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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论文篇1
（3）聚集要素，延伸都市农业产业链。针对我市都市农业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大力引导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推进都市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资源要素集中、高效配置功能、区域互相联动的都市农业产业链，将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形态转型为以提供服务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形态，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层级，打造都市农业品牌，提振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一是要建立都市农业经营平台。建议由政府主导，直接引入社会信誉较高、经营情况较好、资本较为雄厚、技术较为过硬的平台企业。形成集农业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产品流通、营销推介为一体的现代信息支撑体系，为都市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平台建立后，可将整个我市都市农业圈产业链上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配套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业主体吸纳到平台内集聚发展，同时平台企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肩负整个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安全监管，保障最终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整个过程中的质量安全。二是要培育梯次合理、分工精细、合作有序的都市农业经营主体。首先，鼓励积极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农业”发展模式。按照“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依托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选取产业特色鲜明、集体资产所有权清晰、农民参与积极性高的村集体开展试点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开展合作，转变生产方式，将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做强做大为都市农业的重要市场主体。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产品加工等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探索建立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集中扶持建设和引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增值效益大、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并紧密带动农户的都市农业龙头企业，在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购置设备、扩大规模等方面加大对都市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三是要培育区域都市农业品牌。首先要大力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农业行业组织积极申请、注册和使用农产品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原产地标识。其次要加强有一定知名度的都市农业品牌的二次创意开发。鼓励相关市场主体围绕已有知名都市农业品牌进行多方位的创意挖掘，使品牌以多种形式与不同的产业相融合,最终建立起以品牌为中心的都市农业产业链。最后是要提高都市农业品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会展、网站、媒体、户外广告等传统宣传平台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我市都市农业品牌宣传推介。
（4）创意创新，打造都市农业新亮点。我市部分都市农业项目既未充分发掘当地的农业生态、文化，也未开发创意或者创新技术，没有鲜明主题，立意和层次都不高。以我市都市休闲农业产业为例，基本上都是以农事体验、食宿为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只是体验内容和食宿服务稍有区别而已，没有专业化的市场差异定位，产品服务雷同，经营模式相同，可持续发展乏力。因此亟需根据区域农业条件，深入挖掘区域农业“三生（生态、生产、生活）资源，并通过创意创新对其加以整合和包装，使其成为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本。可考虑采用如下几种创意方式：一是突出农产品本身特性。如我市现有的各个蔬果花卉精品园区，可考虑引进相关新型品种和新型培育技术，构建以各类蔬果花卉为本体的“新、奇、特”农产品种植、观光等项目，有效增加蔬果花卉等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突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可考虑对我市年糕制作、蔺草编织等进行发掘和创意，构建特色农产品制作体验等项目。三是发掘农业文化内涵的创意。可以考虑对我市“稻米文化”、“海洋渔业文化”相关的农业传统、农事节日习俗等进行深入挖掘和二次创意，定期举行相关商业庆典和文化艺术活动并发展相关衍生产业。
（5）融合社区，凸显都市农业新功能。都市农业对于推进新型都市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应体现在社会、生态效益上。社区支持农业（CSA）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可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生态效益的都市农业成功发展模式，我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的CSA发展已趋向成熟，涌现了“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等一批成功案例。我市目前的CSA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有零星的“农产品配送”、“农产品直销”等一些初级业态，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建议我市大力发展CSA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推进都市农业与城市社区融合，与市民生活融合，与城市生态融合，打造产品安全有机、产业与消费者互相支持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凸显都市农业的社会生态效益。一是大力引导发展较大规模的生产型CSA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CAS品牌。鼓励都市农业圈原有的种养殖特色鲜明、基础设施优良的特色农业精品园发展CSA项目。并从土地流转、土地租金，产品营销、设备购置、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适当倾斜和补贴。引导优质CSA项目与家庭、社区、食堂进行对接，建立CSA农场农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食堂的“三进”的长效机制。提高优质CSA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打造CAS品牌知名度，解决CSA产品营销这个最大的难题。二是引导发展贴近市民、贴近社区，小微化、体验型的CSA项目。鼓励公共事业机构、企业和农民个人利用城市组团、片区间隙和周边空间的零散土地，以镶嵌式的“农业绿岛”、“农业花园”等形式发展小微化的CSA项目，提供农事体验、种（养）植等服务。对于该类项目，建议在许可情况下应尽量放宽相关政策准入条件，为其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提供一定的便利，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对其在经营中对市容市貌、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监管。
二、相关工作建议
（1）加强协同，完善机制。发展都市农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协调与都市农业发展相关各部门的机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创新制度建设，完善机制，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此机制下，农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协调服务职能；发展改革部门积极支持规划内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财政部门落实各类农业补贴补助资金；其他相关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加强协同，推进规划实施；区县政府结合实际，明确发展目标，保障工作经费，扎实推进本地区都市农业发展的落实。为推动都市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都市农业论文篇2
一、都市农业及其多功能化经营
都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简称UA)一词最早见于1930年日本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以易腐败而又不耐储存的蔬菜生产为主，同时又有鲜奶、花卉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称之为都市农业。尔后，有的学者以与城市中心的远近距离作为界定“都市农业”的标准，并提出“城郊农业”的相关概念（孙仲彝，1996）；有的学者从行业属性和产品特征等方面来界定都市农业的内涵（党国印，1998）。
综合众多学者观点并结合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都市农业是这样一种经济产业：它处于城市内部或城郊地带，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资源和非食物资源与服务，农民与市民直接互动、两地资源流通共享。相对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而言，都市农业具有如下特点：（1）从地理空间来说，都市农业不限于近郊或远郊，可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进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市场互动的地理空间都是都市农业的地理范围。（2）都市农业以城市为目标市场，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多重的产业功能、复合的经济结构、高投入高产出等主要特征。（3）都市农业在产业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除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功能，为市场提供基本的食物资源，还具备生态屏障、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和价值。
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都市农业呈现多功能化经营的趋势。多功能化经营即指该产业突破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赢取更大的效益空间。在新的发展时期，都市农业完全按照市民的多种需求构建培育，成为融生产、生活、生态、科学、教育、文化、休闲旅游、出口创汇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以北京房山区都市农业为例，当地最常见的现象是经营者同时兼营食物生产、科技产品开发、旅游观光休闲、体验教育等多项内容，相应地生产和提供多种不同农业产品和农业服务。这与传统农业相比不单是经营内容的拓宽，它在经营管理机制和动力、对科技和信息的利用以及生产效益等方面的优势都是传统农业所不能企及的。
二、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分析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是指：由开展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所引致的、当前技术和理论能够衡量或者预见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作用效能（程度），包括可货币化度量的直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非货币化度量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从内容角度讲，这一价值评估是人们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识别、确认和评定的一种价值观念反映。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和理论归纳，笔者将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经济价值
作为一个经济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都市农业也通过生产和经营自身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并推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产业效能，获得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合理布局生产产业，调整并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养殖业结构，生产粮食、蔬菜、肉禽等常规食物，开发名特优、鲜活嫩农副产品，提供新鲜、卫生、安全的蔬菜、水果、豆奶制品等来满足中心城市人们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和传统农业相比，都市农业凭借突出的区位优势、畅通的信息平台和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的集约化和市场化，从而具备更高的经济价值和更大的市场潜力。如北京房山区长阳镇2005年开始种植花卉，每月向市场推出花卉上万盆，仅“十一”假期卖出花卉12万盆；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房山区的花卉订单达到500万盆，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都市农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更新。如北京房山区大部分农庄在基础生产之外还开辟了旅游观光、采摘体验等经营项目，为城市居民的周末、假期提供了上好休闲娱乐之处，第三产业顺势拉动起来，为该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少农场或农业科技公司打造了自己的名优品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收益。地处窦店镇的富恒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即通过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实现了每年800多万元的产业利润。
（二）社会价值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不仅向市场提供物质劳动产品，也为市民打造了“精神家园”，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起着社会劳动力“蓄水池”和稳定“减震器”的作用。
1．食物保障和食品安全。都市农业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所需食物、蔬菜、牛奶、水果等，满足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改善家庭食物摄入，提高儿童营养。城市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相对而言远离了农村，但食物及资源的供给大部分仍来源于农村，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来说，都市农业与乡村农业和外国提供给城市的食物资源形成了互补，有效缓解了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从房山区的情况来看，截止到笔者调查时，该区累计已建立各种设施大棚10000栋，常年四季向市区甚至向外地供应蔬菜、水果及牛奶等各类食物和营养物质。
2．为城市居民提供第二个生活和休闲空间。都市农业区往往辟有景观绿地、采摘农园、花卉公园等，有的还建造了别墅式农居，为市民下乡度假休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现代都市农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它们还成为城市居民接触自然、观光休闲、体验农业、减轻工作与生活压力、放松身心、强健体魄的休闲产业。我们在房山考察看到，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市民涌向城郊农业园区，享受田园生活。
3．增加就业机会。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拓展了产业的发展空间，延伸了产业链条，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从业者，也就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2006年房山都市农业解决了10000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全区人均累计增收8000元，实现了经营者、劳动者和社会的多方受益。
（三）生态价值
有专家指出都市农业对城市生态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底斯特拉，吉拉德特，2000)。在现代社会，由钢铁水泥构筑的城市往往遭遇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困扰：如环境污染、热岛效应、公共空间缩小等等，使城市生态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于是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价值开始凸显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现在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都市农业部门都探索出了一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经营模式，使都市农业在为城市提供食物供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为城市涵养了水源、为城市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为市民提供了绿地、净化了城市空气等。据房山区相关部门介绍，房山是北京的“肺”，对北京气候有重要影响。到2006年底，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全区建设大型秸杆气化站、沼气工程多处，推广太阳能光电、户用生物质炉近万户，同时还建设生态家园富民工程2处、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工程1处，这为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创造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价值。
（四）人文价值
都市农业的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它能提高农民素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传播农耕文化。在主观上，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要求经营者有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更高的经营技能和市场运作能力。发展都市农业，政府就要重视新型农民的培养，这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整体的综合素质和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农业和其它相关科技被充分运用到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如2005年初，房山区为了发展都市农业，邀请农科院农林专家给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户讲课、培训，还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各类农林业院校合作，定期举办大型培训和讲座，从开发育种、温室栽培到产业合作、市场营销，从投资经营、节能减耗到企业责任与社会效益，为都市农业从业者进行系统深入讲解，使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由此快速提高，房山区的都市农业相应得到较快增长。相比乡村农业来说，都市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都很高，农民发展都市农业，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如，房山富恒农业公司依托强大的首都市民消费群体和农产品消费市场，发展有机农业，生产出来的“迷你小黄瓜”在首都市场上可卖到4元1斤；生产的“牛奶草莓”可卖到100元12个。足见发展都市有机农业能够给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使经营者获得较高利润是一种产业的人文价值最重要体现。此外，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还促进了农耕文化在都市社区的传播和影响。随着都市农业的发展，房山区建立了多个农业文化展览馆，一些都市农业企业辟有农业生产展览区和体验区。也就是说，房山都市农业可为首都市民提供了解农业生产、学习与体验农业生活、感受农业文明的场所和机会，较好地传播了农耕文化。
三、总结
如上所述，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指人们突破传统的农业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在城市区域发展农业的经营模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相比，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等几多方面的社会价值。但是要使都市农业产生多方面价值，需要建立一种平衡经营者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业运行机制。因为都市农业经营者追求的产业价值与政府追求的产业价值存在一定差别。比方说，政府希望农民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城市供应，而经营者可能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很大的盈利空间而选择放弃或者减产。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各方优惠和扶持，以保障粮食产量。可见政府和社会找到符合全局利益的平衡点是都市农业发挥多方面价值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1]尼科巴克等，编，蔡建明等，译，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谷中原，多功能农业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都市农业论文篇3
都市农业的经营区域要小于城市辖区的郊县的范围，不能把城市辖区的全部农业都看作都市农业，因为，现在许多城市的行政辖县的农业完全或基本上是农村地区的农业，尤其是一些山区偏远虽然归属一个城市管辖，但它根本不具有城市特性，与传统农业并无二致。因此，我认为，都市农业应该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即城区屋缘农业、城区零星土地上的农业、以及最接近城市的近郊农业。所谓屋缘农业就是利用屋顶、阳台、向阳墙壁及屋周庭院进行的农业活动。这种农业潜力很大，它具有供应鲜鱼、蔬菜、水果、绿化视野，净化空气，运动休闲，防热降温等作用。城区星地农业，为城市保留了一定的绿化空间，可用作农业公园或生态公园；可提供高品质的副食品和花卉等，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和从事农业劳动、进行农业教育的场所。近郊农业在城市农业中所占份额最大，它是指与城市建设用地毗邻的农业，它除了具有为城市居民提供鲜活的农产品和生态建设的意义之外，尤其重要的是观赏旅游价值。以湖南西部中心城市怀化为例，该市正在建设中的“一线一圈”，即以市区为中心、以5公里为内圆半径（城市建城区）、以16公里为外圆半径的方圆区域为“一圈”，以城区到洪江市（县级市）7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为“一线”，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就是都市农业的有益探索。
都市农业的本质在于强调农业生产与城市发展以及人和自大环境诸方面的和谐。它充分利用和依托都市圈，运用现代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对土地、森林等延期环境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摒弃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重点发展高效、集约的商品农业，并致力于延伸产业链，录求农业产业化架构中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经济增长，达到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开发的和谐统一，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二、都市农业的现代性特征
虽然都市农业与乡村农业一样都是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对象都是有生命活力的生物有机体，生产过程都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相互交织，二者具有一此共同的属性，但是，从消费主体、经营方式以及农业与城市的关系上看，都市农业与一般乡村农业又有诸多的不同，从而显现出自身的特征：
服务性（或叫“适城性”）。从地理空间上讲，都市农业处于内靠城、外连农区的连接地带，是城乡边界模糊的“灰色区域”。所以，都市农业是城市经济的扩展与延伸，是城市色彩很浓的农业。本着“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宗旨，都市农业适时为城市提供大量“鲜”、“活”、“嫩”的蔬菜，禽、畜、鱼等农产品，满足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从怀化市的情况看，以“一线一圈”为主要载体的都市农业较好地体现了服务城市的特点。当地政府引导和鼓励农民在这个区域发展生态农业，目前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它变“灰色区域”为“绿色区域”，不仅丰富了城市绿色食品，改善了城市重庆，而且由于特殊的交通位置，对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集约性。都市农业特别是城市近郊的都市农业，集约性城乡优势、工农优势于一体，与传统乡村农业相比，有利于获得各种反唇相讥、信息、良种和储藏运输设备，促进技术普及和更新，而从事都市农业的劳动者，相对而方具有较高的文化科技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设备利用率。都市农业大多由于地处城郊，交通便利，经济活跃，资金充裕，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治理。因此，都市农业能较快的实现规范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并且，由于都市农业位于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能接纳来自城乡的双向辐射，特别是可获得城市工业的支持与反哺，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设施水平与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资源利用率、投资收益率和土地产出率，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
开放性。都市农业不仅上下贯通，能够较好地进行纵向联系，而且内外连接，能够进行广泛的横向联系。因此，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尤其是都市农业的经济结构、经营机制，通过调整和转换，已由封闭的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走向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商品经济，有利于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同时，由利于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利用国内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互动性。都市农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工农互动、城乡互动的发展过程。一方面都市农业以城市工业、信息服务业等为依托，以城市技术和人才为支撑。城市工商业资本和科技成果，对都市农业不断注入，使其资本密集度、技术含量和规模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需要都市农业为其提供服务。都市农业不仅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多样化的、高质量的鲜绿食品，刺激了城市对农产口的需求，而且，它为城市提供充足的工业原料、廉价的劳动力，连接广阔的市场，对城市工业发展起到基础和支撑的作用。此外，都市农业由于区位优越，在资金、设备、技术、信息等方面占有优势，集约化程度高，它对远离城市的一般乡村农业具有引领作用。可以说，现在实行管县和城市管理体制，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城乡互动、工农携手、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三、都市农业不可忽视的作用
发展都市农业，对于优化城市生存空间，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都市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都市农业是维系稳定的基础产业。马克思说过，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都市农业对城乡居民的食品供应起保障作用。近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都市农业在保障供给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大。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不断改善，应归功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说没有都市农业的支持与支撑，城市的经济建设就难以发展，城市的社会生活就难以安定。如怀化市近年来在“一线一圈”都市农业区，着力扶持的近效毛利溪大棚蔬菜基地、盈口蔬菜基地、城区的市奶牛场及畜禽产品供应基地、杨村和石门优质水果基地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繁荣怀化市区市场，保障城市居民供给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2、都市农业是工业要素的重要来源。城市除了要求农业保证食品供应外，还要求农村提供发展工业的各种要素。一是原料要素。作为轻业的发展和效益。二是资金要素。农业经济剩余资金一方面通过工粗产品“剪刀差”流向城市，一方面通过金融渠道流向城市。据《大江网》（江西日报主办）2002年11月6日载文：1995年以来，山东仅日照市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领域数额就高达20亿元。至于全国农村，保守估计数字可能上千亿。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渠道外流，许多农村地区60—70%的资金流向城市和工业区。三是劳动力要素。农业的发展使农村为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沿海城市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外资，除了其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资源极具优势。近年来许多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在一定的程度上得益于农村低成本劳动力的大量流入。
3、都市农业的工业产品提供广阔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工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而农民的消费增长在全部消费增长中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的工业品消费额年增长速度高于城市居民。据有关专家分析，农民购买力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促进工业生产增长0.3个百分点。从当前的消费品市场看，城市非发票品普及率已相当高，开拓城市市场取决于消费品向更高档次发展。而农村人口基数大，消费层次低，农民购买的主要是中低档的工业品，扩大农村市场能刺激生产中低档产品的企业的发展。农民对经济发展的市场贡献，不仅体现在对消费品的购买上下班，还体现在对农业生产资料等投入品的购买上。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领域的拓宽，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也逐年上升。都市农业的发展，为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4、都市农业是城市环境的生态屏障。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目前，很多城市十分重视植树造林，扩大绿色植被，建立环城绿化带，这对改善城市自然环境极为有利。都市农业在建立城市生态屏障，美化城市环境，交货城市空气，减轻污染、降低噪音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由于国家法定假日的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把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休闲活动上，而城郊的自然风光和休闲农庄、果园则可成为新的娱乐场所。这也是未来都市农业发展的一大经济潜力。
5、都市农业是城市辐射的有纳载体。城市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蕴含着强烈的向外辐射的原动力。城郊农村可吸纳城市辐射源，中转辐射至整个农村。城郊农村通过吸纳城市先进的思想、文化、经济、技术，可以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依靠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从而达到工农结合，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都市农业论文篇4
发展都市农业，紧紧围绕城市居民的需求做文章，使其对城市的供应保障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广大市民通过参与观光休闲农业、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旅游，不仅为广大市民与农村交流、接触农业、学习体验农业提供场所和机会，还扩大了城乡文化、信息交流，促进了农村开放。
1.2延伸农业功能
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三生”功能结合于一体，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品尝、体验、娱乐、购物等，体现了“城郊合一”、“农游合一”。
1.3提高效益
通过发展都市农业，使农业结构更加合理，农业的内涵更加丰富。农业经济从原来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全产业链发展，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农业观光休闲等业态的发展，使一产快速向与二产和三产融合发展转化，农业的综合效益大幅提高。
1.4富裕农民
规模发展的都市农业项目使农民从小片土地的生产中解放出来，纷纷参与到全产业链农业经济的各个环节，农民的收入来源从原来仅靠农产品种植和畜牧养殖收入发展为农产品加工收入、经营休闲农业收入、文化产品收入以及外出务工收入等多渠道，农民的现金收入快速增长。
1.5改善农村环境
通过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农村的道路交通、通讯、垃圾污水治理、商业便民设施、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等同步得到了提高，乡村成为了景观，使广大农民群众的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提升。
2具体措施
2.1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近年来，洛阳市围绕都市农业的发展，提出要在确保粮食单产稳中有升的基础上，坚持结构调整、土地流转、生态旅游“三篇文章”一起做，因势利导，破解洛阳“三农”发展难题，做到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并围绕都市农业区位、技术、资源、景观、经营等特点，又连续出台了鼓励扶持蔬菜发展、环市区花卉苗木产业带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小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方案。
2.2夯实都市农业的产业基础
2.2.1稳步推进蔬菜基地建设…自2008年起，为不断满足城镇居民对蔬菜生产日益增长的需求，洛阳市政府对蔬菜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08和2009年，市财政每年投入500万元，2010年投入1…000万元，2011年投入…2…000万元，2012和2013年，分别投入1…50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的提高，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促进了我市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全市蔬菜播种面积由2008年前的不足4.66…万hm2，增加到目前的近6.66…万hm2，全年蔬菜总产量270余万t。
2.2.2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洛阳以牡丹种植为带动，近年来加大苗木花卉基地建设力度。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市环市区花卉苗木产业基地总面积2.83万hm2，其中花卉苗木面积达到2…万hm2(牡丹面积0.8…万hm2、其他花卉苗木1.2…万hm2)。
2.2.3加快发展水果产业…近年来，洛阳市在财政、融资、用地、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凡是在规划范围内建设林果基地的，市财政给予每年4…500元/hm2的补助，原则上连续补贴2年，大力发展以苹果、葡萄、樱桃等为主的时令水果。截至目前，全市水果总面积达到4.38…万hm2，总产量达到7.1…亿kg，总产值15.5亿元，已建标准化水果生产园区26个。采摘水果、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已成为休闲农业的主要内容。
2.2.4壮大农产品加工业…洛阳市从2011年开始实施农业产业化“4332”工程(扶持培育4个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园、30个万亩示范基地、30家重点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10个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带动的农产品加工业迅速扩张。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市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580家，农产品的加工率发展到37.6%。
2.2.5强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结合洛阳农业资源优势和都市农业发展实际，争取一批农产品获得省和国家著名商标，争创一批省级和部级名牌产品。截至目前，全市获得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总数71家，面积7.6…万hm2，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产品共有104个。
2.3推动休闲农业提质增效
近年来，洛阳市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通过开放招商，把现代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和农业休闲观光紧密结合，不断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增加农业产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厚的回馈条件，吸引了大批社会资本投资农业。
2.4提升都市农业整体水平
洛阳市近几年围绕都市休闲农业项目所在地和景区抓整治工作，建立健全了周巡查暗访、月讲评排序、季考核点评、年考核验收等制度，每月在媒体公开考评结果，对落后的单位实施重点管理。同时，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改善空气质量。通过近几年的持续努力，洛阳市农村环境整洁了、景观更美了、大气更清新了、天空也更蓝了。良好的环境与不断完善的都市农业项目为广大城乡居民度假休闲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环境。
3存在问题及建议
3.1存在问题
洛阳市在推动“三篇文章”一起做、建设现代都市农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着规划建设水平不高、无序竞争、管理不规范、服务水平低、功能欠缺等问题。由于受政策上的制约，尤其是在配套设施的土地使用、项目贷款融资等方面的难度较大，从而导致部分都市农业项目规模较小、建设标准低、资源浪费。发展都市农业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需要省委、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目前，河南省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没有出台相关的现代都市农业的奖励和补贴办法。各地在探索中对具有特色、突出发展的给予了一定的奖补，但数量少、范围小，其鼓励和引导作用十分有限。
3.2建议
都市农业论文篇5
密云县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脚下，县域面积2229．45km2，其中平原面积占11．8％，山区面积占79．5％，水域面积占8．7％，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县。舒适宜人的气候温度与优质安全的水源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水热基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与优美秀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林下经济、籽种产业、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与有机农业等提供了生产基础，优良的空气质量与广阔的旅游资源是发展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生态保障，京承高速、101国道等公路干线贯穿全境，京承高速联络交通网与城镇乡村公路的建设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及农产品的对外销售创造了优越通达的交通条件，明确的区域布局与主导产业的蓬勃发展扎实了密云农业的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与品牌效益日益明显，农业标准化、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整体发展势头较好。2008年密云县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成为北方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北京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把密云县列为“北京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按照密云农业“十二五”规划“立足全局、抓住机遇、转变方式、主动融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形成特色、京郊领先”的发展思路，结合密云农业发展实际，以生态保护为建设基础，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任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落实生态涵养区发展方略，融合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链条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京郊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密云县建设成为以绿色生态农业体系为主要特征，以国家高标准、重大项目为支撑，以优化产业升级为促进，以挖掘特色产业为形式，以健全机制体制为保障，宜居、宜业、宜游、宜人的“绿色国际休闲之都”。
3密云县“三化”发展的基础性研究
密云县积极推进“三化”的发展建设，至2014年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增加土地收益与工资性收益，土地确权总面积为28万亩，累计流转土地8．5万亩，流转面积所占比例为30％，推动了规模化的发展。建设规模化设施园区33个，农业观光园149个，年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实现3亿元收入，推进了园区化的建设。创建了蔬菜市级优质标准化生产基地17家，有市级蔬菜标准园3个，标准化养殖场达到101家，标准化生产稳步发展。“三化”建设为改善生态环境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优势主导产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证。
3．1农业规模化发展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主要是指集成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内部规模化使用建设，或某一区域集中发展某种类型或特色农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获得外部规模效应，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收入，是实现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的最终发展趋势。
3．1．1县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密云农业以保证农民利益为根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业建设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的有序健康发展。2013年密云县农业农村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5．1亿元，同比增长9．3％，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9．2亿元，同比增长4．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同比上涨4．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1．6亿元，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4．4亿元，同比增长7．4％，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万元，同比增长11％。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实现至2015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2亿元，年均递增6％，一产总值年均递增3．5％，农民人均纯收入递增9％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县域林木覆盖率达到76％，森林覆盖率达到65％，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价值目标，实现建设密云县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社会发展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2特色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与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密云县拥有丰富多样的农业特色资源，根据区位、构造、资源、产业基础等条件，从实际出发，由资源开采加工型逐步转化为生态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与产品，生态农业发展空间广阔。目前，密云农业形成了以奶牛、柴鸡、肉鸡、蜜蜂为主的生态养殖业，以苹果、板栗、梨为主的绿色林果业，以有机杂粮、无公害蔬菜、花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的“三个三”主导产业格局。“十一五”时期密云建设板栗、苹果、梨为主的果品基地45万亩，芦笋、红薯、糯玉米、食用菌等特色种植产业基地5万亩，奶牛存栏2．2万头，肉鸡年出栏3600万只，柴蛋鸡存栏270万只，年商品鱼总产量达460万kg。有穆家峪红香酥梨、大城子红肖梨、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巨各庄蔡家洼樱桃、西田各庄坟庄核桃、设施草莓、密云板栗、有机蜂蜜、柴鸡蛋、有机小杂粮等特色农产品，培育出了百年栗园、绿润、绿湖等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品牌，密云农业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加速了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3．1．3经营形式推动规模建设
为了推动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产品产出率，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依托巨各庄、北庄、西田各庄、高岭、河南寨等规模设施园区，创新规模建设形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重点建设工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与综合服务体系，发展集规模化、休闲化、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为一体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新增设施农业园区2万亩，其中蔬菜15000亩，果品基地2000亩，花卉1000亩，休闲农业园区10个，总面积3．5万亩。密云乡镇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涌现出较多优秀典型，以新形式带动产业发展。西山村依靠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对接帮扶，发展蘑菇特色产业，建立百余栋温室大棚，投入百余万元配套现代化设备，通过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环境整治等方式为村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现已是全县闻名的蘑菇专业村，截至2014年全村已发展蘑菇种植户65户，预计年出菇100万kg，若每公斤4．4元，年产值500万元，户均增收两万元，“蘑菇花”让村民心里乐开了花，富裕了一方农民。太师庄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进设施农业专业村建设，土地流转，统一管理，分户经营，统一育苗，技术服务，销售对接，创新发展，是密云县以设施农业带动全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典型。
3．1．4经营主体完善产业结构
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密云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负责研究拟定发展规划，推进组织建设与规范化运行。“十二五”时期实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工程，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鼓励发展基础好、带动能力强、发展收益高的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实现企业联合发展，实现2015年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000家，九成入社农户，80家产业化重点合作社，40家市、县级示范社，农业标准化生产率达到90％以上，完善服务平台，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规范化、组织化、联合化发展。引入张裕爱斐堡、汇源果汁、天福号农庄等项目工程，形成了“龙头加工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组织经营形式，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3．1．5重点工程促进规模发展
密云农业立足实际，以实施重点项目工程促进农业规模化的长足发展，提升农业内在品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夯实农业生态基础。依托张裕爱斐堡、吉马、优龙、丘比特葡萄酒等加工企业的集聚优势，引进国内外知名酒庄入驻，实行国际葡萄产业聚集区建设工程，实施种苗繁育、休闲园区及种植专业村建设，发展规模化葡萄种植基地2万亩。实行菜篮子市级重点建设工程，建设规模化奶牛场、养猪场、蛋鸡场、标准菜田、温室基地、养殖水面等，2013年建设市级蔬菜标准园2个，提升县级标准园11个，蔬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畜禽养殖由传统家庭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转变。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与山区冷凉气候，实行冷凉菜基地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冷凉菜基地1万亩。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基地建设，建设有机果品基地、有机杂粮基地、绿色蔬菜基地等，实行环湖“三品”基地建设工程。实行籽种产业发展工程，发展食用菌、双孢菇、优质玉米、花生的特色种植，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与生产供应体系，建设特色产品配套基地。依托密云水库的“北京明珠”优势，实行休闲渔业发展工程，加强育种基地、有机鱼生产基地、设施渔业生产加工基地、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在保护北京生态净水的同时，提升了密云鱼文化的农业品牌。
3．2农业园区化建设
农业的园区化建设主要是指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等形成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区域范围，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为目标，应用现代工业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成果，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市场化、专门化、规模化、企业化、休闲化，进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农业新市场的宣传与拓展，具备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多功能性，以园区化建设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标准化生产的实施载体，主要有产业带动型和休闲文化型两种主要形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2．1扎实基础发展
密云农业园区化农业园区化是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开发农业多种功能的重要形式，是开拓现代农业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密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秀美的自然环境景观相得益彰，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气息，依托四通便捷的交通线路，为发展密云高端观光休闲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京承高速都市型现代农业走廊、云蒙风情大道、101农耕文化休闲产业带、酒乡之路建设规模发展，紫海香堤香草艺术庄园、汤泉香谷香汤生活等创意农业，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等休闲体验项目及鱼王美食一条街等休闲产业项目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良好收益。
3．2．2休闲文化型园区丰富农业形式
休闲文化型园区是以观光、休闲功能为主，依托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等乡村资源，以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活动为基础，融合农村民俗文化、产业文化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农业观光园、果品采摘园和农事体验园等农业产业节点，提供乡村休闲、农事体验、观光采摘、品尝购物、农耕文化、民俗欣赏等农业经营形态，塑造高水平、高标准的农业园区品牌，具备观光、体验、文化、创意等特色功能，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拓展与延伸，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形式，是优化农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形成具有“农游合一”与产业间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代表着都市型现代农业园区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十二五”时期，发挥现有休闲农业优势，提升发展内涵，以“五园一区”推动农业园区建设，已有设施园区150个，连栋温室237093．8m2。1）休闲农业。密云县有机结合农业资源与旅游要素，实施休闲农业改造提升工程，休闲农业与乡村民俗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成功引进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港中旅房车小镇、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高端项目，成为京郊休闲文化新地标，打造绿色、生态、精品、精细的休闲产业，推进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建设，2013年荣获北京市唯一“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市（县）称号。2013年东葫芦峪村挖掘葫芦特色资源，推出“葫芦宴”，引入观赏葫芦、把玩葫芦、食用葫芦等品种，建立葫芦长廊、展室，举办葫芦文化节，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民俗旅游。2014年上庄子村实行民俗户星级评选，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服务水平。目前，密云县共有民俗户3606户，大力发展“一个民俗村就是一个乡村酒店”的管理模式。汤河特色产业沟将旅游景区、民俗旅游、主题观光采摘园、香草观光产业带有机融合，发展“农庄＋民俗户”的产业模式，结合土壤气候条件，利用林地资源，建设以观光采摘园、反季节特色种植采摘、农事体验型为主的休闲设施农业园，形成独特品牌。“酒乡之路”精品葡萄产业带项目在张裕的示范带动作用下，依托葡萄产业基础，延伸“酒庄＋种植基地＋庭院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加强酿酒用葡萄基地及企业建设，建设休闲葡萄园，2013年已发展鲜食和酿酒葡萄基地7000亩，建设葡萄长廊10000m，建设精品葡萄采摘园14个，完成景观节点建设16处。利用休闲渔业资源加强休闲渔业园区建设、改造与升级，建设养殖、垂钓、餐饮、住宿、娱乐等多功能集合的休闲渔乐园。发展休闲果园建设工程，进行低效果园更新改造、观光旅游果园、设施果品采摘园等现代化果品生产示范园建设。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示范点创建工作，石城镇荣获“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称号，蔡家洼荣获“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称号。传统农业结构得以改善，农业经营效益得以提高，带动民俗旅游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景观农业。密云县发展景观农业建设工程，2012年已建设北庄油菜花观光园、新城子雾灵西峰彩葵园、蔡家洼五谷花香园、车道峪人间花海景观园和古北口汤河薰衣草景观园五大景观农业主题公园，建设以药材、香草、油菜、油葵等为主题的景观农业2000亩。2014年围绕清水河、潮河、白河、京承高速、101国道、酒乡之路沟域等地区打造“六河、三路、一沟”生态景观农业带，建设6000亩油菜花、彩葵、荞麦等大地景观农业主题公园示范区，在密西路造林区域种植万寿菊、二月兰，实施造林工程景观，发展林下经济，新建5个2300亩果园，续建18个6700亩特色果树基地。北庄村的五谷丰登园形成了大地景观、观光采摘、农耕体验、科普展示等多种农业景观。景观农业提升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环境美化功能、综合生产功能，普通农田由单一模式转变为园区观光、休闲消费、农民增收的有效实体。3）创意农业。创意农业融合文化与科技要素，呈现出智能化、个性化、艺术化、特色化、品牌化的特点，其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与高科技性。蔡家洼玫瑰情园创新发展思路，打造北京首家融合玫瑰文化与玫瑰产业，集休闲观光、产品展销、农业科普及徒步和骑行基地为一体的多功能主题公园，在玫瑰园设计微缩景观欧洲浪漫城市之旅，不仅可以观赏采摘，还能DIY玫瑰产品与婚礼摄影等，结合餐饮住宿配套设施服务，满足人们对安全食品与养生农业的需求，创意出的豆腐宴声名远扬。推出休闲加工农业园，改造加工厂房、车间具备参观、品尝、观赏、休闲等功能，拓宽体验农业与会展农业的经营领域，是休闲加工产业的创新型发展。新城子小学推出“欢乐农场”教学模式，蔡家洼推出农耕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以实践提升孩子们的农业认知能力。创意农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开发种类多样的“玉米迷宫”休闲旅游产品，收益是玉米生产价值的20～50倍。［2］
3．2．3产业带动型园区拓展农业链条
农业产业园区以政策为指引，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以科技研发为途径，以产业基地为支撑，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生态旅游为依托，利用资源、区位、产业、资金、人才等优势，以工业化的理念聚集与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最终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业模式。北京康顺达农业科技生态园依托政策扶持与良好环境，利用土地与自然资源，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与都市型生态功能，是一家集生态基地、食品研发、加工制造、休闲旅游、观光采摘、生态美食、科普教育、会议接待等“一园多能”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建立产业间互动机制，创造了农工、农商、农旅的新思路，形成一二三产业连接的产业化链条，发展有机农业，建设高标准蔬菜园区，是生产、加工、流通、推广的“标杆”示范基地，被评为北京市“标准园”、“密云县示范合作社”、“北京市京郊农产品示范店”，有独特的产业文化。
3．2．4沟域经济是园区化建设的推手
依托密云山区丰富的资源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政策集成、全程打造的方式发展“一沟一品”沟域经济建设，投入建设休闲农业、景观农业与创意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工程，提升生态环境整治，推进景观节点建设，推出农业特色品牌，重点建设沟域发展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等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打造融合观光、休闲、体验、养生多功能的休闲农业产业区。司马台—雾灵山国际休闲度假村沟域立足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建成司马台长城景区、雾灵山龙潭景区、东极仙谷、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30余家景区，紧密围绕古北水镇龙头项目，形成“龙头景区＋农户＋民俗游＋休闲农业”的高品质、多功能、综合性的沟域文化发展体系。［3］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以发展沟域经济为载体，突破传统的建设思维模式，优化山区种植结构，引进香草特色种植品种，打造形成了一个集养生、度假、休闲、体验、艺术创作、婚纱摄影、影视拍摄为一体的综合性都市型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区。
3．3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是指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标准化及规范化经营管理活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利用标准化手段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发展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及有机产品，完善标准化体系范围，规范指导农业生产，整合农业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园区化建设的标准手段，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意义。
3．3．1“三品”及基地建设是实现形式
“十二五”期间密云农业加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的基地建设，培育绿色、安全、生态、有机、健康的密云农产品品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建设工程，按照集约性、休闲性、综合性、智能性的要求，完善现有规模设施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标准化生产、休闲旅游、规模化设施农业的生产基地。重点建设45万亩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万亩有机果品生产基地，果品销售企业有100家，果品加工企业达5家，10万亩有机杂粮基地，8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5万群有机蜂养殖基地，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225个、有机食品基地7．8万亩、绿色食品基地6．5万亩，新增设施农业2万亩，发展10个休闲设施农业园。以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为目标发展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穆家峪红香酥梨是经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其观光采摘园是北京果品协会果品物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生产基地，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有1000亩有机认证基地，蔡家洼樱桃全部采用有机果树栽培技术标准和节水灌溉技术，密云板栗自2004年实施有机基地建设，有机蜂蜜实施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百年栗园北京油鸡养殖示范基地致力于鸡生态化养殖与有机食品研发，凯诚柴鸡蛋获得“三品”质量认证。加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产品的认证力度与基地规模，鼓励巩固、提高绿色食品，提高“三品”质量水平，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与检疫检测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影响力，共同推动农业标准化有序发展。
3．3．2信息化管理搭建新型服务平台
信息网络平台是开展农业标准化的新型沟通渠道，拓宽业务推广领域，提高标准化水平与更新工作进程，促进标准化进步。2014年密云引进首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搭建网络平台整合、包装、销售特色农副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建立“密云休闲生态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微时代搭建微信平台推送密云旅游信息，展示旅游资源与特色产品，开展主题营销与特色宣传，未来将上线全县景区和旅游乡镇微信平台。菜农上传图片到微信，网络远程问诊蔬菜病例，寻求各地专家会诊，快速解决生产问题，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减少农民收入损失。北京绿润食品公司利用电子交易平台网络销售农产品，北京农副产品交易公司作为创新型的投资平台整合双方电子交易、资金、信息等优势，建立综合易平台，发展海外订单，扩大市场份额，创新服务流通体系的标准化形式。
4推进密云农业“三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4．1提升整体水平实现持续发展
密云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涵养功能尚需提升，区域优势特色有待强化，优化集中单一的产业布局形式，加强符合功能定位的产业支撑力度，合理利用农业空间，挖掘潜在土地资源，保护农业水资源，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比例，加大疾病防范与生态保护力度，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问题，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培养专业化农业人才，提升信息网络化水平，加快有机农产品认证推广，壮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提高休闲产业基础，升级高效规模经济，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不利因素，加快规模化发展、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通过行之有效的农业工程推动密云农业的长久发展，以基础保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4．2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生态建设
农业建设要以保护生态为前提，坚持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和保护作为第一任务，完善长效保护机制，提升生态屏障与服务功能。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农业休闲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合理规划农业资源，统筹规划休闲农业发展布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延伸一二三产业链条，以产业化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长。重视发展循环农业与节水农业，深入推进循环经济，提高农资使用率与利用率，变废为宝，拉伸循环产业链，既保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又能获得实在经济效益。
都市农业论文篇6
1.2安全监管队伍薄弱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目前金山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力度不足，镇、村级农产品监管人员以兼职为主，监管工作不能保证；再加上农业生产中散户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散户规模小、比较分散、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水平较低，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任务重、难度大。
1.3农村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工业污染源、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生活污染源影响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亟需得到改善。
1.4农业组织化程度偏低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山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偏低，与市场化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农业品牌出现散乱的情况，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5农业资金投入不足
都市型现代农业对资本需求要求较高，因此，资金投入不足对金山区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农业资金投入习惯于以财政公益性为主的支持框架，没有充分吸纳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和民间资本对农业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对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多，农业科技化、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影响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推进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考
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以提升农业的综合竞争力为中心，聚焦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突出经济、生态和观光休闲功能，建立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健全资金投入体系和培育组织创新体系，推进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1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以“品牌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为重点，稳步推进“优质稻米、绿色蔬菜、名优瓜果、特种养殖”四大优势主导产业。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粮食生产的抗自然风险和盈利能力；在蔬菜生产上，由种植当地传统品种向种植营养保健、色彩丰富的进口品种转变。在稳定粮食、蔬菜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优质蔬果生产，使金山区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要立足农业产品标准化，全面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通过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积极梳理、制定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品质标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进行生产。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力强的农产品知名品牌，全面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
2.2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大科技兴农力度，推进先进、适用技术在金山区先试先行，使金山区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新高地。切实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农民培育工作，使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完善区、镇两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建立职能明确、机构完善、队伍精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积极引进高端农业人才投身于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可利用农业产学研基地等平台，建立农业科技人才与国内外农业科研机构的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推进金山区农业科技上新水平和新台阶。
2.3健全资金投入体系，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
加大市、区两级财政对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实行公共财政资金的倾斜。在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可通过招商、联合开发等形式，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金山区现代农业发展，参与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
都市农业论文篇7
（一）都市农业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兴起
早在1898年，都市农业理论就产生了。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就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一切福利结合在一起。从20世纪2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了几次从城市中心向郊外推进的浪潮。第一次浪潮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促使城市中较富裕的人开始向郊区迁移。第二次浪潮由于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不断向邻近农村渗透，形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郊区城镇化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度城市化的弊端和人们对城市环境在文化、教育、休闲等方面的要求，使都市农业应运而生，它被认为是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二）都市农业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
“都市农业”最早见于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上。1935年日本学者青鹿四郎在《农业经济地理》的定义：分布在都市内的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者提出“都市农业区域”和“都市农业生产方式”的概念。1969年日本矶村英一教授提出“都市第三空间理论”。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农学家李谋监提出了“城乡互赖理论”。1974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孝岭提出了“环境农业理论”。
在我国，俞菊生比较系统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都市农业的定义。李岳云认为，都市农业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满足都市居民多层次需求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型多功能农业。顾海英、周小伟认为，都市农业是动态的地域经济概念，是随经济、科技、社会进步分阶段发展的农业。目前，较一致的定义是：都市农业是都市经济发展较高水平时，随着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进一步融合，为适应都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在整个城市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紧密依托并服务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农业生产和运行体系。
（三）都市农业特征的多样性使其承载多种功能
关于都市农业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都市农业具有特定的空间布局、功能的多样性、高度智能化和信息化、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可持续性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从区位上看，都市农业既存在于都市内部，又包括都市化地区与周边间隙地带，因此具有市场区位优势明显的特征；从都市农业的消费群体来看，它有明确的城市指向，即城市需要决定都市农业的发展。关于都市农业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都市农业具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有的学者则认为都市农业除了具有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外，还具有第四项功能——辐射、示范功能；还有的学者把都市农业的社会功能具体化为教育功能、文化功能、游憩功能等。刘斐，戴学来认为，与传统农业相比，都市农业具有城乡融合性、功能多样性、高度集约性、高度开放性、环境复杂性等特征，但其本质特征是“围绕城市、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具有生产基地、生态屏障、旅游休闲、引导辐射和示范教育等多种功能。
综上，都市农业是一种与城市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农业现象，是都市圈内进行的农业，是城郊农业的高级阶段，发展都市农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城市角度看，都市农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农村角度看，发展都市农业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统筹城乡发展角度看，都市农业既合理利用了资源，又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必然选择。
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对都市农业的探索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对大城市地区农业生产的制约，提出了“城郊型农业”的概念，并定位为一种以城市为依托，适应城市市场需要，利用优越地理位置，以生产鲜活农副产品为主的商品性农业。到了9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客观上要求改变农业单方面为城市食品供给服务、保城市“菜篮子”供应的定位模式。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都市农业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了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活动。
我国大城市进行现代都市农业的实践探索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上海发展都市农业的定位是基于都市规模扩大，城镇化水平高，制造业逐步外移，城市环境质量恶化，农业发展面临发展与空间、发展与效益、发展与需求的矛盾，以及市民对良好生存环境的要求而确定的。北京市明确提出要以现代农业作为“都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市场制高点、强化其食品供应、生态屏障、科技示范和休闲观光功能，使京郊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先导力量。北京都市农业功能定位为食品生产基地功能、生态屏障功能和休闲度假功能。其他地区都市农业的探索以及形成的不同模式，从总体上看是符合各地实际的。各地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都市农业经济效益较差，自我发展的后劲不足。主要表现为投入较少，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及产品结构趋同，名特优产品不多，高附加值产品规模偏小等。
（二）对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作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新领域，都市农业研究主要涉及城市与农业两大学科体系，而我国城市经济科学主要研究非农问题，农业经济科学则主要研究乡村农业问题，农业和城市经济相交叉的理论中有关农村城市化的研究甚多，对都市农业的讨论较少。加之都市农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较短，还停留在国外发展都市农业的理论、经验介绍层面上，对都市农业的理论深化、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发展水平、效益以及城市发展的关系等尚缺少系统的深入研究。
在实证研究方面，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走在了前列：邓蓉等通过对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农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和城乡一体化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理论根源，并据此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俞菊生等提出了构筑上海都市农业的两大突破口和六大创新体系；牛宝俊等则从农业科技角度对广州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三个圈层、三大板块、四个绿化走廊、一个江心岛”的总体布局模式。
国外发展都市农业的主要模式及其理论探索
（一）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都市农业在国外发展较早，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高，能充分利用科技提升都市农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同时各国结合自身实际，在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生产功能、文化休闲功能等方面各有侧重，呈现不同发展模式。以生产、经济功能为主的美国模式。在美国，都市农业占美国总面积的10 % ，其生产的农产品价值已占美国农产品总价值的1/ 3 以上。美国有学者认为：都市农业是一种创新与变革，加强了农民和消费者的联系，增加了区域食品供给，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的德国模式。上世纪70年代以后，市民农园宗旨由保证食物供应和建立健康的生活理念转向以农耕体验和休闲为主的经营方向，逐渐形成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的都市型农业模式，并在欧洲流行。经济、生态和文化功能兼顾的日本模式。日本政府1970年制定《新城市计划法》，1971年制定了《农业振兴地域整治法律》，主要内容是规定保护农业和绿地面积，限制市内新的开发行为和无计划的扩展，鼓励农民安心经营农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观光旅游农业、建立自然休养村、专业观光园、娱乐农园、农业公园等。
（二）对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经营性工厂化农业的研究。在城市化水平高而土地稀缺国家，位于城市化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能率先享受城市强大的资本、设施、科技和劳动力的高度密集性、经济辐射力、便捷的交通以及先进的生物技术，具备了实现工厂化生产的条件，这方面研究重点放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服务型都市农业的研究。Dana sill首次将都市农业纳入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范围，认为要积极接纳都市农业作为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方面研究，以日本的研究成果最丰富。
实现我国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国外经验与我国实践相结合
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发展都市农业的实践呈现出发展不平衡，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不高，科学技术和人才的利用水平比较低的特点。而国外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已有很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这些经验、教训和发展模式都将给予我国的理论研究提供国际借鉴，从而避免在都市农业的实践探索中走弯路。
（二）产、学、研相结合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要依靠人才、科技的优势，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要重视生态环境、文化及经济性等，这是都市农业发展共性的一面。但是，不同地区的条件优势、地理位置不同，发展都市农业的切入点和模式也不同，切入点和模式不同，其内在的经济规律也不同。因此，应积极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都市农业，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更要加强城郊农民新型专业技术培训，以增强都市农业发展的后劲。
（三）宏观战略与微观规划相结合
从宏观上，都市农业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东部、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应当发挥城市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人力资本集中的优势，借助高新技术的应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尽快实现由城郊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的战略转变。在沿海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和中西部一些较大的城市，都市农业应当逐步成为农业的发展方向，成为这些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微观上，都市农业的发展是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根据城市经济、社会、生态需要及周边农村需要进行规划、引导发展的，应该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由近到远、由点到面、由单一类型向多种类型、由近郊向远郊逐步推进。
（四）加大投入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为了增强都市农业自我发展的后劲，政府必须站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都市农业。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投入管理机制。要充分运用WTO规则中允许的 “绿箱政策”，加大政府对都市农业研究、培训、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促销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补贴；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开发都市农业，规范民间资本投资机制；最后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还要加强市场调研，逐年缩小传统产品的种植比例，增加种植名特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搞好营销服务，延长都市农业产业链，实现我国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都市农业论文篇8
河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发展都市农业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方针稳步实施，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2011年10·1前夕，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给河南省迎来了城市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但不可否认，因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所带来的新一轮城市人口膨胀以及城市规模扩张等问题将会更加凸显，对城市周边的农业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都市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应该对其内涵和特点进一步加以研究。
1 都市农业的起源与内涵
都市农业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高度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崭新农业形态，始于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日本及发达的欧美国家。对于都市农业理论，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4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追溯到1826年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文，该文首次提出的“农业圈”理论奠定了都市农业理论的基础；第2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起源于1898年的“田园城市”概念，由名叫霍华德的英国著名活动家提出；第3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最早起源于日本，也是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都市农业”一词在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農会報》首次出现；第4种观点认为现代都市农业最早起源于1959年，发源地为美国。这一理论主要基于1935年后都市农业理论的曲折发展过程。1935年日本提出都市农业理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农业却逐渐沉寂下来，而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得来的。当时美国学术界起初并没有准确的定义，粗略的表述为“都市农业生产区域”（欧文霍克，1959）、“都市农业生产方式”（约翰斯顿、布鲁斯，1969），但在随后的1977年美国著名学者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并在文章中正式提出了“都市农业”概念，并得到当时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迅速普及。综上所述，该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经济学家对这一崭新农业形态的重新关注并赋予新的理论发展，才掀起了近现代都市农业的研究热潮。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都市农业的研究也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我国也开展都市农业的研究工作。
各国学者在都市农业的研究过程中，都不遗余力的为都市农业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界定，这也是都市农业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由于各国城市化进程和地方农业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对都市农业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在涵义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认为：都市型农业是特殊形态的现代农业，也是高级形态的城郊型农业。对都市型农业的含义有各种说法，基本可概括为：在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中和市郊的农业区，依托都市的辐射和按照都市的需求，建设溶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它是一种高度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市场化的农业。
2 都市农业的特征
关于都市农业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太大争议，不同的学者只是在表述上进行了不同的外延及补充，认同基本一致。
2.1 都市农业具有区位的优势性
都市农业与普通农业首要不同便是区位。区位的优势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依托都市，都市农业可以获得便利的交通、人才和信息，让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先进农业设备的引入成为可能；独特区位优势让都市农业有更多机会能与第2产业和第3产业进行有机结合，成为复合型农业，这也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都市人口众多，主要通过都市农业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这给都市农业带来密集稳定的消费群体。
2.2 都市农业具有功能的多元化和高度的集约型
都市农业与以生产型为主单一型的传统农业和郊区农业不同，是以社会、经济、生态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它不仅拥有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给的功能，而且还能改善城市的环境，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教育等多功能服务功能。由于都市农业区域的限制，使其不可能有传统农业广阔的土地资源，只有依托自身的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来发展，而这种农业必然要走上集约型的道路。通过集约性的农业生产，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不仅能够改善都市的生态环境，还能给农业经营带来可观的收益。
2.3 都市农业具有发展的持续性和脆弱性
都市农业论文篇9
传统农学专业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而北京郊区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三大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生长期间需水量较大的水稻已经限制生产，小麦亦改为节水种植。有限的农用土地逐渐被籽种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兴起所占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应用的舞台日渐缩小。
（二）专业课程老化
传统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和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课程的学习目标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面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农作物种植的多元化、生产的机械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农业功能的转化，其学习内容与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三）实践教学简化
学校正向综合大学转变，原本在校内的农场、实验田逐渐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实践教学远离教学区，实验课与理论课在不同场地进行，增大了实验课的难度和成本，原来每天都要求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的教学安排，在成本约束下，变成了一次，投入时间少，学生学农兴趣很难形成。（四）动手能力弱化在教学改革“厚基础”的大背景影响下，专业课时逐渐减少，相应的实践学时也在减少,在规定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很难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技能。实验课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教师无法得到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情况的反馈，学生也以考试能过关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导致实验设计能力差、独立操作能力差。
二、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专业教师的业务优势，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适合北京需求，培养都市型农业人才”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构建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争创特色专业。
（一）调整专业方向
农学专业的支撑学科以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是北京农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硕士点之一，以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为特色，先后选育出6个小麦品种，6个玉米品种，4个小豆品种，2个大豆品种，师资力量在种子科学方面有优势。其次，根据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籽种农业将成为北京农业的优势产业。因此，农学专业在2003年第一次改革时，将专业学习方向调整为“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2006年，又针对北京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借助本院园艺学科和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北京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增设了“观光农业”的学习方向。至此，农学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和“观光农业”两个学习方向，形成了培养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两个核心产业所需人才的新型农学专业，每年两个专业方向各招收一个本科生班。农学专业的两个专业方向直接针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北京籽种产业发展需要的，掌握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技能；懂得国内外种子法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加工与生产、种子营销企业等领域和部门，从事新品种选育、种子繁殖生产、种子检验、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观光农业”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掌握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观光园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高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和领域，从事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和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构建新型专业课程体系
2005年在北京市教委“农学专业课优化整合及骨干课程体系的研究”教改项目的支持下，根据专业学习方向和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调整。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育种学》《种子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法规》《种子经营与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种子营销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园艺学概论》《植物种质资源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课程体系以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验、经营管理为主线，涉及种业产业化方方面面的知识；“观光农业”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为《农业生态学》《植物种质资源学》《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生产原理与技术》《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都市型农业评价案例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新农村发展规划》《现代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籽种农业》《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城市园林与绿化》《观赏植物装饰与应用》等，形成了以观光休闲园区、现代高科技园区建设、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均面向北京农业生产需求，很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任课教师就边学习、边总结、边教学。学生感到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用武之地，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方向，每个学生都有专业特长。
（三）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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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武汉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正式通过了专家评审，该规划对全市城乡的林业生态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依据规划，未来武汉市的大江大河堤岸、滩涂将全面实行绿化和美化，中心城区及两江四岸将形成绿岛镶嵌、绿带相连的生态格局，广大乡村将展现出绿荫掩映、瓜果飘香、富饶繁荣的景象。规划还涉及到都市农业发展的较多内容，如提出以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柏泉办事处、径河街道办事处、东山办事处现有乡村游项目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农耕休闲、农庄休闲项目，对乡村环境进行景观绿化；对玉屏山进行林相改造，发展生态文化休闲旅游；以走马岭街道办事处、荷包湖农场、辛安渡办事处一线现有的果园为基础，进一步发展生态果园和农耕休闲农业[1]；这些发展内容体现出了武汉市较强的新农村规划特点。
1 现代都市农业的内涵
都市农业的概念是20世纪50、60年代由美国的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泛指地处都市及其延伸地带范围里，并在大都市中、都市郊区和大都市经济圈以内，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以适应现代化都市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农业[2]。
都市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为标志，以农业高科技装备的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主要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3-5]。
都市农业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展现及农家生活感受等方面，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换言之，都市农业是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6，7]。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都是依托城市、服务城市、适应城市发展要求，纳入城市建设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建设的农业类型；但二者还是有不同特点。城郊农业主要以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满足城市商品性消费需求为主，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位置居于城市周边地区；而都市农业是为满足城市多方面需求服务，尤以生产性、生活性、生态为主，是多功能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位置可在大城市地区，也可以环绕在市区周围的近郊，还可能镶嵌在市区内部[8]。
都市农业是把城区与郊区、农业发展和旅游观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交叉产业，它主要是利用农业资源、农业景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品尝、体验、娱乐、购物等一种文化性强、大自然情趣很浓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体现了“城郊合一”、“农游合一”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9，10]。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具有后备补充能力的农村承载着城区自然物质资源供应的责任；农村是城市的后花园，都市农业充分发挥各种自然景观资源价值，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各类农业公园或游乐场所，从而给城市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和亮丽风景；农村具有为市民生产喜爱的优质农副产品的经济功能，还具有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休闲基地的功能。发挥这些功能价值，一方面为城市找到了发展的依托，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1-15]，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经济一体化。
世界上都市农业发展较好的当属荷兰和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荷兰在发展都市农业时特别注重农田的设计、规划，在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小花园”模式的同时，还将城市改造纳入了都市农业发展计划之中[16]。中国近年来也掀起了都市农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热潮，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都市农业在中国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受到了广泛重视[15]。许多学者对都市农业发展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多部关于都市农业理论与实践的著作[17-25]。
2 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很多城市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许多城市郊区的农村功能由城市“可靠的副食品供应基地”单一功能转向多功能的现代“都市农业”方向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内部及近郊的农业发展具有了与工业发展相同的交通、邮电、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支撑，而且毗邻城市的优越区位又使得农业有条件逐渐向集约化、设施化、工业化方向发展[26]，现代都市农业愈来愈受到各方重视。
武汉市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围绕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需求拉动，各相关行业相继制定出了城乡农（林）业生态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规划，从而不断优化农业发展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融生产、生活、生态建设、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农业的迅猛发展。当前武汉市各地农村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加速推进都市农业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创建东西湖区石榴红村和巨龙湖农业旅游基地等，正逐步完成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农业的过渡[27，28]。武汉市农业从城郊型向都市型的转变，突出表现就是加工业产值远超农业产值。2009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了850亿元，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了3.2∶1，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9]。
2010年7月，“中欧社会论坛都市农业分会研讨会暨武汉海峡两岸都市农业论坛”在武汉市隆重召开，论坛的主题为：都市农业、加工增效、食品安全；旨在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促进城乡生态文明。在此次论坛上，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正式授予武汉市“国际现代都市农业试点示范城市”称号，使武汉市成为国内继北京、上海、成都之后的第四个试点城市[30]。该基金会是在联合国人居署、国际粮农组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农业顾问团等10多个国际组织的倡议推动下组建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武汉市成为试点示范城市后，将获得该基金会在都市农业发展指导、项目开发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当前，武汉市都市农业建设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出现了诸如蜂拥而上、都市农业项目类型单一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未来都市农业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它将表现出多种模式并存和运行变化较明显的特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寻、总结、研究。
3 武汉市都市农业的研究意义
3.1 能够推进武汉市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集生产、生态、观光旅游等功能为一体，与城市互动、为城市服务，在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同时，发挥出武汉市农村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优势，实现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求得农村自身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武汉市城乡经济的协调推进。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科学规划与调整，为农副产品带来顺畅的销售渠道，提高当地农产品的知名度，进而从根本上推进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的进程。新农村规划背景下的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使城乡资源能够科学合理地优势互补，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它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组合，有利于增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促进农民在现代都市农业产业链上的就业增收，有利于城乡和谐相融和城乡协调共同发展[31]，从而极大地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步伐。
3.2 能够保证城市生态环境改善与都市农业发展同步进行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被提上重要议程。加强都市农业问题的研究，把发展都市农业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武汉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各级政府也在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拓宽思路为武汉市近千万市民营造假日休闲好去处，这些因素将共同对武汉市都市农业的发展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都市农业发展有利于协调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利于人居环境的建设。武汉市是百湖之市、鱼米之乡、九省通衢之地，都市农业发展前景广阔。通过推进农事体验、休闲观光、乡村旅游等都市农业发展模式，保护城市生态景观环境，可为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观光休闲处所，同时指导农村村域空间人居环境建设，构筑城市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持城市生态安全格局[32]。
3.3 能够促进科技水平与都市农业共同发展
现代都市农业是城市经济体系和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在新农村规划中，要高度重视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和生态人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提倡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经济、农业科技、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多学科的广泛参与；新农村规划的特点决定了都市农业发展必须依托农业科技的保障功能，发挥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发展科技型都市农业产业，坚持产学研结合[28]，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武汉市的都市农业发展中，可以较便利地就近享用武汉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常集中和专家人才、学科门类比较全面的资源优势，让科学技术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注入鲜活的动力[30]。利用武汉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密集的优势，推进科技创新，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重点发展作物育种、园林绿化、特色花卉、水禽饲养等特色门类，这不仅能满足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需求，还能美化城市环境、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带来的“大城市诟病”，促进建设低碳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农业组织机构、公司与科研单位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合作，大力开展科技宣传、科普展览活动，共同开发瓜果、蔬菜种植及水产养殖的主导品种，并规划种植范围，实行标准化生产，形成生态农业景观，彰显现代都市农业科技生态文明的优势[33]。在提升科技水平的同时，极大地促进都市农业的快速发展。
4 新农村规划背景下的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4.1 新农村规划的定位和方向
都市农业发展中的新农村规划要更加注重农村产业布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武汉市各方面的农村资源优势：譬如近郊或远城区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江河湖泊水资源条件等等。在此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都市农业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把握种植、养殖的主导品种以及乡村生态休闲旅游的发展模式。通过新农村规划，开发武汉市农村的科普教育功能、产业经济功能、生态平衡功能、观光休闲功能，制定符合武汉市地方特点的新农村规划具体实施细则，发挥武汉市农业资源的生态环保价值和生态旅游价值，打造体现武汉市地方农业产业结构特色的乡村景观、构建富裕文明的现代都市农业景观体系[20，21，28]。
4.2 新农村规划背景下的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4.2.1 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种植业模式——田园种植景观农业 通过新农村规划，科学构建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种植业模式。要开辟多种途径发展农村经济，使生态保护与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强化生态环保意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减轻资源利用对环境的压力。针对近郊农业生态环境较差的先天不足，鼓励种植有较高生态环境价值的大田作物、花卉苗木，重点发展绿化农业、园区农业和科普农业，发展田园种植景观农业。扩大武汉市近郊水果、蔬菜、花卉种植面积，为城市生活需求提供有效保障。推广瓜果蔬菜采摘园建设，开展科技宣传、科普展览活动[34]，丰富浆果类种植的品种与范围，开发景观瓜果蔬菜种植模式，如空中红薯、西红柿树、无子观赏茄等新颖蔬菜种类，把“花卉展”、“瓜果菜博会”搬到武汉市新农村。利用近郊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发多种形式、多条路径的乡村旅游，不断推出深受市民喜爱的各类“农家乐”活动，使每一个“农家乐”主题都不雷同，如种一分地、当一次庄园主；租农家房、享农家生活；采摘农家鲜蔬、品尝农家土菜；让市民在感受大自然清新环境里采摘、享受绿色食品大餐，并进一步丰富乡村田园旅游的内容。
4.2.2 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养殖业模式——田园养殖景观农业 通过新农村规划，科学构建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养殖业模式。武汉市丰富的水资源为水产养殖业带来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要充分发挥武汉市作为“百湖之市”拥有丰富的湿地等自然资源优势，加强对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科学指导，建立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场），发展现代养殖业[35]。武汉市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水体和农田的布局很合理，具有非常好的先天优势；在新农村规划中，要保护好独具特色的山水地貌。如在武汉市远郊农村，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养殖业，在显现乡村生态养殖业景观的同时，实现农民的增收。养殖景观具有农业景观中最具吸引力的画面，结合农业养殖业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让都市人体验乡村恬静的田园生活，感受牛羊满山坡、鸡鸭满院落的淳朴气息；开发水产养殖业景观生态观光旅游活动，可以体验抓捕鱼虾的刺激与精彩，欣赏鱼、虾、鳖、蟹等竞相争食的感人场面，释放都市忙碌的疲惫[36]。
4.2.3 武汉市现代都市休闲农庄模式——观光休闲农业 现代都市休闲农庄模式适宜于城郊经济发展较好，特别是沿长江、沿河湖、沿交通线等地的自然风光秀丽、进出较便利的区域，培育一定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作为休闲农庄的支撑，让休闲农业成为都市的“第三空间”[37]。经过新农村规划的现代都市休闲农庄能够充当起乡村旅游的主体[38]，现代都市休闲农庄能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灵活开展生态旅游相关主题活动，多层次开发果蔬采摘、垂钓、踏青、农家乐、野外拓展等旅游休闲娱乐活动，如东西湖区的石榴红村、巨龙湖农业旅游基地等项目在丰富市民休闲方式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代都市休闲农庄要注重村落选址，规划出集住宿、度假、游乐于一体的农庄布局，农庄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以彰显地域文化特色[39]，生活区规划、建筑设计、小绿地及小游园布置、文化广场环境氛围构建等力争体现农庄的休闲特点；加强对农庄治理和文化建设的管理[40]，形成有凝聚力、向心力、积极向上的农庄文化氛围。
5 小结
基于新农村规划的都市农业是适合武汉市农村发展特点的科学模式，在新农村规划中，注重以武汉市大都市市场的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建设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体系[41]。在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中，因地制宜发挥科学技术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开发乡村旅游，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的质量，通过发展田园种植景观农业、田园养殖景观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等模式，促进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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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论文篇11
当前，城市农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加快，农业的含义和功能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于是，本文综合一些学者的有关研究，试图对城市农业的概念、发展及主要对策作一介绍，以供参考。
一、城市农业的概念
城市农业也称之为“都市农业”，目前尚无规范的界定，它是在城市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以满足城市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目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的工农业的新的结合，是一种融环境、生态、科技、生产、观赏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1]；是既有利于维护生态的良性循环，又能使社会稳定、持续地获得丰富、高质农副产品的产业[2]。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城市农业的功能也不同，如在发达地区或国家，发展城市农业最关注的是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 [3]；而对于落后国家，一方面，城市农业发展处于无序、低效益状态；另一方面，城市农业也承担着重要的提供食物、增加收入、解决就业等经济功能。也有人认为[4]，城市农业是城郊农业的高级阶段，是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总而言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农业才开始加速发展，并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农业的功能也逐步发生变化，由开始的侧重于经济效益，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并重，或以生态、社会效益为主，并且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现代农业形式。
二、城市农业发展概况
早在1649年，德国亚琛市城内及其周边生产的鲜活畜禽及鱼类对于城市已是必不可少[5]。1898年，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提出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都是城市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人居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现论模型，有的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实验，如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的“有机屋” [3]。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日本也出现了城市农业一词[6]，并有 “都市第三空间理论”、“环境农业论”、“稀有性经济财理论”、“新田园城市构想”、“绿色地区论”和“城乡融合系统理论”等六种有影响的城市农业理论的出现 [7]。随着城市农业的发展，日本政府还以法律的形式促使城市农业的发展制度化、规范化，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法规来确认农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促进城市农业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使城市农业不仅能够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生存下来，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农园、农业公园、民宿农庄、观光农业、农村留学、自然休养村等多种样式[7]，兼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功能的都市农业。
有报道说，在19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城市农业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8]，城市农业已逐步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勃海湾等发达地区兴起。在中国，上海是第一个把城市农业列入“九五”到2010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城市；北京也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农业作为都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强化这种现代农业的食物供应、生态屏障、科技示范和休闲观光功能；深圳市则对城市农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观光农业、高科技农业、城市绿化美化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实践。目前，许多地方的城市农业已取得明显成效。
三、发展城市农业的主要对策
1.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城市农业的重要性。城市农业是城市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可以没有农村，但不可没有农业”[1]。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城市农业可以构建城市绿色景观，不仅美化城市，提供休闲娱乐场所，而且还保护生态、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等。城市中的作物等能吸收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排放的CO2，通过光合作用放出O2，净化城市大气；作物等的枯枝落叶在土壤中变成腐植质，不仅可减少城市垃圾，而且还能提高土壤肥力；植被还能使地表水流速减缓，而且其发达的根系固着土壤，能起到防止水土流失，净化水质的作用；城市农业还能增加或保障城市食物供给。因此，必须提高对城市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城市农业的顺利发展。
2.必须搞好城市规划，合理布局和设计城市农业。城市规划应该大胆创新，确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规划时，必须合理规划城市农业用地以及城市农业的类型（内容）。同时，依法流转城市农业用地，建立完整的土地产权体系，提高城市农业的活力。要以综合效率最优为基本原则，协调城市规划中城市农业与非农活动的关系。要建立与城市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法规体系，以此来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城市农业与非农活动的关系，制定城市农业的项目结构、空间布局和技术规范。
3.必须加强城市农业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广义的城市农业技术体系有两类：城市非农业活动适应城市农业需要的技术和城市农业适应城市非农活动需要的技术。前者是指改变、调整城市现行非农活动以服从、服务于城市农业资源利用和功能目标的需要，包括城市规划适应技术、城市建筑适应技术和城市绿化环保适应技术等。后者是指通过对农业的功能目标和资源利用特性的改造，使之适应、服从城市非农活动的功能与资源需要，包括抗污染农业技术、环保型农业技术、休闲型农业技术、绿化及观光型农业技术、设施农业技术、教育型农业技术和产后加工等配套技术 [9]。当前，要充分发挥城市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综合开展城市农业相关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当然，城市农业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城市间各方面的条件不同，所应采取的城市农业的类型也不同，相应地，所运用的城市农业技术也不同。因此，在城市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还相当滞后的今天，加强、加快研究、开发城市农业技术系统越来越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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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gri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LIU Wei-ming
都市农业论文篇12
引起笔者最初兴趣的是大众媒体对都市农业的强力推介与宣传,在人们对绿色农产品与短途休闲度假的美好想象中,新落成的都市农业园区创造了“红薯空中挂,蔬菜水上漂”的奇特景象。以往田间土地上的作物种植因科技的介入而变得可移动。传统的灌溉、栽培方式被营养液浇灌、管道栽培、墙体栽培、水培、汽雾培等新名词重新诠释。1998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都市农业研讨会标志着我国都市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展开。②第二次农业普查③资料显示,截至2006 年底,全国范围内在温室与大棚等设施农业中种植的蔬菜有 723 千公顷,食用菌 46 千公顷,水果 137 千公顷,园艺苗木 47 千公顷。国务院在《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中也提出在大城市郊区建设多功能农业区,“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效园艺产业和畜禽水产业,提高大城市‘菜篮子’产品的自给率。在稳定城市副食品供应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农业的生态涵养、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①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先后成为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选定的中国“国际现代都市农业试点示范城市”。其他如重庆、天津、南京、郑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深圳、厦门、大连等地也都依据自身条件在原有城郊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都市农业。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将东南农场都市农业园的都市农业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思路并不仅限于对该群体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的描述性分析、呈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职业化转变以及在农业结构性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农民再造问题,而是建基于此个案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进程中,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农业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对传统家庭观念、生活方式与预期的影响,自我教育、非正式培训在促进现代农业职业劳动者成长过程中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消解与旧有思维定势在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再嵌入等问题,揭示社会个体在就业、教育及生存理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自主性与社会制度性制约机制之间如何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因而个体化是本文认识与理解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同时,为了补充个体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方面的不足,还借助了中国学者利用个体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所作的人类学个案分析经验以及描述中国社会特有现象的“关系”概念予以补充。
个体化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亦是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①本文是在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意义上使用“个体化”概念,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意味着原有社会形式,如阶级、族群、性别角色、传统家庭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又指的是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了个体。透过就业市场、教育培训和大众消费意识,社会个体被缠结在一个由新的规则、条件和主观经验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个体化概念所承载的首先是个体的解放,从原来给定的存在状态转变为流动的自选状态。这种转变常常带有“被连根拔起”的个体生活体验,社会个体的欲望表达与行动需求被赋予了优先权,选择成为常态。传统的刻板的标准化人生演变成了选择性人生、自主性人生,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②由此带来的不可靠的自由与不确定性使个体化人生又充满了风险。从高度分化的社会角度看,现代社会正在持续进行的分化活动将风险和矛盾由社会不断地制造出来,个体化的社会为新的多面的冲突、竞争、合作提供了战场,这一切都超出了既有的稳定社会中形成的图示化的可控范围。在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制度环境中,社会问题被以个人问题的形式重新界定,社会个体的生活不断受到来自外在结构性力量的冲击和约束。需要提及的是,个体化时代的生活虽是一种去传统化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传统已被完全取代。传统被重新选择、重新发明、重新使用,并通过社会个体的决定和经验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继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户籍制度松动使农民摆脱了原有制度性身份的限制,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向城乡劳动者提供了开放的职业准入条件与机会,都市农业劳动者通过比较、判断与权衡从业的经济收益、自身的生活定位以及可能的风险承担,自主加入到现代农业从业者行列,并在城乡结合部“都市里的村庄”中建立起新的日常生活秩序,嵌入到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笔者试图用个体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将都市农业劳动者经历的制度性脱嵌、去魅与重新整合的过程置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予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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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个体化理论与经验研究
作为描述社会变迁、制度重构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再塑造以及社会个体的自我形塑过程,个体化命题所呈现的并不是现代独有的社会现象。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束缚建立工业秩序以及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社会形塑其成员的个体性,社会个体也在通过他们的
社会交往编织成的社会关系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社会。这种互构作用不会长时间保持原有状态不变,“个体化”涵义也在社会结构的演变中不断呈现新的形态,累积新的规则,增加新的限制。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关于个体化的理论阐述也因此不一致,但旧有社会关系的瓦解与新型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个体面临新的社会选择与约束等问题均是其共同关注的内容。由于个体化理论涵盖了社会生活方式与境况、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制度与结构等各方面论述,本文拟从社会个体的职业生涯 与生活境况角度进入,梳理不同学者有关现代社会个体化进程对社会个体职业生涯与生活境况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社会个体对自身职业生涯的选择与生活境况的设计的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 2.1 个体化理论
2.1.1 西方个体化理论研究脉络
个体化被视作一个旧有社会结构与传统消解,新的社会形式和秩序重构的制度化过程,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呈现出在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再生产领域、再分配领域各方面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那么,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人们所脱离的那些支撑的社会形式和保障是什么?推进这一过程的社会条件和媒介是什么?这种个体化过程将引向什么新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化形式?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构成了西方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马克思从阶级和社会不平等角度阐述了这种社会转型。他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工业秩序不断将人们脱离原有的封建传统、家庭、邻里、职业和文化,这种解放和脱离的过程使个体的无产者参与到市场交换中来,并随着自身生活条件的贫困化和被剥削社会地位的固化而逐渐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化。“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取代封建传统,成为支配生活世界、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主导社会理念与思想。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创造,它具有前资本主义的起源,被工业资本主义体系重塑和现代化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传统的与身份相联系的社会地位已经同专门知识和市场机会相结合,这种结合从实质上分化了社会阶级地位。而迪尔凯姆则在“传统-现代”变迁的意义上讨论个体与社会的张力问题,他认为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整合因素,个人的自主性越强,对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大,他提倡道德个人主义,将极端个人主义视作社会团结的威胁。齐美尔认为,人的社会生存本身是被置于个人和社会的整体之间的一种原则上和谐的前提之上的,①个体的生存既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一个环节,又是自为的存在;既被社会所生产,又被社会所包括;既超出自己的中心,又为了自己的中心。但社会一旦存在,社会的结构就是以社会的分化为基础的,为了使社会结构继续建立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应尽可能缓解社会分化导致的某些极端现象,例如穷人救助制度的存在意义即在于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注重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将社会行动者置于被压制的地位,个体应对社会塑造的主动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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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实践历程
2.2.1 时代的乡村个体化
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经济由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1958 年在农村试行制度。1960 年 11 月,明确所有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依次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1962 年 9 月,正式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原先生产权归生产队,分配权归生产大队的组织形式。至此,制度完成了自我完善过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务院下发文件,取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时代的农村制度,在总体上是将社会成员吸纳到组织化的生活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建制,将自然村划归在生产队这一级。自然村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聚居村落,村民之间相互熟悉,这种建立在稳定、可靠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区既可共同应对外部世界,也能共同约束内部行为。对村民的约束常常是成文或不成文的村规民约以及道德舆论。自然村的规模大小不一,根据全国生产队平均一、二百人,三十至五十户的规模,大的自然村被分割,小的若干相邻的自然村又被联合成一个生产队。这样的生产队打破了原有自然村的界限,国家以此有意识地用行政建制切割了宗族网络,用新生力量制约了传统力量。经过 20 年共同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实践,由小自然村联合而成的生产队内部组成了新的熟人社区,而被分割成几个生产队的大自然村,因彼此失去了共同生产、生活的共同体而渐趋解体。根据国家意志建立起来的生产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是一个共同生产单位,又是一个集中分配单位。共同生产和集中分配使生产队真正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它不仅具有明确的自然边界、行政边界,而且具有明确的经济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基于共同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利建立经济边界,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建立社会边界,基于共同价值体系的心理与社会认同建立文化边界。因而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其实具有这五种可以识别的边界。①对于时代相对封闭、社会流动性不高的村落来说,这五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由这些边界划定的范围,也就是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与精神归属。
政社合一的体制,集行政与经济权力于一身,摧毁了传统宗族的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体制,以血缘、姻亲关系联结而成的社会关系被带有政治性的同志关系所取代,国家通过将个体卷入政治的方式为个体制造了与传统的脱离,但进入新的公共社会空间的个体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自,在国家推行的阶级认知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个体被要求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的绝对服从,用魏昂德的话来说,农民形成了对集体、国家的组织性依附。以贝克个体化命题中的脱嵌、去魅与再嵌入的三维模式来衡量这一高度集体化时期,社会个体被从传统祖荫、宗族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国家预设的各种社会角色中的历程,可以说,时代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文秘站:]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个体化。阎云翔将这一时期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转变概括为部分的和集体式的个体化。奠定在集体身份认同之上的个体化强化国家、阶级、集体的身份标识,忽视个体、性别、家庭的价值需求,将个人生活轨迹嵌入到集体主义的革命话语、经济控制和行政管制中。朱敏、王海明也认为,制度一方面削弱了乡土家族“私”的意识,同时不经意地培养了农民个体的“公”的个体化意识。②这种个体化意识是在对集体主义高度认同的公共空间内形塑的,农民也因此具有了公共的个体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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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东南农场:个案呈现的场域 ........................................39
3.1 东南农场概况 .....................................................39
3.1.1 自然概况与历史沿革 ..............................................39
3.1.2 都市农业发展历程与条件 ........................................41
第 4 章 都市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化建构 ...................................51
4.1 都市农业劳动者职业化建构历程 .. ...................................51
4.1.1 职业群体的形成(1997—2001) ....................................51
4.1.2 职业群体的培育(2002—2006) .................................
...54 4.1.3 职业群体的塑造(2007— ) .....................................57
第 5 章 都市农业劳动者职业化建构的问题..............................77
5.1 组织性弱势地位的限制与补偿 .....................................77
5.1.1 维权的策略性行动 .............................................77
5.1.2 不融洽关系的消极对抗 ........................................79
第 6 章 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
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产生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产物,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群体,其社会角色的塑造与被塑造仍处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角色的塑造与被塑造都表征着一种社会结构的秩序化,体现着一种社会安排。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是外在力量培育与个体积极参与的互动过程。所涉及的面向不仅有农业经济体制的革新、农业组织机构生产经营的市场化调整,还有都市农业劳动者在这一变迁中将新的就业机会与生活空间结合的适应性等问题。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就业体制内外有别的制度框架下,要实现城乡结合部农业劳动者的角色再造,还需要立足于现实社会基础,在梳理农用土地经营方式和农民劳动伦理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新兴职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行动逻辑。
6.1 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塑造
6.1.1 从代耕到租种的农地利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农村结束了集体化时代,解体,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与此同时,1958 年以来固化的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亦逐步放宽,受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二、三产业不断壮大的影响,农民为寻求更好的家庭收入而“洗脚上田”,转行非农就业,从而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地抛荒现象在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为减轻国家每年的公购粮任务压力,农村基层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向偏远、贫困山区招聘农民,代耕抛荒地,代缴公粮水费;此外,部分外出打工的承包田农户也通过亲友或直接与外地/本村农民联系,委托代耕代缴事宜。农地代耕现象在发达城市郊区和农村被以书面或口头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部分外来代耕农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安排下,将户籍迁入到代耕地;也有部分外来代耕农将户籍从原户籍地迁出后,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先期的承诺没有兑现,而无法完成迁入地的落户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黑户”;还有部分代耕农以“自理口粮”的形式获得了非农业户口。无论上述哪种方式流入的代耕农,都是事实上的农田耕种者,但在农地使用权的归属方面,仍属于那些外出务工、经商的承包田农民所有。各方以承包田农民不用交税、农村基层组织完成国家粮食统购任务、代耕农获得土地收益为利益平衡点。
......
第 7 章 结语
都市农业论文篇13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M]. 人民出版社，2000，P1～20. ）。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中华书局，2000，P1～30. ）。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 ），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 commune） 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 burgertum， 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 citizenship） ，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 ）。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capability） 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 ）；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 empowerment） 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 ）。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 ）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江泽民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三联书店，1998，P93. ）。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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