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实用13篇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

1.1 论文选题的学术和实用意义

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态势,既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隐患和契机,同时也是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严重不足,这必将导致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抑制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一直是构成我国最终消费的主体,但是其发展已步入正轨,发展潜力有限。因此,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扩大消费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城镇的消费需求,刚起步的消费市场才是未来我国消费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其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庞大的市场规模,也体现于巨大的市场潜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没有离开消费的生产,消费为生产提供最终的动力”。在经济学 GDP 分析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集团消费两部分组成,居民消费又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两类。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民经济基本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居民生活消费选择空间不断加大,消费对生产供给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越来越明显。

消费作为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在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对经济的增长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对经济具有直接与间接拉动作用;从供给方面看,消费能够创造出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从而创造出社会生产力;从均衡性角度看,消费又起着“自动稳压器”的作用,防止国民经济大幅度地波动;从结构方面看,消费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因,可引导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消费结构问题是消费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定时期人民群众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居民的消费结构,不仅仅涉及消费领域的问题,更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还是处于不良运转时期,关键问题之一就是看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进行消费结构的分析研究,对了解居民自身的合理消费、社会消费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平衡市场供给与需求,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杭州市区城镇的情况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自 1995年杭州市以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跨越性的提高,当前正处于从初步小康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特别是消费结构较以往发生很大变化。细致地研究近几年来杭州市居民的结构变化状况,系统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准确把握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指导意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微观方面,可以为企业、商品生产者组织生产、合理决策提供现实参考;宏观方面,可以为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2 论文研究目的,内容和技术路线

① 研究的目的

1)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了解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的特征,寻求影响杭州市区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的因素。

2)通过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分析

3)根据消费变动的原因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合理化结论,为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② 研究的内容

研究是以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为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时期主要是 1995 至 2008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状况。主要研究内容:

1)概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和内涵,消费结构变化及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意义,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运用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特点进行分析,找出消费变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对策建议。

③ 技术路线

1)首先是对消费结构的综述,描述国内外的消费结构的研究,再对消费结构概念和应用的阐述。

2)然后是对杭州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统计数据和家庭消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根据需要选取建立消费函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方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变化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的主要因素。

2)再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方法的一个总结。

3)最后从实证论的角度,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针对主要影响因素给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对策建议,给出政策制度的合理依据。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3.1 国外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西方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较早,17 世纪末,乔治金对曾对工人阶级生活消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当时消费结构被称为“预算分析”或“收支研究”。他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最早提出“消费结构”这一概念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爱德华迪克佩蒂阿格兹收集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资料,并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弗里德里克勒普拉尔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主要是调查每一家庭的生活收支情况,目的为了社会改革服务【1】。 研究消费结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统计学家和工程师恩斯特恩格尔,1857 年他在研究当时欧洲大陆居民几十年的消费数据,特别是居民的食品消费与总消费以及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后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大;反之,一个家庭收入越多,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小【2】。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的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进一步区分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和生产奢侈消费资料这样两个分部类【3】;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把消费品区分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和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4】。这实际上以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结构。恩格斯也曾把消费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揭示了人们的消费结构从低向高发展的历史进程。列宁则更明确地指出过:“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他还概括了需求上升规律,即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较高,工人的工资也较高,满足的需求也就较多【5】。这些都是对消费结构的阐释。当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是在古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消费结构理论、消费水平理论、消费品的供给和分配中的政策和技术问题等等。近现代许多西方学者对消费理论提出了各种假说,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为消费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把家庭作为消费决策的基本单位,分析消费结构。其中,希尔提出“家庭文明”分析,斯梅尔塞等提出家庭消费支出功能分析,威廉威尔斯和乔治古伯尔利用“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体现了消费结构在家庭消费中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恩格尔定律被提出以后,它的适用性得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随着经济学家对消费结构变化的不断研究,按照恩格尔定律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衣着消费支出类似食物消费支出的变化规律,称之为恩格尔定律的引申定律。在研究各国居民生活水平时,经济学者经常使用恩格尔系数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定量研究消费结构的开端。最近几年,消费结构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线性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是用收入水平、价格水平等做解释变量,只能反映总支出和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一些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如地区因素、收入分配因素、预期因素等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无法显现出来。因此,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消费结构,即用 PanelData 方法分解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晨、马蒂尔斯和塞维斯特,该方法在消费结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使消费结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1.3.2 国内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我国对消费结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迅速。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在 1963发表的《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消费构成,一方面是由他们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消费基金的物质构成决定的。”这里的消费构成等同于消费结构。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对此高度重视,消费结构的研究真正活跃起来,对消费结构的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开始进行,从“六五”起到“九五”国家都将消费结构方面的研究列为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83 年由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填补了我国经济科学一个空白,开拓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这部著作中,尹世杰教授专门分章系统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是我国进行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开端。

八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是我国消费结构理论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十几年里相继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消费结构的专著,包括中国社科院杨圣明教授于 1986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山东大学林白鹏教授于 1987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学》和1993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联研究》;尹世杰教授于 1988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和于 2000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这些著作把中国消费结构学的研究推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并且基本构筑起了我国现有消费结构理论体系。杨圣明教授在《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消费结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书中建立了数学模型和对消费结构的预测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林白鹏教授《中国消费结构学》中把消费结构作为一个要素放在社会再生产这个大系统中研究,指出:“消费结构的变化的不同阶段是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消费结构有特殊意义”。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中,林白鹏教授首次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经济要素,产业结构只有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

尹世杰教授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是以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为着眼点,以消费需求为始点,以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消费结构的诸因素为内容,以消费结构合理化为目的,并以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质量为终点,建立了自己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居民消费结构出现的新情况给予了理论指导。他的新著《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更反映了当代消费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创了消费结构研究的新局面。在对现阶段我国消费结构定量的研究和预测方面,江西财经大学的董福荣教授从中国家庭消费结构方面入手;山东大学藏旭恒教授从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关系方面研究,在他所著的《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研究了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和利率价格的关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范剑平研究员以及孙凤研究员分别从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和消费行为数量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使得我国对消费结构学的研究理论系统逐步发展和完善,为推动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3.3 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得到论证,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量文献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均有很大影响但是力度不同的观点。在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方面,国家统计局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居民购买力水平的实证研究,得出“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结论;河北经贸大学课题组经过实证分析,得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刘缉川在《江西农村居民消费研究》一文中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人力资本具有创造作用,消费还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

常欣在《供给与需求结构双向调整》中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由“资源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敖琴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中认为,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消费占了全国居民消费的 70%左右,城镇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城镇居民消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变化将直接引起市场供求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关系到城镇自身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从消费结构与经济持续增长关系的角度,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刘树信《改善山西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考》一文,研究了山西省消费结构改善拉动经济增长,论述了应该如何按照消费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张泽一的《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论述了消费结构是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问题。

黄丽馨的《广西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的实证分析》,在文章的论述中提出了消费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在家庭消费结构方面,高荣升《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特征研究》中对比考察一些典型国家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特点,通过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以实现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余金凤《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指出家庭消费结构是整个消费结构的基础。我国经济要持续保持适度增长和协调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拉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由于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成形,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结构的类型、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指标和途径、消费结构的差异、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以及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等,为我国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章 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

消费结构理论是消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及应用。

2.1 消费结构的基本概念

致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在上海海洋大学度过了近4年难忘日子。在本文完成之际,我要向这几年里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在这即将告别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刻,我由衷地感谢给过我指导和帮助、鼓励和欢乐的师长、朋友和家人。

在校学习期间,我在学习和生活上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宽厚豁达而正直随和的为人风范,令我敬仰,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从治学态度到治学方法,从做学问到做人,都给了我莫大的启迪,让我受益终身。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老师们。四年来,老师们悉心教授了我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郑奕老师,本文从选题、构思、成文都倾注着老师的心血。在此,谨向我尊敬的导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其次,我要感谢陪伴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同学和朋友们。他们不仅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帮助我克服了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个个困难。这些珍贵的情谊我会永远珍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他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给我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的教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他们的关爱让我充满了勇气与信心。

我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老师,朋友和家人支持的结果,在这里我忠心祝愿他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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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与投资拉动,消费不足成了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为此,国家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由于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力量,分析研究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浙江省制定恰当的消费政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意义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和过程,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消费。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费在全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显重要。可以说,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费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家一系列决策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既源于消费,又回归到消费。要使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启动消费需求,就要正确解决“潜在需求很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再生产总是以生产为起点运行的,生产是消费的基础,并为消费提供了对象,决定消费水平。但消费也能反作用于生产,首先它是生产的归宿和目的,它使产品得以最终完成和实现,其次它把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为生产提供生产主体,三是它充当产品的价值、使用价值的鉴定者,四是它为再生产提供动力和投入的导向,从而促进再生产在规模结构和布局上的优化、合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消费增长和扩大,加快经济运行,增加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对此也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6年到2009年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找出可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进行分析和检验,最终得出结论,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几点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

3.理论假设、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根据大量的消费理论文献的借鉴和研究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收入的预期、消费心理、消费偏好、消费惯性、消费者年龄性别及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等。由于消费心理等一些因素是不可度量的,因而本文排除这些不可测量的变量,从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四个可度量的方面来考察其对浙江省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本文以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代表人均消费水平。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参阅,本文选择四个对消费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具体如下:

第一个因素,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得的实际收入。收入和消费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制约消费的基本因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普遍增加,所以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地提高。

第二个因素,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用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除去全省人口数就得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知投资具有乘数的效应,较小的投入可以引起大的资产流动。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体现在对生产的拉动和引发居民消费上。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必然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社会各部门的劳动者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从而消费增加。

第三个因素,消费价格指数指居民支付所购买生活消费品和获得的服务项目的价格。CPI提高,则通货膨胀率提高,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CPI提高,则居民可分配收入减少,恩格尔指数上升,生活水平下降。CPI提高,刺激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第四个因素,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因此这将导致产品的价格的下降,从而促进消费者进行消费支出。

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主要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本文共选取5个变量: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t]);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t]);消费价格指数([x3t]);人均生产力水平([x4t])。通过《浙江省统计年鉴》收集有关数据(1986-2009年),整理后得到所需数据。

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全省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和消费价格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因素做解释变量外,其余的因素都归到随机项中。

4.分析结果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

通过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生产力水平均值大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同时,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大,1986年至2009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都在稳定增长。

4.2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R2=0.998,模型整体拟合较好,则模型系数不全为0。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系数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5%水平内也显著不为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但人均生产力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不符,且以人均生产力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做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357,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因此本次回归中人均生产力水平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

4.3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

从表2可以看出各系数的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远大于10,因此认为各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且对各变量间做pearson相关系数,得表3。

表3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N = 24)

[\&1\&2\&3\&4\&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0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7\&1.00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976\&.987\&1.00\&\&\&消费价格指数\&.878\&.848\&.760\&1.000\&\&人均生产力水平\&.986\&.995\&.994\&.800\&1.000\&]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关系数最大,因此根据经济理论与统计检验,收入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选出最优简单回归方程为[yt=f(x1t)],

5.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都是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对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从实际情况来说,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是消费的来源及基础,只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才会去消费,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该部分消费的制约,因为剩余的可支配收入越多时,由其而带动的引致消费就会越高,引致消费对消费水平的贡献较大,所以消费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

为了使我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人们的消费。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的增加。这样才能使我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从上面分析可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增加人们的消费。

第一,要着力增加居民收入。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作为重点和中长期目标加发确立;逐年提高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总分配中的比例,使居民收入保持一个合理的、较快的增长速度,使其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努力增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重视对有发展前景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大力扶持,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覆盖现更广、更规范、更透明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当前,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保证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款项足额到位,及时发放,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居民消费预期的负面影响。

第三,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这里的信贷不仅包括耐用消费品及住房方面,还指居民对子女教育信贷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居民对本期收入的严重依赖性。

第四,拓宽消费领域、发展消费热点、开辟新的消费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涌现出大量的新的消费热点,比如旅游、住房、汽车等。当然上述的消费品必然要有政府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推进城市住房、用车信贷的制度。还要调整在短缺时期与消费一般水平内限制性消费措施,如高消费税等,调整社会的消费水平偏离度。

第五,强化舆论引导。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引导合理消费。传统观念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倾向,间接导致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消费不足,倡导科学消费、文明消费、适度消费。可以从舆论引导和典型示范两个方面入手。要坚持“适度超前消费”的舆论导向。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实际效果。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者教育。消费者教育是指对广大消费者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有关消费知识和技能,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教育,不仅可以直接增长消费者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培养消费者形成各种必要的消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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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3

关于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过研究研究。在理论上,早期的西方主流经济增长模型曾经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比如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及新增长模型等。有学者针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如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曾指出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各国经济增长的六个阶段中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向前迈进,消费的水平不断提高,质量不断改进。钱纳里等人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同水平时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

从凯恩斯开始,消费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寻找准确描述消费者行为的消费函数形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西方主要消费函数理论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LC-PIH理论、现代社会的消费理论等。

随着城镇农民问题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居民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获得了不少的成果。如Raghbendra Jha(2006)对印度14个主要地区的城镇消费增长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印度农民的消费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1]赵卫亚(1999)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模式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到注重质量提高上来,消费结构中用品和服务型消费指出比例有增大的趋势。[2]王宏伟(2000)利用农民的收入-消费函数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已经不再是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3]张鹏、向家敏(2006)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认为我国农民的消费和收入在这一转变时期不存在特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辽宁的城镇化率近年来一直处于国家平均水平之上,2009年已经超过60%。2009年辽宁的非农人口数为2144.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0.4%。在辽宁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投资的作用最大,而消费的作用不甚突出。在城镇化率很高的今天,城镇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扩大城镇消费需求,对于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辽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辽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这里我们首先通过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以及消费对经济的拉动率两个指标来分析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消费的增长量/GDP的增长量*100%;消费对GDP的拉动=消费对GDP的贡献率*GDP增长率。由此,可以计算出辽宁省2000-2008年的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贡献率与拉动率。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2年开始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这使得从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开始实施之初,辽宁省的经济增长就在总量上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城镇居民消费瓶颈的制约。

(二)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1、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是采用关联分析的方法来作系统分析。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系统,关联度分析事实上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即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

该方法通过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完成对系统内时间序列下有关统计数据列几何关系的比较,求出各行为因子序列与主因子序列的灰色关联度。与主因子序列关联度越大的行为因子序列,其发展方向和速率与主因子序列越接近,与主因子的关系越紧密,对主因子序列的影响程度也越大。

设:母序列为X0= {X0(k),k =1,2,…,n},子序列为Xi= {Xi(k),k =1,2,…,n}其中(i=1,2,…,m)

第1步:初值标准化。

对主因子数据列和行为因子数据列进行初始化处理,使之无量纲化、归一化。将主因子数据列和行为因子数据列中各时刻的数据分别用X0(1)和Xi(1)除之即得。

第2步:求绝对值。

i(k) =|X0(k)-Xi(k) |其中: (i=1,2,…,m;k =1,2,…,n)。

第3步:求关联系数ξi(k)。

计算各行为因子数据列与主因子数据列在各时刻的关联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ξi(k) =Δmin+ρΔmaxΔi(k) +ρΔmax其中,Δmin= miniminkΔi(k);Δmax=maximaxkΔi(k);ρ为分辨系数,取值范围为0~1,一般情况取=0.5。

第4步:求关联度γi。

γi=1n∑ni=1ξi(k)

第5步:排序。

按γi的大小排序,区分其关联程度的大小。γi的值越大,说明其关联的程度越大;反之γi的值越小,则其关联程度越小。

2、实证分析及结果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按照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可分为类,即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

从《辽宁统计年鉴》(2001年-2009年),可以获得辽宁省2000-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支出数据。以城镇居民消费的类为子序列,以辽宁省人均GDP为母序列,可以计算出其关联度。见表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辽宁省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与人均GDP之间的关联度排序为:食品支出>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教育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居住支出>衣着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辽宁省的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显著地特点,主要有:

(1)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波浪状的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呈现震幅很大的波动状态,并且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很小的,并且呈现下降的趋势。

(2)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食品支出在辽宁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0.7%下降到2008年的39%。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20%-30%为相对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按照这一标准,辽宁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进入了富裕阶段。

(3)居住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正常情况下,二者的关联度应该很大,但是辽宁城镇住房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不高,说明住房消费在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中主导作用没有体现,经济的增长对于改善城镇居住条件没有起到直接的刺激作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住房分配制度,限制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育。住房改革后,由于房价的上涨,居民有限的购买力与昂贵的房价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住房消费信贷不完善,使得住房消费的增加逐渐成为少数富裕人群的特征。

(4)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在辽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排在前三位。说明辽宁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紧密的相关性。自从教育产业化政策实施以来,人们对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导致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增强。

(5)医疗保健指出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高。说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医疗价格的不断上升,导致城镇居民对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也不断增加,从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项。

三、促进辽宁城镇居民消费的对策

1、继续增加居民收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将会降低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因此,要在继续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合理调整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对于高收入阶层,应当适当增加税收力度,同时通过二次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使得收入差距缩小,逐渐合理化,从而提高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

2、积极培育消费热点,拓宽消费的领域。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娱乐、旅游、信息交通等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人们对于现代生活业的消费将大幅度增加,因此,加快发展现代生活业,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些消费增长点将带动一个产业链的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建立和完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心理仍然较为保守,储蓄倾向较为明显。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不确定,导致居民规避风险的意识较强。一方面多数城镇居民工作不稳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镇待业人口不断增加,在就业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导致部分居民对于未来预期收入下降。所以我们要继续建立和完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

4、积极扩展和完善城镇消费信贷市场。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联系。完善我省的城镇消费信贷市场,将使一大部分居民的住房消费增加,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的同时,能够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金融部门应该继续推出一些对于首套住房的信贷优惠政策,比如扩大抵押物范围,延长还款年限等,重点在于扩大居民对住房、汽车等的信贷支出,从而带动市场的发展。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居民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通过政策引导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和消费档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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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4

当前,处于后经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数据显示,GDP增速10.3%,高于2009年。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与我们国家的强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推动有直接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刻不容缓。可以预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之路。根据凯恩斯理论消费理论,消费需求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有直接关系,消费需求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线性函数。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越大,消费越高。可见,要想提高消费,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二是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尽量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是由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在本文中,主要分析观察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况。

二、相关理论回顾

1.凯恩斯消费理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其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前消费是当期收入的函数,这里的收入是当期绝对收入水平,故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也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其用公式表示为:,式中表示当期消费,表示收入,b即边际消费倾向,其意义是指收入每增加一单位增加的多少,且b=。a表示的是自发消费,是与收入无关的,则是引致消费,是与收入正相关的。一般来说,0

2.相对收入理论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创立,这一理论因认为消费习惯和消费者周围的消费水平决定消费者的消费。当期消费是相对地被决定的而得名。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长期内,消费与收入保持较为固定的比率,故而长期消费曲线是从原点出发的直线;短期内,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难以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故短期消费曲线是具有正截距的曲线。

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在相当长时期的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开支,以便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从个人一生的时间发展顺序看,一个人年轻时的收入较少,但具有消费的冲动、消费的精力等消费条件,此时的消费会超过收入;进入中年后,收入会逐步增加,收入大于消费,其收入实力既可以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又可以为今后的老年时代进行积累;退休之后步入老年,收入减少,消费又会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考虑到更多的现实因素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该式中,是财富的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的财富的比例,是实际财富,是工作收入的消费倾向即每年消费的工作收入的比例,为年工作收入。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一个结论,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总消费与总储蓄。比如,社会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所占比例大,则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较高、储蓄倾向就较低;中年人比例大,则社会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较低。

显然,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不一样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强调或注重长时期甚至是一生的生活消费,人们对自己一生的消费作出计划,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大满足;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则把一定时期的消费与该时期的可支配收系起来,是短期分析。

4.乘数理论―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意义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考虑三部门的情况,则均衡的国民收入为:

该式中,表示自发消费,表示自发投资,表示政府支出,=MPC为边际消费倾向,表示税率,是政府转移支付,是定量税。以上各个变量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到GDP。和均表示自发的量,一般来说其值比较固定,,和均是宏观调控的可控制变量,只有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可直接调控的外生变量,并且其还会影响其他可控变量。

在上式中,我们定义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然,

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本文中用表示。则:

=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

令M=,有,从数学上看,一定时,越大,越大。同时,和是正相关的,即越大,在一定时,越大。

三、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计算整理了1978年到2008年间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具体结果见表2。在表2中,TC表示最终消费;APC表示最终消费的平均消费倾向;MPC表示最终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C1表示农村居民的消费额,MPC1表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2表示城镇居民的消费额,MPC2表示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3表示政府消费,MPC3表示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

注:本表按照当年价格计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1978―2008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从表2可以看出,最终消费的MPC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下降的幅度突然增大,2002年已经低于0.5。2003年到2008年间,其有降有升。APC大体上也是下降的,不难看出,在0.5水平上左右徘徊。此外,农村居民的MPC1在改革开放之初比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都高,可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和幅度很大,到2009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04,1978-2009年间期间甚至有负值出现。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稳定。从表2也可以看出,GDP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MPC的增长速度,这会严重影响财政政策的效应,阻碍拉动内需。

为了分析,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表示最终消费额,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相互对应的的边际消费倾向。结合表2中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方程的统计检验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学性质,且没有自相关和异方差性。0.49178是TC的边际消费倾向,经济意义是每增加一元的收入中有0.49178元用于消费支出。

从上面分析得知,城镇居民和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较稳定,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90年代后期下降的速度较快,降幅大。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本文建立如上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先观察下面收入―农村居民消费额的散点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存着明显的分界点。在分界点之前,其边际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分界点之后。本文选取1995年作为分界点,1978-1995做一个回归,1996-2008做一个回归。利用表2数据和Eviews软件,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上面三个回归方程都具有良好的统计学性质,均可以通过检验。此外,1978-2009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838,在1978-1996年时为0.16高于0.0838,1996-2009为0.055,低于0.089。可见,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不仅较低,而且下降明显。

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相应的带动最终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研究了101个国家的资料并且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时候,其相应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相比之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然而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水平。

四、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探析

1.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明显。根据凯恩斯理论,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群体。这种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最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

2.传统的消费习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性。由于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农村居民没有超前消费的意识。

3.农村居民要考虑孩子的升学,买房等问题,另外农村居民的养老也是没有保障的,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没有能力去积极消费。

五、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更好的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1.大力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资料表明,对于收入较高的群体,其基本消费趋于饱和,其上升空间较少。但是低收入群体不同,其基本消费不能得到满足,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确保其基本生活消费得到满足,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千方百计的提高农民的预期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心理。拥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消费才可以更加的放心消费。相比之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会出现不敢消费的的情况。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具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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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5

一、研究背景

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规范研究起始于Bailey(1971) [1],在其研究中假定代表性个人效用函数为u=cp+hxcg,其中cp表示居民私人消费,cg表示政府公共消费;h>0表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是替代关系,政府消费增加会挤出私人消费;h

本文尝试从比例效用理论的视角建立一个新的、可计算的宏观消费投资恒等式模型,并推导基于恒等式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关系模型,居民消费与投资关系模型,同时利用系统SUR模型给予实证检验和分析。

任何宏观经济活动都应存在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行为作支撑,因此微观个人行为机制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本文的这一部分尝试将微观层面上的消费者分类消费储蓄比例效用恒等式向宏观经济层面做探索性推广研究,观察宏观经济层面是否存在与微观个人层面相似的运行机制。

微观消费者分类消费储蓄恒等式研究的是个人收入给定前提下的各种类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均衡关系。[19]与其对应,宏观层面上同样存在既定国内生产总值前提下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分配关系。

根据上述检验模型,确立检验标准如下:(1)方程组系数显著;(2)方程整体显著;(3)微小差异项向零值收敛。

(二)数据说明

宏观消费投资恒等式模型中的经济变量都是宏观统计中的常用数据,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C、G、I分别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EX与IM分别为货物出口总额与货物进口总额。所使用的数据区间为1992年至2011年。

(三)检验方法

观察模型中两个方程的误差项可知,两个方程的误差项呈现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的特性,因此应该使用系统估计的SUR方法,同时使用迭代的方法更新系数与加权矩阵,直至收敛。考虑到模型参数可能是随时间变化的,因此将1992年至2011年共20年的区间划分为两个十年分别进行估计。

(四)检验结果

(一)定性分析

G0C0负值零值较小正值较大正值负值挤出挤出挤出挤入零值挤出挤出挤出挤入较小正值挤出挤出挤出挤入较大正值挤入挤入挤入挤出由表3可知,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效应需要视情形而定,即可能存在挤出效应也可能存在挤入效应。当C0与G0有且仅有一个为较大正值时,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其他情形下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都存在挤出效应。

挤入效应以仅有G0为较大正值为例,即政府已经支出的公共消费数额较大,此时新增的政府消费会使得居民消费增加。2012年中国“十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引起居民出行消费明显上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高速公路是政府前期的大额公共支出项目(G0较大),“十一”假期免费通行等价于将应收款项支出给高速公路的使用者(G),其结果是使用高速公路的消费者数量剧增,同时带动了其他居民消费支出(C),从而使得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

挤出效应以G0与C0均为负值为例,G0与C0均为负值意味着该项消费对于政府和居民而言都是必须支出的,即使借贷也必须完成。例如基本的医疗,对居民而言,基本医疗是其当期必须进行的消费支出(C0为负),对政府而言,当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所有居民时,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支出也就成为政府的必要支出(G0为负),此时政府如果增加基本医疗支出(G),将会使得居民的医疗消费相应降低,从而产生挤出效应。

总之,从促进居民消费的角度而言,如果居民现有的消费水平较低(C0为非较大正值),政府消费的方向应该放在周期较长、资本额较大(G0为较大正值)的消费项目上;如果居民现有的消费水平很高(C0为较大正值),政府应该注重培育新兴产业和消费方向(G0为非较大正值)。

(二)定量计算

通过均衡状态下的宏观消费投资恒等式,利用隐函数求导法则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居民消费与投资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显示,投资对居民消费既可以产生挤出效应,也可以产生挤入效应,通常而言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加明显。事实上,居民消费能够随着市场变化相对灵活的调整,而政府消费往往具有刚性,因此当投资增加时,往往不能很快地调整,导致本来应该随投资增加的居民消费反而会有减少的可能,结果是居民的宏观消费投资效用显著偏离最优均衡态,出现效用损失。因此,政府的宏观政策方向如果是刺激投资,就必须压缩自身的消费,使得居民消费与投资同时增长。

八、结论及展望

本文的目标是将比例效用理论的应用由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推广,建立起一个新的、可定量计算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关系模型,和一个新的、可定量计算的居民消费与总投资关系模型。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比例效用理论的视角,将微观层面的消费者分类消费比例效用恒等式向宏观经济层面推广,推导出表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出口与进口关系的宏观消费投资恒等式模型。使用1992年至2011年中国宏观统计数据,通过系统模型SUR方法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宏观消费投资恒等式成立。利用恒等式的实证检验结果测算1992年至2011年中国宏观消费投资效用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宏观消费投资效用水平在20年间呈现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GDP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

(2)对宏观恒等式均衡状态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推导出一个新的、可计算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显示,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既可以产生挤出效应也可以产生挤入效应。已有大型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带动居民消费,新兴领域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也会带动居民消费的增加。利用1992年至2011年间中国宏观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平均边际挤出效应为0.48。

(3)对宏观恒等式均衡状态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推导出一个新的、可计算的居民消费与总投资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显示,总投资对居民消费即可以产生挤出效应也可以产生挤入效应,经济发展初期投资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较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期投资对居民消费挤入效应明显。利用1992年至2011年间中国宏观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总投资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平均边际挤入效应为1.42。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

(1)理论模型部分所建立的宏观消费投资模型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出口与进口均视为综合性财富,未考虑到各变量的分类,有兴趣的研究人员可以将以上各变量进行分类,建立分类消费,分类投资基础上的宏观分类消费投资比例效用恒等式,从而可以分析不同的政府消费类别对不同的居民消费类别的影响,和不同的投资类别对不同的居民消费类别的影响。

(2)实证分析部分未充分考虑参数的时间变化属性,希望有能力的研究者,利用时期变系数模型对宏观消费投资模型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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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首元,孔淑红.比例效用理论及验证——基于1997-2010年面板数据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4):24-32.

[15]王首元,孔淑红.中国农村居民效用测算研究 [J].财经研究,2012(9):4-15.

[16]王首元,孔淑红.中等收入省份城镇居民效用水平的测算与分析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2-15.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6

Key words: rate of income differences;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hort-consump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5-0103-03

0引言

众所周知,要讨论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关系就必须在消费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但现有的消费理论并未给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一般来讲,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后面①。在直觉上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确有影响,该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借鉴于凯恩斯(Keynes,1936)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明,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的假说的理论核心也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而该命题的反对者则更多引用基于莫迪格利亚尼和布拉姆伯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与弗里德曼(Friedman,1957)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形成的标准生命周期理论来反驳。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有一定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解释,然后讨论分析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和适合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最后在基于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1凯恩斯消费理论中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这样写道:“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加以衡量)。”②根据凯恩斯的论断,消费与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如下所示的稳定的函数关系:Ct=χ(Yt),χ′0。

其中C和Y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同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消费函数:Ct=a+bYt。

其中Ct和Yt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a和b是两个常数,a0而0b1,a表示自发性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C),(a/YT+b)则表示平均消费倾向(APC)。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b是递减的:收入Yt越高,则b值越小。可以说这一点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但凯恩斯认为这一关系的存在是先验的人性使然。由于a0、0b1,则a/YT+bb。又由于a是个常数,b是递减的,所以平均消费倾向a/YT+b将随着收入Yt的增加而减小。这表明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消费在其收入中的比重越小,储蓄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而言,如果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即缩小社会居民整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APC)就会越高,社会总消费必然越高;但如果相反,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即社会居民收入差异值接近于1)就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必然产生社会需求不足。

这是当前整个理论界关于收入差异和消费需求关系的讨论中,缩小收入差异有利于提高总消费的最有力的观点。然而,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凯恩斯对消费心理的主观判断上的,缺乏经济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

2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

虽然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已经给出了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性关系这一结论,但他的论述是以先验的人性来说明的,缺乏逻辑性。

在本节中,文章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推理论证。为此,本章首先寻求衡量收入差异的指标,其次是在引用了叶海云(2000)③的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对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加以论证。

2.1 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居民收入差异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度量收入差异的方法有几十种,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其中基尼系数法是经济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收入差异的方法。张平(2000)④在《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一文中对收入差异的衡量采用的是样本中所有研究对象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收入差异拉大、收入增长与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和基尼系数相比,张平采用的最高最低收入比计算比较方便,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差异。本文用以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的是收入差异率δi,即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总体平均收入的比率。如果以yi代表个人收入,以y代表总体居民即期平均收入,则收入差异率表示为δi=(或δi=×100%,本文取δi=),其中yi-代表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可正可负,而则可以反映这种差距的程度。若δi为正则说明个人收入高于总体平均收入,若δi为负则说明个人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收入,δi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个人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程度越大。通过比较发现,个人收入差异率的概念与基尼系数、最高最低收入比不同,它反映的是个人收入对平均收入的偏离程度,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描述个人收入差异,而基尼系数和最高最低收入比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表示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变异系数V= 来衡量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其中表示收入为y的居民数pi占居民总数p的比例。当变异系数Vn=0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小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收入分配比较均衡;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大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收入分配也不均衡。

2.2 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要研究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得到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本文直接引用叶海云(2000)③的短视消费模型,即:C=A+y-R+(1)

其中C表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r表示利率,A0表示其初始流动性资产水平,y0表示现期收入,y1代表下期收入,R*是消费者本期的实际储蓄目标。

下面本文试图将上面所讨论过的用于衡量收入差异的变量(即变异系数Vn)和适合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消费模型结合起来,将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这两个变量放在一个模型中来分析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选用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和变异系数V=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而且将δi代入V可以得到V=,这也是居民个人微观收入差异和整个经济体宏观收入差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分析中国居民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得到:对于消费者i来说,在假定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其本期消费C0i主要取决于其初始资产A0i和下期收入y1i以及储蓄目标R*i,即消费者i的消费行为满足下式:C=A+y-R*i+ (2)

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带入(2)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消费模型:C=××δi++A-R*i+(3)

下面我们来寻找变异系数Vn和总体居民总消费∑C之间的函数关系。由V=,我们可得p•V=δ•p。进一步,我们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每个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都不相等,即p、pi满足pi=1,p=n。那么,nV=δ成立。又由δi=可得:δ=y+-2y•,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来说,求和可得:2yi=y+n-δ,将nV=δ带入上式可得:

2yi=y+n-•nV=y+n1-V

上式中的yi代表消费者i的可支配收入,我们用y0i表示消费者i的本期可支配收入,则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整个经济体而言,他们的本期可支配收入满足:2y0i=y+n1-V(4)

由(2)式我们可得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的总消费:

C=y+A+-R

将(4)式带入上式我们得到如下所示的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函数关系:

C=+•1-V+A+-R(5)

通过对上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V变小,则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其实这一论断还不够精确,因为还存在Vn的值域问题,也就是变异系数Vn的上下界还未确定。所谓上界就是在居民收入最不等的情况下的取值,即一个人占有所有的财富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显然,在无穷总体(即n取∞)时,变异系数Vn的上界为无穷大;在有穷总体的情况下(在这里设总体中有n个样本),变异系数Vn的上界为。所谓下界就是在所有居民收入最平等的情况下的取值,即总体中所有居民平均分配所有财富或收入。很明显,无论考察的总体是有穷整体还是无穷总体,变异系数Vn的下界均为0。综上所述,在数学意义上来讲,在无穷总体的情况下,我们有:0Vn∞;而在有穷总体的情况下,我们有:0Vn。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体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及其他经济学者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经验上也可以证明得到:在变异系数Vn用以衡量一个现实经济体中居民收入差异时,0Vn1是成立的。此时,我们再来分析一下(5)式,如前所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并且通过论证可以证明0Vn1(即0V1)亦成立,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调整整个经济体中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则该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这也是本文所要求证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通过本节对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可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从而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虽然这一结论在先前的经济理论中不止一次被提到,但这些理论大都是通过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寻找解释,而本文主要是将二者结合在一个经济模型中,通过寻找二者之间内在的数学逻辑关系来加以证明解释的。同样,任何一个结论都需要通过检验,下面本文将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并加以分析。

3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与分析

通过第二章的讨论,我们论证了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使上述论证更具可靠性,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下式所表示的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C=+•1-V+A+-R

如前所述,通过对上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的平方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因此如果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即缩小变异系数Vn,则整个经济体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

表1是1991-200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列表。

根据表1中的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我们可以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1991-2000年消费值稍做处理:首先是分别计算出历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值;其次是扣除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值的影响,即将所得到的各消费均值除以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此处虽然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的基年不同,但不影响最后结论)。最终我们得到如下表2所示数据。

如表2所示,经处理后的数据扣除了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的影响,因而在经济学上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数据是全国居民经过多次不同收入再分配而得到的10组不同收入数据。在此,为了便于和变异系数比较,我们还需对表2中的数据加以处理,即将表中数据由城镇居民消费值计算得到的数据除以1000,而由农村居民消费值计算得到的数据除以500。由于每次收入再分配均会影响变异系数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将再次处理得到的数据和根据1991-2000年历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计算得到的变异系数加以比较来说明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将历年变异系数和处理得到的数据结合在一个图表中即得如图1。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比较小时该年份的居民消费值比较高,相反,当变异系数比较大时该年份的消费值比较低。在1991年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为0.205065,经处理后的城镇居民消费值为0.29335;从1992-1996年间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不断变大,而城镇居民消费值基本上是逐渐变小的;在1997年,变异系数再度下降,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值升高;此后,变异系数逐年升到2000年的0.280699,而城镇居民消费值由1997年的280.52下降至275.30。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却不是那么明显。其实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我国农村一直存在农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这主要由于:一是在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居民尚处在解决温饱阶段;二是农民教育、医疗支出大幅增加以及盖房、子女结婚等其他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三是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不好,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消费信贷环境欠佳。这些因素明显降低了农民的消费力。因此,整体而言,不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其消费需求变化均不如城镇居民那么明显。因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的变化没多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上述分析,验证的结果不如直接由理论推导得到的结论明显。考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我们仅仅以全国31个省、市的收入和消费均值来验证,所选的数据虽然具有代表性但缺乏普遍性,因此数据的选取对验证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验证结果与理论的不一致;二是在寻求居民总消费时,我们是将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函数直接加总得到的。虽然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具体的验证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把微观变量加总为宏观变量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即宏观消费函数的函数形式和系数不仅取决于微观消费函数的形式和系数,还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虽然这一点还需更多的理论支持和计量验证,但不可否认,该效应的存在无疑对验证结果增加了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对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确存在负相关性,因此调整我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整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注释:

①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②凯恩斯编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出版社,2002:101.

③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0,(11).

④张平.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J].财贸经济,2000,(8).

参考文献:

[1]臧旭恒等.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3]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疲软之间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0,(11).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

[6]张平.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J].财贸经济,2000,(8).

[7]孙稳存,彭彩霞.中国消费函数的分析与估计[J].经济科学,2002,(6).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7

在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工业和落后农业共同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的消费以及收入差距较大,并呈现出逐渐扩大的发展趋势。

一、理论假设

消费函数作为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个经济函数,开始被运用在国民收入使用动向分析工作之上,用来对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收入水平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帮助政府有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西方经济学家就消费函数问题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包括杜森贝利相对收入理论消费函数、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假设消费函数、弗里德曼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函数等。

其中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理论认为总收入数量决定总消费数量,并将这种关系使用较为稳定的函数来表示。所以,当前消费水平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在这种理论假设分析下,建立其相应的消费函数:

Ct=α+βYt+et

其中Ct表示样本数据t个样本的总消费支持,Yt则表示相对的绝对收入,截距α为自发性消费,α>0,β则为边际消费倾向,0

杜森贝理论则认为消费者行为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特征,所以,消费支出还会受到消费者过去水平、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因素。莫迪利安尼以及弗里德曼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费者预预期的收入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理性特征,消费决策也是多期的,因此,其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的长期效用。这些不同理论构建的模型具有较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自变量要能够配合滞后消费变量,假设模型表示为:

Ct=α+βYt+γCt―i+eν

其中Ct表示样本数据第t个样本的实际消费支出,Yt则表示相关的绝对收入,也就是可用来支配的收入,截距表示自发性消费,β>0,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0

二、城乡居民消费函数模型

通过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开展回归分析能够得到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以及相关的检验结果。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关系数学回归模型,结合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理论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城镇局面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Y和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C之间形成的回归模型表示为:

Ct=243.448+0.744Yt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模型表示为:

Ct=263.527+0.655Yt+0.121Ct-1

从上述两个回归函数结构中不难发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对于人均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显著,模型拟合效果相对明显。

结合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Y和人均消费支出C之间形成的数据关系,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得到的回归模型表示为:

Ct=110.232+0.711Yt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支持水平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模型表示为:

Ct=263.527+0.655Yt+0.121Ct-1

从上述回归函数中可以有效得出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对于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其模型拟合效果相对较好。

通过上述函数方程不难发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当前收入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通过看恩斯模型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我国最近消费状况,长期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从而导致我国现阶段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城镇居民相比较,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相对来说,城镇居民消费比较满足持久收入理论模型,农村居民比较满足相对理论模型。

要想能够进一步缩小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差异,就要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农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含量,保证农民收入能够得以增加;其次,要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消费场所;再者,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不断提升农村消费品位;最后,要能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减少居民消费存在的顾虑。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和对比之后不难发现,收入来源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此,只有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引导城镇居民消费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东,钱明辉,郑永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4,05:75-87.

[2]张东辉,孙华臣.中国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视角的分析[J].经济评论,2010,02:16-23.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建设,逐步由“短缺经济”时代转向“过剩经济”时代,随着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增强。旅游消费行为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国社会、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产物。

二、旅游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旅游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居民消费,从宏观的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旅游消费从属于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需求的一部分,所以,对经济增长具有与一般消费相同的拉动作用。基于此,本文以一般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为基础,结合旅游消费的特点,认为国内旅游消费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消费总量主要从三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作为最终消费的一部分,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拉动作用;二是旅游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导致旅游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诱发旅游业和相关行业增加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旅游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带动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旅游消费结构变动也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消费总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二是旅游消费结构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动,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三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动引发就业结构的变动,使从业人员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人们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国内旅游日益兴盛。本文将从国内旅游人数及旅游消费支出情况、国内游客增长率及旅游消费增长率情况两个方面对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2004-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及旅游消费支出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特殊年份以外,城乡居民国内旅游出游人次、旅游消费支出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从国内游客人数来看,由2004年的1102百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3262百万人次,年均增长12.81%。其中城镇居民游客人数从2004年的459百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2186百万人次,年均增长18.93%;农村居民游客人数由2004年的643百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1076百万人次,年均增长5.86%。从旅游总花费来看,由2004年的4710.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6276.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56.54亿。其中城镇居民旅游总花费从2004年的3359.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0692.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733.36亿;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由2004年的1351.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583.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23.18亿。

(二)2004-2013国内游客增长率及旅游消费增长率情况

国内游客增长率和旅游消费增长率可以根据表1中的数据计算得出,其计算公式如下:

某年国内游客增长率=本年出游人次-上年出游人次上年出游人次×100%(1)

某年旅游消费增长率=本年旅游消费支出-上年旅游消费支出上年旅游消费支出×100%(2)

计算结果见图1、图2所示。

图1 2004-2013年城乡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

图2 2004-2013年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

图1显示了城乡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变化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各年的游客增长率上下波动起伏,有的年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游客增长率相差较大。例如2009年城镇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28.4%,而农村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1.0%,相差近30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58.4%,而农村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8.1%,相差近68个百分点。

图2显示了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各年的旅游消费增长率变动幅度较大,显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11年以前整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以后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从2005年的8.8%上升到2011年的57.5%,然后又从2011年的57.5%下降到2013年的17.1%;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增长率从2005年的20.6%上升到2011年的41.6%,然后又从2011年的41.6%下降到2013年的11.0%。

四、国内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文旅游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得知,国内旅游消费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下来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国内居民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居民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很多衡量指标,而这里将从旅游消费率和旅游消费贡献率这两个指标来进行分析。

1.旅游消费率分析

国内旅游消费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某国家或某地区国内旅游消费支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反映该国家或地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强度,也反映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内旅游消费率=国内旅游消费总支出GDP×100%(3)

例如2008年国内旅游消费率=8749.3316751.7×100%=2.8%,其它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率保持小幅上升态势,波动较小。从2004年的2.9%上升到2013年的4.5%,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

2.旅游消费贡献率分析

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一定时期旅游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量与当期GDP增量的比值。它反映旅游消费需求增量对GDP增量的贡献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内旅游消费贡献率=旅游消费支出增加量GDP增加量×100%(4)

例如2008年国内旅游消费贡献率=8749.3-7770.6316751.7-268019.4×100%=2.0%,其它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2005年的2.3%上升到2013年的6.6%,年平均贡献率为4.45%,即GDP增长的4.45%是由国内旅游消费引起的,但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小。

(二)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消费结构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消费的相关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按照旅游消费资料用途的不同,可以将旅游消费结构划分为吃、住、行、游、购、娱等六个方面的消费需求,而根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程度又可以将其划分为基本旅游消费和非基本旅游消费,并将餐饮、住宿、交通、景区游览归入基本旅游消费,将购物、娱乐及其他服务归入非基本旅游消费。一般而言,非基本旅游消费被看作是衡量一地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越大,比重提高速度越快,消费总量的增加就越快,旅游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越大。

1.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餐饮、交通、购物这三个部分,约占总消费支出的60%左右。其中,基本旅游消费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4年的66.3%上升到2013年的77.7%,交通支出的比重上升比较明显;非基本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从2004年的33.7%下降到2013年的22.3%,其他支出的比重在2010年以后下降较快。说明这10年来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不太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减小。

2.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交通、购物这两个部分,约占总消费支出的50%左右。其中,基本旅游消费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4年的48.8%上升到2013年的71.0%,餐饮支出的比重上升比较明显;非基本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从2004年的51.2%下降到2013年的29.0%,其他支出的比重在2010年以后下降较快。说明这10年来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不太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减小。

城乡比较来看,农村居民非基本消费比重高于城镇居民,这说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结构要高于城镇居民。

五、结论

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研究是旅游学界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定量研究。理论方面,以一般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为基础,结合旅游消费的特点,构建了国内旅游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方面,在全面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现状的基础上,依据理论分析框架,从旅游消费总量和旅游消费结构两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作者单位:1.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2,3.武汉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乙烯维护分公司)

参考文献:

[1] 周文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特征统计研究[J].旅游论坛,2011,4(4):35-42.

[2] 张丽峰,柳彬德.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技术经济,2009,28(5):81-85.

[3] 李一伟,夏林根.国内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结构分析[J].旅游科学,2004,18(2):30-32.

[4] 郑群明.农村居民的旅游态度和出游特征研究[J].旅游科学,2004,18(2):9-14.

[5] 顾雅清.农村居民旅游特征分析及其市场开发策略[J].商业时代,2009,(3):102-103.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9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旨在研究消费行为。消费函数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函数之一,它被广泛地用于分析国民收入的使用动向,研究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从而帮助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实施宏观调控等。消费函数模型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总消费与影响因素,主要是可支配的总收入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是由收入唯一决定的,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这一理论假设,可建立消费函数:,其中,为横截面样本数据中第t(时间序列里是第t期)样本的消费支出,为相应的绝对收入(可支配收入),截距a表示自发性消费,a>0,b为边际消费倾向,0

深人研究和分析长三角的消费函数及其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有助于判断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的取向是否正确、政策效应是否能充分发挥,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消费需求这一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本文即用上述模型对我国长三角近二十五年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的收集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可支配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二十五年上海、江苏省、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下面我们根据这25个统计数据资料,对长三角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研究。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这样得到了用于协整分析的25期数据。

三、长三角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

1.上海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根据消费函数:,其中,为横截面样本数据中第t(时间序列里是第t期)样本的消费支出,为相应的绝对收入(可支配收入),截距a表示自发性消费,a>0,b为边际消费倾向,0

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平均而言,上海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以及从回归方程的残差图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异方差。

用0Ls方法估计回归方程Xt= 0.742650131*Yt+ 251.7862985,可以观察到Xt具有明显上升的趋势。Xt序列的ADF检验如下:

由结果可以认为1992年没有发生结构的变化。

四、结论

我国经济正朝着预期方向快速发展,但消费和收入增长不协调、消费率偏低,势必会影响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消费支出偏低呢?1.高价房透支了居民的未来消费。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房价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来越背离,使越来越多的购房族被迫背上沉重的房贷,抑制了居民正常、健康的投资和消费,透支了居民的未来消费。2.社会保障不完善挤压中低收入阶层即期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我过社会保障形式不容乐观,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偏低,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健全,城镇居民中高收入阶层和中低阶层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拉大,相当多的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稳定,即使收入总额增加,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而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及养老等进行储蓄。3.商业环境不佳限制居民消费潜力释放。近几年,我国市场上消费环境缺乏诚信和竞争无序化等问题日渐凸显,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项统计,欺诈消费者投诉数量明显上升。针对我国市场上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商业欺诈、消费陷阱等现象,信用缺失让市场有序公平竞争机制及资源配置功能失灵,消费者对现实消费的不良感受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即期消费,有钱不想花的心态将限制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进而影响国内总需求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李子奈 潘文卿: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

[3]潘爱民: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5

[4]吴承业:福建省整体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分析和政策建议.东南学术.2005.2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0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消费问题渐渐为国内专家学者所重视。从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消费需求的重点在于影响消费需求因素的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和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如何提高消费需求等方面。尹世杰(2002)论述了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从消费的观念、政策、结构、环境方面阐述了如何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范剑平(2003)提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双拉动型转换。李文星等(2008)实证考察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田青等(2008)利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刘惯超(2010)研究概括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高投资挤占消费论、高储蓄挤占消费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消费论等7种观点。李燕桥和臧旭恒(2011)动态分析了1978-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及居民消费增长率变动产生的作用强度均不大。王勇(2012)认为发展消费金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之一。陈健等(2012)从信贷约束角度探讨了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经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夏杰长(2012)分析认为仅靠投资与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不可持续,必须扩大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洪银兴(2013)认为发展消费经济是解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尤其需要企业的创新,引导和创造消费者,推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消费状态的扩展,消费模式的调整。

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对消费需求问题的研究硕果颇丰,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呼吁增加居民消费的同时,对于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析在已有文献中鲜有提及,系统性论述和相关成果更是少见。但是,随着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高,管控金融体系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就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间接融资规模的实证分析,揭示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关系。其中,运用计量工具进行实证模型数据化研究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部分。期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对当前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当下,控制好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所参考和帮助。

分析方法介绍及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针对所要分析的问题,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取自然对数后的居民消费率(LNHCR)、居民储蓄率(LNHDR)和间接融资规模指标(LNIFR),结合我国1989-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及模型简介

相关性分析方法,通过计算相关系数能精确的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程度的大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通过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回归分析,以估计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避免了经济学先验理论的束缚,在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被使用。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居民消费率(LNHCR)=LN(居民消费支出/GDP),以LNHCR来衡量居民消费需求的水平,该数值越大表明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居民储蓄率(LNHDR)=LN(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GDP),以LNHDR来衡量居民储蓄的状况,其数值越大则居民储蓄水平越高。

间接融资规模(LNIFR)=LN(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年末金额/GDP),以LNIFR作为衡量金融体系风险的指标,LNIFR值越大,银行体系积聚的风险越多,金融体系风险也就越大。

本文搜集我国1989 -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时间跨度共计23年,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由于统计指标呈指数化变化,本文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起到压缩数据、消除异方差等作用,但并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

实证检验与分析

鉴于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实证分析需要,本文利用Eviews7.2软件,对LNHCR和LNHDR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对LNIFR和LNHDR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

(一)居民消费率(LNHCR)和居民储蓄率(LNHDR)相关性分析

为了实证分析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是否存在消费-储蓄的收入支配模式,对LNHCR和LNHDR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LNHCR与LNHDR的相关系数为-0.745633,可以判定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储蓄的居民收入支配模式确实存在。居民储蓄率提高说明居民消费率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下降则说明居民消费率升高了。

(二)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实证检验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LNIFR、LNHDR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虚假回归等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再进行VAR建模及后续相关的检验和分析。本文选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检验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序列LNIFR、LNHDR的ADF值均小于相应的5%临界值,即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间接融资规模(LNIFR)、居民储蓄率(LNHDR)都是平稳序列。

2.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经检验LNIFR与LNHDR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下面来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判定VAR模型平稳性。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3,即建立VAR(3)模型。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平稳性判定。通过AR根的判断,被估计的VAR(3)模型所有单位根都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可以判定VAR(3)模型是平稳的。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在已经判定VAR(3)模型是稳定的前提下,就可以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表明了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冲击效应。 LNIFR在受到LNHDR一个标准差变化的单位正向冲击之后,由开始值为零1年内迅速上升,上升到第2期的最大正效应值(0.025)之后又迅速下降,并在第3期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大负效应值(-0.01)之后逐步上升,在第5期再次上升为正效应,之后小幅变动,但其值始终是大于零的。这说明居民储蓄率(LNHDR)上升,即居民消费率(LNHCR)下降,总体上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率提高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保持相对稳定的正向作用,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累。

图2表明了间接融资规模(LNIFR)对居民储蓄率(LNHDR)的冲击效应。居民储蓄率在受到间接融资规模单位正向冲击之后,前3年由正向效应不断下降并转负,之后持续下降到第5期最大负效应值(-0.032),到第6期保持相对平稳的负值状态,而后开始持续上升,在第9期上升为正值,之后小幅度继续上升。这说明随着金融体系风险积聚,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对居民储蓄率的负面作用较大,但在近期和较长的远期表现出正效应的影响。

方差分解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间接融资规模(LNIFR)标准差从100%-87.4%的绝大部分被自身承载。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影响力第1年为0,之后从第2期到第10期影响力在10.9%-13.1%之间小幅度波动。这表明间接融资规模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期间受到的居民储蓄率影响是稳定的且相对较小的。进一步反映出金融体系风险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较大,居民低消费、高储蓄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表4表明,居民储蓄率(LNHDR)标准差被自身承载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由间接融资规模(LNIFR)承载的比例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受自身影响第1期为82.18%,之后到第3期有微幅上升,随后下降并且到第10期基本稳定在60%以上。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总体不断上升,由期初的17.82%,到第10期为38.01%。这表明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加大,反映了银行体系为了维持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而努力扩大储蓄尤其是积极吸收中长期的定期储蓄,以获得稳定的负债。当然,银行体系的这一行为过程,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也不断集聚着风险,给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带来隐患。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了更进一步发现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LNIFR和LNHDR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格兰杰原因;而间接融资规模(LNIFR)不是居民储蓄率(LNHDR)的格兰杰原因。即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单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下降,能够促使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也就使银行体系积累风险,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同时,在接受LNIFR不是LNHDR的格兰杰原因零假设时,相伴概率为0.1374,这一概率值并不高。其表明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剧,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探究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我国间接融资规模占比很高的重要原因,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大量风险向银行体系积聚,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这些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第二,由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强,消费与储蓄此消彼长,消费-储蓄是居民收入支配主要模式。第三,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一方面居民消费下降、储蓄上升促进了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积聚,在近期和较长远期能使居民储蓄增加、消费下降。第四,从方差分解来看,金融体系风险加大是居民低消费、高储蓄下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银行体系在追求利润加大吸储力度,维持较大间接融资规模聚集较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同时,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第五,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居民消费、居民储蓄与间接融资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消费水平下降、储蓄水平上升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增加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对策建议

基于结论,为了在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1

一、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

(一)总量因素。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C)是可支配收入(Y)的增函数(C=a+bY)。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而在我国,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大大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低于同期GDP增长率。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65%之间。而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反而呈下降趋势;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保持在20%以上增长,但劳动者却无法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享受不到快速发展的福利。

(二)结构因素。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LCH)说明,居民消费既取决于收入,同时也取决于财富。衡量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指标是财富集中度和基尼系数。就财富集中度而言,尽管目前我国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并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7》提供的12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三)预期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IH)消费函数理论表明: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其将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并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的函数(Ct=c・YPt)(Ct为现期消费支出,c为边际消费倾向,YPt为现期持久收入),消费者只有在拥有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或收入来源时,其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施行超前消费。我国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一般都很低,因为其基本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中等收入群体虽有一定购买力,但基于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不得不节制消费;而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收入较少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的确定性,其消费更加谨慎。自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不断下降趋势,目前已降至最低点0.7,居民消费增长明显乏力。

当然,消费的环境因素以及消费传统、消费习惯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其他方面。

二、为什么要转到以消费为主导力量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消费-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于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起飞模型,又称作“罗斯托模型”、“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型,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阶段:起飞阶段。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据其理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我国处于起飞阶段后期,为进一步完成起飞阶段,进而步入成熟阶段,我国的消费水平亟待提高。

(二)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较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资率会逐步趋缓,稳定在23%左右,消费率逐步提升至77%左右,此时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以消费拉动。由于消费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因此是稳定经济的主要力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80%左右,经济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运行就比较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因此,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三、我国经济学家、经济观察者对于我国消费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缩小收入差距。臧旭恒、张继海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收入差距扩大将降低总消费。因此,解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振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胡日东、王卓等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有抑制作用,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支出下降和消费需求断层,并使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罗良文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支出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相当一部分工业品的最终消费无法实现,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孙江明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相关年份的农民收支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更加明显。刘文斌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同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从消费结构上制约总消费的增加。高连水、邓路等则指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与居民消费率低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并构成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个单位,则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约0.6个单位。林江鹏等认为,我国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推动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和农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数百亿元的居民消费支出。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壮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提高农民收入,对刺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二)消费是“短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认为,中国当前主要是结构不平衡,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是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突出结构问题重要性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相对于2003~2007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危机爆发后,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讨论的,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假若中国能够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直接影响就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其结果仍是投资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的7.7%之中,有7.3个百分点是依赖投资拉动的。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净出口对GDP两位数增长的拉动分别为2.5、2.2、2.3和0.8个百分点,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是-3.6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美国减少进口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世界贸易传递的间接影响,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不可低估。

(三)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长期战略。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产能的投资在解决今天内需不足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使未来的产能更加过剩,应该把增加居民消费列为增加内需最终的目标并把它提升为最优先的目标之一。无论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偏冷,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这说明,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比经济周期变动更深刻的原因。因此,把增加居民消费仅仅作为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我们必须制定出长期的增加居民消费的战略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较快增长。

四、对上述经典理论以及观点的评述和结论

从文中所述国外学者的理论观点以及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财富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先决条件。而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切好收入这块“蛋糕”,对于当前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尤为重要。而从我国经济学者观点看来,既有从当前经济环境出发的具体研究,也有从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的考量。而学者们共同认为,对于我国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刻不容缓,也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1]安毅,张青.扩大居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

[2]张海燕.拓展居民消费市场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6.6.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2

消费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之一。在现实生活6中, 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风俗习惯等, 所以出现了多种消费理论。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消费理论有: 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等。

本文基于1978-2008年中国历年城乡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水平、人均全年收入水平、财产收入以及CPI等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城乡差异。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分析采用的样本取自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数据, 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分别反映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 用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全年生活消费支出、人均全年纯收入分别反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用人均存款余额近似替代财产性收入,用城市和农村CPI指数表示物价水平。

三、模型建立及估计

本文要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研究影响消费的因素。对于定性变量,可以引入虚拟变量D(I)。

农村与城市边际消费相同,惯性影响相同,然而,自发消费城市是农村的三倍左右。

模型2较模型1能更好的反应影响消费的因素。首先,可拟优度比较高;其次,惯性消费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也是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著名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是本模型的佐证。

四、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且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 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有扩大趋势。

中国城乡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当期收入和惯性消费(上期消费)。每收入1元,平均消费0.42元,同时上一期消费平均每增加1元对本期消费所带来的惯性影响为0.47元。

中国城市人口自发消费是农村的3倍左右。城市自发消费为129.43元,但农村仅仅为43.75元。(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3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后。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也是莫衷一是。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认为,关于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替代关系,这需要具体分析。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某些种类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诸如交通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其他许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15]胡东书(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从整体上看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是挤入的而不是挤出的。[16]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17]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实际的经济周期(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18]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导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然后对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样本进行估计,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19]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在大多数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申琳和马丹(2007)对1978—2005年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消费倾斜渠道和资源撤销渠道)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我国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消费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费上升,通过资源撤销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费下降;综合来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两种渠道最终导致人均居民消费下降,即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楚尔鸣和鲁旭(2008)通过构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较弱的互补关系。杨子晖等人(2009)通过面板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消费支出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陈创练(2010)所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比如,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将减少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的公共服务(如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学校午餐等)的供给。[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由上我们看到,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总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或把政府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再分别研究这两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石柱鲜等人(2005)等少数几篇文章尝试从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或财政支出分类上分别考察这些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还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正相关;也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财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费。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对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径可能是要改变模型方法选择。

二、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初步分析

笔者认为,从总量上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过于综合,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真实效应。因为我国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资支出,还包括转移支出和民生支出,这些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支出的不同分类上来考察它们分别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0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财政支出项目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5类27个项目调整为22个项目,不再按功能性质分类。1978年到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质划分为5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图2显示的是1978—2006年我国政府的5大类支出分别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国防费占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经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企业和个人承担,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这就导致了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上升较快反映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较快,公部门控制和消费的资源过多。这5大类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经济建设费支出。这类支出是国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它们主要形成物资资本和公共物品,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环境保护等。这类支出在短期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但是在长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经济建设费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税收,并且这类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资源的规模,因此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

在长期,这类支出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交通便捷会促进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费,电力供给有了保障会促进居民购买和消费家用电器。从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通过经济建设费支出来配置资源的规模必须适度,不宜过大,否则会挤占市场和居民消费。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这是国家用于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出版、广电、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这类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资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会及其成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类支出应当会促进居民消费。显而易见,政府投资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设施,必然会促进居民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国防费。这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各种经费支出。国防是一个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业和个人遭受外来侵略和掠夺的保障。因此,国防费支出虽然可能会挤占居民收入和消费,但是一个强大和稳固的国防会大大降低国民生存、发展、生产、消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行政管理费。这是一种社会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开支,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性经费支出。在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员开支的费用约占50%上下。近几年受诟病较多的“三公”经费就是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费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纯粹性消费,这部分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公务员使用公款消费得越多越好,不意味着他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其他支出。这包括政府财政年初预留的预备费,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赠支出,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等等。这类支出很可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或影响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经验研究

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过,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不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本文尝试改变这种经验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来进行研究。1.可加模型简介。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s)是非参数统计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线性模型的推广。与线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未知;函数关系根据数据本身而得到。相比线性模型这更符合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要求。(2)对于因变量的分布没有限制,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与线性模型要求因变量服从某个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为合理。因为因变量是否服从某种分布实际上很难验证。虽然计量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检验服从分布的方法,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往往是检验其不服从某种分布,很难检验出服从某种分布。因为它们的原假设是服从某种分布。不拒绝原假设不等于接受原假设,这是两个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可加模型具有先天优势。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说随着政府支出的变化,它们对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也是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计量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但是这些线性关系是在很强的假设下得到的,而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变量之间关系呈线性关系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是非线性的。因为影响变量的因素很多,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制约,或为了研究的简化和方便,不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很强的假设易于构建模型和得出结论,但是很难符合实际和刻画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2.可加模型应用。(1)数据来源与选取。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数据不可比,所以本文选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1979—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五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们将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①。为了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另外,为了方便,我们作如下记号:x1为经济建设费,x2为社会文教费,x3为国防费,x4为行政管理费,y1为农村居民消费,y2为城镇居民消费。(2)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根据(1.1),政府支出结构与农村消费需求的可加模型为。从图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即这两类支出挤占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③和图④显示这两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减少。从图4可以看出:(1)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但超出这一范围其影响变小。(4)行政管理费支出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④显示这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4)比较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综合起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但国防费支出的影响不同。国防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城镇居民在一定范围内有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符合实际,许多军用设施和军民两用设施位于城镇,农村则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当然,这个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对国防保障带来的安全性的认知程度不同,这种认知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中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评价。为了评价模型,我们引入MSE(均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和MAPE(平均绝对百分误差)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个误差指标都比较小。在应用可加模型时,如果MAPE<10,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就较高,而我们现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见我们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从两个拟合图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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