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1
针对高效课堂的教学管理要求在全面掌握新课程的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对“以学定教、先学后教”以及“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过程实施的管理。
2．对教学管理定位的要求
传统的教学管理侧重于教学常规管理，对教学过程主要是针对教师的教学行为采取千人一面的机械式的管理方式。而高效课堂则要求融入学生学情，考虑学习的差异，尊重教与学的个性差异。
3．对教学管理环节的要求
高效课堂的教学管理环节，应该深入到教学的每一个细节，让管理建立在教学与学的每一个需求之上，而不是为完成管理任务而管理。
4．对教学管理措施的要求
传统的教学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终结性评价管理，也就是通过检查一段时间的教学常规之后给出评价性的检查结论，以达到促进教学的目的。建立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效课堂的教学管理措施则要求一定措施实时动态的监测通过教学过程，根据教与学的实时回馈进行动态的管理。
二、实施高效课堂下教学管理创新策略的原则
1．为教学服务的原则
在日常教学管理中的服务本身就是必不可少，高效课堂下的教学管理同一般教学管理一样，首先关注的是管理的服务功能，在高效课堂背景下这种服务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高效课堂背景下的教学无论是目标还是教学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表面上来看，对教学的要求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实际上来看，在具体实施高效课堂的过程中，各学校学科都研究出不同的上课“模式”。要想老师们理解并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些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不进行大量的培训和实践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教学管理部门在教学管理之前做好教学管理方面的服务工作。
2．关注全过程的原则
以高效课堂为背景的课堂教学要想成功地实现新课程中“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等核心理念，就必须有对教与学全过程相匹配的教学管理策略，这些教学管理策略重点应该关注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指导实施上，为加强引导学生进行一系列课前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老师要组织一系列的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材料和任务。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管理。而教学管理部门也应该有一系列的对教师的管理。这些管理要以更加全面、更加精细的方式呈现，一般来说它包括：编（学案）、备（整合教材），上（课）、辅、批（作业和学案）、设（交流探究主题）、评（组织学生互评）、改（反馈改进教学）等环节。
3．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
无论是新课程还是与之相应的高效课堂，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应该注重教师个人的特色，在关注模式教学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所有教师是千人一面，这样对教学是无益的，用一个模子将所有教师套起来，不仅实现起来有难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还是错误的，教师个人的特色的魅力往往是课堂的生命线。这就要求教学管部门尤其是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把握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的同时，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在教学管事中把握“抓大放小”原则，就是在教学管理把握教学管理的命脉或者方向，即对新课程和高效课堂方向上的管理做到一丝不苟，而对体现教师个人的教学方式上的管理则更应该讲究百花齐放。
三、高效课堂下教学管理创新策略的实施
1．构建“多层次”的教学管理框架
针对新课程的特点和高效课堂背景下教学管理的要求，结合目前各种课堂的具体教学模式。在具体实施教学管理策略中应该以多层次的教学管理为主要模型，形成各负其责的教学管理局面。多层次的教学管理的参与者不再只是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应该包含教与学的所有参与者：学生、教师、管理人员。不同的对象参与管理的内容也不同，学生参与的教学管理主要侧重于对课前自主学习的相互监督和管理、课时的学习探究方式的管理、课后学习交流的管理等，管理的方式主要以学习小组内部的形式呈现。任课教师参与的教学管理主要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以及以备课组内的教学交流管理，专职教学管理人员的教学管理则包括课程的管理和日常教学常规的管理。
2．开辟“自下而上”的教学管理渠道
常规的教学管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模式对规范学校的教学秩序在一定时期起到很大作用。新课程改革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也强调教师教的方式的转变，尽管针对高效课堂出现了许多教学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的出台并不代表教学上的生搬硬套，而是对新课程核心理念的强调，“自上而下”教学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开辟“自下而上”的教学管理渠道就是要将对教学的各环节的管理还给教学与学的参与者，让学生主动的参与自主学习与探究学习的管理，让者参与教学的组织、教学材料的取舍、教学过程的呈现的管理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全方位地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
3．形成动态实时反馈的教学管理策略
无论教学管理的形式如何，教学管理始终是为了指导教学活动更好地开展，所以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及时反馈管理信息很有必要。在新课程背景下的高效课堂，由于教学方式的更加灵活，教学策略的更加多变，教学材料的更加丰富，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形成实时反馈就显得尤其重要。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2
二、提升学校管理效能的策略
加强学校管理效能建设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从加强学校管理效能建设的视角看，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1．做好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形成切实可行的实施目标
学校发展战略规划是学校在新时期根据学校自身发展特点和条件进行的新思考和新探索，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思想，指明了学校未来的发展蓝图。国内外实践证明，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对改进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是学校发展的抓手和关键，因此，各学校都十分注重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的研讨和制定。然而，规划终究是蓝图，不是事实。要把蓝图变成事实，关键在于落实，没有好的落实，再美的蓝图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或“空中楼阁”。因此，学校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之后，关键是把规划变成具体的可测量的执行目标，逐一落实。落实效果的好坏体现出学校领导与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高低。它是加强学校管理效能建设的一个关键点。当前，不是学校没有规划和目标，而是缺乏目标落实中的精细化管理和监控。所以，学校管理效能建设关键是要加强学校目标执行的精细化管理和过程控制，把责权利有效地统一起来，形成相互制衡机制，确保目标实现。
2．扩大学校多元化经费筹集渠道，夯实学校发展的物质基础
学校不仅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同时还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学校各种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今天，没有更好的物质保证和更好的办学设备及条件，学生很难享受到学习带来的愉悦。有学者指出，“在今天，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好的教学楼、实验室、电脑中心、语音室、图书馆；没有像样的体育场、游泳馆；没有必要的博物馆、艺术馆；没有便捷的网络系统；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娱乐空间，很难想象它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是高的”。然而，我国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而仅仅依靠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办学，在今天市场化条件下办学，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办学理念。因此，多元化的教育经费投资渠道以及充裕的办学经费是保证学校有效运行并成功的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外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教育经费的筹集者和各方利益的平衡者。
3．科学合理地使用和配置学校各种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教育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科学合理地使用和配置学校各种资源，是提高教育稀缺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教育资源使用不高，浪费较为严重，其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由于教育制度缺失或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和低效常被忽视。事实上，教育资源总量短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教育制度缺失或制度执行不力所引起的资源短缺应该是一个暂时的、可以改善的问题。因此，从管理的视角看，学校领导者及管理团队制定和完善各种资源管理使用制度，并科学、合理地使用、配置，能够充分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4．建立健全学校组织结构体系，形成良好的、健康的运行机制
健康、良好的组织结构能够保证学校各构成要素之间有一个最佳使用效率，呈现出机构精简、信息畅通、领导适度授权、基层管理人员业务权限清晰且责任意识强烈等方面的特征。事实上，“学校管理系统是一个由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分别来自不同处室的人员组成，他们相互启发，集思广益，有利于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更利于攻克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促进工作目标的圆满完成”。因此，建立健全学校组织结构体系，形成良好的、健康的运行机制，是加强学校管理效能建设的重要保证。
5．创设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满足各学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3
语文学科只是为培养言语能力服务的文选，而不是系统的思想理论和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就决定了它无法直接承担和完成提高学生思想觉悟和学好某种系统知识的任务。学生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有赖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这是政治理论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完整掌握某种系统的知识体系，这是非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尽管在语文教学中，与课文语言文字如影随形般的各种思想情感和知识，必然要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熏染，但这只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言语能力的“副产品”，而不表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部分实现和完成。
人们常说，知识是能力的基础，没有知识就没有能力。这话对其他学科的教学来说是不错的，对语文教学来说却是值得商榷的。中学其他学科为学生培养的是一种“知识性能力”，其构成要素是对系统知识的理解与识记，能力的成熟就是对知识正确、熟练而创造性的运用，因而其教学任务首先是要学生牢固掌握教材的知识要点。然而，语文教学为学生培养的是一种“工具性能力”，其构成要素是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识记，能力的成熟就是对语言文字正确熟练而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曾说过，学生“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2］。这里的“基础工具”就是指会看书、作文的言语能力。当然，一个真正富有知识的人，必定有较强的言语能力，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言语能力也是一种知识性能力。其实这正表明言语能力是知识性能力的基础，言语能力低下，必然要延宕知识性能力的迅速提高。很难设想，一个言语能力低下的人却会有深广的知识。毫无疑问，要有阅读各种专门书籍的能力，必须储备一定的各种专业知识。但这不是语文教学应该和能够承担与完成的任务。语文教学只能为学生培养加速学好各门学科所需的工具性能力，而不能替代对各种专门知识的学习。正因为如此，言语能力尤其是读写能力才被称为“基础的基础”。
既然文选式的语文学科只是为学生培养基础工具性而非知识性的言语能力服务的，那么，语文教材的作用就只是让学生凭借它各种连贯的思想、生动的形象、纷繁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来开展言语实践以获取其中的语言工具和发展言语能力。或者说，课文只是打开言语能力宝库的敲门砖，而不能盲目认为学好课文是发展言语能力的前提。所谓“敲门砖”有三点要义：1、这个“门”，要让学生自己去“敲”，而不能由教师代劳；2、要让学生力所能及地“敲”，而不能要求他们力不从心地“敲”；3、“敲门”的过程一结束，就可以把“砖”去掉。
确认课文只是“敲门砖”，并不否定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熟读与背诵，相反，它认为在粗通文意的基础上熟读或背诵一定量的语词密集而思想健康的言语材料，不失为集中而迅速地初学一门语言的最佳言语实践。只要学生以自己的理解和联想，把课文中丰富的语词和具体多样的句法与章法，在记忆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迹，思维就会以新的组合方式，自动从中选择自己所需来作为运行的工具以发展自己，即使日后把所背忘得精光，当初它奉献给思维并被用了多次的语言工具也会为思维永留身边。由此不难明白，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那些整齐、押韵、上口、悦耳、易记而学生并不太懂的蒙学读物，为什么能够培养学生一定的言语能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广传不衰。因此，熟读与背诵的言语实践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让学生把课文的所有内容长期记住。
由于学生成熟言语能力所需的语言文字，在单篇课文中的分布量，与学生言语能力的发展是成反比的，因此，当学生积累和具备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和言语能力之后，学习语言的最佳办法就应该是大量而快速的读写听说了。这时教师就必须根据学生言语能力发展的具体需要和可能，对课文的广度、深度和难度进行恰当的取舍来确定学生言语实践的目的要求，然后用定向、提示、点拨和纠偏等方法指导、督促和帮助学生对课文进行言语操作。如果象教政治理论和知识性学科那样，用教师那无法与课文言语媲美而一发即逝的满堂讲析，来替代与剥夺学生对课文的言语操作实践，那就会与教学目的背道而驰；如果要求学生力不从心地全面通晓和长久记住教材中那离散、纷繁而芜杂的各种思想和知识，那就是揠苗助长。学生只是身心还较幼稚、言语能力尚未成熟的个体，而教材代表的却是身心已充分成熟、言语能力高超的群体。
由此可见，确认课文只是打开言语能力宝库的敲门砖，与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精华—一熟读背诵、多读多写和“导而弗牵”，有着遥远而深刻的默契。
语文知识是研究语言和言语的理论知识。语言和言语几乎是“无处不在”和“无所不及”的，因而语文知识是极为博大精深的。语文教材中许多用了几十年的课文，至今仍有不少问题纷争不息，有的甚至连专家也难以解决。人们常把某些语文知识称为“语文基础知识”。其实，语文知识内部只有不同的类属、多或少的量限、深或浅的难度和有用与无用的区别，并没有什么“基础”与“非基础”的界标。而相对于语言文字来说，它恰恰是非基础工具性的，只有成熟了言语能力，才能真正学好有关的语文知识而不是相反。
当然，有一些语文知识，例如阅读和写作理论，对言语实践是有指导作用的，但这只能作为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言语实践的手段，而不能脱离言语实践要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读写能力决不是直接来自对读写理论的牢记，而只能来自长期不断的读写实践，就象游泳本领决不是直接来自对游泳理论的牢记，而只能来自长期反复的游泳活动一样。
但也有许多语文知识却是连指导言语实践的间接作用也没有的。叶圣陶先生说，“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说不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3］，“记记篇章的名儿，记记作者的名儿，那是连‘记问之学’也说不上的”［4］。
许多人常常用“理论指导实践”来强调语法理论的学习如何重要，却全然忘记了：未辨真伪的理论，既可能指导实践走向成功，也可能把实践引向失败。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有丰富的形态，同一语词在不同的言语中有不同的形态变化，因而其词汇系统就有与之孪生并行的繁密的言语法则。可是，汉语是非形态的“人治”的语言。我国古代有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却唯独没有语法学，这并不是古人的懒惰或无能，而是汉语并不存在与词汇系统并生的脱离具体语境的普遍的言语法则。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同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在传承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漫漫长途中，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点。“形入心通”的表意汉字走的是与“声入心通”的表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方向。［5］拼音文字易认易写易记，但它却要在复杂的语法体系上使学习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表意的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然而它无需费劲地学语法给学习者以优厚的补偿。汉字的表意性决定了汉语的特点是以意统形、形随意遣。只要积累了丰富的语词，就可以象小孩玩积木一样随心凭意地自由组合，任何抽象的组合方式都无法强迫汉民族的思维与言语完全就范。极少量强制性的语序，如“前后”、“上下”、“天地”、“黑白”、“是非”等，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言语习惯使然，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汉言语之法，是‘以意运法’的‘活法’，而非‘以意从法’的‘死法’”［6］。然而，现在要学生学的一套语法理论，却是从全盘西化的《马氏文通》发展起来的。它漠视了汉言语“以神摄形”、“意能役法”的特点，用“先存成见，后找例证”的方法，把西洋形态语言的语法框架套在非形态的汉语头上，然后陆续发现诸多“例外”，便不断增添补缀，结果使语法体系繁难臃肿令人望而生畏。［7］这种“以洋律中”的形式主义的语法理论，在言语实践中，不是被言语主体忘得无影无踪，就是常常与言语实践＠①格不入：学生会理解和运用的语词、短语和句子，却往往连教师也说不清它的类别和结构；学生能从意义内容即事理逻辑上辨明正误的语句，却常常无法从语法理论上分析其正误。那么，这样的语法理论学得越多，离有效的言语实践不是越远了吗？
近年来中学生整体学习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普遍关注，有关人士提出要用高考来引导中学教学改革。当然，高考确有调控中学教学的作用，但是它的调控能力实际上很难及于整个中学教学。“”前语文高考只考学生的写作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的能力，但它并未成为各个年级的语文教学努力追求的唯一目标。这是因为高考仍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年级的教学实践真正臣服的是教学大纲而不是高考。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4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以下内容参考，如下： 论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效益与利益 一、成本管理的属性与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 成本，通常是指产品的生产成本（注：本文所论及的成本仅指生产成本，而非任意的成本类别。）。成本作为经济范畴，是指为获得一定的产品或劳务所发生的生产性耗费。这种耗费既同社会生产力相联系，也同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前者决定了成本管理必然要服从一定的效益目标，后者则决定了成本管理必然要服从一定的利益目标。 1.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撇开成本的社会形式，成本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耗费，反映着生产者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转换为一定量产品的物质技术关系。经济效益作为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净收益，其量的大小则由这一物质技术关系所规定。这一物质技术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二是指投入与产出的转换关系。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越合理，生产要素向产品的转换效率越高，同量的生产要素投入获得的产出就越多，或者说单位产出耗用的生产要素越少，单位产品成本越低，在产品售价既定的前提下，经济效益就越好。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再生产活动，为使再生产活动持续进行，必须使消耗的生产要素得到补偿，补偿的尺度同样取决于投入的生产要素与其产出的物质技术关系。人们只有不断地完善与优化这一物质技术关系，逐渐降低维持再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补偿量，才能不断地增加净产出，为扩大再生产提供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进而有效地解决资源的有限性与欲求无限性的矛盾，使人们的需要获得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满足。 2.成本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成本不仅仅与经济效益相关，也同经济利益相关。这是因为成本作为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所发生的生产耗费，不仅反映着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而且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 第一，成本体现着特定的生产关系。成本作为生产耗费及其补偿的尺度，总是与特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的。主体不同，成本构成、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的成本价格理论观点[1]，由于生产商品的活劳动耗费中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部分，不需资本家支付任何代价，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生产费用，是由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亦即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与劳动力工资V两个组成部分。而在小商品生产者看来，商品的生产性耗费仅指物化劳动耗费，活劳动耗费则不在商品的生产性耗费之列。可见，生产关系不同，生产要素耗费与补偿的主体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就不同，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就不同。 第二，成本构成体现着一定的分配关系。比如，包含在成本中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项目，就是劳动者参与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生产经营者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中的费用支出，也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水平、缩减补贴与津贴、裁减人员等形式压低成本费用水平。前者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后者则体现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 第三，成本作为生产耗费的补偿尺度，其大小必然会对生产者的净产出量发生影响，进而对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影响。在总产出既定的前提下，净产出量的大小无疑由补偿成本量的大小来规定。这样，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比如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或国家以所得税形式参与生产者的经营成果的分配时，生产经营者人为地少计补偿成本，虚增净产品，以夸大业绩，或生产资料所有者人为地多计补偿成本，虚减净产出，以降低税负的行为便可能发生。为形成合理的经济利益格局而进行的成本管理，显然不属于效益管理的范畴，而属于利益管理的范畴。 综上所述，成本作为经济范畴，一方面反映着人们的生产耗费与生产效率水平，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与此相应，成本管理也必然包含两个方面，即成本的效益管理方面与成本的利益管理方面。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以下内容参考，如下： 论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效益与利益 一、成本管理的属性与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 成本，通常是指产品的生产成本（注：本文所论及的成本仅指生产成本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5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可概括为：提供公共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在经营过程中不获取回报，清算时资财提供者不能获取清算财产，承担一定的受托经营责任。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没有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经常难以就各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达成一致，对于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非营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难以确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无法进行绩效对比，对各部门的职责履行情况难以进行考核评价。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就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的改善研究说明，内容如下： 谈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的改善 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就是通过绩效考核等手段客观评价工作绩效，提高整体工作效率，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发挥非营利组织资源的最大效用，使非营利组织得以生存、发展、壮大，以实现其最大的价值。 一、重视员工的参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非营利组织绩效管理要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重视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实现人与非营利组织的共同发展。如：通过绩效工资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根据绩效评估反映员工的实际工作情况，让员工感到公平，对员工产生吸引力等等；通过帮助员工排除工作中的障碍以及对其进行培训等提高员工对组织的满意度；通过目标设定来激励员工。目标能把人的需要转变为动机，使人朝着一定的方向努力，并将自己的行为结果与既定的目标相对照，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实现目标。 绩效管理要重视员工的参与，从绩效目标的制定、绩效计划的形成、实施计划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到绩效评估、对评估结果的运用以及提出新的绩效目标等，都需要员工的参与，需要管理者与员工的相互沟通。这种参与式管理方式满足了员工获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为非营利组织创造了一种良好的工作氛围。 现代激励理论认为，只有与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如适度的目标设定、良好的工作氛围、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等，才是提高员工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层次和素质相对较高的非营利组织的员工更是如此。因此，必须建立系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包括外部激励与约束机制和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绩效优先的公平分配体系、科学合理的岗位设计和系统有效的员工行为规范，使员工长期保持高效率的工作状态。 二、完善信息化管理机制，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竞争力 非营利组织要广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开发和利用其信息资源，提高其运行效率。合理构建非营利组织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完善非营利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有助于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应变能力；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总体数据库，提高非营利组织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有助于实现非营利组织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建立Intranet，达到非营利组织内部信息的最佳配置，进一步整合非营利组织的各项资源和服务要素，提高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效率和管理效率；建立Extranet，使非营利组织与合作伙伴、顾客或消费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接通Internet，获得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信息，充实信息资源。 非营利组织对所获得的信息可进行全面、系统的行业分析，以明确合作的潜力和障碍，便于预测哪些计划将面临资金困难。在财政紧缩时期，非营利组织之间不得不就捐款和财政拨款展开竞争。如果非营利组织管理者能够确定其竞争对手，就能够更好地调动影响非营利组织行为的各种力量，从而使非营利组织受益。 三、完善预算编制，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制度 非营利组织在设置预算指标时，应该首先考虑能够反映其战略和目标实现影响因素的指标，通过预算的形式将既定战略加以固化与量化。在编制预算前，非营利组织还要考虑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明确自己的长期发展目标，把非营利组织的整体战略与部门和员工个人的工作目标相联系，确定员工个人的行为标准，为绩效考核提供依据。这需要对非营利组织的战略目标进行分解，首先分解到部门，然后到一个团队，最后具体到个人，以此为基础编制预算。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可概括为：提供公共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在经营过程中不获取回报，清算时资财提供者不能获取清算财产，承担一定的受托经营责任。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没有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经常难以就各种目标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6
一、中国司法管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基础——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完全是学者思想深度与智力程度所及即可成功的事情，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十分必要。这在科学与社会发展史上不乏先例：微积分虽有阿基米德的天才智慧而没有在古希腊进一步发展，布鲁诺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殉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中国法学精英竞相鼓吹司法要服从中国的“司法党化”谬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因坚持“司法独立”的观点而惨遭厄运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司法管理学，特别是科学、独立的中国司法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强烈的个体权利意识、自由竞争的市场基础、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等等。离开了这些环境，在一个赤贫和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司法本身存在是否都显得无关紧要，遑论研究如何管理好司法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司法管理学。
对于中国司法管理学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基础，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我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对如何研究管理好中国司法的学科——中国司法管理学有着强烈的需求，以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和谐社会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环境允许并且需要中国司法管理学的良好发展,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司法运作则要求各个层面的司法管理充分、有效率地利用关于司法的知识，提高司法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切社会背景，都成为构建（及发展）中国司法管理学这样一门研究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正义学科强有力的外在动力。
（二）市场经济——权利意识的孵化器。经过包括在内的动荡与浩劫，人们发现，那种指望靠国家计划与政府包办的社会运行方式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贫困、绝望与低效率。从“计划经济”到最终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了我国经济资源运用的合理性与经济的高效率，而且，个人财产权利的真正认可，个体利益的彰显和保护，交易机会的增加，使得人们对“单位”生老病死般的依赖逐渐打破，渐渐实现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个体权利意识、个人主体意识在增强，本来也许只是致力解决温饱与效率问题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经意间孵化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时代，恰恰成了中国公民“走向权利的时代”，这为保障权利、寻求权利救济、寻求司法正义打下了最为现实、扎实的基础。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对外开放，为经济全球化与个人权利标准“去国别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际、国外权利保障方面信息的增多，使借口“具体国情”而弱化、限制权利的做法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权利标准国际化的趋势难以阻挡。
在权利社会中，个人是单个的个体与独立的主体，而不是单位的附庸，靠领导干预而获得对某种纠纷解决的正当性难以为人们承认，需要接近司法正义、进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司法正义成了权利时代人们普遍的诉求，而研究如何管好司法、如何提高司法质量，“多快好省”（谭世贵、黄永峰，2002）地实现司法正义的中国司法管理学就应该成为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必不可少的学科，成了与人们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显学。
（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以司法正义为核心的社会运作。德沃金说过，“我们生活在法律当中并凭借法律生活”，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则是其王侯”。当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成为现实时，法律及司法的地位就应当如此。
经济改革开放引起人们对法律重要性的强调，特别是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中国宪法以后，法治或“依法治国”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依法治国”要求良法之治，要求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要求“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有效监督”（谭世贵，2005）。这当中，司法正义始终是法治社会运作的核心价值与制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保障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理念在我国的确立，面对世界进步潮流与全球化浪潮，在新的世纪我国应该构建具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内涵的和谐社会，其基本价值取向可以用“人权”与“法治”进行概括。同样，管理公平、正义的分配（主要为司法审查）与救济（主要为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诉讼）的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谐社会这一时代环境对中国司法管理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强烈需求及推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审查制约不科学、不合宪（法）的立法及行政行为，从源头上管理正义，以及在具体争议裁判过程中救济正义，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最大化”，又使得中国司法管理学又能够在当今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用武之地。这样，中国司法管理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二、有效率地管理知识：中国司法管理学科化研究的内在逻辑
（一）知识管理的核心——有效利用及创新知识。自1988年赛得勒（PhilipSadler）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以来，有关“知识社会”、“知识管理”的话语席卷全球。在知识经济中，管理的核心不再是对自然物的管理，而是对知识的管理。“对知识的管理也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就是对企业的知识资源进行开发和有效利用，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造价值的能力”（毛卫平、韩庆祥，2003）。
受知识经济影响，知识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凸现，社会知识化，形成“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中，各种组织（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这种公权力组织，如国家、司法机关等），必须注重知识管理，有效开发、利用知识。知识的传播及以新的知识培训组织成员，增强组织及其成员掌握、运用、生产、创新知识的能力，乃是知识管理的必然要求。或者说，知识经济的内在逻辑是要求处于社会之中的各种组织主体及成员有效率地利用知识。
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步入且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处于通往知识经济道路上的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科技知识来富国富民，而且还应该充分、有效率地研究和吸取有关司法的政治管理、法院管理、诉讼相关因素管理（这些均为司法管理之研究范围，均属于司法管理范畴）方面的一切知识，打造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法院（这正是法院在社会纠纷解决上应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在提高司法公正度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二）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管理中国司法管理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作为知识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学科化研究，将已经积累了的大量有关中国司法改革或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进行有效利用，避免分散、重复、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及运用所带来的知识管理上的不经济与无效率，并通过建立科研机构、创办刊物、设立学科、培养人才等方法进一步创新、传播、运用中国司法管理知识，正是知识经济背景下有效率利用知识这一知识经济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必然要求。
就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司法管理已经产生的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制度构建，亦或具体的管理技术，对“中国司法改革”（这是中国司法管理的另一个面孔）的研究已经相当系统化，研究的对象、基本概念、方法、问题、体系、发展方向等等也逐渐清晰明朗，并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群体，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司法改革或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已经到了非以学科化方法不足以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地步。研究分散、研究重复、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及运用，都可能会成为阻碍有关中国司法管理研究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因素；而这种传播、运用与研究深化上的障碍，可能是“司法正义”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不能有效传播和现实司法中司法正义难以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7
1.2绩效管理缺乏全员参与意识有些康复机构的管理者，尤其是业务科室的管理者与专业人员错误地认为，绩效管理是绩效管理部门的事情，与医疗业务科室无关。事实上，绩效管理是一个全员参与的管理过程。绩效管理部门只是绩效管理的组织协调部门，各医疗科室负责人才是绩效管理的主角。全体医务人员是在绩效管理过程中改进问题、提高绩效的主体，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只有全体医务人员共同参与到绩效改进的过程中，机构的绩效才会从本质上得到提高。
1.3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混为一谈有些机构管理者认为，绩效考核就是绩效管理，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在观念与实践上混淆，甚至把绩效管理作为约束控制员工的手段，这是绩效管理的方向性错误。事实上，科学的绩效管理是围绕着组织目标的完成开展管理工作，包括了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和结果使用4个环节，绩效考核只是一个中间过程和手段。绩效考核是一个点，而绩效管理是一个面。
1.4绩效计划制定欠缺沟通目前许多康复机构在制定绩效计划时缺乏考核对象部门的参与，只是由职能管理部门根据上级有关文件以及康复机构管理层的意见制定绩效计划，然后以院内文件的形式下发各科室。在具体制定绩效计划中，往往由上至下布置任务，通过考核评出业绩结果，缺乏上下互通的环节。
1.5绩效考评结果反馈不及时甚至不反馈考评结果反馈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绩效结果必须与各考核对象部门和员工及时进行沟通反馈，让考核对象知道自己的工作水平和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但事实上，很多康复机构管理者仅仅把绩效考核作为一种例行的形式，不及时反馈绩效考核的结果，使考核对象对自己的绩效表现和考核结果不了解，考核对象无法改进绩效。这对康复机构绩效管理相当不利。
2医疗康复机构全面绩效管理体系的设计
医疗康复机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在立足于促进职工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为伤残者提供有效的医疗康复服务，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恢复躯体、心理、职业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功能，融入家庭和社会；同时实现医疗康复机构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以上目标，以全面绩效管理为整合平台，让各项管理，如制度管理、文化管理、质量管理、经济管理、服务管理等都通过这个平台，形成一个互为促进的整体，产生整体效应，从而形成医疗康复机构的科学管理体系。
2.1绩效管理实施机构设置
2.1.1领导者——康复机构绩效管理委员会成立专门的绩效管理委员会作为绩效管理领导机构，成员以康复中心主要负责人为核心，主要成员有康复中心主任、分管副主任、相关部门负责人等，主要职责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①决定绩效管理的重大事项，领导、支持职能处室和业务科室的绩效管理工作；②听取各部门的初步考评意见和总结报告；③纠正评估中的偏差，有效控制考核尺度，推动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④仲裁员工申诉，对员工的大功、大过事件予以审定，确保绩效考核的客观和公正。
2.1.2主管部门——运营管理部(人力资源部配合)绩效管理工作应有运营管理部主管，并设置绩效管理专员岗位，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人力资源部门配合完成。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制定和完善绩效管理相关流程、制度；②拟订每年度绩效管理各流程工作时间进度表，检查、监督执行情况，提出改进意见，并对各部门绩效管理实施人进行培训；③负责收集、整理、汇总各部门考核结果与绩效管理总体工作情况，对总体结果提出初步分析意见，供绩效委员会讨论；④针对绩效委员会平衡和纠正后的考核意见，建立员工绩效管理档案，为员工的发展、绩效工资计发、激励、合理调整岗位提供依据；⑤针对某些部门或某些专题，如目标设定、面谈技巧等，进行咨询和辅导；⑥接受、处理员工有关绩效考核的投诉；⑦分析、总结每年度的绩效管理工作情况，为改进机构绩效管理工作提出创新性意见和方案。
2.1.3具体执行者——各科室和各岗位员工绩效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应为各科室和各岗位每一位员工。各部门在执行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确定绩效目标，制订实施计划；②执行绩效计划，科室负责人对员工进行辅导；③实施绩效考核，进行绩效反馈面谈；④制定改进措施，持续进行绩效改进；⑤严格执行绩效管理制度和流程，向康复机构绩效管理委员会提供改进建议。
2.2绩效管理流程设置
医疗康复机构的全面绩效管理体系涵盖绩效考核和绩效改进系统，将贯穿在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结果应用的不断循环中。
2.2.1绩效计划
2.2.1.1开展战略研究明确医疗康复机构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和最终要实现的愿景。
2.2.1.2确定目标从下至上分别开展各层级研讨活动(基层员工研讨、中层部门研讨、高层院级研讨)，确定全年重点工作与任务目标。
2.2.1.3制定计划对全年工作目标进行任务分解，由各部门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年度目标责任书，明确工作内容与完成时限。
2.2.1.4任务细分各科室根据本科室年度目标责任书内容，细分各岗位工作目标，明确科室负责人与员工的考核指标。
2.2.2绩效实施
实施阶段是整个绩效管理的关键阶段。科室负责人应持续关注员工的绩效工作执行情况，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资源支持，进行绩效实施过程管理。
2.2.2.1绩效管理方法的选择在拟定了工作计划与绩效指标之后，如何选择合适恰当的方法，获取真实可靠的绩效信息，仍是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目前，管理学界有多种绩效考核方法可供选择，如简单排序法、强制分配法、要素评定法、目标管理法以及平衡计分卡法，每种办法各有千秋，医疗康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一种或多种考核管理方法，其中目标管理法(MBO)是一种综合性的绩效管理方法，在各行业中应用最为广泛。
2.2.2.2绩效管理中的培训辅导在确定了计划目标和绩效考核方法后，管理者的工作重点就是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对员工进行培训辅导。培训辅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会议式，通过正式的会议实施培训辅导过程；二是非正式，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和方法实施对员工培训辅导。
2.2.2.3绩效实施过程的监控在绩效管理实施过程中，医疗康复机构必须保持持续不断监控，防范实施细节偏离计划。对实施过程的监控主要做好两件事：①认真及时收集、分析和汇总数据信息；②持续不断开展绩效沟通，积极稳妥地推进绩效管理的实施。
2.2.3绩效评估在阶段性工作结束时，运营管理部应组织开展阶段性业绩评价，通过实际实现的业绩与目标业绩的比较，明确描述并总结业绩的发展表现趋势。绩效评价的内容和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量度，包括量度的原则与方法；②评价，评价标准和评价资料的来源；③信息，过去的表现与业绩目标的差距，需要进行业绩改进的地方。
2.2.4结果应用科学有效地利用好绩效结果，是绩效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结果应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4.1绩效分配、奖优罚劣一方面，将绩效考核的结果用于绩效工资分配；另一方面，年终对所有科室考核结果进行排序，业绩优秀者给予表彰，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对绩效结果不理想的科室与个人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2.2.4.2推广经验，调整策略绩效考核结果优秀的科室要总结经验，对认为是成功的做法要在整个机构推广。绩效考核结果低于要求者，应认真分析原因，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8
论如何有效控制促销成本 在“渠道为王、决胜终端”的理论利器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频繁地使用促销这个“决胜终端”的有利武器。 促销对厂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打击竞争对手、提高品牌知名度、扩大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美誉度、增强下游商家的信心、强行启动新品市场…… 随着促销的频繁使用和普遍采纳，促销的后遗症也越来越多：早期的促销，厂商可以通过牺牲自身短期利益来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现今，厂商实施促销，是自找“死路”-因为每次促销都是亏损经营；厂商如果不实施促销，那么是“等死”-产品根本销售不出去。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我们的厂商必须将“促销进行到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让促销“付出就有收获”，并且这种“收获”还要大于“付出”？ 这就涉及到促销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如何做好促销成本控制？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给您参考，如下： 促销成本在整个企业经营运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知道，企业（泛指厂商，以下同）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追逐利益，而利益是企业收入减去成本之后的余值。“成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本”本身，还在于它能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我们这里称为利润），人们常说的“一分成本，两分收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很多企业之所以陷入促销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掌握、控制住促销的成本；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他们浪费了大量能够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成本投资”。 那么，企业该如何做好促销成本的控制呢？ 做好促销成本的预算 古人说得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很多企业深陷促销窘境，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没有促销成本的预算，或者是促销成本预算相当不到位。 一份完善的、合乎实际市场的促销成本预算应该符合下列条件： 1.“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的预算。这里强调两个“专业”，前者是指企业（或区域销售机构）有专人负责预算各次促销活动的所有成本；后者是指负责预算成本的员工必须“深入一线”，随时了解当时当地的各种资源的价格。 负责预算促销成本的“专业人员”需要了解的“专业动态”包括： 媒体（报纸或电视台、电台等）的当时报价、折扣标准； 展台、展位、门头、POP、易拉宝、展板、展架等各项开支（以当时当地最优惠的性价）； 宣传手册、宣传资料、海报、临时促销人员工资、活动进场费等各项开支； 促销礼品的种类、数量、单价； 其他各种开支…… 许多企业仍将促销视为一种“短期性行为”，没有给予重视，更没有专人负责预算促销的各项成本；就笔者所知，大部分企业的促销预算都是由一线销售人员“亲自操刀”，这些预算与实际相差甚大，而且耗费一线销售人员的大量精力，实在是得不偿失。 论如何有效控制促销成本 在“渠道为王、决胜终端”的理论利器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频繁地使用促销这个“决胜终端”的有利武器。 促销对厂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打击竞争对手、提高品牌知名度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9
语文学科只是为培养言语能力服务的文选，而不是系统的思想理论和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就决定了它无法直接承担和完成提高学生思想觉悟和学好某种系统知识的任务。学生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有赖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这是政治理论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完整掌握某种系统的知识体系，这是非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尽管在语文教学中，与课文语言文字如影随形般的各种思想情感和知识，必然要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熏染，但这只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言语能力的“副产品”，而不表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部分实现和完成。
人们常说，知识是能力的基础，没有知识就没有能力。这话对其他学科的教学来说是不错的，对语文教学来说却是值得商榷的。中学其他学科为学生培养的是一种“知识性能力”，其构成要素是对系统知识的理解与识记，能力的成熟就是对知识正确、熟练而创造性的运用，因而其教学任务首先是要学生牢固掌握教材的知识要点。然而，语文教学为学生培养的是一种“工具性能力”，其构成要素是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识记，能力的成熟就是对语言文字正确熟练而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曾说过，学生“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2］。这里的“基础工具”就是指会看书、作文的言语能力。当然，一个真正富有知识的人，必定有较强的言语能力，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言语能力也是一种知识性能力。其实这正表明言语能力是知识性能力的基础，言语能力低下，必然要延宕知识性能力的迅速提高。很难设想，一个言语能力低下的人却会有深广的知识。毫无疑问，要有阅读各种专门书籍的能力，必须储备一定的各种专业知识。但这不是语文教学应该和能够承担与完成的任务。语文教学只能为学生培养加速学好各门学科所需的工具性能力，而不能替代对各种专门知识的学习。正因为如此，言语能力尤其是读写能力才被称为“基础的基础”。
既然文选式的语文学科只是为学生培养基础工具性而非知识性的言语能力服务的，那么，语文教材的作用就只是让学生凭借它各种连贯的思想、生动的形象、纷繁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来开展言语实践以获取其中的语言工具和发展言语能力。或者说，课文只是打开言语能力宝库的敲门砖，而不能盲目认为学好课文是发展言语能力的前提。所谓“敲门砖”有三点要义：1、这个“门”，要让学生自己去“敲”，而不能由教师代劳；2、要让学生力所能及地“敲”，而不能要求他们力不从心地“敲”；3、“敲门”的过程一结束，就可以把“砖”去掉。
确认课文只是“敲门砖”，并不否定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熟读与背诵，相反，它认为在粗通文意的基础上熟读或背诵一定量的语词密集而思想健康的言语材料，不失为集中而迅速地初学一门语言的最佳言语实践。只要学生以自己的理解和联想，把课文中丰富的语词和具体多样的句法与章法，在记忆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迹，思维就会以新的组合方式，自动从中选择自己所需来作为运行的工具以发展自己，即使日后把所背忘得精光，当初它奉献给思维并被用了多次的语言工具也会为思维永留身边。由此不难明白，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那些整齐、押韵、上口、悦耳、易记而学生并不太懂的蒙学读物，为什么能够培养学生一定的言语能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广传不衰。因此，熟读与背诵的言语实践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让学生把课文的所有内容长期记住。
由于学生成熟言语能力所需的语言文字，在单篇课文中的分布量，与学生言语能力的发展是成反比的，因此，当学生积累和具备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和言语能力之后，学习语言的最佳办法就应该是大量而快速的读写听说了。这时教师就必须根据学生言语能力发展的具体需要和可能，对课文的广度、深度和难度进行恰当的取舍来确定学生言语实践的目的要求，然后用定向、提示、点拨和纠偏等方法指导、督促和帮助学生对课文进行言语操作。如果象教政治理论和知识性学科那样，用教师那无法与课文言语媲美而一发即逝的满堂讲析，来替代与剥夺学生对课文的言语操作实践，那就会与教学目的背道而驰；如果要求学生力不从心地全面通晓和长久记住教材中那离散、纷繁而芜杂的各种思想和知识，那就是揠苗助长。学生只是身心还较幼稚、言语能力尚未成熟的个体，而教材代表的却是身心已充分成熟、言语能力高超的群体。
由此可见，确认课文只是打开言语能力宝库的敲门砖，与传统语文教学中的精华—一熟读背诵、多读多写和“导而弗牵”，有着遥远而深刻的默契。
语文知识是研究语言和言语的理论知识。语言和言语几乎是“无处不在”和“无所不及”的，因而语文知识是极为博大精深的。语文教材中许多用了几十年的课文，至今仍有不少问题纷争不息，有的甚至连专家也难以解决。人们常把某些语文知识称为“语文基础知识”。其实，语文知识内部只有不同的类属、多或少的量限、深或浅的难度和有用与无用的区别，并没有什么“基础”与“非基础”的界标。而相对于语言文字来说，它恰恰是非基础工具性的，只有成熟了言语能力，才能真正学好有关的语文知识而不是相反。
当然，有一些语文知识，例如阅读和写作理论，对言语实践是有指导作用的，但这只能作为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言语实践的手段，而不能脱离言语实践要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读写能力决不是直接来自对读写理论的牢记，而只能来自长期不断的读写实践，就象游泳本领决不是直接来自对游泳理论的牢记，而只能来自长期反复的游泳活动一样。
但也有许多语文知识却是连指导言语实践的间接作用也没有的。叶圣陶先生说，“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说不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3］，“记记篇章的名儿，记记作者的名儿，那是连‘记问之学’也说不上的”［4］。
许多人常常用“理论指导实践”来强调语法理论的学习如何重要，却全然忘记了：未辨真伪的理论，既可能指导实践走向成功，也可能把实践引向失败。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有丰富的形态，同一语词在不同的言语中有不同的形态变化，因而其词汇系统就有与之孪生并行的繁密的言语法则。可是，汉语是非形态的“人治”的语言。我国古代有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却唯独没有语法学，这并不是古人的懒惰或无能，而是汉语并不存在与词汇系统并生的脱离具体语境的普遍的言语法则。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同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在传承本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漫漫长途中，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点。“形入心通”的表意汉字走的是与“声入心通”的表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方向。［5］拼音文字易认易写易记，但它却要在复杂的语法体系上使学习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表意的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然而它无需费劲地学语法给学习者以优厚的补偿。汉字的表意性决定了汉语的特点是以意统形、形随意遣。只要积累了丰富的语词，就可以象小孩玩积木一样随心凭意地自由组合，任何抽象的组合方式都无法强迫汉民族的思维与言语完全就范。极少量强制性的语序，如“前后”、“上下”、“天地”、“黑白”、“是非”等，完全是约定俗成的言语习惯使然，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汉言语之法，是‘以意运法’的‘活法’，而非‘以意从法’的‘死法’”［6］。然而，现在要学生学的一套语法理论，却是从全盘西化的《马氏文通》发展起来的。它漠视了汉言语“以神摄形”、“意能役法”的特点，用“先存成见，后找例证”的方法，把西洋形态语言的语法框架套在非形态的汉语头上，然后陆续发现诸多“例外”，便不断增添补缀，结果使语法体系繁难臃肿令人望而生畏。［7］这种“以洋律中”的形式主义的语法理论，在言语实践中，不是被言语主体忘得无影无踪，就是常常与言语实践＠①格不入：学生会理解和运用的语词、短语和句子，却往往连教师也说不清它的类别和结构；学生能从意义内容即事理逻辑上辨明正误的语句，却常常无法从语法理论上分析其正误。那么，这样的语法理论学得越多，离有效的言语实践不是越远了吗？
近年来中学生整体学习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普遍关注，有关人士提出要用高考来引导中学教学改革。当然，高考确有调控中学教学的作用，但是它的调控能力实际上很难及于整个中学教学。“”前语文高考只考学生的写作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的能力，但它并未成为各个年级的语文教学努力追求的唯一目标。这是因为高考仍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年级的教学实践真正臣服的是教学大纲而不是高考。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10
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案人员10％以上，而青少年犯罪则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员的50～70％左右。四亿青少年中每年有160万犯罪；
钱江晚报1998年4月25日刊登的“教你一道题，收你五角钱，两个小学生，牵出大话题——五角钱引出的校园风波。”
当前，一些青少年中缺乏社会公德，不讲文明，没有礼貌，个人素质较低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一些最起码的公共场所的规章、日常行为规范对他们毫无约束力，就连、吸毒、观看书刊、影像等也敢闯入。理想淡漠，心灵脆弱，出走和轻生，重利轻义，待人冷漠，缺乏真情和爱心，对集体的事漠不关心，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面对这种种问题，无一不令人忧虑。毋庸讳言，青少年学生的行为与学校德育工作者的期望产生严重偏差，说明我们目前的德育工作确实存在着低效的现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提出几点我个人的思考：
一、应试教育下，学校德育的核心地位难以体现
1、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产生偏差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新世纪培养素质合格的人才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可是，往往人们一谈到素质教育就认为只是对学生进行文化素质、身体素质、艺术素质等一些谋生所必须的教育，忽视了素质教育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即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教育。即使开展一些思想品德教育活动也是重形式，不重实效。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进步，时代对人的全面发展赋予了时代特征：良好的综合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突出的实践能力等。但是，学校教育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教育制度依然行使着应试的功能，学校仍然像军事竞赛一样推出一项项应试的武器。我们常常听说“高分低能”者对各种考试精于老到，但却缺乏最起码的人格修养或不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综合素质。
2、学校德育的渠道不畅通
由于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影响，德育的主渠道——课堂教学并没有有效承担起对学生进行德育的责任。教师课堂上只是传授知识，忽视德育功能。各科教学中许多本来很好的德育素材被老师忽略，即使有些教师注意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德育却存在生硬结合的现象。因此在应试教育中“知识教育是实的，智育是偏的，德育是虚的，体育是弱的，美育是空的，劳动教育是极少的”。五育中只有智育受到重视，但我们的智育并不是从开启学生智慧入手，而以考什么、教什么，紧紧围绕高考、中考转。德育成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工作。
3、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
在升学考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宗旨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升学率始终是许多学校唯一的教育目的，衡量教学质量及教师工作都以学生分数的高低作为重要依据，德育工作似乎永远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我们的“高考”、“中考”在学校教育中处在了核心的地位，并赋予了“指挥棒”的尊称。学校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而实际去做的又是另一套了。在目前条件下学校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不管是哪个地区，哪个部门都是拿中考、高考的成绩来判定学校工作的。社会人士择校择师也是以高考、中考成绩来衡量的。学校为了发展，为了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拼命地抓智育；教师为了生存，为了在学校和社会站稳脚跟，也只能是苦干加巧干地去提高学生成绩。这样一来，迫于社会压力，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不可能以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为主，并投入主要精力的。不然，学生的成绩差了怎么向家长交待？教师如何走出校门走向社会？
二、学校德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1、学校德育内容与学生实际脱节
在学校德育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学什么，怎样学，甚至为什么学都由老师决定，学生只是等待加工的“原料”。学校德育的主体应是学生。表面上看来是面向全体学生或由学生参与的学校德育，在不少学校却越来越远离学生，越来越远离学生的日常生活。许多中小学举办的德育评比和竞赛，主题虽然涉及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但由于缺少联系现实生活，对学生的自尊、自信及个人利益避而不谈，内容比较片面，往往激不起学生的兴趣。有些教师盲目追求各种名次，无论是纪律评比还是清洁卫生检查，都关心备至，事必躬亲，而对学生的言谈举止，思想境界中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则很少过问。学生最基本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出现空缺，不知羞耻，不讲信用，不诚实，不讲良心，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学校德育与学生生活的隔离，造成了学校教育资源的“最大浪费”。由于对学生缺乏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确立教育和管理目标的层次结构，甚至目标倒挂，即“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对中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而对大学生却进行文明行为规范教育。”这样就使教育和管理失去了依据和方向。这种状态下的学校德育，其效果可想而知。
2、学校德育注重灌输，理论教育与行为训练脱节
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工作往往是宣讲道理多，联系实际解决具体问题少。单纯地把道德当作知识来讲，当作知识来学，甚至用“应试”的那套办法，让学生死记硬背概念原理。这样空洞的说教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反而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反思我们的学校德育工作，又确实是如此这般进行道德教育的。灌输道德准则多，实实在在的、一点一滴的品德培养少，在青少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着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的现象，当人们把道德准则作为一种知识对待时，它就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成为行为的实际准则。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结果是学生知行脱节，一个品德差的学生很可能政治课上拿高分；一个众人眼中的好孩子，教师心目中品学兼优者，也可能出现在学校里很听话，在家里却很霸道，在社会上很冷漠的双重性格，甚至出乎意料成为违法犯罪分子。
三、学校德育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也给新形势下学校德育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学校德育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日趋加剧，学校德育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导致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从总体上看，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平在下降，行为失范的现象普遍发生，社会风气严重恶化。人们视行贿受贿为常规，讲道德的人吃亏，不讲道德的人反而占便宜。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以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丑恶现象，这些东西尽管是社会意识的支流，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是常规教育，但学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当他们走进社会时，学校德育的弱点就表现出来了：你在学校谈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可学生进入社会后面对的却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你对学生进行热爱党的教育，他走进社会后看到的是某些党的败类——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你在学校进行热爱劳动的教育，而学生踏进社会的大门却看到是不劳而获者大有人在；而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学校德育工作难度增大，有些甚至显得苍白无力。
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个德育效果公式：5＋2＝0，也就是：学校正面教育5天，好象在他的理想上已经满满写上了一“黑板”，等到双休日放假2天后走进社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影响：、污秽语言，有色情内容的电子游戏机，网吧，色情、凶杀的电视与录像等。好象一下子将“黑板”上的内容擦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老师们艰苦的教育成果，往往毁于社会、家庭错误影响的旦夕之间。
3、不良文化制品对学生行为的影响
虽说我们党从实行改革开放那一天起，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然而，主旋律之外仍有大量的格调低下的不健康文化制品的充斥市场。一些音像、书刊大肆宣扬暴力、色情，黄、赌、毒泛滥成灾。此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信息网络影响迅速扩大，这虽为学校德育工作提供了新手段、新条件，但是也增加了学校德育工作的难度。网络对学校德育、对学生带来的负面效应正日趋明显。一些敌对势力通过反动网站兜售反动的政治观念，毒害人们的精神。
所有这些不良文化的存在，受害最深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而且已经产生了恶果。部分青少年存在的暴力意识、团伙意识、色情意识大多来自不良文化的影响。
4、不良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
首先是旧的应试观念的影响，在一些家庭中，孩子的学分是家长重点关心对象。孩子考好了，皆大欢喜，又是庆祝，又是奖励。考不好，就训斥，有的甚至粗暴地打骂。而对品德表现却很少过问。在孩子心目中，对家长要负责的只是学分，别有无关紧要。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11
合作学习(CooperativeLearning)指的是具有不同水平的学习能力的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实现一个共同的学习目标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合作学习中，学习目标最终的实现不是单靠个别学生独立学习完成的，而是需要同一小组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依靠和信任而完成的。同一小组内的各成员不仅为学习必须掌握的信息(must-learninformation)负责，还须辅助其他组员学习，且保证在教师评价小组的成绩前，该组的所有组员都已理解了必须掌握的信息，以及具备和掌握了与必须掌握的信息相关联的能力和技巧。
二、合作学习的发展与研究
合作学习在20世纪70年代初兴于美国，并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综观世界各国有关合作学习的研究和实践，合作学习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之创新和改革。合作学习能进一步改善由于学校教育而引发的，学生在感知，情感和人际交往上出现的问题和不足。
过去大量的研究都论证了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能获得在学业成绩上更为明显的进步。Slavin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中谈到：在他研究的合作学习小组中，63%的合作学习小组都在学业成绩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在他看来，独立学习的学生必须与其他的学生竞争，以赢得表扬或其它形式的强化或奖励。在带有竞争意味的学习环境下，为了保证个人的学业成功，学生都倾向与班级里少数的“优胜者”合作，完成学习任务，达到教师预先布置的学习目标。然而，这群少数学生的学业成功却暗示着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失败。通过合作学习，同一小组的每一成员均有获取学业成功的机会。因此，只要教师合理地、适当地运用合作学习，在合作学习小组中，将会出现更多的学习“优胜者”。当成绩落后的学生和成绩中等的学生与成绩较好的学生编在同一合作学习小组时，他们会更努力地学习，争取尝试成功，取得进步。而这一观点又恰恰与维果茨基(Vygotsky)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这一概念和作用相吻合。合作学习小组之间的竞争加强了小组的内部团结，提高了各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相互协作的热情。
在英语学习的领域，合作性语言学习一直被认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授方法。它能帮助英语学习者领会英语知识，促进言语技巧的发展。Kagan(1995),和Kessler(1992)都奠定了合作学习与目标语言教学中的理论联系。他们认为，合作学习不但为英语学习者营造了高度互动和互助的学习气氛，而且能在最大程度上，制造有意义的，语言的输入和输出的机会。因而，合作学习也为整合言语习得和内容学习的整合构造了坚实的平台。
上述的研究都集中阐释合作学习在理工科目和语言科目的应用价值及其可能性。尽管如此，由于合作学习的理念于上世纪末才传入中国，部分教师依然对合作学习的绩效抱有谨慎或怀疑的态度。这也是合作学习一直不能成为中国学校教育中课堂主流的教学方法的原因之一。所以，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背景下，研究合作学习是否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认知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旨在于研究合作学习是否能提高中学生英语学习的成效。
三、被试者和研究的背景介绍
被试者是从某中学随意抽取的两个班，共54名(n=54)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学生的家长均处于中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且具备中等至高等教育的背景。28名学生被编排在A班，另外26名学生被编排在B班。为了使共同学习法中的学生互教活动实现最优化，根据前一次测验的成绩，事先把学生分成4至5人的小组(Stahl,1995)，小组内成员所具备的领悟能力和学习水平是各异的。换句话说，全班各组的水平是平均且相等的。
被试者在实验中所学的课程为“高中英语”，是高一学生的必修科目。“高中英语”的任务是通过听、说、读、写四种语言学习方法，发展学生的综合的英语能力。高一的“高中英语”侧重强调扩大学生的英语词汇量和掌握较复杂的英语语法规则。
54名被试者都是以汉语为母语的。汉语，以及由汉语派生出来的其它方言，在各种媒体和日常交流中占主导地位。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与传统全班讲授法相比，合作学习中是否更有效地提高这54名被试者的英语学业成绩。
四、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控制组(controlgroup)和实验组(experimentalgroup)实验前后(pretest-posttest)测试的设计，集中分析学生成绩的变化幅度。两班共54名学生交替地分配在控制组和实验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A班的28名学生被编在控制组，运用全班讲授法学习；B班的26名学生被编在实验组，运用共同学习法学习与A班相同的必须掌握的信息。B班的学生在小组学习期间可利用教师编写的学习指南指导学习。学习指南的内容是以学习材料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为蓝本而编撰的。
第一阶段持续5天。在这5天里，A班的教师把所有必须掌握的信息口授于A班的28名学生。而在B班，5天的学习还包含了对B班学生学习前的2小时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了明确学习的目标，阐明合作的技巧，说明学习的任务，构建各合作学习小组内积极的相互依靠和个人责任。在小组学习的进行阶段，B班教师还需指导和监督每一学生在组内的行为，保证全体学生用目标语言进行交流。在第一阶段的尾声，教师对A班和B班的学生均进行一次由学生单独完成的，内容相同的测试为阶段性评价。测试的内容都在学生必须掌握的信息的范围之内，测试形式为20道词汇题和11道句子翻译题。
第二阶段的实验细则和第一阶段的实验程序和要求是一致的，但学习内容与第一阶段不同。A班在第二阶段作为实验组；而B班在第二阶段作为控制组。B班的26名学生通过全班讲授法学习；A班的28名利用共同学习法学习与B班相同的必须掌握的信息。A班的学生在小组学习期间可利用教师编写的学习指南指导学习。学习指南的内容是以材料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为蓝本而编撰的。
第二阶段同样也持续5天。在这5天里，B班的教师把所有必须掌握的信息口授于B班的26名学生。而在A班，5天的学习包含了对A班学生学习前的2小时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了明确学习的目标，阐明合作的技巧，说明学习的任务，构建各合作学习小组内积极的相互依靠和个人责任。在小组学习的进行阶段，A班教师还需指导和监督每一学生在组内的行为，保证全体学生用目标语言进行交流。在第二阶段的尾声，教师对A班和B班的学生都进行一次由学生单独完成的，内容相同的测试为阶段性评价。测试的内容都在学生必须掌握的信心的范围之内，测试形式为20道词汇题和11道句子翻译题。
本次实验的两个阶段，在两个班内，教师运用了相同的步骤和要求对待所有的学生，其目的是增强该实验的效度，确保研究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准确性。
五、研究结果
表格一和表格二的数据是两个班的学生，共54名被试者在两次测验中出现错误的数量。从收集到的数据来看，不论被试者是A班或是B班的学生，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学生在两次的英语测验中呈现了显著的在成绩上的差异。从被试者的整体成绩角度出发，运用共同学习法的实验组的学生，无论是在20道的词汇题，还是11道的句子翻译题，都获得了一个较理想的英语测验成绩。较之控制组的学生，实验组的学生在英语测验中出错的数目有大幅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两次测验出错数目的标准差说明了控制组学生的成绩离散程度大；而实验组学生的成绩相对集中，由此反映了合作学习小组可以有效地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可见，在本实验中，无论是A班或是B班的学生，只要他们被编入了实验组，运用了合作学习小组，实验组的学生都具有获取飞跃性进步的趋向和潜力，而这点恰恰是在控制组学生所缺乏的。
从横向的统计分析角度出发，即在同一阶段内比较实验组的被试者和控制组的被试者出错的数量，第一阶段的测验中的20道的词汇题，实验组的学生的出错率比控制组的学生减少了19.92%；在11道句子翻译题的部分，实验组的学生的出错率减少了61.96%。至于第二阶段的测验，实验组在单词部分的出错率也降低了60.2%；句子翻译题的出错率则降低了70.06%。
从纵向的统计分析角度出发，即在同一被试者群体中比较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实验前后）测试中出错的数量，同是A班的学生，在20道词汇题的部分，第二阶段（实验后）比第一阶段（实验前）减少了69.23%的错误；在11道句子翻译题的部分，第二阶段的出错了也减少了84.77%。至于B班的学生，在单词部分，第一阶段（实验后）比第二阶段（实验前）的出错率降低了-3.57%；句子翻译部分则计得25.23%的错误降低率。
六、讨论
本次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有力地揭示了可引起我们教育者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本次实验，更深一层地证实了合作学习对中学生的英语学业成绩产生积极作用的假设，尽管中国学生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研究的结论提倡，在英语学习课堂，教师可施用合作学习，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态教学的方法。
第二，本次的实验也略为探究了合作学习的效用与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在本次研究的测验中，20道的词汇题属于陈述性知识，11道的句子翻译题属于程序性知识。在两次测试中，实验组的学生在两部分的题目都呈现大幅度进步，相比之下，实验组的学生在11道的句子翻译题中的进步更大，所以说，合作学习更倾向于帮助学生学习程序性知识。
第三，从实验中不难看出，在合作学习期间，教师的角色确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也不再是以往传统教学中的灌输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在起步时充当一名设计者、组织者；在进行期间教师变成了一名执行者、参与者、协调者；到了结束阶段，教师又回到了评价者和责任者的位置。
正如上所述，构建在和谐友好和鼓励支持的课堂环境下的合作学习，能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互动和交流，这乃是英语语言习得，随之实现语言内化的传导载体。这种由合作学习小组创造的传导载体，为长期处在由单一语种主宰的社会环境下，仅有少数机会练习目标语言的外语学习者制造了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运用目标语言的机会。
参考文献:
[1]House,J.D.RelationshipsbetweenInstructionalActivitiesandScienceAchievementofAdolescentStudentsinHongKong:FindingsfromtheThirdInternationalMathematicsandScienceStudy(TIMSS)[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structionalMedia,2000(27):275-88.
[2]Kagan,S.WeCanTalk–CooperativeLearningintheElementaryESLClassroom[Z].Washington,DC(ERICDocumentReproductionNO.ED382035),1995.
[3]Kessler,C.(Ed.).CooperativeLanguageLearning:ATeacher’sResourceBook[C].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Regents,1992.
[4]Nicole,J.D.TheEffectsofCooperativeLearningonStudentAchievementandMotivationinaHighSchoolGeometryClass[J].ContemporaryEducationalPsychology,1996(21):467-76.
[5]Olsen,R.E.W.–B.,&Kagan,S.AboutCooperativeLearning[A].InC.Kessler(Ed.),CooperativeLanguageLearning:ATeacher’sResourceBook[C].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Regents,1992:1-30.
[6]Slavin,R.E.CooperativeLearning[M].NewYork:Longman,1985.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12
⑴⑵⑶⑷
一有限效果论日渐走向死胡同
“有限效果论”是对盛极一时的“魔弹论”的挑战与质疑。它基本上还是处于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S—O—R）模式所界定的研究框架之内。在研究取向上，把传播看成一个劝服过程，侧重于传播者意图的实现；着力探讨传播对受众个体的影响，及受众个体由此而产生的反应；“效果”评估在这里集中表现为对态度改变（attitudechange）程度的测量。有限效果论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大众传播媒介往往并不能直接对受众产生影响，而是通过个人选择性，团体规范、社会关系等一系列中介因素起作用。
有限效果论发展到60年代，开始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由于认为传播效果有限，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会倾向于思考有哪些因素导致传播效果的减弱，从而逐步把目光投向传播过程中个人选择性、团体规范等中介因素作用的研究，如此下去，传播研究的重心将脱离大众传媒自身引发的效果，而转向对中介因素影响的考察，从而使大众传播研究面临被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取代的危险。
（二）有限效果论发现大众传播的效果甚微，从而变相地否定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必要性。效果研究的假定前提是大众传播的力量是强大的，对社会或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于从一开始便饱受实用主义思潮浸润的传播学研究来说，只有大众传播对于社会或个人产生强大影响时，传播效果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效果研究才显得必要。
（三）有限效果论与人们长期以来对媒介效果的看法相矛盾，难以阐释传播现状，进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应该指出的是，到五六十年代，电视媒体的发展势头日渐强劲，并迅速占据了优势媒体的位置。电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家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成天的影像轰炸使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准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有限效果论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从而使自身陷入尴尬之中。
（四）有限效果论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把效果等同于“个人态度改变”，使其内涵缩小了许多，因而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反映传播全貌。毕竟效果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概念，有显在的、潜在的；有对个人的、对社会的；有态度的、认知的、情感的……以任何一种或一个方面的效果取代全部，都难免有些片面。
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有限效果论陷入困境当中。以效果研究为核心的主流传播研究该往何处走，作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效果研究到了选择的关口。
二60年代以来效果研究的转向
自60年代以来，为摆脱传播研究的困境，拓宽研究领域，走出狭窄的有限效果论，效果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
转向之一，由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的效果研究。
在贝雷尔森宣告大众传播研究之死不久，卡茨便撰文予以回击。他认为大众传播研究并没有死，死的仅仅是作为劝服的传播研究。他认为以往研究考虑的核心问题在于“媒介对受众干了些什么”，而研究结果却表明媒介在劝服方面收效甚微，因此他提出要转向受众研究，传播研究的核心要被另一问题所取代：“受众如何处置媒介。”
沿着这一转向思路形成的典型模式是“使用—满足”模式，卡茨在70年代曾试着这样论述该项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引起期望，即大众媒介和其他信源（的期望），它导致媒介披露的不同形式，结果是需求的满足和其他或许大都是无意的结果。⑶该模式旨在从受众需求动机的层面研究效果问题，把媒介由传者意图的实现物，变为受众需求的替代物，从而在受众一极上，把媒介引入到同社会的广泛联系中来，毕竟受众的需求往往来源于社会环境。
其实这种由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的转向，绝非仅仅是对以往效果研究的悖离，也包含着对以往研究的合理承续。有限效果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认识到受众决非被动的靶子，他要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他要受团体规范化观念等中介物的保护，他要受人际传播的影响。而这背后就潜藏着这样一个论断：效果实现需要受众的参与；仅凭传播者一厢情愿是不成的。鲍尔1964年曾写过《顽固的受众》一文，在宣告枪弹论终结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受众中心”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前，戴维森于1959年则提出受众同传者之间存在一种谈判关系（bargain）。⑷沿着这条脉络发展下去，效果研究在面临困境时，转向对受众需求与行为的考虑也是合理的。
同时，该转向也是对当时美国传播界出现的受众分化趋势的一种呼应。60年代以来传播界越来越关注受众可分为哪些层次，哪些因素导致受众的形成，受众有哪些特殊的需求需要满足。杂志、报刊、广播电视的制作者在传播时纷纷把目光投向相应的特殊受众群体，而不再去极力满足大多数乃至所有观众的需求。受众群体不再是同质化，而是分化的，彼此兴趣不同、需求不同的群体。这种趋势，必然要求效果研究加强对受众的关注，从而更加准确地描述受众的状况。
转向之二，从“态度改变”转向从“认知”角度来研究传播效果。
当有限效果论对媒介效果认识与人们的看法相差极大时，研究者们便开始反思继续沿“态度改变”的方向去研究，目标是否正确。人们意识到换个研究角度，从其他方面着手或许会发现不同的结论。
与此同时，心理学领域的变革也波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传播学研究。50年代，认知心理学向一度占据研究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挑战。行为主义强调刺激—反应模式内刺激的强化及伴随的奖惩等因素对行为塑造与态度改变的影响，在这一模式中人被看作是被塑造的对象。而认知心理学则把人看成问题的解决者而非被塑造的客体，它关注的是人们头脑中世界的表象及表象的塑造。心理学领域内这种研究格局的变迁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研究的内部转向。
其实考察传播对受众“认知”影响的研究，早在有限效果论阶段就已开始。比如，二战中，卡尔·霍夫兰曾运用控制实验进行过宣传效果研究，通过放映影片《我们为谁而战》对美国士兵进行宣传，进而考察由此引起的态度改变。研究结果表明，电影放映在改变士兵态度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然而在增强士兵对战争的认识方面却起到很大作用。
效果研究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是“论题设置理论”与“知识沟理论”，前者重在考察媒介赋予事件的重要性程度与人们对该事件重要程度认知之间的关系。麦考姆斯与唐纳德·肖曾认为“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⑸而知识沟理论则讨论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群体因教育、经济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可以说这是效果研究在传播者意图模式下的内部调整。由“态度改变”转向认知效果，毫无疑问，极大开拓了效果研究的空间。
转向之三，由“心理动力模式”转向“文化规范模式”。
德福勒1966年曾提出“媒介不仅直接地作用于个人，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⑹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将要出现，原来的“心理动力模式”将要被“文化规范模式”取代。心理动力模式关注短期的、与个体有关的、直接的效果，总之，“这种效果与一个运动——出于某些动机或为了提供消息的目的利用宣传所作的有意识的或有计划的努力——的观念相关联”。⑺而文化规范理论则关注长期的、无计划的、间接的、集体的而非个体的效果。
这种从社会而非个体的角度来研究传播效果，也与其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詹姆士·卡瑞认为“传播研究的历史决非仅仅是‘研究成果’的历史，决非独立自足的传播过程在经验层和理论层的发展史，它还必须包括不断变动中的其周围环境的历史”。⑻社会环境不仅是传播活动的背景，同时也是传播研究存在的温室。它必然制约大众传播研究课题的提出，并进而影响效果研究的目标与取向。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动荡的年代”，在经济保持繁荣的同时，一系列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并逐渐显露出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校园反叛运动、反战运动……，美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动荡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进而增强了人们心理上由于不稳定而造成的恐惧感。人们纷纷诉诸媒介来了解整个社会，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空前的加强。媒介也以其敏锐的嗅觉与巨大的影响力，竞相卷入到这一系列运动中。“60年代末期，越战，国内政治冲突，通货膨胀等一次又一次合谋把整个社会结构基本上暴露了出来，而这一切又给传媒以可乘之机，使其无孔不入”。⑼传播与社会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效果研究从重个人的狭窄圈子中走出，进而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思考传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势之所至。传播研究也具有社会性，也不可避免地受社会气候的规约，如果无视社会的变迁，则传播学研究将会成为空瓶一个。
考察传播的长期社会效果，向来是传播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早在有限效果论阶段，研究者就对这一领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传播功能的定性分析之中，毕竟媒介功能是对媒介所能产生影响潜力的粗略估价，通过分析媒介功能可以预测媒介的潜在效果。拉斯韦尔、默顿的“媒介四功能说”，从环境守望、社会整合、文化传递、娱乐4个方面论述了媒介的社会功用，并客观地将功能分为正面与负面两种。而拉扎斯斐尔德则突出强调媒介的地位授予、传递社会规范、麻醉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尽管人们对媒介的功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当时，从媒介功能的角度来预测媒介效果在社会层面上是强大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由此可见，效果研究由重个人的“心理动力模式”转向“文化规范模式”也有其内在的传承性。
传播效果研究的上述转向，最终导致一种新的效果论的出现：回归强大效果论。1973年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发表了在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回归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效果概念》宣告了这一新的效果理论的诞生。而该理论的典型模式是“沉默的螺旋”。
可以说这种回归强大效果论，实际上是以往研究的综合。以“沉默的螺旋”为例，它着重探讨的是媒介对社会舆论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而产生影响的前提是受众为避免单独持有某种观点和态度而产生的孤立感，从而对媒介及周围环境的意见认知。效果研究转向后受众的、社会的、认知的3个方面的研究取向在这里交汇。“沉默的螺旋”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个人对他自己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看法的理解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⑽该理论认为个人的感受并非该模式中惟一起作用的力量，大众传播媒介的规定和在人际传播中对某人自己观点缺乏明确的支持，就形成了螺旋，该理论不仅体现了转向后传播效果研究思路的综合，同时也是对有限效果论阶段研究成果的继承与超越。例如在有限效果理论研究中有两个因素倍受重视：选择性与人际传播。效果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受众决非被动地接受，而是有选择：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而强大效果论则是以受众的选择性失去效力为前提，媒介被一种观点所控制，从而剥夺了受众接受其他观点的可能；媒介影响的3个特性：积聚性、普遍性、一致性；进一步使受众的选择性逐步被侵蚀掉。一旦选择性丧失，强大效果随即产生。有限效果论的另一重要发现在于人际传播在实现传播意图方面的重要性；“两级传播模式”则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该模式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并非直接作用于受众，而是舆论领袖优先接触媒介，并凭借自身的威信进而影响受众。后来又出现“多级传播模式”对上述模式进行修正，但人际传播在意图实现方面所起的作用已不容低估。“沉默的螺旋”模式中也部分地吸纳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另一力量是某人周围的人们支持的程度”⑾。我们不妨说回归强大效果论是试图借鉴以往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思考如何寻找媒介强大效果并发现实现强效果的条件的理论。效果研究由原来的“魔弹论”（强）到“有限效果论”（弱）又到“回归强大效果论”（强），可以说是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而在由弱到强的过程中，60年代以来效果研究的“三个转向”可以说是搭起了一座桥梁。
媒介效果理论经历了强—弱—强3个阶段，但是否就能说大众传播的效果在这3个阶段里也经历同样强—弱—强的变化呢？大众传媒的效果究竟是弱还是强；是时弱时强，还是某种条件下弱某种条件下强呢？在回顾了媒介效果理论的发展演变之后，我们已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正如麦道（Meadow）1985年曾说过的“经过四十年的探索，我们对媒介效果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Itdepends”⑿。然而事情是否会如此悲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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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效果研究转向”透视大众传播效果
效果研究转向归根到底是研究角度的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研究者对效果的理解产生了变化，从原来由“态度改变”的角度理解效果转向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由原来“以传者为中心”理解效果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由原来重个人的“心理动力模式”角度理解效果转向重社会的“文化规范模式”。这一研究转向在大大丰富对“效果”的认识空间的同时，也给“效果”评价带来极大的困惑。任何一种效果研究都很难抓住效果的全貌，而只能“瞎子摸象式”地抓住其中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终究传播状况的复杂性决定了效果研究的对象难以把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强效果论、有限效果论还是回归强大效果论，都是对效果的一孔之见。在没有具体区分清楚媒介效果的层次的情况下，麦道的那一番感慨也自是难免。
再者，媒介效果是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是随着传媒事业的发展与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决非一个孤立的静止的概念。卡瑞（Carey）曾提出“传播效果问题是历时性的而非共时性的”。⒀他还认为“传播效果争论背后的基本原因是‘社会现实’在这段时期里发生了根本改变。”⒁而返观转向前后的媒介效果理论往往都注重共时性的研究，而忽视历时性的比较，从整个社会历史环境及传媒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媒介效果。国内学者王志兴也指出过主流传播学效果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一根本缺陷。他说：“考察传播的效果，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忽略历史发展的因素；历史环境不同，传播的效果也不同；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即使是正确的结论，也不能证明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⒂
其三，转向前后的媒介效果研究往往都笼统地考察媒介的作用，而没有具体地分析某种媒介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效果，以及在某一时期占据优势的媒体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某一时期主导媒体的力量与其他媒体之间是不同的，不同主导媒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们在分析有限效果论的局限时，也指出过，到60年代随着电视媒体日益占据优势媒体的位置，有限效果论这种建立在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体效果分析基础之上的结论自然会受到挑战。
由于这种孤立、静态的传播研究相互之间各自为战，传媒效果像风一样捉摸不定。
四从转向看效果研究的整合及其可能性
强大效果论—有限效果论—回归强大效果论，效果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形成了对“媒介效果”的种种界定和不同认识。然而，这种种理论之间，有没有整合的可能呢？可不可以形成一个全面地动态地把握“传媒”效果的理论呢？传播学研究界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尝试。
一种尝试是卡茨于1980年提出的，他认为在大众传播中尤为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选择性和人际关系，当这两个因素介入媒介影响之流中时，传播的效果就变弱；若没有二者介入，则会产生强效果。该种整合模式实际上是对以行为主义刺激—反应（S—O—R）模式为核心框架的效果理论的整合，即有限效果论与魔弹论的整合。如果以此作为以往所有效果理论整合的产物，则未免有些不当。有限效果论与魔弹论两种理论的差异就在于有限效果论更注重中介因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选择性、人际关系都可归于中介因素之列。可以说中介因素是媒介效果强弱的因变量。该整合模式的缺陷在于：（一）试图以对转向前效果理论的整合来解释转向前后整个效果研究史中的各种理论，以部分取代整体，而忽视转向前后效果研究呈现出的不同研究思路，因此该种整合的尝试是不成功的。（二）对中介物作用的认识是片面的。该整合理论认为当选择性和人际传播等中介因素介入时，传播效果就会变弱。但实际上中介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单向、负面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利用。有时强效果的达成反而需要中介因素的参与，如“沉默的螺旋”则考虑了选择性、人际传播等的因素。（三）该模式是共时性的效果整合，将效果研究综合在一个静态封闭的结构之中，难以从历时性的角度，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下对传播效果进行历史性把握。
另一种整合的尝试来自鲍尔——罗克希与德弗勒的“大众传播依赖理论”，他们立足于媒介—受众—社会的三角关系来理解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社会的稳定程度，大众媒介行使许多独特的和主要的信息功能的程度，受众的变化等都将影响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依赖。这种整合模式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转向后传播效果理论的整合问题。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1）虽然转向以后的3个研究思路（以受众中心、重认知、重“文化规范模式”）在该整合模式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但是尚难以解释魔弹论、有限效果论中的效果问题，从而无力对整个效果研究进行整合。（2）以依赖程度作为效果衡量的标准，是以媒介接触可以直接实现为前提的。因此往往难以发现并解释那些由媒介引起的间接、潜在效果，况且“依赖”作为一种行为，是受众与媒体关系的一种，以此来界定“效果”也有些不妥。（3）该模式把社会—媒介—受众三者并置于三角关系之中，过度夸大了不同组成部分，特别是媒介体系对社会体系的真正独立性。（4）由于没能注意到效果是随历史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依赖模式没能在历时上对效果研究的全貌进行整合。
以上两种整合的失败，进一步引发了我们的疑问：效果研究到底能不能进行整合。对效果理论的整合，需要如下的条件：首先该整合理论能够大体解释转向前后所有效果研究的结论。其次，该理论要能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的结构框架，在该框架中对“效果”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都要兼顾。
我认为所有效果研究整合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效果研究的转向。有限效果论是40年代到60年代，从个人的态度改变进行研究的成果总结，而60年代以后效果研究则从其他几个思路展开。这样效果研究的不同角度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展开，而没有任何一项能贯穿效果研究的始终，效果研究这种在共时上的片面性，在历时上的不连续性，决定了难以找到一个合理框架把效果研究整合起来。
这种整合的不可能，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任何效果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足整个社会来考察媒介效果；同时对不同的效果论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去寻找一个模式来解决问题。
整合不可能，并不等于媒介的效果是不可知的，相信随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人们会得到媒介效果不同层次的描述，当然这也需要研究各方的共同努力。对以往效果理论的研究，我以为勾勒出研究思路的转向总比单一地去整合更具可行性，也更容易把握全貌。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要想了解什么是哲学就必须去读哲学史。效果研究似乎也适合这句话，要想了解媒介效果是什么，还是先去了解效果研究史。
⑴Communicationtheories,Werner.J.severinwithJames.W.Tankard,LongmanInc.,1988P.254
⑵⑽⑾《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59⑶《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103
⑷Communicationtheories,Werner.J.severinwithJames.W.Tankard,LongmanInc.,1988P.267
⑸《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4
⑹《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2
⑺《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3
⑻⒁MassCommunicationReviewYearbook,D.charlen.Whiteny,SagePubications,1982,P.171
⑼MassCommunicationReviewYearbook,D.charlen.Whiteny,SagePubications,1982,P.172
效管理管理学论文篇13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公众意识、法律和环境标准的改进推动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快速发展。本文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容及其特点,并结合环境管理标准,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理论探讨。 关键词:绿色供应链 管理绩效 指标体系 作为环境保护问题、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等学科的交叉概念,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研究和发展的新领域之一。而如何考核绿色供应链的管理绩效是实施绿色供应链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关于绿色供应链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管理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研究看法。 绿色供应链概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4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制造研究协会(mrc)进行了一项“环境负责制造”研究,于1996年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的概念,旨在综合考虑制造业供应链中的环境影响和资源优化利用,其目的是使整个供应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在管理流程上,绿色供应链改变传统供应链的开环结构,增加了回收环节,实现物料和能量的回收和重用,从而形成物流“闭环”,以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化,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540)this.width=540" vspace=5> 目前,国内外对绿色供应链的研究还比较分散,还没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统一的绿色供应链的概念。一般认为绿色供应链是一种融合环境保护思想的现代管理模式,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产品的原材料获取、设计与制造、销售与运输、使用及回收再利用的整个过程,通过绿色技术与供应链管理手段,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内环境负影响最小、资源与能源利用率最高和供应链系统整体效益最优的目标。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分析 绿色供应链管理建立的是一种跨企业的协作,覆盖了从原材料选择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全部过程。主要包括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的选取、绿色生产、绿色包装和运输、绿色营销以及绿色回收七个环节。其管理体系结构可由图1表示。 540)this.width=540" vspace=5> 目前国内主要观点认为供应链绩效评价是指围绕供应链的目标,对供应链整体各环节(尤其是核心企业)运营状况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营运关系等所进行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分析评价。与传统的供应链相比,绿色供应链对信息共享程度以及流通速率要求更高,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信息共享。供应商、制造商以及执法部门和用户之间的信息数据流动可通过网络支撑,形成双向互动。减少信息的不对称程度,有利于绿色供应链企业提高业绩。 注重绿色水平。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污染,绿色供应链管理更加注重合理利用资源、节约能源、注重废弃物的回收与利用,绿色水平成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 闭环运作。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废料和在运输、仓储、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损坏件及被用户淘汰的产品会经过回收处理以供重复利用,没有终止点。 加强企业合作。绿色供应链强调企业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各种激励与约束措施的有效性也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面向客户需求。供应链的形成、重构要基于一定的市场需求,用户的需求拉动将是绿色供应链中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运作的最主要驱动源。 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要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必将面临一系列决策问题,无考核就不能决策。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容及特征,参考环境管理标准iso14000系列,本文设计出具体的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总指标下,从核心企业业绩水平、供应链管理水平、供应链绿色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核心企业的业绩水平可以反映直接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带给商家的经济效益,也是最终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动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