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统文化常识实用13篇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1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蕴含了这个民族优秀的精神，让中华民族能够一直傲立在地球的东方。但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正在被淡化甚至已经消失，外来文化不断渗透，学生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理解日渐模糊。而在本应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阶段，由于应试的压力，教学只为高分的现象极为普遍。经典古文未能涵咏，诗词名篇未及吟哦，使得学生与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失之交臂。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精神，教育部于2014年3月26日，在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2016年10月，教育部考试中心的《2017年高考考试大纲》，在“古诗文阅读”版块中明确提出了“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核目标。

由此可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常识教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做不做或者什么时候做的问题，而是一个当下必要而且迫切的工作。

二、关于高中阶段传统文化常识教学的内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从时间跨度看，从夏商周上先圣三代，一直到晚清；从内容上看，其主体应该是儒家文化，辅以道家、佛教、法家等文化形态。

研究近年来，北大、人大、南大等国内知名高校国学院的培养计划，可以看到教学内容从古代哲学、古代政治、古代经济到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民俗……包罗万象，无一不有。然而，高中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语文课程中，现实的因素制约了我们不可能像高等教育一样，将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教学内容。

以课程标准和2016年的新考纲的实际要求，笔者梳理了现行通用的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常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古代历法常识。如古文中经常涉及到的纪年方式、计时方式等。

2.古代星宿相关常识。如《滕王阁序》中涉及到的星宿分野的知识。

3.古代姓名称谓常识。如古文中常涉及到的姓、氏、名、字的相关知识。

4.古代职官常识。如古文中常涉及到官名和官职变动的词语。

5.古代年龄的称呼。如古文中常涉及到的一些表示年龄的词语。

6.古代的礼仪制度。如婚恋诗中涉及到的出嫁礼仪。

7.古代的节庆常识。如古代重要的节日的时间和主要的民俗。

三、关于教学途径的一些简单尝试和构想

由于急功近利的教学环境，一线教师们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往往是罗列出所谓“常见的文化常识”，然后让学生们强行记忆。笔者所加入的各种教学交流群中，散见的皆是《高考文化常识100题》。然而，我们知道没有理解的记忆是根本无法长久的，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显然是不科学的。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相关经验介绍后，做了一些思考和尝试。

1.立足教材，用有限的教学资料拓展整合教学内容。文化常识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但绝不是唯一内容。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要进行文化常识教学，首先就需要我们充分整合教学内容，将教材中涉及到文化常识内容进行足够地拓展和有效地整合。

比如，在学习《寡人之于国也》时，遇到“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时就可以针对“孝悌”拓展延伸儒家的“八德”。不仅如此，还可以从“四维”（礼、义、廉、耻）到“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到“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演变，延伸到“孝”的地位在传统文化中的日趋提升。并且讲到古代越来越重视“孝”，是因为伴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功能日益突出。这样，不仅让学生积累了相关的文化常识，也加深了学生对宗法制社会和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社会的认识。

2.注重理解，调动既有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加深记忆。没有理解的记忆是无法长久的，靠死记硬背明显不是积累文化常识的好方法。文化常识虽然是古代的，但是许多优秀之处依然被传承了下来，镌刻入了我们的基因之中。学生无法理解某些文化常识，是因为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调动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这就要求老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弥补这些问题。

3.构建知识体系，让思维做到有的放矢。有些文化常识不论讲多少遍学生总是记不住，有些文化常识学生明明记住了但是一做题就出错。归根究底，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没有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知识杂乱无章。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导学生构建科学、有效的知识体系。

4.通过实践活动，巩固所学内容。如果教学文化常识，仅仅是为了应付高考，或者坐而论道，就显得有些狭隘了。进行文化常识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所以，进行文化常识教学，最后还是要学以致用。由此，进行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式。

四、小结

在当下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在语文学科之中进行文化常识教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更是迫切的。教学文化常识，不应是急功近利的，而应真正站在树立学生文化传承意识的立足点上，让学生了解、感知、传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本文所探讨的一些教学途径，主要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希望学生能够对传统文化通过理解记忆而后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能够影响自身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

⒖嘉南祝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2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3

避讳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在医古文中对传统医学也是有相当的影响的，如《本草纲目•薯蓣》中记载：“薯蓣因唐代宗名预，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避讳制度虽然有它不利的一面，但是在文献研究中，避讳往往也是帮助了解确定文献的时代等的依据之一。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变化也是比较大的，了解历代度量衡的标准可以帮助学生在阅读古籍时正确理解古代医家所创方剂的真实用量情况。如秦汉时期，一两相当于现代的15g左右，唐宋时期则相当于40克左右，而不是现代的一两等于30g，若不知道其中的差别而误照搬原方，就可能会造成临床上的错误。另外中医文献中会出现大量中医特有的计量单位，如“方寸匕”、“钱匕”、“刀圭”、“盅”、“盏”等，仔细揣摩其中的含义才能真正领会古人用药的精髓。

《医古文》选文中不乏大量的典故。恰当地引用典故可以增加文章的表现力，避免平铺直叙，所以为古人所常用。如《类经•序》所载之“他山之石”、“断流之水”、“壁影荧光”、“竹头木屑”等。在讲解这些内容时，要详细地为学生介绍这些典故的出处、含义、引申义等，以便学生能准确理解。

教学育人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为学生指引门径。有了正确的开端，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常识的积累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减少日后阅读古籍时的壁垒，也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完善其知识层面。

2《医古文》中彰显的传统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同道家、佛家思想，并由此而衍生出相应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观等。传统的道德观在《医古文》选文中无处不在。因为在许多大医的眼中，医德是首位的，有才无德是成不了大医的。无论是朱震亨穷昼夜习《局方》，还是孙思邈要求用心精微的人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而孙思邈在讲述医者的道德标准时，融合了佛家慈悲、万物平等的观点，但最后还是回归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朱丹溪等儒医虽置身于医学，其初衷也是因医学能“推及物之仁”来实现其“厚德载物，仁者爱人”的追求。更将“格物致知”、“内省、慎独、践履”等作为道德实践的要义。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会脱离作为个体本身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而单独存在。因此，将传统文化道德中正向的能量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促成其优秀品德的形成，是比宣讲更有效的手段。

医患关系自古就很敏感，所以有“六不治”的提出，有华佗的不幸遭遇，更有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的感慨。因此在教学中强调“随俗为便”的现实性意义，提示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沟通技巧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有意识强化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养，利用在学期间依然有较高的可塑性的优势，完善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格。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4

我以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小就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古代经典诗词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历代知识分子把报国为民作为最高的理想。无论对知识精英，还是对普通民众；无论对那些舍生忘死的改革家，还是对理应享受改革最终红利的老百姓，经典诗词中传递的人生理念和治国态度都能够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最原始的动力，这是中国教育之基因，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常识。

同志是运用传统文化的典范。在他的讲话中，古代经典诗词可谓信手拈来，令人过目难忘。譬如，2013年3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引用《诗经》中的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引用《国语・周语下》中一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2014年3月18日，他在河南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引用宋代朱熹的话说：“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改”上著力；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一文中，他引用《墨子・修身》里的一句话：“慧者心辨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第二批布置会上，他引用《吕氏春秋・诚廉》中的句子：“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在的讲话和文章中，类似这样的古诗文比比皆是，可见传统文化精髓对于他执政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影响。

从经史子集，到忠孝仁义礼智信理念的传承，古往今来，历代教育无论制度发生怎样变化，也无论时光如何飞逝，传统文化这个脉不应该断了，这也是维系教育的根本。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常识，不知什么原因，常常被人违反，丢弃，甚至粗暴践踏。据报道，今年开学，上海市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版语文课本被发现变“薄”了，其中删除了每个章节后的“古诗诵读”部分，共有《寻隐者不遇》《登鹳雀楼》《夜宿山寺》等8篇古诗被删去。其实，比上海大面积删减小学课本古诗更普遍的例子还多得是呢！我在最近从事教材编写中发现，不知谁定的什么规矩和标准，小学生只能接触古诗，不能接触古文，而古诗只能泛泛而讲，只能讲大意不能讲词语。甚至到了中学，古文的篇幅也不能超过20%。

对此，我非常反感并多次呼吁。我所在的语文出版社，在语文教材的修订中十分重视古诗文学习，并增加了相关内容，希望以此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很奇怪，一方面，我们宣传并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拼命减少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重，降低难度，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的也少之又少，长此以往，谁能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最有利的载体就是古诗文，如果不能认真研读，如何渡过传统之河，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却被教育界内外的人广为忽视。

目前，我们无法预测同志的讲话对于正着手进行的中小学教材修订有怎样的影响，但至少让我们反思，并给所有人一个重要启示：他的话不是揭示了一个伟大真理或深刻定律，而是将一个本来的教育常识回归、复位和提请人们注意。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5

一、中学语文教育的文化内涵

语文教育是最基础的文化知识教育，中学语文教材中汇集着人类文化中种种最基本的知识，各种文化知识都必须以语言文字为媒介，都有赖于语言文字来传递。而汉字，由于其结构的方式特点，在传递文化信息上有着特殊的功能，往往一个汉字的形体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文化知识。如“里”字，上为田，下为土，本指田地集中的地方，在古代农业社会里“恃田而食，恃土而居”，故“里”成了人们集中居住之地。所以从“里”字上揭示了古代人们居住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道出了说书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说书这种民间通俗艺术的大致特点。贾谊的《过秦论》，是对秦二世灭亡的历史反思。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则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具体就是桥梁建筑文化，如此等等。这些充分说明中学语文教育应是一种泛文化教育，只要我们有一定的文化眼光，就随处可见文化现象、文化知识，不会让学生置身于文化宝山，却两手空空。

二、中学语文教材中积淀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中学语文教材既是各种语文知识的载体，也是各种文化知识的载体。教材中所选择的课文从上古到当今，时间跨度在三千年以上，虽以近代、现代文章为主，但出自古人手笔的诗、词、文、赋、戏曲、小说并不在少数，这些课文不仅是古代文章的精华，也是古代文学、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其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也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1.中学语文教材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华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从孔夫子到，世世代代的人们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瑰丽辉煌的语文文化。中学教材中入选的古人文章，均为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各种不同体裁上，构建了独特的风范。如《诗经・硕鼠》是古代四言诗的典范；《涉江》是古代骚体诗的典范；《荀子・劝说》、《韩非子・五蠹》是古代论说体的典范；《鸿门宴》、《陈涉世家》是古代史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是五言诗的典范；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词中的精品，它们气势磅礴，均为豪放之作；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则是风流妩媚的婉约之作；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是“记”体文章的精品；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第三折，无名氏的京剧《打渔杀家》第一场，可称得上古代戏剧文学的精品力作。所选精品，既为中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树立了范本，又为他们学习古代汉语提供了范例。这些精品或言简意赅、意境深远，或抒发感慨、揭示哲理，或寓情于景、清新雅致，或托物言志，揭示生活真谛，真是字字淘洗，句句精酌，篇篇溢彩流金，巧夺天工，无人工斧凿之痕迹。

2.中学语文教材选录的课文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语文文化与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流传虽离不开语文这一媒介，然传统文化一旦形成，它又可以脱离语言文字，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语言、行动中，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语文文化更多的应用于人们的交际和传递信息，因而它更具工具性。而传统文化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其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都将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导向与制约作用。

但是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乃是“语文文化”中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讲的“语文文化”又仅限于课文教材范围。传统文化则紧紧依赖语文文化，严格限于中学语文教材范围，这就要求我们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在传授语文知识时，必须用新的视角、新的眼光去认识和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并用恰当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去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里有传统的礼仪文化、道德文化、民俗文化、审美文化、建筑文化、音乐文化、工艺文化等有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性格、精神和意志品质。

施耐庵的《水浒传》中的精彩片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人们习惯于对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以及勇武过人、力大势沉的英雄品质大为赞赏，若深入分析，鲁达的英雄行为中还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的道德价值判断，对英雄的审美认识。《师说》是韩愈的名作，文章的表层意思说的是从师求学的道理，也抨击了士大夫中自恃门第高贵而不肯拜师求学的陋习。从深层的文化意蕴说，文章还涉及到我国古代尊师重道这一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也是很丰富的，各种文学体裁中均有反映，尤其以诗歌最为突出，可以说，隐士文化是旧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珍视自我人格，向往自由这一高洁人格的体现，从先秦时的楚狂、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其中最著名的有东汉的严子陵、东晋的陶渊明、唐朝的王维、孟浩然等，这些隐士文化在中学教材中多有体现。《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都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又是表现陶渊明隐士情怀的代表作，所蕴含的隐士文化是丰富的。

三、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成为传统文华的传播者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6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7

文言文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任务的重要途径。但在高考的压力下，我们的文言教学越来越功利化。许多学校的文言教学完全成为应付高考的技术性训练，完全割裂了文字、文学、文化、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文言文在教学中几乎成了“外语”课，既损害了文言的文化传承功能，也伤害学生学习文言的积极性。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也影响了高考成绩本身，因为文化在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2014年高考全国各类不同的语文试卷文言阅读选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教育的缺失必然造成文言阅读的障碍，并最终影响文言考试成绩。新课标卷（Ⅰ）文言文阅读节选自《旧唐书·于休烈传》提到：“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本句要求学生划分正确的朗读节奏，如果学生搞不清该句的意思，就无从划分，而要搞清楚话意就需要具备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即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修史”，能够参与修史是一项重大的荣誉。因此宰相才会觉得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是一种耻辱，想方设法要把他调开。

福建卷摘编自明代张岳《小山类稿》中的《张祖传》，文章提到：“是时，诏民田八顷以上家，择子若孙一人为吏。县檄至，祖挥之弗受，执卷奋曰：“吾而吏耶？”虽然这句话没有被设计为考点，但学生在阅读中难免会疑惑，到县里当“吏”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别人求之而不得，张祖为什么不接受。而且说“吾而吏耶？”言外之意他岂是当吏这样的人，对“吏”充满不屑。这就又要涉及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在隋唐科举制度出现后，通过科举获得官职是主要途径，为人们所敬重，其他途径则被轻视。唐以后“官”和“吏”明显分为不同的两个阶层，人们重官而轻吏，而且认为吏长期与百姓接触，常干坏事，“心术已坏”，又非科举出身，因此不可提拔为官。宋以后一但成吏便终生难以当“官”，《水浒传》中宋江就是典型例子。正是这种文化背景才会使张祖不愿当吏，因为一旦当了吏一辈子都是小吏。

四川卷选自《梁书·王筠传》，文章提到：“普通元年，以母忧去职。筠有孝性，毁瘠过礼，服阕后，疾废久之。”如果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孝文化和丁忧制度，就很难理解王筠的这种做法。

文字、文学、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忽视传统文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不可取的。教师在文言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积累必要的文化知识，才能有助于文言整体阅读能力的提高，具体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教师授课时随文突破。上课时讲清课文涉及文化知识，既提高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又适当积累文化知识。古代文化知识面非常广，上至天文地理、伦理纲常，下至经济社会、风俗习惯无所不包。教师在讲授课文经典文章时应该有意识地把文章涉及的文化常识有计划地讲解清楚，可以运用穿插授课的方法，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掌握。例如在讲授《鸿门宴》这篇高中经典课文，提到“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样的宴会座位安排时，就应该结合课文讲清中国古代的宴会礼仪文化，座位安排的尊卑位次，既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此时人物的性格心态和天下形势，又能够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而且在无意识中帮助学生积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为将来文言阅读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对重要的古代文化常识进行“专题解读”。为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水平，教材也适当安排专题讲解，但课文涉及的范围太小、内容太少，不足以满足学习需要。作为高中语文老师，可以对学生在文言阅读中比较常见的文化知识做归纳和概括，帮助学生对相关常见文化知识进行梳理，编制表格、进行系统掌握。例如古代纪日的方法和纪时的方法，古人纪日最常用的是“月相纪日法”。通常用“朔”（初一）、“望”（月中，小月十五日、大月十六日）、“既望”（望之后的一天）、“晦”（每月最后一天）。在《赤壁赋》中就出现过“七月既望”一词。古代的纪时法有“五更”纪时法：一更（19-21点）、二更（21-23点）、三更（23-1点）、四更（1-3点）、五更（3-5点）。如张岱《湖心亭看雪》中出现过“更定”一词：“是日更定矣”。例如了解古代的礼仪文化，有吉礼，主要指祭祀神和祖先的礼仪如“牺牲”：古代祭祀用的牲畜。《曹刿论战》中有：“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有成人礼，即有关个人成长的礼节，主要是“冠礼”和“笄礼”。所谓冠礼，是指男子的成年仪礼，男子20岁行冠礼。笄礼则指女子的成年仪礼，女子15岁行笄礼。《送东阳马生序》中有：“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如古代忌讳文化：古人对“死”有讳称，帝王之死曰“崩”。《出师表》有“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人名也为皇帝避讳，如《捕蛇者说》中的“以俟观人风者得焉”，“人”应为“民”，避李世民讳。教育与科举制度文化，如博士、教授等，《孙权劝学》中有：“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等级制度，寡人、王、布衣；官职的设置及名称，侍中、侍郎、将军、大夫等。熟悉这些文化常识对学生学习文言有极大帮助。

第三，指导学生扩大阅读面。文言学习和现代文学习有相同之处，要有较大的阅读积累，“书看多了，语文自然就好”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要用到文言学习上却是较难做到的，因为文言和现代文不同，光靠学生自己可能读不太懂。因此少有学生会主动阅读文言作品，没有阅读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更看不懂文言作品，也就更没兴趣。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课外阅读、帮助学生扫除阅读障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可以指定阅读文章，对学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与帮助，并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体会，引导学生对涉及到的古代文化知识进行积累，使学生的学习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文言教学中关注文化教育，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又能为学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高中语文教学重要的环节之一。摒弃功利主义教观学理念，在高中文言教学中做到文字、文学、文化三位一体，无所偏废才是语文教学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谢象贤.语文教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2]周小红.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策略[J].管理观察，2010，（17）.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8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使学生掌握与古代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古代典章制度、历史知识及古代汉语知识，提高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钻研学术问题的兴趣能力；加强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承传民族文化的精神，为将来进一步从事教育、文化、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显然，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全面实现以上教学目标。问题的解决在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学注入生机与活力，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第二课堂并重，如此一来才能建立崭新的“时空一体”教学模式，即课堂现代教育技术方式的传授与课外多媒体技术运用下的品阅相结合。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9

2《新课标》中对传统文化渗透提出的要求

自从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取消科举制度以后，我国文化落后的现象就被归咎于中国长期以来落后、封闭的传统。而五四以后，西洋文明以倾倒之势席卷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后，被认为“旧”的中国传统，更是不断遭受打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全民崇尚西方文明的心态亦导致传统企业文化黯然无色。但直到当下，经济日渐繁荣的我国才逐渐意识到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不应该丢掉自身的文化“根”，而是必须走出一条新文明崛起的道路。尤其在教育方面，这样的思想更需要被作为指导思想。《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小学语文教学应该培养小学生的道德和科学素养，发扬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精髓，激发少数群体的创新性和凝聚力，充分调动积极性的作用，需要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汲取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睿智”。由此可见，在义务教育工作阶段新课程背景中也已明确提出语文教师应当肩负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并应当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学中，借助传承中华文化的力度，培养小学生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丰富爱国精神，让广大小学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修身养德，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因此，在教学上，新课程标准提出：“教科书要注意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社会主义民族基本意识和爱国思想感情”；在传统教育资源的开发与使用问题上，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看，传统文化教育早已作为语文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3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学校语文教育中的渗透效果

3.1培养小学生的良好品性

小学阶段最有利于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这一时期也是帮助其建立优秀品格的关键期。而倘若一个学生在小学阶段就未能养成优秀的良好习惯与品格，其以后的教育就几乎是徒劳的。所以必须要利用好这时间，对学生的良好习惯与品格加以很好的培养。因为古代先贤们都非常重视自我培养，以为学生只有修好自身，方可“有所作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在中国优良传统的教育理念里，就非常重视对学生良好习惯品格的养成，对人才的培育也就是对君子精神的培育。乃至在中国优良传统的文化教育中，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与培育学生的君子品格。而尊敬师长、孝敬家长、以礼节为人处事、勤劳刻苦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发展理念的核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研习，将促进学校学生重新认识过去，更能带动学校学生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养成优秀的良好习惯与品格。

3.2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现在部分国内的小学生，都爱吃汉堡薯条，爱过圣诞节，也爱看美国好莱坞大片。认为外国知识远比中国国内的知识更成熟进步，完全否决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更不要提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浓厚兴趣，这虽然也与其父母的传统价值观念导向相关，但更多的是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给学生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因为学生们没有真正认真理解过，所以也怎会喜爱。但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只是诗词歌赋，“之乎者也”。我们大不必将小孩训练成个小老先生，也可以向学生们介绍中国古代先于西方各国的历史性发明，也告诉学生中国并不落伍。

3.3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首先，人们关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影响着个人对本国的情感。而小学生们对西方文化的“崇洋”，说归根到底是一个关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不信心和不认同感。这很大一部分的因素来自他们的“不自知”。通过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之体会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吸引力，归属感也便因此产生。关于自己本国的情感和民族之间团结顺理成章也就加强。其次，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就不乏民族爱国主义的优秀诗人、文学家，还有奋力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优秀作品和鼓舞人心的英雄事迹，而小学生们在学到相关内容的时候当然也就会受到感染，精神为之振奋。民族爱国主义人物的人格情感与气节，也会影响到小学生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爱国主义人格情感的养成。

4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渗透

4.1集中识字，识写分开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学有一条非常优秀的经验：在学生入校前用相当短的时间里（一般是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学生认识一批字（大概二千左右）一称为集中识字。集中识字的主要优点，是使小学生在短期内就掌握一种能够应付学习基本读写的识字数量，使学生的基本读写数量和能力都不受自身识字数的影响。如果把识字和写作一起完成，学生们“认一套、懂一套、用一套、写一套。”这样的速率势必会很缓慢，而七八岁的学生，口头语言的表述能力已经十分丰富，而求知的愿望又最旺盛，所以如果由于识字的速度缓慢而迟迟无法适应学生的读写要求，则势必会影响学生的读写能力，使得学生的思维也不能获得相应的发展。所以古人为克服这种问题，便艰辛地探索出集中培养识字能力的办法，尽量地在一至一年半的时期里，使学生识得二千以内的汉字。识写分开教学是指学生在掌握规定的识字数（约2000）后，再进行书写教学活动，但写字教学内容并不与识字教学内容相同。不要忧虑学生书写能力进展的快慢，因为当学生已经掌握相应的识字量并完成与之相配套的大量读写训练以后，就已经在无形中学会部分文字，并且当写作教学展开的时候，随着识字教学逐步前行，到一定的时间，两条线就自然而然地会交合，并互补、一起前进。古代将识字学习与写作分离实行的主要目的：一是因为不让写作直接影响识字学习速度；二是希望加强书法教学。当代中国知名语文学科教育家张志公先生也非常提倡集中识字的教学方式，而当下不少杰出的教育家如吉林高等教育学院中国语文基础教育研究所主任王鹏伟先生，对识写分步进行的教学方式，也非常赞赏。但在当代经过较为科学合理统计分析，编制出的一种根据出现频率排序的汉字列表，却发现其中二千个汉字基本可以囊括在人们一般阅读用字的70%。新课标当中明确规定小学生的识字数在1600~1800个之间，就今天来看，古代所述：“二千个汉字以内”的学生识字数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并且用集中识字的方式可以使今天的小学生更迅速地学会比新课标所要求更多的汉字，它可以更有效地知识文库2022.04（上）适应学生的阅读需要，发展学生的思想品格。而识写分开的方式，则可以在学习书写的过程中集中发展学生的书写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楷书功底。从目前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中国小学生对中国传统语文技艺（包括书法）的了解是非常不足的，而且对文字的分类与辨别也是非常模糊的，更不必提他们怎样发展书法书写水平与欣赏水准，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普及岌岌可危的地方。

4.2传统文化诵读的方法

毕竟小学生的精力有限，理解也是受限的。要防止古时不切实际、死记硬背的素读弊病，必须在遵守素读学习过程中“不求甚解”、但是从“大量累积”的基本原则上来，精选背诵具体内容，让小学生在限定的时期内吸收到的都是古典传统文化，是学生努力后就可以理解的具体内容，是可以诱发学生们记诵浓厚兴趣的具体内容一一典籍中，古代经典无疑是最匹配的。明清时代的蒙学课本正是我国小学语文教育所应该参考的，因为这种课本不但帮助学生识字，还从字里行间教学生很多事理，内容丰富更能激起小学生的学习浓厚兴趣。比如在小学语文识字教育当中经常出现的“三、百、千”汉字以及《声律启蒙》之类的书籍，因为这种书本朗朗上口，而且文章精美，内容丰富健康。如：“晨必盥，兼漱口；便尿回，辄净手。”这样精练的十二个汉字，不但读起来朗朗上口，还将一个学生早起洗漱前和上厕后所应该形成的良好卫生习惯，讲得那么具体。

4.3传统文化引选材为源

4.3.1声律韵语类书籍入蒙学教材现在的小学生，一拿到古诗词教材就头痛，只有几乎极少的小学生，能对出音韵、平仄标准的对子，小学生的文字写作里始终缺乏文采，还有每一个语文课堂教学中，没有几个学生能够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诗意的表述，也没有几个学生能运用古代的词藻，写出朗朗上口的诗歌。这当然和学生在儿时并没有进行过韵律类的启蒙有关，因为有学生曾经在这方面吃过亏，不少学生也曾经由于这些启蒙的缺失而导致对古代诗歌掌握的难度和表现的不足，这也的确应该引起教育领域的注意。诗词、对联都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文化表现形式，只有对声调、音律、格律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掌握才能，方可达到所谓“吟诗作对”。中国古代声律类的蒙学教科书，正是为适应这一要求而形成的。今天的小学生，倘若不学习声律，试问又如何学得好的诗词歌赋，又何谈写作诗词歌赋。因此，对学生们进行声律类的启蒙是非常紧迫地且符合教育标准的。而且中国古代声律启蒙的书籍内容还包括天象、地形、艺术、鸟兽、人、器物等的空间虚实应对，在训练学生语言表达、声律运用的同时，又像一本微型的百科全书，将世界万物展示给学生。如《笠翁对韵》，其中内容听起来很朗朗上口，再配合小学语文课堂当中所提出的基本背诵方式，学生是可以很愉快地去完成背诵任务的，利于单词的累积和阅读语感的养成，并在学生今后的古诗词、对联等练习与写作过程中，发挥无师自通的功效。所以，本文认为应当将声律类的图书列入蒙学体系当中，在正式被教育相关部门所使用以前，学校语文老师才能通过自身的能力运用于日常的语文教育当中。4.3.2节日风俗古诗词入教学内容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内容必须与学校生活密切相关；传统文化的教学还必须是多元化的。但倘若教师能在常规的传统古诗词化课堂教学中融合学生生活，并且进行各种传统文化教育的共同渗透，那就无疑是既得当又省时间的好办法。课后学生还可根据唐代杜牧的作品《清明》进行拓展练习，该词比较简洁，学生也可以自学。还有各个地方或者当地各民族自己的一些节日活动，这都是一个老师们可以考虑的教学材料，让学生去学和生活有关的东西，让学生们在学诗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其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10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11

现代标志设计将具体的内容、抽象的理念通过特殊的图形表达出来。标志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视觉符号，其核心是形象识别和信息传达。这就需要现代标志设计必须具备独特的造型和寓意。传统装饰图案成为民族地区现代标志设计宝贵的素材库。传统中有着大量的经过长时期的自然选择所保留下来的，最具有价值和最有竞争力的东西……只有充分继承传统精髓的文化才能形成有持久生命力的新生文化。装饰艺术伴随着蒙古民族从草原走进城市，走进现代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视觉传达领域的标志设计中到处洋溢着蒙古族传统装饰艺术的风格。内蒙古地区的现代标志对蒙古族传统装饰纹样的应用，表明当今设计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需要。

三、蒙古族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应用的规律与特点

蒙古族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再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与现代设计理念融为一体，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的一种深化和延伸，进而创造出具有时代感和民族感的新符号。蒙古族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应用的规律与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图案典型化

将蒙古族传统图案运用到体现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现代标志设计中，首先要从传统图案中提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图案，然后再对其进行艺术手法的处理，如打散、变异、切割、错位等方法进行设计重组。蒙古族传统图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纹样，如哈木尔云纹、卷草纹、五畜纹、盘肠纹等，特别是哈木尔云纹受到蒙汉民族的共同喜爱，成为内蒙古地区运用最为广泛的装饰纹样。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标志，以蒙古族传统装饰纹样为主要设计元素——哈木尔云纹，组成完整对称团花图案，象征吉祥之意，中心十字图形表示医院的概念，既表达了行业属性，也传达了出民族地域的特点。五畜题材（绵羊、山羊、马、牛、驼）的装饰纹样是蒙古族传统装饰图案中的典型代表。畜牧业是草原牧人传统生活的保障，如今现代畜牧业仍是草原都市的经济发展对象。内蒙古科尔沁品牌标志以牛的图形形象为主，蒙羊品牌标志以羊的图形形象为主。对于今天生活在草原都市的蒙古人，马成为象征草原文化精神的代表，无论是城市雕塑、装饰绘画，还是在设计等领域，马是内蒙古民族文化中永恒的话题。如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纪念标志（骏马腾飞）的主体造型为腾身起越的火红色骏马，吉祥物“蒙蒙”以“羊”为基本造型；遍布于呼和浩特市主要干道街区的市政井盖的设计采用了马与哈木尔云纹相结合的造型，四周环以卐字纹为边饰。其中马的形态采取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法进行设计，从图标中马的动势和飞扬的马鬃似乎可以看到身居城市的蒙古人对策马扬鞭的游牧生活的怀恋和对草原割舍不断的情怀。融入传统图案的现代设计体现出浓厚的内蒙古民族特色和典型的地域特色。

（二）图案简洁化

标志设计讲求语言高度概括凝练，富有美感的简练造型更加便于人们识别与记忆。而传统的蒙古族装饰纹样注重装饰性，其基本规则是有节奏的扩展，使图案显示出节奏的无穷力量。“图案设计师将混杂不清而不规则的单独或分散图形，根据预定计划，图案富有节奏的顺序严格排列。图案设计师有意识地控制、隐藏在许多图案内部的敏锐的律动感，并将这种原理运用于所有图案。”所以，构图繁复的传统装饰纹样如果直接运用于现代标志设计中是不符合标志设计规律的。传统装饰纹样在现代标志设计中一般情况会被省略概括、夸张变形、打散重构、变异重组等方法提取经典图形元素，从而进行再设计。如内蒙古“蒙歌尔”牛肉干的标志以哈木尔云纹为主要图形要素，虽由曲线构成，但体现出丰盈、厚重的力量之美，底端将哈木尔云纹的短小尾部进行水平方向夸张处理，犹如绿色草原的一抹地平线，简洁、概括地代表了蒙古族传统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特点。其简洁的造型与单纯的色彩符合现代标志传达和传播的功能；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院的标志运用对称卷曲纹，这是蒙古族传统装饰纹样中最为常见的基本图形元素。对称卷曲纹样的广泛应用，源于游牧民族对盘羊犄角所产生的特殊情感所致。对称卷曲纹简单又灵活多变，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三）文字图案化

蒙古文字图案化处理，成为最具蒙古民族特色的现代设计手法之一。语言文字是保存传统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蒙古族流传这样的诗歌：“伴我人生的蒙古语——绝不忘却的文化，生死相依的草原——誓不背离的故土。”蒙古文字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同蒙古族传统图案一样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情感。蒙古文如果仅从文字的交流与沟通的功能角度来说，其使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但如果作为设计符号，蒙古文字有着更大的传播空间，是不容忽视的设计元素。如内蒙古大学的标志就是将蒙古文字作为适合纹样置入作为标志的主体形象，传达了内蒙古大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标志同样以蒙古文字（教师之意）作为标志设计元素，将“教师”蒙古文字与钥匙图形相结合，突显了内蒙古地域、民族以及师范院校的性质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标志设计巧妙运用了蒙族文字的规律和特点，即横画短、密，竖画长、粗，设计师将立式文字的这种特质与象征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形象相融合，体现了学校的师范性特征，形成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标志。蒙古文字图案化可以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能够让人更加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意味。内蒙古蒙羊牧业标志集合了蒙古文字、角羊的纹样造型元素，形成具有内蒙古民族特色的品牌形象。对蒙古文字的图案化处理，既包含文字所表达的信息，又具有图案视觉上的艺术效果，最终传达出极具蒙古民族特色的视觉符号，即使不认识蒙古文字的受众，也能感受到浓郁的蒙古民族气息和文化底蕴。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12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最后选择只能是“以古释古”,而这种以古释古怎么能够叫“现代转换”呢?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选择一些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涵盖面广的理论“原命题”,“同时用中西方文论对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人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作者断言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相互阐释;另一方面又认定可以“相互阐释”,而且可以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处”。既然已经说了西方文论不能解释古代文论,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对于从古代文论中选择出来的“原命题”做出阐释呢?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文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中国的古代文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它在整体形态上同样是前现代的,如果要想对现代当代的文化与发言,就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转换。这种转换以后的中国文论可能依然保留了一些古代文论的成分,但是它的整体形态却不能不与古代文论存在结构性的差别。[2]

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失语”与“重建”问题的思路有了一定变化:开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来思考文论转换的问题,并对于原先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们虽然认为中国文论中断了传统,但又指出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造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5]这段话重要性在于:不再只局限在中西的框架中寻找“失语”的原因而且兼顾到了古今。中国文论的“失语”似乎是时间问题而不只是空间问题。这应该说把问题推进了一步,即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已经与我们的当代生活脱节,“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转换,就不足以担当言说我们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的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者的立场明显地由原先的传统文化本位转化为了民族存在本位,承认古代文论的原来形态不能言说当代人的存在。这样,问题的要害就是:中国的文论

如何对我们当今的生存状态说话?由于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古今问题常常是与中西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曹先生的思路也就在古今中西之间滑动。一方面,他把当今文论的“失语”归结为古代文论没有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因而“蜕变为死的古董”,认为应该“把传统文论从故纸堆里解放出来,并运用到现实的文学批评之中”,“这将是中国文论走向生活,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将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不断创生的必由之路。”[4]但作者没有从传统文论为什么不能有效阐释当代现实(古今问题)这个思路上继续思考下去,而是话题一转回到了中西问题:古代文论不能“创造性转换”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是套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古代文论,而这两者本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作者断言: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因为“西化”而不能言说我们的存在:“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到借来的鞋总难合自己的脚,别家的话语难以言说自家的存在,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离开了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4]他们认为,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论的人“过分看重了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西方文论概念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而对文化的差异和任何一种理论范畴都具有的先天局限性重视不够。”[5]思路又绕回到中/西上去了。作者的理想是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话语:“既不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5]这使得作者反对对于古代文论的“考古式”的整理而是要激发其活力而使其介入当代生存,就是所谓“现代化转型。”这个理想好是好,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却依然难以回避主次问题。虽然曹先生表示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下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吸纳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融会中西”,[5]好像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是骨子里依然是回归传统。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中国自己的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它必然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恐怕是中国的现、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我们既不能照搬古代文论,也不能照搬西方文论来替代阐释中国现、当代的文论,这是因为它们都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现实存在隔阂。西方的文论产生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语境,这个语境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化与文学的语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比如西方的小说理论(叙事学、符号学等)在解释中国的文学时,恐怕要比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更有效一些。这样,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的修正和改造。(详见本文“结语”部分)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进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才能实现“现代转化”。所以,如果说曹顺庆的多数文章都在强调中西方文论的差异与不可通约性,那么,这篇文章却重在论证相通性与对话可能性。但“平等对话”之说已成老生常谈,问题是如何实施对话?对话的基础的什么?由于作者原先一直认定中国与西方的文论差异甚大乃至不可通约,所以对话的基础或前提就非常重要。在此文中,作者提出的理由是:中西方文论尽管在言说方式上存在重大的差异,但是“话语所指涉的对象和话语的功能是大体相同的。”这里的问题很多。中国文论的“对象”与“功能”与西方文论相同么?中国的什么文论?古代文论还是现代文论?西方的什么文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认为,文章有一个未加充分反思的假设是:古今中外的文论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也有共同的功能。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界定。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理论,只有具体的文学理论,而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特定条件与地域中、带有特殊性的文学活动,因而不存在抽象的文章所谓“文学现象”、“艺术”、“人生”的。“文学艺术现象”也好,“人生”也好,都因其具体的与历史环境而带有明显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

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方面认为中西方的文学理论所扎根的东西方人的“生存样态”和“体验”是不同的,而其作为“人”的“存在论基础上的根源”却是相同的。作者举例说,作为艺术的本质论或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论,西方的模仿论、表现论和中国的“虚实相生”论虽然内涵存在差异,却是可以“对话”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探讨。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就体现在比较文学中的所谓“平行研究”中。如果内涵不同而只是有共同的论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样的“对话”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而且把“虚实相生”纳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范畴,不是犯了作者一直批评的以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西方文论一直谈论的话题)释中(“虚实相生”)的弊端么?而且我以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之所以成为西方文论的重要问题,是因为西方有关注认识论的传统,而这个问题在注重的中国中基本上不成为中国文论家的重要关切。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西方的文论的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但是却无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作者随后举出的所谓对话中的“互照”、“互译”、“互释”法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搞得不好很可能成为作者自己曾经否定的那种“贴标签”法。①即使是比较成功的“互照”、“互释”,在朱光潜、宗白华等一辈学贯中西的学者那里,早就存在并取得一定成绩(当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西释中”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失语”之说就无从谈起。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点,所以,问题只是在文论“互译”上“以西译中多而以中译西少”,在互释上是“基本上是以西释中,而少有以中释西”。这样,问题被转换成了数量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似乎只要多一点“以中释西”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又把中、西方文论对话的艰巨性低估了(在曹的别的文章中则把“对话”之难绝对化为不可能的)。曹先生所向往的综合古今中西的文论大概只能是他自己所说的“杂语共生态”,即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不是真正的融合或转化而是拼凑。对此我同意季羡林先生的观点:“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东西方两方面的文论话语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季先生因而主张“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季先生根本否定有与西方文论进行互译、互释的必要,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西方是“分析的”,中国是“综合的”。[7]

二

在引起广泛的争论,同时也遭到不少质疑以后,肖薇与支宇发表文章从另外一个理论层面捍卫“失语”与“重建”论。他们的文章《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义”批评论者》[7]指出,从知识学的层面讲,“失语症”具有“话语学”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文章认为:“失语”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的知识学问题。“失语症”和“重建论”的倡导者认识到汉语文化的百年来的“现代转型”“不是细节性思想、观念乃至方式的变化,而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质态的变化”和“知识谱系背景的切换”两个方面。其主要含义是,中国文化从“感悟型知识质态”整体切换为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8]但是肖薇与支宇又认定:中国文论的知识谱系虽然已经被“整体性切换”,但中华在生活方式层面上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等仍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只是在“知识学”或者说“知识质态”的层面上,汉语文化才真正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从“知识质态”上讲,是一种“感悟型知识形态”,是一种与西方“理念知识”迥然不同的知识形态。它从不像西方“理念知识”一样在现代学科体系的逻辑构架中分门别类地展开,并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紧随中国文化“知识学”转型的必然是汉语文论和诗学相同的“知识学”转型和断裂。在他们看来,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全面“失语”状态,正是上述“知识质态”的整体切换(而不是单个范畴的消失)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话语学”层面上的“失语”(另外一个是“存在论”层面的“失语”)。在文化对话中,“自身传统话语”或“文化身份”的丧失,也意味着“话语权力”和对话地位的丧失。“话语”与文化对话中的“权力”和“身份”紧密相关,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就没有了对话的“话语权力”。这样,从“话语”层面上讲,“失语症”是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汉语文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找,是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语境下对“话语权力”的争夺。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设定与中西对抗的斗争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外,①学理上的问题同样突出:中国古代知识形态(感悟型)的丧失或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却不见得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当代中国文论是否失语的标志不是它是否不同于传统文论,而是它能否言说中国人当今的生存状态,这是<?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曹先生与李思屈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提出的看法,可惜在这里反而丢失了。事实上,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的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这不是什么中西的问题,而是古今的问题。肖薇与支宇的文章还从“存在论”意义上分析了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失语”。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论”的视野下,将人与世界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在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生是一个“情景合一”的“境界”,而不是“现象”与“本质”相互隔绝的“此岸”;人是“知行合一”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而不是冷冰冰的“认知理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近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更加快速地由“存在论”转型为“知识论”。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知识论”式的汉语文化与诗学再也无法关切“存在的诗意”，再也不会“敞亮”和“引领”出“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知识论”的意义上，在汉语走想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的同时，作为我们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才真正“失语”了。——作者引。用吴兴明先生的观点指出:“所谓‘失语’,并不是在知识论或信息交流的意义上‘无话可说’,……失语只发生在人们呼唤为‘人文精神’的那些学科,……在信仰、形而上、、、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相关涉的文化领域。一句话,失语是本20世纪末的内在事件,它的核心是存在诗性即意义的失落。只是因为内在的意义失落了,外在的言谈才不得要领。仅就文学理论而言,当前并不缺少各式各样的主义、观点和流派,只要不关涉对存在真相的揭示和内在诗性的通达,照样可以谈吐如云。”[9]

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失语”论与“重建”论显然是在努力为“失语”论注入存在的内涵。它把论述言路从民族话语———中国文论在冲击下的失语,引向文化哲学与存在哲学话语———我们的“诗性生活方式”的丧失。如果在 “失语症”的第一重含义即“话语学”层面上,“失语症”尚只是针对世界文化对话中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 “失语”),西方文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它并未“失语”;那么,在“失语症”的第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失语症”同时也针对西方文化,或者说针对整个现代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存在哲学”看来,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长期以来遗忘了“存在”。这一致命的错误使得他们无法领悟“世界之意义”并通达“本真存在”。从而,汉语文化与诗学发生的由“感悟体验型知识质态”向“理念知识质态”的现代转型,使得它处于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完全一样的困境。正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现代汉语文化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一样处于全面的“失语”状态。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于“失语”论的一个巧妙的挽救努力。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生存哲学的言述方式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话语的改头换面的表现形式。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与文化本来处于“存在论”视野下的,它达到了“天人合一”、“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海德格尔)的境界。只是在上个世纪以后的西方近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才遗忘了“存在”而转型 “知识”。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于是中国文化与文论失语了。可见,生存哲学意义上的“失语”说到底还是西方文化惹的祸:在(西方的)逻辑分析型知识对(中国的)体验感悟型知识的整体切换过程,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也是整个世界的文论不能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西方现代性害了中国文化不算还害了整个世界文化(包括西方人自己的文化)。而重建中国(同时也包括西方)的文论话语的唯一道路仍然是回到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这个思路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当代新的陈词滥调: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论语言是可以抵达“诗意生存”的,而西方的硇灾饕逵镅栽虿荒堋0所以,返归诗意的家园只需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即可。由是之故,我以为它仍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路。

实际上,“诗意”生存(以及感悟性知识)的失落是现代的普遍现象,它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从而也不能开出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即可以返回“本真”的房。这个药房显得过于廉价而不切实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包括西方人)能否以及如何处理现代性导致的“天人分裂”的状况。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摧毁已经成为现实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与制度,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反思现代性并在保持现代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克服它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不仅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正如我们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就算我们承认西方的理性主义(逻辑分析型知识)的确不能言说生命本真,我们也不要忘记西方也有悠久的生存论哲学传统不能把西方的文论简约为理性主义文论比如“失语”论者反复引用的海德格尔(此外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人名),它对于所谓逻辑分析型的知识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量,我们若要寻找返诗意生存之家的语言,也不能只把眼睛盯着自己的祖先而不提西方的大哲。实际上,中国鼓吹中国的传统智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哪一个不是受到伯格森、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界内部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或存在哲学的启发?

最后,在如何处理两种知识质态,即“分析型知识质态”和“体验感悟型知识质态”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诗学”不是简单地偏向任何一种知识形态,而是要在两种知识质态的基础上,致力于“知识质态”的重构,好像非常辨证;但同时又认定:当代人文思想已经证明,现代西方式的“逻辑分析型知识”根本无法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这使得自己陷入矛盾。更严重的是作者承认:“体验感悟型知识”虽有诗性言说的特质,但又为当代繁杂的生活所累。中国传统式的知识系统也无法担当言说当代人生存真相的重任。这等于一方面认为中国的传统感悟性知识能够表达“诗意”存在,另一方面又自我否定地认为它现在不能担当言说当代人生真相的使命。

三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痛陈中国与文论的“失语”并致力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或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里我们结合介绍这些批评,把我自己的意见简要加以。

关于中国文论是否失语问题,高楠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发生了三次转换,但它从未发生“断裂”。“中国文艺学所以经本世纪三次转换而仍为文艺学,在于它未变其根;中国文艺学无论怎样受西学影响而仍为中国文艺学,也在于它未变其根。”而这个中国文艺学的“根”表现为人伦本体的价值观、知行统一的实践理性以及整体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高楠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并未失语”。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后大都被中国文艺学同化了,“即是说,本世纪的文艺学转换中,思想总是被及时地组织为话语,话语也总是被及时地转化为思想。中国文艺学始终在说着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10]

这个判断遭到了肖蔚和支宇的反驳,他们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是中西(包括)在冲撞、对话中的融合,中国与文论还存活于现代文化与文论当中。但又认为:虽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的确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成果,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某些甚至是重要的因素,然而,“从‘知识学’的眼光看,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在整体上与传统文化与文论截然不同。在知识形态上,现代文化与文论主要是一种逻辑分析型的‘理念知识’,而传统文化与文论是一种重经验的‘直觉感悟知识’。而这一判然有别的两种知识样态的存在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汉语文化与诗学在‘知识学’意义上的的确确产生了‘断裂’。”[7]

我认为肖薇和支宇所说的“断裂”现象是存在的,但却是古代文论方式向现代文论方式的转换中必然要产生的,这是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两种形态的差异。“风骨”、“气韵”等概念之所以难以说清,是因为它们与现代文论形态存在表述方式与知识—文化质态上的结构性差异。用现代的文论去“”或“阐释”它均将失去至少是部分失去其本来的“韵味”。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翻译”、“阐释”是完全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文论范畴都有其再阐释的空间,而再阐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将使得原先的范畴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又获得某些东西,绝对忠实的再阐释是不存在的(除非我们甘愿让这些范畴真的寿终正寝或躺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换个角度说,用现代文论话语去阐释古代文论范畴,恰恰是激活它的有效方法,也是古代文论能够参与当代文论建设的惟一途径。在充分意识到中与文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相互阐释的成功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叶维廉,宇文所安等)。关于重建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话语问题,绝大多数参与“失语”问题讨论的人都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文艺学应该既是现代的又是的,两者缺一不可。这个观点是1997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导性倾向。[11]比如杜书瀛蔡仲翔先生一方面说:“古代文论含有及其丰富的理论资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如果丢失了这份宝贵的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紧接着指出:“古代文论毕竟存在着历史和社会的差别,古代文论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文艺创作实践的总结,它不能涵盖西方和现代的文艺创作实践,……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来建构当代文艺学的框架是不切实际的。”[12](P51)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这种紧张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与50年代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已经引起重大争论。问题是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困境: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冲击下启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现代性进程不仅表现为对传统的冲击,而且也表现为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具体到文论,中国自己的传统文论不是现代形态的,而其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西化色彩,从而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也呈现深刻的紧张。如何建构一个即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是苦恼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问题。

我的理解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不可化解的。一方面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样态、知识—文化样态文论样态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断裂”),这个断裂以后产生的现代文论当然存在浓重的西方色彩,但却不能说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完全格格不入。因为既然同是“现代型”的文化—文论,它们就必然分享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坚持文论“重建”的民族现实本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已经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文论完全不能阐释中国现代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状态。20世纪80年代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等来自西方的理论不是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与么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不经过现代文论的再阐释,与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的隔阂远甚于西方文论(比如:我们怎么可能直接用“神思”“意境”等来阐释今天的大众文化?)。这同样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逐渐地进入了现代,用中国古代文论来阐释中国现代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反倒显得极为隔膜———因为生活现实发生了基础性、结构性(而不是零星的、局部的的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切不可认为现代文论是西方的,所以这种再阐释或转换就一定是不可能的(比如徐复观、叶维廉顾彬等西方学者,宗白华、童庆炳等中者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用西方现代的文论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功例子)。“失语”论者自己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指出的那些套用西方文论(拼贴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从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论不能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结论。

注释

① 此书的中文版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 比如著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冲击-回应”说。

③ 其实在鲁迅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病态”的。

④ 可以补充的是,“贴标签”的方法即使是大家有时候也很难避免,比如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解释《红楼梦》就是“贴标签法”。

⑤ 作者最后指出,重建以后的中国文论话语特点是“杂语共生”。它不是对于西方话语的排斥,而是“并存”。但作者所希望的“中西并存”并不是目前我们见到这种“并存”,因为目前的并存方式在作者看来是以西(方)释中（国）———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只是选择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概念“点缀其间”。那么,怎么才能不“以西释中”?“以中释中”行么?我们古代已经有浩如烟海的以中释中的文论,但是它们依然是属于古代文论的范畴,以中国古文论解释古代文论显然无法达到“现代转换”的目的。

⑦ 文论话语的重建背后强大的文化动力实际上是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理论话语建设与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确存在紧密关联,但是文学理论话语依然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与自身规则,过于强烈的文化身份焦虑与对抗心理必然极大地影响与阻碍在文学理论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深入。

参考文献:

[2]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3]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续继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艺争鸣,1998,(3).

[5]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学评论,1997,(4).

[6]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7]肖薇,支宇.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义”批评论者[J].科学研究,2001,(6).

[8]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J].文学评论,1999,(4).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13

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语文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是承载文化的主体，更是人类文明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语文阅读教学就是传承文化，所以，语文阅读教学不仅是教会学生运用语文知识的过程，还是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然而，目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学生在古诗文学习时，往往需要借助教学参考资料去理解。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阅读重点更集中于语文教学参考资料而非语文教材，一旦学生丢掉这些参考资料，就很难独自去鉴赏、理解以及翻译古诗文。由此可见，在学习中学生对参考资料的依赖性极强，使之无法真正用心理解古诗文蕴含的主要意义。因此，如何让学生能够独自的品味传统古诗文的含义将是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重点。

我国在任何学科的教学过程中都存在一个通病，即高度重视积累和传承知识，但却忽略创新和理解。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要重复单纯的承接过程，更是要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中华儿女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应积极将新鲜血液注入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代代传承和创新。但事实上，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更注重知识的传授，特别是古诗文教学，多数语文教师都按照固定的套路进行教学，即首先接受生僻成语和字词，然后分段分层次地讲解课文，最后再总结归纳，这种模式既实现不了教学创新，也融入不了传统文化的元素。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立足课本，也要设计科学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二、语文阅读教学承担着传承文化的重担

（一）阅读能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均记载于文字中，中国古代文字是古人思想的记载。教师应积极引导高中生学习古文，使其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只有学生读懂了古文，才能理解到古人在衣食住行上体现的独特价值观，以及独特的传统文化神韵。

例如：《春江花月夜》（作者：张若虚）古诗阅读时，教师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诗词的来源――乐府。而乐府是汉代皇宫的一个音乐掌管机构，乐府诗的诗句完全是依据固定音乐旋律谱写的，它的要求即韵律和平仄，且乐府诗的表演既有演奏也有专人演唱，这二者间的关系类似于现代歌词与歌曲的关系。之后，虽然乐府诗、词被分别流传，但仅从艺术角度评价乐府诗，其艺术价值可谓巨大，《春江花月夜》在乐府诗内相当出色。学生在学习古诗词的同时，又能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及对艺术的追求。因此，阅读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

（二）阅读能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传统文化直接影响到中华儿女的价值观，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的体现。例如：中华政治文化表现出内法外儒的特征，“儒”主指儒家精神，它的中心为“仁”，秩序为“礼”。“仁”对人们内心提出充满仁义，对待他人以宽仁之心的要求，即郡王对待臣民要包涵仁心，确保臣民生活安定；民众必须心含仁义，做到克己恕人。“礼”则对人们提出认定自己在形式上的身份，充分在身份中发挥价值的要求。儒家学说通俗来讲就是自我约束；而与之相反的是法家精神，它主要指外在约束。法家对君王提出修订合理法律的要求，对执行法律提出公正无私的要求，即必须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法家精神通过外在约束，稳定国家和社会。再如：《廉颇蔺相如传》教学时，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理解古人内心重视大局的思想。这种以大局为重的观点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人们内心有着重于个人名利的事情。只有充分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学生才能理解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传承。

（三）阅读有利于了解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

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其实当学生学习到《林黛玉进贾府》一课时，就会发现针对现代人的阅读水平来说，只要除开其中的专业术语，并非不能读懂这篇文章。该文不同于唐宋时期的文章，它其中运用的描述手法十分接近现代风格。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就中国各个时代文章演变的过程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通过引导比较学生会发现《诗经》比较难读懂，如果不借助教参基本上读不准通假字，甚至不能正确理解诗意。还有汉、晋两代的赋虽然形式优美但难于读懂，其主要由于汉、晋时期通常以世家贵族作为统治阶级，而他们对于风雅生活的表现主要通过诗赋，但普通民众则不需要和理解这些。唐代推广九品中正制度让民众获得机会读书，民众也逐渐开始了解诗词文章，所以唐代的诗词、政论文等基本上未再使用空洞生僻的文字典故。直到明朝和清朝时期，民众将文字阅读视为一种休闲的生活，因此为方便当时的人们读懂文章内容，撰写者通常会运用与民众日常生活相接近的白话文进行描述。只有学生理解了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和创新.

三、结束语

高中语文教师在过去仅重视传授语文知识，而忽略从历史等各方面引导学生去看待古文。学生不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势必会忽视其魅力，导致传统文化出现传承危机。因此，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语文阅读，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继承。

参考文献：