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的特点篇1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蒋方，《中国文化史九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单远慕，《中原古代教育》，《天中学刊》，1996年第4期；

4、 郭洪纪，《儒学的教育伦理与官师治教的承传》，《山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5、 朱永新，《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江苏高教》，1994年第2期；

6、 胡青，《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7、 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2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1］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还仅是官方藏书、修书之所，并不是教学机构。到五代时，由于战事不断，学校停办，一些文人学者选择名山胜地，修建房舍，招收生徒，进行讲学活动，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亦称“庐山国学”，就是聚徒讲学的机构。［2］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书院，这时已经基本形成。至宋明，由于理学发展与一些名师宿儒的热心推动，书院的发展进入到黄金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六大书院。至清末结束，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

一、书院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特色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书院教学与学术发展是互相推动的，书院的兴衰与学术的发展休戚相关。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书院实行讲会制度，不仅有利于书院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3］

（二）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而且即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

（三）书院的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采取师生互动辩论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由此形成会讲形式，后世书院的会讲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把师生互讲和讨论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在这种论辩式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品德修养、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指出：“言忠信，行驾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

二、书院的教育教学制度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虽然历经历史的演变，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体系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古代书院制度蕴含的宝贵教育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其合理成份，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

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把教学与科研置于适当的位置，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书院带给人们的启示，又是当前高等学校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大多是某一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讲学施教，使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得益彰。某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和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它们是两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活动。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学术的繁荣，就必须建立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4］

（二）重视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

我国书院讲求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与争辩。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启示。随着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在学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新进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学术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学术交流日益现代化、国际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科研领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现出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探讨，论文抄袭的情况严重，致使学术氛围淡薄和学术道德滑坡，学术研究含金量的下降。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拿来主义”必须遭到坚决的反对，保护好学术研究领域这片净土。

（三）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发挥导师育人功效。

我国教育史上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私学教育中更为突出，书院制度由私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受聘于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尊重学生。学生慕先生之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

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这与古代书院学子师从名师宿儒学习颇为相似。但是随着中国研究生规模的扩招，每个导师所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师由于自身工作忙碌及精力所限，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师生关系的松散；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牢固而融洽的师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学生要体谅导师，主动向导师请教，真诚地与导师交流；导师应关心学生，在指导学生学习的同时，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使导师和学生形成一个集体。同时，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四）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书院教育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对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意义重大。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目前中国研究生教学大多仍是沿袭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有可能为研究生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劣势是忽视了研究生日后从事实践工作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间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参考文献：

［1］曲士塔.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出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1）.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3

我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同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方法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研究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特点，吸收其优秀成果，对新形势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伦理方法政治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点是伦理方法。儒家的伦理方法政治上，主张实施“德政”，坚持“德治”；对民众，采用“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以“道德教化”为根本，对家族，教以人伦，讲究孝亲；对自己，修身为本，强调克己与内省；对师长、朋友和他人，提倡尊重亲和、讲究修睦。可见，其方法理论是逻辑十分严密的体系。该方法体系还特别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强调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相结合，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机构，把握了伦理方法的政治方向——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二是强调宽以待人与严于律己相结合，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和合”、“中庸”原则。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提倡这种原则方法，既有利于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处理地区与地区、民族语民族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实质上，儒家思想既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思想，又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区别于宗教和其他学派方法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的伦理方法与西方的宗教伦理方法也不同，中国属于政治伦理，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紧密结合的产物。譬如周公就提出过“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继承和弘扬了这一思想，主张政治上实行“德政”，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意即统治者只要将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人间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系那样有序而和谐了。孔子的后继者始终坚持把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为政治服务，强烈体现了伦理方法政治化的重要特色。

二、伦理方法的传承性

中国的伦理方法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周朝统治者认为商纣的灭亡是暴虐无道，所以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倾向于实施“德政”。春秋时期，孔子继承周公思想，进一步提出“仁”和“礼”的思想，“克己复礼为仁”把恢复周礼作为“仁”的目的，并将这一伦理思想推及政治，明确主张政治上实行“德政”。战国时期的孟子发展孔子仁政、重民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政治上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得民心”。汉代董仲舒，借“君权神授”之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巩固并发扬了儒家思想，使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方法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传承，以此作为统治思想，儒家伦理方法也就被推上了“独尊”地位。

此后，伦理方法体系在数千年封建统治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出现了诸如“三纲”、“五常”、“四维”、“五伦”、“三从”、“四德”等具体伦理规范和修养方法。但其方法的内涵品质一直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其为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服务的方法本质更是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三、方法途径的内在性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伦理教育为代表，其教育方式特别强调“内化”、“内圣”。因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强调内在的人格意识。认为人要讲人格，既要肯定自己的内在价值，也要肯定别人的内在价值，即人格价值。并认为人的内在价值是铸造道德观念的核心依据，所以为人处世应该保持自己的内在价值，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要把它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在治国、教民方面，儒家反对才外部武力征服，强调“以德教民”，让民众从内心归顺、服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上》）。所以，孔孟的治国教民方法，在方法途径特征上是一种追求内在价值的教化方法，是征服人心的内化方法。孔孟把这种方法有国家推及家庭，有政治推及道德，一以贯之。并且还指出，如果不采用道德教化方法，家庭出不了孝子，国家不会有顺民，动乱就会发生。“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政，言疾之难行。故君子不急断，不意使，以为乱源”（《说苑杂言》）。

四、方法使用的强制性

儒家的伦理方法同中国古代政治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强制推行，不允许其他理论和方法与之抗衡，正所谓“独尊儒术”。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是伦理专制统一的前提和保证，伦理专制统治则是政治独裁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政治上的等级制和伦理上的等级制是一致的，政治上的控制盒伦理上的教化是相通的。在基层组织措施上，也实行政治与伦理的双重管制。户籍制度，设立学校，制定家规、乡规民约、礼俗民俗都必须以儒家伦理方法为依据，如有违反，必受制裁，同时还要群起而攻之。其伦理教育方法实施的强制性一遍及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落实到每一个家庭。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的封建社会环境下，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也限制思想多元化的发展程度。封建王朝依靠思想理论来统治国家，将文化烙上政治的印记；儒家思想的“独尊”，让其他学派得不到良好的发展，我们的伦理思想发展的就很片面，但是长达千年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却给我们带来了文化的延续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思想的支柱，“人”“仁”“义”对后世影响甚大，对人的内在修养要求，更是突出；儒家思想长期作为封建统治工具，必然有其强制性，教化趋于统一性。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这些主要特点，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含蓄、仁慈、善良、勤劳、朴素等传统美德，孕育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优良的德性修养，这种美德至今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大力弘扬的先进美德。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采用“自省、慎独”方法的精华，更要根据现今时代的要求，创造性地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孟旭.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评述[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

[3]邹兰香.“修身为本”伦理思想在现代德育中的借鉴[J].湖南社会科学，2002，（04）.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4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5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 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 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 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 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 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6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纵观我国五千年封建文明，思想政治教育硕果累累，方法也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进行理论教育灌输。统治者为给大众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大力普及《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自己也会编写一些喜闻乐见的读物，使其在民间广为流传。

（二）教化百姓，使之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

（三）树立理想榜样，身教示范。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教育者应该是完美的体现者，要以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识来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学生树立好典范。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伦理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此相适应，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伦理道德，各种政治制度、礼仪规范、社会习俗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要求。

（一）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强制性。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和政治上的专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其方法必然带有强制性。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就只能以儒家为正统，不允许其他的内容与方法与之相抗衡。

（二）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孔孟等儒家先贤都高度赞扬那些虽不善言辞、却能遵循道德规范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的君子，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知行不一的小人。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三）重视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儒家思想主张。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对象的性格、能力等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儒家思想还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循序渐进”，这符合教育的认识规律，有利于教育对象的接受。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某些共同的生活规则，体现了人类的基本智慧和情感，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引导当代人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历来把树立远大志向当作塑造完美人格的前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以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理想、道德情操、道德品质，激励人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为目的的思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我们要高度重视自我教育，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自我教育法居于核心地位，针对如何实施自我教育，也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它对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在于：达到了自我教育方法为中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调动教育对象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教育对象自己反省的勇气、自律的精神和能力。

（三）要学会运用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综合教育方法。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十分注重运用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重视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综合教育机制，只有学校、社会、家庭三者紧密协作的情况下，才能教育和引导广大学生青年养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审时度势、联系实际，既要继承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因素，又要开创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方法，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邓球柏.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陈悦悦，张正霞.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3]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7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当代化以人为本意境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

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文学教法042手段给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四、总结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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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8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9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10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思想不断地涌入到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影响，潜移默化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不少学生因缺乏判断力，容易被消极负面的思想所误导，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及思想道德的形成。鉴于这种情况，特别需要高校从思想层面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积极作用。[1]

一、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思想教育的意义

我国近两年发展起来的国学热，体现出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不断重视，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通过古典文学教育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条件。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备了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借鉴性、流动性的特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借鉴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资源为自己所用，从而提升自身的教育效果。尽管古典文学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二者在教育意义层面是共通的，对于大学生的德育和美育工作是统一的。古典文学背后蕴含的强大情感昭化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忽略的地方，深入地挖掘中国古典文学背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人文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古典文学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古典文学的内涵和特征

为了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古典文学所包含的人文内涵以及精神特征，更加深入地了解古典文学的本质。那么古典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教育的内容着手，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来说是指从先秦到清末所有的中国文学内容，包括的内容非常多，诸如作家、作品、文学事件、起源与发展历程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其表现形式也非常多，从诗歌、小说、散文到词、曲、赋等，题材非常丰富。[2]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有哲理性、教育性、情感性、道德性和美感性。其哲理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理性之美，特别是探索真理、揭示事物本源的特点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好的帮助，能够促进学生探索真理，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情感性也是古典文学的主要特点，很多古典文学中含有丰富的情感内容，有的关乎国家命运，有的饱含了作者深沉的情感关怀，这种情感力量对大学生来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道德性主要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弘扬人文精神是古典文学的典型特征，很多古典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视对人物历史事件的道德审判，这种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是古典文学的显著特征。

（二）古典文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影响

1.古典文学对当前社会的解读与时俱进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学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思想而与社会相分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古典文学内部出现了非常多的新型学派，他们通过古典文学的理论解读当前的很多社会现象。透过古典文学的理论更加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能够对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是一群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古典文学教育对于社会现象的全新认识能够被广泛地运用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这种与时代结合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文化思潮的推动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特别是现在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大学生会产生多种不良的情绪，而很多古典文学也恰恰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创作出来的，古典文学对于社会的解读有时候恰好符合了当下大学生的心理情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古典文学教育能够促使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

当代的大学生是一群追求创新和个性的年轻人，古典文学教育的引入能够使得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形式得到创新，古典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潜在的思想教育功能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教学的理念、内容、模式的改革上，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解读，古典文学的加入能够极大地丰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也符合了当代大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能够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古典文学教育为大学生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将古典文学教育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3]其次是教育方法，古典文学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教育毕竟不是同一学科的教育，古典文学的引入必然会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的改变，通过古典文学资源中思想教育资源的挖掘，以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教育的导入点，提高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是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积极影响。教育方法的改进能够不断地深化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为根本，积极开展古典文学研讨、朗诵等活动，通过多媒体技术等新兴的教学方法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范围，纵向扩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内涵。

3.古典文学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古典文学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更加注重学生思想层面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理解和接受，是当前古典文学教育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难点，也是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古典文学发挥其人文内涵的特性，将教育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是其实现思想教育目的的手段。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精神，构建多维度的思想教育的环境和氛围，通过让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过程，全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烈女传》中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同样，大学生思想教育也需要一个合理的环境。这种来自教育层面的环境对于实际的大学生思想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我们要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理念，尤其加强对思想道德的重视，利用多平台的优势营造一个多维度的教育环境和空间，充分地调动一切教育的资源和力量，营造一个合理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从而全面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其次是通过古典文学中精神方面的教育，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从思想层面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不断地汲取古典文学的精华，充实当前大学思想教育的工作内涵，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实际工作效果。

4.古典文学能够增加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

所谓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即一定要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古典文学结合时代的发展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理论意义。[4]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融合的时期，世界的多元化发展带给年轻人很多的思想冲击，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也逐渐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古典文学与时代相结合就是注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鼓励他们在学习古典文化的同时，不忘古典文学知识中的哲理性和科学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古典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严谨和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就是在历史的变革中不断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特性，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中国的古典文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古典文学除了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而这种哲理性又大大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

结语

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核心观念就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其积极强烈的感染力反映着中华民族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古典文学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对古典文学的解读能力，充分地挖掘古典文学的人文内涵和特征，研究其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进而全面地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1]杨洪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11

一、现代的教育观念

目前，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因而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的中国学生在高校的学习中也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就国内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现状来说，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很感兴趣的，能够流畅地背诵唐代诗歌是他们最骄傲的事情。就世界汉学潮流来看，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城大学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有11个;梨花女子大学33个课目中与古文有关的课目有14个。”韩国大学的这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国外对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视程度。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古代文学课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作用，重新树立古代文学课专业必修的坚实地位。

观念转变最根本的要体现在高校课程设置上。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其本质是文学课而非语言课，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具有古代汉语课无法替代的地位。同时，古代文学课和中国文化课也有区别而不能相互替代。中国文化课将“文化”放在第一位，传授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涉及古代文学。但古代文学课在传授相关的文化知识之外，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传统优秀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因而，在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中，虽然古代文学课不必像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样占有至少四个学期的学习时间，但也决不能忽视其比重，轻视其地位。高校应利用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方法将其贯穿到本科四年的学习当中，其中作为必修课的学习时间决不能低于两个学期。

不仅学校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重视，任课教师也应在自己备课的教案里以及每一堂知识的传授中增强现代意识，阐明古代文学在该专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广阔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实用性，使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在国内外文化圈里的地位和影响，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本门课程的兴趣。

二、现代的教学内容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陷人了一种尴尬和无奈: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只是由于课程安排，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才来到教室，心不在焉地听课，有的学生甚至将其与公共选修课等同视之。古代文学课的这种冷遇与单一僵化的教学内容不无关系。

改革教学内容，教材是根本。教材是教育教学的主要载体和依托，一切教学活动都以教材为核心而展开。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现状是:没有专门的教材。几乎所有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使用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因而，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内容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古代文学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内容。由于专业设置和专业领域的差异，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不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并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去看古代的文学作品。所以，这样不加区分地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作为古代文学课的教材就存在一定的弊端:内容过多、涵盖面过大;缺乏“史”的线索，古代文学课变成了大班的“语文课”或“文言文课”;教材的专业特征不明确，学生学习缺乏动力。

因此，真正适应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明确古代文学学科的性质。古代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读本。作家作品的选择要根据课时安排选择每一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代表性的文体，即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能体现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主流。

第二，要注意系统性和时代性。古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整体，教材在编写上应以作品为基点，并以作品为核心辐射出一个面—古代文学的全貌，并尽可能多地丫本现出古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多方面的文化内容，让学生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解读文学作品。同时，还要注意内容的时代性，根据当下世界的变化适当地更新内容。一些固有的陈旧的概念，如反封建制度、批判封建礼教等应适当减少。而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取得的现代成果应该引人进来，将其与古代文学融会综合。

第三，注意跨文化的运用，突出专业特点。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教材在编写上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不同，应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阐释应注意多文化的视角与研究。“文了匕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教材应将中国古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和世界文学融合在一起，从世界范围内给中国古代文学定位。在作品解读中特别要注意吸收国外汉学界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从文化心理、思维意识等差异角度选择作家作.

三、现代的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指建立在一定教学理论基础之上，为实现特定的教学目的，将教学的诸要素以特定的方式组合成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型。在教学模式中包含有一种或多种教学策略以学生为主体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是富有现代意义的新型模式.

以学生为主体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旨在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以生为本”，“为学而教”，改革传统的“继承性”、“单向性”、“封闭性”的教学模式，打破以“教师一教材一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格局，积极探索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建立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当主角，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批判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其核心是采取学生的“自我教育”教学法。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12

（一）进行理论教育灌输。统治者为给大众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大力普及《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并自己也会编写一些喜闻乐见的读物，使其在民间广为流传。

（二）教化百姓，使之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

（三）树立理想榜样，身教示范。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教育者应该是完美的体现者，要以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识来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学生树立好典范。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伦理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此相适应，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伦理道德，各种政治制度、礼仪规范、社会习俗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要求。

（一）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强制性。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和政治上的专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其方法必然带有强制性。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就只能以儒家为正统，不允许其他的内容与方法与之相抗衡。

（二）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孔孟等儒家先贤都高度赞扬那些虽不善言辞、却能遵循道德规范身体力行、亲身实践的君子，而耻于那些言过其实、知行不一的小人。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三）重视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儒家思想主张。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强调因材施教，对象的性格、能力等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儒家思想还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循序渐进”，这符合教育的认识规律，有利于教育对象的接受。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人类某些共同的生活规则，体现了人类的基本智慧和情感，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引导当代人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历来把树立远大志向当作塑造完美人格的前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以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理想、道德情操、道德品质，激励人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为目的的思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古代教育的特点篇13

一、古代蒙学读物的特点

在今天这个传统与现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寻传统蒙学教育理论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契合点，将是教育学界一件极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顾古代蒙学教育，将其教育实践特点加以梳理研究，借鉴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现阶段道德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的《三字经》、《弟子规》、《童蒙须知》等蒙学读物无疑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千字文》伦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伦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主要仍以传统儒学为主，同时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积累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颜之推经历南北两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响，所以《颜氏家训》也带有很强烈的保守意识。《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学习古代蒙学的优点

伦理道德教育不是脱离其他知识而进行的单纯说教，而是与知识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在蒙学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学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这与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讲的是孝亲；“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则谈夫妇人伦；“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说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是朋友之谊；“资父事君，曰严与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种种，总是力图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理想。，从而有利于高职学生道德的养成。

把伦理道德教育与其他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义与内容。我们今天在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关注学生道德范畴中的“先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而有效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伦理道德学习与实践的主动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三、学习古代蒙学对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现实意义

1、道德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幼儿的道德教育，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主线。在当今道德底线模糊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简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学教材，作为经典文化向幼儿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从幼儿时期开始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幼儿们喜闻乐见的故事。

2、博文广志。像《幼学琼林》、《蒙求》等书内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内容，可以使幼儿在快乐阅读时收获各种各样的知识，比起现在一些单调，华而不实的书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

四、学习古代蒙学读物对培养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

伦理道德教育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 。《千字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不作空洞的说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千字文》对蒙童进行教育，具体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辞、着装、饮食等细节，“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气闲；“俯仰廊庙，束带矜庄”，朝礼着装要整洁端庄；“稽颡再拜，悚惧恐慌”，祭祀行礼须神情惊悚恐惧。短短千字，竟然能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令人惊叹。

五、总结

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现代伦理道德建构的文化渊源，道德类蒙学教材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设学和私家聘请教师时教授学生所采用的道德类读本，是一种侧重于向童蒙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培养童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事的态度的蒙学教材。宋代是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蒙学教材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宋代出现了系统化的道德类蒙学教材体系，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过向学生讲授蒙学教材特别是专门的道德类蒙学教材这种方式使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类蒙学教材的特点，拓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研究空间，将会为现代高职生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上的支持，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