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1
保险投资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作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利润已不能单纯依靠收取的保险费与一定概率下的保险赔付差额，而是越来越倚重于保险投资的有效运营。因为保险与给付之差，其利润率是一定的，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而保险投资的运营，其预期的利润率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有安全有效地进行各种投资运营才能使保险资金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使保险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可见有效的资本运营是现代保险业的支柱，是保险经营发展的生命线。
二、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按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无任何保险投资可言。经过20年的停办以后，我国保险业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并积极发展国外保险业务。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总、分公司收入的保险费扣除赔款、赔偿准备金、费用开支和纳税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运用”。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又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保险企业可以自主运用保险资金。这不仅是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强我国保险业活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企业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984年至1988年底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取得投资权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总公司在北京、江苏等地尝试性地开展投资（包括贷款）业务，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城市分公司也相继开展保险投资业务。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企业的投资活动实行严格管理，一是对资金运用规模实行计划控制，例如1986年人行对人保下达2亿元投资额度。二是对资金运用的方式与方向作了严格规定。1986年人保的资金运用被限定为投资地方自筹的固定资产项目。1987年批准试办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和购买金融债券。这一阶段的经营效益不大理想，资产运用率和投资收益水平都比较低。以1986年为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业务汇总的资产运用率只有9.23%，投资收益率仅为0.83%。
2、调整整顿阶段：1988年底至1990年底
由于面临治理整顿的经济环境和紧缩信贷规模的局面，加之保险业本身经营效益不佳，我国保险投资业务于1988年底进入调整整顿阶段。其内容和措施有：总结前几年资金运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严格执行信贷计划，严肃利率政策，把资金转投到流动资金贷款方面，坚持“十不贷”和注意“重点倾斜”并采取了担保和银行承兑汇票抵押等手段，努力提高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与收益性。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工作除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外，大部分工作放在对原有投资贷款项目的清理的催收上。资金运用的范围被限定为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购买金融债券和银行同业拆借。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91年至1995年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整顿，加之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保险投资业务于1991年开始进行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保险投资在保险界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重视。两家新成立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加入了保险资金运用的行列。保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底。人保、平保、太保三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余额达109.46亿元。保险投资的范围有所拓宽，证券投资得到较大发展，保险投资收益得到提高。
4、规范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
随着1995年《保险法》的出台和实施，各保险公司遵照《保险法》调整业务，以符合《保险法》的要求。《保险法》的实施，为我国保险投资业务的规范与健康发展奠定的基础。
（二）我国保险公司保险投资现状
1、决策机制薄弱
目前许多保险公司尚未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决策机制，人保财险公司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成立了专门的保险投资公司。决策的盲目性、被动性、随意性十分突出，在仅能投资债券的时期，这类决策机制不会体现任何危机，对于资产规模迅速壮大的保险公司来说，更是掩盖了其决策的弊端：决策机制落后，决策反馈机制尚未建立，在保险公司进入基金市场后会充分暴露出来。
2、保险投资渠道狭窄
1998年以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2000年3月1日起实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而西方国家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法定渠道则较广泛。如美国、日本就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保单放贷等业务。
3、保险资金利用率低
保险资金的利用率，在国外基本上达到90%，而在我国还不到50%。有限的保险资金主要用于银行存款。据统计，1998年人保、平保和太保三大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40%—60%局限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保险资金基本上无“运用”可言。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率还不到20%。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险公司将大量资金存于银行，由银行进行专业的资金运用，而保险公司只能获得固定的较低的存款利息，银行存款的利息已经远远不能使保险资金保值、增值了，保险公司必须开拓出投资新领域来保证其资金的收益性、安全性。
4、保险投资缺乏相应人才
保险投资涉及到存款、国债、证券等多个领域，因此保险投资人才必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远见，对各行业发展有底数，才能有胆略，有灵活性，善于捕获商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国保险公司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员工基本上由干部、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调入和正规大学毕业生三部分组成，且前两部分约占公司员工的70%，年龄大都在40周岁以上。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即知识结构老化，缺乏创造力。保险公司要想从保险投资中获益，就必须引进相应人才，同时注重公司内部年轻人才的培养。
5、保险公司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保险投资收益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体制落后，投资缺乏科学决策，许多公司在科学决策、内部约束机制方面比较薄弱。由此出现了许多领导项目贷款、人情贷款等。这些项目贷款很多无法收回投资本息，甚至成为呆账、坏账。管理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投资收益。
中国的保险公司要生存，保险事业要发展，客观上要求保险资金实现有效运用，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就完全放开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完善，还有一些制度需要制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建立我国保险投资体制的构想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体制
所谓保险投资体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和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由于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因而保险资金的运用除了考虑投资的收益外，还必须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因此，市场的开放，投资工具的增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机制的建设，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保证保险资金实现安全性和投资收益的协调。
（二）保险业应尽快建立、健全保险企业的制度和规范
建立和完善中国保险投资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险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才可能为高水平、高效益的保险投资提供根本制度保证。如何加强经营管理，我个人认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大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运用法律武器，严惩那些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股东的权益。
第二、建立和完善对经理层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彻底改变旧的用人机制，让市场和竞争来决定经理的选拔，使经理的报酬与公司的业绩直接挂钩。
第三、加强管理创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摒弃旧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工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和方法。
（三）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
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基础，是关系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加之其它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是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太小；保险公司无法控制入市资金的风险；在目前封闭式基金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只能被动的分红，其变现很难实现；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过窄；保险资金中短期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加快资金入市步伐，使我国保险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
1、保险资金入市
（1）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运用得当，还可有效解决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利差损”问题。在《保险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仅每年的利差损就有3至6个百分点，这为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银行存款的利率为2.25%，国债的买卖收益最多不过6%-7%，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因资金量有限，所以收益率微乎其微。而在2000年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的平均收益达12%。因此，保险资金入市，从长远来看，对保险公司增加盈利能力、解决“利差损”具有重要的意义。
（2）保险资金入市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公司资产结构。如果允许保险资金按严格的比例进入证券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闲置的压力。因为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是进行股权的交易，在证券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据保险资金运用原则，保险公司必然将资金投入到效益好、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去，这样客观上就使保险资产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3）从长期来看，保险资金入市对于启动保险消费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保险资金入市无疑使国家找到一种对资金更有效的配置方法，从而使部分社会资金与证券市场之间形成纽带。在这个纽带的连接过程中，不但可以改变整个社
资金的结构，还可以使经济发展得到更大的保障，以便使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保险公司更好的发展。
（4）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面临着更大的冲击，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保险公司除了用提高服务质量来争取保单，扩大客户群外，其所得到的保费收入如何获取最大的安全收益是关键问题。在发达国家，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较我国畅通的多，除了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外，还可涉足证券市场甚至房地产业。所以，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更好地奠定加入WTO后的经济基础。
（5）保险资金入市可有效缓解证券市场中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有助于稳定证券市场。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可入市的保险资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必将会改善证券市场的资金结构，它对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2、保险资金进入短期拆借市场。
尽管保险公司都有较高的信誉，但上前还不能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而须有抵押。如果能直接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可以为保险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提供方便。
3、扩大可投资的企业债券范围。
目前保险资金只可购买铁路债券、电力债券和三峡债券，应扩大到其他的企业债券。尽管企业债券质地有好有坏，或者说存在风险，但应相信保险公司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4、进行资产委托管理。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2
一、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我国大多数公司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有利有弊，可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但同时也产生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问题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委托产生的。现有的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一直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而且在高管薪酬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内外学者研究高管薪酬的理论方面的基础，主要包括委托理论和激励理论。
委托理论是解释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现象的理论基础。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薪酬总额而非企业总价值，反之，企业的所有者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他们的决策是出于对企业整体的战略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激励高级管理人员，使他们的行为符合所有者的预期变成了问题的关键。实践证明，对管理者进行一定的薪酬激励可以有效地激发管理者的工作动机。
激励理论是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动机是由需要来激发的，同时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理论主要是从人的内心出发进行激励，它解释了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业绩评价可以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由研究方向的不同，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过程型激励理论和内容型激励理论（沈敏，2006）。
过程型激励理论主要是研究从动机产生到采取行动的整个的心理过程，目标是找出对人们的行为起决定因素的关键因素，从而很好地利用这些关键因素来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为。比较著名的是由心理学家弗罗姆提出的期望理论，该理论认为，动机的激励水平来源于人们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人们可以期望达到预期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有没有足够的价值，人们积极性的大小取决于期望值和效价的乘积，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目标的把握性越大，估计达到目标的概率越大，激发的动力就越强，人们的积极性就越大。所以，在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时，要注意目标的设置，设置的目标不仅具有挑战性还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工作动机。
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是研究激发动机的诱因是什么，比较著名的是在1943年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他从人们的需要层次出发，将人们的需要从低到高分别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沈敏，2006）。该理论认为，人们的需要具有层次性，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才更能激发出更高层次的需要，所以在高管薪酬的激励中要注意了解管理者的需要，不同层级的人员具有不同层次的需要，而且人们的需要会随着上个层次需要的满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所有者应注意到这些问题，对高管人员进行针对性的激励。
二、概念界定
1.高级管理人员。高管人员是指在公司的管理中担任重要角色，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员，在《公司法》中狭义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人，广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还包括公司的董事和监事等。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企业的董事人员和监事人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高级管理人员定义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董事、监事等人员。
2.公司绩效与产权性质。公司绩效是指在一定的经营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的经营绩效以及经营者业绩，包括盈利能力、营运水平、偿债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本文研究的是公司所有者对公司经营者的业绩评价，借鉴以往的研究，对公司业绩采取以下指标进行衡量：为了消除盈余管理的影响，选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业绩水平。
根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同，我国的企业性质可以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不仅仅是指中央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民营企业是指实际控制人是个人或者集体等的企业；外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投资参与的企业。为了更好地对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界定，参照以往的研究，本文将实际控制人为国家、国资委、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等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其他的则为非国有企业。
三、研究分析与假设
在国有企业中，高管除了有薪酬激励外，还有更多的其他机会，如晋升、政府奖励等，但是民营企业多数是以薪酬来衡量高管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普遍高于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承担着一定的政策性压力，如扩大就业等，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和高管人员的薪酬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陈东华（2005）指出，政府干预可能会削弱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机制的有效性，而民营企业受到较少的政府干预，高管薪酬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很明显，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不会造成显著性影响。由此，本文假设：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大。
四、样本选择与模型设计
本文以2008―2011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被ST或PT的公司336家，剔除金融类476家，剔除数据不全的2 532家，共得到6 532个有用数据，其中，2008年1 308家，2009年1 427家，2010年1 759家，2011年2 038家（具体数据来自和国泰安数据库）。
文章借鉴现有的研究，选取前三名高管和董事的薪酬平均数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pay），政府干预指标（gov）选取樊纲与王小鲁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减少政府干预”的数值，该数值越大表明政府干预越少；对于产权性质（nsoe）的定义，本文借鉴以往的研究将实际控制人为政府、国资委等的公司定义为国有上市公司，其他则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其中：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0，非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1），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cear）、财务杠杆（lev）、独董比例（独立董事与董事总数的比值：d）和股权集中度（g）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年度（year：以2008年为基数）和行业（ind：以制造业为基数）进行控制，经豪斯曼检验后对全样本以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设置gov与rcear乘积项来衡量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业绩敏感性造成的影响，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不同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个样本，经分析，预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中gov与rcear乘积项前面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gov与rcear乘积项前面的系数不显著。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说，建立以下模型：
pay=ao+a1gov+a2gov×rcear+a3rcear+a4lev+a5size+a6d
+a7g+a8 year+a9 ind+ε
其中，ai是待估参数，ε是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对6 532个样本进行的描述性统计（表略，编者注）显示，各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标准差均在理想范围内，所以本文未对各变量进行winsorize处理。
2.皮尔森相关性检验。由皮尔森检验相关性统计表（表略，编者注）显示，各变量的皮尔森系数均小于0.8，表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进一步对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本文求得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可以基本肯定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直接进行回归。企业规模、业绩和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大，符合实际情况。
3.实证结果分析（实证结果图表略，编者注）。回归结果中R-sq表示模型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各数值均在0.2左右，说明国有企业样本中因变量高管薪酬变动中有大约22.52%可以用自变量来表示，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因变量高管薪酬变动中有大约27.09%可以用自变量来表示，模型还是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模型的二次回归中F统计值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样本中Rcear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国有企业中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很明显，这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原因造成的，政府干预使得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等非物质激励，模糊了业绩和薪酬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Rcea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付出努力取得的业绩大小可以用高管取得的薪酬来衡量，另外，Rcear×gov的系数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显著为正，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不显著，因为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比较多，政府干预的存在又恰恰会对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造成影响，政府干预多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会降低，政府干预少的时候，其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变大，而且政府干预的数值越大表示政府干预越少，所以Rcear×gov的系数符号在国有企业的样本显著为正，表示政府干预越大，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越小，符合原有假设。另外，为了更好地检验模型的稳健型，本文模型的业绩指标选取企业的每股收益（eps）进行替代回归，结论依旧符合原假设，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六、结论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会对企业的高管薪酬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该差异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基于以上的结论，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政府必需减少对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干预程度，以便充分发挥高管薪酬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
（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陈东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北京：经济研究.2005（2）.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3
一、引言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S<-C+R2+F成立,从而上述的博弈中没有纯战略纳什均衡。所以,我们只需考察这个博弈中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可。由上述局势可得: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Re+F成立,从而使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郜进兴林启云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J].会计研究.2009(01),27-35
[2]徐贵丽: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博弈论观点的分析[J].英才高职论坛.2008(05),42-44
[3]周延徐迎德:基于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制度设计[J].金融改革.2009(08),27-32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4
(一)股利政策概述
股利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股利政策是关于公司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何时发放股利等方面的方针和策略,主要是确定多期间内的股利支付方式、股利支付水平、股利支付日期和股利支付程序等决策;狭义股利政策仅涉及现金股利政策,是指探讨保留盈余和普通股股利支付比例关系的问题,即股利发放比率的确定。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指股利政策均是借用狭义的股利政策。
股利政策对于投资者和证券市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股东来说,与买卖股票所获的资本利得相比,股利收入更具有确定性,风险更小且支付连续,收益率稳定;对于市场而言,稳定的股利支付政策能减少市场投机抑制市场过大波动,维持股票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但对于股利政策,理论界颇有争论,“股利之谜”至今仍悬而未决。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且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所以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利分配政策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不分配股利现象严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较低,股利分配形式多样化
从1998年以来,分配股利公司的数量总体来说不多,最高才达到了65.84%,这说明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公司不进行股利分配,而且有些口碑极差。由我们从1998-2007年的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不分配利润”的“铁公鸡”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一大特色,甚至有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从上市初期到现在都没有分配过股利。而且,股利分配形式日趋多样化,既有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等传统形式,还衍生出转增股本、派送、派转、送派和派送转等几种混合股利形式,充分反映了股权结构复杂化及所产生的对利润分配的多样化要求。
2、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稳定股利政策是公司良好盈利水平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体现,国外公司普遍注重制定适宜公司特点且又稳定的股利政策,公司在决定股利政策时大多十分谨慎,以求给予股东固定股利回报。但在我国分配股利公司的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且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明晰的股利政策目标,造成在股利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据统计,2004―2007年间,连续四年分配红利的公司仅为上市公司总数的4.82%;2003―2006年间,连续三年分配红利的公司也仅为上市公司总数的8.78%。即使是一些连续派现的公司,派现数额在各年度间的分配也很不均衡。有的年度畸高,有的年度甚至不分配。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随意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与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二、从理论角度解释我国的股利政策现状
(一)理论概述
理论是兴起于二十世纪80年代的关于股利政策探讨的新的理论,主要涉及企业资源的提供者与资源的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包括股东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企业与供贷方、企业与顾客、企业与员工等的契约关系。最早将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研究的是简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他们认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主要通过股利政策的选择表现出来,管理者倾向于支付较低的股利,而股东则喜欢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当支付的股利高时,管理者可控制的资金流就比较少,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地抑制管理者将多余的资金用来特权消费或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进而降低成本。相反,低的股利支付率会造成高的成本。因此,简森(Jensen)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缓解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环境,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导致现有的股利分配制度无法起到很好地控制成本,所以问题亟待得到解决。
(二)从理论角度解释我国股利政策的现状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的低股利现象严重,从上文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上市公司的增加,我国低分配甚至不分配的公司也在逐年增加。即使是大型的上市公司也是不例外。从的角度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管理者不可能完全代表股东的利益,为了自身利益,管理者会尽量少发放或不发放现金股利,这样他们可分配的自由资金比较多,可以进行一些风险投资及满足自身的一些特权消费,比如给自己配部高档的专用车、修建豪华的办公室、发放上文提到过的高额的年终奖金等等。而为了满足他们不断扩张规模,或一系列高额消费的资金需要,他们又不得不采用转增股本、派送、派转、送派等混合股利形式来实现资金筹集以保证资金周转,所以才会有股利支付率低且股利形式多样化复杂化。
我国上市公司中95%是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股本结构中,未流通股本占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国家股、法人股的比重最大。这种独特产权结构,使国有企业的实际经营权完全操纵在经理人员的手中,形成了一个“内部人控制”的局面,这样管理者就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利来牟取自身的利益,即存在一些道德风险。这跟完全代表股东的利益之间的差别就形成了成本。从的这一角度又进一步解释了我国股利支付率低的现象。
对股利支付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解释:公司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爱好者,他们经常不会顾及股东的利益而去选择相对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项目。相反,他们喜欢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本身就不能够保证稳定的收益,所以股利支付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在我国“一股独大”且国有股占主要部分的股权制度下,管理人员的选择呈现非市场化,一般是由国有股东任命。在这种情况下,当管理者犯了错,国有股东为了自身的一些利益经常不会对管理者进行相应的惩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管理者的一些自利行为,如:股利能不发的就不发,能少发的就少发,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最终造成高昂的成本。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特征,盲目迎合市场需要,从众行为明显,市场喜好送股则送股,市场喜好公积金转增则转增股,市场流行不分配则不分配。而且,股本的扩张只是账面的,在一定的股本扩张范围内可以缓解股利支付的压力,特别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可以暂时保证股东的权益。然而管理者如果一味地扩张股本,即采用股票股利来代替现金股利,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外部投资愿意投资,所以在缺少外部债权人的监控下成本将很高,这不管是对于股东的利益还是对公司的长远发展都不利,同样过高的股利支付率也是不行的,它会造成交易成本过高。
目前,我国有些上市公司仍存在强烈的股本扩张倾向或极端的超股利分配。这是由于部分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较差导致了其偏好股票股利,且其盈利大多是账面利润,公司实际并无足够现金派现,不得己只好采取股票股利的形式分配。从长远来看,上市公司的股本扩张应适度,过快的股本扩张将导致成本过高对公司长远发展不利。而相反,超股利的支付将导致外部投资主体的增加,公司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外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成本。那到底要通过怎样的股利政策选择来对成本及交易成本进行权衡以达到总成本最低呢?就这一问题本文引用了约瑟夫的成本最小化模型。如图:
我们可以看出,当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较高时,为规避风险也会趋向于选择较低的股利支付率,一般采取内部融资,所以没有新的投资者来监督,这时的成本是最高的。而当企业完全100%支付股利时,股东拿到全部收益,成本将为零,而此时企业将全部采用外部融资以满足投资需求,形成的交易成本最大。图中成本与交易成本曲线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在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最优的股利支付率出现,同时对应的成本最低。
三、理论下股利政策实施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一)在理论下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施的重点问题分析
西方学者的理论都是在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下的研究成果,而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成长阶段,上市公司基本属于股权比较集中的“出资人-公司”型股权结构,本来这种产权结构的治理效率应该是较高的,然而由于我国国有股权占绝对控股地位,而其有效持股主体却又严重缺位,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较多弊病,引出了上市公司中多层次的问题。理论下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施的重点问题是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信息不对称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我国的企业中管理者和出资人即股东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同一个人。这样就会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管理者会向股东隐瞒企业经营状况、环境等有关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这就为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比如:不顾公司经营活动是否需要,推出再融资计划,通过大量增发新股尽可能争取较多的可控制资源。在产权重组中低估国有产权使国有资产流失,在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以各种名目化国有资产为集体和个人资产等等。
2、“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企改制而成,由于“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应的问题,有的公司甚至董事长、总经理集于一身,使本来就不得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失效,且关系选择的非市场化使得契约实施困难必然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3、经营管理权多级委托-关系导致成本增高
由于全民财产非常庞大、复杂和分散,所以其最高经营管理机构必须寻找低一级人行使其赋予的所有权职能,第二级的人在无法直接行使其职能的情况下,又会寻找下一级的人,直至委托到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具体管理经营形成经营权。因此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层次明显比西方公司的多。多级次的委托-关系,拉长了委托与的距离,增加了利益分享的主体,扩大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最初委托人的目标得不到贯彻实现,成本较高。
4、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
我国立法承袭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公司立法更以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制度为蓝本,在立法、执法环节上很薄弱,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而且,法律规定滞后,有关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执行困难。所以上市公司如不通过一定的外部筹集资金等一系列使得措施来达到外部债权人共同对管理者行为的监督和限制,那么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成本将相当高昂。
(二)理论下股利政策问题解决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就相关问题给出一些解决建议:
1、推进股权多元化,改善公司结构治理
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引起了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的多方面的问题,减少国有股比例,改变“一股独大”的现状成为解决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不规范的重要举措。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培养机构投资者,利用股票期权激励大力推进内部人持股进程缓解上市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2、规范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股利政策标准
至今我国仍有一部分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从未分配过股利,国外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最低限额,否则将对其课以一定税负,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合理的回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稀释国有股中存在的“一股独大”的问题。虽然我国《公司法》明文规定上市公司只存在因减少注册资本而注销股份或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它公司合并时才可以回购自己的股票,但从长远考虑可以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回购的形式改善其股权结构,股票回购方案(尤其是回购价格)应经过股东大会通过并应由证券监管部门把关。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应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更做出硬性的信息披露规定,股利政策因为公司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需要变更的,应及早公告,并说明原因。
3、积极培育完善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外约束我国证券市场上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因此造成问题冲突,成本高昂,所以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进而规范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约束。首先要建立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组建和完善经理人市场的中介机构,以促成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择优机制。其次要加强市场的监督力量要加强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制定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的执业标准,净化执业环境,提高执业质量。
4、改进法制,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制约
加强立法工作,提高当前有关法律的可操作性,继续完善有关法律条款,强化股东的程序性权利,防止和杜绝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利来牟取私利损害股东应有的利益。设立保护股东权益的专门机构为股东提供有关参与公司管理、依法行使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咨询,向立法机关和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股东权益保护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1]贾燕,从理论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J].江苏商论,2003,7
[2]王俊籽,成本理论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优化[J].山东社会科学,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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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小连,股利政策的股权结构和理论分析[J].经济论坛,2004,17
[6]吉晓莉,基于成本理论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
[7] 王善贵,基于理论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
[8] 孔小文,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动因与问题分析[N[.财经问题研究,2003,6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5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从而构造博弈局势如表1:
从表1中可见,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 -S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尤其是蓄意的造假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所以应对其加强治理。然而治理虚假的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事情,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监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知:只有利用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
参考文献:
[1]郜进兴 林启云 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J].会计研究.2009(01), 27-35
[2]徐贵丽: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博弈论观点的分析[J].英才高职论坛.2008(05), 42-44
[3]周延 徐迎德:基于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制度设计[J].金融改革.2009(08), 27-32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6
李 勇（1969- ），男，重庆市人，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副教授
曾升科（1986- ），男，湖南益阳人，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讲师
一、引言
传统理论往往将管理者视为完全的理性经济人，而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与实践经验的差别，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总是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管理者过度自信最显著的特征是高估公司收益，低估公司风险。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们的决策行为未必都是理性的。作为公司的主要决策者，管理者在面临决策风险与收益的权衡时，其认知偏差会导致公司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如对公司投资行为（Malmendier and Tate，2005）、并购行为（Malmendier and Tate，2008）、负债行为和股利政策（Ben-David et al，2007）以及对公司盈余管理和预测的影响（HribarandYang，2006）等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公司决策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现阶段对管理者产生过度自信原因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探索诱发或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就显得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一）过度自信对于公司融资和投资决策的影响 J.B.Heaton（2002）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投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拒绝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即使管理者对股东非常的忠诚。（Yueh-hsiang Lin，2005）以台湾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财务约束很严格，那么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的管理者比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对现金流更加敏感，当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时，非常愿意进行投资。Ulrike 和Tate（2005）分析发现：有过度自信行为的管理人通常会高估投资项目的收益，低估项目投资的风险。Robert A.lowe 和 Arvids A.Ziedonis（2006）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决策受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的影响的证据并不充分，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有明确的目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都会朝着成功的方向行动，后来还能够获得风险经济回报。王周伟（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过度自信研究表明：经理人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具有“U”形曲线效果。余明桂、夏新平和邹振松（2006）研究发现：公司为什么会采取激进债务融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发现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公司的短期资本结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有非常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的债务期限构成方式也与管理者过度自信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沈艺峰等（2009）以1998年至2004年A股上市公司中被冠以ST的93家非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分析说明，过度自信董事会的非理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负面的影响。姜付秀等（2009）以2002年至200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求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如果公司的管理者具有过度自信行为，那么公司的总投资水平就会越高、内部扩张规模也就越大，特别是当公司拥有非常充裕的现金流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欣慰对总投资水平的影响就会更加的明显，同时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的管理者所实行的扩张战略会加大公司陷入财务困难的可能性。江伟（2010）研究表明，总经理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与其过度自信有明显的相关性。
（二）政治关系对于公司的影响 许多公司花大力气追逐政治关系，这是因为政治关系可以给公司带来巨大利益（Krueger，1974）。获取了政治联系的公司不仅能够降低公司被侵占的可能性，而且还提高公司从政府部门获取政府补助的可能性，为公司进行融资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使公司在税收上获得较大程度的减免（Soto，1990；Shleifer and Vishny，1994）。在某些特殊的行业中，公司从国家政治战略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会比公司从市场经营中获取的收益少（Baron，1996）政治联系对于公司在融资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有政治联系的民营公司相对于没有政治联系的民营公司来说，在进行外部融资时有政治联系的民营公司受到的政策约束会更少，通常情况下，银行给予这些公司的贷款额度会比较多和银行给予它们的贷款期限也会比较长（余明桂、潘红波，2008；罗党论、甄丽明，2008）。陈冬华（2003）研究表明：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影响越大，董事长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获得的补贴收入越多。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管理人员有在中央政府或地方各级政府的有任职经历，那么公司能够更多的获取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并且税收优惠程度是与公司所在省市的公司税外负担成正比。政治联系给公司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和带来了一些比较适宜发展的优势，但是，公司在为了维持这些联系的时候也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代价。结论在1994年、2002年、2005年、2007年分别由Shleifer和Vishny、Faccio和Larry、Khwaja和Mian、Wang和Zhang找到过证据。Bertrand、Kramarz、和Thesmar（2004）发现：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与没有政府关联的企业相比稍逊一筹。Fan、Wong和Zhang（2007）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公司IPO3年之后的股价收益率、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利润率、会计业绩等一些经营指标比没有关系的企业明显要逊色很多。Boubakri、Cosset和Saffar（2008）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公司的业绩不如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有政治背景的企业所报道的盈余质量和同等条件下的其他没有政治背景的企业相比明显稍逊一筹，夏立军（2005）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企业与政府有联系，其相应的独立审计要求也会降低。仪垂林（2011）以我国2006年至2008年沪、深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系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之间都具有负相关的关系，但是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低，上级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对政府信息和市场上其他公司信息的掌握，相比下级政府而言要充分的多。公司管理者往往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的解读不充分，掌握不全面，但是，公司管理者具有政治关系，他们就有途径获取较为充分的相关信息，政治关系越高，获取信息的渠道越通畅，其获取的相关信息越充分。所以这些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管理者对相关问题的态度会更加客观。综上所述，得出假设：
假设1：管理者的政治关系会抑制其过度自信，政治关系越高的管理者越容易抑制过度自信
调查显示，在不同城市和地区，公司在与政府的职能部门交往的过程中，不同城市的公司受到的行政干预程度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这份调查中排名靠前的十分之一城市，公司平均每年至少花费三十六天的时间与政府职能部门交往；而排名靠后的十分之一城市；花时间最少的公司每年也要花费八十七天的时间与政府职能部门打交道（罗党论等，2008）。在市场化进程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信息透明度高，资源更多的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发展更为完善。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该地区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去公平的获得市场信息，进行经营运作。管理者具有的政治关系给公司带来的信息和资源等好处相较与其他没有关系的公司不明显。相反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由于各种产品和信用市场都不发达，支持市场发展的各种制度欠缺，所以政府部门通常能够控制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公司难以依靠市场化原则获得充分的信息和资源，而“软性”的政治关系能够带来获得信息和资源等好处相比其他没有关系的公司要明显。因此，当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信息透明度不高时，管理者的政治联系更易于为公司的信息和资源获取、经营便利发挥作用，进而抑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低，管理者政治联系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抑制作用更强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深市2008年至2010 年间并在第三季度了本年度盈利预测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因为只有深市的上市公司对第三季度的利润预测有较为准确的描述，对样本的整理过程中，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发行B股或者发行H股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业；（3）剔除在第三季度没有准确盈亏预测变动百分比或者盈亏具体数额报告的公司；（4）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和总经理（总裁、CEO）、董事长个人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公司；（5）剔除在报告期当中总经理（总裁、CEO）和董事长有变更的公司，由于管理者变更会导致，无法准确判断是哪位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现象。经过上述剔除程序，最后获得 322 家样本公司。文中所需要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查询系统。数据的整理和分析采用Excel2003、EViews5.0 完成。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以长期持有公司期权以及增持公司股票等行为来衡量（叶蓓和袁建国，2008）；以媒体等外部人对管理者的评价来衡量（Malmendier and Tate，2005）；以盈利预测来度量（姜付秀等，2009）；采用直接的方式，调查CFO对未来股市和公司的预测，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计算得出（Ben-David et al，2007）；用并购频率度量（Doukas and Petmezas， 2006）；其他指标，如首次并购成功（吴超鹏等，2008）等。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情况出发，本文选择了公司盈利预测偏误作为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规定，从2002年开始，上市公司被要求在业绩可能出现大幅波动时，于第三季度做出预告。由于会计年度尚未完结，这时的预告能体现管理者的预测，从而反映出管理者对该年公司业绩的信心。经过统计了这些盈利预测信息，规定如果公司在样本期内实际的盈利水平低于预测的盈利水平，则将该公司的管理者定义为过度自信。目前对管理者政治关系的度量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如Bertrand在 2004年的研究认为，如果公司的CEO是从法国的精英学校毕业，同时毕业后也他们曾在政府部门服务过或者他们现在任职于政府部门，就认定其是有政治背景；余明桂等在2008的研究：以公司的管理层是否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作为政治联系的替代变量。主要核心的观点依据是管理层是否有从政经历。根据中国的政治制度设置，可以认为各级政府、各级人大、各级政协以及部队都能带来政治关系。所以本文将管理者具有在政府部门、军队的任职经历，或者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资格定义为其具有政治联系。但这还不能准确反映出不同层级政治联系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在中国，“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一句俗，总是耳熟能详，这就说明在不同行政级别单位，担任不同级别的职务，都会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因此，本文依据管理者政治联系的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计量：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在政府部门、部队、人大代表、政协的工作经历带来的政治联系，将管理者的行政级别分为省部级或军级以上、市厅级或军级、县处级或师级、局科级或团级以及其它五个层次，由高到低分别赋值4、3、2、1、0。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经过理论分析和研究变量选定，构建下面检验模型，然后使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具体模型如下：
CON=α0 + α1Polit + α2Dual + α3M age + α4M edu + α5C age + α6C edu + α7Size-1 + α8Z-1 + α9Invest-1 + α10Debt + α11Eps-1 + α12Control + α13■Industryi + α14■yearj+ε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经营风险的均值为0.246，表明上市公司整体上风险不大。每股收益的均值是0.08，而且标准差是0. 68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间的整体收益不高而且收益差距较大。同时，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和投资规模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证明公司发展不是很平衡。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均值为0.15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兼任的情况较少，公司机构设置越来越合理。总经理和董事长学历的均值分别为2.452和2.483，说明管理者的学历大多数为大学本科。总经理和董事长年龄的均值分别为47.069和49.997，五十岁左右的年龄应该是出于事业发展的成熟期，而且相对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来说，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趋向与年轻化。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均值为0.632，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比例要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比例。
（二）相关性分析 模型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首先结果表明各个变量两两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选取的变量是各自独立的，能够揭示不同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其次管理者的政治关系与过度自信呈现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前面的预期，即管理者的政治关系可以抑制过度自信；两职合一会增加管理者的权利，使其产生“控制力幻觉”导致过度自信；国有企业在国家财政支持和较小业绩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管理者更容易诱发过度自信。
（三）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1）根据总体样本检验管理者政治联系对过度自信的影响。将总样本2008年至2010年的混合数据代入实证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因变量为管理者过度自信CON。解释变量为管理者的政治关系，用以考察政治关系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此外，还控制了管理者个人特征变量，包括管理者学历与年龄。根据现有研究，管理者的背景和经历对其过度自信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模型中控制如下一些变量： 上期投资（Invest-1）以及上期风险（Z-1），公司上期的投资情况和风险会对管理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负责比率（Debt）是公司风险的重要指标，是管理者融资，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公司治理变量包括实际控制人类别（Control）、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兼任情况（Dual），公司治理的好坏和管理者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可能会限制或增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公司规模（Size），公司资产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可能就会越强，公司管理者面临的压力就可能会越小，管理者越有可能容易产生自信心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对于处在不同行业、不同期间的公司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整体经济形势是不一样，作为公司决策做出者的管理人员的判断就会不一样，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可能是不同的。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过度自信方程来看，政治关系对过度自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5%以上，表明管理者过去或现在拥有越高的政治关系，在获取政府信息和着国家宏观政策信息方面有较好的渠道，管理者掌握的相关信息就会越全面，管理者越不会过度自信。同时，过去或现在担任过政府官员的管理者为了维持已经获取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抑制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倾向。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以下显著，说明两职合一会增加管理者的权利，使其产生“控制力幻觉”导致过度自信。实际控制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在1%以下显著，国有公司在国家财政支持和较小业绩压力的双重作用下，管理者更容易诱发过度自信。而公司上期的经营风险状况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对中国公司管理者而言，对公司的风险不太重视。这一结论符合中国公司的现实。（2）根据不同市场化进程下检验管理者政治联系对过度自信的影响。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是否超过全国市场化进程指数的中位数为依据，将样本分为高市场化进程组和低市场化进程组，分别检验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政治联系与过度自信的关系。将样本2008年至2010年分组以后的数据分别代入实证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所得出的实证结果如下：在高市场化程度的这组，政治关系与过度自信的回归系数为-0.2043，但是不显著；在低市场化程度的这组，政治关系与过度自信的回归系数为-0.4298，而且在5%以下是显著的。在高市场化程度这组，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回归系数也为正数，但是不显著；在低市场化程度这组，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1%以下显著。在高市场化程度这组，实际控制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也不显著；在低市场化这组，实际控制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在1%以下显著。这说明，公司所在地市场化进程较低，信息不够透明，资源配置更多依赖于行政手段，公司通过市场手段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窄，具有政治联系的管理者能够给公司带来获取政府宏观经济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渠道，从而获取有机会获取充分信息，进而抑制管理者信心。如果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高，法律规则更加完善，信息透明度更高，那么资源配置或者信息获取能够通过市场配置来完成，通过管理者的私人政治联系获取好处的优势较其他公司不明显，于是，就表现为管理者政治联系对过度自信的作用甚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政治关系对过度自信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并且，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这种影响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要显著。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行为金融学理论，而且从管理者行为的角度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风险治理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证据。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努力降低其过度自信偏差。以管理者个人特征和个人经历为基础，设计科学合理的管理者行为综合评价体系，来衡量管理者是否可能会过度自信等行为。可以考虑根据公司的融资选择、资本结构、投资（并购）情况等指标，同时结合管理者个人特征和经历为基础的综合评价体系，建立一个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预警指标。（2）完善管理者的选聘和晋升机制。过度自信行为主要受到信息量、任务难度、专业知识、经验、性别、成长环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公司在选聘管理者时要进行综合考虑。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动机源于管理者对岗位晋升的竞争，设置合理的岗位晋升机制，也有利于抑制管理人员的过度自信。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司可以考虑引入具有政治关系的管理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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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7
Key words： dividend theory；dividend policy；research status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4-0161-02
0 引言
在经营过程中，企业会遇到涉及股利发放时的问题，比如公司获得盈利后的利润应该留存以帮助公司发展还是发还股东？以什么方式发放给股东？股利分配的金额和方式对公司的财富和未来的发展有何影响？所以股利政策问题也是公司财务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
1 国外研究
西方国家在较早时间就开始研究上市公司股利政策，20世纪60年代开始真正研究股利政策。《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这两位财务学家在1961年发表的，众多学者随之开始研究股利政策，从而成了研究的热点内容。此后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并形成了较丰富的股利政策理论。主要包括研究股利政策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方面、股利引起股票价格变动的原因等。
1.1 “一鸟在手”理论 戈登（Grordon.M.J）是“一鸟在手”理论主要的代表者，他与夏普（Eli Shapiro）在1962年以众多研究为基础，成功推导出戈登模型。即期收入和即期股利具有消除不确定性的特点，投资者偏爱这一特点，该理论便基于这一特点认为股票价格在投资者眼里有较大变动，股利收益要比留存收益再投资带来的资本利得更为可靠，投资者宁愿股利较少，也不愿为了以后收取更多的股利而去冒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一般属于风险厌恶型。
1.2 股利无关论 1961年，MM发现在公司投资决策既定的情况下，有效的资本市场上，现金股利的发放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因为，企业发放了现金股利之后，还需要发行新股筹措资金。因此，对企业价值而言，股利政策是无关的。Millar与Modigliani认为，如果企业的投资政策保持不变，在一个完全市场上，现金股利的支付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然而，现实世界并非存在完全的、没有磨擦的市场股利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备受关注的。
1.3 税收效应理论 通过塞尔文（Selwyn，L）和法勒（Farrar）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如果税收因素不存在，那么什么类型的股利支付方式对于公司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公司在税赋差别存在的前提下会选择不同股利支付方式，因为如果现金红利和资本利得不同税赋，如资本利得税赋比现金股利税赋低，公司和投资者不会将支付现金股利作为最优股利分配政策。不同股利方式的选择会影响公司市场价值，并使公司及个人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存在差异性，假设税率相同，与现金股利课税相比，资本利得在实现时才能缴纳资本增值税，仍能延迟纳税。
1.4 信号传递理论 Lintner最初产生股利有信息内涵这一思想萌芽，由MM最早提出。第一个股利的信号传递模型是由Bhattacharya（1979）建立的。该学派假定管理当局和放松理论的投资者有相同信息，从这个假定出发，信息不对称存在于企业外部投资者和当局之间，更多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被管理当局占有。管理当局通过股利方式向外界传递掌握的内部信息，且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是由管理当局通过股利政策来传递的，所以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是靠股利来传递的，它影响着股票的价格。
1.5 成本理论 在1976年之前，财务理论都是以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公司行为的。该模型认为企业是一个“黑箱子”，在其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秘密无从了解，同时管理者总是假设按照股东的意愿来实施管理行为。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成本学说为整个公司的委托——问题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在这个模型中，公司管理行为不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无关各方利益的行为。利益各方尤其是股东和主要债权人会通过契约等形式最大程度地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促使其按照设定好的方案组织管理活动，按照这一理论，人们对管理者和所有者即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保障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股东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即成本。比如管理者的高额津贴，监管成本以及可能丧失的经济机会。
2 国内研究
我国研究股利政策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资本市场，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股利。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将借鉴西方成熟的股利理论与实证为基础，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国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2.1 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刘星和李豫湘（1998）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了公司财务状况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王克敏（1999）和吕长江依据因子分析法提炼出38个变量，这些变量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有一定影响，针对这些变量分析主成分，在此基础上构造了8个与现金股利有统计显著性的因子，研究表明内部人控制度随着法人股和国有股控股比例的增高变得更强，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也越低；公司在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有很低比例时，会选择股票股利来代替现金股利的支付政策。原红旗（2001）从委托关系的角度考虑，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转移资金的动机随着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增高变得更强。赵春光（2001）、马曙光等通过实证方法政府持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伍丽娜、高强和彭燕（2003）等从政策导向的角度分析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做了大量实证分析，但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
2.2 掏空理论 掏空理论的假设认为，控股股东倾向于通过股利政策来转移公司资源，并且具有较高支付率的股利政策将会作为控股股东的首选，甚至罔顾公司的威长性和投资机会。原红旗（2001）的观点认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采取现金股利的方式来转移上市公司的现金。肖珉（2005）实证检验了“利益输送”假说和现金股利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这两种理论观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与大股东套取现金的企图有关，而并不是出于减少冗余现金的需要。党红（2008）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股改前后都存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而流通（非限售）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第一大股东仍然偏爱更高的现金股利。陈洪涛和黄国良（2005）也发现了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政策转移现金的现象。
2.3 自由现金理论 自由现金理论是指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机会调整股利政策。方芳和廖理（2004）研究发现，经理受到管理层持股会的激励，选择股利政策来缓解自由现金流的成本。他们（2005）还进一步发现了宣告股利增加事件，相比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过度投资公司市场受到更显著的欢迎。谢军选择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对股利政策和第一大股东持股以及企业成长性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显著动机是发放现金股利且此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影响。
2.4 从各方进行博弈的角度进行研究 孙茂竹（2006）等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在进行了一些假设之后，分别从管理者与股东、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方面的利益冲突入手，建立博弈模型，得出博弈的均衡结果——低股利支付政策、继续持有股权或债权。指出低正常股利加顶外股利政策是最符合这一博弈结果的股利政策选择。这种股利政策既吸收了稳定型股利的优点，又摒弃其不足，使公司在股利发放上留有余地和具有较大的财务弹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公司都采取这种股利支付政策。所以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博弈，上市公司治理任重而道远。
2.5 从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引入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已经跨越了理性决策者的假设，进而形成了股利迎合理论、后悔厌恶理论以及股利羊群行为等一些基于行为规范式的股利理论。从而加强了股利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弥补了传统股利理论所存在的不足，但其研究仍有待深入。黄莲琴等在《大股东控制、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中。比如，将沪深两市在2002-2007年第3季度所作报告中披露盈余预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观值，并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大股东控制进行考察和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当局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层相比，前者更不愿意支付现金股利，但具有更为显著的支付现金股利的动机。研究支持了大股东的监督，这将在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对股利政策进行研究拓展，并且能降低成本的假说，在诠释Black（1976）“股利之谜”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从该领域出发的研究仍屈指可数。
3 总结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股利之谜”值得进一步探讨。通常MM理论作为西方研究中的研究线索，现实世界的股利问题研究需放松严格的假设条件。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成果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为股利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始研究对可分配收益有决定权的个人动机，并不只是传统的重视外部可见因素。此外对行为金融学、行为经济学和博弈理论这些跨学科的研究也能增进股利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弥补传统股利理论的不足，其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和跨学科知识不断渗透，股利政策研究领域将会有惊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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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8
一、股利分配政策理论概况
经过多年的探讨与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股利分配政策理论，费雪·布莱克（Fisher Black，1976）称股利政策的研究是个谜，“我们越是努力研究它，它就越像个谜。”为了破解这个谜，中外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一些理论。
（一）股利无关理论
该理论是由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1961年的《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基于“完全的资本市场”的假设基础上，股利分配政策对公司的市场价值或股票价格不会产生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和股票价格是由公司投资的获利能力和风险组合决定的。这一理论简历在这样一些假定之上：公司的投资者和管理当局可相同的获得关于未来投资机会的信息；不存在个人或公司所得税；不存在股票发行和交易费用（即不存在股票筹资费用）；公司的投资决策独立于其股利政策。MM理论假定投资者处于完美无缺的市场，因而股利无关论又被称为完全市场理论。
（二）“一鸟在手”理论
该理论经威廉姆斯（Williams，1938）、林特纳（1956）、华特（Walter，1956）和麦伦·戈登（Gordon，1959）等人发展，在 1963年由戈登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最终提出著名的戈登“手中鸟”模型，成为“一鸟在手”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保留盈余再投资获得资本利得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股利支付的不确定性，从而实际拿到手的股利，与增加留存收益后再进行投资得到的未来收益相比，后者的风险性要大很多。基于这种思想，“一鸟在手”理论认为：股票价格与股利支付率成正比，即当公司支付较高的股利时，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之上升，公司价值将得到提高；权益资本成本与股利支付率成反比。
（三）信号传递理论
该理论由米勒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洛克于1985年在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不对称信息下的股利政策》中所提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是在放宽了MM理论中公司投资者和管理当局拥有相同关于未来投资机会的信息假定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获利能力的信息，从而会影响公司的股价。也就是说，较高的股利意味着公司有较高的当期净收益，表现在股票市场上，是公司股票价格的上升和股东以股票形式持有的财富的增加。
（四）追随者效应理论
率先提出追随者效应概念的是米勒（Miller，M.H.）和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F）。该理论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税率出发，认为每个投资者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有的边际税率高，如富有的投资者；而有的边际税率低，如养老基金等。由此会引致他们对待股利的态度不一样，前者偏好低股利支付率或不支付股利的股票，后者喜欢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据此，公司会相应调整其股利政策，使股利政策符合股东的愿望。达到均衡时，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由处于低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由处于高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这种股东聚集在满足各自偏好的股利政策的公司的现象，就叫做“追随者效应”。
二、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一）国外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来解释股利政策这个谜。
林特纳（1956）注意到股利分配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选取了不同行业的28家上市公司，通过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公司将某一确定的股利支付率作为目标值，则该公司下一年度的股利分配额占下一年度每股收益的比重应为一个常数，实证结果表明林特纳建立的称为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的现金股利模型能解释85%的股利变化。
继林特纳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关注股利发放与投资、融资的关系。希金斯（Higgins，1972）以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和执行剩余股利政策为前提建立了股利发放模型，发现投资和利润均影响股利分配，即不同期间的股利分配差异归因于投资和利润需求的不同。而法玛（Fama，1974）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认为股利政策和投资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其结论支持Miller和Modigliani的股利与投资无关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到在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中，成长机会和公司特性也成为关键因素。詹森（Jensen，1976）研究指出成长机会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的关系，即：如果公司的成长机会相对较多，其可支配的现金流量较少，则此时股东可容忍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相对较低。克拉奇和汉森（Crutchley and Hansen，1989）认为公司特性会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动及其公司规模的大小均会影响公司股利支付水平。
Harry DeAngel等（2004）对1973-2002年美国上市公司30年的行业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公司规模、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盈利能力、现金流量以及以往股利发放情况等均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国外学者关于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探讨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由最初林特纳发现的公司盈利与股利发放有关，到Harry DeAngel根据行业数据分析得出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现金流量和以往股利发放情况等因素均会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的结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从横向到纵向，从单一到多样逐渐被挖掘，进一步加强对股市的认识。
（二）国内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
我国的股市起步比较晚，在我国学者开始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探讨研究时，国外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股利政策理论。因此，在进行国内研究综述时，大多借鉴了国外的理论而非创新，没有了国外研究综述专门介绍股利政策理论部分的内容，仅仅罗列了各种文献中使用的实证方法、模型、角度和结论，由于文献较多，本文只选择各时期较为典型的文献进行总结。
吕长江、王克敏（1999）在运用改进后的Lintner模型基础之上，采用双步骤法（因子分析法——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并检验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模型，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受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股东权益、流动能力、负债率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规模、流动性和股东权益比例与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程度与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票股利支付额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相互影响。
唐国琼、邹虹（2005）用成本理论结合中国所具有独特的股利实务进行研究，首先对其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影响股利分配政策若干因素分析的一般模型，然后通过2003年上市公司有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测试，以验证影响股利支付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股利分配政策中，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现金股利多由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派发。同时指出，在中国，政府调控手段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非常之大。
黄娟娟、沈艺峰（2007）以1994-2005年我国沪深两市的全部上市公司为其样本主体，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发现：公司股权集中程度越高，不仅其支付股利的可能性越大，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也越大，可能支付的金额也就越多；另外，公司的股权越集中，总体的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倾向越明显，即公司集权度也对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
李谦、陈妤（2012）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以云南省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显示：云南省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流动能力；云南省上市公司分配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股东权益、盈利能力和流动能力。[3]
综合我国学者对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比较晚，有关股利分配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尚且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重于实证研究方面，发展还不够完善，关于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多方面多领域的探讨还有待发展。灵活运用国外股利分配政策理论，在探索中不断创新，这将会成为股市健康发展的有利推助器，并且对于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的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结语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影响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将其主要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有：公司规模、股东权益、盈利能力、流动能力、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现金流量、公司集权度等。外部因素主要有：行业影响、市场行政监管手段、国家政策等。学者倾向于对股利分配政策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而对外部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总之，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的，学者对其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注重实证研究，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这对于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的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对于股利政策的研究也是存在缺陷的，国内外还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应该完善与股利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其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加强行业监管部门监管；加强经营管理，优化股权结构。由于我国股东结构的特殊性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从现阶段逐步完善起来将会需要一定的时间。随着大多数公司对股利分配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在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我国资本市场定会走向完善与合理，并与世界发达国家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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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9
内容提要: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式“现金股利之谜”
公司股利政策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分析和大量的实证研究,致力于理解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和合理解释影响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的因素,试图从中找出一种理想的股利政策模式。如今,公司股利政策已不再作为孤立的公司财务学领域的研究课题,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将股利政策纳入其研究范畴,公司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与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受到国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困扰学界多年的“股利之谜”似乎已经越趋明朗。
相比之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进展却不容乐观,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中国式“现金股利之谜”仍未得到合理解释,监管部门倡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初衷与资本市场反应冷淡的鲜明对比,反映出我国的现金股利政策至今仍然是个中国式不解之谜。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了鼓励、引导上市公司制定持续、透明的现金分红政策,敦促上市公司形成合理回报投资者的利润分配机制,从2001 年 3 月伊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陆续了若干规范性文件,建立相应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并且因其浓重的行政监管色彩,常被称为“强制性”现金分红制度。2012 年 5 月初,在资本市场低迷、市场投机气氛浓重的背景下,监管机构再次把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事项、完善现金分红制度提上议程,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证监会的引导和监管之下,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但是监管部门的良苦用心却并没有得到市场投资者的广泛认可,我国上市公司中仍然存在着分红不平衡的现象,投资者通过短线买卖股票获取资本利得的投机行为严重,资本市场上“重融资、轻回报”气氛浓烈,股市被诟病为“圈钱市”、“投机市”。特别是《通知》颁布后,支持和反对现有现金分红制度的各种声音甚嚣尘上,再度引起了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因此,面对我国的“现金股利之谜”,本文首先以股利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指出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在梳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基础上,分析现有监管模式是否能够切实解决目前的股利分配问题;最后,基于前述的理论和现实分析揭示出我国股利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并就如何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问题提出本文的见解。
二、现金分红制度的逻辑基础:成本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传统研究中的股利政策一般被界定为公司内部的分配问题,是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范畴。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创始人米勒(Miller)和莫迪利亚尼(Modiglinani)基于信息完全对称的完美资本市场的假设条件,于 1961 年在《股利政策、增长和公司价值》一文中共同提出了“无相关理论”(MM 理论),认为在无税收负担、信息完备对称、合同完全、交易成本为零的资本市场的假设条件下,公司价值完全由投资决策产生的盈利能力产生,公司采取何种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1]。随后的经济学家们沿着 MM 理论开辟的研究路径,形成了不同的股利政策理论,包括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成本理论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成本理论将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到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工作中,试图解释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了股利政策理论中相当重要的一种分支理论。股利政策作为特定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后的产物,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随着人们对现代公司主要问题的认识产生变化,不同阶段的成本理论也经历了从基本理论到“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的完善,再向“利益侵占假说”的发展和演变。
(一)成本理论的奠定:从基本理论到“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的完善
成本理论的基本逻辑源于伯利(Berle)与米恩斯(Means)的现代公司理论,现代公司具有股权高度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基本特征,控制公司财产的内部人即管理层基于各种利己目的,可能会对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因而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与管理层的自身利益之间产生了冲突。股利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正是降低成本、缓和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
最早将成本理论应用于股利政策的是罗泽夫(Rozeff)。现金股利政策是交易成本和成本平衡的结果,股利支付水平的上升会降低成本,但是也会提高交易成本。最优或理想的股利支付水平是最小化的筹集新资金的交易成本以及经营者行为导致投资不确定性产生的隐性成本权衡的结果[2]。伊斯坦布鲁克(Easterbrook)于1984 年发表的论文《股利的两种成本解释》是阐述成本理论的经典文献,进一步阐明了现代企业中成本的产生以及股利政策如何降低成本。成本分为两种,一是对公司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约束产生的成本,二是经营者厌恶风险带来的成本。经营者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项目,而分散投资的投资者则相反。公司债权人寄希望通过契约或者其他法律手段来控制企业风险,限制股利支付正是降低这一控制成本的途径。而正如债权人希望限制股利支付一样,股东希望尽可能提高分红以避免债权人受益。如果企业经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则无论是监管问题还是风险转移问题都会弱化。一方面,当公司发行新股时,公司事务将会受到投资银行家或者其他相关中介机构的审查,而其充当着股东集体利益监督人的角色,同时,公司事务还会受到新的投资者的审查。……企业现有投资者只需要通过投票或者出售股份即可影响经营者的行为。而新的投资者则会在投资前检查经营者的行为,除非获得对经营者成本的补偿,他们不会购买新发行股份。因此,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有动力降低其成本,以尽可能提高新发行股份股价。另一方面,就股利对企业风险调整中的作用而言,持续高额的现金分红会使得公司需要在外部市场募集资金,以维持其经营活动。因而,企业会持续实施监督和进行负债—权益(debt—equity)调整来使得股东受益。即使进行现金分红而没有募集资金,企业也会提高负债—权益比率,使得股东利益不至于转移至债权人。换言之,现金分红建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仅降低了管理层的成本,而且利于通过发行金融证券来实现财富重新分配,防止公司某一利益集团从另一利益集团获利[3]。
随后,詹森(Jensen)于 1986 年提出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他指出经营者控制过多现金流量是危险的,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滥用资金,因此,股利支付有利于减少经营者支配的现金流量,防止经营者将资金投资于低盈利项目,从而有利于降低成本,最终提升公司价值[4]。“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是成本理论的延续,将企业中的冲突问题集中在争夺企业的现金流量上,克服了伊斯特布鲁克的成本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即“难以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使得现金股利是否具有降低成本的作用具有可实证性。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10
在此，我代表公司党委向全体党员和广大干部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回顾党委一年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理论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首先抓好公司两级中心组理论学习,以《20*年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教材》为基本内容，先后组织中心组成员学习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和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集团公司董事长同志关于《企业发展战略》的讲话以及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精神等。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运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能力。二是抓好党员干部和职工的理论学习，结合集团公司党政工作会议精神和本公司下发的党政文件精神以及先进性教育活动内容，制定学习计划，每季下发理论学习安排。进一步拓宽学习内容，组织员工分阶段、分层次认真学习《执行力》等有关现代管理书籍，增强了广大员工的执行力，保证了公司党政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三是抓好理论学习的督导、检查，严格理论学习考核制度，针对个别单位学习记录不规范、内容不齐全等问题，不仅提出整改要求，而且还与单位效绩考核联挂。通过检查考核，促进了理论学习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促进了党建工作的新发展。一是从完善制度入手，拓宽党建工作新思路。结合本公司实际，先后制定下发了《基层党支部工作达标升级考核办法》、《党员目标管理考核》等50余项文件制度，对搞好公司党建工作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二是从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入手，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积极开展“创新、创优、创先、创效”党建主题教育活动。组织了“党员先锋岗”和“温誓言、履承诺、当先锋”等活动。建立了53个党员责任区，使每个党员工作有目标，肩上有责任，考核有依据，在本职岗位上起到了示范作用。三是从抓好班子建设入手，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制定和完善了《党委会议事规则》和《党政联席会议规则》，按要求组织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四是从推行党建质量管理体系入手，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行党建工作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意见》，举办了三期党建工作培训班，参加150余人。通过学习培训，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推动了公司党建质量管理体系工作的开展。五是扎实有效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组织公司各级班子成员及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请老党员讲革命传统，观看先进事迹报告录像，开展了征文、演讲比赛以及先进性具体要求大讨论等活动。通过讨论，形成了本公司准确、简明、凝练的《党员先进性标准》。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开展谈心活动、设立征求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对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每个党员都认真撰写了党性分析材料，组织召开了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制定了班子及成员的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明确了整改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并认真进行整改，利用党员大会、公开栏、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公开整改落实情况，接受群众的监督。为检验先进性教育成果，公司党委组织220名党员、职工群众和离退休人员进行了职工满意度测评，综合评价满意度达到100%。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党性观念，提高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提高。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了生产经营健康发展。一是切实抓好《实施纲要》的宣传教育，开展了“讲学习、抓预防、促勤廉、强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举办了5期由200多人参加的“反腐倡廉宣传挂图”展，有280多名党员干部写出了心得体会。开展了廉洁自律公开承诺活动，240余名管理人员写出了《个人廉洁承诺书》，并上墙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制定了《党员、干部和管理人员廉洁从政七条纪律》，开展了《从政警言》学习、“反腐倡廉警句格言”书法展等活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自身免疫能力，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廉政文化建设。二是建立健全行政权力公开制度，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和《工作进度表》，明确了工作分工的部门和责任人，规定了工作时限和内容，设置了电子显示屏，利用信息化技术，制作了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工作网站向公司全体员工公开，确保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强化效能监察，进一步健全了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全面预算管理的效能监察，保证了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和各项预算指标的完成；加强对物资采购管理的效能监察，降低了采购成本，起到了节支增效作用；加强对物资储备管理的效能监察，使物资储备始终处于合理状态；加强对物资配送管理的效能监察，为企业节约了资金；加强对物资验收管理的效能监察，杜绝了资质证件不全以及劣质物资流入仓库，起到了把关作用；加强对井口超市管理的效能监察，完善物资代储代销机制，基本实现了矿厂零库存。通过效能监察，完善了监督制约机制。
——大力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公司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安排意见》，加大理念的宣灌力度,精心组织各单位抓好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利用现场提问、试卷问答、板报等形式，大力宣灌企业文化理念。编撰《企业文化手册》，发至人手一册，使每个员工熟知、认知，受到潜移默化的理念渗透，达到行为养成的目的。进一步完善6S管理的各种要素，重点对6S管理进行分解，细化标准，实行标准化管理，从而达到上标准岗、干标准活的目的。同时加大监督考核力度，组织对6S管理进行了季度大检查，并对6S管理搞的好的单位进行了表彰，促进了员工规范行为的养成。进一步推行精细化管理，制定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FRIP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实施方案》，逐步建立和完善每个人、每一天、每件事、每一处的岗位标准，实行走动式管理，达到岗位无死角、无漏洞，提炼具有物供特色的以人为本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和系统，努力实现管理创新。进一步刷新环境质量，建立了具有物供特色的鼎新文化广场和企业文化走廊，为员工休闲娱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进一步抓好安全文化的推行和延伸，加强职工的安全行为培训和操作规程培训，组织公司44名职工参加了特殊工种培训，都取得了上岗资格证书。开展了首季“安全季”活动，组织签订了安全互保联保责任书，组织了安全宣誓、安全大签名、安全咨询和第四季度安全决战等活动，增强了员工的自我保安能力，促进了公司安全生产和安全文化建设的发展。
——抓好主题教育活动，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开展了以“建一流公司、创物流品牌”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引导教育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公司确立的发展目标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完成工作任务上来，为实现公司改革发展目标建功立业。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制定了《开展“以德兴企，以德育人”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安排意见》，组织员工学习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公司制定的《精神文明行为规范》、《员工职业道德规范》等内容，增强员工对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反馈制度，为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研究职工思想行为变化发展规律和动向，提供可靠依据。抓好宣传报道工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宣传报道考核办法，*年见报突破200篇，特别是在对外宣传报道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我公司的专题节目；《河北日报》、《中国企业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我们公司改革发展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员工的士气，振奋了精神状态。同时，我们还举办10期板报展大力宣传公司改革发展成果，对公司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推动作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推进民主管理与监督。制定和完善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四个专门工作委员会职责，组织召开了公司首届四次、五次职工代表暨工作会议，讨论审议通过了《行政工作报告》、《效绩考核管理办法》和《财务工作报告》，并向大会报告了司务公开工作实施情况；20*年集体合同履行兑现情况；社会保险费用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民主评议干部情况等。通过召开职代会暨工作会议，对推动公司全年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坚持和完善各项司务公开制度，制定下发了《关于20*年司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安排意见》、《关于印发司（部）务公开“三制四书”实施办法的通知》等文件，通过职代会，经营分析会，司（部）务公开栏、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对公司重大改革措施及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了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抓好“建家”工作，制定和完善了《职工小家建设考核细则》，完善建家的基础设施，对基层15个单位统一配备了书柜和书架，购买了2500多本图书，建立了职工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健身房等学习活动场所，为职工群众学习娱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举办了第二届职工篮球赛，参加集团公司篮球赛男子篮球队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参加集团公司举办的百人大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为公司争得了荣誉，树立了形象。公司工会被集团公司和市评为“模范职工之家”。
除此之外，一年来，我公司在综合治理、民兵、计生和团青等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要看到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学习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在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方面，达到学以致用还有一定差距；二是思想政治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应进一步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力求新发展。三是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还应进一步增强，我公司不少政工干部从事政工工作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专业知识技能不够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注重提高。
第二部分20*年工作安排
20*年是贯彻落实“*”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物供公司巩固提高、加快发展的攻坚之年。根据公司的中心任务，公司党委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集团公司党政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物供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创建社会大市场的格局，切实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职工队伍建设，为实现公司各项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全面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素质
加强理论学习，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始终把理论学习摆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推动公司各项工作发展。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我们要认真组织学习五中全会精神，准确领会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六个原则”、“*”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目标”和主要任务，围绕公司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把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集团公司党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现代管理知识、企业文化知识、政策法律知识等结合起来，为实现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二要拓宽理论学习范围，增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系统性。我们要进一步拓宽学习内容，不仅要学政治理论，还要学习业务知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增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要努力创建学习型班组，制定学习计划，实施学习目标。要突出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学习，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对集团发展战略以及本公司党政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一定要学深、学透，系统学，全面学，不断提高科学指导实践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持续改进提高我们的各项工作，开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
三是要严格学习考核制度，增强理论学习的质量和效果。要认真执行公司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规章制度》以及配套措施，严格理论学习的检查考核制度，检查学习方法是否有新举措，学习质量是否有新提高，学习效果是否有新突破，学风转变是否有新成效，确保各项制度措施执行到位。公司将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办班培训、集中上大课等多种方式，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管理知识培训；采取普遍检查与重点抽查的方式，对基层中心组和管理干部的学习笔记进行审阅检查；采取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掌握理论学习的进展情况，解决发现的各类问题，坚持用制度约束学习，靠制度规范学习，以制度保障学习。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好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进性
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建设，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开创物流新局面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坚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建立保持党的先进性长效机制建设为重点，认真分析研究、不断探索完善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和新方法，努力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要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坚持按程序议事，不断提高领导班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要自觉维护班子团结，把开展谈心活动、加强互相沟通、听取不同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固定下来，形成机制，促使班子成员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要常抓作风建设不断线，力戒浮漂思想，力求真抓实干，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带头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积极落实公司党政的决策和部署，制定完成目标任务的办法和措施，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实效性。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到实现目标任务上来；用到促进体制改革与发展上来；用到实施“走出去”战略上来。要进一步健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督促检查，严格工作责任，确保公司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要扎实做好党建工作，深化党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按照党建工作质量管理体系作业指导书的要求，抓好党建各项工作的落实，在自身建设方面重点抓好基层支部工作达标升级，民主评议党员，党员目标管理考核，中心组学习，主题教育等工作；在决策方面重点抓好“两个议事”规则的实施；在领导和支持群众组织方面重点抓好职代会、司务公开和民主评议领导班子等工作；在稳定工作方面重点抓好，特困职工帮助、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在企业文化方面重点抓好企业文化建设基本标准的实施；在特色工作方面重点抓好“四创”党建主题教育活动，党员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活动。同时，还要抓好党建内审工作，借签ISO9000质量管理理念，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提高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要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成果，切实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要继续抓好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按照规定的时间、任务、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要求，认真进行整改，要做好整改纪录。各支部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严肃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公司党委将对各支部整改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并把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衡量，保证方案、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积极探索构建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按照“科学、管用、长效”的原则，重点在建立健全党员学习培训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管理监督机制、联系群众机制和党内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下功夫。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真正把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为职工群众解难题、办实事上，体现在推动公司改革与发展、建立和谐企业的实际行动中，促进公司党建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三、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企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紧密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保证物供体制改革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顺利进行，是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任务。
要继续强化党风廉政教育。积极开展“廉洁从业促发展”主题教育，抓好广大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理论和党政纪条规知识的学习，特别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学习，做到内容新，方法灵，效果好，不断增强组织纪律和遵纪守法观念。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继续开展行之有效的“读廉文”、“从政警言”“廉洁自律公开承诺”“廉内助”等教育活动，以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中纪委等四部委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及公司制定的《党员、干部和管理人员廉洁从政七条纪律》，做好“四个带头”，即：带头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维护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要继续深化廉洁自律承诺和述廉、评廉、考廉活动，扩大活动范围，拓宽活动形式，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监督检查工作，突出对管理的薄弱环节和易产生腐败的关键部位强化监督检查，做到监督不漏项，检查不漏点。抓好重点项目的效能监察，提高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能力。抓好责任制的考核，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起到作用。
要进一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按照集团公司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现场观摩会议精神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各项制度，坚持查漏补缺，为开展好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提供制度保证。逐步把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工作延伸到公司基层部（室）单位，使我公司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得到全面开展。要严格依照程序，及时把权力行使的全过程进行公开，保证公开的时间和内容相一致、公开运行和工作流程相一致、公开的范围与权力行使涉及的范围相一致。要从职工群众最关心的热点、反映最强烈的焦点、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以及容易引发矛盾和滋生腐败现象的问题入手，不断深化公开工作。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四、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物流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不仅是物供公司改革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实现企业愿景的需要，因此，我们要予以高度重视，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全面提升公司整体素质和推进公司改革发展的动力支持，扎实抓好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公司文明、整洁、严谨、诚信的企业形象。
要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要全面落实集团公司党政《关于全面推行FRIP精细化管理，努力实现管理创新的决定》，按照公司《全面推行FRIP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实施方案》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各项管理标准，要按照“4E”要求制定岗位标准，做到“人人有标准、事事有标准、时时有标准、处处有标准”。要抓好6S行为规范的细化、量化，组织员工认真学习《企业文化手册》，明确行为规范，推广文明用语，不断提升公司文明形象和员工的文明行为。要建立健全“走动式管理”制度，制定“走动式管理”的标准，使管理人员既巡查工作现场，又被现场员工监督，形成双向监督，起到有效管理的作用。同时要做好班前（后）礼仪、看版管理、定期评议等“软件”支持工作，要按照“FRIP精细管理”的要素要求，制定严密的操作程序和考核办法，并严格按标准考核，按程序操作，实现现场管理的闭合。要正确运用考评激励机制，做到考核结果与经济收入挂钩，与“三工并存、动态转换”相联系，与评先树优相结合，激发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继续深化“星级员工”和创建文明单位“流动红旗竞赛”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要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创新企业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形象力和竞争力。
要切实抓好安全文化的推行和延伸。安全生产是企业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是构建和谐企业的重要内容。作为物供行业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把好供应物资的质量关，同时，还要抓好自身安全生产，确保物资配送安全到位，保证煤炭生产所需物资的正常供应。要大力灌输“以人为本、安全为天、紧严细实全”的安全理念，继续抓好职工的安全行为培训和操作规程培训，不断提高职工对各种安全规程的认知程度和行为遵从。要大力开展“安全月”、“安全季”“安全宣誓、签名和安全咨询”等活动，组织职工签订安全互保联保责任书，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结合推行精细化管理，确立工作和管理流程，生产单位要对安全隐患进行认真识别和排查，坚持上岗前的安全确认制度，规范员工遵守各种安全制度和“6S”、“4E”岗位标准的行为，形成人人遵章守纪、按章作业的良好行为习惯。要把安全管理纳入日常工作来抓，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安全检查活动，建立安全生产常态管理机制和安全长效运行机制，使“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考核”落到实处，促进公司安全生产和安全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五、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进一步深化主题教育活动。根据集团公司党委提出的主题教育安排，结合公司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实际，公司党委提出在全公司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社会大市场”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公司第一要务，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物供人第一要务。这两个“第一要务”已成为我们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动力支持。因此，我们要树立开拓创新、实干拼搏的精神，克服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变坐商为行商，本着集团公司发展到哪里，服务就延伸到那里的原则，在竭力做好集团公司物资保障工作的同时，立足内部，拓展外部，力争用3—5年的时间建成社会化的中心、朝着信息化、社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这一主题教育的重要性，紧密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深刻理解内涵，抓好学习培训、教育引导、大讨论和实践活动，动员职工把自身蕴藏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为企业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以德兴企、以德育人”活动，注重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公司制定的《精神文明行为规范》、《员工职业道德规范》、《领导干部及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等内容，增强职工对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要大力宣传“创新求先、诚信久远、追求无限”的价值观，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为人先；守承诺，讲信用；勇于探索和追求，实现最佳目标。要树立“先做人、后做事”的道德观，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做一个受大家尊敬、爱戴和赞赏的人；要树立“服务只有开始，满意没有终点”的服务观，以真诚的态度守承诺、讲信用，搞好对用户的服务，兑现对用户的承诺。要不断完善“四、五、六”文明创建标准，结合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流动红旗竞赛”活动，把文明创建目标任务细化、量化，分解到每个班组，落实到每个职工，并同绩效考核联挂，促进创建活动的开展。要进一步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建设活跃健康的和谐文化，使和谐理念成为全体干部职工的重要价值取向，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实际行动促进和谐企业建设。要广泛开展健康向上、多姿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营造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企业的亲和力。
要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重点抓好“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教育和引导职工把思想统一到实施企业发展战略上来，统一到立足本职、干好工作上来，努力营造树立发展观、落实发展观的浓厚氛围。要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反馈制度，深入了解职工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及时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处理好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理顺职工情绪。要紧密联系职工群众的思想实际，广泛深入地开展形势任务、改革调整、维护稳定等方面的教育，要注意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人人都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局面。要抓好宣传报道工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宣传报道考核办法，使考核标准和措施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激励广大职工撰稿投稿的积极性，及时有效地对外宣传公司改革发展的成果和企业形象，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公司的核心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要利用宣传栏、黑板报等阵地，大力宣传公司的目标任务、制度措施、好人好事等，更好地服务于公司三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六、落实“依靠”方针，进一步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切实维护企业稳定大局
要继续发挥好职代会的作用。积极开展职代会星级创建认证活动，坚持申报制、落实预审制、推行票决制，健全完善职代会规范操作规程，不断提高职代会的质量和实效，全面落实职代会职权，切实维护职工的民利。要继续深化司（部）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借鉴IS09000质量认证管理，制定《司务公开控制程序》，全面推行司务公开质量体系工作，落实“三制四书”制度，推动司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要深入开展“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创建活动。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和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强化工资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处工作，建立健全对平等协商集体合同的监督检查和职工评价制度，提高集体合同的履约兑现率。努力在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维护企业和职工队伍稳定、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和谐企业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要深化“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建立和完善读书小组学习制度，拓展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增强职工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加强思想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入手，造就一支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适应公司改革发展需要的“四有职工”队伍。要建立健全劳动竞赛激励机制。广泛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安全生产、练兵比武等“创业兴企”活动，不断激发职工群众为企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11
Key words： securities companies；"concentration+administrative" mode；fund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1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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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胜军（1966-），男，湖北武穴人，江苏省会计学会，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理论与实务。
0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证券公司规模和业务日趋庞大，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证券公司109家，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十几倍，其中80%的证券公司为中小区域性证券公司。我们知道，区域性证券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的公司，财务管理尤其是资金管理是公司内部管理的核心内容。要实现长久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有利于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就必须将资金管理控制放在首要位置，必须高度重视资金管理控制方面的问题。论文针对区域性证券公司的特点，设计一套适应符合其特征的“集中+行政”资金管理模式。
1 资金管理模式设计原则与各类匹配关系
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设计应遵循原则：①整体性原则。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必须充分涉及到对公司各部门各营业部的控制，既要符合公司的长期规划，又要注重公司的短期目标，还要与公司的其他管理制度相协调；②成本效益原则。对实行资金管理时要考虑成本和效益相配比的因素，在进行模式设计时，不能一味追求模式的先进性，力求以较少的成本；③管理规模合适性原则。区域性证券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是为了企业更加良好运行而服务，制定集中度适中的方案，从而达到资金集中管理应有的效果；④与战略、业务匹配原则。区域性证券公司的战略和业务与全国性证券公司不同，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另外，还要针对资金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针对容易出错得细节，提出针对公司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方案；⑤可操作性原则。证券公司选择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必须结合各公司的实际情况，其中的方法、手段必须是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
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需要与战略、运营、内部控制和全面预算进行匹配。资金管理模式与各类匹配的总体关系如何呢？①资金管理模式与战略是一种目标导向关系，公司的战略目标决定公司的资金管理模式。区域性证券公司强调中央集权，采用一级法人治理结构下的控制模式；②资金管理模式与运营是一种主体支持关系，资金管理模式为公司的业务运营服务，运营管理是主体，资金管理模式是辅体；区域性证券公司运营管理不同于制造企业，其特点是显性机器流程少而隐性人脑流程多，因此，资金流程实时管理十分重要；③资金管理模式与内部控制是一种保障条件关系，资金管理模式中需要构建资金管理的内部系统作为安全保障。区域性证券公司十分强调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建设和保障，可以理解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是区域性证券公司最重要内部控制系统；④资金管理模式与全面预算是一种工具功能关系，资金管理模式需要借助于全面预算工具实施，因此可以说全面预算是资金管理的一种工具。区域性证券公司由于层级不多和规模有限，因此，区域性证券公司全面预算多采用准利润中心或成本中心方式授权编制、修订和考核。
2 “集中+行政”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理由
根据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原则和与各类管理匹配要求，我们认为区域证券资金管理模式合理的选择――“集中+行政”模式。论证理由如下：①集中模式是证券公司资金管理的唯一选择。证券行业有别于其他非金融行业，资金管理在财务管理中处核心地位。因此，集中式资金管理模式是所有证券公司的首选，甚至于其他所有金融类企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公共基金公司等）的首选。证券行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产业，有着自己的一些经营特征，比如高风险、高资金量等，这些都会对其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②行政模式是区域性证券公司有别于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的特点。不同类型的证券公司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资金管理模式。与区域性证券公司概念相对的是全国性证券公司，这类证券公司（例如中信证券）网点地域分布十分广，管理空间跨度较大，因此这类公司比较适合使用宽松的资金管理模式。相反，区域性证券公司除了具有证券公司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网点分布区域化、规模中小化、业务较为单一这样的特点，导致其资本效率低、创新力不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控制存在不足等缺陷。针对区域性证券公司的这些特点，此类公司可以选择较紧的“集中+行政”的模式进行资金管理。③“集中+行政”的模式是区域性证券公司考虑“原则”和“匹配要求”的合理选择。基于上述原则和匹配要求，区域性证券公司就要选择小快灵的特色，就要选择安全性和快速性的要求，就要选择既考虑分部的积极性又考虑总部的权威性两者关系的要求。
3 “集中+行政”模式逻辑框架与特点
3.1 “集中+行政”模式逻辑框架 区域性证券公司“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逻辑框架主要体现为：
①资金管理内容由六部分组成：客户资金管理、总部对分部资金管理、财务计划与预算、资金内部控制系统、IT技术的支持管理。②公司的组织模式选择一种半职能半事业部的组织形式。何为半职能半事业部的组织形式呢？就是区域性证券公司的各业务部属于类事业部组织，但是又不同于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具有完整的事业部的功能。③区域性证券公司责任中心控制模式是一种类利润中心的管理模式，即总部对各业务部按利润中心考核，但是考核的利润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利润，有的时候仅仅是成本中心或费用中心。④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使用管理方式选择比较行政化的收支两条线和结算中心模式，相对全国性证券公司的资金使用管理模式更“行政化”。⑤区域性证券公司“集中”表现形式主要为：资金集中管理；信息集中核算；人员集中委派；预算集中统御；核算科目集中设置；重点业务总部集中管理。⑥区域性证券公司“行政”表现形式主要为：资金管理的“行政化”；人员管理的“行政化”；计划预算管理“行政化”；重点业务管理“行政化”。（见图1）
3.2 “集中+行政”模式特点 区域性证券公司已形成清晰明确的“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总部对各营业部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①属于偏紧的资金管理方式。区域性证券公司由于规模较小，网点区域分布较为集中，所以总部有能力对各营业部、子公司的资金收支的全面管理。因此区域性证券公司实行的是一种偏紧的资金管理方式。
②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资金集中在总部统一管理。区域性证券公司中，营业部获得的资金收入直接汇入总部账户，同时在营业部财务部门记账，营业部需要定期上报利润表便于进行绩效考核。资金的支出按管理特点分类分为固定费用和专项费用。固定费用主要通过预算拨付，在费用未发生时，营业部一年预算的总数存放在总部账户，待费用项目实际发生时，核准拨付。专项费用需要提前报总部审批，通过之后才可拨款。所以说“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并且将资金完全集中于总部统一管理配置。
③部分重点业务由总部直接管理和经营。区域性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只能经营经纪业务这项传统基础业务，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均由总部直接经营。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业务的组织管理则与此完全不同，综合性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除了经营经纪业务以外，也可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业务，总部将营业部作为纯利润中心进行考核。另外，区域性证券公司总部考虑分部上报的专项资金项目是否批准时，需要对各个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权衡配比，做出有利于全公司整体的方案。
④业务部门的资金部分属于“自有资金”，而部分属于“专项资金”。区域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并不像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有完全的责权利，不属于纯粹的利润中心。全国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有更大的权力，资金可以通过结算中心投放或者借贷，自有资金包括经营预算资金和专项预算的资金，而区域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权限受很大限制。总部给业务部门的资金（即自有资金）仅为“吃饭资金”，而业务部门新增业务项目所需要的追加资金则为“专项资金”（任务一旦完成总部要收回）。
4 结束语
本论文首先论述了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设计原则和选择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应该选择“集中+行政”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重点业务由总部直接管理经营、充分给予分部权限来调动积极性和市场与行政结合等特点，符合中小区域性证券公司规模不大、业务较简单要求。论文从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的客户资金管理、总部对分部资金管理、财务计划与预算、资金内部控制系统、IT技术的支持管理等六个方面刻画了资金管理模式逻辑结构。
参考文献：
[1]Global liquidity management comes of age[J]， Global Finance， Sep.2003.
[2]Ingo Walter ，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Europe： Competitiv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under EMU， 1991， Working Paper.
[3]陈珩.加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J].财税科技，2006，（10）.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12
我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致。为规避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管制，从而取得上市融资与再融资资格以及避免被强制退市是当今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然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比较流行的经济契约理论和资本市场定价理论，对解释当今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高层管理人员股权激励的大量实施以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层管理人员会更关心公司的股价，有可能进行大量的盈余管理从而影响公司股价，监管者和投资者也应对此进行关注。
二、基于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
（一）盈余管理与股票发行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和会计盈余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较高的会计盈余能带来较高的股票价格。因此，待上市公司管理层具有股票发行前提高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动机。阎达五等（2001）发现公上市司在上一年采取向上的盈余管理，然后管理层转回了之前进行的盈余管理，并且发现相比较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来说，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年份以及之后几年中更可能采用使会计盈余增加的坏帐准备计提比例和折旧政策。
（二） 盈余管理与企业并购
学者对上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换股并购和管理层下市收购这两个领域。杜斌（2004）以一年间管理层下市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显示管理层下市收购公司在收购之前一年的应计会计利润显著为负值，显示管理层在下市收购前采用了降低会计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基于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
（一）盈余管理与报酬契约
理论认为，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会受到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公司管理层经常在法律和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通过采用适当的财务报表编制方法，达到管理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大量文献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方案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提供了大量管理层利用盈余管理来提高自身利益的证据。阎达五等（2001）认为基于公司业绩的薪酬是管理层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管理当局有通过提高应计会计利润来提高薪酬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而提出了薪酬最大化的盈余管理假说。
（二）盈余管理与债务契约
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已经违反债务契约或将要违反债务契约的上市公司将作出提高会计盈余的选择，来逃避或减轻债务契约的限制，许多会计学者对将要违反债务契约的上市公司是否实施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检验。赵春光等（2006）研究显示，在违反债务契约的年份样本上市公司采用了很多提高会计收益的会计政策，公司会计变更的数量远多于违约以前的年份，控制样本公司取会计变更产生的盈余效应显著小于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
四、基于政治成本动机的盈余管理
在上市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中，政治环境对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政治环境发生改变可能为公司生产经营增加一定的成本。政治成本理论认为在政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将有可能产生潜在的财富的转移，公司管理人员将实施会计选择或采用会计程序来减少财富的转移，从而使公司显现出较低的盈利能力。
（一）盈余管理与反垄断监管
很多超大型企业、战略性生产企业如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接近垄断或者垄断的公司如电信和能源电力公司，由于自身的特点易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在他们的会计收益较高时更加容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政府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对其采取提高税率、开征新税、管制、或者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盈余管理与避税动机
逃避所得税是公司短期盈余管理最常见的动机，就短期来说采取降低公司的当期会计收益能够减少上市公司当期的应交所得税额，或者达到延期支付所得税的目的，从而节约上市公司当期的现金支出和增加营运资金，对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加公司当期的盈利水平具有很大的帮助。王亚平等（2005）也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账面条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上市公司具有盈余管理的避税动机。但是上市公司在长期经营过程中，不存在盈余管理的避税动机，主要是因为就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来看，公司的会计收益总量是不变的，因此公司的纳税总额也是相对不变的，无法通过盈余管理进行调节。
（三）盈余管理与行业监管
某些行业如保险、银行和公共事业单位容易受到严格的监管，银行监管要求银行必须达到一定的资本充足率，保险监管要求保险公司要达到最低的财务质量标准，而公共事业单位一直被规定只允许赚取正常的回报，这些政策会为公司带来巨大的费用和成本。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现今的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因此，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不会相同。
首先，我国的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和管理人员股权激励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公司管理层不会为了较高的股票价格而进行盈余管理。其次，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成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市场经济交易中经济契约的缺失和经济契约作用的失效，进而导致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对经济契约的影响十分有限。（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颜志元.会计估计变更的动因分析——来自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6，（5）.
[2]蒋义宏，魏刚.ROE是否已纵——关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8，（5）.
公司行政管理论文篇13
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环境及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作者基于权变理论研究环境变量和管理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
二、理论依据
权变理论的学者们认为由于组织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再加上环境的冲击，有效的管理理论、方法需要根据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来确定。权变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和研究环境变量和管理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一）环境变量分析
1.外部环境分析
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根据PESTEL模型，宏观环境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环保、经济因素、科技和法律。微观环境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直相关的环境。
2.内部环境分析
企业的内部环境主要包括企业资源、组织结构、资源条件、核心能力等因素。企业内部环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根本。
（二）管理变量分析
管理变量主要由过程变量、数量变量、行为变量、系统变量四个部分组成。卢桑斯提出了权变概念的框架，他认为环境变量与管理变量之间存在着“如果-那么”的权变关系。笔者认为权变理论所体现的两变量间“如果-那么”的因果函数关系可以来阐述不同上市公司对于股利政策做出选择的原因。
三、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
（一）股利支付率偏低
依据“利多多分、利少少分、无利不分”的原则，现金股利的发放水平与公司的业绩密切相关。尽管上市公司分红数量和比重都有所提高，但现金股利支付率偏低。
（二）股利分配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形式频繁多变，缺少明晰的股利政策目标，在股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投资者很难根据过去历史股利分配的情况预测未来，从而做出投资决策。
（三）不分配比例居高不下
随着2000年证监会将分红作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必要条件，不分配股利的公司的数量在绝对数上有所下降，但截止2006年所占比重仍然达到38.42%。2001年到2006年不分配的公司所占比例每年均在40%以上。
（四）公司偏好以股本扩张的方式进行分配
过去十年上市公司所偏好的分配方式依次是送股、派息、配股。上市公司更多考虑选择股本扩张能够满足今后在融资关系以及维护股价方面的需要。为了达到配股的目的，一些净资产较高的公司采取了发放现金股利，减少未分配利润以降低净资产值，相应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办法。
四、基于权变理论的股利政策影响因素
（一）权变理论与股利政策的联系
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不断变化趋于综合。环境变量和管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及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多样性。
（二）基于权变理论中环境变量的分析研究管理变量
1.外部因素
（1）缺乏完善的证券市场体制
首先，企业债券和银行借款成本均大于股权融资成本，股权融资偏好明显。其次，证券市场的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缺乏强有力的监管，进行题材炒作股价的现象时有发生。
（2）政策因素
《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5%至10%列入法定公益金。”对于剩余的可分配利润，相关法律没有做出强制的规定，这使得股利分配政策随意性比较大。
（3） 宏观经济环境
基于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思考，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测及判断，上市公司会做出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
2.内部因素
（1）公司治理的结构。公司内部控制现象的存在是造成公司治理失效的结构性原因，也是公司大股东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内在根源。
（2）股权控制的要求。在制定股利政策时，上市公司通过现金股利的方式进行分配，然后通过增发的形式融资，导致大股东的控股权被稀释。此外，新股发行导致上市公司的每股盈利和股票价格下降，影响现有股东的利益。
（3）公司的筹资偏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直接留置利润成本较高。那些筹资能力较强的公司，灵活和宽裕的财务状况使其股利支付能力越强，倾向于较少地提取留存盈余，发放较多的现金股利。
（4）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往往受到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限制。基于不同的经营状况，管理者通过现金股利的发放向外界传递公司盈利能力的信息。
（三）权变理论与公司股利政策实践的结合
1. 内部环境方面
通过国有股减持，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有效改善所有者缺位下 “一股独大”的状况。同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约束内部控股股东自利行为，增强内部控制的约束力。其次， 规范和强化监事会的作用， 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经营管理、完善治理结构、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
2.外部环境方面
规范上市公司决策行为，加强监管，从市场环境和约束机制防范和降低市场风险，促进市场有序健康的发展增强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回报的责任感。此外，证监会和国务院应制定出具体准则，迫使上市公司重视中小股东的意愿和权力，消除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分配现象，引导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走向理性化。应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对上市公司非法伪造信息、随意变更留存收益资金用途的违法行为应加大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白俊.试谈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J].财会月刊，2000（0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