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技术论文篇1

光纤通信是利用光作为信息载体、以光纤作为传输的通信方式。在光纤通信系统中，作为载波的光波频率比电波的频率高得多，而作为传输介质的光纤又比同轴电缆或导波管的损耗低得多，所以说光纤通信的容量要比微波通信大几十倍。光纤是用玻璃材料构造的，它是电气绝缘体，因而不需要担心接地回路，光纤之间的串绕非常小；光波在光纤中传输，不会因为光信号泄漏而担心传输的信息被人窃听；光纤的芯很细，由多芯组成光缆的直径也很小，所以用光缆作为传输信道，使传输系统所占空间小，解决了地下管道拥挤的问题。

光纤通信在技术功能构成上主要分为：(1)信号的发射；(2)信号的合波；(3)信号的传输和放大；(4)信号的分离；(5)信号的接收。

二、光纤通信技术的特点

(1)频带极宽，通信容量大。光纤比铜线或电缆有大得多的传输带宽，光纤通信系统的于光源的调制特性、调制方式和光纤的色散特性。对于单波长光纤通信系统，由于终端设备的电子瓶颈效应而不能发挥光纤带宽大的优势。通常采用各种复杂技术来增加传输的容量，特别是现在的密集波分复用技术极大地增加了光纤的传输容量。目前，单波长光纤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一般在2.5Gbps到1OGbps。

(2)损耗低，中继距离长。目前，商品石英光纤损耗可低于0～20dB/km，这样的传输损耗比其它任何传输介质的损耗都低；若将来采用非石英系统极低损耗光纤，其理论分析损耗可下降的更低。这意味着通过光纤通信系统可以跨越更大的无中继距离；对于一个长途传输线路，由于中继站数目的减少，系统成本和复杂性可大大降低。

(3)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光纤原材料是由石英制成的绝缘体材料，不易被腐蚀，而且绝缘性好。与之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光波导对电磁干扰的免疫力，它不受自然界的雷电干扰、电离层的变化和太阳黑子活动的干扰，也不受人为释放的电磁干扰，还可用它与高压输电线平行架设或与电力导体复合构成复合光缆。这一点对于强电领域(如电力传输线路和电气化铁道)的通信系统特别有利。由于能免除电磁脉冲效应，光纤传输系还特别适合于军事应用。

(4)无串音干扰，保密性好。在电波传输的过程中，电磁波的泄漏会造成各传输通道的串扰，而容易被窃听，保密性差。光波在光纤中传输，因为光信号被完善地限制在光波导结构中，而任何泄漏的射线都被环绕光纤的不透明包皮所吸收，即使在转弯处，漏出的光波也十分微弱，即使光缆内光纤总数很多，相邻信道也不会出现串音干扰，同时在光缆外面，也无法窃听到光纤中传输的信息。

除以上特点之外，还有光纤径细、重量轻、柔软、易于铺设；光纤的原材料资源丰富，成本低；温度稳定性好、寿命长。由于光纤通信具有以上的独特优点，其不仅可以应用在通信的主干线路中，还可以应用在电力通信控制系统中，进行工业监测、控制，而且在军事领域的用途也越来越为广泛。

三、光纤通信技术在有线电视网络中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光通信产业发展极其迅速，特别是广播电视网、电力通信网、电信干线传输网等的急速扩展，促使光纤光缆用量剧增。广电综合信息网规模的扩大和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全网的管理和维护，设备的故障判定和排除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可以采用SDH＋光纤或ATM＋光纤组成宽带数字传输系统。该传输网可以采用带有保护功能的环网传输系统，链路传输系统或者组成各种形式的复合网络，可以满足各种综合信息传输。对于电视节目的广播，采用的宽带传输系统可以将主站到地方站的所需数字，通道设置成广播方式，同样的电视节目在各地都可以下载，也可以通过网络管理平台控制不同的站下载不同的电视节目。

有线电视网络在全国各地已基本形成，在有线电视网络现有的基础上，比较容易地实现宽带多媒体传输网络，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完全废除现有的有线电视网，而用少量的投资来完善和改造它，满足人们的目前需要。很多地区的CATV已经是光纤传输，到用户端也是同轴电缆进入千万家。但是现在建设的CATV大多是单向传输，上行信号不能在现有的有线电视网中传送。可以通过电信网PSTN中语音通道或数据通道形成上行信号的传送，也可以通过语音接入系统来完成。将电话接到各用户，这样各用户间即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利用广电自己的综合信息网中的宽带传输系统构成广电网中自己的上行信号的传送，组成了双向应用的Internet网。

现在光通信网络的容量虽然已经很大，但还有许多应用能力在闲置，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先导的信息需求也必然不断增长，一定会超过现有网络能力，推动通信网络的继续发展。因此，光纤通信技术在应用需求的推动下，一定不断会有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磊，裴丽.光纤通信的发展现状和未来[J].中国科技信息，2006，(4)

主要技术论文篇2

要在手机上看电视，技术上需要处理好三个环节：信号源、传播途径和接收终端。信号源方面，需要有高压缩比的信源压缩编码标准；传播途径方面，有无线微波和网络传输。为了实现移动接收，需要抗干扰能力强的数字调制和信道处理技术。接收终端方面，必须开发高集成度、体积小、重量轻、耗电小的芯片，以及体积小、高容量的充电电池。

目前，该服务的实现主要有三条途径：

1.利用移动网络实现的方式

目前美国和我国移动运营商推出的手机电视业务主要是依靠现有的移动网络来实现的。中国移动的手机电视业务是基于其GPRS网络，中国联通则是依靠其CDMA网络。不管是GPRS手机还是CDMA手机，都需要在装有操作系统的手机终端（一般是PDA手机等高档产品）上安装相应的播放软件，而相应的电视节目源则由移动通信公司或者通过相应的服务提供商来组织和提供。

2.利用卫星网络实现的方式

利用手机来接收卫星播发的电视节目信号是一个非常新的想法。目前只有韩国在力推手机电视广播（DMB）。这种DMB接收机能提供高质量的图像，使用该接收机模块能使用户同时接收地面无线电视广播和卫星电视广播的信号。

3.手机中安装数字电视接收模块的方式

目前最被看好的手机电视技术方式是通过整合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话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在手机终端上安装微波数字电视接收模块，可以不通过移动通信网络的链路，直接获得数字电视信号。目前，手机数字电视标准只有欧洲的DVB－H和日本的单频段转播标准。

在国内，只有中央电视台和少数的几家移动公司相继推出了手机电视业务。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DVB-H的数字广播网络，他们是通过2.5G或2.75G网络传输技术来播放“手机电视”节目的，即利用中国移动GPRS/EDGE网络或中国联通CDMA网络，通过WAP门户网站为用户提供在线直播或点播的流媒体音视频节目的服务。

以下讨论关于手机电视的传输标准和编码标准：

一、手机电视的传输标准——DVB-HDVB-H（早期为DVB-X）标准全称为DigitalVideoBroadcastingHandheld，它是DVB组织为通过地面数字广播网络向便携/手持终端提供多媒体业务所制定的传输标准。

DVB-H植基于DVB-T，是一种以IP封包（datagrams）来传送资料（主要为数字多媒体资料）的系统。该标准被认为是DVB-T标准的扩展应用，但是和DVB-T相比，DVB-H终端具有更低的功耗，移动接收和抗干扰性能更为优越，因此该标准适用于移动电话、手持计算机等小型便携设备通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络接收信号。事实上，由于DVB-H是一种支持多媒体业务的标准，除了电视业务外它还可以开展电子报纸、电子拍卖、旅游向导、游戏、视频点播和交互等多种综合性业务。总之，DVB-H标准就是依托目前DVB-T传输系统，通过增加一定的附加功能和改进技术使手机等便携设备能够稳定的接收广播电视信号。

为了减低小型手持式设备的功耗，DVB-H采用了一种叫做“时间切片”（time-slicing）的技术，把IP封包在切割成很短的时段（timeslots）内以数据突发DataBurst方式传送。接受器的前端电路（frontend）只有在所选定服务DataBurst的时段才会开启，在这个极短暂的时段之中，资料被高速地接收下来，并可以储存在设备具有的缓冲区内，此缓冲区可以储存下载的内容，也可以直接播放现场直播的资料文件。

1、DVB-H系统结构

DVB-H支持的是手机等小型移动终端设备，是手机数字电视传输的标准。DVB-H是建立在DVB数据广播和DVB-T传输之上的标准，更注重于协议的实现。系统前端由DVB-H封装机和DVB-H调制器构成，DVB-H封装机负责将IP数据封装成MPEG-2系统传输流，DVB-H调制器负责信道编码和调制；系统终端由DVB-H解调器和DVB-H终端构成，DVB-H解调器负责信道解调、解码，DVB-H终端负责相关业务显示、处理。

DVB-H传输系统还具有以下特殊要求：

(1)为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终端周期地关掉一部分接收电路以节省功耗；

(2)能漫游，漫游时仍能非常顺利地接收DVB-H业务；

(3)传输系统能保证在各种移动速率下顺利接收DVB-H业务；

(4)系统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5)系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传输带宽和信道带宽应用。

2、协议层次划分

DVB-H标准将实现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

(1)数据链路层——采用时间分片技术，用于降低平均功耗，便于进行平稳、无缝的业务交换；采用MPE（多协议封装）前向纠错技术，提高移动使用中的C/N门限和多普勒性能，增强抗脉冲干扰能力。

(2)物理层——与DVB-T相比，增加了4k传输模式和深度符号交织等内容。

其它技术特点包括：在传输参数信令(TransmissionParameterSignaling，TPS)比特中增加DVB-H信令，用于提高业务发展速度；蜂窝标识(在TPS中)用于支持移动接收时快速信号扫描和频率交换；增加4k模式以适应移动接收和单频蜂窝网，提高网络设计、规划的灵活性；2k和4k模式进行深度符号交织，进一步提高移动环境和冲击噪声环境下的鲁棒性。

3、关键新技术

(1)功耗：DVB-H要求射频接收和信道解调、解码部分的功耗小于100mW。

(2)网络设计

由于DVB-H终端在网络内移动时接收天线小巧且单一，必须优化设计单频网。为此，DVB-H增加了新的技术模块，主要包括：

①时间分片——基于时分复用的技术，节省接收终端功耗和便于网络交换；

②MPE-FEC——基于RS纠错编码技术，增加额外的前向纠错编码，提高系统的移动和抗脉冲干扰能力；

③4k模式——用于提高网络设计的灵活性；

④DVB-HTPS——为DVB-H专用的传输参数信令，用于提高系统同步和业务访问速度。

下面对时间分片、MPE-FEC、4k模式及DVB-HTPS进行详细的介绍：

①时间分片

时间分片技术是DVB-H中最为重要的新技术模块，采用突发方式传送数据，每个突发时间片传送一个业务，在业务传送时间片内该业务将单独占有全部数据带宽，并指出下一个相同业务时间片产生的时刻，这样手持终端能够在指定的时刻接收选定的业务，在业务空闲时间做节能处理，从而降低总的平均功耗。这期间前端放射机是一直工作的，在相同业务的两个时间片之间将会传送其他业务数据，DVB-H信号就是由许多这样的时间片组成的。从接收机的角度而言，接收到的业务数据并非如传统恒定速率的连续输入方式，数据以离散的方式间隔到达，称之为突发传送，如果解码终端要求数据速率较低但必须是恒定码率，接收机可以对接收到的突发数据先进行缓冲，然后生成速率不变的数据流。它不但能够有效降低手持终端的平均功耗，并且还是实现不同网络间平稳、无缝的业务交换基础。

a、时间分片与功耗

时间分片技术采用突发式传送数据，与传统数据流业务相比具有更高的瞬时速率。为了达到节省功耗的要求，突发带宽一般为固定带宽的10倍左右。例如一个恒定速率为350kbit/s的业务流，它意味着要求一个4Mbit/s左右的突发带宽。突发带宽在固定带宽两倍的情况下功耗就可以节省50%，因此如果带宽为10倍，可以节省90%。

b、时间分片与PSI/SI

DVB-H标准规定PSI/SI(节目特定信息ProgramSpecificInformation，PSI/业务信息ServiceInformation，SI)信息不进行时间分片处理，它们将被分配一个固定带宽进行传送，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使用的PSI/SI信息并不支持时间分片传送，如果进行改动将难以和目前数据表兼容。PSI信息使用4个表来定义码流的结构：节目关联表(ProgramAssociationTable，PAT)、节目映射表(ProgramMapTable，PMT)、网络信息表(NetworkInformationTable，NIT)、条件访问表(ConditionalAccessTable，CAT)。

手持终端在DVB-H系统中需访问SI中的NIT(NetworkInformationTable，NIT网络信息表)、和中间代码INT表。NIT表的目的是提供有关物理网络的信息，其内容是固定的，当手持终端加入到一个新网络中时首先要接收该表，确定网络参数。当在不同的传输流之间切换时，手持终端需读取INT表，除非以后INT表发生了变更，则终端将不再接收INT表，INT表变更信息在PSI的PMT(ProgramMapTable，PMT节目映射表)表中进行标识。PMT表指出了组成节目业务(Service)的各个码流的PID号，并对各路码流进行描述。

由于DVB标准规定PSI信息必须每隔100ms重传一次，如果突发脉冲的业务传送时间比100ms时间长，则手持终端能在接收业务的同时访问所有PSI信息；如果业务传送时间小于100ms，手持终端需在业务接收完毕后继续保持一段工作时间，以确保完成所请求PSI表的接收。

c、时间分片与业务交换

采用时间分片技术使手持终端能在业务传送的空闲周期对相邻的蜂窝进行监视，扫描其他的频率信号、测试信号的强度，但并不中断本业务的接收。当用户进入新的网络时，根据监视结果在空闲周期切换到具有相同业务的不同传输流上，以实现较好的无缝隙业务交换。如果在前端对业务同步精确编排，能够使相同业务及时出现在相邻峰窝的不同时隙上，而用户不会察觉这种变化。

d、时间片和条件接收

DVB-H可采用两种方式实现条件接收，一种是基于IP的条件接收系统（IP-CAS，IP数据广播加密）。所有的CAS（条件接收系统）相关信息都在IP数据中，并可以支持时间分片技术，确保节省功耗。但DVB-H标准不须支持CAS和接收机间的双向传送，IP-CAS的只须支持广播环境。

另一种方式是采用DVB通用加扰算法的条件接受系统（DVB-CAS，电视加密系统），此时在DVB-H系统通中传送CAS信息将面临一些问题。由于DVB-CAS使用电子干扰ECM(ElectronicCounterMeasure）传送解扰密钥，因此ECM不能进行时间分片，另外DVB-CAS还使用管理信息EMM（EMM-EntitlementManagementMessage），用于传送授权管理信息，由于EMM的时间间隔是随机的，终端必须一直工作以确保不会丢失EMM，并且直接使用DVB-CAS将影响网络漫游业务。

为确保解扰工作的进行，接收机必须完成ECM接收，系统通过ECM重复率描述符标识ECM最小重复周期。如果手持终端在开始接收业务数据前至少完成了一个ECM最小周期接收，则至少能收到一个ECM，从而获取解扰密钥。通常解扰密钥的有效时间为10s，为此接收机必须确保在业务数据到达前10s完成解扰密钥接收。

EMM将采用时间片方式传送。首先将EMM封装为IP数据报形式，封装后EMM-IP数据的时间分片方式与其他的IP数据相同，并采用MPE-FEC以减少数据丢失。从接收终端的角度来看，载有EMM的IP数据是一个附加业务，它是必须被接收的，恢复出的EMM-IP数据将被传送到DVB-CAS特定的模块对EMM信息处理。

通过上述方式处理后，DVB-CAS不会对用户漫游造成任何影响。

②MPE-FEC

DVB-H标准在数据链路层为IP数据报增加了RS（Reed-Solomon）纠错编码，作为MPE的前向纠错编码，校验信息将在指定的FEC段中传送，我们称之为MPE-FEC。MPE-FEC的目标是提高移动信道中的C/N、多普勒性能以及抗脉冲干扰能力。

实验证明即使在非常糟糕的接收环境中，适当的使用MPE-FEC仍可以准确无误恢复出IP数据。MPE-FEC的数据开销分配非常灵活，在其它传输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校验开销提高到25%，则MPE-FEC能够使手持终端达到和使用天线分集接收时相同的C/N。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选定一个高配置的传输参数提高传输码率来补偿MPE-FEC的开销，而它将提供比DVB-T（没有MPE-FEC）好得多的性能，例如在高速、单一天线的情况下，采用MPE-FEC的手持终端能够在DVB-T环境下接收8K/16-QAM甚至是8K/64-QAM信号，此外MPE-FEC提供非常好的抗脉冲干扰能力。

③4k模式和深度符号交织

DVB-H标准在DVB-T原有的2K（2048）和8K（8192）模式下增加了4K（4096）模式，通过协调移动接收性能和单频网规模进一步提高网络设计的灵活性。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移动时2K和4K模式的抗脉冲干性能，DVB-H标准特别引入了深度符号交织（in-depthinterleaving）技术。

在DVB-T系统中，2K模式比8K模式提供更好的移动接收性能，但是2K模式的符号周期和保护间隔非常短，使得2K模式仅仅适用于小型单频网。新增加的4K模式符号具有较长的周期和保护间隔，能够建造中型单频网，网络设计者能够更好地进行网络优化，提高频谱效率，虽然这种优化不如8K模式的效率高，但是4K模式比8K模式的符号周期短，能够更频繁的进行信道估计，提供一个比8K更好的移动性能。

总之，4K模式的性能介于2K和8K之间，为覆盖范围、频谱效率和移动接收性能的权衡提供了一个额外的选项。

DVB-H中3种模式关于单频网峰窝规模和移动接收性能的特点可总结如下：

a、8K模式适用于单个发射机和大、中、小型单频网，它的多普勒性能允许进行高速的移动接收。

b、4K模式适用于单个放射机和中、小型单频网，它的多普勒性能允许进行更高速的移动接收。

c、2K模式适用于单个放射机和小型单频网，它的多普勒性能允许进行超高速的移动接收。

在脉冲噪声干扰条件下，由于8K模式的符号周期较长，噪声功率被平均分配到8192个子载波上，因此比2K和4K具有更好的抗干扰性能。DVB-H标准为克服这一缺点，利用8K符号的交织器对2K和4K进行深度符号交织，使二者能够具有接近8K模式的抗脉冲干扰性能。

④DVB-H的传输参数信令TPS

DVB-H的TPS能够为系统提供一个鲁棒、易访问的信令机制，能使接收机更快地发现DVB-H业务。TPS是一个具有良好鲁棒性的信号，即使在低C/N的条件下，解调器仍能快速将其锁定。DVB-H系统使用两个新TPS比特标识时间片和可选的MPE-FEC是否存在，另外用DVB-T中已存在的一些共享比特表示4K模式、符号交织深度和峰窝标识。

DVB-H标准适用于移动通信和多媒体业务，为电视广播做准备，因此视频压缩技术至关重要。传统的视频压缩标准如MPEG-2显然不能满足DVB-H的要求，为此针对DVB-H考查了多种视频压缩格式，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H.264。

二、手机电视的信源压缩编码标准—H.264

H.264是ITU-T视频编码专家组(VCEG)和ISO/IEC活动图像编码专家组(MPEG)的联合视频组(JVT)开发的一个新的数字视频编码标准，它既是ITU-T的H.264，又是ISO/IEC的MPEG-4的第10部分。在技术上，H.264标准中有多个亮点，如：统一的VLC符号编码；高精度、多模式的位移估计；基于4×4块的整数变换；分层的编码语法等。这些技术亮点使得它具备更好的压缩性能，同时也增强了对各种信道的适应能力，采用“网络友好”的结构和语法，有利于对误码和丢包的处理；应用范围较宽，以满足不同速率、不同解析度及不同传输(存储)场合的需求；这些使得H.264算法具有很高的编码效率，它的压缩率比MPEG-2高2～3倍，1Mb/s速率的图像效果接近MPEG-2中DVD的图像质量，同样，H.264码流结构的网络适应性也很强，这增强了它的差错恢复能力，能够很好地适应IP和无线网络应用。是目前手机电视中最为理想的信源压缩编码标准。

1、H.264的技术特点：

(1)H.264就改善图像质量有以下特点

H.2补偿中的块大小可变，最小的亮度补偿块可以小到4×4。

H.264采用了1/4采样精度的运动补偿，大大减少了内插处理的复杂度。

H.264中运动矢量不再限制在已编码参考图像的内部。

H.264中使用了高级图像选择技术，可以用已编过码且保留在缓冲区的图像进行预测。

???H.264消除了参考图像的顺序必须依赖显示图像顺序的这种相关性。

H.264消除了参考图像与图像表示方式的限制，使B帧图像在很多情况下也能作为参考帧预测图像。

H.264采用了加权预测，允许一定的加权补偿预测和偏移，在淡入淡出中可大大的提高编码效率。

H.264改变了在以前的标准中，预测编码图像的“跳过”区不能有运动的限制。对“跳过”区的运动采用推测方法。对双预测的B帧图像，采用高级运动预测方法，称为“直接”运动补偿，进一步改善编码效率。

H.264采用帧内编码的直接空间预测，将编码图像边沿进行外推应用到当前帧内编码图像的预测。

H.264采用了循环去块效应滤波器，此消除基于块的视频编码在图像中存在块效应，改善视频的主观和客观质量。

(2)H.264就善预测方法来改善编码效率有以下特点：

①以前的标准变换的块都是8×8，H.264主要使用4×4块变换，使编码器表示信号局部适应性更好，更适合预测编码，减少“铃”效应。另外图像边界需要小块变换。

②H.264通常使用小块变换，但有些信号包含足够的相关性，要求以大块表示，这就是分级块变换。H.264有两种方式实现。低频色度信号可用8×8，；对帧内编码，可使用特别的编码类型，低频亮度信号可用16×16块。

③所有以前标准使用的变换要求32位运算，H.264C只使用16位运算的短字长变换。

④以前标准反变换和变换之间存在一定容限的误差，每个解码器输出视频信号都不相同，产生小的漂移，最终影响图像的质量，H.264实现了完全匹配。

⑤H.264使用两种熵编码方法，CAVLC（上下文自适应的可变长编码）和CABAC（上下文自适应二进制算术编码），两种都是基于上下文的熵编码技术。

(3)H.264具有强大的纠错功能和各种网络环境操作灵活性，主要特性如下：

①H.264的参数集结构设计了强大、有效的传输头部信息具有较强的抗误码特性，采用了很灵活、特殊的方式，分开处理关键信息，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可靠传送。

②H.264中的每一个语法结构放置在称为NAL网络抽象层的单元中，改变了以前标准中都要采用强制性特定位流接口的情况，能适应不同网络中的视频传输，有较好的网络亲和性。

③在H.264可采用非常灵活的像条大小。

④H.264可以将图像划分为像条组，每个像条可以独立解码。灵活宏块排序（FMO）通过管理图像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抗数据丢失能力。

⑤H.264支持任意的像条排序，每个像条几乎可以独立解码，所以像条可以按任意顺序发送和接收。在实时应用中，可以改善端到端的延时特性。

⑥为提高抗数据丢失的能力，H.264允许编码器发送图像区的冗余表示，当图像区的主表示丢失时仍可以正确解码。

⑦H.264可以根据每个像条语法元素的范畴，将像条语法划分为3部分，分开传送。

下面就H.264的几个重要特性进行详细介绍：

1、帧内预测

对I帧的编码是利用空间相关性而非时间相关性而实现的。以前的标准只利用了一个宏块内部的相关性，而忽视了宏块之间的相关性，所以编码后的数据量较大。为了进一步利用空间相关性，H.264引入了帧内预测以提高压缩效率。简单地说，帧内预测编码就是用周围邻近的象素值来预测当前的象素值，然后对预测误差进行编码。这种预测是基于块的，对于亮度分量，块的大小可以在16×16和4×4之间选择，16×16块有4种预测模式16×16、16×8、8×16和8×8，4×4块有9种预测模式；对于色度分量，预测是对整个8×8块进行的，有4种预测模式。除了DC预测外，其他每种预测模式对应不同方向上的预测。

2、帧间预测

(1)预测时所用块的大小可变

假设基于块的运动模型块内所有象素都做了相同的平移，在运动比较剧烈时或者在运动物体的边缘处，这一假设会与实际出入较大，导致较大的预测误差，这时减小块的大小可以使假设在小的块中依然成立。同时，小的块所造成的块效应相对也小，从而提高预测的效果。

H.264一共采用了7种方式对一个宏块进行分割，每种方式下块的大小和形状都不相同，这就使编码器可以根据图像的内容选择最好的预测模式以提高预测效果。与仅使用16×16块进行预测相比，使用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块可以使码率降低15％以上。

(2)更精细的预测精度

在H.264中，亮度分量的运动矢量使用1/4象素精度。色度分量的运动矢量由亮度运动矢量导出，由于色度分量的分辨率是亮度分量的一半(对4∶2∶0)，所以其运动矢量精度将为1/8。既一个单位的色度分量的运动矢量所代表的位移仅为色度分量取样点间距离的1/8。如此精细的预测精度，比整数精度可使码率降低20％以上。

(3)多参考帧

H.264支持多参考帧预测，即可以有多于一个(最多5个)在当前帧之前的解码帧作为参考帧，产生对当前帧的预测。这适用于视频序列中含有周期性运动的情况。这种技术，可以改善运动估计的性能，提高H.264解码器的错误恢复能力；但它也增加了缓存的容量，加大了编解码器的复杂性。与只使用一个参考帧相比，使用5个参考帧可以使码率降低5～10％。

(4)去块效应滤波器

它的作用是消除经反量化和反变换后重建图像中由于预测误差产生的块效应，即消除块边缘处的象素值跳变，从而改善图像的主观质量，并减小预测误差。H.264中的去块效应滤波器还可以根据图像内容做出判断，只对由于块效应产生的象素值跳变进行平滑，而对图像中物体边缘处的象素值不连续给予保留，以免造成边缘模糊。与以往的去块效应滤波器同的是，经过滤波后的图像将根据需要放在缓存中用于帧间预测，而不是仅仅在输出重建图像时用来改善主观质量。对于帧内预测，使用的是未经过滤波的重建图像。

3、整数变换

H.264对帧内或帧间预测的残差进行DCT编码。为了避免舍入误差造成的编码器和解码器之间不匹配的问题，H.264对DCT的定义做了修改，使得变换仅用整数加减法和移位操作即可实现，这样在不考虑量化影响的情况下，解码端的输出可以准确地恢复编码端的输入。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压缩性能略微下降。此外，该变换是针对4×4块进行的，这也有助于减小块效应。

为了进一步利用图像的空间相关性，在对色度分量的预测残差和16×16帧内预测的预测残差进行上述整数DCT之后，H.264标准还将每个4×4变换系数块中的DC系数组成2×2或4×4大小的块，进一步做哈达玛(Hadamard)变换。

4、熵编码

对于Slice层以上的数据，H.264采用Exp-Golomb码，这是一种没有自适应能力的VLC。而对于Slice层(含)以下的数据，如果是残差，H.264有两种熵编码方式：基于上下文的自适应变长码(CAVLC)和基于上下文的自适应二进制算术编码(CABAC)；如果不是残差，H.264采用Exp-Golomb码或CABAC编码，视编码器的设置而定。

(1)CAVLC

VLC的基本思想就是对出现频率高的符号使用较短的码字，而对出现频率低的符号采用较长的码字。这样可以使得平均码长最小。

在CAVLC中，H.264采用若干VLC码表，不同的码表对应不同的概率模型。编码器能够根据上下文，如周围块的非零系数或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在这些码表中自动地选择，尽可能地与当前数据的概率模型匹配，从而实现上下文自适应的功能。

(2)CABAC

算术编码是一种高效的熵编码方案，其每个符号所对应的码长被认为是分数。由于对每一个符号的编码都与以前编码的结果有关，所以它考虑的是信源符号序列整体的概率特性，而不是单个符号的概率特性，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逼近信源的极限熵，降低码率。

H.264中的CABAC实现了绕开算术编码中无限精度小数的表示问题和对信源符号概率进行估计的问题。在CABAC中，每编码一个二进制符号，编码器就会自动调整对信源概率模型(用一个“状态”来表示)的估计，随后的二进制符号就在这个新的概率模型基础上进行编码。这样的编码器不需要信源统计特性的先验知识，而是在编码过程中自适应地估计。这使得CABAC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获得更好的编码性能—码率降低大约10%。

5、SPSlice

SPSlice的主要目的是用于不同码流的切换，也可用于码流的随机访问、快进/快退和错误恢复。这里指的不同码流，是指在不同比特率限制下对同一信源进行编码所产生的码流。设切换前传输码流中最后一帧为Al，切换后的目标码流第一帧为B2(假设是P帧)，由于B2的参考帧不存在，直接切换显然会导致严重失真，而且这种失真会向后传递。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传输帧内编码的B2，但是一般I帧的数据量很大，这种方法会造成传输码率陡然增大。根据前面的假设，由于是对同一信源进行编码，尽管比特率不同，但切换前后的两帧必然有相当大的相关性，所以编码器可以将Al作为B2的参考帧，对B2进行帧间预测，预测误差就是SPSlice，然后通过传递SPSlice完成码流的切换。与常规P帧不同的是，生成SPSlice所进行的预测是在Al和B2的变换域中进行的。SPSlice要求切换后B2的图像和直接传送目标码流时一样。当然，如果切换的目标是毫不相关的另一码流，SPSlice就不适用了。

6、灵活的宏块排序

灵活的宏块排序(FMO)，是指将一幅图像中的宏块分成几个组，分别独立编码，某一个组中的宏块不一定是在常规扫描顺序下前后连续，而可能是随机地分散在图像中各个不同的位置。这样，在传输时，如果发生错误，某个组中的某些宏块不能正确解码时，解码器仍然可以根据图像的空间相关性，依靠其周围正确译码的象素，对其进行恢复。

H.264的这些特点使得它的应用场合相当广泛，包括可视电话(固定或移动)、实时视频会议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及因特网视频传输、多媒体信息存储等。

三、小结

主要技术论文篇3

驻地网守指网守体系中本地网守下面所带的,位于驻地IP网中的一级特殊网守,它负责呼叫控制(IP终端的地址解析和认证)和计费信息的采集和上报。IP可视电话业务采用网守迂回呼叫方式,由驻地网守负责尸终端呼叫的接入认证、地址解析和信令转接等。驻地网守和IP可视电话终端间采用标准的RAS消息。

呼叫是将IP可视电话终端间的媒体流作转接的设备,它应有对没有经过驻地网守认证的用户流进行丢弃的能力。呼叫应完成驻地网内的媒体流至城域网的转接和释放任务,并实时监测用户终端的状态和网络的资源情况,报告驻地网守。

IP可视电话终端是支持H.323协议的多媒体终端,负责完成语音和图像的编解码等功能;完成媒体流的传送;能够自动识别语音、图像业务;根据网络采用的技术不同支持相关协议;提供用户交互信息和查询;向网管系统上报相关信息;向呼叫上报QoS信息。目前此类终端有可视电话机和电脑终端等形式。

基于SIP的可视电话技术

基于SJP协议构建可视电话的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slP网络中的主要功能实体包括:SIP服务器、用户终端(SIP可视电话)、用户(UA)、AAA服务器、网管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域名服务器和媒体服务器等。该系统以SIP服务器为核心,它完成呼叫控制、呼叫路由、注册管理等功能。

SIP服务器是基于SIP协议的可视电话系统的核心设备,它完成呼叫控制、呼叫路由、用户终端的注册管理、用户终端的接入控制等功能,可以向用户提供多种音频和视频业务。

AAA服务器是完成该系统中认证和计费的重要设备,它管理用户数据信息,对用户的接入进行认证以验证其合法性,同时完成业务的计费。

网管服务器是完成该可视电话系统设备的配置管理、安全管理、性能管理、告警管理等管理功能的设备。

应用服务器负责各种增值业务和智能业务的逻辑产生和管理,并且还提供各种开放的API,为第三方业务的开发提供创作平台。应用服务器是一个独立的组件,与控制层无关,实现了业务与呼叫控制的分离,有利于新业务的引入。

域名服务器用来完成系统中SIP终端或服务器的域名管理和域名解析。

位置服务器用来管理用户的位置信息,或用来完成一定的呼叫路由功能。

媒体服务器是该体系中提供专用媒体资源功能的独立设备,提供基本和增强业务中的媒体处理功能,包括业务音提供、会议、交互式应答(IVR)、通知、高级语音业务等。两种技术的比较分析

基于H.323协议簇的IP电话网络无论是从技术还是标准的角度来说都比较成熟,但是在部署和实施的时候也带来一些问题:协议过程复杂,设备成本高,投资建设成本高,因此也导致了假IP电话(就是用已有的PSTN冒充IP电话)的出现。网关之间一旦获知彼此的路由信息,便可以直接通信,运营商无法收取通话费用,从而滋生了一些非法IP电话经营者。协议扩展性较差,到目前有停止不前的感觉,IP电话从业务开展以来一直是单一的业务形式,就是简单的打电话,而运营商的业务开展需要更丰富的业务形式。

正是面临这些问题使得已铺设的IP电话网络停止不前,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另外由于基于H.323协议簇的IP电话更多考虑的是PSTN用户如何接入IP电话网,随着网络IP化的趋势,用户终端也将尸化,而基于H.323的IP终端因为开发较复杂而成本较高,因此在可视电话的技术选择中,如果没有已有的IP电话网络基础,就可以抛开H.323协议簇,选用一种更加符合发展趋势的技术。目前来看,SIP协议是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原因是SIP协议具有下列优点:

首先SIP协议是基于文本方式的协议,这一点受到大量设备开发厂商的欢迎,因为这种方式便于理解且实现简单。协议考虑了并支持用户的移动性,SIP协议定义了注册服务器、重定向服务器等不同的功能,当用户的位置发生变化时,其位置信息将随时登记到注册服务器,因此网络随时可以找到移动的用户,只要该用户在线。SIP协议采用了HTTP协议CLient—Server的消息处理方式,但这种CIient—Server的关系又不是固定的,其工作方式实际上是对等的,也就是说A向B发送请求消息时,A作为CIlent,而B作为Server,下一次,当B向A发起请求时它们之间的C[1ent—Server关系又相反。SIP消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定位能力,SIP消息头中cal]er@这种域名的标识方式可包含用户号码信息、位置信息、用户名及其归属信息等,这是SlP消息表述方式的一大优点。

SIP协议可与其他很多IETF协议集成向提供各种业务,比如:SDP、RSVP、RTSP、MIME、HTTP等,这使得SIP协议在业务的实现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Forking(分路)的特征,使得SIP协议实现一号通一类的业务非常方便。另外SIP协议的可扩展性较强,该协议自以来根据业务需求和一些特征要求扩展定义了多个新消息,消息扩展时其前后兼容性较好。终端智能化,sIP协议所定义的终端具有一定的智能性,而并不像传统的电话机那样完全是傻的,这是完全符合终端发展趋势的。

总结一下,就是SIP协议本身在消息发送和处理机制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得用SIP协议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一些补充业务,比如各种情况下的呼叫前转、呼叫转接、呼叫保持、Presence、即时消息等业务;再加上SIP协议是基于会话定义的用来建立、修改和终止IP网上的多媒体会话的宗旨,它可以很灵活的与其他多种协议集成,通过集成其他应用层协议,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增值业务,由此可见,SIP协议将使可视电话业务无论在业务个性化方面还是各种业务关联使用方面更具吸引力,就其本质而言,SIP协议与目前最大的IP网一互联网有着密不可分的近亲关系,这就使SIP协议在下一代网络中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基于SIP协议进行构建,但是目前来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或技术难点,这些问题需要在初期的规划和网络部署中做一定的考虑。

1.在保证网络功能无损的情况下大规模网络架构如何部署

尽管SIP协议有诸多的优点,但是如何基于SIP协议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网络,其架构仍不明确,这在中国的电信运营中又是需要现实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地域辽阔,网络部署和构建的覆盖面积大,另一方面,潜在的可视电话用户数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在网络规划时必须在保证网络功能和业务质量无损的前提下考虑大规模的网络架构如何部署的问题。

2.如何穿越NAT和防火墙

现有网络面临着地址空间紧缺的现状,目前支持IPv6的设备非常少,在网络和业务部署的过程中,仍然有大量用户将使用IPv4地址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就必然面对穿越NAT和防火墙的问题,采取何种方式才能高效的穿越NAT和防火墙,又保证业务质量不受影响,这将是近期内需要不断去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3.如何提高网络效率保证业务质量

主要技术论文篇4

1灰霉病

1.1发生特点

番茄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生,以生长中后期发生危害重。主要危害叶片、花和果实,茎杆也能受害。叶、花、果实受害后,病部均可产生浓密的灰色或褐色霉层[1]。

1.2防治措施

1.2.1农业防治。一是清理病残体。收获时清除田间植株残体,并进行深耕,减少翌年初侵染源。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粘附在果实上的花瓣和柱头,切断灰霉病菌侵染的桥梁。在田外集中深埋,可有效减少田间再侵染源,减轻发病程度。二是看天气浇水,小水勤浇,避免大水漫灌和阴天前浇水。浇水一般在晴天上午进行,发病初期适当节水,防止结露。

1.2.2生态防治。即变温管理。早晨太阳刚出来时放风0.5h,排出湿气后闭棚升温。晴天上午当棚温升到33℃,再开始放顶风,31℃以上高温可减缓灰霉孢子的萌发速度,推迟产孢,降低产孢量。当棚温降至25℃时,继续放风,使下午棚温保持在20～25℃,棚温降至20℃时,关闭通风口以减缓夜间棚温下降,夜间保持15～17℃[2]。

1.2.3化学防治。一是定植前用药。一般在苗床上(移栽前7～10d)喷洒1次药预防,做到无病苗入棚。二是在蘸花的激素药液中加入防治灰霉病的药剂。在第一穗开花时配制成0.1%的药液,可加入腐霉利或速克灵或异菌脲或多霉威等等;然后在浇催果水前1d主动喷洒1次药。三是喷药预防。用达科宁500倍液、阿米西达1500倍液、适乐时1500倍液、达科宁500倍液交替喷施,每次间隔15d左右。四是治疗防治。发病初期可用万霉灵、适乐时、施佳乐、阿米西达交替喷施,间隔7d喷施1次,视病情连用2～3次。

2青枯病

2.1发生特点

多发生在作物生长中后期,侵害植株的维管束,使茎、根变褐腐烂,切断病茎,用手挤压,有乳浊黏液流出。

2.2防治措施

2.2.1农业防治。一是合理轮作。发病地要尽量避免连作,实施3年以上的轮作,可与瓜类作物进行轮作,但不可与其他茄科、大豆、花生等作物连作,以减少菌源积累,减轻发病程度[3]。二是实施健身栽培。作物生长中后期不宜进行深中耕,以减少伤口。选用抗病品种,适时播种,培育壮苗。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或草木灰或石灰粉,调节土壤酸碱度,改变微生物群落。作物生长中后期根外喷施硼肥,可促进维管束的健壮生长,增强植株抗病性。在多雨季节,应用覆盖顶膜避雨技术,减轻病害发生程度。三是及时拔除病株。当田间出现病株时,要立即拔除,于田外集中销毁,并在发病株及其周围撒施石灰粉消毒。

2.2.2化学防治。定植前可用青枯病拮抗菌浸苗根;在发病初期,用64%杀毒矾可湿性超微粉800倍液,或77%可杀得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农用链霉素4000倍液喷雾,7～10d喷1次,连喷2～3次。

3病毒病

3.1发生特点

番茄病毒病常因多种病毒复合侵染而使症状表现复杂,大致有3种类型:①花叶型。叶片上黄、绿相间或深绿、浅绿相间,有时叶脉透明,严重时叶片皱缩;②畸形型。有蕨叶症状,呈扇形或卷叶形,叶脉间黄化,叶片边缘向上方弯卷,常伴随整个植株矮化、缩顶,有时丛生;③条斑型。可发生在叶、茎、果实上,为茶褐色的斑点或云纹。

3.2防治措施

病毒病是系统侵染性病害,一旦感染,全株发病,目前尚无好的治疗药剂。因此,对病毒病重在预防[4]。

3.2.1农业防治。一是选用抗耐病品种。一般来说,早熟品种较晚熟品种抗病,可选用强丰、苏粉1号、苏粉2号、早丰、西粉1号、西粉2号、苏抗5号、双抗1号等抗耐病品种。二是加强栽培管理。适时早播早定植,发挥避病作用。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施足基肥,定植后要合理肥料运筹,增施磷、钾肥,开花坐果期,可喷施0.1%～0.2%硫酸锌溶液,以增强植株抗病力。

3.2.2化学防治。一是种子消毒。将种子用清水预浸4～5h,再用0.1%高锰酸钾溶液,或10%磷酸三钠溶液浸泡20min,捞出用清水洗净后催芽播种。二是药剂防治。及时诱杀和防治蚜虫、粉虱等传毒媒介。早春大棚通风时,设网通风,防止传毒昆虫随风迁入传毒。大棚内出现蚜虫等害虫时,可用黄板诱杀,并及时用药防治。可选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或48%毒死蜱乳油,或0.5%虫螨立克,或灭色安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天气干旱,蚜虫等害虫大量发生时要连续喷药2～3次,间隔5～7d,达到消灭害虫、控制和减轻病毒病发生的目的。在病毒病发病初期喷施病毒钝化制剂,可选用3.95%病毒必克或20%病毒A,或50%灭菌成,或宁南霉素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5～7d喷1次,连喷2～3次,喷雾时最好与含氮叶面肥混喷,能有效地促进植株转化,减少产量损失,提高品质。

4参考文献

[1]戴景诗.日光温室番茄病害发生特点及防治[J].现代农业科技,2008(23):151.

主要技术论文篇5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主要技术论文篇6

Keywords:HebertMarcuse;theoryoftechnology;essence;traditionofsocial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曹南燕,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舒尔曼E.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张和平.《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晋阳学刊,1997(1):53－58.

主要技术论文篇7

key words:hebert marc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essence;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 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 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 “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舒尔曼 e.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 李小兵,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3］张和平. 《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 晋阳学刊, 1997(1):53－58.

主要技术论文篇8

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1]，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破冰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文化体制改革，经过10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从破冰期进入深水区，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在逐步加大，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办文化转变为管文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的改革也在进行，但由于科技期刊具有专业性强、规模小、编制上隶属于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特点，科技期刊的改革不如公共文化体制改进进展迅速，但改革已然开始，作为科技期刊的一名编辑，我们要拿出改革的勇气去开展工作，让科技期刊的运营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没有隶属单位庇护的前提下，能更好地生存。

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更好生存，不被淘汰，转制改革后的科技期刊有很多工作要做。科技期刊跟公共文化期刊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学术性，把学术性发展好，是科技期刊建设的关键所在。学术论坛是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途径[2]，而研究生是科技期刊作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未来科技期刊作者的主力军，因此，如能将学术论坛与科技期刊联系起来，将对科技期刊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1 科技期刊的特点

《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对科技期刊的定义为：具有固定刊名、刊期、年卷或年月顺序编号，印刷成册、以报道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连续出版物[3]。

1.1 科技期刊的固有特点

1） 技术性和专业性。科技期刊是为某一学科或某一专业服务的技术性、专业性刊物，这种特征与科研人员的专业性阅读需求相适应，比较容易吸引相关专业的读者和作者。

2） 开放性。大部分科技期刊的投稿和阅读对所有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均开放，而非只对某一个单位内部或部分科研人员开放。例如，《工矿自动化》是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主管、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常州自动化研究院主办的国内唯一一份集中报道我国煤矿电气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领域国内外新技术、新成果、新工艺及新动向的专业性技术期刊，属于开放性的科技期刊，超过80%的稿件来源于各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企业和全国高校。

3） 读者群具有专业性和稳定性。科技期刊的读者多为相关专业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相关企业的研发人员和相关专业的高校教授、研究生，这些读者具有浓厚的专业背景，一旦对期刊认可，将会表现出兴趣的持久性和阅读的稳定性。

1.2 科技期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点

1） 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型的经济[4]。竞争就会存在优胜劣汰，就需要优先考虑经济效益，没有效益就无法生存。但科技期刊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展现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担负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建设既要注重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

2） 提高质量是期刊优先发展方向。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必须逐渐提高期刊质量才能保证生存。科技期刊必须具有足够的专业性、更高层次的技术性和广泛的读者群，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良好经营。

3） 经营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的科技期刊多是挂靠在事业单位或科研院所，随着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的改制，科技期刊编辑部的管理和经营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编辑部拥有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在经营模式上，编辑部已不能单单依靠挂靠单位的支助，更多需要自主创收，而创收的前提是期刊要有鲜明的特点和广泛的认可度。

4） 编辑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已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Office工具及各种企业通讯管理系统已被办公室员工所熟知。科技期刊的编辑自动化还不仅限于办公自动化，更多的网络投稿系统、专家审稿系统、编辑办公系统在科技期刊中被应用。以《工矿自动化》 网络编辑系统为例，网络采编系统自动登记稿件信息， 无需编辑再人工登记稿件、填写作者信息、分配稿件编号等，减轻了编辑的工作量。初审稿件可通过网络直接传给专家或主编进行进一步处理，终审结果也可直接通知作者，且稿件的审稿情况可自动记录，一目了然， 便于日后查询。责任编辑可对录用稿件进行在线编辑加工，且该过程中可与作者进行互动交流。另外，系统还与知网版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了功能整合，提供不端文献在线检测功能，点击相关按钮可直接查看稿件的不端文献检测情况。采用该系统后，只要能够上网，编辑即可随时随地办公，突破了办公时间和场所的限制[5]。

2 学术论坛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

当前在高校有多种多样的研究生学术论坛，这些论坛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被师生广泛接受。学术论坛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一个碰撞思想火花、启迪科研灵感、开拓研究视野、探讨技术问题的交流平台，也为科研专家和研究机构展现技术实力、推广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学术论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促进知识交流。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每个人的知识水平都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学习和交流，才能使知识不断扩展。知识的扩展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注重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加强交流是加深对知识理解的有效途径。当两种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并产生新的思考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的才能更深一步。

2） 启迪创新思维。创新是一个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的品质，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创新需要思考、试验与实践，同样需要学术讨论与争论，学术论坛就是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平台。学术论坛中，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畅谈自己的观点，相互交流、辩论，碰撞思想火花，启迪创新思维。

由此可见，学术论坛在学生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科技期刊能定期组织相关专业的学术论坛，不仅会受到高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同时可以大大提高科技期刊在相关专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中的知名度。

3 科技期刊举办学术论坛的举措

3.1 选定参加人员和地点

1） 科技期刊的报道内容和服务范围决定了学术论坛的参加人员应是期刊所报道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高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虽然专业相近，但站的角度不一样，对同一技术成果的观点则不尽相同，组织这些人员在一起讨论交流，对他们各自的技术发展都有益处，必然得到参加者的积极响应。以《工矿自动化》期刊为例，该刊集中报道我国煤矿电气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领域国内外新技术、新成果、新工艺及新动向，就可以组织相关专业的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参加学术论坛，高校主要有煤矿类专业院校、信息工程类相关院校、自动化类相关院校，研究院所主要有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所、煤科院的相关研究所和相关专业的地方研究所，企业主要是指在煤矿信息化、自动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市场认可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

2） 学术论坛地址的选择同样重要，好的地点可以更好烘托学术氛围、增加参加者兴趣、提高学术论坛效果。本着重点针对在校学生的原则，学术论坛地点优先选择高校，既有利于师生参加，也可以借助高校的各个平台宣传科技期刊，如高校图书馆、学校社团等。为了更好地提高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学术论坛的地点也可以选在科技期刊编辑部所在地，这更有利于论坛的组织，同时可以邀请参加者参观编辑部的工作环境，让参加者更好地了解期刊的发展历史，让编辑与作者更好地交流科技论文的写作心得，促进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和谐发展，提高科技期刊的市场认可度。

3.2 学术论坛内容的选择

学术论坛内容的选择需要注意以下两个要点。

1） 主题切合本期刊报道的范围。

学术论坛的主题必须切合本期刊报道的范围，这是一个基本点，否则，对本期刊的建设没有作用。主题可大可小，大的主题可以是一个行业或者一项技术的总体发展趋势，可以请相关专家进行讲解，小的主题可以是一个小的技术突破，可以请相关技术尖端人才进行讲解。科技期刊举办学术论坛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期刊的建设，让更多的相关专业的专家、人才、学生了解本期刊，扩大期刊的知名度，举办学术论坛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根本目的展开。

2） 选定本期刊发表过的高水平论文。

高水平论文是最能代表一个科技期刊整体水平的，如果一个科技期刊没有几篇可以代表本行业最高水平的论文，那科技期刊是没有含金量的。邀请高水平论文的作者作为学术论坛的特邀嘉宾，既可以提高学术论坛的质量，也可以扩大科技期刊的影响力。高水平论文在讨论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参加者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期刊质量的认可，随着论坛的持续开展，要让参加者逐步养成阅读期刊、向期刊投稿、引用期刊论文的习惯。学术论坛对于科技期刊建设的作用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坚持的时间越长，效果会越好。

4 结束语

在当前文化体制深入改革的环境下，该文深入分析了科技期刊的固有特点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殊性，借鉴学术论坛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阐述了通过举办学术论坛促进科技期刊建设的具体举措。学术论坛是高校和学术界经常举行的活动，涉及面广，影响深刻，将其引入科技期刊建设，必将极大推动科技期刊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霍步刚，傅才武.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J].中国软科学，2007（8）：23-34.

[2] 李昌新，李雪芹，卢玲，刘国瑜. 学术论坛：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J].高等农业教育，2012（2）：75-77.

主要技术论文篇9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中国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中国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中国

主要技术论文篇10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主要技术论文篇11

引言

南国农先生在《现代教育技术》2010年第4期上“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系统论述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理念、策略、途径与目标。何克抗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2010年第5、6期连载论文“关于发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深层思考”，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和自主创新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两篇重量级论文向教育技术学界发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即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将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如何完成这一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呢?教育技术研究者能够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笔者认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是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没有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就不会有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所谓的理论自觉是指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意识的自我觉醒，它包括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以及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

教育技术学要成为成熟的学科，甚至成为一流的学科，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不能没有走向科学化的努力。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学科性质上，教育技术学不仅是科学，同时又是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混合体。”然而，无论在学科内部，还是在其他领域的人看来，教育技术学怎么也不像科学，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技术学缺少自己的理论。虽然任何一个学习教育技术的人都说得出诸如建构主义、教育传播学、系统科学之类的理论，但这些并不是教育技术学自身的理论，而是移植过来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教育技术学要成为一门称得上科学的学科，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

可是，国内教育技术学界出现了一种忌谈理论、羞谈理论的怪现象，好像谈理论就是在空想、就是在务虚，就不是在搞教育技术。这种怪现象的蔓延对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来说十分不利。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事实印证了这一点，有人对2001－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硕博论文679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现状是应用和实践谈得多，而理论的东西谈得少。”

实际上，我国的教育技术并不缺乏实践经验，教育技术在推广和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但是我们缺乏的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知道如何运用可以获取的信息、事实和经验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在教育技术领域，几乎每个人都实践着，操作着，却并非每个人都在理论着，思想着。教育技术学作为一种科学形态而存在的真正难题就在于，在这样一个技术日新月异而教育又相对保守的交叉领域里难以制造出一个真正的理论系统。所以，我们有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却很少产生来源于实践却又高于这些实践的理论。是不是因为教育技术理论的贫乏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高难度而导致人们对教育技术理论的偏见呢?

确实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不需要建立理论。“教育技术学特征之二是教育技术学不是为了建立理论的学问体系，而是指向于教育实践，是为了解决教育中的问题而开展设计和评价并提供技术和方法的学问。”问题是，没有系统的理论，如何开展设计和评价呢?用以解决教育中问题的设计和评价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吗?即便是提供技术和方法，仍然需要回答，为何提供这种技术和方法，而不是其它呢?这里面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伽达默尔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就是对实践的超越。”教育技术学是指向教育实践的学问，同样也是反驳教育实践、超越教育实践的学问。而且，只有在反驳和超越实践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指向实践。强调教育技术实践的重要性而忽略教育技术理论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教育技术实践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基础性探索和应用型探索两个层次。”基础性探索主要是出思想、出理论、出观念，它因为不能带来实际效果而受到研究者的冷落，而应用型探索因为能够带来即时的实际效果而受到了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追捧。重视应用型探索肯定是正确的，但忽视基础性探索却是不明智的。教育技术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狭义地解释的功利规范，给科学强加了一种限制，因为它认为只有当科学直接可获利时才是可取的。与这种观点有关的理智上的近视，反对对那些不提供直接成果的基础性研究给予任何注意。”对于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是不是可以把眼光看长远一点呢?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宽容、鼓励的眼光去看待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呢?虽然目前不能看到它们的实际效果，但不能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对教育技术实践带来很大的实际价值。因为“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足的善，而且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为人类的其他利益服务。”看到了这一点，就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了。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一个表现，它解决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地位问题，也是解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还在就教育技术要不要理论研究进行争论，甚至还在排挤、讽刺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学者，那将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不幸，也是教育技术实践和事业发展的不幸。

二　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之所以有那么多不认同教育技术理论，嘲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这与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含糊不清有莫大的关系。几乎每本教育技术的期刊和著作都在说教育技术理论，也确实有不少人说自己是搞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但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的内容有哪些?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台法性仍然是无法牢固确立的。

“理论这个词从严格意义上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那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种假设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理论是从假设或假说开始的，恩格斯有句名言：“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

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教育技术学是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它的发展形式摆脱不了假设或假说。AECT的使命是“通过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技术的应用，来帮助人们更有效、更高效的学习。”这其实就是一个假设，它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能够促进学习。围绕这个假设，国外教育技术界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技术对学习的影响甚微，有的则认为技术对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因此，在西方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有多少是从假设开始呢?又提出了多少假说呢?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假设一验证一理论”的科学研究思路。鉴于此，有人提出，“由于在我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科学实证主义研究只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不得不呼吁研究者要重视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教育技术理论。“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结晶和升华；另一个是任何一种文科理论都有时代的容涵性，都是思想中的时代；第三，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逻辑的展开性，都表现为一个概念系统。”教育技术理论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范式下的理论，它的很多成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是由教育技术的教育属性决定的。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同样具有三个基本向度：一个是历史向度，即教育技术理论应该内在地体现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就是教育技术史；另一个就是教育技术理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能反映每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思潮；最后就是教育技术理论具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和清晰的逻辑理路，教育技术理论是从规范的概念开始的。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尽管“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占研究方法的主流位置”，但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多少体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三个基本向度。人们指责教育技术理论的空泛和混乱，并非无中生有，人们恐怕也不是指责作为人文主义方法的思辨和文献研究法本身，而是研究者在教育技术研究中运用思辨和文献的研究方法确实没有产生多少称得上理论的东西。除了哲学思辨和文献研究等方法之外，随着质性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参与式观察、人种志、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将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面分析了教育技术理论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接下来要回答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由哪些要素组成?我们认为，教育技术理论来自特定的教育技术实践，是在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认知、解释、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以假设、概念或命题的形式表述的，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对教育技术理性认识的成果。教育技术理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它能够揭示教育技术系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能解释教育技术现象和预测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其次，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过程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采用怎样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教育技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它还是一种价值规范，它规定什么样的教育技术是合符理性的、合符伦理的以及符合国情的，它能对教育技术实践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目前，我国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知识构成有了一些研究，比如刘美凤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自身知识由三个方面构成，“发现或创造性地提出把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知识或经验用于解决教和学实践当中的问题的原则、操作程序、方式或方法、技能或技巧以及对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媒体、环境和相应的支持系统)的要求等方面的知识；对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等的知识；基于行动研究的系统方法和形成性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应用模型、实施程序等知识。”但对于教育技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却鲜有涉及，可以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深刻认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二种表现。在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时候，首先要自我询问的是，这些成果是教育技术理论吗?它具备教育技术理论的功能和特点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是从事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而不是什么都往理论研究里装。

三　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

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并不代表理论的完全自觉。因为，这还是认识层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即表现为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自觉追求。为何有人指责教育技术理论是空泛的、是教条的?为何在人们的印象中，教育技术学是没有多少理论可言的?为什么连教育技术学术圈子里的人都很难说出有哪些教育技术理论?为什么教育技术学在其他学科的人看来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归根到底是因为已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像理论，或者说，它们缺乏理论品质。

不可否认，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诸如“主导――主体”教学结构理论、数字化学习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台理论、远程教育理论、还有新技术、新工具(比如博客、物联网技术、web2.0、web3.0等)在教育中的应用理论等成果。而且，每年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技术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教育技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的学术论文。难道能说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具备理论品质吗?当然不能抹杀这些研究的理论贡献，尤其是那些得到公认的教育技术理论成果。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反问，这些研究成果能够编入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中的知识有多少?这些所谓理论当中有多少是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内容，有多少是直接介绍其他学科的理论?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技术支持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型、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研究，但仅仅是构想，而没有实证。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介绍国外学习理论进展、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研究，但只是引进，而没有反思，没有理论的创新。从方法论上看，这些教育技术研究既缺乏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和质性研究，从而产生了一大堆在学科内外的人都看起来不像理论的理论成果。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关于领域、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拿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和教师教育公共必修课《现代教育技术》中关于教育技术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用AECT94定义来作为教育技术的概念。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居然还拿不出一个令大多数人赞同的教育技术定义，仍要搬出AECT的定义作为权威来传播，这难道不反映了中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脆弱吗?

教育技术学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这是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存在的普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产生高品质的教育技术理论。什么样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呢?哲学，只有借助哲学才能解决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的问题。约翰，洛克认为哲学是垃圾搬运工和

科学研究的前奏，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清除混乱。教育技术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澄清概念，为教育技术的科学研究扫除障碍。虽然教育技术哲学无法对一种本质上是实践的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但是，它通过清除消极事物和理论混乱，担任一名老老实实的垃圾搬运工，从而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身兼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罗素指出，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作为形而上学领域开始的。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需要借助教育技术哲学的帮助。

另外，单一的研究视角妨碍高品质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而在教育学中，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技术学更为综合。可以说，教育技术理论是教育学中最复杂的理论。教育技术学关注人的发展，也关注技术的发展，它把研究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使命。所以教育技术学不得不涉及到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自然科学、信息技术等许多学科，教育技术理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注定是多视野的、多方法的。可是，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要么简单移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要么就热衷于技术构造，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教育技术理论不能反映复杂的教育技术实践，不能透视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从而使教育技术理论的说服力、生命力大打折扣。

我们还缺乏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我们说的很多话是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传播学的话语，更可悲的是，我们还把别人的话语当做自己的话语。没有独特的教育技术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独特的教育技术理论。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逻辑、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是教育技术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技术理论更像理论，具有理论的特征、具有理论的气质，否则，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只会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

四　结束语

教育技术理论是提升教育技术学学术品位、学科地位和实践效度的重要指标。要想通过教育技术研究产生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首先要实现理论自觉，即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认识教育技术理论内涵以及追求教育技术理论品质。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心态问题。国内的科学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为了经费去争取课题，为了职称去写论文，把获得物质利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态度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质量。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在直接地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是精神生产，它产生理论，思想和观念，这种生产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表现为物质利益需要)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自觉还包括一种超越物质需要的态度、一种愿意投入激情和热情的心理、一种为了思想、为了理论本身而研究的境界以及一种把理论研究当做志趣、当作快乐源泉的洒脱。

对于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南国农、何克抗、桑新民、祝智庭、李龙、李芒、李艺、杨开城、刘美凤和焦建利等诸位前辈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笔者认为，对前辈们所开创的事业最好的响应，就是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并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本文的出发点是厘清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障碍，切入点是理论自觉，并认为没有理论自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的教育技术理论诞生。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吗?尤其，对于理论自觉的理解是全面的吗?是准确的吗?笔者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力求使思想自觉成为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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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论文篇12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order)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主化问题。

三、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足以确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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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论文篇13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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