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论文篇1
任何一个企业，其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上升到文化建设的高度来实施。从目前金融企业加强文化建设的现状看，一般侧重于三个方面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证明是方向是正确的，但内涵要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一是建立具有价值导向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凝聚企业力量，形成共识的重要源泉。主要是通过分析、归纳与提炼，展示企业的发展愿景、文化内核、价值取向与社会责任，凝聚全行员工的思想认识与精气神，形成强大的导向力量。如招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并且在推进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金融文化论文篇2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 工业 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 艺术 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 体育 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 企业 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 旅游 、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 网络 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 金融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 经济 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 企业 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 旅游 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 发展 ，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 中国 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 政治 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 科学 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 农村 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 工业 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温家宝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金融文化论文篇3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 工业 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Www.133229.cOM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 艺术 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 体育 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 企业 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 旅游 、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 网络 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 金融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 经济 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 企业 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 旅游 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 发展 ，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 中国 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 政治 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 科学 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 农村 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 工业 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温家宝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金融文化论文篇4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金融文化论文篇5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ofeconomicanalysis,U.S.InternationalTransactionsAccounts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金融文化论文篇6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是针对金融行业这种特定行业的相关服务而设计建设的，客户通过一定的通讯手段（电话、传真、计算机通讯等）与服务网络中心取得联系并得到身份确认后，即可享受系统所提供的相应金融行业信息服务及有限定范围的账户操作服务，如获取金融行业政策、法规、业务办理通知信息，查询新业务开办方法，客户账户往来查询，查对用户相关社会服务行业收费账单，用户进行限定范围的账户转账和指定收费单位的简单付费，以及其它某些相关行业特别业务操作，等等，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银行服务呼叫中心（BANKSERVICECALLCENTER）。
早在80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并利用电话等通讯手段在各大商业银行为广大储户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当时的通讯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服务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但是，在今天，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计算机领域，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CPU从286、386、486到奔腾处理器，从单处理器到对称、非对称多处理器结构；计算机网络范围已经从小范围的局域网发展到跨区域的广域网、甚至联接全世界的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数据传输从统计时分复用到ATM异步转移模式，数据传输速率已从几百bps发展到最高上几Gbps，几乎是千万倍的提高；计算机处理体系结构从单机方式发展到“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方式以及CLIENT/SERVER的客户/服务器分布式处理模式。所有的技术和产品都以跨代的速度更新和发展。在通讯领域，电话已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X.25分组交换网、DDN数据网以及光纤网已触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卫星通讯、微波传输使得信息可以传送到人类所能想象的任何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已为建立最完美的金融增值服务网络系统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1995年10月，首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为客户提供24小时的服务。接着，北美又出现一体化金融网络机构，商业银行步入电子化新时代。电子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银行竞争力。花旗银行的ATM已能处理150多种交易，从现金存取到共同基金投资，甚至进行股票交易，使客户加深了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的建立，可以使商业银行向全能型发展。在银行高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商业银行率先向全能化发展。对客户而言，全能银行有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的优点，使客户能自由选择最适合其需要的信用工具，特别是小客户，节约了他们与多家机构打交道的成本。这有利于银行吸引更多的客户，实施网络式管理。美国花旗银行发挥总体优势，不断将其在日本市场外的金融创新产品，如有6种货币和黄金等多种选择的共同储蓄账户，介绍给日本客户，稳住了日本市场。目前，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日益为西方商业银行重视。金融工程所承担的是向特定用户提供能满足其需要的服务方案。该方案包括尖端金融产品的设计、证券承销安排、资金的吸收与分流、产品开发与信息处理等。银行招聘一批精通投资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和金融、法律、税务方面的专家，将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向客户提供能满足其要求的、独特的服务方案。这种方案是标准化的投资机会及储蓄、信托方式，配合客户独特需要而组合成的最低成本方案，即“独家顾客”方案。也就是说，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此银行。这是固定客户制，是客户与特定银行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银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客户信息资源，发掘潜在客户，波浪式地发展客户网络，同时也可加深银行与客户的定向信息交流关系。
二、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并高度繁荣的今天，多学科、多领域的整合服务正在满足社会各界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可以使本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盟，利用对方的金融专家和计算机系统，实现客户网络制的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迅猛增加，传统的通讯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数据需要及时、可靠地在各银行间传递，而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就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在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出一种新的数据交换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缩写，意为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方式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为客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每一笔业务的延续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实现了银行为客户提供优质、快速服务的宗旨。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EDI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吸引客户、增加中间业务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和推动着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正是EDI这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沟通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正日益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之一。从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陆续宣布，所有的商户首选交易方式为EDI，不采用EDI的商户将不予或推迟办理，EDI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日后国际化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三、创建银行内部通信网络
西方商业银行管理改革的主导是“以人为中心”观念的确立。人是经营管理的主题，行为科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业管理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在商业银行界突出体现在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银行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银行有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才能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有了高素质的银行管理者，才有高数量的客户群。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银行创建内部网不仅发展了内部通信，加强了上下级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样做起码可以减少组织内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页夹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置入一个具有强大搜索功能的电子通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银行也处于激剧动荡的合并时期。它开发的内部网，名为CHANNELONE，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电子邮件、论坛（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银行规则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库以及工作流系统。很显然，内部网改进了银行内部的通信。SPARBANKEN银行内部网/INTERNET解决方案经理LUSTIG认为，通过改进员工访问信息的条件，将会改进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迄今为止，我们将30-35％的时间用于直接客户服务，其余的时间则用于处理业务部门的任务，”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上述做法，将执行两种任务的时间比改为80:20，即80％的时间用于开展有效的用户服务，用于处理业务部门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20％。”
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各大银行都将要逐步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并且在不断加强其地区性、乃至全国性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各大银行间建设区域性电子联行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的银行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众多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
因此，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后，以及实现区域性电子联行后，银行的业务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众多的公司客户、私人储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稳固保持原有的客户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发展自己、而处于领先的地位？
很显然的一点，就是不断改进服务。只有不断利用现代电子信息通讯管理手段，全面提高银行的专业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银行客户服务，才能争取扩大银行的业务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应完全熔入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浪潮中，并根据自身的特征，利用尖端电子技术不断创新和开发适合自己发展的先进服务手段。我们除了应完全掌握上述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外（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和创立银行内部通信网络），还应结合当今尖端的电子技术及自身的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开发：
1．由于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以及当前的INTERNET银行服务等相继问世，客户实际上是距离银行越来越遥远了。各家银行的服务项目越来越雷同，客户所面对的是同样的电话或ATM，银行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途径越来越少，如何才能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呢？这是全世界商业银行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时，也应首先考虑这一问题。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系统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创建一种环境，银行利用该环境不仅可以向客户交付事务处理功能，而且提供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化信息。我们先运用定向联系，即定向促销，掌握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及客户资金拥有量、投资意向、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比例等，然后通过定向服务包括定向优惠，利用计算机系统建立固定客户制，为顾客提供设计独特的理财方案，使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一家银行。目前，美洲银行、NATIONSBANK、第一银行系统、FLEETFINANCIALGROUP、加拿大皇家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新英格兰银行都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
2.在理论上，越开放的系统，其安全性就越差。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要求既开放，又要绝对安全。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新加坡DBS银行于1998年10月份出台INTERNET银行服务，该银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安全。由于美国禁止输出128位加密技术，DBS银行经过努力寻找到一种替代方案。瑞士CREDITSUISSE银行为了保证无懈可击的安全性，制定了严格的安全参数，可达到如下目的：
保护主机和服务器系统免受外部攻击；
防止内部图谋不轨和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系统；
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公用INTERNET传输时的安全；
保障用户在INTERNET的识别和验证；
保障用户与银行主机之间端对端的透明性；
解除银行客户对保护专用信息问题的担忧。
金融文化论文篇7
我们用各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C）I的发展，用各省域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保费收入的合并值衡量金融体系（FS）的发展，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体系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1）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主要用来检验经济变量的空间集聚状况，如果经济变量的Moran值为正且越接近1则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越表现为空间集聚。从表1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表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全部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中国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从表2各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我们可以看出，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也均为正值，说明中国各省域金融体系同样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2）Moran指数散点图检验Moran指数散点图（见图1和图2）将各省域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分为四个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二象限L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三象限L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第四象限H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其中HH和LL空间关联模式为正的空间相关性，LH和HL空间关联模式为负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空间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也是如此。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HH空间关联模式有12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3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11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集聚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2005年金融体系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7个省域，说明金融体系呈现空间集聚趋势。
2.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LISA分析
我们可进一步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分析不同位置的空间关联模式，检验局部地区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聚状况。由2005年、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和金融支持体系的LISA分析图（见图5至图8）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与金融体系发展形成两个不同的集聚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长三角高值集聚区；另一个是以新疆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青海等省域在内的低值集聚区，从2005年到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空间集聚趋势在加强。我们还可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高值集聚区域一般也是金融体系高值集聚区域，可以初步做出金融体系可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判断，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金融体系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三、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LαKβ，其中Y表示文化产业增加值，L表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K表示文化产业资本投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金融体系规模（金融体系又可分为银行业金融BI和证券业金融S）I，两边取对数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2.度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提出用M2/GD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但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M2/GDP自1990年以来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按常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可能高于美国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选择其他指标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里用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作为金融资产的变量，其与GDP的比值分别代表银行业（B）I和证券业（S）I金融发展水平。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为2005-2011年的年度数据，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产业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2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其中2010、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SPSS软件的估计。3.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一个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员、资本投入，还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还会受到周边地区金融体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的空间集聚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应该引入空间因素。传统OLS模型估计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我们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SLM模型和SEM模型来分析金融体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1）2011年当期模型OLS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11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本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当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5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1.9042822，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11年当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6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0901，说明了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09个百分点；银行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3.5889，说明当期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有显著的支持作用，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3.59个百分点，证券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1.6132，表明证券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11年人员投入、资本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8和0.31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当期模型中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资金投入，而证券业的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2005-2011年跨期模型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05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金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跨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7跨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0.5778529，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05-2011年跨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8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1110，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11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回归系数是1.7264，说明2005年银行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支持作用，2005年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1.72个百分点，证券业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05年证券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难以确定。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05年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6和0.38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跨期模型中银行业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文化产业本身资本投入，而证券业金融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确定。
金融文化论文篇8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金融文化论文篇9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
自2007年8月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并没有放松其花炮文化传播活动，近两年来，宜春中秋时节的月亮文化节上都可以看到万载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别是2008年中秋万载更是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外界极大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成功举办彩天情2008中国·万载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国内外展示万载花炮文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2008年9月16——18日举办的部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花炮文化节，县内150余家花炮企业积极参与，和相关部门一起共接待国内外宾客1600余人，花炮企业和客商广泛签订业务合作合同，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花炮燃放表演活动，例如万载彩天燃放制作有限公司创造的“龙腾盛世彩烟彩龙”吉尼斯记录获得成功，并当场授牌。另外，在宜春新城区举行的闭幕式晚会“万载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国际音乐烟花展演，邀请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熊猫集团等5支燃放队伍参加，气势恢弘、精彩无限，吸引了中外客商和6万多宜春市民现场观看。并举办各种花炮文化论坛，通过相关活动和媒介报道，最大限度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
1．2将万载其它传统文化与万载花炮文化相结合，力求丰富花炮文化内涵。
万载有着深厚的花炮文化历史底蕴，还有源远流长的与花炮相互呼应，而且万载本县及周边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万载利用花炮文化节的契机，很好的结合了万载当地的傩舞文化、有机农业和特产文化、以及红色和绿色旅游文化。
1．3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花炮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万载花炮产业。
一个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开辟。近年来，万载县政府积极协调，为花炮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重点培植大企业和大品牌。在市场开辟方面，简化花炮企业出口通关手续，开辟多个出境通道。内销方面则抓住奥运年国家大事多，喜事多的有利时机，大力开辟花炮市场，实现产销两旺，组团参加各种订货会、展览会，如中国(长沙)烟花爆竹博览会和上海庆典烟花国际博览会，宜春市月亮文化节暨经贸活动周，通过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焰火晚会，高峰论坛等方式，大力宣传万载花炮，让更多的客商了解万载花炮。
1．4利用广告媒体积极宣传万载花炮文化。
2008年，万载开办“国际烟花网万载专栏”和“国际烟花爆竹供应商网站”，通过互联网，大力宣传万载花炮企业，宣传万载花炮文化和产业政策，及时将万载花炮的经营、发展、管理和亮点、信息输送到全世界所有花炮供销商和消费者。另外，花炮文化节期间，万载云集全国各路媒体记者，对万载花炮节的各项活动进行全面报道。
2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的困境
近年来，万载县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在宣传万载花炮文化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但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面对将来的发展，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依旧面临着巨大挑战。
2．1国际金融危机对万载花炮行业发展的影响。
自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对花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上烟花原材料价格涨价、运输受阻、海运成本大幅度升，当前，烟花爆竹产业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新的挑战。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原本花炮平均外向度偏低的万载外贸市场进一步萎缩。由于受众多规模以下企业外向度低的影响，万载烟花爆竹整体外向度依然较低，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万载花炮外向度为22．3％，而浏阳鞭炮整体外向度为65％。
2．2浏阳、上栗、醴陵等其它花炮主产区的激烈竞争。
浏阳早在8年前就通过“文化搭台，工业唱戏”，大力举办“浏阳国际花炮节”向世界推介浏阳市、推介浏阳的烟花。通过政府企业上下联动宣传和积极争取，“全国烟花质监站”、“国际烟花协会”和“烟花爆竹原产地”均落户或确定在浏阳，浏阳地域保护品牌也申报成功，拥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商标，烟花爆竹产业的开放度和品牌知名度得到稳步提升。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万载的花炮行业在进入2002年后放慢了发展的脚步，甚至停滞不前。据万载花炮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炯花爆竹产值为11O亿元，作为主产区的万载只有18亿元，而上栗达到30亿，浏阳则是51亿元。醴陵号称“花炮祖师李畋故里，花炮之乡”，株洲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醴陵目前共有花炮企业六百余家。2005年全市花炮行业产值过四十亿元，品种多达数千种，产品远销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3万载花炮企业发展滞后，未形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
万载花炮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呈现一种“小而全、散而乱”的局面。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80％的企业的主要产品都是一些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利润率低的低附加值产品，像海外市场走俏并且高附加值的大型地面礼花、高空和芳香型爆竹等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厂家寥寥无几。但潜力还是巨大的，例如，在一个全新的、极具发展潜力的烟花领域——日景烟花和白天庆典产业上，万载华泰烟花厂和彩天燃放公司在国内已经占有了较高的知名度，无论在技术积累还是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远远领先浏阳等竞争对手。
3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策略
花炮行业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据万载花炮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世界烟花爆竹产量中国约占90％。印度、南美、西欧约占10％。2008年中国烟花爆竹国内总产值190个亿左右，其中出口约50个亿，国内市场约140个亿。中国出口烟花概况。按出厂价算，人民币升值之前约5亿多美元，人民币升值后约6亿多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约50多亿美元。出口地区分布：欧洲约45％；美国约40％；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约15％。中国主要出口地区：湖南浏阳、醴陵、江西的万载、上栗四个主产区约占80％，北海、巢湖、河北等地约占20％。
介于如此朝阳的产业，万载凭借现有基础，通过上下一致努力，一定可以在花炮行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为此，系统地进行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研究新策略、新途径、新手段，显得尤为重要。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不能依靠零散的活动，如花炮文化节的期间强势宣传，更要把万载花炮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和思考，在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措施避免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让万载花炮在全世界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具体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3．1结合当地传统特色文化，举办丰富多彩的花炮文化活动，加大力度丰富花炮文化内涵，打造万载花炮“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新形象，走复合文化传播之路。
万载的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较多，一方面想方设法把万载的传统文化，如傩舞面具造型，融合进花炮产品设计中，形成特色文化烟花产品，研究开发多项传统文化花炮产品；另一方面，万载不同领域的强势产业和企业集团间密切合作，形成异业广告联盟，互相宣传，如百合粉生产企业，可与花炮集团进行广告合作，在包装上相互宣传。第三，继续举办诸如花炮文化节等花炮文化活动，举行各种大型花炮高峰论坛，让万载始终处于花炮行业发展前沿。第四，在利用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与花炮文化融合外，还应加强花炮文化前沿研究，不断丰富花炮文化内涵，让万载花炮在全世界树立“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全新形象。第五，与宜春本地高校宜春学院合作，成立花炮文化研究和调研机构，收集分析竞争对手发展现状，对万载花炮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在全国学术界创造广泛深远影响。
3．2采取必要措施，发挥万载日景烟花领先优势，传播万载花炮文化特色，进一步引导花炮企业朝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发展。
对万载花炮优势企业，聘请外脑进行全面导人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打造强势企业新形象，积极培植一批强势品牌企业。对于日景烟花这一极具广泛发展前景的领域，万载要保持当前优势，积极创新，积极宣传，发挥在该领域的领头羊作用。采取切实措施，减小万载花炮出口企业损失，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严重影响。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鼓励企业创新和良性竞争，互相促进，例如可进行万载花炮文化节指定产品选拔活动，对人选企业和产品，可利用该称号进行广告宣传和产品营销。
3．3整合优势媒介资源，研究科学的整合广告传播策略和媒介组合策略，长期不问断传播推广“万载花炮”这一证明商标。
首先，利用大众媒体在重大花炮文化活动期间，展开密集广告投放；其次，在无重大活动时，也要不间断的传播万载花炮之都的形象，可选择省级卫视投放电视广告；另外，要特别注重新媒体传播和线下广告传播，这对万载花炮文化进行长期不问断的品牌传播尤为有效，在当前多元化媒介格局下，花炮文化常态传播多可采用多种媒体共融的新传播模式，整合internet、IPTV、博客、播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等多种新媒介形式，树立花炮文化传播的数字媒体观。
3．4搭上宜春旅游和万载旅游发展的快车道，打造花炮文化常态持续传播氛围，建设花炮文化展览馆，有效提高万载花炮文化的内涵深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建设万载花炮文化展览馆，集中展示花炮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吸引游人和客商参观。在专用场地定期举行烟花燃放活动，开发花炮文化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力图建设一个舒适安全的万载花炮文化旅游市场，让游人来参观万载花炮传统工艺展示和企业新技术新成果展示，有条件的企业可开展企业花炮文化旅游项目，向游客展示企业发展成果，游客参观企业也迫使该企业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和形象传播。
金融文化论文篇10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金融文化论文篇11
金融文化论文篇12
1些人认为,职工文化不属于企业管理范畴,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以及作用不凸起、不显明,既不属于轨制化的科学管理,也不属于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这类认识削弱了职工文化的首要地位以及作用。职工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首要组成部份,而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理论以及实践的统1。人是企业管理以及企业发展的核心元素;企业的主体是职工,因此,在必定作用上说,职工文化就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表明,施行文化管理、民主管理以及科学管理,都离不开优良的职工文化作为保障以及支持;没有优良的职工文化,人心就会散漫,精神就会懈怠,企业必将缺少竞争力以及创造力,难以实现可延续发展。
二、对于职工文化的内涵认识偏颇
1些人认为,金融企业职工文化就是体裁流动,吹拉弹唱,打球照像;贫病灾祸,爱心送上。这是对于金融职工文化内涵的浅陋化理解。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职工文化内涵,首先是职工核心价值观的管理。如果职工没有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就不可能有爱岗敬业,勤恳学习,敢于立异,忘我奉献的职业品质以及精神。这是金融职工文化的核心;其次是职工权力及其介入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力,介入民主管理是金融职工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第3是职工行动规范、职业操守的养成。没有优良的职业道德涵养,就不会有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企业就没有凝聚力、执行力以及价值创造力;第4是职工专业知识以及履岗能力的晋升。这是企业职工的基本素质,也是从业资历的基本请求。舍此,职工文化建设则是空泛的、毫无实际价值的;金融职工既是金融企业的责任以及义务的承当者,也是社会 责任与义务的承当者;最后是维护职工身心健康。通过各种体裁文娱流动,愉悦身心,陶冶情操,提高工作以及糊口品质。
三、在工作实践中重“形”轻“实”
金融职工文化的核心、灵魂是培养职工核心价值观,这是抉择职工职业道德、思惟方式、行动习气、知识技巧的症结元素,而物资形态文化是其表现情势。然而在实践中,有的单位只拟几句理念口号,挂几幅宣扬标语,弄几回体裁流动,美化1下硬件环境等,以为这就是在推动金融职工文化建设。这类重“形”轻“实”,舍近求远,使金融职工文化的“形”与“实”相分离,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四、统1法人下的目标不统1、各行其事
同1法人的企业,各分支机构以及每一个职工都必需按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精心策动或者经由民主讨论、认同而肯定的核心价值观,来教育、引导、规范职工的职业理念以及行动,不能目标多元、各行其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分支机构另起炉灶,自弄1套职工理念、企业精神、发展目标等。这样的金融职工文化建设不是在强化统1法人的价值观、企业轨制以及企业精神,而是在弱化统1法人价值理念以及组织化程度,削弱企业凝聚力,侵害统1的企业形象,是10分有害的。
五、过量模仿、缺少立异以及个性特点>
金融职工文化建设必需不断立异,立异也是先进文化的内生机制。只有立异,金融职工文化才有自己的特点,才能充溢生机活气。目前,1些分支机构在金融职工文化建设中,新的工作思路不多、新的途径载体不多、新的方式策稍不多,老是在那几种体裁流动上作文章,视线不够开阔,效果也不够显明。先进的金融职工文化建设毫不是闭门造车,必需开放性地斗胆吸收与鉴戒国内外先进企业文化的经验以及精髓,结合本企业的环境、特色,从解决实际理由,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可延续发展动身,创造性展开金融职工文化建设工作。
2、金融企业职工文化建设的难点理由
最近几年来,各金融机构高度注重金融职工文化建设,在职工代表大会轨制、职工介入民主管理、关爱职工、职业教育培训、职业生涯计划、职工文化流动等方面,获得了显着成效。然而从牢固建立以及践行核心价值观这1核心与症结来看,还有必定距离,还需要做良多工作。因为金融职工共同价值观的构成拥有繁杂性、冲突性以及多样性,因而,金融职工文化建设拥有必定的难度,需要掌控规律,找准难点,捉住症结。
1是如何提高企业核心价值观学习、宣扬与教育效果,解决全部职工认知认同理由。认知认同是实践的条件以及基础。例如,最近几年来,建设银行了企业文化要素体系,其中核心价值观是“诚实、公正、稳健、创造”。并延续深刻展开了专题培训、知识比赛、网上答题及多种情势的宣扬教育流动。然而,多层次基层调研以及问卷抽查结果看,依然没有到达一00%的认知认同,有的员工背规操作,且多次产生;有的员工为完成任务或者提高事迹,搞虚作假;有的机构负责人等等,都反应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2是如何使各级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真正施展示范带头作用理由 。各级领导是企业管理的中坚气力,更是职工“言”与“行”的榜样与标杆。各级领导是不是自觉遵照规范操守,是不是勤勉敬业、虔诚企业,直接影响着普通职工的理想信心以及实际行为。现实中,有的领导没有真正起到榜样作用,言行不1,私欲膨胀,干1些背法犯法的勾当,不但沾污了企业名誉以及形象,而且给金融职工文化建设造成恶劣影响。3是如何施展
金融职工文化价值理念与经营管理、客户服务、风险内控融会,施展其导向、凝聚、鼓励与束缚作用。金融职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推进企业改革发展,晋升经营事迹,行将价值理念通过全部职工的踊跃性以及创造性转化为出产力以及竞争力。然而,金融职工文化建设与金融管理、业务发展融会的有效途径、载体、模式、方式策略等仍需不断探索以及实践。 4是如何探索金融职工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延续有效推动文化建设工作,更好地支撑以及保障企业改革发展。目前,金融职工文化建设存在1些领导注重不够,核心内容不足,与业务发展融会度不高,工会部门“单打独斗”等理由。这些反应了金融职工文化建设在管理轨制、鼓励机制、工作流程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也是需要探索立异、深层突破的方面。
5是如何立异金融职工文化建设的途径、载体、工具、模式以及方式策略,进1步晋升工作成效。目前,普遍存在着工作思路不够清晰、与基层员工需求不够紧扣、途径载体不够丰厚、方式策稍不够别致等理由,影响了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
3、金融企业职工文化建设的思路与策略
金融职工文化建设是1项繁杂的系统工程,也是1个拥有很强的理论以及实践的首要课题。通过调查分析,咱们找出了理由关键,发现了难点理由,如何有效解决这些关键与困难,则是有效推动金融职工文化建设的症结环节。
第1,将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1项首要内容,构建全部职工的“精神共同体”。古人云:以利相聚,利尽则人散。可见单纯的“物资利益”难以长时间作为凝聚员工的纽带,仅树立起“物资共同体”的企业行之不远。现代企业组织应是1个物资利益与道德精神的统1体。只有树立起基于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共同体”,才能通过这条无形的最高价值纽带,实现上下“同欲”,构成强大的凝聚力。要将构建全部职工“精神共同体”纳入战略管理,明确目标、任务以及请求,并制订相应的落实措施。要学习鉴戒国际知名企业对于价值观管理的经验,吸取精髓,为我所用。
第2,强化企业价值理念的学习、宣扬以及教育,提高全员认知认同度以及自觉践行的文化自觉。要树立全方位以及立体化的传布渠道,包含经营管理轨制文件,机构网点、网络报刊等传布媒体;充沛应用中心组学习、各类会议、各种主题流动及业务营销流动,各种论坛、产品广告及公益性宣扬等,拓宽宣扬载体以及学习阵地。施行全员学习培训,重点强化领导人员的培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纳入教育培训规划,使其深入理解核心价值理念的内涵、作用以及作用,并增强自觉践行的踊跃性以及主动性,有效解决金融职工文化建设中的核 心理由。
金融文化论文篇13
在分析经济金融全球化本质的基础上，对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自主化、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全球化与贫困化、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揭露和论证，指出西方掩盖全球化本质的主流理论在国内泛滥，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我所用，发展民族经济，壮大自己；又要必须坚持民族化、自主化(国产化)，这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国金融机构首要任务必须要扶持技术、品牌国产化，以赢得在全球化中取胜。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流。我国在获得金融全球化利益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对全球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产生一些利益损失，坚持一定的利益原则，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利益，是我国金融全球化过程的重中之重。
虽然许多人都预测在亚洲也必然会出现货币整合，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亚元的出现似乎遥遥无期。亚洲货币一体化远远滞后于贸易和投资合作。显然，如果欧洲、北美完成了金融整合，而亚洲各国依然一盘散沙，那么在经济竞争中非吃亏不可。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剧烈冲击之下，亚洲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货币整合来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亚洲各国，除了日本之外，经济规模都不是很大，缺乏相互协调的机制，结果被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各个击破。一个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通过外溢效应蔓延到邻国，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一直冲击到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在金融风暴中各国都竭尽全力应付，也曾经相互磋商，希望能够协调一致，集合地区内更大的力量来制止风暴的蔓延。但是，由于缺乏协调机制，甚至还出现了以邻为壑的做法，结果一个又一个国家在金融风暴中倒了下去。整个亚洲经济遭遇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实践证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很难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建立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才能增加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加“灵活干预”这一原则，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金融货币联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