3、认定适用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的种类和范围

第三章认定及申诉程序

第六条凡申请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的单位，应向所在地地（市）级人民政府的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以下简称地级经贸委）提出书面申请并抄报主管税务机关。经地级经贸委初审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以下简称省级经贸委），同时抄报省级税务主管机关。

第七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认定委员会由省级经贸委牵头，同级税务局、财政厅（局）及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参加。

经省级经贸委授权，可由地级经贸委牵头，会同同级税务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工作。由地级经贸委牵头组织认定的，要将认定情况报省级经贸委及税务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省级认定委员会的检查。

认定委员会对申报书及初审意见进行认定。

第八条根据认定委员会通过的认定结论，省级经贸委或经省级经贸委授权由地级经贸委签发认定意见，对认定合格的资源综合利用单位（产品、项目）发给认定证书；对未通过认定的企业（产品、项目）印发不合格通知，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获得认定证书的单位向税务主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报告，税务主管机关根据认定证书及有关材料，办理有关减免税事项。办理减免税的依据、权限等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现行税收法规、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十条认定证书有效期为两年。有效期满需继续认定的单位，应在有效期终止前三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未获重新认定的单位，不得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企业对认定委员会的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向原作出认定结论的认定委员会提出重新审议，认定委员会应予受理。企业对重新审议结论仍有异议的，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上一级经贸委、税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诉；上一级经贸委、税务主管部门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有权改变下一级经贸委和税务主管部门的认定结论。

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税收优惠的行为。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省级经贸委和税务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和管理，每年要组织重点抽查，对已通过认定的单位抽查面不少于30％。对抽查中不符合认定条件的，要限期整改；期限已到仍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按本办法第十五条处理。

第十四条各地要建立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情况报告制度。企业应于每年2月底以前，向省级经贸委和省级税务机关报送上一年资源综合利用基本情况和享受优惠政策情况；每年5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委和省级税务部门将本辖区上年度资源综合利用认定情况、经认定而享受减免税的情况和抽查的情况总结报送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税务总局。

第五章罚则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2

一、经济学两大定律与小税目的重要性

1.二八定律的基本原理。经济学中有两个很著名的定律――二八定律、长尾定律,其中二八定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明的,它要求管理者在工作中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关键人员、关键环节、关键用户、关键项目、关键岗位。

2.长尾定律的基本原理。长尾定律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该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人或事,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

3.定律揭示的问题。这两个理论已在管理学、营销学等经济学分支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笔者认为在税收学这个经济学分支中,它们也有可鉴之处。中国的税种中,间接税占了大部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三大主要税种,其次是一些直接税。资源税虽然是一个小税种,但也能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像一条长尾,“小身材也有大味道”。基于盐税这一子目非常有代表性,以下就它的历史以及发展做一个阐述。

二、盐法的历史

(一)对盐法发展过程的梳理

众所周知,食盐由于它不具有选择替代效应,被排斥在商品市场自由供销的关系之外,形成了食盐专卖。但是,食盐不是一直采取专卖政策的,追溯历史长河,食盐的课税方式主要有垄断型和自营型两种,其中以垄断型为代表的朝代主要有:春秋、汉朝、北宋等;以自营型为代表的有唐朝、明朝、清朝等[1],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盐法改革则发生在汉代、清代以及近代。

(二)对汉代、清代、近代盐法政策的进一步解析

1.汉代主要的盐课思想。西汉前期采取的是“盐铁自由经营”,到西汉中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才实行专卖制度[5]。到了东汉时期,煮盐这类手工艺允许民间私营。但是,不管政府采取何种形式,其都要对盐民进行管理,汉代就有强化盐铁立法、设立各级盐铁管理机构以充国库。专卖制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增加财政收入,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侄刘濞为吴王,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这两项收入使“国用富饶”(见《史记・吴王濞列传》),盐铁专卖更是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基础,战乱时为其雪中送炭。

2.清代主要的盐课思想。清代的盐政改革有自己的特点,出于对盐税征收的担心及管理上的方便,实行了严格的盐区管理体制,统治者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政策,特别是地区性价格垄断,可以最大限度的攫取盐利[3]。因为需求弹性很小,提高价格以便从中取得收入的方法不会引起消费量的大幅下降,这就导致清代的官盐价格普遍高于其本身的价值,利益的诱导致使走私问题不可避免。

3.近代主要的盐课思想。民国以后,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并呈现出逐渐超过天赋收入的发展趋势,导致对盐政改革十分重视。当时主要的争论点在于盐的专卖制度,而张謇认为应该实行一种民制、官收、商运、民卖的不完全专卖制[4],其改革的目标是:减轻和划一盐价,改良盐制,按质论价,去除私盐,增加税收。

三、盐课与民生――盐场的沉重税负

首先,以国民政府时期各地的盐税负担来说,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以各种名目和手段直接或间接提高盐税,使盐税平均占各年税收总额的31%左右。盐税虽不直接向食用者征收,但寓税于价,政府的盐税收人都间接来自于广大民众,因此加税的结果必然增加民众负担。以1928年为例,每担盐的全国平均税率已增至7.62元,盐税总数平均占盐的零售价格总额的3/4,有些地区,如扬子岸人民所负担的盐税税额比例更高达90%左右[6]。征收如此重的盐税,加之各种名目的附加费用,使得当时的贫困人群成为了沉重的负税人。其次,以我的家乡“海盐”来说,其因靠海,古时候有许多盐场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鲍郎盐场”。历代盐民要缴纳的盐课十分沉重,据明代《海盐县图经》记载,1 007名盐丁,每年要缴纳3 653引食盐,一引为400斤,折合今制共146万多斤,即平均每个盐丁交纳1 400多斤[7]。因此,平常年景盐民都无法温饱,碰到连绵风雨或海堤崩溃等灾害,盐民就无法生存。元朝时马可・波罗曾写下“第一为盐课,收入甚巨,每年收入总数合金八十秃满(‘秃满’意为‘万’)”,可见盐课的重要性。到了民国时期,官盐价格与成本价十分的接近,盐民利益微薄,民国12年时,两者价格相等,都是1.5元/担,加之当时私盐泛滥、豪强盐警勾结,盐民暴乱不断,财政收入很不稳定。

四、从资源税改革看盐税的发展前景

(一)资源税改革概述

1.资源税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资源税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984年开征的第一代资源税是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三种矿产品超过12%“栅栏收益率”的部分征税,体现对资源的级差调节;1994年第二代资源税,实行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原则,对所列举的七种资源品不论盈利与否都征税,一矿一率。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暴露不少问题:征税范围小,实际税负低;资源税收入少,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作用不大;资源税税额明显偏低,地方规费明显偏高;资源税的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所以急需进行改革。

2.改革的总体方向。资源税总体的改革思路是提高税负,增强资源税的调控力度,使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将资源开采与生态补偿、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促进资源开采的合理有序,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

(二)资源税改革过程中对盐税的改革

1.1994年,国家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盐税改为统一征收增值税和资源税,价外税改为价内税,由盐场(厂)缴纳,这样盐的总体税负水平大幅上升,制盐行业整体税负水平明显偏高。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又联合下发《关于调整工业盐和食用盐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7]101号),自2007年9月1日起,盐(指主体化学成分为氯化钠的工业盐和食用盐,包括海盐、井矿盐和湖盐)适用增值税税率由现行的17%统一调整为13%。

3.2007年2月1日起调整盐业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其中,北方海盐资源税暂减按每吨15元征收;南方海盐、湖盐、井矿盐资源税暂减按每吨10元征收;液体盐资源税暂减按每吨2元征收;通过提取地下天然卤水晒制的海盐和生产的井矿盐,其资源税仍分别按每吨20元和12元征收。目前固体盐、液体盐等都是资源税的征税范畴,有适当的税率,从量征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税负,但是运转不畅的盐业体制和现行税赋不协调的现状,让企业很难从盐税新政获得财力支持。

4.2008年12月19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从13%恢复到17%,食用盐仍然适用13%的税率。

(三)治理办法

1.中国政府对盐的征税采取的是过度干预方式,即本该选择市场交易方式,却选择了行政管制方式,将食盐这一私人产品纳入公共产品范畴,致使市场交易方式与政府交易方式错位,从而引发食盐专营制度中的政企不分、寻租泛滥、效益失衡、行政垄断、整合艰难等诸多弊端。食盐的专营决定了其价格高企,导致食盐利润的空间很大,许多人为暴利铤而走险。盐业公司内部执法犯法倒卖“私盐”现象屡禁不止,私盐贩子与盐业系统内部人员勾结贩私盐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所以,将私人产品交还市场,取消食盐专营制度或许会成为政府的一个备选答案。

2.如果继续采取政府专管专营方式,那么可以通过政策优惠扶持制盐企业,使它从高产微利发展为产利平衡:如加大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出台适用于制盐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增加制盐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通过退税政策,促进国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于企业自身,应该要搞好合理规划,综合利用资源,实现规模效应,同时也要保护环境。

五、盐税征收的启示

不管是专卖还是私营,一方面,盐课的征收会增加财政收入,因为盐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非常小,所以可以采取提高价格的方式进行销售,而成本则可以根据政策尽量压低,虽然这种方法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还是为财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收入有新的增长,但是并不会达到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因为政府监管能力不足、官民商皆以盐为利、缺少体制上的根本性变革。目前盐业尚属于困难行业,国家还应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解决长期以来盐业税赋过重的问题,对原盐生产企业遭遇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损失或是歉收严重的年份给予减免部分或是全部的盐业专款,以扶持企业走出困境。同时,企业要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特别要突出社会和谐发展主题,通过调增职工工资标准及福利待遇等渠道来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利润、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实现盐税下调带来的最大实惠,逐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从而促进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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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3

收录日期：2012年9月2日

一、国外理论研究情况

（一）关于资源税理论基础。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批判的吸收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地租理论，创立了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这也是资源税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矿产所有权的垄断是产生矿山绝对地租的原因；资源禀赋及分布是产生级差地租的源泉。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是最早提出用外部性思想解决环境污染的学者。他在其老师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外部性理论。庇古建议，政府应当根据排污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其征税，用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后人称此税为“庇古税”。

科斯则认为造成环境外部性的原因是产权不明确的原因，他主张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条件下，污染者与受污染者双方通过谈判，明确产权，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这个过程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美国著名资源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效用函数建立帕累托外部效应模型，对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阐述了污染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出通过交易解决污染的可行性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用寓言“共有地悲剧”说明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利用管制或者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韦斯利・D・塞茨、杰拉尔德・C・纳尔逊、哈罗德・G・哈尔克罗在《资源、农业与食品经济学》一书中写到：所有的资源最初都是公用的，只要资源不稀缺，公用的原则就不会产生问题。当公用资源的潜在使用不可兼容或者其他人认为某一群人的资源使用率过高时，就会产生问题，政府就会采取措施。

（二）关于资源税制问题研究。国外对资源税制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资源税、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税、土壤保护税。对于资源税不同国家之间课征标准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州之间也不相同。总体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产出型资源税。以加工后的矿石或未经加工的原矿为课税对象，或者从量定额征收，或者从价定率征收；二是利润型资源税。以开采企业的盈利为课税对象，对亏损企业不征税；三是财产型资源税。以矿产财富为课税对象，按价值征收，是一种从价税。

国外经济学者对于资源税制的研究往往借助相关的模型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税种的具体征收现实，对原有模型进行完善，从而得出完善或新设税种的政策建议。

Hotelling（1931）最早研究了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问题。他提出：“在最优的耗竭条件下，资源的价格与开采成本之差（所谓的“租”）的增长率等于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最终，由于租的上涨和开采成本的增加，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并导致矿产品的需求下降，按照最优的耗竭率，资源将在需求下降到零时完全耗尽，生产也就因此完全停止。”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资源税收政策控制可耗竭资源的开采速度。

以Hotelling模型为基础，P.Dasgup等（1980）通过总结过去50年石油利润税和销售税的变化，发现税收对资源的开采影响主要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税收的期望。结论认为，竞争市场中资源价格变化越快，人们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速度也就越快。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影响资源价格的变化速度，从而达到控制资源开采速度的目标。

Stefan Giljum，Arno Behrens等认为通过对自然资源课税能影响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课征自然资源税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理论研究情况

（一）是否征收资源税。随着自然资源耗竭的威胁，人们保护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专家对资源税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关于是否应该征收资源税，国内学者对资源税的研究有三种观点和意见。鲍荣华等（1998）认为我国矿产资源在开采时已经征收了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再征收资源税就会造成重复征税，违背了公平原则，增加了矿山开采企业的成本，起不到调节级差收益的目的，因此建议取消征收资源税。肖兴志（2006）不仅认为应当对矿产资源征税，而且对水资源也应该征收资源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中，一并征收资源税。张晓东等（2004）认为，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会逐渐减少，而需求却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这种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必然导致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资源税负过低导致煤炭行业进入门槛过低，现行资源税已经不能将资源级差收入及时足额转化为国家税收，这使得资源开采者取得暴利，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二）资源税制度问题研究。张新安比较分析了40多个国家的矿业税费制度，对市场经济国家矿业税费制度的主要目标、演变过程、税制模式、税费种类、税收优惠以及近年来一些重要矿业国对矿业税费制度的调整等内容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虽然矿业税费制度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大致相同，都是以权利金制度为核心的财政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保证国权益和区域经济发展，还提高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矿业的发展。

刘晓凤（2009）在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的资源税费历史演进及现状比较分析后，针对我国资源税中存在的征税范围、税源划分、税费标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对我国资源税的完善有所裨益。

先福军（2010）针对2010年6月1日在新疆实施的资源税改革，对改革前后税制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资源税改革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建议。他建议原油的计税价格由结算价改为由基准价计算，及时调整中外合资开采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政策，建议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税率。

贾康（2011）认为我国原有的从量课征的资源税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应尽快推进资源税价的联动改革。文章主要分析了资源税价改革的必要性、资源税价改革与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配套制度改革与改革难点问题、资源税价改革的时机问题等涉及资源税价联动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

李志学等（2010）介绍中国和世界石油业发达国家石油资源税费制度，从性质上对国内外石油资源税费制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税费体系过于复杂、资源税费重复征收，企业负担较重、矿产资源补偿费定位不够准确等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并给出改革建议。

总结国内外研究情况可以看到，外国专家学者对资源税制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可再生资源为出发点，无论是对资源税制理论还是实际制度分析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模型对资源税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形成了完善的资源税制度。但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社会背景不同，西方国家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因此我们在借鉴时就不能照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有选择的参考。而国内专家学者对自然资源税制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政策方面，主要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考虑，缺乏定量分析。另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资源税现有税种的改进，对于现阶段国内不征税的自然资源的研究较少。本文想通过对资源税理论基础深层次的理解，分析资源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我国资源税制改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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