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2
2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的结合策略
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这片肥沃的土壤，将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有机结合到一起，不仅是茶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的有效手段。而随着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其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包括有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艺等。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起源地，虽然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喜欢饮茶，但是最正宗、最有代表性的仍然是中国的茶品。只有通过对中国古代茶文化深入地研究，他们才能学习、了解茶的本质，才能在品茶的同时感受到茶的内在魅力-茶文化。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学习茶文化，同时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我们有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为了将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策略：
2.1积极宣传、推广茶文化知识
茶文化是支撑中国古代文学的力量来源之一，也是提高其影响力的重要保证。虽然国内外有很多人有饮茶的习惯，但是他们对于茶文化却并不了解，每次喝茶就是简单地将茶叶放入水中，一会儿过后就开始饮茶，周而复始，根本就没有考虑其中所涉及到的茶文化。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对茶文化缺乏认知的外在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是古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宝贵财富，传承和发展茶文化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手段。先知先觉，只有让人们对茶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才能体会到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才能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有意识地翻阅有关茶文化方面的典籍；相应的，在有关描写茶文化的典籍中，必然会涉及到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所以学习茶文化就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而当人们有学习茶文化知识的意识以后，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才会着重研究中国茶文化。因此，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和茶文化，就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知识的宣传力度，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继承者、传承者，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发扬光大。
2.2鼓励民众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都是中华儿女应该继承并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的兴致并不高，他们只是将饮茶当成了一种行为习惯，并没有将饮茶看成是多么高大上的事情。但事实上，单纯地饮茶而不去学习其中所蕴含的文学元素是不值得提倡的行为，因为这不仅不利于茶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传承者这个媒介，所以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公众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研究它们的本质，看看茶文化与对联、茶文化与诗词、茶文化与曲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只有搞清楚这些关系，我们才能更快、更好地将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结合到一起。作为国家发展未来的大学生群体，更应该主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日常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就要具有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的意识，并且付诸于行动，利用网络资源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做一名优秀的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继、承者传承者。
2.3追本溯源，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茶文化的内在联系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3
地史学是研究地壳发展历史的科学,它以地层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主要有下面三大方面:
(一)沉积发育史
地史学要研究地层沉积的过程和顺序,也就是要弄清楚地壳中的岩石,哪些是先形成的,哪些是后形成的,哪些是同时形成的,恢复岩论文联盟石形成的历史。根据长期研究,人们发现沉积物按沉积的先后,上下有序:先形成的埋藏在下面,后形成的覆盖在上面,一层接着一层。据此,地质学家总结出:岩层在未发生倒转之前,先沉积的在下,后沉积的在上,即下伏岩层较上覆岩层老。这一简单实用的规律称为地层层序律。但是,地层层序律只能确定岩层的相对新老关系,而不能确定岩层形成的具体时代,也不能解决不同地区地层的对比问题。古生物化石对解决这些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进化原理,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因而,不同时代就生活着不同的生物,不同时代的地层中就含有不同的化石。年代越老的地层,所含化石的构造越简单,越低级,和现代生物差别越大;年代越新的地层,所含化石构造越复杂,越高级,和现代生物越相似。因此,同一地区不同层位所含化石各不相同,不同地区含有相同化石的地层则属于同一时代,这就是生物层序律。生物层序律和地层层序律是确定地层形成时代,研究地层形成过程的重要理论依据。
地史学也要研究地层沉积的环境,也就是要弄清楚地壳中的岩石,哪些是在大陆中沉积的,哪些是在海洋中沉积的,沉积时受到哪些地形、气候的影响。根据长期研究,人们发现化石和岩性能确定岩石的沉积环境。例如:某地层为深灰色石灰岩,含大量海生底栖动物化石,这套地层应是在浅海中沉积的;另一套地层为紫红色砂泥岩,含淡水双壳类化石和少量植物化石,这套地层则是在较干旱炎热的强氧化条件下的大陆环境中形成的。应用这种分析方法,可弄清地层的形成环境,确定各地史时期的海陆分布范围和古气候状况,重建当时的自然地理面貌。
(二)生物演化史
地史学要研究生物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中发生、演化、迁移、绝灭等现象及其原因。即从地壳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生物的演化史。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地史学与古生物学的侧重点不同,地史学强调生物出现、绝灭与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关系。故地史学在研究生物演化史时,具有严格的时间、空间概念。
(三)构造运动史
研究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的性质和特征,分析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的时空分布规律,推断其形成时的构造条件,划分出不同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恢复地壳的构造发展史。
通过生物演化史、沉积发育史和构造运动史的研究,最终弄清地壳的演化史。这就是地史学研究的内容。
二、古生物学与地史学的关系及其分科
(一)古生物学与地史学的关系
地质工作中,要确定岩层的形成时代和沉积环境,就必须用到古生物化石;要分析地层剖面的沉积发育史,也必须用到古生物化石;要弄清地史中生物的出现、绝灭和演化规律,就必须充分了解古生物各门类的
转贴于论文联盟
分类、构造、生态等。可见,古生物学与地史学是地质学中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分支学科,古生物学是为地史学服务的。
(二)古生物学与地史学的分科
古生物学分为古动物学和古植物学,古动物学又分为无脊椎古动物学和脊椎古动物学。近几十年来,为了获得更多的矿产资源,特别是寻找石油和煤炭,必须进行地质钻探,在有限的岩心标本中,要得知地层的地质年代和沉积环境,就需对形体微小的古生物门类或古生物体某些微小部分进行研究。因而,形成了古生物学的另一分科——微体古生物学。它包括微古动物学如有孔虫、介形虫、牙形刺等;微古植物学,如孢子、花粉,微藻等。此外,还有研究古生物与古环境关系的古生态学,研究古生物活动时留下痕迹的古遗迹学。现代海洋地质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人史密斯(w.smith)及法国的居维叶(g.cuvier)建立了生物地层学,使地史学从一般地质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分支学科。但在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地史学的研究内容偏重于地层的划分与对比,地史学的研究范围几乎没有离开地层学的范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地史学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下列一些分科。
地层学:主要研究地层的形成过程及沉积顺序,根据化石确定岩层的相对年龄,对地层进行划分和对比。这是早期地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沉积岩相学:根据化石类型,埋藏情况,古生态和沉积物的特征,来重建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沉积环境。
古地理学:根据各个地区古生物的生活环境,沉积物的性质及分布范围,分析各时代自然地理面貌和气候变化,确定出海陆分界线并绘出古地理图。
大地构造学:根据地层的接触关系,地壳运动的性质和规模,岩浆活动的特点,来划分地壳各个部分的演化类型及演化范围,以确定其构造性质及大地构造分区。
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地壳历史中最新阶段演变规律的一门分支学科,对从事工程地质勘察和研究农业地质较重要。
岩浆活动史:研究地史中各种岩浆活动的先后顺序,岩浆岩的产状及形成时代。
从上述各分支学科可以看出,地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均很强的学科。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4
近几年来，语言界对于“古今字”的探讨一直是比较热烈的，而各位语言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有自己虽大同但非全同的观点，对于学习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期刊上发表对“古今字”见解的也不在少数，文章对其定义、性质、分类、区别等等都有过较为详细且多方面的介绍，但终究是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
笔者对现今高校所用的韩语学习教材进行了调研，较为通用的15本教材如下：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古代汉语读本》，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各二分册），殷孟伦主编的《古代汉语刊授讲义》，广东师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中学教学研究组《古代汉语》，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张世禄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周秉钧主编的《古代汉语纲要》，蒋绍愚、李新建主编的《古汉语讲话》，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张荫芝主编的《古汉语》，刘禾主编的《古汉语入门》，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上下册）。笔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就根据自己的拙见阐述在今后“古今字”教学中该如何进行教学改革，便于提高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使得学生们能真正地学好古汉语课程。
一、高校古今字教学现状
不同的高校采用的古汉语教材不尽相同，但是主流教学思想还是大略相同的，而教材中对古今字的由来都描述得十分模糊，很难用确切的语言来表达。笔者将教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归纳，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一）古今字因时代而命名
较为简单的一种思路认为，古今字是按照字的时代来讲述的。“古”是古字，是古代人的用词，是古代人的用字。“今”就是现在所用的字，是在古字基础上有一定的传承与创新的今字，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大部分人的用字习惯而变革后的用字。
（二）古今字为区别字
在上古时代，汉字还十分罕见，汉字的数量少之又少，汉字产生的速度远落后于词的产生速度，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一字”代“多词”的现象。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人为了避免在表达上有多种意思，造成歧义的现象发生，就另造了几个今字来进行区别，这种在古代所用的那个“字”就称为“古字”，后人另造的就称为“今字”。而我们就其实质上进行考虑，古今字也可理解为区别字，是为了区别不同的词意而出现的不同汉字。
（三）今字替代古字部分意义
由于上古时代汉字极少，故较多古字有多种含义，而为了替代或者分担古字中的部分含义，在古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变形，另造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就称为“今字”。
除了在古今字定义上的不同，各个版本的教材分类也不一样。在分类上有些教材是按单项分类标准来进行分类的，比如说按古今字字形上的联系或者意义上的联系来进行分类；而若是双项分类标准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分类也就随之而变化，在此就不进行进一步探讨了。
二、对古今字的认识
古汉语教材中的古今字教学至今还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不可否认是由于其本身存在非常多的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各位学者彼此有不同的观点，及其“古今字”作为文字学本身概念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而对古今字进行探讨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古今字的教学也还不受重视，这也是造成其发展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所在。
而在教学过程中，教材存在滞后性也是影响古今字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玉篇》中，有“鞭，坚也”，而在现代生活中，很少会用“鞭”来表示坚硬的状态，一般都是用“硬”，而如此典型的古今字例子并没有被收入到现代所用教材中去。但是，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大部分高校所用的教材多是20世纪80、90年代编著的，我们并不能苛求当时的编者能想象到现代汉字的发展变化，我们只能思考如何在教学环节上进行设计和改革，来调整古今字的教学，使得其既能符合现代的汉字发展潮流，又能契合汉字的历史文化。
现今古汉语教材中将文字分为四种形态：分别是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和繁简字，就大部分学生现代汉语水平来说，较为容易接受的是繁简字和异体字两者，探究其原因，会发现这两种文字形态在字的形态上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说笔画数目不同或者书写过程存在差异，如“婧屠帷薄舳悦巍薄拜对软”等字，这些字体即使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看到字形会联想到现代的汉字。学生一般较难理解通假字和古今字的关系，通假字在学生中学学习语文时，就有初步的接触，在各类的文言文学习中，通假字的现象也是教学重点，比如在《论语》十二章中，“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是知也”的知（zhì）实为“智”，是通假字，所以其实大部分学生对于通假字是不陌生的，只是没有进入深入的学习研究而已。
就教师从各个阶段描述汉字的古今字而言，学生因为缺乏文字的时代共通性而难以理解，这使得“古今字”的教学变得较为困难，但是古今字的学习因为贯穿历史朝代较多，给学生们提供了较多能够写成札记的素材，对于文学知识的扩充和培养创新思考能力是极为有帮助的。
三、“古今字”教学改革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现代“古今字”的教学主要是依靠于教材，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和部分扩充。而这些对于学生们能真正了解古汉语文化和汉字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需要时时关注文字研究的发展情况，将部分还未纳入教材的“古今字”列入教学内容，以下两点是笔者认为的较为合适的改革方法。
（一）引入最新汉字研究成果
由于现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在汉字研究上也有较多新的成果出现，使得教学内容更丰富且更贴切时展要求，也能使得教学更为严谨。比如在《旧唐书・食货下》中：“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此处的“般”是没有提手旁的，是在元明之际，才给“般”字加了提手旁，即为“搬”，也就有了现代常用的“移动物体的位置”意思的“搬”。实际上，近代汉字的发展，类似“般”与“搬”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很遗憾，这种典型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并没有被纳入教材。相反的，在上古时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类似用例被流传下来，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关文献在流传下来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有意或无意的修改，这使得原始文献的本意难以被保留下来，也就难以看清文献的原貌，使得古汉语的研究过程上出现了些许的偏差。这也就是为何《太田辰夫（1991）后序》认为，“流传至今的所谓的上古文献其实都是“后时资料”，并不能用作完全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东西。”后人为了显示他所以为的“真”，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使得原有存在明显边界的现象变得混淆甚至混乱，因此，为了保证教学的准确性和严谨，教师必须要强调用近代汉字阶段的例子来验证或者说为讲解古今字提供一定的证据。
（二）认清古今字的内涵
现代学生难以学好“古今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文字时代性的认识。比如说，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用“具”表示都、皆是，可以认为是通假现象。但是在今天，在已经将音jù的总括副词规范为“俱”后，再写“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是写了一个不规范字，可以认为是犯了语言错误。由此可见，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文字分析是存在变化的，而从历时的角度讲，“具”与“俱”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古今字”的现象。
在教材中一般是难以将古今字的问题讲述清楚的，本着科学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学要求，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老师和学习古汉语的学生需要进行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利用一切资源，探究与验证实例，在任何有联系的几个字之间都要思考一下，这几个字之间有时代的联系吗？长此以往，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会发现原本枯燥无味的汉语学习实际上也是十分有乐趣的。而笔者认为，兴趣在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字的学习并不是能独立完成的，作为一名合格的古汉语教学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担当引导者的角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起他们学习“古今字”的兴趣。
结语
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是存在很多需要探究的地方，本文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古汉语学习中所能感受到的我国传统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古汉语汉字变化的魅力，是肯定不止这些的，而“古今字”的教学也存在更多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值得我们探究。对古今字教学方式和改革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文字研究者和学习文字的学生共同探讨分享，使得其能在“大同小异”的整体环境下蓬勃发展。古今字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汉字文化的绚烂一笔，有着难以言喻的意义，我们需要进行保护和传承，将之分享与下一代，让现代的学生也能了解古汉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魅力。语
参考文献
[1]刘君敬.论古代汉语课程中古今字的教学[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13（12）.
[2]余淑荣.古汉语中容易混淆的用字现象――通假字、古今字与异体字新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4）.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5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6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
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著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著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7
一、前言
中国古典舞讲究一定的动态特征，最典型的就是圆、曲、拧，古典舞在运动轨迹和动律上都有不同的韵味，在造型和节奏力度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它表现的是欲上先下，欲前先后，逢冲必靠，有开有合、欲左先右的方式进行。挪、转、闪、腾都是中国古典舞的不同技巧，并且舞蹈的造型也变化不断，在表现的形象、气质、意境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的气息、节奏和力度的不同表现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同价值和新时代的背景，要想传达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文化就必须通过表演动作“形”和“神”来体现。在中国古典舞表演中表现的动作行云流水，动静相结合得非常好，身体表演中展现出婀娜多姿，柔曼而优雅的翻转腾跃动作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音乐节奏气势磅礴，这样把中国古典舞的神韵倾刻间体现出来，把天地运转的气势也放射出来，使人们达到很好的视觉效果，更留给了舞蹈爱好者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印象。所以说中国古典舞不但要营造出唯美的舞蹈意境，还要让舞蹈演员把身体韵律充分的展示出来。这就是古典舞中的“神”，它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古典舞厚重的文化底蕴，并且还体现出了古典的戏曲文化，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这些中国的民族文化都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审美观念，使中国传统的审美意念渗透到人们的脑海。
中国古典舞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种独特的舞蹈形态。它是以戏曲舞蹈主要基础，融合中国民族民间舞，吸收芭蕾舞等元素，经过后期人们的不断创新和实践，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舞的古典风格特色和不同的典范意义的舞蹈。它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学意蕴，成为彰显神韵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意象艺术。
二、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典舞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古代舞蹈，而建立在深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舞，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使人能深入欣赏到更新、更现代的新古典舞。经过加工、创新后的古典舞都是以民族性为主体，依靠武术、戏曲等民族美学为载体，借鉴并吸收芭蕾舞，与西方艺术相结合，使中国古典舞发展成为更加独立的，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体系和舞种。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舞得以更好、更新的传承，使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一起发展并与时俱进。
（一）中国古典舞的继承发展
中国古典舞是从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以后才正式形成的，经过多年人们对古典舞不断的探索、尝试对中国古典舞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由于人们对古典舞的传统理解概念不同，因此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看法，就连舞蹈学院都有多种看法……。因此，研究学者在对古典舞的传统与当代、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中有不同的争论。因此，对如今的中国古典舞究竟应该是当代化呢还是继续古代化，把古典舞当代化了，那要怎么才能更好的体现出古典舞的当代化，要怎样面对当代化，如果要让中国古典舞走向世界，就必须为世界所考虑，所以为了保存我们自己的中国古典舞，就不能把古典舞世界化，当代化。要想让中国古典舞有所发展，就必须根据社会功能、文化底蕴来创造、创新中国古典舞，人们通过对历史传统进行发掘整理并进行分析，对传统进行创造转化和重新审视的愿望，希望中国古典舞得到更好更高的发展。如果不对古典舞的发掘与创新，那么中国古典舞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也是发展不前的，因此，中国古典舞还是必须把传统与当代相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更快、更好的推动中国古典舞的继承与发展。
（二）与时俱进的中国古典舞
由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古典舞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发展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典舞不但要坚持以前时代性、民族性和本身的舞蹈性，还要跟上时代，怎样能跟着的时代的发展走，让现在的人们接受以前传承下来的固有的、熟知的舞蹈模式，让新的古典舞能走上国际大舞台，让全世界的人们欣赏到全新的中国古典舞，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不停的变幻、探索、创新。所以说要研究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取向和形式特色，剧目的创新与创作、舞台的意境布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们欣赏中国古典舞的着眼点，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向当代性创新结果的最终展示，让人们欣赏到不同的、新颖的古典舞剧。在中国古典舞剧目的编排中，如今不受时代、人物身份的限制，给了创编者更广泛的拓展空间，使编舞者让中国古典舞文化和精髓自由的展现，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舞真正的与时俱进，使中国古典舞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更好的展现。
三、中国古典舞的审美特色
通过人体动作姿态来表现出舞蹈的美，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体现出人们审美的情感和人们所以映出来的生活审美情趣，这都是人们表达欣赏艺术形式的。中国古典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老戏曲舞蹈，它一直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通过中国历史的演变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注定了中国古典舞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特征来进行审美。
（一）达意、道德教化与意境的和谐统一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宗旨，在古代有许多舞蹈的经典言论都是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舞蹈的审美意向，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人们展示的肢体美，而主要关心的是舞蹈中包含的“达意”功能，还有社会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因此他们对舞蹈的律动展示出来的感性美并不在乎。中国古典舞由很早以前的宫廷乐舞发展到戏典舞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离不开不同的舞具来展现出舞蹈的不同意境氛围，比如以前舞蹈中的剑舞、羽舞和干舞等都是运用舞具来展现的，所以说从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运用意境美来烘托出中国古典舞蹈之美。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舞注重舞蹈者的精、气、神的和谐统一与通融圆润，还把中国古典舞应用于理性教化功能对舞蹈意境美感的体验，使舞者、内容与意境达到和谐统一。
（二）“圆、倾”是审美艺术的表现风格
传统文化追求的“圆”能充分的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天”和“地”的敬畏和依赖。“天圆地方”是中国前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那时的人们认为“圆”是周而复始运行的天道，是天道不变的运行规律，人们认为那是象征圆满的符号，也象征着吉祥，从中就延伸出了万物变化终始过程的价值观。因此，在中国古典舞的肢体表演中会不断重复的出现“圆”的表演，这也体现出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人体根据音乐律动的过程中动静承接转合的表现是“倾”，由于中国文化的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的文化使得中国戏典舞蹈表演中体现出“倾”，由于“倾”的表演，就更好的体现出了舞蹈中的“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刚柔相济之美。所以“圆、倾”是中国古典舞审美艺术的表现风格特色。
（三）古典舞中“身韵”的审美
中国古典舞已经形成了很长的时间，人们对固有的舞蹈形式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很难。由于舞蹈的发展，人们的不断创新，由此就出现古典舞的“身韵”，“身韵”的出现，无疑给中国古典舞添加了新的元素，让古典舞能更好的与新时代相结合起来，就能创编出千姿百态的舞蹈，但是由“身韵”创编出来的舞蹈又不会脱离传统舞。中国古典舞通过“身韵”的舞种，提炼出新的元素，强化了舞蹈中的韵律，使得创编者有机会运用古典舞的动作形态来支配古典舞的内在动律，这样就把古典舞的灵魂抓住，也更好的体现出了古典舞的精髓，为中国古典舞打开了新的突破口，为创作者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舞蹈打开了一扇门，这样中国古典舞在今后的创作中就不再局限于戏典风格和历史题材了，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审美境界，为古典舞走上国际大舞台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在以前的古典舞蹈创编中，通过加入古典舞身韵元素，再和舞台相结合起来，这就补充和丰富了古典舞的语汇，并以民间舞的群众性体现出了舞蹈民族群体的气韵，这样就充分的让舞蹈者脱离了戏曲，让表演的情景转化为情绪的发泄与渲染，使舞蹈剧变更加吸引人。通过古典舞身韵元素的兼容性与时下审美情趣的结合，既体现出古代舞的“古舞新韵”，又能体现出人们对新时代的审美观念有所进步，对舞剧的趣味选择和提炼的不同，还有对他们交融的组织方法不同，这就使得中国古典无限多姿多彩的，新的审美形态出现。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是传统性与当代性相结合起来，由以前的传统态度转变为当代的态度，由于态度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中国古典舞才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绩，才让中国古典舞出现异彩缤纷的发展趋势，这将成为今后继续发展的态度。研究者在重建中国古典舞和完善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肯定会找出新的办法，也会注入新的舞蹈元素进去，为创编出更精彩的舞蹈而努力，当然，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人们会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舞蹈的创编中，会更有信心的迎接新的发展和新的挑战，为中国古典舞事业的发展与审美形态做出贡献。当然，中国古典舞的不断创新还是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前提下进行创新，以舞蹈的固有特征发展为目的，在传统舞蹈文化和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进代的精神相结合中发展，尽力开拓出绚丽的辉煌，以鲜活的生命力、独特的审美特色，让中国古典舞立于世界舞蹈艺术之林。
（二）建议
中国古典舞虽然要不断的开拓创新，但是在此基础上不能脱离传统文化，舞蹈的创编应该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古典舞应该是传统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一面旗帜，随着历史的走向，沿着新时代的方向去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民族舞蹈艺术，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让中国古典舞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参考文献：
[1]杨军.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趋势及审美特征[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09）.
[2]张文晶.中国古典舞对“圆”的追求和发展[J].艺苑，2010（06）.
[3]陈苗.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理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02）.
[4]李正一.论中国古典舞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古典舞高峰论坛上的发言[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01）.
[5]冉少敏.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J].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03）.
[6]金浩.论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审美取向[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04）.
[7]朱南轩.中国古典舞对青少年审美教育的文化价值[J].大众文艺，2013（07）.
[8]马亮.论中国古典舞“圆”的运动路线及审美特征[J].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05）.
[9]陈蕾.从“意境”角度浅谈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J].教师，2011（12）.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8
一、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创意义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其情感体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出来的“情”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是文化的子项目，其必然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的，因此，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意义，也就自然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对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为一种情感体验类型的文化，所谓“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对这种情感体验文化的直观描写，充分体现了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的文化特征，这也构成我们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古人的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直观的体验，因此，古代文学中关于情的内涵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意义。
二、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规定
情是属于一种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学习而能具备的一种特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便，这是一种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的自然行为；因为情发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状物又往往和另外一个用来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连接起来使用，通称性情之谓；古人热衷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为目的，古人在建构文化和艺术实践方面，往往是从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发，并基于本真的标准来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原理，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学中体现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对事物本真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所以可以这么说，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情”，符合本真的规定。
三、古代文学中的“情”具有原创意味
古人的思维形态中，其情发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缘亲情，因此，古代文学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创特征的，其本质上是古人建构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古人通过这种思维形态来关联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并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种体验型的情感思维模式，其关注点在于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包含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涉及到社会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对这些情感关系的体验，并细腻真切的表述出这种情感体验，便构成情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四、古代文学中“情”是创生艺术的母体
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在于中国古代艺术中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要求，这种早熟的抒情艺术，催生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涌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式中最早出现的无疑是音乐，而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国古代音乐的出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在这种自觉中走向成熟。音乐之外中国古代艺术中另一个很早就出现的艺术形式就是诗，而无论是音乐还是古诗，其都是以抒情为基础，并通过情与乐将诗与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了璀璨的艺术隗宝。音乐与古诗通过情的粘合而为一体，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9
3.通过对古代亚非文字、天文、建筑等方面的成就的讲述，使学生懂得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亚非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这些成就产生于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也充分说明亚非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地位：
亚非文化是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产生，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重点：
古代东方文字及影响：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的基础，它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古代东方文字的产生是亚洲文明的标志之一。
古代埃及的太阳历：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这种历法以后几经修改，成为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历法。
教法建议
关于文字：
教师在授课中要突出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的特点，明确古代文字对后来世界文字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腓尼基文字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为以后欧洲的字母文字奠定了基础。
关于历法：
结合教材的内容，教师应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上的历法可以分为三种：太阳历、太阴历和阴阳合历。引导学生回忆中国古代的授时历，分析它属于哪一种历法。
关于中国文化：
要明确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同时期的各项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培养学生中西比较的能力。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中去观察，进一步加深理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劣势又是什么？
教法指导
基于第4课内容生动、有趣、史料丰富，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文（学生阅读兴致高、效果好）在阅读的基础上，通过学生的回答来完成“古代亚非文化成就简表”。以此提高学生的速读和速记能力；因教材对文化的介绍是按类划分的（横向划分），所以教师要求学生按同家（或地区）的顺序（纵向归纳）回答在各个领域中的成就，以此训练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在学生答出一个国家成就的前提下，教师对每一项成就适当进行补充、说明，解释或进一步提问，以此加强重点，解决难点在简表完成之后，依类别（横向）提出一系列问题或要求以此检查学生阅读的深度、观察力，培养其表达能力；然后引导学生回顾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使“古代亚非文化”内容趋于完整同时也达到锻炼学生横向联系、比较（就中国史与世界史而言）能力的目的；最后进行课堂小结、通过以上步骤，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顺利地完成对本课内容的学习重点印象深，难点理解得透），也培养他们综合归纳、比较、分析，纵横联系的能力，再做课中思考题和课后练习就会迎刃而解，实现当堂学习、当堂巩固的目标。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和难点
重点：古老而神秘的文字；太阳历；阿拉伯数字。
难点：阿拉伯数字的优点；古埃及木乃伊
教法设计：讲述法；讲解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灿烂辉煌的古代亚非文化
前面两节课我们介绍了亚非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既然称之为文明古国，它们在文化上有哪些成就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灿烂的亚非文化。
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字
1、古代埃及：象形文字
提问。为什么叫象形文字？（因为它用图形表示事物）、后来象形文字进一步发展，它不仅表示一定的概念．还具有表音作用并出现音节字，在此基础上音节字有一小部分简化成字母符号，共有24个。因此，这种文字为以后的字母文字奠定了基础。说明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2、两河流域：楔形文字
提问为什么叫楔形文字？它是什么人创造的？（学生答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用小尖棒在潮湿的泥版上压出字迹，笔道的形状很象楔子、）教师指导学生看图片《楔形文字》，说明；换形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为了书写方便，人们逐渐对一个物体不全部画出，而是画出最能表现其特征的部分，于是原来的图画逐渐变为直线的图形。
3、腓尼基人：字母文字
字母文字前面我讲过，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一直没有发展成字母文章，但后来出现了24个单辅音的符号，类似字母。引导学生回忆腓尼基人居住的地理位置（地中海东岸，离古埃及较近），腓尼基人在埃及文字和两亚文字的影响下创立了22个拼音字母。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后来罗马及其周围地区拉丁人使用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是现在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此外印度字母、阿拉伯字母等也由腓尼基字母辗转发展而成。
二、天文和历法
1．古代埃及：太阳历
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水开始上涨的这一天恰巧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出现在地平线的日子，而天狼星出现的周期约365天，因此他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种历法也称为太阳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后来太阳历传入欧洲，经过不断改进，演变成今天世界上通用的公历。
2．两河流域：太阴历和星期制度
注意区别大阴历和太阳历内容的异同和产生地区的不同，不要混为一谈。所谓''''星期"，就是星的日期，即七个星种各主管一天．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去掉加在星期上的迷信色彩。星期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三、古代建筑的奇迹
1．古代埃及：金字塔和卡尔那克神庙
关于金字塔，我们已在第2课介绍了，这里主要来看一下卡尔纳克神庙。卡尔纳克神庙就是阿蒙神庙。因位于卡尔纳克村而得名。阿蒙也就是大阳神。埃及国王认为目已是太阳神的儿子，每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认为是太神保佑的结果，战争结束后就把大批战利品献给阿蒙神庙。经过几百年，阿蒙神庙终于形成一组庞大的古庙建筑群。
2．两河流域："空中花园"
请同学们看图画《巴比伦空中花园》，空中花园是新巴比伦时期建造的。我们学过的是古巴比伦王国。后人称巴比伦空中花园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建立，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可惜公元前539年波斯占领了新巴比伦，空中花园也随之被毁，变为废墟，因此这里只是一幅想象图。
四、阿拉伯数字和古埃“木乃伊”
1．数学成就
恩格斯曾说“和其它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随着劳动生产的需要．古埃及人摸索出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甚至圆的面积的方法，当时他们还推找出圆周率为3.16。
古代巴比伦人认为整个天穹每24小时一次回转，每小时60分钟。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的才智。这种昼夜和时间的划分，以及六十进位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阿拉伯数字”。
提问；"阿拉伯数字"是指哪些数字符号？（学生答包括零在内的十个数字符号）
印度人还发明了现在一般通用十进位法的应用，使十进位法臻于完善，意义重大。既然这些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却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
这些数字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因此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教师进一步说明由于采用十进位法，加上阿拉伯数字笔划简单，书写方便；一目了然，很快流传世界各地成为今天通用的数字。这种约定俗成的叫法也算是历史上的一种误会吧。当然阿拉伯人为这种数字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以后的学习，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阿拉伯人的确是东西方交流的使者。
2．古埃及"木乃伊"
"木乃伊"是希腊语译含意为"被保存下来的尸体。"古代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还要在冥世中生活．古埃及人认为人们在世时干坏事他的心就变小、减轻，死后要受到审判和惩罚，只要保住肉体，灵魂就能依附肉体万世长存。"木乃伊"是经过防腐处理的干尸。制作木乃伊最好的办法是"先用钩子把死者脑浆从鼻孔中取出再把一些药水灌进去清洗其它部分，接着在尸体腹部割一切口，把内脏全部取出，用和有香料的酒冲洗腹腔，然后用桂皮、乳香等香料把它填满，最后按原样缝好。把尸体浸在小苏打、盐水或其它防腐液中，溶去油脂，泡掉表皮，经70天后把尸体取出冲洗、晾干用麻布紧裹，外涂树胶，以免尸体接触空气，这样制成的木乃伊可以保存几千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埃及人的防腐技术相当高超。
五、史诗和神话
1．古代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著名长诗，起源于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摩诃婆罗多》梵语意为"伟大的婆罗多族"。全诗长约20行，讲的是婆罗多族国王的两支后裔的一场大战。最后化战争和平，化仇恨为友谊。这部长诗生动描绘了广阔的古代战争场面和社会生活，被马克思喻为印度的〈〈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实际上反映了古代印度在国家形成时期雅利安人之间进行战争和向南亚次大陆东、南发展的历史情况。史诗中既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的颂歌，也保存了古印度的丰富的宗教和哲学、科学知识。
2．两河领域：；"诺亚方舟"的故事。
通过阅读，同学们已了解了"诺亚方舟''''的故事。后来人们就用鸽子和橄榄枝来象征和平。而这个故事则被收入基督教的《圣经》之，。广为流传。现在联合国徽记也画着两根金色的橄榄枝。
引导学生回顾古代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在以上各领域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文字：甲骨文
天文和历法：
夏历，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
数学：已经知道勾股定理
医学：已经有医学分科：扁鹊的"四诊法"沿用至今
神话："精卫填海"、"女娲补天"
课堂总结：
通过了解亚非古代文化的过程，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知识产生于生产斗争的需要和实践，古代亚非在文字、天文、历法、建筑、数学、医学和诗史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是奴隶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它标志着古代亚非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指导学生做思考题：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0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1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2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杨义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实现“外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化”“、传统文化的深度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深度学理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写教学中可以将之与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结合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文明历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前神话和口头传说，与希腊神话比较解读。或结合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学者的神话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神话，也可以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古代史诗进行多方位比较，或结合萧兵、闻一多、叶舒宪等人的学术理论解读神话传说。通过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东西文明、文学的异同点，进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机、适度的原则，扬长避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提高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效率。
三、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当前的人才需求来看，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仍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加入新鲜元素，依据学生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打破封闭的课堂形式。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师生间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所以，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除了革新讲授法，还要试用研究法、讨论法、指导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并适时采用现代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需要经历一个从尝试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可以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理论与价值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论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公选课中，可以综合运用听、读、练、讲、看等形式，并增设演出、诗歌朗诵、剧本创作等实践环节，构建创作实践课程体系。进而鼓励学生踊跃参加相关的朗诵大赛、剧本演出、诗词朗诵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古代文学著名篇目。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诠释古代文学理念。进而提高学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能力特点，优化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梳理实践教学成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在总结中系统探究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四、将古代文学教学与考古成果相结合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在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教研工作中，综合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两种论证法。目前，我国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包含了《帛书周易》、《帛书老子》等，当然，学界对这些古籍内容尚有争议，但这至少有力的证明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著名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孔子诗论》、清华大学竹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使其成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学术依据。将这些考古内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到蓝田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汉鲁都城遗址、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增强学生对古文化的认识。
五、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了解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态度、达到一种境界。此外，还要让学生通过该学科的学习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导学生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主体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它关注人的尊严、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体验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学蕴含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以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据，弘扬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还要结合作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时代特征、社会风俗、历史面貌，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文意识。进而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古代化学的成就篇13
【关键词】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继承；发展
1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阶段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使得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带有草原气息。可以说，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是在马背上发展起来的，历经千年，最终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草原音乐形态的代表。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1.1 狩猎音乐文化时期
古代蒙古氏族部落曾经盘踞在额尔古纳河流域，长期过着山林狩猎的生活，创造了独特的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比如狩猎歌曲、集体踏歌、萨满教歌舞等等，这是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雏形。
1.2 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开启了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草原化，在草原游牧的过程中创造了典型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蒙古族的长调、牧歌、民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为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3 半农半牧音乐文化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内蒙古边缘地带受汉族影响较大，部分地区开始了半农半牧的生活，这时期的音乐风格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新的音乐文化，如短调、叙事歌、说唱音乐等等。
2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
为了更好的了解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就要了解其典型代表。下面主要以呼麦、长调、民歌为例，探究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
2.1 典型代表之一：呼麦
呼麦，又叫潮尔、浩林等，是一种喉音艺术。呼麦的演唱者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音，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形成低音声部，同时调节口腔共鸣，形成高音声部，从而发出美妙的声音效果。
呼麦艺术是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瑰宝，我国中央音乐学院将其作为重要的音乐研究对象。然而，呼麦在内蒙古草原已经绝迹100多年，在新疆阿尔泰地区蒙古民族中，也濒临失传的危险，拯救呼麦艺术已是刻不容缓。
2.2 长调
蒙古族长调是蒙古草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色。蒙古长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项目。
蒙族长调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歌词，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以及自身感悟自由发挥，一般说来，蒙古长调的演唱内容一般为草原、牛羊、蓝天、白云、江河等等，具有广阔嘹亮的特色。长调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要数歌王哈扎布，他代表了长调的最高艺术境界。我国著名诗人席慕容曾经赞美哈扎布的歌声：“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灵魂都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久久不肯回来……”
2.3 民歌
蒙古族古代民歌题材广泛，涉及到狩猎歌、思乡歌、礼仪歌、儿童歌、叙事歌等等。蒙古民歌节奏自由欢快，装饰音符多，曲调细腻悠长。蒙古民歌的主要特点是声音宏大，曲调悠扬，内容丰富。
以思乡曲为例，思乡曲是蒙古民歌中比较普遍的，比如著名的《母子歌》、《阿莱钦伯之歌》就是典型的蒙古思乡之歌。蒙古族思乡民歌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是妇女思乡，远嫁他乡的妇女思念故乡的亲人，如《诺恩吉亚》，二是战士思乡，在外从征的战士思念故乡和故乡的亲人，如《旷野中的莲松树》等。
3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事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各作曲家结合时代特色与蒙古古代音乐的特点，纷纷创作出各自治区纷纷建立了歌舞团和文工团，不定时的到广大牧区宣传表演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经典。在新的历史时期，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3.1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对于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对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专门用于扶持和保护蒙古族音乐文化，包括蒙古音乐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扩大宣传的费用等等；二是设立专门的保护机制，设立蒙古音乐文化研究院校，鼓励人们学习和发扬蒙古音乐文化的精华，改变口头相传的传承历史，促进蒙古音乐文化新发展；三是加快立法保护，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运用法律形式严惩一切破坏蒙古音乐文化的现象，使各级政府与人民共同参与到科学的保护行动中。
3.2 开办蒙古音乐文化学习班
第一，组织对于蒙古音乐文化书籍的整理，对于整理成册的精品可以出版成书，供广大市民学习和阅读。第二，开办蒙古音乐文化学习班，聘请专业的蒙古音乐人才进行指导，组织蒙古人民学习蒙古音乐文化，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第三，将优秀的蒙古音乐文化纳入学校音乐课程体系中，使学生认识和了解蒙古音乐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传承。
3.3 利用传统节日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继承
蒙古族的传统节日有旧历新年、那达慕大会、敖包节、马奶节、剪羊毛节等等，每逢重大传统节日，蒙古人民都会聚在一起，或庆祝、或祭祀、或哀悼。促进蒙古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可以充分利用蒙古传统节日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继承。比如，在蒙古年节的时候，农牧区蒙古族在除夕之夜一般都要吃手扒肉、点篝火，唱传统民歌，以示合家团圆，辞旧迎新。初一凌晨晚辈向长辈敬“迎新酒”，亲朋间互赠哈达，恭贺新年吉祥如意。在整个正月里，在草原上常会看到穿著节日盛装的牧民带着酒香和歌声，和着马蹄或汽车摩托车的伴奏，结伴走亲访友的热闹情景。可以利用传统节日向蒙古人民普及蒙古音乐文化的知识，欣赏蒙古古代音乐文化，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向心力。
3.4 注入现代化元素，打造蒙古民族文化品牌
多年来，蒙古族作曲家们结合时代特点，创作有大量的声乐、器乐作品，其中声乐曲《各族人民心连心》、《绿缎子草原啊！我爱你》（德伯希夫作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作曲），《请喝一碗马奶酒》（阿拉腾奥勒作曲）等，在各族人民中广泛流传。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郑开元.蒙古族原始音乐及其形态研究浅谈[J]，华章，2013（07）
[2]李健.一位植根于蒙古族音乐语言的开拓者——斯仁那达米德钢琴曲《夜牧》创作手法探究[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