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草原文化论文篇1
游牧文化就是草原人类在草原生态环境下的生存方式。据考证， 以内蒙古草原为主的我国北方草原， 形成于7千万年以前。那时， 由于地壳的变动， 内蒙古高原逐渐隆起，内陆性气候使高原内部变得寒冷、干燥。受季风和干旱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北方植物的生长发育也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由于喜凉性的草本植物具有寿命长、发芽快、提前开花和花期缩短等特性， 因而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分布愈来愈广， 在具有腐殖层的高原土壤上形成了成片的植被， 最终形成了草原。为了适应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满足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开始逐水草而居，以移畜就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与农耕文化迥然相异的游牧文化。中国北部的游牧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主导类型，独具特色。
我们强调游牧文化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并非要抹杀从古至今其他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席之地。因为，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
游牧文化循着文化发生、发展、衰落的自然轨迹分别经历了它的形成期、鼎盛期和衰颓期。随着游牧生产逐渐优于采集、渔猎、畜牧和农耕等诸多经济手段，在北方草原上占据主导地位开始，游牧文化进入了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兴盛期。有学者论证，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5世纪，游牧世界前后三次对邻近的农耕世界发起大规模的冲击，导致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大冲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但是，自近代始，新兴的工业革命在农耕世界迅速崛起，撼动了游牧文化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进入了文化功能的衰颓期。以内蒙古为例，在藏地佛教文化、汉地农耕商贸文化的横向拓展冲击下，游牧社会既不能良性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又无力自觉地引发社会文化的创新运动以推动社会跃入更高一级社会形态。面对日益变迁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世代以草原资源为生计依托的人和事物都需要在新的联系结构中激发活力，竞相生存，图谋发展，以适应和克服生存语境的新变化。由此，多种经济文化在古老的草原上齐头并进，引领整个草原文化步入后游牧时代，既是命运使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二、民族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生存的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归属关系，是草原文化中最具活态的主体属性文化
以内蒙古为核心的广大草原区域，自远古时起即是承载草原人类活动的巨大摇篮。草原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创造、建构了一个层层累积，纵向拓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建构体系。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各个民族繁衍生息、传承文化的大舞台，也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新生民族血脉相传、生存生计之根。
北方草原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夏商周时起，北方草原诸多游牧群体就活跃在农耕文化史的字里行间；秦汉时期，结束了北方数百个民族和部落长期互不统属局面的匈奴帝国，成为历史大剧中草原民族的文化强音；继匈奴之后，鲜卑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民族，拓跋鲜卑结束了我国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历代纷争， 与南朝并立， 客观上为隋唐大一统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基础和条件；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相继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 并先后建立了势超匈奴、鲜卑的强大汗国；宋辽金时期， 契丹、党项和女真连续勃兴， 与宋鼎足而立长达一个多世纪， 直至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
蒙元帝国是继鲜卑、契丹、女真的地方性政权之后的第一个由北方民族“面南而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它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格局，更是通过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大整合为中华文化史创造了新的运动规律。17世纪，崛起于东北地域的满族建立大清帝国，再次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也奏起了悲怆的尾音。
从文化的发展态势而论，蒙、满两个北方游牧民族问鼎中原，既是民族文化纵向累积、层层叠加，不断壮大草原本土文化后的顺势爆发，也是草原文化横向拓展，不懈对话中原农耕文化后的强势结果。
从民族文化的构成而论，纵观北方草原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 该民族的历史也就在该地区中断了；但一个民族的衰落，并不等于这个民族的人种都已绝灭，大批的人口仍旧留在草原， 依附于另一个新兴的民族。而他们创造的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也以人为载体，世代积淀、延传，为草原文化的历史华章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所以说， 草原文化并非单属于某一个民族、某个历史时期，而是由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纵向累积、层层积淀、共同组成，是一个由以民族为载体，以接力运动的前行轨迹，前赴后继地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复合文化、活态文化。
三、生态文化体现草原人类与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是草原文化面向未来的主流发展文化
草原民族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平衡”为精神主线，建构了一个以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哲学宗教、政治法律以及科学技术、民俗民风为外显形态，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追求、道德规范为内隐形态的生态文化体系。
“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贯穿草原生态文化于始终。草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人、畜和环境构成的综合体，其中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然而，草原复杂的生态环境、草原牧场有限的载畜量和生活资料与人和畜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形成天然矛盾，要求草原人们通过保持人、畜、草原三方之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确保自身的有效生存和持续发展。草原人们正视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以对自然世界和生态规律的深入认知为一切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约束和规约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他们把自我融入天地万物， 与之形成和谐共生的大生命圈；把伦理、德性转移到整个生命世界， 构成了万物与人都各具伦理、德性的独特的生态伦理观。这种 “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以及人与万物血脉相通的“亲生命性”，也契合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向。
“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贯穿草原文化于始终。逐水草游牧的生存条件决定了草原民族生产生活的松散性。而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难以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和舆论监督来约束个体，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公德的操守更多诉求于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因此，草原民族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构建和维护。其中，“信义”是草原民族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理念，它既是草原社会的治国执政之本，也是草原社会成员的立身之本。上至统治阶层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诚信”为道德底线，以“信义”为普遍恪守的行为准则。
“信义”是维系草原社会稳定和睦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成员身心和谐平衡的基石。“诚信”理念不仅为草原人类营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更为草原文化营造了和谐生态的人文环境。草原生态文化中，“恪守信义”的道德理念虽显淳朴但不失本真，对现代文明仍不失启迪意义。
草原文化论文篇2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它不同于一般学科概念的综合性人文学概念，草原文化是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留下来，并经过岁月长期洗礼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财富的总和。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广泛流动性的生态型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草原就是保持着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的半干旱地区。”[1]例如蒙古草原，这里地处内陆，季节变化不明显，无霜期短，气候寒冷，每年五六月份长草到七八月份有枯萎。草原文化是一种生存意识很强的斗争性文化。历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有突厥、鞑靼、女真、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等等，面对严寒和干旱，这些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无数次的风餐露宿，不停歇的颠沛奔波，造就了游牧人硬汉的性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几乎是不可能，他们采取猎牧或牧业为主以农耕为辅的复合型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草原文化就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过程中孕育、发展起来。作为草原文化主角的草原民族前仆后继，世代相传。创造了风格粗犷，魅力无穷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活性的动态文化，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这句谚语表达了草原游牧民族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物种再生的原理以深刻诠释，道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的万物无常并时刻处于变化、运动之中的道理。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始终以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着，并与尊崇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相结合，成为草原文化典型的审美内涵。”[2]综观草原文化，它不是一时一族所能创造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延续的时代很长，除早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狩猎部落到后来的游牧部落和农业民族，先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研究者发现，前后不同的民族在传承自己文化的时候是互相打破、穿插、积淀并注入新鲜活力，这就使得草原文化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
2 草原文化的特征
2.1 草原文化的地域性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不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就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自古就形成以地域为特色和界线的诸多地域文化。比如海洋文化、极地文化、江河文化、草原文化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区系。草原有着特殊的土质和土层结构，并生长着独特的植被，这种植被对土质环境和气候环境都有限制。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在这广大的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草原文化广泛分布的地域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团结发展，更加强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和交流。
2.2 草原文化的民族性
从古至今北方草原是我国北方民族共同的发祥地，也是北方民族文化发育、形成的天然沃土和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诸多民族出现在北方草原，尽管他们的历史有长短，人口、地域有不同，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涯中用各自鲜明的特色文化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注入新的活力。虽然各民族在语言、种族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生产方式下，产生多元而多源的个性。“民族文化”体现在：牧民们以皮毛为衣，产生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以肉酪为食，产生了以牛羊肉及附属产品为主的饮食文化；以毡庐为住，产生了蒙古包文化；以马、驼为行，形成了马文化；以弓失为战；以敖包为祭，敖包在蒙古族民众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每当牧民路上遇到敖包都要进行膜拜，祈愿山川大地之神保佑自己安康顺利；以长调为歌，长调民歌是草原牧歌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根据草原自然界的特点利用仿生学原理而创造了民族特色的草原牧歌；以马刀、筷子、盅碗为舞，产生充满激情的蒙古族舞蹈；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一切都是独具的，都是草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草原民族特征。
2.3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草原文化的又一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草原牧人在延续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从不排斥异族文化和周边文化，他们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使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更加浑厚，多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汉族杂居和通婚，把自己的血统、语言和文化融入汉人当中形成中国戎狄参半的居住格局。他们积极主动的开辟对外开放的通商大道，早在商朝游牧民族就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开拓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迁徙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他们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同波斯人、罗马人长期文化交往，使得宗教、文化、经济都与西方有了联系，形成了开放的互动的对外交流方式。
2.4 草原文化的多样性
从草原文化的发展历史看，一开始就不存在封闭的状况，而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草原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边疆地区，处于农耕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和边缘地带，并且和国外相邻，这种地域分布的独特性决定了草原文化必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以及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和发展问题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积极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断自我完善最终使草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总之，草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岁月，在这五千年中，草原文化经过多次的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草原游牧民族面对着草原、森林、高山这样一种生存环境的挑战和应战过程中形成了以上特点。他维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凭借着这些特点，草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草原文化是草原牧人的光环，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朵奇葩。
草原文化论文篇3
“博克”是蒙古式摔跤一词的译音，因蒙古族的摔跤方法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摔跤方法，汉语称之为蒙古式摔跤。博克是蒙古民族强身健体、赖以生存的传家宝，是游牧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草原三技”博克、赛马、射箭是蒙古民族十分喜爱的群众性传统体育娱乐活动，也是蒙古族草原盛会“那达慕”的主要内容，现在均已成为广泛开展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
博克运动源于蒙古族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围捕野兽以及部落的战争搏斗中产生了博克的雏形。据考证，早在西汉北方匈奴人就盛行摔跤。相传成吉思汗从小非常喜欢摔跤，而且本领十分高强，几乎找不到对手。博克起初带有很大的军事色彩，主要用于训练士兵的格斗、发展力量、锻炼体魄和技巧的军事手段，并作为考核将士的科目，亦通过摔跤来选拔擢升力士。它还是团结大众、激励斗志、消除隔阂、凝聚着蒙古族各方面力量的政治手段。元朝建立以后，由于大规模对外战争基本结束，国内出现了安定局势，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et益提高，摔跤的社会娱乐成分也就愈来愈多。以后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休闲时的一种体力角逐，一种娱乐活动。从此，博克在辽阔的草原上广泛开展起来。而现在的博克则是蒙古族比力量、耐力与技巧的体育娱乐活动。
那达慕竞技充分显示了蒙古民族勇猛威武的英雄气概和奋发进取的豪放气质，蕴含着草原游牧民族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在增进游牧民族的社会交往、加强团结、娱乐性情、调节精神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那达慕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克，是那达慕最隆重、竞争最激烈的竞技项目。在蒙古族的心目中，博克作为牧民喜闻乐见的体育娱乐项目，被当作优秀的民族文化瑰宝保存下来，传承至今，为世人称赞。如今，不仅增添了女子博克比赛，还有少年博克比赛，以及冰雪博克比赛等。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改革，现已发展成为一项现代体育竞技项目。通过全国农运会、民运会，国际博克邀请赛，以及内蒙古博克选手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访问，古老的蒙古式摔跤，以其蒙古族名称 “博克”闻名中外。
2004年7月28日一8月1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举办了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 “挑战吉尼斯世界记录西乌珠穆沁旗2048博克大赛”，共有来自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及蒙古国的2048名博克选手参加了比赛，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来自北京、辽宁、广州、内蒙古等全国2o余家的传媒进行了现场直播和报道，向世人展示和介绍了博克运动，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
二、博克的特点
博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逐渐发展成为符合现代文明的体育竞技项目。蒙古族的摔跤，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摔跤，也不同于日本的相扑，它在规则、方法服装、场地等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华丽而考究的蒙古博克服饰。按蒙古族传统，博克手上身穿牛皮或帆布制成的袖臂盖背、边沿镶有数百颗铜钉或银钉的 “昭德格”(摔跤服)，后背中间多有圆形银镜或 “吉祥”之类字样的镶嵌物。腰系 “来布尔” (即围巾)，下身穿着用十八尺白布制作的肥大 “班斯勒” (即摔跤裤)，外面再套一条绣有各种动物和花卉图案的套裤，脚蹬蒙古靴或马靴。颈套五色绸带制成的、标志着在一定规模比赛中获得冠军次数的 “姜嘎”，最多的可达到三百多条，这其中包括承传祖辈的彩带，这是战绩的记载和荣誉的象征。
(二)博克十分注重礼仪。博克的产生、发展、传播是游牧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果。博克比赛对蒙古民族来说，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文化。每年的那达慕博克比赛，入场仪式就很是隆重和讲究，当悠扬的马头琴声响起来，长调歌手引吭高歌。在悠扬激情的摔跤 “乌雅”赞歌声中，博克手们挥舞着双臂，跳着虎步或鹰步等独特的舞步进入赛场。跳跃是博克比赛的基本仪式，出场跳跃高而快，时间也长，这是激战前的准备活动。这些粗犷而豪放的舞蹈象征着古代勇士般勇猛，象征着雄鹰在搏击，是自信与必胜的展示。比赛开始，双方握手致意、并向观众致敬，然后开始较量。比赛结束双方跤手也以舞步跳跃退场，是在做放松活动。对获胜者来讲，跳跃还掺杂着喜悦的成分。
(三)以鼓乐助威，颂词激励是那达慕的另一特色。整个博克比赛始终在激情悠扬的摔跤 “乌日雅”赞歌声中进行。历史上曾记载着一段颂词：“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瑕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好汉三艺比赛，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整队上场。”另一段祝词：“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颂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力士。”博克从服饰着装、进退场的舞步表演、激情悠扬的音乐伴奏，无不体现出一种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氛。
(四)博克不受地区限制、不分民族、不分重量级别、不分年龄，人人都可参加。博克比赛也不需特殊的场地，只要是草地或松软的平地就可进行；比赛采取单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参加博克赛的选手人数需是2n次方。通常是64名一1o24名选手参加比赛。与一般体育比赛不同的是，凡参加比赛的博克手 (包括失败者)都能得到奖励。
(五)优秀博克手能得到很高的荣誉。摔跤获胜者，在胸前挂一条彩色的布条，并被誉为 “赛音布和” (英雄摔跤手)，夺冠的摔跤手，被人们称为 “纳钦” (即雄鹰)博克手在民间享有极好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博克选手接连两年击败所有对手的，可以获得 “巨人”称号，以下则按名次分别为 “雄狮”、“大象”和 “雄鹰”等荣誉称号。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中有不少摔跤世家，名扬中外的摔跤手也层出不穷。最有成就、最具盛名和威望的摔跤手被授予 “达尔罕博克”称号，这是摔跤手终身的光荣，只有年老而不能继续争雄跤坛的摔跤手才会获此称号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刘德佩教授指出 “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摔跤。其中蒙古族博克的竞争意识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竞争意识，又保持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相结合，十分贴近生活等三个特点。”199年，《农民日报》曾报道：“草原上的人们把蒙古式摔跤称作博克，那达慕大会上那至少64人，多则 1024人的直接对抗最是激动人心。这个古老的竞技项目如今已越过蒙古草原，通过两届农运会走向南疆北国的田野；在日本，性喜柔道相扑的日本人也渐渐热爱上了这个激烈的竞技项目博克，走向世界的前景看好”。
三、博克的精神
(一)体育精神 所谓体育精神，“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社会意识，是通过体育运动而形成的并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力量智慧和进取心理的意识总和。”并成为 “人们在运动实践中精神追求的一种目标，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能够产生震撼、激励、鼓舞、教育人们等一系列精神效应这种精神力量，“可以激发起一个国家民众强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可以激发人类的热情，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体育精神具有展示自我、 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人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体育能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使人的价值得以确认。体育让人通过不断的锻炼和竞争去发展自己、塑造自己，完善自己；使人永不满足，去体验参与成功的快乐。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体育运动不仅是游戏不仅是纪录的创造，它同样也是一种升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恢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运动中所体现出的那种永不满足、不屈不挠、努力实现着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是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体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体现。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也曾经呈现过许多叹为观止、盛极一时的文化现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那些特定社会时代的告终，这些文化现象日去凋零与衰败，唯独体育的发展经久不衰。从中会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以及体育对人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体育已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足以证明体育精神所具有的社会性价值。
(二)那达慕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宝贵遗产。当古老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克里特文化都在历史沧桑中相继衰落而中断的时候，只有中华民族文化唯～地保持了它的连续性，留下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辉煌成果。璀璨夺目、异彩纷呈的游牧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那达慕盛会便是游牧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那达慕体现了草原广袤的气势和牧民粗犷、奔放、宽广的胸怀，以及纯朴、热情、豪放的气质。游牧文化所具有的适应性、和谐性、历史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性，不仅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在游牧文化的熏陶下，蒙古民族重友谊、讲义气；诚信朴实，团结协作，不畏艰难，开放进取；对大自然和人民充满了爱心。这些传统文化对振奋、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的繁荣昌盛，激励地域经济、促进文化繁荣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博克的体育精神。竞技，几乎贯穿蒙古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博克充分体现着公平、竞争、勇往直前的体育精神。博克因成吉思汗、因马背民族、因那达慕和辽阔的大草原而闻名遐迩；更因它所赋予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而流传于世。博克是在战胜自我，战胜大自然的斗争中发展传承下来的一项富有挑战而高雅的运动。每一个博克手都是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从失败中从挫折中建立了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了不畏强手、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博克富有原始力度感的竞技或表演活动，在古朴、高雅、粗犷中表现出民族纯真豪放的情怀和顽强拼搏的奋进精神。谁若能在群雄角逐中夺魁，会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博克手是牧民心目中的英雄，历史上著名的博克手至今在民间传诵，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四)博克的人文精神。博克——蒙古语意为结实的意思 (攻不破、摔不烂、持久永恒)。其内涵丰富，涵盖着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也是聪明和智慧的结晶。“博克历来提倡人人平等、不欺凌弱小，重在参与；它既蕴含着人类团结友爱、拼搏向上的精神，也洋溢着现代文明竞争的色彩”；博克比赛一跤定胜负、不分体重级别，紧密贴近生活；激烈的对抗，残酷而无情，可谓是人生哲学的极佳体现。充分体现出每一个人在比赛中都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比赛从互不相让的激烈竞争开始，最终以友谊、和谐、欢乐而结束。这种文化内涵始终贯穿着博克整个发展过程，充分展示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平等、博爱、获得尊重的愿望。
致力于改革推广博克运动的代表人物李 ·巴特尔先生说：“博克是一个孕育着深邃哲理和民族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体育项目，同时也是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相结合、最贴近生活的体育娱乐活动之一。”博克的体育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并驱使蒙古民族追求人的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发展；也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蒙古族的道德和社会生活。它具有某种 “超越时间、地域、种族、政治和人的生命的特征”，属于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博克精神作为一种体育精神的体现，不仅追求竞技、健美，还追求愉悦和欢乐，这是体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升华。这种精神不仅对于博克本身的存在、演变和发展具有科学价值，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因此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博克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的和地方的、又有着现代意识的东方体育文化奇葩。体现着奥运精神，洋溢着现代文明。是蒙古族人民的杰出创造和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实用性。古往今来，博克历经千年而不衰，以其独特的魅力、旺盛的生命力展现在中华大地。
参考文献：
草原文化论文篇4
1 蒙古族的草原文化
蒙古族草原文化是开拓性的动态文化，它继承了原始民族的心理层次以及文化含量。它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能给人一种复合型的精神元素以及创作天赋。蒙古族人崇尚图腾，他们把对民族的感情和来自大草原的气势，都融入到了图腾独特的舞蹈形象中，这是草原文化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舞蹈的核心。
1.1 草原文化中的民族风俗
蒙古族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感情质朴豪放，心胸开阔坦荡。他们逐水而居，在祭天庆典、部落联盟、欢庆胜利等重大活动中，人们会聚集到一起，举行“欢跳庆贺之舞”。至今蒙古地区仍保存着一年一度的那达幕大会，并在欢聚的喜悦里尽情歌舞。所以舞蹈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2 草原文化中的生活习俗
蒙古族人的日常服饰丰富多彩，主要包括首饰、袍子、腰带、靴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很繁复。他们大多保留了传统的生活习俗，如男女都穿身宽袖长的长袍，束以腰带、着高至膝盖的长筒皮靴，男子多戴深色礼帽，女子则以布条缠头，盛妆时还会戴金银点缀的冠。饮食多以牛羊肉和奶食为主，粮食、蔬菜为辅，多喜欢喝奶茶。这些生活习俗也融入舞蹈语言当中。
2 草原文化孕育出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个性
蒙古族草原文化底蕴深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从古至今，大草原给予蒙古族人民独有的气质以及神圣的信仰，造就了蒙古族舞蹈的个性。蒙古族人民能歌善舞，常用舞蹈来表现游牧人民的生活生产，以及美好的情感。从蒙古族舞蹈的特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他们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舞蹈的创作及形成。
2.1 蒙古族草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舞蹈表现形式
在兴安盟民间流传的筷子舞，在表演形式上由单手执筷发展为双手执筷。“筷子舞”以肩的动作见长，一般由男性表演。随着蒙古族舞蹈不断改革发展，现在女性也可持筷而舞。其表现形式为舞者双手握筷，不时交替击打手、肩、腿等身体各部位，还可击打地面。这样不但丰富了蒙古族舞蹈肩部、腰部、腿部等各部位的舞蹈语汇，也借筷子的运用来抒发蒙古族人民热情、开朗、彪悍、豪迈的民族个性。
2.2 蒙古族草原习俗形成的舞蹈风格
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发扬和传承了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的蒙古族草原文化，把马的特征和牧人对它深切感情融会于舞蹈中。蒙古族男子群舞《奔腾》就充分展现出了蒙古族舞蹈的特征。它既表现出疾驰如风，松弛舒缓的形态，也表现出骏马狂奔，气壮山河的气势。作品以策马的不同形态为基础，塑造了蒙古族牧民们策马奔腾的英俊形象，而它优美的身法和韵律，使牧民们豪迈的气质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情感得到充分体现。
3 草原文化在蒙古族舞蹈中的突出体现
蒙古族舞蹈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节奏明快，舞步轻捷。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跳跃之间，都洋溢着蒙古人民淳朴、热情、勇敢、豪放的性格特征。在蒙古舞蹈的风格中，最鲜明、最有表现力的特征部位是肩、臂和腕，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3.1 蒙古族舞蹈中肩的动律特点
蒙古族舞蹈中有硬肩、柔肩、耸肩、双肩、绕肩、碎抖肩和笑肩等。肩的训练是做到在松弛自如的状态中具有力度、韧性、弹性和灵活性。肩部动作或连绵柔韧，或干脆弹性，能够准确传达各种情感，是蒙古族舞蹈中典型性动作。
3.2 蒙古族舞蹈中臂与腕的动律特点
臂的线条体现出“圆”的美感，从躯干至指尖，是一个整体弧线。手臂不同力度的运用，既可表现溪流的细腻，又可模仿图腾的形态。蒙古族女性舞蹈讲究端庄典雅，肢体具有细致、韧性、稳重、明朗的美感，表现出蒙古族女性的沉稳、内敛以及开朗、活泼的性格。蒙古族男性舞蹈的舞姿造型挺拔豪迈，步伐轻捷洒脱，表现出蒙古族男性彪悍、英武，刚劲有力之美。而腕部动作主要是在掌与腕平直的姿态上，以脆韧相间的上提、下压手腕，来带动手臂的形态，与臂的运动路线交相辉映，形成蒙古族舞蹈风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3.3 蒙古族舞蹈中脚步的动作特点
蒙古族舞蹈的脚位有：正步位、八字步位、丁字步位、点步位、大点步位、踏步位、摇篮马步位等，每一个脚位都有其独特的形成。慢板抒情柔和，快板欢快敏捷、跳跃性强，体现出蒙古族民风的厚重、淳朴，感情热烈豪放。
4 结语
提及蒙古，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总是一望无垠的草原，星星点点的蒙古包，悠闲吃草的牛和羊，唱着悠扬民歌的牧羊人，当然也少不了或欢快热烈或舒缓优美的蒙古族舞蹈。草原文化是一枚历史符号，它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草原人的心上，流动在每一个蒙古人的血液中。研究草原文化对蒙古族舞蹈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更好地领会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语言，更深刻地运用它、表现它、发展它，使它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2] 李利利.蒙古民族舞蹈的风格和特点[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
[3] 朋乌恩.蒙古族文化研究[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草原文化论文篇5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草原文化论文篇6
一、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特有的民族审美意识
纵观当代内蒙古油画，在题材内容的表现和选择上，始终自然外化出一种源自草原情节的审美取向，这种自然外化出的草原情节取向，体现为内蒙古油画创作群体，对表现草原生活呈现出一种源自心灵的主观偏爱和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文脉”是一切艺术借以生长的“文化基盘”，内蒙古的画家们，正是在北方草原这块独特的‘文化基盘’上逐步成熟起来的。艺术追求的是真诚，是发自内心情感的孜孜追寻。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最难的是准确把握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把这种心里真实与个人经验准确反映在作品里。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正是：“尊重感受，力求将自己的艺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他们虽然少有江南新文人画家那种轻松潇洒的笔意，也缺乏首都画家们那样开阔多变的思路，但他们却有着对草原生活的独特理解。他们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理解奠定了自己的基础，靠着各自不同的感受，建立着各自不同的风格面貌。”可以说，特定的地域环境会造就特有的群体性民族审美意识，当然也就关系着每一个体的审美意识，这在对于外在世界感受敏锐的艺术家身上具有尤为突出的体现。
二、草原文化影响着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变化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一个商业社会的基础结构逐步形成，西方思想的解禁和传入也推动着国内文化向更加自由、更加多元的方向迈进。由于西方文化艺术观念再度大幅度涌入，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多元态势”。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矛盾和冲突中展开的，总体表现为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应战与自身文化价值的建立。如果没有这种碰撞与矛盾，中国艺术包括内蒙古艺术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富有生机。草原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同时也影响着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变化。
生活在内蒙古的艺术家同样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所以我们要反思自己文化本身的特点，并思考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美术作品，是目前的首要任务。民族性与时代性尽管是以其外在的形式而鸣世的，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根本与精粹之处却是隐于形式之后的内在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正是在无数个非常个性化的无数个主体精神的真实宣泄和表现中才得以存在、凝聚和建构的。在面对上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思潮的强大冲击和新的美术潮流，内蒙古的画家们也曾经有过困惑、迷茫和失落，并且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动摇，也经历过从迷失的困惑到寻觅的痛苦和从浮躁的焦虑到冷静的思考。他们在冷静地思考之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自己，觉得还是画自己最熟悉的内蒙古草原题材更适合他们，因为内蒙古没有现代品种生长的生活土壤和气候。
草原文化论文篇7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边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与蒙古、朝鲜、俄罗斯接壤，但是经济发展程度却相对滞后。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运用勤劳进取的精神和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与其自然环境相符合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中华民族文化中，草原文化像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在蒙古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内蒙古草原文化形成了和粗犷豪放的精神特质和悠远绵长的精神内涵。富有历史意义的草原文化滋养着为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共同繁荣，促进新的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草原文化凝聚了内蒙古地域文化特色，是世代在内蒙古生息繁衍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能够概括和代表内蒙古文化的总体形象。笔者在内蒙古十所高职院校进行问卷调查，并深入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
1.有利于增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性和民族凝聚力
蒙古族根据地理分布分类属于跨境少数民族，最大特点是民族语言、文字国际化。和内陆少数民族相比民族的文字保留相对完整，有自己的出版物，有信息传播的平台，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外族文化，将外族文化的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把本民族的文化看成是陈旧落后的，慢慢地抛弃，使少数民族在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创造的，具有自我民族符号性格的文化正在消失。
2.增加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草原文化论文篇8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两大洲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线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今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也认同将古代丝绸之路按区域分为四条：即西北地区的“沙漠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地区“西南丝绸之路”等四条线路。其中的“草原丝绸之路”则是西北草原地带连通欧亚大陆文化贸易交流的大通道，并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性，也融合了中原文化和中亚西方等文化因素。丝绸之路的地域交流跨越亚欧大陆，可谓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问题。草原丝绸之路也是如此，目前国内外学者也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来反映西北草原地带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高涨，成果迭出，以下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著作、论文等）进行梳理总结，以求推动此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著作
“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界已经出版了一些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集。整体而言，相比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本，虽然很少，但是这些著作对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王博、祁小山的《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以反映亚欧草原游牧部族或民族文化的石人文化为研究对象，并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概况，分析了草原石人资料和蒙古石人及中亚石人的研究概况等内容，以草原石人为切入点来探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可谓“以小见大”，研究方法很有参考价值，是草原石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周慕爱总编辑，彭绮云英文编辑的《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文物展览，汇集了突厥时期、契丹时期和蒙元时期的80件套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征及西方文化元素的珍贵文物，以中英文互照的形式进行叙述，形象地展示了草原物质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融合的精髓，集中展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风采。[2]张忠山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与各个时期丝绸之路的货币情况，可谓一本“丝绸之路货币史”的专著，书中第三章“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与货币”专门探讨了从秦汉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及其使用的货币。[3]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论文集出版。 张志尧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一书是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之一，也是一本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此文集分为三大板块：草原丝绸之路、中亚古代游牧文化、草原丝路与中亚文化交流。收录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多篇论文，是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很好的参考书。[4]张柱华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k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精选收录了与会学者围绕“草原丝绸之路”这一主命题所撰写的35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自唐代以来的政治历史变迁、民族流徙、文化传播、经贸往来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轨迹，集中展示了国内专家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5]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性研究
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起初大多都是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演变情况做一梳理，但又有所侧重，有的偏重于考古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或经济学等角度，这些对草原丝绸之路做的整体性研究也为我们做专题性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况
潘照东，刘俊宝的《草原丝绸之路探析》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于大禹时代，时间跨度自夏朝至民国时期，长达4000余年，地域覆盖整个北方草原地带。并重点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商朝至民国）；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等问题。[6]张景明的《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亚欧经济、文化的通道，也是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北方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贡献；北方民族沿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现象等方面做了细致论述。[7]洪用斌的《草原丝绸之路概述》主要考证了西汉、辽金、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诸多线路问题，尤其重点探讨了蒙元时期的线路问题，并认为驿道的发达是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畅通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应在秦汉之前，而史书中最早记载有关草原丝绸之路的材料是《穆天子传》，其选址往往集中在河流、淡水湖沼等水源所在地，并且有它的历史继承性。[8]王大方的《论草原丝绸之路》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了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概况，是国内较早地全面概述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性文章，他认为草原丝绸之路可细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同时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 ”。[9]
（二）草原民族与草原丝绸之路
葛根高娃，李晓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广义的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而从时间上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七世纪。并选取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兴起的匈奴时代及突厥时代为研究对象，力图还原草原丝路上的种种本相，即草原丝绸之路“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才是本相。”[10] 粟迎春的《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认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东面与中国相连，西面则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相连，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而阿尔泰山则是这条通道上的中心之一，也是草原丝路民族文化的摇篮。重点论述了商贸往来、王朝兴衰、民族迁徙乃至城镇分布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昭示我们，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应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主动参与文化交往与交流，以多元文化整合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11]
王宏谋的《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就塞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做了梳理，塞人是对古代生活在伊塞克湖沿岸、伊犁河流域以及中西亚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统称。认为塞人分布地域广阔、构成成分复杂、生活方式独特、风俗习惯怪异，塞人的迁徙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最早沟通中西交通的使者之一。[12]王子今的《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认为正是西汉王朝为了应对草原民族的活跃，汉帝国才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草原民族对于丝路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在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诸多需要关注之处。[13]
（三）草原文明与草原丝绸之路
萨恒・松哈泰的《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对丝绸之路在草原路段的遗迹；草原城市文化；古代草原贸易商路以及丝绸之路在古代哈萨克族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做了探讨。[14]吴团英的《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指出了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原因所在和相关建议，需要提高草原文化的影响力，努力解决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应当从讲好草原文化故事、唱响草原文化声音、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积极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作出努力。[15]
三、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于历史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有所偏重，主要与北方游牧民族强大衰弱有关，一般而言，当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强盛期时，对外部的冲击、联系就越强，草原丝绸之路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学界对于先秦两汉时期、宋辽金时期、蒙元时期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在辽金、蒙元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较多。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断代研究
1.先秦、两汉时期
杨建华，邵会秋的《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一文认为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是以亚洲草原为主，可分为东部文化交往区和西部交往区。东区在商末周初最为发达，其范围向西可推进到米努辛斯克盆地；西区则在东周时期最为发达，其东界延伸至蒙古国中部到太行山一线。到了战国晚期和汉代初期，长城的建立使得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产生了分化，部分早先南下的北亚人群则退到长城以北，并与西面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匈奴文化。在匈奴鼎盛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亚洲西部内陆山麓地带的交流几近停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
石云涛的《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重点论述了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四个重要发展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丝绸之路。此时期以平城为中心，东达辽东（辽宁辽阳），西通伊吾（新疆哈密），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17]
3.隋唐时期
李青青、崔瑾等人的《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认为唐太宗时期修建的参天可汗道是中古时期漠北草原的重要商贸通道，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组成部分。并着重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条件、参天可汗道的修建以及参天可汗道的重要意义与影响等问题。试图以参天可汗道为例，从政治羁縻、民族关系和经济交流三个角度探究其对唐朝和后世历史发展两方面的意义。[18]
4.宋辽金时期
武玉环、程嘉静的《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探讨了辽朝重点加强了对漠北诸部和西夏的控制，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位来保障草原丝路的畅通，进而以互市和朝贡的方式加强了和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等国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保障体系，并对双方的经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19]王坤，傅惟光的《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从考古资料证明了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外，还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经草原青铜文化时代，兴盛于汉唐，辽契丹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20] 苏赫 ，田广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认为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区和中原农耕区就始终保持着互立共存的局面，草原丝路地带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对草原丝路的创建也建立了不朽业绩，特别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疆域辽阔，把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1]
5.蒙元时期
卢明辉认为古代北方游牧文明的传播，主要依靠掠夺与贸易两种方式。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民族起初用的是掠夺、战争的方式，以此来获取农耕地区的物质文化成果，其后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开始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日常生活必需品。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末，元朝建立之后，无论是仍然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上的蒙古人，还是进入中原、中亚和欧洲等地的蒙古人，其、游牧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李逸友探讨了内蒙古~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等元代纸币，认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其古城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等于1983年至1984年共同发掘黑水城，出土的一大批元钞和少量票券等纸币，为研究元代纸币和可流通的有价证券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元代纸币的使用和贬值情况也颇有意义。[23]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论述了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内蒙古的重要地位，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始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经过蒙古高原向西至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再向西进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欧洲多瑙河流域，这条路线横贯欧亚草原，大致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南部核心区，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始终发挥着黄金通道的作用。[24]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外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一直被视为对外交流的经典，对研究中西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之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国内外交流也日益频繁。2014年11月，中俄蒙三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首次旅游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和蒙古国草原之路的研究等问题，并就中俄蒙三国“草原丝绸之路”文物考古和旅游线路进行了对接。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召开了多次以“草原丝绸之路”或“草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而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开发热潮在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掀起，文物工作者以极大地热忱参与到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之中，在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前景无限。
参考文献：
[1]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周慕爱.彭绮云.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M].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7.
[3]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4]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
[5]张柱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6]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A]//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银川：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2005.
[7]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A].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C].2010.
[8]洪用斌.草原丝绸之路概述[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3）.
[9]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J].前沿，2005（9）.
[10]葛根高娃，李晓.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11]粟迎春.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4（4）.
[12]王宏谋.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J].阴山学刊，2006（2）.
[13]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14]萨恒・松哈泰.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西域研究，1994（4）.
[15]吴团英.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
[16]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
[17]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1（9）.
[18]李青青，崔瑾，苏文泽，杨凯.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J].前沿，2015（5）.
[19]武玉环，程嘉静.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J].求索，2014（7）.
[20]王坤，傅惟光.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J].理论观察，2015（6）.
[21]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22]卢明辉. 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J].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6）.
[23]李逸友.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J].中国钱币，1991（3）.
[24]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A]//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g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2014.
[25]张燕，王友文.清代伊犁将军与哈萨克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政治考量[J].广西社会科学，2015（10）.
[26]宋阳.草原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西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辽上京、元上都及其周边发现为例[J].沧桑，2013（4）.
[27]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J].潍坊学院学报，2012（3）.
[28]哈木拉提・吾甫尔，刘文先等.草原丝绸之路时期维吾尔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维吾尔医学发展之一[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6（7）.
[29]朱存世，李芳.试析青铜时代贺兰山、北山岩画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兼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J].宁夏社会科学，2001（3）.
[30]耿N.考察草原丝绸之路的法国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1]李加洞.构筑丝绸之路右翼―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行性分析与内蒙古的路径选择[J].前沿，2015（3）.
[32]屈燕妮.草原文化开放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5（28）.
[33]徐平，王友文.中哈草原文化旅游合作拉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5（8）.
草原文化论文篇9
……
无论是来到草原旅游还是欣赏草原歌曲、品味草原美食，实际都是对草原的情愫，都是在感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的韵味。
自治区十次党代会提出：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我们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创新发展草原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瑰丽色彩。草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内蒙古的贵财富。内蒙古历届党委、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站在国家文化安全、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高度，着力挖掘、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草原文化，使其成为内蒙古的一张亮丽名片。如今，草原文化已悄悄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在凝聚内蒙古力量、展示内蒙古形象、助力内蒙古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探寻草原文化真谛，擦亮内蒙古的文化名片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远古以来，多民族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大窑文化、红山文化等璀璨的历史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也给我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如何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下更加深刻地认识草原文化？如何让草原文化这一宝贵的资源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如何让其在时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勃勃生机？
加强草原文化理论研究是草原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关于草原文化研究，学界已有较长的研究历史。2004年，自治区启动实施了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并把它定位到自治区大型学术和文化建设工程来认识和设计，成立了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在内蒙古社科院建立了草原文化研究基地，搭建草原文化主题论坛等学术交流重要平台。
在草原文化研究方法路径上，“我们顺应时展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理论联系实际，把草原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置于中华文化大框架之下，并同自治区的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首席专家和课题主持人吴团英说。
经过努力，我区在草原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现实价值和核心理念等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回应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的重要论断，被誉为我国文化史在进入21世纪最具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成果；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的观点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对草原文化中生态、开放、诚信勇敢等理念的挖掘和提炼，对内蒙古大草原、马头琴、那达慕等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内涵和意义的深入阐述等，对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围绕草原文化学科建设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特征、历史分期、区域分布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出版自治区首部《草原文化》（高等院校）教材；
――立足内蒙古新的发展实际，从重大现实问题切入，对草原文化与文化产业、现代文明、打造特色旅游基地、城市生活、草原丝绸之路建设等方面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区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宝贵建议。
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之外，我区还启动实施了与草原文化研究密切相关、同属草原文化学科建设的若干重大学术研究工程，如“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工程、“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等。
草原文化理论研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建构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保护和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为弘扬草原文化、推进民族文化强区建设，提升自治区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把握时展脉搏，创新发展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内蒙古的品牌文化资源。我区在保护传承好草原文化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草原文化，使其在时展的大背景下，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融合，不断释放“红利”，在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同时，不断丰富内涵，推动现代转型，焕发时代魅力。
――在传承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根和魂。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必须不忘本来，做好传承，才能切实深化对草原文化的认知认同，增强文化自信。追溯源流，从内蒙古大草原接纳3000余名南方孤儿，到始终支持祖国的航天事业，再到全区各族人民不断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始终保持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这些爱国、团结、进取等草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是引领草原人民创造无数奇迹的发展智慧和精神力量，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我们通过加强阐发草原文化精髓、贯穿教育宣传、创新表达方式等使其融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生动实践中，在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发挥着凝心聚力的作用。
――在实践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时代潮流中，在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内蒙古发展战略定位、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关键时期，我区抓住时代机遇，促进草原文化融入发展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新滋养和新发展。在转型发展方面，我区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强化创新驱动，力促绿色转型、绿色发展，为草原文化理念注入新的实践内涵；在旅游业方面，着眼发展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建成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为旅游业发展注入草原文化底蕴；在文艺创作方面，我区的文艺创作深耕草原文化，撷取思想资源，草原文艺精品佳作频出，实现了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斩获了金鸡奖、飞天奖等一批全国重大奖项，草原文化在文艺创作中得到升华……
草原文化与发展实践深度融合，以无形的力量成就着发展的辉煌；同时，时展的诉求也让草原文化紧跟时代脉搏，不断创新发展，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草原文化史。
草原文化论文篇10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着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着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选择》一书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三、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预设(也只能作为预设)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例,从距今大约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到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阶段,这里相继出现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荣景象,被学者确认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农耕(畜牧)说”、“气候说”、“人口说”。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于提出“混合经济说”和不同来源说,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对其起源时间的认识出现重大差异。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视作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间,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四、根据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我们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的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与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是大致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只不过是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条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状态;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草原文化论文篇11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基础，主要采取放牧的生产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饲养家畜来获取产品，以草原畜牧业经济活动为主的经济类型[1]，是北方草原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多年来草原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建设总体上没有摆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因此，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以上，草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产草量下降[2，3]，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趋势，因此，反思草原畜牧业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状况尤为迫切。
1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理论
笔者初步将国内的草原管理的理论分为4类，即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
1.1系统发展论
系统发展论是指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态系统各要素与系统外各要素，充分发挥各要素效益的理论。系统发展论以任继周的草原农业系统发展理论为代表[4]，任继周[5]提出的草原4个生产层理论和系统耦合理论，充分利用界面理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在任继周《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统发展论都有具体体现。
1.2本土发展论
本土发展论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传统，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本土发展论着重强调本土经验，对于当地发展不相适宜的策略持反对和抵制态度。本土发展论充分遵循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规律，谨慎的对草原农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持本土发展论的是以达林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
达林太[8]认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农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态系统为特征的美国草原基础之上的理论，不适合属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态系统的内蒙古草原。游牧变定居，牲畜行走距离增大，造成定居点周围牧道增多、重叠利用，同时定居点周边践踏严重，导致荒漠化向周边辐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种导致物种入侵，排挤土著物种，破坏自然系统；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营养的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灌木疯长导致土地退化。内蒙古的超载过牧，其实大部分属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实际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达到适宜载畜量的上限。
王晓毅[9]认为草原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原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原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1.3替展论
替展论是改变牧区的生产方式或者让牧区休养生息，将牧区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区域，实现牧区生产功能被替代，实现草原恢复的理论观点。替展论本质上是系统的大耦合，通过消耗系统之外的资源发展畜牧业，缓解草原区的饲草料短缺。替展论以张新时、许鹏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主流，主张将退化草原保护起来，建设人工草地，进行舍饲圈养或者将牲畜转移别处，实现草原的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张新时建议将牲畜赶下山来，在农区发展人工草地，实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区恢复，而且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和投入，加快草原区的恢复。建立产业化与集约化经营的现代人工草地畜牧业，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10-12]。许鹏[13，14]提出“生态置换”理论，建议将山区的牲畜迁到平原区，建立人工饲草料地，是山区退化草原恢复的策略。另外，蒋高明[15]还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理论，此处将其归为替展论。他提出“以地养地”、“以自然力恢复”、“畜南下、禽北上”，将畜牧业移到农区，充分利用农区的秸秆发展畜牧业，在草原区放养鸡鸭鹅等家禽，减少草原区的破坏，充分利用草原区的草籽等优势，推进草原区的恢复。
1.4游牧发展论
游牧发展论认为要恢复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恢复游牧，消灭游牧等于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与沙尘暴的根源[16，17]。日本学者松原正毅认为“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游牧经济，是同大自然长期磨合的结果，也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18]。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族，把他简单地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述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19]。
综上，许鹏和张新时的草原恢复和重建策略本质上相同。任继周提出的“系统耦合”理论从根本上也是与许鹏和张新时的观点一致，归根结底是资源整合和开发新的资源，保护好已经破坏的资源。王晓毅[9]认为，“单纯的关注草原植被，忽视甚至依靠开采地下水恢复草原，结果只会对草原的生态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发展人工草地时，对地下水的破坏会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更深远的影响。所以，笔者更同意任继周的观点，因为它涉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各种因素，开拓了更广的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路径。游牧发展论其实包含在本土发展论之内，由于游牧发展论的突出地位，以及历史上的长时间应用实践，所以才把它单独列出来。
2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
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中国生态大讲堂2010年夏季焦点论坛”，其主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与草原管理政策”，论坛有两个核心观点：（1）现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误区。论坛关注的议题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导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网围栏、走“敖特尔”、休牧禁牧的游击战、“牧户联营”、退牧还草项目、京津风沙源项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对退牧还草和休/禁牧持抵触意见、并经常偷牧，牧民与基层官员达成了默契，致使这个政策难以落实。但根本上是因为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造成的。（2）游牧是一个顺天应时的生产方式，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牧区的实际生产生活习惯，制定适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退牧还草制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总体上摒弃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2.1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明确草原权属，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强化草原承包经营管理，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保障草原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另外，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联户经营。目前，已在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实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联产承包制度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1]。
2.2草畜平衡制度
草畜平衡制度，根据区域内草原在一定时期提供的饲草饲料量，确定牲畜饲养量，实行草畜平衡。国务院要求农业部要尽快制定草原载畜量标准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加强对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省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组织落实和技术指导工作。县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具体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增强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鼓励农牧民积极发展饲草饲料生产，改良牲畜品种，控制草原牲畜放养数量，逐步解决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实现草畜动态平衡[21]。
2.3退牧还草、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区推行草原划区轮牧；为保护牧草正常生长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结实期实行季节性休牧；为恢复草原植被，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围封禁牧。各地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2.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经济调控政策
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支持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2]。“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的补贴政策是对的，但是是被动的[23]。
3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游牧发展论在目前被认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业发展理论，在目前政策中没有体现。本土发展论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近年来才有所重视，其标志就是973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究”的设立，这是本土发展论开始受到重视的起点。而替展论在实践中已经有所利用，许鹏的“生态置换”在新疆地区已开始逐渐落实；张新时[24，25]“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虽没有完全落实，但人工草地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蒋高明的理论已有部分实践，诸如内蒙古草原兴发的“草原绿鸟鸡”，但在面上并没有实现；表明了国内草原畜牧业科学理论在政策中有部分体现，在实践中也有部分实行，但根本上来说，理论对政策的指导还相对较弱，并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我国草原区的承包制强调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借鉴了农区的土地承包制，而农区的土地承包制是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土地承包实践。将部分地区的实践提升为理论，然后在其他领域推广。4种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在承包制也有部分体现。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经济调控手段。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来补偿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促进草原恢复，改善草原环境，在本质上是政府拿钱购买生态服务。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当于牺牲草原区的生产换来城市的良好生态环境。
总体分析，本土发展论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决策理论中体现不多，游牧发展论当前是被摒弃的，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都有部分实行，诸如草原区人工草地的建设，网围栏的建设，休牧禁牧，可以说目前决策执行的基本是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的思想，本土发展论和游牧发展论被主流思想界认为是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落后思想和经营理念，不为主流科学界和实践重视。
4当前草原畜牧业理论及政策存在的问题
4.1政策制定的问题
目前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摒弃了被认为落后的古老而传统的游牧制度，实行牧民定居，舍饲圈养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实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以草原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制，增强了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主人翁意识，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承包制同时也带动了公地的破坏、牲畜数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严重退化。
目前，我国的许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决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灵活性大，受利益驱使导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续发展。从人才引进方面，引进的工业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矿产采选冶炼等破坏环境的工业领域[26]，而且某牧区的指导思想是“工业强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业发展，尤其是煤矿、矿藏开采和电力行业。“东乌旗工业强旗，优先发展矿产采选业、金属冶炼和煤电石油等支柱产业，将最大的牧区打造成内蒙古自治区3大有色金属冶炼基地之一”。锡林郭勒盟拥有内蒙古1/5的天然草地，众多的露天煤矿、化工厂和发电厂使得千里草原变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话语权高于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种不平衡的话语权机制导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
4.2政策执行的问题
政策执行过程中，措施不力，导致严重后果。在执行国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国家层面有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地方各省区也有各级草原监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着重发展工业，追求短期的高GDP，导致了草原破坏严重。如内蒙东乌旗造纸厂和开矿造成草原污染严重[29，3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方政府开矿破坏草原，超量开采地下水[31]。内蒙古3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15.1∶45.4∶39.5调整为2010年的9.5∶54.6∶35.9，总体上完成了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历史性转变[32]，也就表明了草原区历来以粗放的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变为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4.3基层部门和牧民的问题
制定政策缺少公众参与，不切合牧民的实际情况，基层部门冒进式发展。根据《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新疆将在2011～2020年，实现16.93万户、76万多名牧民定居。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将加快“三个1000万亩”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让定居牧民拥有充裕的生产资料，改变“人定畜不定”现象[33]。草原开垦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者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开发利用资源之外，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因草原萎缩和环境恶化而受到损害[34]。
目前，我国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还没有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这是导致我国现有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主要原因。草原生态治理的主体是农牧民，面对日益严重的草原生态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广大公民、特别是农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态治理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看农牧民的行为和态度[35]。
5对草原理论与管理现状的思考
我国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实际基于两个观点：超载过牧和草原退化。相对应采取了休牧禁牧、饲草地建设、棚圈建设、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措施。现行政策让草原区彻底放弃放牧以恢复和改变草原功能，由畜牧业改为家禽业是不可行的，在关注自然和经济的同时，必须实现持续发展。
“退牧还草”围栏封育，涉及到饲草料基地选址和建设、棚圈建设的问题不好解决；“退耕还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转移，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牧民定居下来之后，是否适应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问题；“草畜平衡”中数量与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呢。牲畜过牧是不是个伪命题[8]，过牧的本质问题及原因，是否存在农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状况这些问题都是在采取措施时需要考虑的。
牲畜数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经济学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现状表明上述问题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会层出不穷。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36]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的草原畜牧业是无法实行的，按照温铁军的思想，在中国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根本上还是工业对牧业的掠夺，破坏了原本原生态的草原畜牧业。这与王晓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复是城市建设导向的观点是相似。就是农牧区的发展是服从于城市的发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农牧区而制定的政策。现在的生态补偿根本还是当初农牧区服从于城市工业化付出的补偿，而且只是偿还了一小部分。
另外，现在牧区的煤炭开采，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弱化了环境保护和畜牧业生产。201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均衡发展而言，西部确实需要“双高于”，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挑战，专家认为形势非常严峻[37]。为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为了达到西部与东部同时实现小康社会而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下则必然会出现盲目快上，过度发展工业，忽视基础性产业――西部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仅仅实现了暂时的经济的改善，而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失去了永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发展都必须服从于自然发展规律，决策要充分考虑各方意见，提高决策的公众参与度。而且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工业化导向，城市发展导向的牧区退化恢复策略，而不是牧区发展导向的。另外，一个错误导向就是农区政策入侵牧区，这两点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很难实现草原区的永续发展。
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有效交流，甚至国家各部门之间也是各自为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大型部级项目，涉及范围广，需要多部门联合参与，项目管理者和参与单位壁垒严重导致了草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长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及经验对中国西部草原牧场发展策略非常重要，这本身就是牧民对草原资源政策制定的贡献，只是现在被忽视了。
6结论与建议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各异，很难用一个理论来规范各区域的生产生活，笔者总结的4个草原区的发展理论――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对目前的不同层次上的决策起了指导性作用，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完备性或接受性的差异，在决策和实践中起的作用差别很大，所以理论的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牧区政策是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导向，农区政策和农区生产方式入侵牧区集合体，而非牧区发展本身导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归本原，必须充分了解草原区的发展规律和生产方式，实现草原共管，在此基础上，做出引导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未来草原畜牧业发展的10条建议：（1）根据现有的草原畜牧业理论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决策建议；（2）应该充分利用系统耦合，拓展饲草来源，减轻草原压力；（3）合理规划草原的休牧禁牧计划，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养生息，实现永续利用；（4）对草原恢复进行适度的影响，同时在水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发展人工草地；（5）加强乡土牧草的研究，审慎引入其他地区的牧草；审慎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牧草和畜种的改良和新畜种的引进；（6）实现草原区的多种经营，养禽和养畜相结合，增加收益，减轻草原压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严重破坏草原的采矿企业；（8）加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牧民参与度，实现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将生态产品作为牧区另一经济增长点；（10）建立游牧特别区域，实践游牧恢复与当前政策草原恢复的比较，为草原更好的恢复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探路。
参考文献：
[1]侯向阳. 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杜青林. 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丁连生. 甘肃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1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任继周.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第一版）[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任继周. 发展草地农业推进我国西部可持续发展[J]. 地球科学进展，2000，15（1）：19-24.
[6]任继周. 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7]任继周. 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达林太. 草原荒漠化的反思[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3）：46-50.
[9]王晓毅.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董孝斌，张新时. 内蒙古草原不堪重负，生产方式亟须变革[J]. 资源科学，2005，27（4）：175-179.
[11]董孝斌，张新时. 我国草地的发展观[J]. 生态经济，2005（10）：70-73.
[12]董孝斌，张新时. 发展草地农业是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的出路[J]. 生态经济，2005，153（4）：87-89.
[13]许鹏. 新疆草地资源特征与生态治理[J]. 新疆环境保护，2004，26（增刊）：34-37.
[14]许鹏. 发展水草林生态功能，实施生态置换工程. 优化配置西部资源坚持高效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R]. 2001.
[15]蒋高明.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16]刘书润. 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EB/OL]. 蒙古文化（2008-11-26）.http：//.cn/mengguwenhua.
[17]汪永晨. 追求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18]乌日陶克套胡.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9]牛锐. 正确认识游牧文明，科学治理草原[N]. 中国民族报[第六版]，2006317.
[20]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 农业部要求加快推进各地草原家庭承包制[N/OL]. http：// sdpc. gov. cn/xxfw/fgdt/t20070409_127873. htm.
[2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R]. 2002916.
[22]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动员布置会在京召开[J]. 吉林畜牧兽医，2011（6）：5.
[23]侯向阳. 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44.
[24]张新时. 关于我国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的咨询报告[R]. 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报告，2005.
[25]张新时，唐海萍，孝斌. 内蒙古草原的困境与可持续发展之路[C]. 2004年中国西部论坛会议论文.
[26]锡林郭勒盟组织部.锡林郭勒盟2011年工业经济人才引进工作实施方案[EB/OL]，http：//xlgldj.gov.vn/mwzzb-xgyw/wwzzb-rcgz/201206.
[27]内蒙古改革开放30年发展回顾调研组. 坚持工业强旗加快赶超步伐[N]. 内蒙古日报，20081209.
[28]王欲鸣，柴海亮. 千里草原正变成新型能源基地开发保护能否双赢[N]. 经济参考报，20091010.
[29]郝冰. 关于内蒙东乌旗草原破坏情况的报告[C]. 自然之友，2002（2）：30.
[30]宋欣洲. 内蒙古东乌草原严重污染及破坏事件已由国家环保局列为2005年挂牌督办首批环境违法大案[J]. 草业科学，2006，23（5）：86.
[31]徐谷明，庞皎明. 草原“争夺战”：在财富与环保之间[N]. 中国经济时报，20060817.
[32]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R]. http：// gov. cn/20110130/content_1795 396. htm.
[33]关俏俏. 今年新疆有1.58万户牧民告别风雪游牧生活[N/OL]. http：// xj. xinhuanet. com/201112/11/content_24310419. htm.
[34]黄建英. 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对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83.
[35]郭建德. 我国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
[36]温铁军. 无法复制的现代化[J]. 中国改革，2002（2），13-15.
草原文化论文篇12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
二、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论文篇1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文艺评论家应该以积极的姿态，不断了解新的生活，了解民众情绪、时代情绪。文艺评论家必须对自己的每一个文字负责任，以期真正用实际业绩建树文艺评论的尊严。其中，文艺评论家自身的修养与操守是尤为重要的，包括对立场、价值与一种品质的坚守，不可朝三暮四，更不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坚持从文艺作品实际出发，直面作品本身而把握其优劣得失。凡是优秀的评论，往往都是评论者首先悉心走进作品，把作品吃透，对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情节，或艺术情境等再三玩味，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一部作品的整体性的批评。
文艺评论家作为作家、艺术家感应相通的知音，必须要有站在一定高度上的思想烛照和艺术觉悟。有价值的理论与评论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有时，理论的光芒甚至会穿透时空先于创作实践而照亮人心，开启思路，导引时代。为此，一个人选择了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不看风使舵，不患得患失，在执著的追求中使事业的庄重感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